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时代来了，人生问题未必便能解决，但这时代未来以前，人间总不能得不被良心责难的生活。”
关于男女道德问题，一时未能定出规约，大约是这样：
“新社会的里面，当然没有妓女，实行一夫一妇制度；也决没有强暴的事。其间的制裁法，让大家自己去想就好了。知耻的人，比不知耻的，自然更可尊敬。这宗问题，非实际遇见，不能预先解决。但总之金钱的力，在这些事上，决不能再作威福，这是确实的了。”
新社会中虽不戒杀生，但纯为口腹的残害，也所不取。
“肉食在所不禁，但菜食的人，将来总逐渐增多。也想养猪养鸡，倘大家说不必杀了来吃，不杀也好；如有人要杀，也不必严禁。可是残酷的杀法，也不应该。关于这宗问题，我还没有十分仔细想过。但人如有了爱，那便是猪或鸡，可也杀不下手罢。暂时或向别村买来也好，但也不能说是好事，这总凭大家的意见。我还没有感到这样深广的爱，竭力的来反对肉食。”
新村的计划，现在虽只限于一地，又只有第一个村，但精神上原含有人类的意义，所以希望很远，将来逐渐推广，造成大同社会：那时候，新村的计划，才算完成。
“这样的制度，先是分国的行了，我还梦想将来有全人类实行的一日。一切的人在自己国语之外，都能说世界语；无论到了何处，只要劳动，或是执有劳动义务期满的证据，便不要金钱，可以生活；可以随意旅行，随意游览，随意学习。这样世界，只要人类再进一步，没有不能办到的事。一个人到了无论哪里，都有同一的义务，同一的权利。先是以人类的资格而生活，更以个人的资格而生活；先在世上为了生存而劳动，更为发展自己天赋的才能而生存。我望将来有这一个时代，各人须尽对于人类的义务，又能享个人的自由。”
以上是新村的理想，以协力与自由，互助与独立为生活的根本。在生物现象上虽然承认生存竞争的事实，但在人类的生活上，却不必要。
“甲 这样说，是人类应该协力的生活；又是这样才能安心喜悦，幸福的过日子，你们根据了这信仰，所以立起新村来的？
乙 是的。
甲 这样，生存竞争岂不可以没有了么？
乙 在我们同伴中间，当然可以没有。
甲 照你们的主义上说来，生存竞争是错的了？
乙 我想在人间同类中，总是不应有的。”
至于实行上，现在正是发端，去年十一月才在日向的儿汤郡石河内买了一块地，建立第一新村，着手耕种。又在东京发行一种月刊《新村》发表意见，记载情形。下面这几节，便从这月刊中抄出，可以晓得大概。
“看大家在那里劳动，真是快事。从山冈上叫他们时，大家一齐答应。最有腕力的横井立刻撑小船来迎，渡过河到了大家劳动的地方。前回下种的芜菁和瓢儿菜，都已长出可爱的芽。二亩的荒地现在已很整齐的耕好，都播了种子。我到明日也可拿着锄头，同众人一起劳动，想起来很是愉快。
大家停了工作，在河中洗净了锄镰等农具，乘船回来。吃麦四米六的饭，很觉甘美。地炉中生了火，同大家闲谈，随后到楼上，拟定先发队的规则，今年年内便照着做事。每日值饭的人五时先起，其余的六时起来，吃过饭，七时到田里去，至五时止。十一时是午饭，下午二时半吃点心，都是值饭的人送去。劳动倦了的时候，可做轻便的工作。到五时，洗了农具归家。晚上可以自由，只要不妨碍别人的读书，十时以后熄灯，这是日常的生活。雨天，上午十一时以前，各人自由，以后搓绳或编草鞋，及此外屋内可做的工作。每月五日作为休息日，各人自由。又有村里的祭日，是释迦耶稣的生日，一月一日，新村土地决定的那一天，August Rodin的生日；又因为这样是四月直跳到十一月，所以Tolstoj的生日也加进去，定为祭日。就是一月一日，四月八日，八月二十八日，十一月十四日，十二月二十五日这五天，定为新村的祭日，到那时节，当想方法举行游戏。”
