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从北京来到大漠。

    这是横亘千里的祁连山脚下，这是遍及万里的巴丹吉林大漠，这是一个已经被无数的东方人和西方人多次涉足和反复描述的地方，这是一个迄今为止甚至在遥远的将来也不可能被完全认知的神秘王国。

    在这个神秘的王国里，有一个在中国的版图上看起来极为渺小却又充满了浓浓诗意的城池——酒泉！

    相传，西汉骑骠将军霍去病带兵出征匈奴，大获其胜、凯旋后驻军河西一带。汉武帝为了奖赏他的功劳，特颁赐御酒一坛。霍去病为了和将士们共庆胜利，便将这坛御酒倾倒于山泉之中，尔后与众豪饮。后来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位能征善战而又体恤下士的英雄，便将此地称为“酒泉”。

    无疑，酒泉是一个盛出英雄的地方，也是一个只有英雄才敢涉足的地方。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自古便出英雄的小小城池太富有东方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幻想的浪漫情韵了，故中国走向太空的第一步，便从这里开始，飞天的梦想便在这里兑现，中国数万名穿军装的将士们也因此用自己的青春生命与滚滚血情在这里铸起了一座世界瞩目的航天碑：酒泉火箭卫星发射基地！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昨天并不遥远。

    那是1958年一个雪风狂啸的季节里，由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总参作战邹邹长王尚荣中将、苏联杜科夫少将等人组成的勘察小组，对中国的东北、华北、两北7个预选地区进行了一番空中和陆地的艰苦勘察后，拟选了酒泉以北的戈壁滩作为中国第一个导弹卫星发射试验场，同时写出了勘察选场报告，并很快呈送到了中央。

    同年2月26日，毛泽东主席审阅完勘察选场报告后，当即作了批示并交中央书记处处理。经邓小平、陈云、陈毅同志审核后，最后确定以西北部甘肃省酒泉地区附近的戈壁滩为中国第一个陆上靶场建设地点。

    接着，中央军委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签发了以孙继先中将、栗再山少将为共和国第一个导弹卫星发射基地司令员和政委的命令。

    同年4月，为了加快发射场的建设，经黄克诚、张爱萍等人研究后，中央军委下了很大决心，抽调了人民解放军一个兵团，作为组建发射场的基础，同时成立了“特种工程指挥部”，由陈士榘上将任司令员。

    同年6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代表中央下令：导弹试验靶场第一期工程务必在1959年6月1日前完成。

    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20兵团立即选出精兵良将，奉命开拔，取道山海关挥师南下；吃苦耐劳的工程兵在司令员陈士榘将军的亲自率领下进驻西北荒原；英勇善战的铁道兵和特种工程部队陆续拔兵出山，昼夜向西挺进；通信兵、汽车运输部队从四面八方赶赴西北会师：分布在西安、重庆、沈阳等地的炮兵院校，选精拔锐，集结北京；全国全军各工业工程大学也接到命令，随时准备将高材生选送到这支科技大军的行列！”

    于是，对中国军事动向一直进行尾随追踪的美国谍报机关在电台上立即发出惊呼：中国志愿军第20兵团突然失踪，去向不明！

    于是，一向清冷孤寂的戈壁滩上，一夜间突然矗立起了一片片黑压压的绿色军帐，10万官兵立足于此，拉开了中国从大漠走向太空的序幕。

    然而，就在这一年，当中国的将军和士兵们骑着骆驼或打着赤脚走进大漠时，美国却进行了66次核试验。

    当时，跨进大漠的航天大军们面临的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极为艰苦。有文这样记载说：“茫茫沙海上，除了工程兵修筑的一条专线铁路，和孤零零的一幢设有浴池、舞厅的专家招待所外，几乎一无所有。几万大军的吃、穿、住、用，一时都准以解决；部队机关只能借宿在一座喇嘛庙里。我们中华民族的第一座航天城，就是从这古庙和帐篷开始起步的。”

    更为严酷的是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自然灾害降临。刚刚起步的发射场，各种仪器、设备被弃置于冷漠的沙海之中，亟待完成的工程朿之高阁；正在试验的项目被迫中断；导弹的主要技术资料和图纸被苏联专家们纷纷卷走；有的苏联专家临走时还扔下这样一句话：“中国如果自己能搞出导弹来，我们买专利。”

