早在19世纪末，当人类发明了无线电通信后，人类的通信生活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开始，人们用笨拙的手去按动电键来拍发电报、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后来又改用无线电话。进入20世纪之后，无线电的波段也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有了短波、中波和长波，尤其是微波通信的发展、大大提高了通信的容量和质量。但是，采用微波通信依然无法满足人类现代生活的需要。因为有的信息一旦需要跨越茫茫海洋和巍巍高山，甚至飞越大洋、飞越国界，那微波通信便再也无能为力了。
因此，如何解决地球上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远距离、大容量通信问题，成为世界各国科学家十分关注的热点。
终于，有人把长期习惯低着的头抬了起来，幻想在太空建立一个中继站。
产生这个想法的人，是英国皇家空军一名普通的雷达兵军官，名叫阿瑟·克拉克。
克拉克于1945年5月25日向英国行星际学会呈送了一份备忘录。他在这份备忘录中详细地阐述了他大胆的奇想：在距离地球35860公里的太空中，有一条可使卫星相对地球来说保持不动的轨道，这个特殊的轨道是部署全球通信中继站的理想之地；如果在此轨道上等距离地配置3颗卫星，组成一个全球通信网，那么，地球上除两极之外的任何地方，都可实现通信！
无疑，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奇妙设想！它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新的思维，以及一种新的可能！
然而要将这一设想变为现实，还需不断地探索与努力。
于是，在克拉克提出这一设想之后的20年里，人类对人类通信手段的运用始终在不断的探索之中。其中最积极者当数美国。
1954年7月，美国海军曾利用月球的反射特性，进行了无线电话的传输试验，并于1956年开通了华盛顿和夏威夷之间的通信业务，但因月亮远离地球多达38万多公里，电波在空间损耗极大，故没有什么实用价值。
此后，美国又继续发射了“回声1号”和“回声2号”等卫星，进行无源通信卫星试验，但终因这种卫星反射信号不能增大而告失败。
1963年2月14日，美国发射了试验性的第一颗同步轨道卫星，由于星上设备失灵，无法进行通信。同年7月26日，美国又发射了第二颗同步轨道卫星。可惜的是，卫星送入轨道后其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之间的夹角不符合设计要求，仍无法实行全球通信。直到1964年8月19日，美国才终于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辛康3号”，定点于东经162.5度赤道上空、使克拉克20年前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美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后，曾利用这颗卫星为欧洲和北美转播了当时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奥运会开幕式的实况。并且，就连肯尼迪总统遇刺的特大新闻也是通过这颗卫星迅速传播到欧洲和亚洲的日本的。甚至在美国对越南的战争中，还利用这颗卫星承担过军事通信指挥任务。
当然，最让人们直接感受到通信卫星与人类生活确实不可分离的，还是通过卫星转播观赏到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比赛实况。
第一次开始用通信卫星转播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在1956年的墨尔本，但当时只有澳大利亚首都及其附近居民点的电视观众才看到了。到了1964年，在日本召开的奥运会实况首次通过卫星转播给了其他各大洲，此事当时轰动很大，人们由此对通信卫星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到1968年卫星转播墨西哥举行的第19届奥运会盛况时，坐在电视机旁的观众多达5亿人；而到了1976年为转播在蒙特利尔举行的第21届奥运会时，就动用了卫星的9条通信轨道进行电视转播，观赏到这次精彩比赛的观众多达15亿人！再往后，全世界的观众都通过电视看到了由通信卫星转播的各届奥运会盛况。
此后，年前克拉克想到的那条太空轨道，越来越被地球上的人类紧紧盯住不放，发射同步通信卫星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而通信卫星也越来越得到广泛的应用。世界各国为了尽快发展本国的通信事业，纷纷开始向着三万六千公里高的赤道上空挺进，并不惜代价，大力对通信卫星发射事业进行巨额投资。
于是，悬浮于三万六千公里高的那条同步轨道，成为世界各国激烈争抢的对象。
1964年8月20日，以美国为首的105个国家迅速组建起了“国际通信卫星财团”。1971年11月15日，苏联又以本国为主，成立了由蒙古和东欧共9个国家参加的“国际卫星”通信组织。由于这两个集团的出现，使通信卫星产业的竞争，愈演愈烈！
