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者又列举各篇童话，承认说这的确可以使儿童听了喜欢，不提这不但不能改进他们的心，反而会有很大的害处。‘有人承认这可以改进儿童的礼仪观念么，他看这童话里说一个熟睡的公主骑在狗背上跑到兵那里，兵亲了她的嘴，后来她完全清醒了的时候告诉父母这件妙事，说是一个怪梦！’
又，儿童的羞耻意识可以改进么，他看童话里说一个女人在她丈夫出门的时候独自同那管庙的吃酒饭？
又，儿童的人命价值观念可以改进么，他看那《大克劳斯与小克劳斯》里的那些杀人事件？
至于《豌豆上的公主》，‘这在批评者看去似乎不但是粗俗而且还很荒唐，因为儿童看了或者会吸收这种错误观念，以为那些贵妇人真是这么了不得的皮薄的。’
《小伊达的花》算是比较的没有弊害，但是可惜，这里边也没有道德教训！
那位先生于是在末尾劝这有才能的著者要记住他的崇高的职务，勿再这样浪费他的光阴。
第二个批评差不多也是同样的口调，但是着力说明这样用口语写文章之无谓，因为这总该把难懂一点的东西去给儿童，那么他们会努力去想懂得。这才是儿童们所尊重的。否则就会使得他们有机会自尊起来，随意批评事情，这于儿童是极有害的事。他劝安徒生不要这样的弄下去，但是那批评家摩耳贝克刚才印行了一本故事集，这是文章作法的模范，而且也指示出教训来，这就是在童话里也还该有的。
一世纪后苏维埃政府阻止学校里读童话，理由是说童话颂扬王子与公主。”
在一百年前，这样子的批评其实是不足怪的。可怪的只是有安徒生这种天才，突然地写出破天荒的小故事，把世人吓一跳，然而安徒生自己却也并不知道，他被人家这么教训了之后，也就想回过去做他的小说，这些“劳什子”放弃了本来并不觉得可惜。大家知道欧洲的儿童发现始于卢梭，不过实在那只可算是一半，等到美国史丹来霍耳博士的儿童研究开始，这才整个完成了。十八世纪在文学上本是一个常识教训的时代，受了卢梭影响的儿童教育实在也是同一色彩，给儿童看的书里非有教训不可，这正是当然的道理。举一个极端的例，我在《缢女图考释》中引用法国戴恩的话，说王政复古时的英国人将克林威耳等人的死体挂在绞架上，大家去看，我加以解说道：
“但是这种景象也有人并不以为可嫌恶，因为这有道德的作用，十八世纪时有些作家都如此想，有儿童文学的作者如谢五德太太（Mrs.Sherwood）便很利用绞架为教科。哲木斯在《昨日之儿童的书》（1933年）引论中说，他们诚实的相信，恶人的公平而且可怕的果报之恐吓应该与棍子和药碗天天给孩子们服用，这在现代儿童心理学的泰斗听了是会很感到不安的。这恐怕是实在的，但在那时却都深信绞架的价值，所以也不见得一定会错。
现在且举出谢五德太太所著的《费厄却耳特家》为例，两个小孩打架，费厄却耳特先生想起气是杀人媒的话，便带领他们到一个地方去，到来看时原来是一座绞架。‘架上用了铁索挂着一个男子的身体，这还没有落成碎片，虽然已经挂在那里有好几年了。那身体穿了一件蓝衫，一块丝巾围着脖子，穿鞋着袜，衣服一切都还完全无缺，但是那尸体的脸是那么骇人，孩子们一看都不敢看。’这是一个杀人的凶手，绞死了示众，直到跌落成为碎片而止。费厄却耳特先生讲述他的故事，一阵风吹来摇动绞架上的死人，锁索悉率作响，孩子们吓得要死，费厄却耳特先生还要继续讲这故事，于是圆满结局，两个小孩跪下祷告，请求改心。”
这样看来，安徒生的做法确是违反文学正宗的定律的了。可是正宗派虽反对，而儿童却是喜欢听。浪漫主义起来，独创的美的作品被重视了，儿童学成立，童话的认识更明确了，于是出现了新的看法，正宗的批评家反被称为驴似的蠢了。
但是，那些批评在中国倒是不会被嫌憎的，因为正宗派在中国始终是占着势力，现今还是大家主张读经读古文，要给儿童有用的教训或难懂的主义，这与那两个批评是大半相合的。在世界也是思想的轮回，宗教与科学，权威与知识，有如冬夏昼夜之迭代，中国则是一个长夜，至少也是光明微少而黑暗长远。安徒生在西洋的运命将来不知如何，若在中国之不大能站得住脚盖可知矣，今写此文以纪念其四篇亦正是必要也。
二十五年一月
日本管窥之三
刊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国闻周报》
