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0年4月25日晚新华社受权向世界发布了中国第一颗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公报后，一连几天里，各国通讯社驻华记者均以急电或特急电向本国传送了中国的这一特大新闻。4月28日晚，当卫星飞经香港上空时，海外华人、港澳同胞以及各国不同肤色的人们，带着收音机、指南针、望远镜，扶老携幼，成群结队，涌向山头，占据高地，汇集海岸，纷纷争相观看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事后，海外的华人都说，祖国的卫星“是从东方升起的一轮华夏小月亮”！而世界輿论也一片哗然，各国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指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展神速，超过了西方专家的预料”，“体现了中国一直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人类的幸福和进步而开发宇宙”，“表明中国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达到新高度，已当之无愧地加入了空间俱乐部，从而显示出中国掌握了先进的火箭技术和制造出大型火箭的技能”。
西方一些国家的报纸的观点是，中国第一颗卫星的发射成功，其政治意义和军寧意义都很重大。“中国已经拥有了原子弹和氢弹，必须把这次卫星的成功看作是宣布能把洲际导弹发射到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公告”，“它对最近在维也纳开始的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将产生极其微妙的心理和政治影响”。
还有的报纸认为，中国的卫星上天，苏联和美国在心理上受到很大刺激，尤其是苏联，简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而从政治、军事和心理的观点来看，处在中国四周的国家，特别是日本和韩国，受到震动最大。
西方另有一些专家则据此推测，中国这次使用了全力发展的中程导弹用的火箭，表明火箭技术正日趋完善，配备实战用的洲际导弹，也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
的确，中国第一颗“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不仅开创了中国航天历史的新纪元，使中华民族首次摆脱了地球的束缚，实现了千百年来飞天的梦想，同时也为下一步我国进行空间科学探测，展示了一个无限广阔而又十分壮丽的美好前景。
地球之外的整个宇宙空间，是一个十分诱人而又无限广阔的疆域。对这个疆域进行科学的探测，不仅对认识自然界、研究空间中各种自然现象以及这些现象同地球与大气环境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与人造卫星及其他航天器的研制也同样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因为人造卫星、载入飞船等航天器在空间飞行过程中，会碰到各种错综复杂的空间环境，这种空间环境会对各种飞行器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如果把一种专门用于探测空间的科学实验卫星送到天上，对太空中的各种现象进行直接观测，等取得定量结果后，再作为各种航天器设计的依据，便显得很有意义。
再者，由于应用卫星的技术比较复杂，价格也很昂贵，要是能先将某些复杂的技术在价值比较便宜的科学实践卫星上进行试验，等成功后再放到应用卫星上，便可收到寧半功倍的效果；如果某些关键技术未经空间飞行考验，直接用到应用卫星上，上天后一旦失败，则必将导致整个卫星完蛋，其经济损失也很惨重。所以，发射科学探测实验卫星，是现代科学试验任务中一次重要的内容。
中国对空间的科学探测起始于1958年。60年代初发展了最初的探空火箭。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考虑到空间技术发展的需要，拟再发射一颗专门用于空间物理探测的科学实验卫星的问题，便提到了决策者和专家们的议事日程之上。
其实，早在年的“651”卫星方案论证会上，对中国的第一颗科学探测卫星便有了初步的设想。1968年4月，空间研究院飞行总体设计部正式成立后，该部技术负责人孙家栋和承担“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工作的有关人员，又正式提出了以试验长寿命供电系统为主要任务的第二颗人造卫星方案的设想。随后，卫星的各系统开展了方案的设计和关键部件的试验工作。接着，在1970年5月由空间技术研究院召开的现场会上，按照“综合利用”、“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的精神，提出了该星的总体方案，并将这第二颗卫星命名为“实践一号”。
“实践一号”卫星的研制时间，从1968年8月到1970年7月，满打满算不到两年。虽然在紧张的研制过程中，简化了该星的研制程序，但对新添入此星的仪器设备，仍要通过模样、初样、正样三个阶段的试验和加工生产过程。
何况，该星同样生于乱世，各种干扰层出不断。例如，1970年5月，正当上海科学仪器厂生产的卫星的正样产品图纸即将下厂时，承担研制卫星设备的部分专家却被驱出上海，被迫下放劳动；而剩下的一些人，由于正受到政治审查，也被限制工作，甚至不准参加卫星和火箭的对接试验以及在发射场的试验。
