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世康

    一、孔祥熙利用法币进行搜刮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土壤中滋生的官僚资产阶级，骑在人民头上，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他们最初还只利用苛捐杂税和摊派公债的方法，弥补财政赤字，到了后来，因财政赤字愈来愈大，便从膨胀通货上打主意。当孔祥熙任财政部长时，于1935年11月4日，宣布所谓“法币政策”，实质上就是没收人民白银的政策，为通货膨胀作好了准备。它的内容不外以下四点：（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发行的纸币，以后又加上中国农民银行的纸币，作为法币在全国各地流通；（二）凡持有现货者应向国家银行调换这种法币；（三）法币的发行仍以白银为准备金，但所谈准备金只是一句空话；（四）法币的对外汇价，最初是与英镑联系，到抗日战争以后，又与美元联系。

    这种法币政策规定的本位，显然是放弃银本位，而改用外汇作本位的一套把戏。在进行所谓币制改革以前，孔祥熙曾与诡计多端的财政部次长徐堪密商多次，由徐堪献计把白银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趁美国收购大量白银时送到美国去卖。当时，孔因害怕英国与日本出来反对，又同英国大使贾德干商量，邀请英国财政部顾问李滋罗斯来华。李滋罗斯为了征求日本意见，曾绕道日本，然后访问中国。孔于1935年11月3日晚11时发表金融改革令以前，还同贾德干和李滋罗斯会晤了一次。法币的对外汇率规定为一先令两便士半，与英镑联系起来，法币对其他国家的汇率都是通过英国电汇汇价套算出来。这就说明法币在1935-1941年是一种英汇本位制。孔在英皇加冕时还率领了一批购买军火的随员到伦敦去活动，在英国订购了许多军火。在施行所谓法币政策后，他们把中国人民数千年来血汗的结晶——白银，以每盎司六角五分的价格输送给美国。因此，法币就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中国金融的一根绳子。

    在法币刚刚发行的时候，发行总额还不过14亿元，因而当时人民对它还有一定的信任。在抗日战争初期，孔祥熙还用发行救国公债和施行直接税等手段来弥补财政收支。可是从1939年以后，财政赤字愈来愈大，新增的直接税既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公债又因民穷财尽，发不出去，孔便利用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发行权，无止境地增加发行纸币，在全国范围内对广大人民进行掠夺。因而从1940年以后，物价逐步上涨，造成通货膨胀的局面。到了后来，物价变动的间歇愈来愈缩短，最初半年一次，继而数月一次。物价上涨本来就是币值下降，使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工商界，都乘机收购商品囤积居奇，形成“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的局面。对外汇率也就随着币值低落而急剧变动。最初由一先令二便士半跌到八便士，与法币的法定汇率相差六便士半。在1939年3月，虽与英国订立平准基金协定，企图把黑市价格稳定于八便士又四分之一，但中英双方提出的1000英镑不到三个月已用完，无法维持。孔一再向英国求救，遭到拒绝后，更捉襟见肘，到了6月初，财政部不得不宣布暂停出售外汇。孔采用英汇本位制的纸老虎，从此戳穿，黑市汇率也就暴跌到六便士。到了1941年，孔的亲英路线改变了，开始依靠美国。因为那时美国利用购银政策这张王牌，在国际市场上压倒了英国。于是财政部宣布法币的汇率与美金联系，五元换一元美金。1942年4月1日发行了关金券的巨额大钞，同时规定法币对美汇的价格为20元。这样，法币又显然成为美汇本位制。

    可是由于不断增发法币，不管英汇本位制，或者美汇本位制，都阻止不了通货的膨胀。物价飞涨使法币的购买力一天天地降低，与法定汇率的差距愈来愈远。美国人员在中国使用的美钞都不肯向中央银行照法定汇率兑换，而直接大量流入市场，在国内形成美钞的黑市买卖，成为投机的对象。到抗日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法币的发行额增加到16560亿元。通货继续膨胀，即促使物价不断高涨。如以1937年1—6月为100，1945年9月即抗日战争结束时，重庆22种基要商品趸售物价指数为122600。可见在通货膨胀后期，物价上涨比通货膨胀的速度更快。因为通货膨胀结果，游资趋向于商业与投机方面，工业生产反因资金短绌而萎缩，造成“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的形势。孔祥熙在1944年，曾利用美军垫款结算的5亿美元，发行了美金公债和美金储蓄券，同时抛售黄金，收回了一部分的法币，把商品投机对象转移到黄金方面，使物价比较稳定了一些。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出以后，囤积商品的投机商人着了慌，官僚资本家又忙着到上海等处去劫收，对商品投机失却了兴趣，因而物价回跌。例如布匹、百货与颜料跌了40%，五金、电料、油类、食糖跌20%左右。凡可以囤积居奇的东西都跌了很多。至于黄金，也由17万元一两跌到12万元；美钞由3000元以上跌至1800元。这种暴跌使工业生产更加陷于停顿。那时，孔虽因黄金案而垮台，可是广大人民群众都因通货膨胀，生活更加艰苦。在官僚资本与全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一提到孔祥熙的名字，大家都感到痛定思痛。因为孔祥熙除了利用法币来搜刮人民手里的白银以外，还利用纸币发行权的控制，对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

