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浸水椅是用来确定女巫罪孽的

    在17和18世纪，有一种被称为浸水椅（ducking stool）的工具。这种工具与跷跷板相似，一端绑着一把椅子。受刑者被绑在椅子上，然后椅子被抬高，把人同椅子一起浸入水中。浸水椅并不是为了用来确定女巫罪孽的，而是一种惩罚措施。

    马尔科姆·加斯基尔（Malcolm Gaskill）在其著作《近代早期英国的犯罪与心态》（Crime and Mentalitie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一书中指出，人们经常会将浸浮泼妇与把女巫绑起来扔进深水混淆起来。欧文·戴维斯（Owen Davies）在其著作《巫术、魔法与文化》（Witchcraft，Magic and Culture）一书中写道，当时人们使用浸水椅是为了惩罚犯了小错的人，比如“没有在节庆日穿戴合适衣服的人，没有正确使用度量衡的人和骂街的人”。《〈胜利者报〉投稿及其他相关作品》（Contributions to the Champion，and Related Writings）一书收录了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于1739年所写的《论骂街》（Jurgatur Verbis）一文。该文写道，“左邻右舍都常常惧怕骂街的泼妇，我有时怀疑，对认识我妻子的人来说，她的长舌是不是和我的棍棒一样有威力”。他说，因为在某些地区，“搬弄是非、口出恶言”与“一位疯汉手中的剑”的威力不相上下，所以人们在水道经过的地方搭了一个木椅，违反者被绑在椅子上，然后连人带椅子一起浸入水中。

    简·马歇尔（Jane Marshall）在《最美的三次英国修道院之行》（Three Tours of England's Wonderful Abbeys）一书中指出，据记载，英国最后一次使用浸水椅是在1809年，地点是莱姆斯特（Leominster），当时简·柯伦（Jane Curran）——又称珍妮·派普斯（Jenny Pipes）——“被浸到了附近的一条小河中”。

    女巫们一般是“被绑起来扔进水里”。1613年在伦敦发行的《被捕、被审讯和被处决的女巫》（Witches Apprehended，Examined and Executed）小册子记录了欧洲大陆的人们是怎么“把女巫绑起来扔进水里的”。1597年，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发表了猎巫手册《恶魔研究》（Daemonologie）。里面说道，“纯洁的水不肯接受那种推翻圣水洗礼的恶人”。被怀疑是女巫的女性被人绑住双手和双脚，然后被扔到河流或池塘里。如果她们浮在水面上，那么她们就是女巫；如果她们沉了下去，那么她们就接受过洗礼，是无辜的人。戴维斯指出，针对文盲读者，这本小册子还附有木刻插图，“生动展示了这一方法”。

    根据戴维斯的说法，在确定贝德福德郡（Bedfordshire）米尔顿（Milton）的玛丽·萨顿（Mary Sutton）是否是女巫时，人们使用了这本小册子所说的方法，但是最后仍无法确定：第一次时，玛丽·萨顿沉了下去；第二次时，她又浮在了水面上。随后，一位地方法官对她进行了审判，认为她是女巫，并判处绞刑——这样一来，“被绑起来扔进水中”的方法倒有些多余了。尽管如此，这一方法在之后仍然十分流行。

    可以追溯到古时候的苏格兰氏族花呢格纹

    一位勇士（或者一只雪貂——我稍后解释）发现了自己所穿的苏格兰裙“基尔特（kilt）”上的格纹纹样不是自己氏族的格纹纹样。人们一般认为苏格兰氏族的花呢格纹可以追溯到古时候，但是关于花呢格纹的真相却又是另一番故事了，其中两位姓艾伦的骗子兄弟还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约翰·迈克尔·赖特（John Michael Wright）创作的《高地族长》（A Highland Chieftain）一画是最早描述苏格兰高地服饰的作品，这幅画可追溯到17世纪晚期。人们认为这位威风凛凛的族长就是坎贝尔（Campbell）一族的首领，但是有趣的是，他所穿的花呢格纹既不是坎贝尔氏族的纹样，也不是如今已确定身份的其他苏格兰氏族的纹样。在《坎贝尔氏族史：卷一》（A History of the Clan Campbell，Volume 1）一书中——即使你不是坎贝尔一族的人，你也会觉得这本书读起来十分有趣——作者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写道，这幅画里的纹样“不是坎贝尔氏族的正式纹样，很有可能是早期的纹样”。