上海如此，北京亦然。1969年10月，在林彪发布的一号命令下，承担空间探测仪器研制任务的空间物理所被迫搬离北京，给研制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尽管如此，科技工作者们凭着对祖国航天事业的忠诚，在那样一种混乱的局面下依然坚持工作，终于研制出了合格的“实践一号”卫星，并于1970年7月按时送交到了卫星总装厂。
1971年3月3日晚（第一个人造卫星上天后不到一年），在酒泉卫星发射场又成功地升起中国的第二颗人造卫星——“实践一号”。卫星入轨后，跟踪测轨系统工作良好，实现了及时预报轨道的要求。
但卫星上天后，令人焦虑的是，全国各地的遥测站都未收到卫星发送的遥测信号。直到第二天上午，当卫星再次飞临我国上空时，才接收到一点微弱的短期遥测信号，而长期遥测信号则始终被淹没在茫茫无垠的天宇之中。
为此，国防科委王秉璋主任和罗舜初副主任连夜召集专家开会分析研究，但由于缺乏有关的遥测参数，当晚无法对故障原因作出确切判断，只好将实际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心中颇是焦虑。本来原计划是在卫星上天的第二天发表新闻公报，如此一来，周恩来只好决定公报暂时不予公布，并连夜亲自将“实践一号”卫星发射的前后经过及现存的问题，向毛主席写了长达3页纸的详细报告，尔后迅速送到了毛主席的手上。
毛主席看完报告后，当即作了如下指示：卫星的新闻公报暂不发表，或近期不发表。
接着，周恩来又对国防科委提出要求：卫星每天的运行情况，须及时向他报告。并指示全国有关单位包括通信兵部、国家电信总局等单位，要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对天上的卫星进行监听、监收。
8天后，全国各接收站终于收到了卫星的两种遥测信号。经过数据分析证明，天上的卫星工作正常。
“实践一号”卫星在空间正常工作了长达8年之久，于1979年6月11日从太空坠落。
“实践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中国又立即开始考虑空间物理探测卫星的研制。1972年4月，“实践二号”卫星作为中国第一颗专门用于空间物理探测的科学实验卫星正式列入国家计划。1973年5月至1974年9月，在卫星总体设计部主任钱骧的主持下，设计师王振寅等专家，经过反复的研究与论证，提出了“实践二号”卫星的设计方案。最后并确定该卫星是一颗空间物理探测兼新技术的试验卫星，星上可携带11种探测仪器。
但是，由于“实践二号”卫星的研制工作在人力、器材和加工等条件的保障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困难，再加上当时整个航天事业发展规划又正处于调整时期，因此几经周折与磨难，直到1977年夏，发射卫星的运载工具才被确定下来——根据有关部门的建议，决定采用“风暴一号”火箭发射“实践二号”卫星。
“风暴一号”火箭是经过上海市332个协作单位参加研制而成的一种大型运载火箭。由于它的运载能力达到了1吨以上，远远超过了“实践二号”卫星的重量，若仅仅用它来发射“实践二号”卫星，多少有点大材小用。于是，为了充分发挥出运载火箭的能力，从而达到发射一次多方收益之目的，设计人员们认真研究了美国和苏联用一枚火箭同时发射多颗卫星的资料，认为用一枚火箭发射多颗卫星，是一种新的发射技术，是从一个方面代表了一个国家航天技术的先进性，要实现它，只需两个条件即可：一是要具有较大能力的运载工具，二是要能掌握稳定可靠的星箭分离技术。而这两个条件，中国都已具备。所以，经反复论证后，设计者们决定用“风暴一号”火箭同时发射2颗卫星：“实践二号”和“实践二号甲”。
1977年底，国防科委在听取了关于用“风暴一号”火箭发射2颗卫星的技术方案后，及时召开了由有关单位参加的大总体协调会。会上、又决定再给“风暴一号”火箭增加发射一颗“实践二号乙”卫星的任务。这样，“风暴一号”火箭便肩负了“一箭三星”的伟大使命。
运载火箭一旦确定下来后，有关部门便提出要求：要在一年或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完成“一箭三星”的腾飞任务。
显然，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重大的任务，恐怕就不仅仅是紧张的问题了、简直就是意味着要承担某种风险！因为迄今为止，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和地面台站4大系统，连会都还没一起开过、许多技术问题更是有待协调解决！更何况，“实践二号”卫星在型号排队上还不是重点，它只能在别的重点型号任务的夹缝中生存发展。
经全体科技工作者一年半的艰苦努力，“一箭三星”的研制任务总算得以完成。1979年6月，载有“一箭三星”的专列直抵酒泉卫星发射场。
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1979年7月28日，“风暴一号”火箭点火升空后，由于火箭的第二级发生故障，卫星没能进入轨道，“一箭三星”的首次发射，宣告失败。
为总结经验教训，提高火箭和卫星的质景，确保发射的可靠性，从1979年9月到1981年8月，两年时间里对卫星及其分系统进行了三次严格认真的质量复查。
在此期间，张爱萍将军对“一箭三星”的工作十分关心。首次发射失利后，为了确保再次发射的成功，他当即下了指示：“实践二号”卫星的技术状态要冻结，不许轻易变动；“实践二号”卫星的队伍也要冻结，仍应由原班人马参加发射。
