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立庵

    1948年8月19日傍晚的时候，我接到中央银行抄送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给俞鸿钧（当时的中央银行总裁）的一个电报，大意说：请他邀约上海金融界的人于明日到南京行政院开会。所邀的人有宋汉章、钱新之、赵棣华、李馥荪、徐寄庼、王志莘、傅汝霖、杜月笙、徐国懋、沈日新等十余人，我亦在被邀之列。我当时打电话问中央银行是什么事情，俞鸿钧不在行，不得要领。当晚回家路经南京路西藏路，看到那里有一座电动新闻牌，说明天起改革币制，要发行金圆券了。这个消息来得很突然，我想行政院邀我们可能就是谈这件事情。第二天到了南京行政院，主持会议的是当时的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长王云五、政务次长徐柏园，记录是财政部钱币司帮办薛溱舲。会议开始，由翁文灏说明发行金圆券的原委，希望大家拥护，出席的人表示拥护，没有异议，也谈了一些金融界困难情况。我当时没有发言，在会议将近结束的时候，徐柏园指名要我讲话，说我在财政部主管金融多年，现在又是联合银行总经理，有这样两重身份，问我对于这次改革币制意见如何。我于是起立发言，大意是：“在抗战末期到胜利以后，建议改革币制的很多，当时财政部内部亦有此项主张，我们研究的结果，认为条件不够，不能轻于尝试。现在当局勇气百倍，决定实行，我们当然希望它成功。不过从已公布的各项办法粗粗看过一遍，觉得有三点矛盾冲突之处：首先，办法内规定各种物品不得超过8月19日的价格，同时对公用交通事业的收费又可调整价格，电力和运输的支出与物价成本有关，都是构成物价的因素，如果同意它调整价格，又何能限制其他物品不加价呢？其次，限期收兑黄金、白银和外国币券来充实准备，办法很好，但是大批新券出笼，骤然增加庞大的购买力，对市场压力很大，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第三点已记不起）。这些问题，当局谅亦看到，一定会统筹兼顾，我所说的可能是过虑”云云。我说完，大家默不作声，不久会议即散。在我走出会议室的时候，薛溱舲跑过来轻轻向我说：“你的话太直率了，他们听了会不高兴的。”我说：“‘驷不及舌’，既说了又有什么办法呢？”随后，上海来的一般人去到励志社见蒋介石，蒋亦希望大家拥护新币制。大家照例颂扬一番，我没有发言，一场会见就此结束。会后，我到财政部会见当时的常务次长李傥（倜君）。李对我说：“你是财政部的老人，希望对于新币制竭力拥护。”我没有多讲，就作别回上海。

    不久，盛传蒋经国担任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并已来沪筹备（名义上，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是俞鸿钧，蒋经国是副督导员，但实际上俞鸿钧绝不过问，完全由蒋经国一手包办）。8月底，中南银行胡惠春（胡笔江的儿子，这时是中南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叫人告诉我：听说蒋经国这回来沪，对我将有不利，要我注意。我当时颇为惊异，但亦没有十分注意，这时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上海区三个管制机构的组织规则和委员人选都已公布：一是物资调节委员会，委员刘攻芸、李立侠、程远帆、束云章、杨绰庵、江杓、沈熙瑞、沈镇南、张兹闿、张希为、王岚僧；二是检查委员会，委员蒋经国、俞叔平、宣铁吾、周力行、林崇墉、张勇年、张毓泉、王云南；三是物价审议委员会，委员吴国桢、吴开先、潘公展、方治、李立侠、徐寄庼、吴蕴初、水祥云。同时马路上有大群所谓“经济戡乱大队”游行叫嚣，造成紧张局势。

