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庆延

    （一）

    1948年8月下旬，我在南京接到蒋经国充满热情的亲笔信，要我马上到上海协助工作，具体工作他虽然没有讲，但我已猜到，一定是关于经济管制督导的事了。

    8月25日，我到了上海，江国栋、戴明震不久也到了。这时，蒋经国的秘密核心领导组织“中正学社”的成员，大部分已齐集京沪杭地区。

    第二天一早，我到蒋经国家去看他。寒暄一阵后，他说：“这次我们要好好干一干，给上海人看看，叫他们知道我们。”又说：“我们要把力量集中到上海来，你想想看还要哪些人来，怎样干？”

    最后他说打算第二天召开“中正学社”紧急会议，要我到嘉兴去找主任秘书俞季虞。当时，设在嘉兴的“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复员青年军大学生夏令营”已经结束，只剩下营主任俞季虞和总务组长黄德芳（蒋介石奉化老家的管家）二人，正在办理善后事务。

    俞季虞说他还有些事，不能马上回上海，要我向蒋经国请假。次日清晨6点，我到蒋公馆汇报了情况。蒋经国说：“俞书记既不能来，该你副书记代理，你做工作报告吧。”7时正，“中正学社”紧急会议开始了，到会的十二三人，蒋经国是社长，当然是会议的主席，我做了工作报告。会议讨论了“经济管制”的具体做法，特别侧重于组织行动方面，主要都是蒋经国拟定的：

    ①调胡轨的“勘乱建国总队”第二、四、五大队到上海（王升的第六大队已住在上海）来。

    ②以“勘乱建国总队”为核心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吸收各阶层、各行业青年参加。

    ③召开复员青年军联谊会各省市支会、各大学分会，在上海召开中央干部学校校友会各省市支会及青年军各师政工负责人会议，统一组织，统一行动，开展全国性“限价”运动。

    ④在上海成立中央干部学校校友会、复员青年军联谊总会联合会基金保管委员会（以下简称两会基金保管委员会），以保证事业的秘密开支。

    ⑤在上海江湾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干部训练班”，培训“经管”干部。

    ⑥“中正学社”五人领导小组迁上海办公，以便统筹指挥。

    会上，落实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干训班的领导人选和两会基金保管委员会的人选以及行业督导员（亦称小督导员）的职权和人选，蒋经国还谈了军警宪的配合作战问题，并对商人集团作了分析。

    会议快结束时，早点端了上来，配有各品荤素菜。蒋说：“小菜和点心是方良（蒋的夫人）亲手做的，她听说你们要来特别高兴，半夜就起来了。”蒋那天兴致勃勃，吃了很多。

    （二）

    根据这次紧急会议的精神，中正学社五人领导小组迁到上海，办公地点设在福煦路富民路五十二号，由江国栋、王升和我三人常住，戴明震往返京沪负联系之责，“铁血救国会”总会书记李焕随时掌握京沪学生运动的情况。我住在三楼，王升住我隔壁，两室内有门相通。江国栋住二楼。

    两会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由俞季虞担任，监察委员由肖昌乐担任，保管委员由我担任。江国栋和肖涛英分别把他们各自掌握的复员青年军联谊总会和中央干部学校校友会的部分资金派专人送沪交我，共计约有100根金条。我把金条兑换成金圆券（每两兑换200元），分开储存于中央信托局和重庆银行，用我的名字开户，又租用通江银行地下保管室一个保险柜收存密件和未兑换的黄金。

    根据紧急会议精神，几天后，还在上海召开了蒋经国各地嫡系中的骨干分子会（见上文第③），会期三天。蒋曾三次到会，要求这些人回去后推动所在地的经济管制工作，组织青年服务队声援上海。

    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室设在外滩中央银行总行三楼，那是一个临街的狭长房间，透过宽大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外滩上往来的行人。偌大的办公室只有一个高秘书（蒋在苏联时的同学）和正副两位督导员的办公桌，显得空荡荡的。俞鸿钧虽是正督导员，但很少露面，更少出主意，蒋经国名副实正。

    许多关于经济管制督导的重要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主持人当然是蒋，俞鸿钧有时也来。江国栋、王升、俞季虞和我每会必到，多由我做记录。李焕、肖涛英、戴明震因往来于京沪之间，只有在上海时才参加。总之，“中正学社”的成员是当然出席的。

    会议的重点是经济管制督导的问题，如清查仓库，查抄物资，研究对商人的对策等等，至于蒋经国本身事业的发展也在研讨之例。例如，要在上海办个日报和杂志，为日后蒋作上海市市长制造舆论，蒋提出要从没收物资中拨10万元交我作事业基金（后未能实现）等等。我们时而陶醉于经济管制胜利的幻境，时而又堕入忧郁苦闷的现实。