    这股从西伯利亚席卷而来的滚滚寒流，让中国的领袖和火箭将士们都感到了冷酷的分量。而且，死死扼住这共和国第一支火箭部队咽喉的，还有贫困与饥饿。

    于是，骆驼刺，沙枣叶，野菜团，窝窝头，蘸盐水，便成了维持这支火箭部队生命的“口粮”。由于定量就餐，吃不上蔬菜，严重缺水，许多人都得了夜盲症、浮肿病。

    拖着浮肿的双腿在沙海中每移动一步、在发射架上每攀登一次，付出的都是吃奶的力气。

    同时，对于远征太空的创业者来说，还有因资料贫乏、设备空缺带来的无穷苦恼。资料图纸被苏联专家们带走了，一切只有靠自己从头摸索；没有电动计算机，只好连续24小时使用手摇计算机：有的战士因吃了沙枣叶拉肚子，又在几十米高的发射架上工作，来不及也顾不上去厕所，于是为了赶抢时间，便干脆用带子将裤腿一扎，被迫让大便流在裤子里。

    而且，这些叱咤风云的火箭将士们，当命运的列车将他们重重地抛在了这片与世隔绝的沙海后，他们那美丽的青春和活脱脱的生命，由于保密的原因，便全由一个个的“信箱”和一个个的“号”给替代和遮掩了。比如，他们明明住在酒泉一带，通信地址却全是千里之外的“兰州市XX信箱”，以至于当许多家人去兰州寻找儿子或者丈夫时，找遍了整个兰州市也始终不见人影。并且，所有的单位都不叫名字，全叫什么什么“号”。如基地机关叫“10号”，烈士陵园叫“9号半”等等。甚至连那儿的每一片树林、每一堆土丘、每个池塘、每一块凹地，都是用各种各样的“号”取而代之。于是，本来就枯燥无味的生活再被这些枯燥无味的代号连缀起来后，便愈发显得更加枯燥无味了！

    然而，从1958年到1970年，在这漫长而艰难的12个年头里，这支英雄的火箭部队毕竟挺过来了，而且用他们的智慧与辛劳，将这片“死亡之海”，变成了中国走向空间的第一个名副其实的“起飞港”。

    1970年4月1日这天，对沉寂了多年的酒泉发射基地来说，无疑是一个充满了新意与刺激的大好日子：从北京出发的载有“长征一号”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专运列车，经4天4夜的长途跋涉后，将于今天抵达发射场。

    这个日子对酒泉发射基地的第二任司令员李福泽来说，自然同样是一个充满了新意与刺激的大好日子，而且，冥冥之中似乎还预示着一段历史的结束和某个新的故事的开始。

    据李福泽多年后在北京回忆说，这一天的他起得很早，火箭和卫星即将抵达发射场的消息，头天晚上他就知道了，但他还是一大早便钻出了被窝。一钻出被窝的他，便感到仿佛有一股生命的活力在体内和心中旁若无顾地鼓胀着，游荡着。一向不好任何修饰的他，这天依然不着任何修饰，只草草抹了一把脸，连胡子也懒得到，便大衣一披，径自驱车出门，前去车站迎接专列的到来。

    刚刚跨进4月第一天的戈壁，天气依然很冷。北风呼呼地刮着，车在风中疾驰。茫茫戈壁滩上，满地皆是厚厚的积雪，起伏连绵的祁连山抬眼望去，依然尽是一片银白：路边一簇簇骆驼刺和芨芨草孤零零地呆在那儿，像一个个永远无望的守望者，似乎在与呼呼叫啸的雪风一起哭泣。李福泽侧了侧身，望了望岁月仿佛永远无法改变的茫茫戈壁，心头涌起的是一股难以言述的复杂滋味。

    李福泽年生于山东烟台，这是一个无论从任何时期和任何角度来看，都绝对是充满了男人阳刚之气和个性魅力的人物。也许是因为他自幼在海边长大，大海在给他宽阔的胸怀和不屈的灵魂的同时，也给了他一个放荡不羁、无畏强暴的性格，他那一股子争强好斗和充满了生命野性的邪乎劲，似乎早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便已形成了。他有一个后来被称为“资本家”的父亲，而且家业在烟台一带算得上雄厚，但父亲还是扔弃了烟台去了青岛，成为后来闻名全国的“青岛啤酒厂”的最早股东之一。因此，李福泽的童年和少年，可以说是在夜夜听着大人们数点钞票的声音中长大的。