据统计，到1983年为止，全世界已向三万六千公里高的赤道上空发射了149颗同步通信卫星！40年前克拉克曾经梦想的太空中那条有限的静止轨道，转瞬间便变得拥挤不堪，热闹非凡。
然而，在1984年4月8日之前，这条早已拥挤不堪的轨道上，却还没有中国的半寸地盘！
中国，是个大国，这是老话，但中国这个大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通信落后，因而急需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卫星通信系统，却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迫在眉睫的新课题。
中国对发射同步通信卫星的设想，其实也是比较早的。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通信部门便迫切希望中国的通信卫星能尽早问世，以改变全国通信技术落后的状况。他们提出利用通信卫星实现对包括边远省区在内的全国覆盖，完成对部分省会等大城市的电视转播。为此，1970年6月3日，中央军委明确表态，由国防科委着手安排通信卫星的研制任务。于是，七机部火箭研究院和空间技术研究院分别组织队伍，开始开展通信卫星及其运载火箭新技术的研究。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提出了卫星总体方案的初步设想。
但是，直到年5月为止，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种种阻力，卫星的研制工作依然进展缓慢，或者说没从根本上启动起来。因此，有关部门和广大科技人员忧心如焚。
就在这时，邮电部的三位年轻人灵机一动，或者说迫于无奈，联名向周恩来总理写去一封信。
这三位年轻人，一个叫黄仲玉，是三人中的牵头人物，邮电部的一名普通技术员，一直从事邮电部的科技计划规划工作。因他从小生长在贫困偏僻的湘西大山区，家乡极其落后的通信条件从小就在他心上烙下了深痛的痕印，所以冒着风险为民请命也就成为必然；另一位叫钟义信，北京邮电学院的讲师，因他理论功底好，文字又漂亮，执笔起草信件的重担便落在了他的肩上；还有一位叫林克平，从北京邮电学院毕业后，便在邮电部做秘书工作。此入脑子聪明，有一肚子的好点子，因此在如何才能促使国家的卫星通信工程尽快上马问题上，想了不少好办法。
这三位年轻人对中国长期落后的通信状况早就有了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并且也知道早在1970年的6月，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就在一份报告中批准了把通信卫星纳入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之中。可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了，外国的通信卫星眼看着一颗接一颗地占据了赤道上空，而中国的通信卫星别说起飞，连研制工作都迟迟不见进展。于是，1974年4月的一天，三位年轻人将联名写给周恩来的亲笔信，勇敢地投进了长安街上那个小小的邮筒。
三位年轻人在这封信中表述了他们对中国通信卫星忧虑的心情和看法，建议工程尽快上马。为了给繁忙中的周恩来节省时间，以及便于周恩来阅读，他们还有意将此信的内容写得简明扼要，字体写得硕大工整。
只是，信发出去之后，三人心里都忐忑不安，忧虑重重，一是担心此信落不到周恩来手里，二是担心有病缠身的周总理无暇理会此信。
但幸运得很，繁忙的周恩来不仅认真阅读了此信，而且还在这封信上作了重要批示：
即送XX、剑英、XX、先念同志，阅后批交计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妥否请酌。
周恩来
1974.5.19
周恩来的这一指示，成为研制、发射和实现卫星通信的重要依据。中国的通信卫星工程从此拉开了序幕。
同年6月，空间技术研究院组织召开了卫星方案可行性讨论会，讨论了总体方案设想、大型试验方案和环境模拟试验条件等问题。
1975年2月日，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委在多次联合召集各种会议落实周恩来批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并当即报请中央审批。
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第八次常委会讨论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并决定请示中央。其请示报告的内容是：
主席、中央：
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委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经军委常委第八次会议讨论同意。现呈上，请批示。
中央军委
1975.3.31