“早上七时大家拿了锄或斧，穿上工作的衣服，乘船出去。从清早起，只穿一件小衫劳动，毫不寒冷。横井等有时赤了膊，元气旺盛的做事。今日麦已播种了。近处的农夫同来参观的人见了我们的工作，都很惊服。午后四时起，我们动手砍丛莽，烧草原，直到太阳下山才回去。昨日照了六张照相，其中一张，在河中大岩石上，大家都坐着。这真是美丽的地方；这大岩石，现在已由新村的人，替他定了名字，叫作Rodin岩（Rodiniwa）。因为土地决定的日子，正在Rodin生日十一月十四日，所以作为纪念。这是一个形状很奇妙，看了很愉快的岩石。倘来参观新村我愿意引导。”
对于这平和的运动，可是也有加害中伤的人；武者小路氏通信中又说：——
“据从高锅来的人说，今日《日洲新闻》上对于新村的生活，颇有微词，说很为石河内的村人所嫌恶。又有东京的匿名信，寄与高锅近处的村长，教他不许卖土地给新村的人。我想稍过几时，他们就会明白了。世间无论怎样的讲坏话，可请不必忧虑，我们不久必将渐为村人所爱，村人看见我们到了许多人，难免觉得奇怪；听说还疑心我们到这里来养狸子，将皮去卖钱呢。”
原来人生的福音，虽然为万人幸福设法，但因为他们不明白，所以免不了有许多谬见。那些村人的误会，只要晓得了真相，自然可以消除；只有执着谬误思想的政治家道德家，文人主笔一流人物，难得有觉悟的时候。武者小路氏说，“太阳虽然一样的照临，但众人未必能够一样的容受他的恩惠。”又说，“土拨鼠不能爱日光。这在土拨鼠是不幸，但在太阳不是不名誉。”这正是极确的话。
游日本杂感
刊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新青年》
署名周作人
收入《艺术与生活》
我的再到日本与第一次相隔九年，大略一看，已觉得情形改变了不少。第一是思想界的革新，一直从前本来也有先觉的议论家和实行家，只是居极少数，常在孤立的地位，现在的形势，却大抵出于民众的觉醒，所以前途更有希望。
我以为明治的维新，在日本实是一利一害。利的是因此成了战胜的强国，但这强国的教育，又养成一种谬误思想，很使别人受许多迷惑，在自己也有害。这道理本极了然，近来各方面发起一种运动，便想免去这害。其实也不单为趋利避害起见，正是时代精神的潮流，谁也不能违抗。
所以除了黎明会福田博士的日本主义之外，也颇有不再固执国家主义的人，大学生的新人会尤有新进锐气。日本思想界情形，似乎比中国希望更大，德谟克拉西的思想，比在“民主”的中国更能理解传达，而且比我们也更能觉察自己的短处，这在日本都是好现象。
但如上文所说，日本因为五十年来德国式的帝国主义教育，国民精神上已经很受斲丧，中国却除了历史的因袭以外，制度教育上几乎毫无新建设，虽然得不到维新的利，也还没有种下什么障碍，要行改革可望彻底。
譬如建筑，日本是新造的假洋房，中国却还是一片废址，要造真正适于居住的房屋，比将假洋房修改，或者更能得满足的结果。我们所希望的，便是不要在这时期再造假洋房，白把地基糟蹋。幸而从时势上看来，这假洋房也断然不能再造，不过我们警告工程师，请他们注意罢了。六月间美国杜威博士在北京讲演教育，也说到这一事。杜威博士到中国才几礼拜，就看出中国这唯一的优点，他的犀利的观察，真足教我们佩服了。
日本近来的物价增加，是很可注意的事。白米每石五六十元，鸡蛋每个金七八钱，毛豆一束七十余钱，在中国南方只值三四分银罢了。大约较七八年前百物要贵到三倍，然而人民的收入不能同样增加，所以很觉为难，所谓无产阶级的“生活难”的呼声，也就因此而起了。若在东京并且房屋缺乏，雇工缺乏，更是困难。几个人会见，总提起寻不到住房的苦，使女的工钱从前是两三元，现在时价总在六七元以上，尚且无人应雇，许多人家急于用人，至于用悬赏的方法，倘若绍介所能为他寻到适用的使女，除报酬外，另给赏金十元。