    事实上，15世纪和16世纪的作品中很少有特地写到某种花呢格纹的文字。花呢格纹相互交叉，纹样反复出现，特征十分鲜明，一般被称为“塞特（sett）”。历史上，这种纹样一般和区域，而不是氏族相关，且这种相关性并不密切。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在《欧洲史》（Europe：A History）一书中补充说道，“普通民众”不会遵循这种传统。历史学家马格纳斯·马格努森（Magnus Magnusson）在《苏格兰民族史》（Scotland：The Story of a Nation）一书中指出，在1746年的卡洛登战役（Battle of Culloden）中，“花呢格纹并不是作为区分不同氏族的纹样”。同时代的画家大卫·莫里埃（David Morier）的《卡洛登战役》（The Battle of Culloden）一画也证实了这一观点。画面上，雅各比派（Jacobites）所穿的服饰上有各式的花呢格纹。18世纪晚些时候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指出，根据不同的画作，“高地的男性在穿着花呢格纹时会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和设计，因此服饰多种多样，格纹彼此也没有关系”，这表明，所选的花呢格纹显示的是选择者的品味，而不表示他来自哪一个氏族。

    花呢格纹潮流的开始可追溯至19世纪早期。1822年，英王乔治四世（King George IV）应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邀请，对爱丁堡进行了正式访问。当时乔治四世身穿苏格兰短裙，引发众人效仿。大卫·麦克龙（David McCrone）在《了解苏格兰》（Understanding Scotland）一书中写道，国王在衣服底下穿了一双“迷人的粉色紧身裤袜”。有人也许会说，幸亏穿粉色紧身裤袜的做法没有流行起来，但是也就是在这次访问中，人们开始将某种方格纹样与某一特定氏族的名字联系起来。

    诺曼·戴维斯表示，“后来，两位自称索别斯基·斯图尔特（Sobieski Stuarts）的骗子兄弟”让这一说法变得更为流行起来。二人真名分别叫约翰·艾伦（John Allen）和查尔斯·艾伦（Charles Allen），他们称自己是失散多年的波兰/雅各比派贵族后裔。二人共同撰写了题目宏大的《苏格兰裙》（Vestiarium Scoticum）一书，根据戴维斯的说法，这是一本“插图精美，可以以假乱真”的书。二人称，这本大部头是16世纪罗斯主教（Bishop of Ross）所写的书的副本。1842年，约翰·索别斯基·斯图尔特在一个题为《谈扩大设计版权保护范围》（Observations on Extension of Protection of Copyright of Designs）的小册子中发布广告说，这本书“制作精美、用心良苦……共印刷了45本……单价10基尼[1]”。马格努森说，这本书“旨在介绍苏格兰真正的古代氏族”。

    阿拉斯泰尔·坎贝尔称这本书是“十分出色的虚构作品”，并转引了约翰·索别斯基·斯图尔特写给艾雷岛（Islay）的J.F.坎贝尔（J.F.Campbell）的信。信中说，第六代阿盖尔公爵（6th Duke of Argyll）平时穿第42警卫团的花呢格纹，该纹样蓝、黑、绿三色相间，以苏格兰高地警卫团（Black Watch）的名字而得名。但是1824年的时候，他“改穿了颜色鲜艳的条纹（黄白相间的条状格纹），我告诉他按照传统，他应该这么穿，而在这之前，他完全没有听说过这种纹样”。

    索别斯基·斯图尔特之所以知道这种纹样，是因为“1819年的时候，奥湖（Loch Awe）岸边的一位来自坎贝尔氏族的老妪告诉他，颜色鲜亮的条纹是坎贝尔氏族族长和整个氏族的标志。”坎贝尔怀疑“后来的花呢格纹专家所喜爱的黄白条纹，只不过是这两位机灵的兄弟编造出来的罢了，他们还编造了现在许多‘氏族’的花呢格纹纹样”。（坎贝尔说，如今，如果自己的族人想要“传达正确的信息”，那么不建议他们使用所谓的“阿盖尔郡的坎贝尔”或“奥湖的坎贝尔”花呢格纹纹样。）

    坎贝尔还指出，有时，索别斯基俩兄弟还会“为某一氏族给出不同的格纹纹样，虽然这一氏族认为早就有了独有的纹样”。詹姆斯·麦凯（James MacKay）在《氏族与花呢格纹》（Clans＆Tartans）一书中写道，“讽刺的是，索别斯基·斯图尔特俩兄弟编造的许多花呢格纹纹样……如今成为了年代最久远，也因此最正宗的纹样”。戴维斯总结道，将花呢格纹分给某一特定氏族的做法“完全是文化发明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一过程历时两个世纪才结束”。