4月1日，叶剑英副主席将此报告转呈给了党中央，并很快得到了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批准。
由于这个报告中央军委的批准日期是3月31日，故将中国的第一期通信卫星工程称为“331”工程。它包括通信卫星、运载火箭、测控系统、发射场和地方面5大系统。
为落实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工程任务，1975年6月，空间技术研究院召开规划座谈会，讨论航天技术的发展方向，与会者认为赤道上空的轨道位置已被国外争相抢占，中国必须尽快占领，否则就会在三万六千公里高的赤道上空水远缺席。因此，在这次座谈会上，国防科委张爱萍主任指出：“要以通信卫星为重点。它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价值，要集中力量干它！”
1976年5月18日，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331”工程领导小组。
同年底、中央批准陶鲁笳、黄华、申光三人呈送的关于我国通信卫星向国际电讯联盟登记的请示报告。
1977年3月3日，中国正式向国际电联作了登记，预计发射通信卫星的时间为1950年。
由于中国是国际电讯联盟的参加国，那么根据国际电联的规定，中国要在1977年初向国际电联提供发射通信卫星的有关资料。所以，当中国向国际电联作了登记后，在1977年的3月8日，国际电联便公布了中国试验通信卫星的有关资料，并向世界正式宣布了中国卫星通信工程的计划。
此后，相继有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与我国进行了有关此项计划的协调。
于是，为了加快卫星研制的步伐，1977年9月，卫星通信工程被列为我国航天领域三大重点任务之一。负责卫星本体研制任务的空间技术研究院、建立了试验通信卫星的设计师系统和调度指挥系统，并任命孙家栋为试验通信卫星的总设计师，刘川诗为总指挥。
至此，通信卫星的研制工作走入正轨。
发射同步通信卫星需要新的发射场。
在通信卫星研制工作开展的同时，组建发射场的任务也在紧张的进行之中。
由于中国的第一个卫星发射场酒泉卫星发射场，其地理位置在北纬40度以北，而这个纬度位置对发射同步通信卫星是很不利的。因此，为了有利于将通信卫星发射到三万六千公里高的赤道上空，经专家们考察并报请中央审批后，决定在西南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航天发射场。
于是，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国防科委很快成立了一个航天专家小组，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证后，向中央专门作了报告。1969年11月，中央正式批准了这一报告。
1969年12月，原酒泉卫星基地根据国防科委的指示，精选出一支由将军和专家组成的40余人的勘察队，在乔平副司令员的带领下，从戈壁滩出发，开始了对新的发射场紧张而艰难的勘察、选点工作。
勘察队的这次行动，颇像当年的长征。他们穿着军用胶鞋，挎着军用挎包，背着军用水壶，带着军用雨衣，扛着军用仪器，仅凭着一双铁脚板，昼夜跋山涉水，穿越荒山野林。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在空中飞行了32次，航程26000多公里。他们走遍了全国9个省、25个地区和51个县，共行程5万多公里，并初步选出了16个预定方案。
此后，又经过多处勘察，反复比较，几次论证，最后报请中央批准后，将发射场位置选在了四川西昌。
之所以要把发射场选在西昌，主要理由在于：一是西昌地处四川西南部横断山脉南的西缘，这里海拔高，纬度位置低，离赤道近，发射同步卫星时，可利用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提高火箭的运载能力，比别的地方更有利于将同步卫星送入三万六千公里高的赤道上空；二是这儿的“发射窗口”较大，发射卫星时，对发射时机的把握上，有较大的余地，三是这儿地处大凉山腹地，海拔高度一般都在1500米以上，因而人迹罕至，便于保密。
当然，还有一个历史的因素，就是受当时“建三线，钻山洞”“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
在发射场勘察工作开展的同时，新的宇航区也很快成立起来，各路大军挑选精兵良将、准备奔赴西南的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
1970年9月1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新组建的宇航工区开赴西昌的命令：4日，工区党委发布了搬迁动员令。于是，分布于新疆、陕西、酒泉境内的数千名火箭将士，从9月15日起，分三批乘坐专列，浩浩荡荡开赴西昌。经过两个多月的昼夜行程，先后有21个专列、5838名官兵和大量物资器材安全抵达西昌。
