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彬

    一

    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后，就由宋子文掌管财政。那时美国企图把中国货币拉进美元集团。1929年，有以甘末尔为首的一批美国“专家”来华筹划，草拟了改革币制方案：名为金本位制，实质上是一种金汇兑本位制，把中国银圆售给美国换作黄金准备，存放纽约。仅仅草拟这个方案，用了很长的时间，花了九十多万美元。其实这个方案与甘末尔在波兰等国所拟方案并无多大差别，只是用很长篇幅写了一大套无必要的程序。金汇兑本位制的特征是把本国的准备金放在外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只有印度实行这种制度；到了战后，缺少黄金的国家就都相继实行。1931年，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动荡，除了法、比、荷、意、德几国仍然坚持金本位制外，以英国为首，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几十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了货币贬值，以致金汇兑本位制的国家狼狈不堪：提黄金则禁止出口，提钞票又贬值太大。如果有关双方发生邦交恶化或者打起仗来，准备金不在本国的一方就又冒着准备金被冻结或者被没收的风险。宋子文哪懂这些，当时还把甘末尔方案奉为至宝；可是未及实行，他已下台了。

    孔祥熙继宋子文上台，英帝国主义想趁机利用，把中国货币拉进英镑集团，于是派李滋罗斯来华。李滋罗斯主张中国发行新的钞票，叫作法币，把它的对外汇率订定为英镑1先令2便士半，依照这个汇率无限制售卖外汇，以维持钞票的稳定；这也是一种金汇兑本位制。孔祥熙却只花了十天八天的招待费和旅费，就产生了所谓法币方案，于1935年11月4日宣布实施。那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早已实行北上抗日，全国人民还以为国民党政府为了抗日作准备才改行法币，因而没有反对。这与甘末尔草拟方案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也就没有人去考虑金汇兑本位制的弱点了。李滋罗斯的方案，仍把银圆运往美国出售。当时英美在华银行都把所存银圆交给中国中央银行，只有日本反对，拒绝交出。

    李滋罗斯在华时，曾对蒋政权口头允许借款。孔祥熙于1937年5月，就借参加英王加冕典礼的机会，亲往伦敦商借2000万英镑。英方所提条件很苛，又因抗日战争爆发，借款没有成功。仅由英国汇丰、麦加利银行在华分行借给500万英镑，中国、交通两行借500万英镑作为中英平准基金。

    在抗日战争期间，法币不断膨胀，物价飞涨；到抗战后期，币值已一落千丈。抗战胜利前后，宋子文作行政院长，仍同美国合作，又是一塌糊涂。在宋任内，国家银行存有约值9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连500万两黄金借款在内），截至1947年2月他下台止，共花去了5亿美元，只留下4亿美元（这些数字是当时财政部长俞鸿钧向我说的）。宋子文由于监察院提出黄金弹劾案而下台。黄金案还只占5亿美元的1/10，他的出售黄金与开放外汇市场的政策都遭到失败。那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整个经济已趋于总崩溃的边缘了。

    二

    政学系头目张群继宋子文任行政院长，以张嘉璈为中央银行总裁，要以金融力量来控制经济。俞鸿钧仍连任财政部长，他颇得蒋介石的信任；开始宋曾要求换人，蒋未答应。行政院副院长一向是不管事的闲职，张群要王云五担任，并要他特别研究财政。外交部长王世杰也主张必须有人彻底整理财政。

    1948年，国民党政府施行“宪法”，蒋介石当上了“总统”。他原想张群仍任行政院长，但因CC系的立法委员公开反对，才把翁文灏拉出来抵挡一阵。张嘉璈也知道必为CC系所反对，坚决辞职不干。蒋乃调俞鸿钧任中央银行总裁，任王云五为财政部长。蒋对翁文灏说：“军事完全由我自己主持，与行政院无关。财政方面，应以财政部为中心，中央银行帮同处理。同心协力来挽救十分艰难的局面。”