署名知堂
收《风雨谈》
此刻现在自己伸出嘴来谈中日事情，有点像樊迟樊哙的小兄弟一样，实实是“樊恼自取”。可是不相干，我还想来说几句话。这并不是像小孩玩火，觉得因危险而好玩，也当然不是像法师振锡，想去醒迷警顽。我只是看到别人的几句文章，略略有点意思想随便说说罢了。胡适之室伏高信二君的两篇大文都在报上读过了，两篇都写得很好，都说得很有道理，我也很佩服，但是引起我的感想的却不是这个。我所说的是一个在东京的留学生真君十一月二十四日写来的私信，其中有云：
“前日随东师观早大演剧博物馆，初期肉笔浮世绘展，昨又随其赴上野帝室博物馆开美术馆之现代板画展等，东师一一赐为详细说明，引起无限的兴趣。同时益觉得今日的日本可敬可畏，而过去的日本却实在更可爱。江户今虽已成东京，但仍极热望能在此多住几年，尤望明年先生也能来东京，则更多赐教启发的机会了。然而这些希望看来似乎都很渺茫也。”
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清末的两个人，黄遵宪与叶昌炽。黄君著的《人境庐诗草》卷八有《马关纪事》五首，显然是光绪乙未年所作，其一云：
“既遣和戎使，翻贻骄倨书。改书追玉玺，绝使复轺车。唇齿相关谊，干戈百战余。所期捐细故，盟好复如初。”黄君虽然曾著《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在中国是最早也最深地了解日本的人，但在中日战争的甲午的次年就敢于这样说，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胆识。叶君诗文集外著有《语石》，最有名，殁后出版的《缘督庐日记钞》卷八记庚子六月间事有两则云：
“初九日，茝南来久谈，云日本使臣及统兵官因待中国太厚为其国主撤归，此必各国有责言，不能不自掩其同洲之迹，然而中国苦矣。
初十日，昨茝南云，庆邸同京往晤各国使臣，日使教之云，为中国计，第一请停战，第二急派兵剿义和团，无令他国代剿，失自主之权。畿辅州邑得不致大遭蹂躏者，此两言之力也。为我谋不可谓不忠，宜各国之有后言也。”
这里所记的是否事实我不能知道，或者茝南所谈原只是道听途说亦未可知，不过那都没有什么关系，所可注意的是叶君在庚子那时对于日本的态度。这种态度大约也不只叶君一人，有茞南等人辗转相传地来说，可知这空气传播得颇广，叶君却把它表示出来罢了。
从庚子到现今乙亥又是三十五年了，突然听到了真君的话，很有点出于意外。真君本来是颇爱人境庐的诗的，所以意见与黄君相近吧？但是这里有点不同，黄叶二君亲日的意见大抵以政治为立脚点，而真君则纯是文化的，这是我所很感到兴趣的地方。说到亲日，我在这里不免要来抄录一篇小文，对于这个名词略加说明：
“中国的亲日派，同儒教徒一样，同样的为世诟病，却也同样的并没有真实的当得起这名称的人。
中国所痛恶的，日本所欢迎的那种亲日派，并不是真实的亲日派，不过是一种牟利求荣的小人，对于中国，与对于日本，一样有害的，一面损了中国的实利，一面损了日本的光荣。
我们承认一国的光荣在于他的文化——学术与艺文，并不在他的属地利权或武力，而且这些东西有时候还要连累了缺损他原有的光荣。（案如欧战时德国文学家霍普忒曼，非洲战争时义国科学家马尔可尼，各为本国辩解，说好些可笑的话。）
中国并不曾有真的亲日派，因为中国还没有人理解日本国民的真的光荣，这件事只看中国出版界上没有一册书或一篇文讲日本的文艺或美术，就可知道了。日本国民曾经得到过一个知己，便是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他才是真的亲日派。中国有这样的人么？我惭愧说，没有。此外有真能理解及绍介英德法俄等国的文化到中国来的真的亲英亲德等派么？谁又是专心研究与中国文化最有关系的印度的人呢？便是真能了解本国文化的价值，真实的研究整理，不涉及复古与自大的，真的爱国的国学家，也就不很多吧。
日本的朋友，我要向你道一句歉，我们同你做了几千年的邻居，却举不出一个人来，可以算是你真的知己。但我同时也有一句劝告，请你不要认不肖子弟的恶友为知己，请你拒绝他们，因为他们只能卖给你土地，这却不是你的真光荣。”