这支航天大军过去长年生活工作在西北的戈壁滩上，一下子来到西南的大山沟里，最大的问题就是水土不适，因此许多人都拉开了肚子，患了所谓的“西昌病”、纷纷躺倒在床上。此外，生活条件的艰苦也给这支部队的生存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但这支创业的队伍并未因此而退却。为了迅速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发射场，他们在这长征的故道上搭起了帐篷和草棚，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苦，像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开始了向三万六千公里赤道上空的艰难跋涉。
但是，由于正处“左”风盛行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再加上林彪把持着中央军委的工作，因此新建的西昌基地在计划和目标上都受到极其严重的影响。
当时，基地的最大一个问题，就是目标不明确，即是说，西昌发射场建好后，今后到底用来干什么？谁心里都没什么底。因为不时有各种风声到来，一会儿说将来发射卫星，一会儿说将来发射飞船，一会儿又说卫星、飞船都要发射。由此一来，给发射场的基础工程很深影响，在总体目标的设计上，难免不带有盲目性。
例如，因靶场开始按照又搞卫星又搞飞船的设想铺开，所以目标定得太高，摊子铺得过大，到1971年冬，施工就遇到了困难：一是没有像样的图纸了二是缺乏足够的施工材料。故靶场的建设停滞不前，面临下马的危险。
面对如此情况，广大指战员心里十分着急，又毫无办法。
1972年春，工区副主任赵廉清背着图纸及资料专程前往北京，先后找了科委、军委和国务院的有关领导，汇报了西昌发射场面临的问题，希望上级尽快拿出明确的意见，并把技术上的问题向钱学森作了详细的汇报。
但直到1975年3月31日，《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得到毛主席、周恩来的亲自批准后，西昌基地的发射场建设工作才开始走入正常；经过长达5年之久左右摇摆的建设目标，才真正明确下来；整个部队上上下下，才重新出现了大干快干拼命干的大好形势。
1981年底，西昌基地完成了发射同步通信卫星的试验准备工作，一座新型的现代化发射场终于矗立在大凉山峡谷！
1983年9月10日，西昌基地根据国防科委的指示，成立了通信卫星发射现场指挥部。指挥部由新任司令员王世成和政委傅晓辉以及航天部领导、专家等16人组成。为了确保发射任务的完成，指挥部对有关工作做了周密的布置，并积极开展发射前的演练活动。
同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了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
1983年10月国日，“长征三号”火箭和“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从北京顺利抵达西昌发射场。
沉寂多年的大凉山峡谷顿时热乎起来，基地全体将士无不为之欢欣鼓舞，热情倍增。
10月27日，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以及四川当和成都军区负责人谭启龙、王诚汉等亲临西昌发射场视察，看望了全体参试人员。张爱萍将军在视察时告诫大家：“一定要把工作做细，千万不要功亏一篑。要兢兢业业，谨慎小心，一丝不苟，争取一箭成功！”并为基地挥毫题辞：“研制试验同协力，定叫三鸣更惊人”；“神机妙算，万无一失”。
1984年元旦之际，当“长征三号”火箭和通信卫星从技术阵地顺利转入发射阵地之后。1000多名指战员集合在70多米高的发射架下，迎着初升的太阳，庄严地举行了转场吊装誓师大会。“团结一致，确保成功，首战告捷，向党报喜”的誓言声，声声震耳，惊天动地。
1984年1月26日，火箭待命发射。
但当程序进入射前5小时，参试人员发现火箭陀螺平台有故障，发射无法按程序往下进行。
当晚、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更换陀螺平台，推迟发射。因为发射通信卫星受到特有的“发射窗口”的限制，故障必须在一个半小时内排除，否则发射至少要推迟24小时重新进行。但由于更换平台时必须要卸掉卫星整流罩和卫星，而做这一工作复杂而棘手，根本不可能在当晚完成。于是只好被迫取消原定发射计划。
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得知这一消息后，心里十分着急，但仍给国防科委打去电话，鼓励参试人员说：“不要着急，不要泄气，要总结经验，继续再干！”
1984年1月29日，火箭再次待命发射。20点24分，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头顶“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的“长征三号”火箭呼啸着腾空而起！
然而，遗憾的是，这次任务因第三级火箭在飞行中二次点火动力系统出现故障，未能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但采取补救措施后，仍在这颗卫星上进行了包括电视传输通话等大量试验。