    16岁那年，李福泽只身一人。闯入京城念了中学。1935年，他又到上海大夏大学（后更名为上海师范学院）攻读经济专业。“毕业时，他给家里发了一封电报，声称出国留学，需要经费。父亲立即给他汇去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款子，他却带着这笔钱跑到了延安。”后来他干脆扔掉了笔杆子回到了山东老家，自个儿扛起了枪杆子。当时，正值“卢沟桥事变”刚刚发生，他靠着家里的4条破枪，便组建起了“山东八路军7支队”游击队，并任了队长。

    这时的李福泽年方20岁，血气方刚，敢作敢为，可谓“天下老子谁也不怕”。是县游击队队长，又是县委军事部部长，成天除了打仗还是打仗。他的队伍曾被日本电子打散过三次，但每打散一次，他马上又重新组织一次，并以10倍的疯狂还击对手，始终不折不挠。在他的身上，除了足智多谋，勇敢善战，最大的特点便是喝酒、抽烟。他家乡的老人们至今还记得，他只要出门，甚至就是在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战场上，他的身上也总是右边别着枪盒子，左边挂着酒瓶子，一有空隙，他准保取下酒瓶喝上几口。甚至还有人说，他在举枪向鬼子射击前的那一小会儿，也总忘不了要举起酒瓶灌上两口。再有就是抽烟，有空就抽，没空也抽。那时打的是游击战，成天东跑西窜，但只要他累了往地上一坐，第一件事不是喝酒准是抽烟，或者不是抽烟准是喝酒。当然，有时还要骂人。因此，我们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一时期的李福泽，可以说是一个集正气、豪气、激气以及多少还有一点匪气于一身的复杂人物。

    之后的李福泽成了鲁南八路军一团的团长，一直到抗战结束。日本鬼子投降那年，他晋升为旅长3解放战争一开始，他去了四野，在4纵队41军任参谋长。建国后，他又去了广州，出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关于他在战争年代打仗的敌事，那是另一部长篇。

    1958年，当共和国第一个导弹发射基地组建时，被任命为该基地司令员的中将孙继先，点兵点将，第一个便点了他。不久，他被任命为酒泉导弹发射基地副司令员。

    到了导弹发射场后的李福泽，照样抽烟喝酒，不过，这时的他，抽烟、喝酒已不仅仅是一种生理上的满足和精神的需要，而已上升为了工作中的一种外交艺术。一切为苏联专家服务，是当时基地的一项中心工作，按基地党委的分工，他负责分管苏联专家的接待工作。因此，每当周末或者平常碰上机遇，他总是提着酒瓶，捧着花生米，找苏联专家一起喝酒。等对方喝得迷迷糊糊了，人称“醉不倒”的他便开始向苏联专家问这问那——“请教”——问的问题全与导弹和导弹发射有关。这时候，迷糊中的苏联专家总是有问就有答，而且回答的问题比平常任何时候都慷慨大方，全面深透。于是，喝酒，居然成了他一大重要使命和特殊的工作内容。

    但对苏联专家本人，他又绝对是真诚的。而且，为了在生活和精神两方面都照顾好他们，他可谓良苦用心，费尽脑汁：

    “苏联专家不爱吃冷冻肉，偏爱吃新鲜的牛犊肉，他便特意跑到总参谋长罗瑞卿那里，软么硬缠，要了一架从战场上缴获来的美国飞机，从兰州、西安、北京、广州、海南岛运货，每周往返一次，送到专家餐厅。”

    “苏联专家对中国饭菜不习惯，他一头跑到北京市长家里，想从大饭店里要两名西餐厨师。可当时，找个西餐厨师比找个干部还难。市长说：‘北京还不够呢！’他又找到哈尔滨市委书记，凭着老战友的面子，硬是‘抠’来了4名西餐厨师。”

    “苏联专家反映：戈壁滩文化生活太枯燥，没有电影，没有戏看，也没有舞会……他硬着头皮召集文工团的姑娘们紧急动员。姑娘们大喊大叫地反对，他耐心劝导：‘这是政治任务！为了让苏联专家早日帮我们搞出火箭，你们就受点委曲吧！’从此，嘣嚓嚓、嘣嚓嚓的舞曲萦绕在大漠深处……”