    翁阁组成后，王云五就向翁说：“公库收入仅及支出的5%。物价飞涨，支出庞大，全靠发行新票支持。军事开支所占比重极大，仅东北军费已占支出总额40%。”于是他提议以中央银行所存的黄金和证券作保证，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他的办法是以政治力量来收兑或收存全国人民所持的金银、外币，实行管制经济，在行政院下设全国经济管制委员会，由四联总处秘书长兼财政部政务次长徐柏园任秘书长，另在全国设若干管制区，由经济管制督导员负责执行。[64]也许他早有腹案，密向蒋介石献策，得到蒋的赏识，才当上了财政部长。当他就任后，立法院还没有休会，他授意财政部次长徐柏园到立法院货币小组会上再三要求授权财政部改革货币。货币小组的召集人是刘健群（复兴社头目之一）和我，坚决予以拒绝。他们本来可以利用“宪法”上“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关于：“总统在立法院休会期间得以命令行之”的规定，不必经过立法院的通过；其所以再三要求，无非想在事后封立法委员中反对者之口。不料碰了钉子，以后金圆券的发行，只好偷偷摸摸地以“总统命令”行之了。

    约在这年的7月尾，素即称赞王云五才能出众的王世杰向翁文灏传达说，蒋介石和俞鸿钧已在莫干山，要翁和王云五速即前去，商讨币制改革办法。翁文灏当即打电话向蒋询问，蒋答就派飞机来接他们。翁和王云五、王世杰同机前往莫干山，蒋召集他们开会说：“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接着询问各人对这方案的意见。王世杰强调说：“王云五部长所拟方案极为妥善，时不可失，必须由总统下最大决心，大力实行。”翁文灏说：“在这个艰危紊乱的时期，改革币制没有多大把握，但财政实非改革和整理不可。”翁对王云五所拟方案，曾交刘攻芸、严家淦等加以研究，认为可行，翁也就表示赞同。蒋介石问俞鸿钧印刷新钞票是否赶得上。俞鸿钧说：“新印金圆券已来不及，但中央银行尚存有新印的钞票，数量足够应用。可以先用飞机密运各中心市场，以便总统命令发表后，就作为金圆券发行。”蒋说这样很好，嘱咐各人先行分别准备，等候决定。

    隔了不久，翁文灏接到蒋介石由庐山打来的电话，说决定实行金圆券方案，嘱咐转告有关机关准备必要的文件，等他返京提交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后，即行公布实施。到了中常会开会时，蒋介石提出金圆券方案，孙科发言力表赞同，就此通过。原案于8月20日由蒋以命令宣布，21日又令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

    上海是蒋政权发行金圆券掠夺金银、外币和管制经济的中心。方案公布后，蒋介石电邀上海的党、政、军、金融、经济各界的头目前往南京，当面吩咐务必切实奉行。实际上是俞鸿钧主持，由中央银行和所指定的银行办理发行新券和吸收金银、外币，范围遍及全国。蒋经国特在上海区执行严厉的管制和督导。此外，西南方面由徐堪前往负督导的责任。[65]

    这时，法币流通量已达到640万亿元，为抗战前1937年6月的45万倍。据四联总处所编上海、南京、汉口的批发物价指数，已为抗战前上半年的600余万倍，天津为750万倍，广州为450万倍，重庆为280余万倍。照上海物价计算，全部流通中的法币总购买力只等于抗战前上半年法币的1亿元左右。这已说明法币的滥发使整个中国经济走到总崩溃的绝路，但还不及八九个月后金圆券崩溃得那样凄惨。

