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信

    蒋介石自窃得国柄之日起，即梦寐以求阴谋建立其法西斯独裁统治。垄断纸币发行权，实行法币政策是其所采取的主要手法之一。国民党政府在平时以法币为其向人民榨取掠夺的工具，抗战爆发后，便为其所采取的通货膨胀手段开了方便之门，以致到了抗战中期就形成了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迨至抗战结束后，紧接着发动反人民的内战，通货膨胀益趋恶化，终至不可收拾，迫不得已乃换汤不换药，于1948年改发金圆券以取代法币。改发金圆券是一个大骗局！发行不久，这个西洋镜便拆穿了，金圆券贬值的速度，较之旧法币有过之而无不及。至此蒋政权已到穷途末路，无奈乃在政治上用“换马”的办法，妄图挽救垂危于万一。1948年11月改组行政院，由孙科继任院长。当时孙宣称他选择阁员的要求是：“……要罗致新人，但是要有经验有才干且在政治上能……减削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摩擦……”于是财政部长一职乃选中了科班出身、精于“公事”、八面玲珑的徐堪。徐就任之后，叫人打长途电话要我去南京。我由沪去京后，他委我为行政院物资供应委员会（徐兼该会主任委员）的主任秘书。因而，我乃有机会目击发行银圆券的某些内幕情景。

    从稳定金圆券的币值而言，徐当然仍无回春之妙策，对外还是寄希望于美援，对内则靠抛售金银和剩余物资来应付一时。

    关于外援方面：当时美国对援华问题已分为两派，一抱消极态度，一抱积极态度。抱消极态度者以当时的国务卿马歇尔为首，抱积极态度者以参议员勃里奇和众议员周以德为首，尤其是周氏被各界公认为是力主援华集团的发言人。两派对于援华虽有消极、积极之分，但利用援华以反共则是他们的共同目标。

    消极派之所以消极，主要因为他们认为蒋之反共虽然坚决不渝，但腐败无能，且有时刚愎自用，不听指使。即使有宋美龄和孔祥熙在美向杜鲁门、马歇尔不断苦求增加援助，亦不得要领。在这里，有一件事可为佐证：张群、徐堪、关吉玉通过司徒大使的华籍顾问傅泾波，由司徒出面请他们吃茶。徐堪因我是燕京大学校友，与司徒谊属师生，与傅是先后同学，而我又是行政院物资供应委员会（主要是处理美剩余物资的管理机关）主任秘书，亦与美援有关，且徐不懂英语（其实司徒精通华语），届时乃邀我一同前往。在用茶时，司徒除寒暄外，大部分时间是静听张、徐、关谈述当时蒋政府的困难情况。每当他们把话头引到美援问题上时，司徒则“顾左右而言他”，把话岔开，或者用些模棱含糊的话以敷衍应付，始终不作正面答复。司徒身为驻华大使，这样对待驻在国的政府要员，很明显反映了国务卿马歇尔对蒋政权的冷淡态度。

    反之，积极派美国参议员勃里奇则于1948年11月中旬，在美发出紧急呼吁，要美国朝野警觉，注视中国时局的演变，同时要求杜鲁门总统及时召开特别国会，讨论援华法案。

    在这里，有一件事应予特别注意的是，美众议员周以德竟亲自出马来华，提出了中国改行银本位的建议。事情的经过是：约在11月底某日，徐堪急促地通知我翌日晨7时到他私邸吃早餐，并言明要准时到达。当时他未说明为什么，我也不便问。次晨，我准时前往，他已衣冠整齐地坐在客厅里。这时他才告诉我：“7时半有美国议员来进餐，你要用心听，小心译。”7时半前四五分钟，果有一辆车子驶来，从车中走出一个美国人，由一个身着少将戎装的中国人陪同（后来知道他是总统府专事接待外宾的参军）。大家见面后，稍事寒暄，便进入餐厅就餐，边吃边谈。谈时，侍应人员除应召外，一律不准在旁侍候。谈话开始时稍作一般性的交谈，由那位少将翻译，旋即谈到正题，先由徐堪讲述财政方面情况和困难，在谈到通货膨胀、稳定币值时，周便提出改行银本位的建议。并说：“银本位在中国历史悠久，深入人心，实行银本位一定会获得人民的信任。”徐便说：“好是好，但中国存银不足，难以实行。”周马上答复：“这好办，美国有的是白银，可以尽量支援，不成问题。”谈至此，徐似为所动，正在思考。我怕停摆，便插言问道：“贵国政府能同意吗？”（当谈话时，凡遇到有关财政金融的专门问题而那位少将翻不出时，便由我补译。）周答道：“这也不成多大问题，我们有办法、有力量促使政府办理。”徐听到此，不禁喜形于色，连声称道：“这太好了！多谢多谢，务请帮忙，务请帮忙！”这次谈话到此结束。周走后，徐关照我，这次谈话内容极端机密，不可稍露风声，特别是对报界人士，否则不但会引起麻烦，而且这事也可能告吹，事关重大，要特别注意！这次谈话我当时心中也曾感到十分蹊跷：因为以徐、周两人的身份（他们并非故交）约用早餐谈公事，是违背一般惯例的，而我不在财政部工作，财政部里谙英语者并不乏人，陪周来者又是总统府的参军，他对财、金可谓一窍不通等都不合逻辑。在听到徐对我的叮嘱后，我才恍然大悟，盖周氏此行乃系密谋。在其国内、在中国都不敢公开，所以才如此安排以避人耳目。周这次来，可以说是为后来徐在广州实行“银圆券”创造了条件。