为了确保“一箭三星”再发成功，1981年3月27日，张爱萍将军还不辞辛苦，亲临空间技术研究院卫星总装厂视察“一箭三星”发射准备工作情况。到卫星总装厂后，他听取了关于3颗“实践二号”卫星的总装和测试情况的汇报，并详细地询问了许多具体的技术问题，以及其他生活方面还需解决的困难等。检查工作结朿之际，为了鼓励科技人员继续努力做好工作，树立必胜的信心，他还当场挥毫，写下了“飞翔太空”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使在场的科研工作者们受到很大鼓舞。
因此，参试人员在对“实践二号”卫星的每次质量复查过程中，工作都做得极为认真，极为仔细。特别是在第三次质量复查中，各分系统对自己的每一台设备，每一个元器件，都逐一进行了严格的测试。如上海仪器厂对磁芯存储器的2500个晶体管，全部一个一个地进行了检查，凡是不合格者，统统给予换掉。
在质量复查工作中，参试人员们还特别注意克服轻敌麻痹的思想。由于首次发射的失败，使他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一箭多星”的发射技术，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在国际上并不多见，其中的许多环节，在世界航天领域中了也尚属难点。
比如，如何做到卫星与火箭的可靠分离，这在技术上就是一个关键。因为两者分离时，不像原来只有1颗星与火箭发生关系、而是3颗星同时要与火箭发生关系外，3颗星相互之间还有紧密的联系。因为卫星之间的距离最小只有两个手指宽间隙，卫星分离时又必须沿着轴向分离，稍有任何一点点侧向偏移、都将导致卫星之间发生碰撞。
再比如，“风暴一号”火箭的第二级游动发动机在空中熄火后，再到两颗卫星分离开去，其间一共只有3.5秒的时间。但就在这3.5秒钟的时间内，卫星和火箭上共有42个元部件，必须先后完成59个动作或功能；其中只要有1个元件，或者1个动作出现了故障，那都将导致星箭分离的失败。因此，为了保证星箭分离的绝对可靠，参试人员通过无数次新的试验，对星箭上的这42个元部件和59个动作及功能，反复进行了重点检查了还对发射前的测试程序作了补充规定，并从年4月10日开始，对“实践二号”和“实践二号甲”两颗卫星进行了重新组装。
但是，就在北京方面的卫星组装、测试完毕之际，上海方面的“风暴一号”火箭（又名“新长征一号”火箭）却偏偏又出了问题——发动机涡轮泵的叶冠脱落，于是，原计划在年6月实施第二次发射的计划被迫推迟。
张爱萍将军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重视，他立即指示说，要严格岗位责任制，产品状态不能随便改！并对那种喜新厌旧、不请示不报告、随便改动产品状态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同时要求七机部一定要举一反三地处理好涡轮泵叶脱落的问题。
七机部领导对此也十分重视，立即组织人马对故障进行分析，并研究决定：问题不搞清、火箭不出厂！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火箭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于是，1981年8月16日和18日，卫星和火箭两支试验队伍分别先后抵达酒泉卫星发射场。1个月后，大箭、卫星测试检查全部完毕。
9月20日，“一箭三星”高高地竖立在了发射架上，推进剂已全部加注完毕。只待－声令下，3颗卫星即可同时飞越星空。
这天，发射场区出现了少见的好天气，无雨无雷无电，风速也在4米／秒以下，气象条件完全满足发射要求。于是，指挥部决定：凌晨5点20分左右发射！
20日凌晨5时、发射已进入最后30分钟准备程序，整个戈壁滩却还处于沉沉的睡梦之中。5时28分40秒，“风暴一号”火箭携带着3颗卫星从发射台轰然起飞，人们欢呼雀跃，戈壁也从黎明中猛然醒来。7秒钟后，燃烧的火箭开始朝东南方向拐弯；3分钟后，载着3颗卫星的火箭越飞越远，从人们的视线中彻底消失；7分零20秒后，“实践二号甲”和“实践二号乙”与火箭分离；接着，最后一颗卫星又与火箭分离；再接着，3颗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一箭三星”，发射成功！
根据地面收到的卫星发送回来的遥测数据表明，卫星上电源系统完全符合设计要求；卫星上其他各分系统工作正常：12台探测仪器也性能稳定，工作良好。并且，地面站曾多次向天上的卫星发去遥控指令，3颗卫星均可做到有令即行，一次完成，毋需重发。
于是，新华社当天宣布：1981年9月20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一组空间物理探测卫星。这是我国首次用一枚运载火箭发射3颗卫星。卫星准确入轨，各系统工作正常，正不断地向地面发送各种科学探测和试验数据。
为祝贺我国“一箭三星”发射成功，张爱萍将军还欣然赋诗一首：
凌虚驭风上青天，
徘徊指顾斗牛间。
友日月，超群仙，
太空奥秘夺桂冠。
“一箭三星”的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和欧洲航天局之后，第4个能用一枚火箭发射多颗卫星的国家，因而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国外评论家认为，中国“一箭三星”的成功，至少可以说明两个科学事实：一是发射卫星的火箭也就是发射导弹的火箭，能够同时将3颗卫星分别送入太空，并展开操作，就等于说，中国对“多弹头导弹”的技术也已经跨入了一大步；二是能使三颗卫星同时展开操作，完整无误，入轨精确，再与1980年5月发射到南太平洋的洲际火箭的准确击中目标这一事实结合起来看，便足以说明，中国的电子计算机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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