    面对基地的全体火箭将士，他更是倾尽全力，投以十倍的爱护与关心。在60年代初基地身处最艰苦的岁月里，由于缺粮，士兵们只好出去打沙枣叶吃，他知道后，心痛难忍，竟坐上飞机飞到北京，一头闯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家，请求杨成武一定要想法给基地的官兵们解决粮食问题，以致于杨成武将军不得不专门向周恩来作了报告，才使粮食问题迅速得到解决。

    1962年底，孙继先司令员调离戈壁，李福泽出任基地第二任司员令员。

    显然，火箭司令与当年的游击队长，早已今非昔比，其责任与使命，自然无法相提并论。因此，上任后的李福泽把每次发射都当作一次真正的战斗。尤其是“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在年左右将在基地发射的任务下达后，他更是深深感到了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

    发射场是火箭、卫星进入茫茫宇宙前在陆上的最后一个停泊地，它的好坏对一次发射的成功与否往往起着直接的决定作用。因此，为保证“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如期发射，基地于1965年起，开始重新建造可以发射多级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场。

    这个发射场最壮观的设施就是高55米的一号龙门塔，总重量14000吨，可以在连接两个工位的重型钢轨上缓慢移动。同时位于发射场上的另一座高37米的固定塔，则是用来安装、固定各种气、液管道和各神电缆的，被人称为脐带中近程导弹起竖塔。此外，发射场上还新建了一个地下控制室，这是一座在地下深10米多的半球形钢筋混凝土结构。这种拱顶结构承受外界压力的能力大，即使火箭起飞后万一发生爆炸，仍能保证设备和人员安全无恙。

    基地在新建发射场的同时，于1966年底还接受了卫星地面跟踪观测台、站的总体设计、设备抓总、基建和机构组建以及管理使用等任务。与此同时，各个系统、各个岗位的技术人员到全国各个研究所和对口工厂学习的任务也全部铺开。但“文化大革命”偏在这个时候到来了。当聂荣臻老帅受到冲击后，基地领导机关也很快受到冲击。用李福泽的话说，有一种天下大乱的感觉。而他最担忧的，是怕部队乱起来，乱得从此无法收拾，从而导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任务的夭折。

    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理睬李福泽的这种担忧，尽管基地身处与世隔绝的荒凉大漠，却毕竟不是世外桃源，“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还是坚定不移地“流”了进来（由此可见，当年“文化大革命”深入之程度）。所以，基地照样要乱，没法不乱。

    1967年1月24日，中央军委专门对酒泉基地下达了关于“不搞四大，坚持正面教育”的指示。接着，中央军委又向全军发布了《关于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八条命令》。于是，基地广大将士坚决拥护军委的这一命令，基地党委一班人更加团结一致，抵制了各种干扰，保持了部队的安定和正常指挥，维护了试验任务和各项工作的正常秩序。

    为了建设全国的测控中心和观测网，基地于1967年6月组建了第六试验部，由基地副参谋长乔平带领勘察定点后，开始了陆续的基建。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工程通信和数传的迅速、准确、安全、保密的需要，经李富春副总理批准，由邮电部抓总的卫星测控系统第一期通信工程也如期完成，沟通了卫星七个观测点与中心站的有线通信网，共计建成通信线路3663对公里。并且，随着各个卫星测控台站的陆续完工，基地各条统的设备安装调试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之中。

    1969年3月18日，任新民总师率队随合练使用的火箭一起来到了发射场，于是从4月8日起，基地与航天部试验队进行了80多天的合练工作。通过这次合练，既很好地完成了火箭与发射系统的协调工作，同时，对发射指挥员和操纵人员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同年8月27日，第一枚供预期飞行试验用的两级火箭竖在了55米高的发射架上。当时，国际形势十分紧张，火箭刚刚竖起的当天，便惊动了美国和苏联。与此同时，一直紧紧注视着中国“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发射动态的日本，也高度紧张地瞪大了眼睛。

    9月初，火箭开始通电，进行垂直测试。但出厂前测试时还好好的陀螺仪表突然一下子乱了套，无论怎样查来查去，就是找不到问题的根源。一眨眼20天过去了，毛病还是查不出来，只好报告北京，请求想法解决。