    9月8日下午出版的特务宣铁吾所办的《大众夜报》，用头条新闻大字标题，说我联合上海商业银行逃避大量金银外汇，还编造了许多诬蔑我的事项，对我大肆攻击。我当时很冲动地拿起报纸，就奔向中央银行找蒋经国。正值蒋在开会，我看到了俞鸿钧和徐柏园。徐柏园是专为各银行陈报外汇资产而来上海的，俞鸿钧劝我不必见蒋，暗示见了蒋对我未必有利。当天夜晚，《申报》的记者来访问，我将《大众夜报》对我的攻击加以驳诘，第二天我的谈话在《申报》登出。这事对我不啻是晴天霹雳，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对于为什么要加我这样大的罪名感到困惑；但从俞鸿钧的语气看来，胡惠春要我注意的话是不无因由的。以后几天，《大众夜报》每天都有攻击和诬蔑我的新闻。这时中央银行通知各商业银行限期陈报持有外汇资产数额。当时上海银行钱庄都有明暗两套账簿，黄金外汇都在暗账收付，明账中看不到，这是我参加金融业后才知道的。联合银行甫于8月1日改组成立，我到行不久，联合银行的外汇资产，除出善后债券列于明账外，其余的外币证券、外币存款、库存黄金都是暗账，我从未见过，亦未问过，因此我问当时的联合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如何陈报。钱新之把联合银行总管理处几位高级职员和上海分行经副理邀在一起，当众对我说：“我们和盘托出，决不牵累你。”又说：“你们把表准备好，我明天和戴总经理一同亲自送往中央银行。”

    这时报载9月6日那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纪念周上恶狠狠地说：“目前尚有一个问题，即商业银行对于政府法令尚存观望态度，其所保留之黄金、白银及外汇，仍未遵照政府的规定移存于中央银行，并闻上海银行公会理事会拟集合上海所有各行庄，凑集美金1000万元，卖给中央银行，便算塞责了事。可知上海银行界领袖对国家、对政府和人民之祸福利害，仍如过去二三十年前，只爱金钱、不爱国家，只知自私、不知民生的脑筋毫没改变。在‘共匪’这样猖獗、人民这样痛苦、尤其是前方官兵这样流血牺牲的时候，政府为要加强‘戡乱建国’的力量，决心实行这一个重大的改革，其成败利钝，实有关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而若辈拥有巨量金银外汇的，尤其是几家大银行，这样自私自利，藐视法令，罔知大义，真令人痛心。这种行为固然是直接破坏政府‘戡乱建国’的国策，而其间接实无异助长‘共匪’的内乱。彼等既不爱国家，国家对彼等自亦无所姑息，故政府已责成上海负责当局，限其于本星期三以前令各大商业银行将所有外汇自动向中央银行登记存放，届时如其再虚与委蛇，观望延宕，或捏造假账，不据实陈报存放，那政府只有依法处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置予以严厉的制裁。”这些胡说，完全是流氓讹诈的口吻，可谓无耻之极。那时蒋介石只要想加害某人，就加以破坏“戡乱建国”的罪名，他们就可以生杀予夺，为所欲为，这回也如法炮制。同时，蒋介石又亲自打电话给俞鸿钧，要他立即查封浙江第一银行，因为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李馥荪是当时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的理事长，蒋介石认为凑集美金1000万元卖给中央银行的主意是他出的，因此就对浙江第一银行首先开刀，借以恐吓其他银行。俞鸿钧对于这个“命令”，因为上海环境关系，不敢执行。李馥荪又托了和蒋介石关系密切的已故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叶琢堂的女婿李叔明向蒋说情，才得无事。钱新之知道这事的严重性，不是可以应付过去的，所以有“和盘托出”的话。在这样淫威镇压之下，上海各商业银行在九月十日左右，都将所存的黄金、白银、外币及其他外汇资产列表报告中央银行。