    三

    8月20日宣布实行金圆券那天，我适往上海。在陈光甫招待留沪立法委员的宴会上，遇见约作陪客的吴国桢（上海市长）和俞鸿钧。吴、俞同声询问我对金圆券的意见，我说：“在法币丧失币值，人民对钞票失去信任的情况下，又当内战紧迫的时候，改革币制的机会早就错过。金圆券的办法要以政治力量来施行不兑现的货币，更加危险万倍。一旦发行数量超过市面流通必需量，必定到处突破政治力量，不过几个月就要崩溃了。”俞鸿钧说：“我因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与你从前所拟无限制兑现的金本位方案相反，在莫干山会议时，尽管在职务上必须报告印存新币的数目，但在政策上还是反对。在庐山会议上，总统一开始就表示事在必行，我就不敢讲话了。”吴国桢却破口大骂王云五，什么乌龟王八蛋的话都出口了。吴还说如果要他做什么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他宁肯连市长都不干。我在宋子文任行政院长时，曾任财政部长俞鸿钧的顾问，草拟过改革币制的无限制兑现的金本位方案；原拟在“抗战时期我国为美军支付的法币垫款”项下或用其他方法，筹借几亿美元，连同所存黄金、外汇（当时还不只4亿美元）就可实行。关于美军的法币垫款折算率，中美间常有争执[66]。宋子文拿了美国剩余物资作抵，冲溃了国内市场。他究竟花了多少垫款，很难确知。俞鸿钧拿着我的方案，不通过宋子文，就直接送给蒋介石批准，并要进行筹备。不过我那方案毕竟没有实现。直到张群组阁，张嘉璈任中央银行总裁，也曾对我表示，一俟筹得几亿美元的黄金、外汇，就实行改革币制。张嘉璈的腹案不一定就是我的方案，但他也反对用政治力量，主张依靠金融和经济力量，实质上必和我的内容一样，这都是妄图挽救蒋王朝厄运的。

    俞鸿钧对宋子文不满，经常见于辞色，这里再举一例。宋子文雇了一位美国顾问（忘其名）交给财政部，俞鸿钧对这顾问毫无礼貌，让他坐了一年的冷板凳，期满回国，俞对我说：“这位美国顾问是宋院长特聘的，待遇是一座风景优美的洋房，一辆最新式的美国汽车，每月薪金3000美元，可是一年没有向我写过一次建议。”可见宋子文的崇美已经到了美国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请来做中国财政顾问的程度了。

    四

    金圆券方案实施后的第五天或者第六天，蒋介石“召见”卢郁文、陈博生、郑彦棻等和我共七位立法委员。蒋一开始就问我对于金圆券方案的意见。我照在上海对吴国桢、俞鸿钧所说更详细讲了一番。我又加重语气道：“我敢向‘总统’保证，金圆券不过几个月一定崩溃。”蒋大为吃惊，反复追问了一些疑点，我也一一地解答。蒋又问现已公布实行了，还有什么挽救的办法。我说：“现在在无法中想办法，只有一边准备一边挽救的一条路。第一，必须立即停止收兑金银和外币。这些金银外币留在人民手上没有大危险。反之，放出大量金圆券却危险极大。这无异于把死老虎收回来锁住而把活老虎放出去。第二，必须立即改为无限制兑现。实际上在发行额未超过市面流通必需量以前，商民不会来兑现。英国过去的金本位制，对于市面流通必需量的限度以内的发行，向不设置准备金。第三，必须立即向美国交涉，按照美军法币垫款当时的法币外汇市价，按月计算兑换率，要回垫款的黄金、外汇，或用其他方法筹借三四亿美元的黄金、外汇，连同国家银行所存还有三亿五六千万美元的黄金、外汇，共约有七八亿美元的准备金，还可勉强维持一定时期的货币稳定。如果照金圆券方案全凭政治压力，只有加重人民不信任政府新货币的心理，发行数量即使在市面流通必需量以内，人民也以法币存物为利，各地物价一定冲破政治力量的控制。这是没有丝毫疑问的。”我讲完，蒋介石又问其他立法委员的意见。记得只有卢郁文和陈博生说话，同意我的看法。蒋最后要我用书面详细写出，第二天早晨送给郑彦棻转交给他。