    9月26日深夜，钱学森赶到了发射现场，亲观看在真空箱中复现故障的试验。看着看着，钱学森突然笑了起来：“嘿！同志们，是没有憋住气呢！”原来，是火箭试车后，在加强仪表刚度时，设计人员忙中出错，不小心顺手将系统出口处的“定压活门”给撤掉了。因此，火箭来到海拔较高的发射场后，由于外界气压低，陀螺仪表未节流，自然一下便乱了套。

    陀螺仪表的问题得以解决后，发射随即转入正常，基地大大小小、的导弹虽然已发射了数十枚，但对这次发射依然十分紧张。因为这是一枚两级火箭？发射若是成功，“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便可以正式实施发射，或者说发射卫星便有了可靠的前提。而且，从当时的技术准备情况和工作进展速度来看，中国完全有可能赶在日本前面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但如果这次发射一旦失败，那“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计划只得推迟甚至停止，而日本趁机抢先于中国发第一颗人造卫星便会成为可能。因此，不仅基地全体参试人员对此次发射高度重视，国防科委和中央也高度重视，而隔海相望的日本岛国，更是被搞得十二分的紧张——因为中国这次一旦发射成功，日本精心策划的抢在中国之前发射卫星的计划便会泡汤。

    临近发射的头一天，即1969年11月15日，为慎重起见，周恩来总理还专门将任新民和几位主要设计人员用专机从发射场接回北京，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听取情况汇报。周恩来听完汇报后，详细询问了发射场的有关情况和可能发生的问题，尔后又和专家们一块蹲在地板上，仔细审阅了航区地图，直到将有关情况与问题一一了解查实清楚后。才让专家们返回发射场。

    然而，就在周恩来听取任新民等专家汇报情况的第二天，即11月16日17时45分，当两级火箭点火升空后，因第二级火箭控制系统的程序配电器中途发生故障，从而导致这次发射惨重失败。

    邻国日本获悉中国失败的消息后，惊喜之余便是疯狂的追赶。

    1970年1月30日，第二枚两级火箭又重新竖立在发射架上。早已急不可待的“东方红一号”卫星下一步能否发射，关键就看这下了。尽管当时正值寒冬季节，戈壁滩上雪风刺人，奇冷无比，但观看发射的人群全都站在空旷的露天里，每颗焦急的心都被即将升空的火箭死死牵引着。一声令下，两级火箭呼啸而起，随着震憾人心的发动机声渐渐消去，火箭越飞越高。这时，人们最担心的，是两级火箭能否正常分离？忽然，天空爆出一个火团，待云烟散去，两个黑点清晰可见——两级火箭分离成功！片刻，落区传来喜讯火箭高精度击中目标。

    这次发射成功，众人欣喜若狂，因为盼望已久的“东方红一号”卫星终于可以使用此火箭发射了。

    同年2月，国防科委向基地正式下达了执行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任务的预先号令，并确定由基地负责统一指挥卫星的发射试验。基地领导小组随即组织制定了试验方案和试验程序，还下达了安全保密工作的指示和任务命令书。2月4日，“长征一号”合练火箭从北京总装厂出发，几天后到达基地，卫星的发射工作开始进入准备阶段。

    然而，就在这时，即1970年2月11日，日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大隅号”滋溜一声上了天！

    “美国之音”当天便作了报道。信息很快从国外传到国内，从北京传到戈壁。这对苦苦为之奋斗了12年甚至可以说上千年的中国航天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再沉重再沉重不过的打击。本来，飞天的梦想最早源于中国，第一个企图飞天的人也是中国人，因此，最早实现飞天梦想的应该是中国。然而，遗憾的是，这顶桂冠早在1957年便被苏联夺走了，接着美国人又坐上了老二的交椅。按理说，中国的卫星继苏、美之后总该上去了吧——老大老二当不了，当个老三怎么说也是无愧的。但可惜的是，就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的前夕，即1965年11月26日，法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却一家伙上了天，尽管这颗卫星只有可怜的42公斤，但毕竟是一颗上了天的卫星。由此一来，中国便只有和自己的邻国小日本来争夺空间世界的“铁牌”了。