    9月10日，我忽然接到一封信，由蒋经国具名，约我于9月11日上午到梵皇渡路乐义饭店某号一叙。我当时打电话问钱新之，他说：他也有的，不过他今晚要去南京，已复信改期再谈。我感到这是“霸王请客”，吉少凶多，但又不能不去，因此11日的早晨到了乐义饭店。约定谈话的房间，是个套间，我先坐在外间，只听到里间讲话声音很大，似有争执模样，看到桌上会客的名单有十余人，周作民也在内，已会过了。不久里面走出来的人是李馥荪，面红耳赤，神色颓唐，和我点点头就离去。这时里面邀我进去，只见蒋经国站在那里，房间内朝窗摆了两张沙发，中间隔着一张茶几，旁边一张沙发有人坐在那里。蒋经国招呼我坐下，因我在南京曾和他同过一次席，所以还认得。起先寒暄几句，后来渐入正文。蒋问我：“近几天的报纸你看到吗？”我说：“已看到，正要请督导员彻查。至于联合银行的黄金外汇，已经开单于昨天和钱新之先生一同面送中央银行俞总裁和财政部徐次长了。”蒋重复《大众夜报》攻击我的事，要我承认，我说：“这是无稽之谈。”蒋不以为然。我说：“《大众夜报》说我私人财产达2亿美元以上，这种连常识都没有的话，你也会相信吗？况且这事可以调查的。”蒋仍纠缠不已，而且做出很严厉的样子。我说：“那么，请你把具体事实和证据拿出来，让我也可甘服。”蒋思索一会儿说：“要拿，到法庭上再拿，我正在考虑送你到法庭还是到特种刑庭。”我说：“听你的便。”谈话就在这样情况下结束。在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蒋又说：“希望你考虑考虑，

    下次再谈。”我说：“没有什么考虑”，一面就走出了套间。在我们谈话中间，蒋经国曾几次站起来在房间内来往走动，似乎在想什么心事。后来有人对我说：同一天早上蒋经国和周作民会见的时候，蒋一再追问周作民有多少外汇，周说有5000元美金，蒋大为愤怒，一再说要打电话给警察局把周作民拘留起来，并站起来做出要打电话的姿态。我想他的在房间里往来走动，可能也想以同样的方法恐吓我，不过没有做出罢了。在乐义饭店谈话后几天，《大众夜报》又以头条新闻大号字说蒋经国传讯我云云，并且在四川路汉口路附近即联合银行门口张起跨过马路的大横幅指名攻击我。我感觉到问题严重，但我每天仍照常到行。小报上又说：戴某有恃无恐，镇静如常。这时抢购物品风潮已开始，物价亦有波动，尽管《大众夜报》和一些小报对我还不断攻击，蒋经国在我离开乐义饭店时虽说下次再谈，我也时刻准备着，但在那一段时间内没有再找我。到了9月24日早晨，联合银行来了一个穿警察制服的“官员”，名片上刻着“刑警督察长程义宽”，说要会我。我见了他，他拿出一张预先写好的“切结”，要我签名盖章，并且要正当行号做保人。原“切结”上并不说明原因，只是说，“某某非经核准，不得私自离沪”。我问来人：“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要这样处理？”他说：“对不起，我是奉命办理。”在这样情况下，我如不照办，立刻就会遭到难堪，但仓促间找谁作保呢？想起太平洋保险公司设在联合银行楼上，我问来人，找太平洋保险公司作保何如？他同意了。我即打电话给该公司的协理浦心雅请他下来一下，我把原委说明，他同意作保，随即办好手续。我看程义宽手上还拿着同样的纸头一卷，问我：“周作民住在哪里？”我说：“可以问金城银行。”周作民自乐义饭店出来后，很受震动，即避居虹桥疗养院，事后知道程义宽并没有和周作民见面，周的“切结”由金城银行的有关机关诚孚公司作保。从9月24日起，《大众夜报》和一些小报间或还在攻击，蒋经国对我再没有其他的动作，直到金圆券崩溃，蒋经国离沪后，那张“切结”由俞鸿钧交还我，可惜当时就把它扯碎了，否则倒是一个沉痛的纪念。不久，钱新之对我谈起：在南京会见蒋介石，谈到了上海的事，蒋说：“小孩子胡闹。”这一幕丑剧，蒋介石是唯一的主持人，现在却说“胡闹”，推得干干净净，这是他一贯的作风。蒋氏父子用了这样穷凶极恶的手段，对于帮助他起家的伙伴——南北金融资本家，想反转过来一棍子打死，而且李馥荪这时还是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也不稍留余地，可谓咎由自取。在上海一地，蒋介石掠夺了黄金1146000余两，美钞3452万余元，港币1100万元，银圆369万余元，银子96万余两（截至1948年10月底数目）。但是各银行的外币存款和外币证券搜刮数目和他们的企图相差很远。原因是各银行的外汇资产虽经申报，除了因行庄增资结售一部分外汇和少数需要头寸的银行将所持外汇结与中央银行外，其余银行仅仅办到申报手续为止，所有外汇资产仍在自己的户头上面，没有转账过户，而且金圆券崩溃太快，没有时间让他们进行勒逼。它所掠夺到的，多数是人民所有的黄金、美钞、港币、银圆。据说蒋介石的亲信吴忠信的老婆对人说：“经国是我抱大的，现在连我的棺材本，都被他抢去了。”吴忠信的老婆尚且如此，一般老百姓的遭受祸害更可想而知了。