    可是就在这几天内，由于反动政治压力的猛烈，物价已被控制在金圆券发行前的水平，利息每天降低；王云五正在兴高采烈，准备赴美宣传他的方案成功。蒋介石信上了他，不会轻易改变，我写的文件自然就被搁起。9月下旬王云五飞往美国，参加国际货币基金董事会的会议，在会上大吹其牛，想借此博得美帝的垂青，再借一笔巨款。但当他10月上旬回来的时候，金圆券已经大为不妙了。

    不出我的预料，金圆券发行不过两个月，崩溃的现象就已显露。适值吴铁城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身份，约20多位立法委员聚餐（大部分是孙科任立法院长时期的旧人，现在祖国的除我外，还有解放初期往山西大学任教的程元斟）。当我进入时，他正拿着我送给蒋介石的那份文件的草稿，立即转而问我道：“是不是你当时向总统说过，金圆券不崩溃，就砍你的头？”我答那是误传，我只保证几个月必定崩溃。吴说，当时中央秘书处把我的原稿缮正送给蒋看后，吓得他的脸都发了青。我向吴索回原稿，吴笑着说：“这个文件已成历史上的文献，你收不回去了。”他又说，蒋决定撤换王云五的财政部长，由徐堪继任。又过了十几天，蒋介石却密叫孙科进行组阁，孙科继任院长时财长仍为徐堪。[67]

    五

    话说回头，以下要交代金圆券崩溃的过程。

    1948年8月20日，蒋介石宣布实行金圆券命令的全文如下：

    “兹依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之规定，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颁布财政经济处分令，其要旨如左：（一）由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二）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基于上开要旨，特制定：（一）金圆券发行办法，（二）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三）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四）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与本令同时公布。各该办法视同本令之一部分，并授权行政院对于各该办法颁布必要之规程或补充办法，以利本令之实施。此令。”

    其中第三项办法还没有实行，金圆券就开始崩溃，原办法无须叙述。其他办法可以归纳为以下四项：

    第一，金圆券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

    第二，人民持有黄金、白银、银币或外国币券者，应于1948年9月30日（后由行政院把黄金、外汇展期至10月31日，白银、银币展期至11月30日）以前，向中央银行或其委托之银行，依左列各款之规定，兑换金圆券：（1）黄金每市两兑给金圆券200元，（2）白银每市两兑给金圆券3元，（3）银币每元兑给金圆券2元，（4）美国币券每元兑给金圆券4元，其他外国币券照中央银行外汇汇率兑给金圆券。

    第三，违反规定不于限期内兑换者，其黄金、白银、银币或外国币券一律没收。

    第四，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各该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依照兑换率折合金圆券出售，由当地主管官署严格监督执行。

    关于第一项，到了同年11月11日，行政院不得不颁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改为“金圆券发行总额另以命令定之”。在此以前，俞鸿钧已两次电请财政部在限额20亿元以外，每次增发5亿元。接着孙科登台，徐堪任财政部长。俞鸿钧随后在11月27日、12月6日、12月19日又三次请增发每次10亿元；12月下旬两次请增发共60亿元。1949年1月刘攻芸继俞鸿钧任中央银行总裁，请增发100亿元，2月请增发350亿元，3月请增1600亿元，4月增13000亿元。截至5月4日止，金圆券发行总额已达到98041亿元，5月18日达到294722亿元。仅仅9个月，金圆券就几乎等于废纸，在世界货币史上可算是最短命的货币了（如果不算后来产生的银圆券）。