    公正地说，中国的火箭专家和卫星专家们较之苏联、美国、法国和日本的专家们来说，并不算笨，而且可以说不但不笨，反而在许多方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何况，我们智慧的老祖宗还是全世界谁都公认的智者和圣者。因此说，如果中国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的航天人不碰上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坡坡坎坎，不遭受那么多的是是非非，迫害摧残，那么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先于日本发射1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事实上中国的火箭和卫星在1969年便已准备就绪，并做好了发射的准备，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由于某些政客将其当作了争夺权利的政治筹码，才无端拖延了发射计划，致使早已整装待发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在清冷的库房里睡了整整一年。

    1970年3月26日，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长征一号”火箭经周恩来批准后正式出厂。在火箾出厂之际，周恩来还特别嘱咐参试人员说：“千万不要认为工作已经都做好了。一定要过细地工作，要搞故障预想，对各种可能的情况，要展开讨论。”

    “这一天总算到来了！”李福泽抬头望了望隐约可见的、被白雪覆盖的发射架，禁不住长长地哈出一口热气。

    小车继续在茫茫戈壁滩上疾驰，许是因为今天心急，车速比平常本来就快的速度还快，不大一会工夫，李福泽的车便驶进了火车站。

    当李福泽走出车门时，火车站上已经有不少人在恭候火箭卫星的到来了。尽管有雪风不时呼呼地到进站台，但人们依然有说有笑，个个脸上都露着春天般的表情，而一双双睫毛上结着冰霜的眼睛，全都焦急地张望着长长的铁道的远方。

    这是一条在中国任何版本的地图上都无法找到的军事铁路，它被保密的封条和戈壁的风沙封冻了30多年。铁路从兰州的清水至酒泉发射场，全长271公里，有15个车站，铁路沿线的所有工作人员，全是军人或军工。可以说，在中国走向太空的历史上，这是一条有着卓越功勋的非凡铁道。

    铁道始建于1958年，那是初夏的一个晚上，6300名铁道兵在“不得告诉任何人去哪里，不得告诉任何人去干什么，不准与家人通信谈及住址和工作内容”的情况下，被一列军列一下子便拉到了兰州一个叫“清水”的小站下了车：与此同时，从兰州、北京、济南等铁路局抽调的数百名政治和技术都绝对可靠的铁路员工，也在一夜间突然“失踪”，秘密来到这里，开始了铁路全线的秘密施工。

    在荒凉的戈壁滩上修筑铁路，艰难与困苦可想而知。当时的铁路沿线没有人烟，没有水源，甚至连一片绿叶也不见。突然而起的黑旋风，能将帐篷连根拔起，为了保住自己的窝，铁道兵战士们只得十几个人趴在地上，一起用身子和双手死死拽住绳子。吃饭时，由于风沙太大加之又在露天，只得几个人围在一起，各自扯起衣角挡住袭来的风沙，让一部分人先迅速吃完后，再换另一部分人吃。尤其是在冬天，一般都在气温零下三四十度的环境里工作，有的机车乘务员被冻得眼里的沙子能粘成一厘米长的串儿。但尽管如此，一年之后，一条伸向发射场的铁道还是全线铺通。

    铺通后的铁路从此沟通了发射场与外界的各种联系，铁路线成了基地火箭将士们的生命线和希望线。12年来，大到塔架、导弹、火箭、卫星，小至砖头、瓦片、白菜、小葱，无一不是通过这条铁道运到基地的，而为了维护这条通向太空的第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航天铁路，数千名铁道官兵和铁路员工在此吃尽了苦头，受够了磨难，奉献了青春与爱情，奉献了家庭与子孙，甚至有的还奉献了自己的热血与生命！因此，此时此刻的李福泽，当站在风沙飞卷的铁道边上，遥望着这条一头伸向发射场，一头伸向茫茫戈壁远方的航天铁路时，眼前浮现出的全是铁道官兵和员工们那一个个动人的身影——