针对这次发射暴露的问题，从1月30日起，技术人员分别在北京和在发射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飞行试验结果分析。经10个昼夜的紧张工作及大量地面试验，很快，提出了3项技术改进措施。于是，从2月20日起，又开始了第二枚火箭的技术测试，而处在大后方的数以千计的科技人员，则连夜设计图纸，生产零部件，按照新的技术状态重新组装了5台发动机，并从3月12日到3月27日成功地进行了5次试车！
两个多月的时间转瞬即逝，参试人员们在紧张的工作中终于迎来了1984年4月8日。
这是在中国的航天史上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这一天，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载着中国的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将再次起飞！
当日中午11时，高矗于发射架上的火箭进入射前8小时准备程序。时液氧加注完毕。各系统地面设备运行正常。停泊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太平洋上的“远望”测量船也作好了一切准备，等着捕捉随时飞来的卫星。
但是，这天的气象很是不好，老天爷似乎存心要与中国的航天人做对。本来发射场的天上午还是晴空万里阳光灿烂，下午便开始由晴转阴了。而到17时左右，整个发射场上空则是乌云滚滚，雷声阵阵，且伴有偶尔落下的雨点。尽管发射场区和火箭本身均已采取了周密的防雷措施，但如此恶劣的天气，对用低温燃料作推进剂的“长征三号”火箭来说，危险依然很大。
是立即中止发射，还是程序继续往下进行？各级指挥员们望着云层密布的老天，个个一筹莫展，心急如焚。
对此，指挥部很快在现场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指挥员们围在发射架下，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干脆席地而坐。会议的焦点是气象问题。
气象科长吴传竹被推到了前台，必须正面回答当晚的气象到底如何？凭着一种责任和多年的经验，吴传竹对当晚的天气斗胆作了结论：晚7点左右发射场区无雷雨，地面风速小于5米／秒，可以满足发射条件。
“能保证吗？”有人问。
“我们是立了军令状的！”吴传竹答。
尽管如此，有人依然存有疑虑，不敢放心。
这时，一位彝族老人在几位军人的陪同下来到发射架下，老人年过七旬，脸膛黝黑，身板硬朗，头戴羊角式无顶帽，身披黑色“查尔瓦”，显得倔强而又自信。当有关领导问他当晚天气到底如何时，他几乎不加思索便作了回答：“今晚肯定没有雷雨！要是说错了，我这一辈子宁肯再也不喝酒了！”众人听罢，一阵欢笑。
原来，这位彝族老人一生视酒如命，是当地的一位“活气象”。为了确保发射天气准确无误，被有关部门特意请下山来当“参谋”。
这样，指挥部根据来自“土”“洋”两方面的意见，最后作出决定：按原计划发射！
晚18点50分，发射场上空果然雨消云散，风停雷止，而且无数颗星星已开始在夜空闪烁。
19时正，发射架上围抱着火箭的工作平台徐徐展开，燃料补加车开始撤离。
19时5分，火箭上远地点发动机安全点火，机场打开机械保险。
19时！5分，卫星上的脱落插头脱落。
19时20分，发射指挥员一声令下，“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腾空而起。霎时间，火光熊熊，惊天动地，长长的峡谷久久震颤不已。
19时40分，火箭第三级准确入轨，卫星与火箭正常飞离……
4月10日20时47分，西安渭南测控中心发出遥控指令，命令远地点发动机点火，卫星旋即进入准静止轨道。接着，卫星按预定的漂移速度开始在茫茫太空向定点经度位置漂移。
然而，上天后的卫星并未一帆风顺。就在卫星向定点位置漂移的过程中，经地面观察，发现天上的卫星蓄电池出现热失控。
这是一个严重的故障，搞不好，将引起整个卫星的失败。
于是，如何及时解决蓄电池热失控问题，成了飞行测控小组乃至整个西安测控中心最紧迫的任务。李晔、黄才勇等几位专家在测控指挥部的指挥下，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提出了解决这一故障的应急方案，最后终于驯服了天上飞旋的卫星。
1984年4月16日18时27分，中国的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成功地定点于东经125度赤道上空。
4月17日18时，天上的卫星与地面正式开始通信试验。试验内容主要是通信、广播和电视等传输试验。电视传输试验是由北京通信中央站发送中央电视台当天的电视节目，由乌鲁木齐、昆明站和石家庄站接收。试验进行了1个小时，结果地处边疆的乌鲁木齐和昆明站的各族人民第一次看到了由卫星转播的中央电视台节目。
与此同时，还在卫星上进行了多路数字电话通信试验。1984年4月18日上午10时，国防部长张爱萍来到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利用通信卫星与远在乌鲁木齐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通了电话，通话声音清晰、真切。王恩茂在通话中对张爱萍说“乌鲁木齐市各族人民第一次看到了中央电视台播送的当天的新闻，感谢你们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张爱萍则说：“这是参加研制试验的全体同志努力的结果，全国人民、包括新疆人民大力支持的结果。”