    关于第四项，1948年9月份的批发物价指数比8月涨高7.4%。如就地区来说，截至9月4日止，即在金圆券发行后的第15天，汉口物价涨高21%，重庆涨高40%，广州涨高83%。这就是说，时间仅仅半个月，物价已经不是政治力量所能管制的了。同年10月，物价的批发指数比8月涨高35.6%，如按地区，当然更高。11月涨高到17.5倍，12月涨到32.5倍。1949年1月涨到85.7倍，2月涨到834倍，3月19日涨到2900倍。单就上海批发物价来说，到4月15日，竟涨高62719倍。后来，国民党政府逃往广州，全部金圆券的灾难都加在广州、重庆等城市的人民身上。当时物价一日万变，那几个城市人民生活的惨状，真不是言语所能够形容的。

    至于第二、第三项，翁文灏曾在1948年10月向立法院报告吸收全国人民金银外币约值美金两亿元。这大概就是金圆券唯一的“最大成就”。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在金圆券发行初期对我说：“明知金圆券就要崩溃，上海银行所存黄金也要送往中央银行。”吴铁城也说黄金送到中央银行就等于没收，可是不送恐怕要受徒刑。那时蒋经国在上海方面施展了好像不顾情面的作风。听说他曾宴请上海金融工商各界巨头，板起面孔来说：“现在我奉命严格执行金圆券的法令，一定贯彻到底。座中诸位都是我的世伯世叔，希望保留情面……”参加的面面相觑，不敢出声。当时政治压力之大，可以想见了。但实际上各地金银、外币的黑市价格，早已冲破了官价。8月23日，金圆券发行后的第三天，天津美钞的黑市是每元换金圆券4.18元，24日又跳升4.35元。广州美钞黑市也在24日起超过官价。重庆黄金黑市在9月2日每两超过官价30元，汉口黄金黑市在9月6日每两超过官价25元。广州、汉口银圆的黑市也在9月2日以后突破了官价。到了11月11日，各地金银、外币的黑市都超过官价的5倍以上。这天，行政院只好又颁布“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汇处理办法”，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并把金银、外币的兑换率一律提高5倍。不久金银、外币的黑市和物价一样狂涨起来。1949年6月25日，行政院规定银圆1元等于金圆券5亿元。而四川省政府早在同月12日宣布银圆1元等于金圆券7.5亿元。21日重庆银圆的黑市，1元就等于金圆券25亿元。法币在金圆券发行前夕，还只要600万元换银圆1元，比起金圆券的崩溃情形，也算小巫见大巫了。西北各省和广东、广西、江西、贵州等省的各县市这时已经发生拒用金圆券的情事。金圆券终于随着蒋政权的覆灭而完全崩溃了。

    六

    翁文灏任内的行政院曾向立法院就金圆券问题前后报告过三次。第一次王云五刚从美国回来，亲自出马，遭到六七十位立法委员的猛烈反对。第二、三次，王云五已不再露面，但仍亲自起草文件交由翁文灏报告，也同样受到更为猛烈的攻击。特别是第三次在金圆券发行两个月后显露崩溃的时候，立法委员们把财政部攻击得体无完肤。不过报上登载的都是暧昧其词，只有上海英文《字林西报》刊过一二位立法委员的发言。足见反动政治的压力一直没有放松。

    行政院三次报告之后，蒋介石也到立法院讲话了。那时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已解放了整个东北，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关内进军。蒋介石在立法委员们面前发表了两句“名言”，那就是：“军事本来不会垮，被立法委员们闹垮了；金圆券本来不会垮，也被立法委员们闹垮了。”蒋介石不仅要这般立法委员们做替罪羊，而且因为“副总统”李宗仁虎视眈眈、一声不响地站在旁边，白崇禧在汉口拥有20万军队另有打算，他这番话也是说给李、白听的。王云五在当初写好金圆券方案时，曾拒绝了徐柏园要他把方案送给我看看的提议，并道他读的书比我多。这时他又托陆干莹（广东税务局长）致意我，请我不要反对他那么厉害。其实我只反对金圆券政策，并非反对王云五个人。听了蒋介石的两句“名言”，却也惴惴自危，于是缄口结舌，同家人们回广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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