    吉传贤，一个老实巴交的铁道兵。1959年的某一天，连长找他谈话，说：“这身军装就不用穿了，你改巡道工吧。发你一支枪，5发子弹，另外再加一只狗。行吗？”“行！”他以一个军人标准的口令只回答了一个字，便脱下军装，穿上了铁路服，从此开始了巡道生涯。一年四季，无论春夏秋冬，白天夜晚，他出门巡道，总是与狗为伴。铁道沿线，常有旋风骤起，每当旋风袭来，他便将狗紧紧抱在怀里，趴在铁轨上，等旋风过去，再起来抖掉身上、头上、耳朵和鼻孔里的沙子。继续巡道。有时风沙太大，天气太冷，狗便趴在铁道内侧，任你怎样叫唤，就是赖着不走，他便将自己从仅有的定量里省下的馒头掏出来，掰下一小块喂进狗的嘴里，然后让狗跟着他一起再继续一步一步地往前巡走。就这样，他在这条道上走过了整整10个春夏秋冬。

    时维良，也是一个巡道工。因他长年住帐篷，白天夜晚便都处于蚊子的围攻之中。戈壁滩的蚊子大得出奇，如同有人所说，只蚊子能炒一盘菜。一次，他被蚊子咬后痒得难以忍受，便用手抓破了皮，流出了血，结果得了败血症。由于戈壁滩上缺医少药，加之治疗不及时，年仅34岁的他便撇下妻子和5个孩子永远躺在了铁道线上。妻子为了把5个孩子抚养成人，先在车站卸车，后又去垃圾队当垃圾工，再后来也撇下5个孩子，和丈夫一道永远同眠在了铁道线上，孟传发，一位1958年5月便在航天铁路工务段工作的工长。由于他所在的“点”荒凉孤僻，没有一个医生，除了妻子外也没有第二个女人，所以妻子第一次分娩时，他只好用一把略带锈迹的剪刀慌慌张张地剪断了孩子的脐带。后来，他又有了两个孩子。也是用土办法接的生，有一次，他带着三个孩子回老家大连探亲，爷爷和奶奶将三个孩子带去动物园玩，谁知三个孩子指着动物园里所有的动物都叫“骆驼”。回家后爷爷奶奶问他：“这几个孩子怎么都傻乎乎的，见了什么都叫骆驼，是不是脑子出了毛病？”孟传发听了后直抹眼泪：“不是孩子们傻，是孩子们长年呆在戈壁，那儿除了军人和骆驼，他们什么也没见过。”……

    李福泽此刻想到的，当然还有那个长年守护着铁道的“扒沙连”。这个连队百十号人，长年驻守在铁道沿线，其任务就一个：专门扒铁路上的沙子！故人们称这个连队为“扒沙连”。一个叫小姬的巡道兵，一次被突然袭来的沙暴掀翻在地，导致他迷失方向，在沙漠中爬行了几天几夜，直到第4天才被部队找到。“扒沙连”的官兵们长年累月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扒沙子”，生活之枯燥与清苦，足以想像。

    但李福泽知道，尽管这条铁路十几年来孤苦伶仃，默默无闻，却也留下了令铁道官兵们引以为荣的故事。那是1966年3月26日，邓小平的专列驶上了这条铁路，当晚抵达东风车站。由于时间太晚，邓小平怕影响基地官兵们休息，便在专列上凑合睡了一夜。第二天，为对长年工作在戈壁滩上的官兵表示慰问，邓小平走下专列乘上吉普，接见了基地官兵和铁管处的员工。但事后不少人反映，因车速太快，没看清邓小平书记的脸，希望能让邓小平再接见一次。邓小平得知后，欣然同意，又于当日重新和基地官兵们见了一面。三个月后，周恩来的专列也路过这里。当专列停靠在一个小站时，周恩来透过车窗看见烈日炎炎下有一个小战士正满脸汗水地在巡道，便让随身工作人员给这小战士送去一个西瓜。这小战士正渴得嘴上冒烟，抱起西瓜一口气便啃了个精光，后来有人告知他这瓜是周总理送的，他后悔没让全连同志都来尝上一口，激动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这时，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声，载着两颗“东方红一号”卫星和一枚“长征一号”火箭的专列徐徐驶进了站台，经短暂的协调后，又接着向发射场方向驶去，最后停靠在了发射场7号技术阵地的厂坪上。

    专列刚刚停稳，整个发射场顿时沸腾起来。基地官兵和所有参试人员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惊喜若狂。面对全长近30米的“长征一号”火箭以及精美神圣的“东方红一号”卫星，人们激动得热泪盈眶，仿佛像面对两位来自远方的天神，有人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竟挥臂喊起了口号：“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沉睡的戈壁在这欢呼声中醒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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