此外，卫星还进行了15套广播节目的传输，由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经卫星通信线路到边疆地区的对外广播电台。试验时传送了各种中外音乐节目，并用广东话、闽南客家话、日语、西班牙语、俄语、缅甸语以及菲律宾语等，播送了节目，且效果很好。
1984年5月14日，通信试验结束，正式交付使用，卫星进入长期运行管理阶段。
中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于4月18日向全体从事研制、试验和测控的科学工作中、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干部及解放军战士发去贺电，表示热烈祝贺！
4月19日，张爱萍将军在接见记者时说：我国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通信卫星试验的。这些试验表明，我国运载火箭技术水平不亚于其他先进国家、卫星通信技术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4月30日晚，庆祝我国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的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卫星的参试人员代表参加了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杨尚昆、余秋里等出席了大会。赵紫阳总理还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了话。
……
中国通信卫星的发射成功，不仅在国内引起反响，而且在国际上也引起震动。
早在通信卫星首次发射试验的前半年，国外就曾多次公开透露过我国将于1983年底前后发射试验通信卫星的消息，所以世界各国航天界人士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的这一行动。第一次发射试验后，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日本《日经产业新闻》等均发表消息和评论，一致认为这次发射“是通信卫星和火箭技术向前推进的巨大的一步”，“是使用一种新的火箭”，“是发射第一颗静止通信卫星的一个预备装备”，“中国首先从通信卫星领域进行宇宙开发”。
4月8日发射成功后，同样引起外国舆论的重视：
合众国际社4月10日报导说：“这颗通信卫星在改善民间电信事业方面是个重大突破”；
日本《每日新闻》4月11日说：“中国将进入实用卫星时代”；
埃菲社4月18日说：“这意味着中国在改善民用通信方面的大跃进”，法新社4月18日评论说：“这一试验的成功将有助于中国大大提高其通信水平，特别是在军事通信方面”，美国《华盛顿邮报》4月19日说：“中国这次发射成功是具有军率意义的技术突破”，“是一项重大成就”，“它可能改善中国生活各个方面的联系”；
美联社4月19日报导说：“这一卫星的发射成功表明中国作出和完善精确的火箭推进计算的能力有了突破”，“表明他们的火箭、指令、控制设备已相当高级”。“这确实是一个里程碑”；
泰国《中华日报》说：“中国发射的试验通信卫星，显示了中国已具有并超过目前的洲际导弹的发射能力，证明它的空问技术确实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这是一项重大的技术突破”。
美国宇航局长贝格斯还专门给中国航天工业部部长张钧发来贺电，对我国同步卫星的发射成功，表示热烈而真诚的祝贺！贺电全文如下：
尊敬的张钧部长：
亲爱的部长先生，请您接受我对中国4月8日成功地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祝贺。你们完全可以为中国航天计划中的这一重要技术里程碑感到自来！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性能感到自豪！仅有少数几个国家达到了这次发射所显示的技术能力我们为中国在和平利用空间方面的重要进展而欢呼！请向贵部完成这一光荣任务的人员转达我的祝贺。
美国宇航局局长贝格斯谨上
1994年4月16日
是的，中国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成功，不仅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开创了新的局面，同时也为中国的火箭走向世界提供了前提而且，每一个炎黄子孙从此部可以拍着胸脯自豪地说：“在那三万六千公里的赤道上空，中国不再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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