    （三）

    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由王升任总队长，在各大学、街道积极展开招兵买马的活动，满街是招收队员的标语，一时报名参加者竟达15000余人。这中间绝大多数是属于政治上幼稚、受骗上当的，少数则是搞政治投机，想乘此加入蒋经国的派系，来个名利双收。

    上文已经提到，蒋经国决定以“戡乱建国总队”二、四、五、六大队的成员担任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的分队长以上干部，于是，在江湾远东体育场成立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干部训练班。蒋自任名誉班主任，王升任班主任，江国栋任组织组长，李焕任宣传组长，我任总务组长。

    筹备时间十分紧迫，我得在两天内准备好上千人的食宿和学习场所，赤手空拳又无经验，心中十分焦急。我请复员青年军联谊会上海支会负责人陈志竞给调来青年军大学生30多人做我的助手，向上海警备司令部借用大小车辆十余部跑运输，向同济大学借来几百张课桌，又向上海抗敌后援会借了千余张帆布行军床。吃饭的问题，因实在不可能在两天内置好炉灶和炊具，就采用花钱包伙的办法。电灯、电话、扩音器也是请专门的安装公司承包安装的。

    9月初，这个训练班正式开学，每期学习7天，共办了三期。训练内容是关于经济管制督导的政策和做法，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的任务、组织领导等。

    毕业典礼在江湾体育场室内体育大厦举行，蒋经国讲话说：“经济管制是顺乎天时、合乎人情的大事，一定能克服险阻，冲破障碍，取得最后胜利，决不虎头蛇尾，遗谤世人！”

    毕业典礼后的第二天中午，在五层楼酒家聚餐，摆了上百桌，还请了乐队，蒋经国也到了。觥筹交错，吹吹打打，闹了一个下午。

    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分区划片驻扎，清查仓库，搜查行人，拦截车辆，核对物价，主要目的是以政治的威慑力查抄黄金外汇和限制物价。天一黑，成群结队的男女队员佩戴袖章，在腰挎捷克式新手枪的分队长带领下，把守各街口盘查行人、车辆，12时后不准通行。

    一天深夜，一个值勤的分队长来向王升汇报，说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抗拒检查，开车强行冲过了他的防区。王火冒三丈，大骂他是胆小鬼，责问他为何不把孔令侃干掉。那个分队长分辩说：“事出意外，又是孔祥熙的大少，没有命令这干系我怎么承担得了？”我和王升的住室只隔一道板壁，被吵得不得安宁，只得过去劝解，王才息了怒。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王升去见蒋经国，蒋先是静听王的汇报，接着眉头渐渐皱了起来。当王说到“昨夜要是我，干脆把孔令侃干掉”时，蒋的面部突然紧张了一下，接着又缓和下来。我坐在旁边，未发一言，但心头却升起干不下去了的预感。

    蒋经国为便于控制各个行业，在九月上旬公布了行业督导员名单。每一行业任命一位督导员坐镇在行业公会里，做蒋的耳目和助手，享有督导员的一切权力，人员由“中正学社”五人领导小组提名，报蒋批准，由督导员办公室任命，第一批十余人曾刊于上海各报。这些督导员不过是一群入世未深、经验不足、热情有余的书生，一到行业公会，即被商人包围，玩弄于股掌之中，在短暂的“经济管制”期间没有起多少作用。

    （四）

    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增强威慑力，10月里的一天，我们还组织了上海市十万青年大检阅，会场设在兆丰公园。参加的有青年军二〇一师、二〇二师、上海市警察总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复员青年军上海支会（包括各大学分会）、上海市各行业公会及各界人士七八万人，号称十万人。

    大会主席是蒋经国，主席团成员有江国栋、俞季虞、王升、李焕、肖涛英、方庆延、陈志竞、徐贵庠及上海知名人士共十余人。蒋尽管内心空虚，但做报告时还是装做充满信心的样子，慷慨激昂。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游行队伍由骑兵作先导，接着是摩托部队、炮兵和荷枪实弹的步兵，后面是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和各界人士。沿途高喊的口号有，“打倒奸商！”“不准囤积居奇！”“不准抗拒不卖！”等等。

    这次大检阅后，蒋经国又杀了破坏“经管”的宪兵大队长姜公美，处理了一批商人。但情况仍然越来越糟，到处买不到东西，人们怨声载道。国统区的财政经济已经全面崩溃，不可收拾，国民党行政院被迫宣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和人民所有金银外汇处理办法，恢复黄金、外汇的自由买卖。

    11月初的一天下午，上海广播电台播出了《蒋经国告别上海市父老兄弟姐妹书》，他那沙哑、悲哀的声音，随着电波回荡在上海市的上空，听起来就像是旧时代沉沦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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