    现如今，使用某种方格图样的权利仍然受到保护，让外人十分眼红。2005年10月12日，《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报道了这样一件事：时尚巨头博柏利（Burberry）准备起诉一家雪貂用配饰商店，称该店在其销售的宠物雪貂服装上非法使用了自己经典的格子图案。在被询问博柏利是否有意向组建自己的雪貂用配饰系列时，该公司发言人强调，尽管眼下没有生产雪貂用服饰及配饰计划，但“那不意味将来也不生产”。我们拭目以待……

    自古希腊时就定期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

    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于公元前776年在希腊的奥林匹亚举办。自此，这一盛会每四年就举办一次，比赛项目涵盖体育、文学和音乐比赛。杜安·W.罗勒（Duane W.Roller）在《大希律王的建设计划》（The Building Program of Herod the Great）一书中指出，公元前12年，古奥运会因缺乏资金而难以为继，大希律王[2]（King Herod）为此提供了财政上的支援，并成为了奥运会的终身主席。（所以，他不是十恶不赦的恶人。）

    实际上，《牛津英语短语和寓言词典》（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Phrase and Fable）指出，公元393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Emperor Theodosius）下令废止古奥运会”，其原因是他认为古奥运会有违基督教教旨，是异教徒活动。直到19世纪早期，人们才呼吁重启奥运会。1833年，希腊诗人帕那吉奥提斯·苏索斯（Panagiotis Soutsos）在其《死人对话录》（Dialogues of the Dead）一诗中，呼吁恢复奥运会。根据《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的一个词条内容，1850年，英国医生威廉·彭尼·布鲁克斯（William Penny Brookes）在文洛克成立文洛克奥林匹克协会（Wenlock Olympian Society），发起了一年一度的文洛克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项目包括“文学艺术素养比赛和体育技巧力量比赛”。与古奥运会一样，布鲁克斯所说的“每一个阶层的人”均可参加比赛。1859年，富有的希腊商人埃万杰洛斯·扎帕斯（Evangelis Zappas）出资，恢复了在雅典举行的奥运会。几年后，受扎帕斯事迹的启发，布鲁克斯发起了什罗浦郡奥林匹克运动会（Shropshire Olympian Games），并于1865年的时候，帮助成立了英国的国家奥林匹克协会（National Olympian Society）。次年，在水晶宫举办了首届全国比赛，超过1万名观众观赛。但是，布鲁克斯试图在全球召开奥运会的努力没能成功，直到法国伯爵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接过这个自己认为是“伟大而有益的任务”，并成功确立了这个永久性的国际盛会。1896年，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雅典举行，共12个国家参与了比赛。

    现代奥运会的开幕式都会举行点火仪式。一名火炬手会手拿从赫拉神庙（Temple of Hera）点燃的火炬点燃东道主的火炬，这表示奥运圣火生生不息，在赫拉神庙里已燃烧了3000年。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但是《大英百科全书》表示，“与众人所想相反的是，古代并没有将奥运圣火从奥林匹亚的赫拉神庙传递给东道主的先例”。第一届古奥运会的举办地就是奥林匹亚，因此无须传递火炬。《大英百科全书》还补充道，奥林匹克圣火“第一次出现在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组织者卡尔·蒂姆（Carl Diem）萌发了奥运圣火接力传递的灵感，并在柏林奥运会上第一次实施。

    古奥运会时，参赛选手都是裸体参赛。但是，现代奥运会并没有延续这一传统。毕竟，我们不要忘了现代奥运会的参赛选手需要有别号码布的地方。

    波士顿倾茶事件的起因

    实际上，1773年颁布的《茶税法》（Tea Act）为美国殖民地居民削减了一半的茶叶价格。诚然，根据《茶税法》的规定，美国殖民地居民仍需要缴纳很小一部分税，但是正如罗伯特·哈维在《几个流血的鼻子》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与之前美国人进口的茶叶价格相比，此次茶叶价格会十分便宜”。

    此前的150年里，英国政府从未向美国殖民地居民征过税。这一次征税是因为英国政府需要转嫁其近1.23亿英镑（今约500亿英镑）的债务负担。在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中，英国粉碎了法国试图统治北美的意图，但是英国政府也为此花费了大量资金。约翰·塞尔比在《约克城之路》一书中写道，“为了守卫刚刚取得的胜利果实，英国需要在北美洲驻兵6千人”。但是，想要再继续征收英国人的税是不可能的了。哈维指出，英国人民承受的税收“已经十分苛刻了”。布兰登·莫里西（Brendan Morrissey）所撰写的《波士顿》（Boston）一书指出，1775年，“与美国人缴纳的6便士（约0.6元）的税相比，英国纳税人要缴纳25先令（约30元）”。英国政府要求殖民地居民承担防御成本，所以就向从英国进口的茶叶征收了关税。但是用哈维的话来说，殖民地居民“理所当然地逃掉了”这些进口关税。