    二、政学系上台后的残酷掠夺

    1945年7月，俞鸿钧接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任四联总处秘书长和中央信托局局长。8月13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不论黄金、美钞和一般物价，都跌落了30%到40%，使法币的价值一度回升。俞鸿钧和刘攻芸等政学系分子利用所掌握的财政金融大权，由重庆回到上海和南京，以“劫收”代替“接收”，大肆掠夺。隔了短短的三个月，到这年年底，法币的发行额竟由原来的21125亿元突然增至82000余亿元。在这三个月期内，通货不但没有收缩，而且法币的发行总额差不多达到抗战八年中的四倍。政学系当权以后，不但在通货方面以天文学的数字来发行纸币，甚至掌握了许多垄断的企业，使物价上涨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同时，他们对沦陷区的敌伪产业，更穷凶极恶，大肆掠夺，使全国人民的生活，愈益走向饥饿的边沿。到了1947年2月，张嘉璈在东北敲骨吸髓地刮光了人民财富，更以“老牌银行家”的姿态出现，做了中央银行的总裁。他在登台以后拿出的法宝，便是在3月20日发行美金公债1亿元和美金库券3亿元，从人民手里骗取了最后一点美金。其他便是抄袭俞鸿钧的恶性通货膨胀的老办法，到了1948年6月底，法币的发行总额竟突破了400万亿元大关。到了8月19日，财政部公布所谓币制改革时，竟达到600万亿元的发行总额。如以1937年的物价指数为100，上海基要商品趸售物价指数达到6111000000之多，即涨到600万倍以上，当时的五金器材竟涨到1100万倍。那时正当的工商业已极端凋敝，只有在投机买卖中出现一片日落西山的假繁荣，由抗日战争时的“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变成“囤不如金、金不如汇”，使广大劳动人民啼饥号寒，奄奄一息。

    政学系到了这个穷途末路，便图穷匕见，孤注一掷，布置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大骗局，即用币制改革动人听闻的名词，发行所谓金圆券来代替法币，规定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东北流通券30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当时财政部长王云五（原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后来参加了政学系，因而做了财政部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向众宣布，所有已发行的法币和东北流通券全部可以金圆券二亿元收回。在金圆券发行办法中还规定每元含金量为纯金0.22217公分，并规定凡持有黄金、白银、银币或外国币券者应于9月30日以前，向中央银行或委托的银行兑换金圆券。事实上，所谓金圆券只是在印刷厂中印上金圆两个字，与黄金根本没有丝毫关系，不过是用来欺骗人民，打算把人民手中所有的金、银和外币，乃至最后一点财富，一网打尽罢了。

    政学系实行这个办法的目的显然是在反人民的内战中作垂死的挣扎，因而在发行金圆券后，仍继续沿用法币的膨胀办法，不断增加发行。由于300万元法币才折合金圆券一元，它膨胀的速度比法币当然快得多。比起孔祥熙时期的通货膨胀，更加显得以排山倒海之势，使中国的通货急速地奔向不可救药的崩溃末路。在金圆券的发行办法中，虽规定发行额以20亿元为限，事实上隔了不到四个月，在那年11月底，金圆券的发行额即达3394000000元，超过规定的限度将近一倍。到年底不过隔了一个月，又增加到8320000000元。到1949年1月，急剧增加到20822000000元。隔了三个月，到4月份的发行总额又一跃而至5161240000000元。截至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时，金圆券的总发行数字达到80万亿元。金圆券的贬值程度在不到10个月的期间内，竟超过法币在14年内贬值速度的100倍。比起孔祥熙时期法币的发行额由14亿元增至16560亿元（这还是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前的发行总额），真是变本加厉，吮吸人民血汗的办法愈来愈残酷。现在回忆起来，旧中国的通货虽从孔祥熙时期开始膨胀，但恶性通货膨胀却由政学系分子俞鸿钧、张嘉璈和王云五三个官僚资本家一手造成。从而说明，在四大家族之外，政学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官僚资本集团，掠夺了不少人民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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