    以下两事，可能就是周氏所说的“……我们有办法、有力量促使政府办理”云云的具体行动吧！ （1）在美国发动了“民间”援华运动；（2）周氏于同年12月底在美对合众社记者说：“……如无美国的大量与有效的援助，中国永无复兴的任何可能。我们势必看到捷克或波兰事件的重现。一切真正民主分子势将被整肃，而苏联在安理会中将不仅保有一票否决权，且将增加到获有二票否决权”。在抨击了美国政府一年来对华援助不力之后，周氏接着说：“除非美国决策人改变其立场，并认为非援助中国不可，（否则）在雅尔塔会议中将中国东北交予苏联及中共一事，将被证明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蒋总统如得不到我们的援助，即不能维持长久。美国政府如决定援华，目前为时未晚。但如无全面军事与经济的援助，则再在中国花费任何钱，均属徒然之举。”（着重点是笔者加的。按其所谓“全面”，所谓“经济”，其中即包括使中国改行银本位的含义。）

    结果，杜鲁门于1949年1月初，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要考虑对华新援助，并派蒲立特、霍夫曼等人先后来华进行具体考察。美国会经济援助外援联席监督委员会主席勃里奇5日宣布美前驻苏大使蒲立特将于该委员会6日之秘密会议上，亲自就赴华特殊使命提出报告。蒲氏于出席该委员会三小时之秘密会议后，告记者称：他建议以2亿美元之军事供应品作为固守长江沿线之用，以2亿美元训练新军并给予装备，以2亿美元作民用物资援助，以1亿美元的银块作为有限度之收回金圆券，及发给士兵薪饷。（着重点是笔者加的，这显然是周氏建议中国改行银本位的初步行动。）

    关于国内措施方面：此时之金圆券的价值已如黄河决堤，一泻千里，物价狂增猛涨，扶摇直上。再加上解放大军在各个战役所向无敌，势如破竹，以致蒋管区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在这种情况下，稳定币值，如同白日做梦。徐堪当时对此所采行的措施综合起来是抛售金银与物资而已：

    （1）在抛售金银方面：孙科就任不久即以行政院长身份发表谈话：“……因为八年的对外抗战与三年来的内部动乱，以致民穷财尽……国家元气大伤。在用兵时期，国库开支浩繁，致使币值不稳，物价日涨，此种恶性循环，大家同此经验。”其用意不外借此为其内阁的财政金融绝境进行辩护，推卸责任，并为将来采取的“措施”找借口、埋伏笔。徐堪接任财政部长之初，首先实行了所谓“存款兑现新办法”。对这种“办法”那种“办法”，人民以往的痛苦经验记忆犹新，所以一时兑现之风大起，各地中央银行门庭若市，拥挤不堪，造成许多惨案。其实这种办法，老百姓能以兑现者为数无几，大部分为大亨们所吞没。此外市面上“黄牛”（银圆贩子的别称）到处皆是，有些且公开形成市场。工资收入者每于工资到手，立即出外抢兑银圆……种种奇怪现象不一而足。徐堪感到这样是维持不下去了，且在执行这个办法上与当时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难以合作，遂谋兼任该行总裁，而孙科亦因俞不买他的账，乃于1949年1月中的一次院务会议上通过免去俞的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由徐堪兼任的决议。报纸上对此曾有披露，但因蒋不同意此事并未实现，而不了了之。此事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院务会议的那天下午，徐通知我当晚与他同车去沪。车开之后，他派人叫我到他的包房去。去后，告诉我，他这次去沪是要接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的。说时拿出一个大的公文袋（内装有关该行的材料，主要是库存、外汇收支以及其他业务统计表报）交给我，并嘱咐我道：“你先看看，如发现有什么问题，告诉我。我们明天上午就去洽办接交手续。”他约我于次日8时到他上海的私邸会齐。第二天我准时到达，但到后他并未立即见我，约半个时后才来到楼下小客厅，面色沮丧，说道：“不用去啦。子年（汪元，当时任财政部主任秘书）一早来电话，说总统不同意，我们今天晚车就回去吧。”蒋一向把中央银行视为他的私人账房，俞是他所信任的“看家婆”，徐对蒋虽亦恭顺，但其面面俱到、各方应付的作风，在作为“看家婆”这点上，反而为蒋所忌，故不惜直接出面干涉，逼迫取消行政院的决议。由此亦可看出他一意孤行的法西斯独裁者的狰狞面目。