    因此，弗吉尼亚律师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发出了作为英国臣民“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的古老呼吁。殖民地居民坚信自己在英国国会中没有直接代表，所以英国政府无权向他们征税。但是，哈维指出，“英国所有的主要工业区”所面临的情况与美国是一样的。彼时，只有3%的人有投票权，即便是这3%的人也要向英国贵族负责。哈维称，当英国首相乔治·格伦维尔（George Grenville）询问每个殖民地议会可以为防御北美洲筹集多少钱时，“殖民地代表没有回答……因为他们没有自行提高所需税收的打算”。

    因此，英国国会在美洲殖民地尝试颁布一系列旨在提高税收的法案。《大英百科全书》指出，根据《食糖法》（Sugar Act），因为英国生产的食糖价格受到保护，所以“实际上，尽管这一法案利于新英格兰地区的蒸馏商，但是他们对这一法案依然抱有敌意”。《印花税法》（Stamp Act）则是针对诸如报纸一类的消耗品征税的法案。但是殖民地居民以暴力的方式表示了对这一法案的反对，他们烧毁印花，殖民地印花经销商也威胁恐吓，导致这一法案很快就被撤销了。1767年颁布的《唐森德法》（Townshend Act）以每磅（0.454千克）3便士（约0.3元）对茶叶和少数其他商品征税。这一法案也因遭到殖民地居民反抗而被撤销，除了茶税之外的税种都被取消了。塞尔比说，英属殖民地的君主乔治三世（George III）坚持“保留茶税，作为皇室对殖民地征税权力的象征”。《大英百科全书》指出，包括约翰·汉考克在内的波士顿茶商从“荷兰商人手中购买走私至美洲的茶叶”，从而“规避了这一法案”。

    1773年的《茶税法》从未想过要榨干美洲殖民地居民。颁布这一法案仅仅是为了拯救处于困境之中的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当时东印度公司的库房里还积存着1700万磅（7711070.29千克）正在腐烂的茶叶。《大英百科全书》中写道，英国政府“通过条例”，给予东印度公司到北美殖民地销售积压茶叶的专利权，并免缴高额的进口关税。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其著作《美国人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一书中写道，汉考克“为人正派，是一个大茶叶走私商……他认为英国政府的这一做法会威胁到自己的生计”。埃里克·伯内特（Eric Burnett）是《世上最好的美国史》（The Best American History Book in the World）一书的作者。在这本书名颇为“谦虚”的书中，伯内特写道，“富人的财产正在流失，是时候进行反抗了”！1767年，当地根据《唐森德法》开始对茶叶征税，所以殖民地居民十分高兴地缴纳了（逃避了）之前6年的茶税。丹尼尔·A.史密斯（Daniel A.Smith）在《税务改革者与直接民主政治》（Tax Crusaders and the Politics of Direct Democracy）一书中承认，“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这些法案征收的税款……相对适度，还算比较公平”。在哈维看来，“原先一般比较保守的殖民地商人”在看到英国操纵茶叶价格后，“与激进主义分子塞缪尔·亚当斯及其领导的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联合了起来”。《麦克米伦百科全书》（The Macmillan Encyclopedia）一书也证实，自由之子是“一群反对进口倾销茶叶的殖民地激进分子”。自由之子乔装成莫霍克印第安人（Mohawk Indians）的模样潜入一艘船中，然后把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全部倾入波士顿湾（Boston Harbour）。（人们一般认为，自由之子所穿的印第安人服装是自由的象征，而且穿着这种服装的“自由追求者”也不容易被人认出。）

    哈维认为，殖民地居民不是反对“因为国会没有代表而被征税”的做法，而是反对“向其征收的一切税”。塞尔比对此表示认同。他说，很快人们就很清楚地意识到，殖民地居民反对的是一切形式的征税。莫里西指出，波士顿倾茶事件爆发的原因“既包括诸如约翰·汉考克之类的富有走私者遭受了经济损失，也包括任何开明的政治原则做出的指导”。