    金圆券是蒋介石掠夺人民财富的恶毒的手段，开始就用杀害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他首先枪毙了与孙科有关的林王公司的王春哲，然后对当时金融界几个头面人物施行种种威胁，意思就是说：“你们究竟要命还是要钱。”蒋介石在南京纪念周上的威吓和蒋经国在上海乐义饭店形同强盗绑票的胁迫，父子串双簧，目的就在黄金、美钞，问题是很显明的。当时我想，像李馥荪、周作民这些人在金融界素负“盛名”，把他们做个榜样来威吓人还有作用，像我这样的人，也值得做榜样吗？后来事实逐渐明了，这里面的原因是很为复杂的。第一，我虽然在金融界不久，但金融界熟知我的名字，把我做个榜样，可以威吓金融界其他的人。第二，我在金圆券发行的第一天，就在南京行政院指出它的弱点，这是他们最忌讳和最痛恨的。因此在我回上海不久，蒋介石的侍从室就有电报给淞沪警备司令部，叫它注意我的行动。第三，由于钱币司管理金融的关系，经常和特务的利益冲突，从重庆到南京我一直是特务“欲得而甘心”的对象。在重庆时特务头子郑介民曾向俞鸿钧说：“你们的钱币司长戴铭礼假借儿子十岁做寿为名，要各银行送礼。”俞鸿钧转而问我，我说：“我今年没有十岁的儿子，但今年我母亲70岁却是个好题目，我没有利用，何必去用儿子的名义呢？”另一桩事是在胜利后不久我还在重庆的时候，有一个姓白的人，携带申请北洋保商银行复业的公文并附有军统局的证件，证明在平津沦陷期间北洋保商银行曾为军统局做了很多掩护工作，以此作为复业的理由，请财政部批准复业。这个姓白的是军统局派在华北的特务头子。我说，北洋保商银行是王克敏的事业，是大家都晓得的，王克敏是汉奸，如果他办的银行可复业，何以见谅于社会，这事不好办。姓白的说，他“对抗战有功”。我说：“你们的证件既不便向外面公布，老百姓怎能知道呢？”姓白的天天来催，后来财政部把这个案件向行政院请示，行政院搁置不复。在那特务横行的时代，有办不通的事，在他们说来是极为失“面子”的，而且也堵塞了他们发财的机会。因此姓白的极为愤怒，在外扬言要收拾我。蒋经国的督导员办公处原是特务的大本营，这次是他们收拾我的机会了。另外，我和蒋经国还有一段不愉快的经过：胜利后，在上海的某商业银行（这家银行随后即倒闭，行名已记不起）查账报告中，有16个户头没有姓名，都用某某记，数目既大，进出又很频繁，投机倒把的情况很为显明，这银行是当时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徐继庄暗中经营的。徐继庄说：这十五六个户头，是蒋经国弟兄所开的。我很气愤地说：“我不管这些，蒋经国就可以不守法，为所欲为吗？”这些鬼打架的事情，不值得一谈，但是综合起来看，蛛丝马迹是很显然的。因为有这些关系，我就成为他们的对象，和李馥荪、周作民同样充作牺牲品，实现他们的恐怖政策。由于各银行已办理“陈报”，他们目的已达到，所以没有进一步加以毒害。《大众夜报》在对我大肆攻击的时候也说过：政府目前对此案尚无有所行动的表示，一切恐将视今日上海各行庄依限办理缴存金银外汇之结果如何以为断。由此说明蒋氏父子串演这幕丑剧，目的在掠夺黄金外汇，作为他们逃跑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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