此文系民国九年所写，题曰“亲日派”，登在当时《晨报》“第七版”上，因为还没有所谓副刊。这已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了，文章的那样写法与有些意思现在看来觉得有点幼稚，十几年中事实也稍有变更了，这里所说的话未必能算全对，不过对于亲日的解说我还是那么想，所以引用了。所谓亲日应该是Nipponophilos一语的翻译，是爱日本者，也可以说是日本之友，而友谊又与亲族关系不同，他不会去附和械斗，也不讲酒食征逐，只因相知遂生情意，个人与民族虽大小悬殊，情形却无二致。
世界上爱日本者向来以小泉八云为代表，近来又加添了一个葡萄牙人摩拉蔼思（W.deMoraes）。此外如法国的古修（P.L.Couchoud）等大约还不少，不过在日本没有翻译，所以不大知道。小泉八云的全集已有日译，原书又是英文，大家见到的很多，摩拉蔼思的著作今年有两种译成日本文即《日本的精神》与《德岛的盆踊》。讲到专门的研究，文学方面不及张伯伦，美术方面不及菲纳罗沙与龚枯尔，他们只对于日本一般的文化与社会情形感到兴趣，加为赞赏，因为涉及的范围广大，叙说通俗，所以能得到多数的读者，但因此也不免有浅薄的缺点。
还有一层，“西洋人看东洋总是有点浪漫的，他们的诋毁与赞叹都不甚可靠，这仿佛是对于一种热带植物的失望或满意，没有什么清白的理解根据，有名如小泉八云也还不免有点如此。”这是十年前所说的话，到现在也是这样想。小泉八云的文章与思想还有他的美，摩拉蔼思的我更觉得别无特色，或者一半因为译文的无味的缘故亦未可知。他们都不免从异域趣味出发，其次是浓厚的宗教情绪，这自然不会是希伯来正宗的了，他们要来了解东洋思想，往往戴上了泛神的眼镜，或又固执地抓住了轮回观，凭空看出许多幻影来。日本原来也是富于宗教情绪的民族，却未必真是耽溺于灵魂与轮回的冥想，如基督教人之所想像。如小泉八云著《怪谈》中的《蚊子》是一篇很好的散文，末尾云：
“假如我要被判定去落在食血饿鬼道中，那么我愿意有这机会去转生在坟前的那些竹花瓶里，将来我可以从那里偷偷地出来，唱着我的细而且辣的歌，去咬我所认识的人。”
这说得很有风趣，但在上文说如东京想要除灭蚊子，须得在寺里墓场里的一切花瓶的水上注上石油，因为这里边能发育蚊子，但是这断不可能，不特破坏了祖先崇拜之诗美，而且戒杀生的宗教与敬祖的孝心也决不能奉命云云，如当作诗人自己奇怪的意境看固亦无妨，但若是算作实写日本的情形则未免是谬误之一例了。
中国人论理可以没有这些毛病，因为我们的文化与日本是同一系统，儒释道三种思想本是知道的，那么这里没有什么隔阂，了解自然容易得多。十五年前说中国还没有讲日本文学的书，现在也是有了，世上难得再有小泉八云那样才笔，但是不下于他的理解总是可能的，所以这件事似乎看下去很可以乐观。
我尝说过，日本与中国在唐朝的往来真是人类史上最有光荣的事，纯是文化的友谊的使节，一点都没有含着不纯的动机，只有在同时代的中国与印度的往来可以相比，在外国绝对找不出一个类似的例来，罗马与希腊的文化的关系不可谓不密切，那却是从侵略来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中国对于日本文化的理解有很好的“因”很远地种下了，可是“缘”却不好，这多少年来政治上的冲突成了文化接触的极大障碍，所以从又一方面看去乐观是绝无根据。在这个时候听见真君的几句话，确是空谷足音，不能不令人瞿然惊顾了。
要了解别国的文化可是甚不容易的事。从前我说文化大抵只以学术与艺文为限，现在觉得这是不对的。学术艺文固然是文化的最高代表，而低的部分在社会上却很有势力，少数人的思想虽是合理，而多数人却也就是实力。所以我们对于文化似乎不能够单以文人学者为对象，更得放大范围来看才是。前日读谷崎润一郎的新著小说《武州公秘话》，卷二记桐生辉胜十三岁时在牡鹿城为质，药师寺军围城，辉胜夜登小楼观女人们装饰所斩获的首级事，我觉得很有意思。老女最初说明道：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