    亚历山大·弗莱明曾救过温斯顿·丘吉尔两次

    20世纪50年代起，这一故事就经常被选入鸡汤励志书籍中。这一故事讲的是，小时候的温斯顿·丘吉尔跌进了苏格兰的一个湖里，一位苏格兰农夫的儿子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看到后就把他救了起来。丘吉尔的父亲乘坐华丽的马车来到了农夫的家里。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他资助了贫穷的亚历山大·弗莱明接受医学教育。附带说一句，弗莱明的昵称是“亚历克（Alec）”，而不是“亚历克斯（Alex）”。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几年之后，弗莱明用青霉素拯救了——你猜得没错——因患病而奄奄一息的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中心（The Churchill Centre）认为这一故事“纯属虚构”，其理由如下。

    这个故事提到了苏格兰，但是温斯顿·丘吉尔在爱尔兰长大。8岁时，丘吉尔回到伦敦，开始到一所寄宿学校上学。如果丘吉尔真的不慎跌入湖中，他的父母也很可能不会注意到。贾尼斯·汉密尔顿（Janice Hamilton）所撰写的传记《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一书中写道，丘吉尔小时候与父母接触不多。尽管父母称自己很爱丘吉尔，但是很少探望过他，即便他们顺路经过丘吉尔的寄宿学校，也没有停下来看望自己的孩子。

    至于青霉素治好了丘吉尔这个故事，丘吉尔的确于1944年得了肺炎。有人建议丘吉尔使用新发现的青霉素进行治疗，但是据《发现与欣快》（Eurekas and Euphorias）一书的作者沃尔特·葛拉兹（Walter Gratzer）的说法，丘吉尔当时使用的是更为常用的磺胺类药剂。然而，关于青霉素治好了丘吉尔的传言并没有消散。格温·麦克法兰（Gwyn Macfarlane）在《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一书中称，“弗莱明救过落水的丘吉尔的故事十分荒谬，因为丘吉尔要比弗莱明大7岁”。丘吉尔中心表示，这个故事最初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一本名为《青少年崇拜计划》（Worship Programs for Juniors）的书中。这本书的其中一个章节《善良的力量》（The Power of Kindness）收录了这一故事，有可能是想告诉读者：解救落水的孩子不仅仅是一项道德义务——你有可能也会从中获益。

    添加了各种化合物的食物和饮料

    在南非，士兵们称自己的食物中添加了“蓝石”（硫酸铜）；在美国，有人说士兵的茶中添加了硝石（硝酸钾）；在波兰，则是咖啡被加入了化合物；在法国，被加入化合物的则是葡萄酒，而葡萄酒是士兵们的日常饮品；德国军队称，自己的咖啡里被加入了碘酒，食物里被添加了苏打；在英国，人们普遍认为士兵的茶里被加了溴化物。据说，这些秘密添加到食品或饮料中的化合物是为了抑制士兵的性欲。也有人说，包括男性寄宿学校在内的一些大机构也会这么做。

    但是，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表明，为了抑制士兵的性欲，他们的食物或饮料会被例行加入什么物质。全科医师大卫·戴尔文（Dr. David Delvin）也证实“这一说法十分荒谬”。硫酸铜在医学上的唯一用途是催吐。人们无论吃下多少硫酸铜，都会得胃炎。人们无论喝下多少碘酒，都会中毒。硝石则是制作火药的一种原料，是不能起到控制性欲的作用的。溴化钾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一种镇静剂。食用这种药物的病人会昏昏欲睡，毫无性欲可言。即便溴化钾的剂量很小，但一旦服用过量，也会引起溴中毒，导致精神错乱。自然，有性冲动的士兵服用镇静剂时，更愿意看到梦中出现粉红兔子，而不是发现自己疾病缠身。

    这种谣言在全球各地流行了很长时间，其部分原因有可能是，人们总说军队配给的食物有一种奇怪的味道。此外，士兵们在服役和退伍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勃起功能障碍，导致他们怀疑自己的食物或饮料中是不是被添加了什么物质。格伦·丹尼尔·威尔逊（Glenn Daniel Wilson）在《性欲种种》（Variant Sexuality）一书中写道，“男性在性欲长期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可以自己抑制自己的性欲”。他还补充说，“住在监狱或医院的男性进行性幻想的次数会减少，这就是很好的证据”。他说道，“这有可能表示因为心理作用，他们的睾丸素分泌减少了，或者出现了其他神经适应情况，而不是传言中说的士兵的茶里被加了溴化物”。

    在治疗过程中，镇静剂会作为权宜之计给士兵服用，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的，但是士兵是不会定时服用镇静剂来抑制性欲。事实的真相其实就是军队的食物实在是太难吃了。

    注释：

    [1]基尼是英国旧时金币名。

    [2]大希律王以残暴而闻名。他由于曾下令杀死自己的三个儿子，所以史书有“当希律王的猪比当他的儿子更好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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