    此时，存兑黄金办法已无法继续下去，乃明令予以停止，另玩花样，即筹发黄金短期公债。为此，先分别向国内外金融界疏通求助。有一天，徐通过中央银行英籍顾问罗杰士，邀请在上海的英国银行和洋行界的人士，在外滩15号中央银行会议厅举行茶会。应邀到会者有20余人。中方出席者除徐本人外，还有公债司司长陈炳章和我（徐因为我在抗战期间赴英考察时曾与罗氏相识，所以邀我也参加），席间，徐首先致辞，由陈炳章翻译。其内容，无非是说些中国货币的改革（指法币而言）多次蒙英方的帮助，迄今犹感念不已。现下，拟发行黄金公债来维持金圆券的稳定，仍请英方金融界和商界大力协助等话。英方，作答词者只有三五人，大都是些冠冕堂皇的应酬话，空无内容。这次茶会实际上是无结果而散。

    1949年1月底蒋氏下台，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刘攻芸接替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2月间刘、徐联合拟订了新的经济方案。在徐发表的谈话中，关于金融方面者为：开放黄金白银自由买卖，白银自由流通，政府策划大量鼓铸银圆，增加其流通数量，随时以金银平准市价，稳定金圆券之价值……”（着重点是笔者加的）

    在这里，我要揭露一个事实，即蒋虽下台，但政府仍由他直接指挥，在徐等发表了他们的方案之后，某星期日晚，徐在其上海的私邸中接到从溪口来的电话，叫他立即前去谒蒋。徐匆匆而去，匆匆而回，回来后异常沉闷，叹息道：“在这两个婆婆之间，实在难做人，看来我这个财政部长也做不长了。”果然于3月间徐因受孙科被弹劾案的牵连而辞去财长职务，由刘攻芸兼任。

    （2）在抛售物资方面：主要是抛售美国的剩余物资。此事在美国方面是损人利己的毒计，对中国来说是饮鸩止渴的下策——因为它造成中国工农业的大灾难，工厂、奶场等纷纷倒闭，失业人数日益增加。而财政当局反视之为使货币回笼，稳定币值的救命丸之一，其黔驴技穷之窘态，由此暴露无遗。徐堪就任财长后不久，曾亲自出马敦促美国专负这方面责任的主管人某海军上校（名字我忘记了）。其方式委托当时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代为筹办晚宴，晚宴是在中国银行四楼客厅举行的。美方出席的除那个海军上校外，还有两个美国人。中方出席的除徐外，有席德懋、江杓（当时是物资供应局局长，该局是办理剩余物资的接收和出售的业务机构）和我。此外由席氏另邀上海交际名媛和男士若干人。宴会时举行了歌唱和跳舞。该海军上校大为满意，散会时他一再宣称一定要遵嘱增拨船只，加速运输。徐以部长之尊竟亲自出马，降格与一个海军上校相周旋、应酬，也足以说明当时财政、金融上之困窘已达到何等程度了。

    1948年12月初，孙内阁确曾有南迁广州之酝酿（当时报纸已有报道，但政府加以否认）。徐决定以视察为名去广州先行筹划，并拟定把在沪的剩余物资先运一部分到广州，然后再设法让在冲绳岛的物资直接运往南方，以作稳定金融、支应财政支出的物资保证。于是便率领财政部的主任秘书、总务司司长和我等数人乘飞机去广州。在广州筹设了物资供应委员会驻广州的专员办事处。不期由穗回京不久，虽已下台的蒋仍密令将中央银行库存金银外币以及存储在上海复兴岛的剩余物资运台，并指定由军统头子郑介民在沪坐镇监督执行。徐为此曾亲自写信给郑，以财政、金融实在太困难为理由，恳请他尽量从缓办理。信交由我面送郑。郑看信后说道：“请转告可老（徐字可亭），他的事，我自当尽力而为，不过总裁（指蒋）手令很严，看情形再说吧。对不起，我就不回信啦。”

    过不多久，徐下台由刘攻芸继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刘之出任财长，仍是张嘉璈推荐的。我照惯例当面向他表示辞去物资供应委员会的主任秘书职务。他说：“你是我的老同事，此职又是可老派的，何况你又是公权先生电召回国的，从各方面来讲，你都不应言辞，我目前身兼双职，忙得很，无暇顾及物资供应委员会的事，一切就偏劳你吧。”

    此时解放大军已进逼长江，蒋军各方头子以军需紧急为借口，加紧向刘逼索巨款，他们实际上是想用以套购黄金、外钞作为逃亡的本钱。刘无法应付，乃仓皇去穗。这倒使我能够设法把物资供应委员会（此时已由南京迁沪办公）的档案、人员、印信、财物等完整地保留下来。上海解放后移交军管会接收。

    国民党政府逃往广州后，徐堪又再度出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在金银、外钞、物资被蒋劫往台湾的情况下，徐穷途末路，重演“金圆券”之故技，发行所谓“银圆券”。由旧法币而金圆券，再由金圆券而银圆券。这种所谓“币制改革”正反映了整个蒋家王朝灭亡的过程。随着解放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了全国（极少数地区除外），推翻了压在各族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在亿万人民载歌载舞声中，“银圆券”也成为刚一出生就夭折了的短命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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