欧战时候，有几种投机事业，很得利益，凭空出了大大小小的许多成金（Narikin即暴发财主），一方面大多数的平民却因此在生活上很受影响。平常佣工度日的人，都去进了工场，可以多得几文工资，所以工人非常增加，但现在的工场生活，也决不是人的正当生活，而且所得又仅够“自手至口”，（大抵独身的人进了工场，所得可以自养，有家眷的男子便不够了，）因此罢业罢工，时有所闻。
我在东京最后这几天，正值新闻印刷工同盟罢工，多日没有报看，后来听说不久解决，职工一面终于失败，这也本是意中事，无足怪的。日本近来对于劳动问题也渐渐注意，但除了几个公正明白的人（政府及资本家或以为是危险人物，也未可知）以外，多还迷信着所谓温情主义，想行点“仁政”，使他们感恩怀惠，不再胡闹。这种过时的方策，恐怕没有什么功效，人虽“不单靠着面包生活”，然而也少不了面包，日本纵然讲武士道，但在现今想叫劳动者枵腹从公，尽臣仆之分，也未免太如意了。
成金增加，一方面便造成奢侈的风气。据报上说，中元赠答，从前不过数元的商品券，现在是五十元百元是常例，五百元也不算稀奇。又据三越白木等店说，千元一条带，五千元一件单衣，卖行很好，以前虽有人买，不过是大仓等都会的大财主，现在却多从偏僻地方专函定买，很不同了。有些富翁买尽了邻近的几条街，将所有住民都限期勒迁，改作他的“花园”；或在别庄避暑，截住人家饮水的来源，引到自己的花园里，做几条瀑布看看，这都是我在东京这十几日间听到的事。
日本世代相传的华族，在青年眼中，已经渐渐失了威严，那些暴发户的装腔作势，自然也不过买得平民的反感。成金这两个字里面，含有多量的轻蔑与憎恶，我在寓里每听得汽车飞过，呜呜的叫，邻近的小儿便学着大叫“Korosuzo Korosuzo！”（杀呀杀呀！）说汽车的叫声是这样说。阔人的汽车的功用，从平民看来，还不是载这肥重的实业家，急忙去盘算利益的，乃是一种借此在路上伤人的凶器，仿佛同军阀们所倚恃的枪刺一样。阶级的冲突，决不是好事，但这一道沟，现在不但没有人想填平，反自己去掘深他，真是可惜之至了。
人常常说，日本国民近来生活程度增高，这也是事实。贵族富豪的奢侈，固然日甚一日，还有一班官吏与绅士之流，也大抵竭力趋时，借了物质文明来增重他的身价，所以火车一二等的乘客，几乎座席皆满，心里所崇拜的虽然仍是武士与艺妓，表面上却很考究，穿了时式洋服，吃大菜，喝白兰地酒，他们的生活程度确是高了。但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论，一等乘客固然无一不是绅士，到了二等，便有穿和服，吃便当的人了；口渴时花一枚五钱的白铜货买一壶茶喝，然而也常常叫车侍拿一两瓶汽水。
若在三等车中，便大不同，有时竟不见一个着洋服（立领的也没有）的人，到了中午或傍晚，也不见食堂车来分传单，说大餐已备，车侍也不来照管，每到一个较大的站，只见许多人从车窗伸出头去，叫买便当及茶，满盘满篮的饭包和茶壶，一转眼便空了，还有若干人买不到东西，便须忍了饥渴到第二站。
卖食物的人，也只聚在三等或二等窗外，一等车前决不见有卖便当的叫喊，因为叫喊了也没有人买。穿了frockcoat，端坐着吃冷饭，的确有点异样，从“上等”人看来，是失体统的，因此三等乘客纵使接了大餐的传单，也照样不敢跑进食堂里去。（别的原因也或为钱，或怕座位被人占去。）这各等车室，首尾相衔的接着，里面空气却截然不同，也可以算得一件奇事了。但由我看来，三等车室虽然略略拥挤，却比一等较为舒服，因为在这一班人中间，觉得颇平等，不像“上等”人的互相轻蔑疏远。
有一次我从门司往大阪，隔壁的车位上并坐着两个农夫模样的人，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朝鲜人，看他们容貌精神上，原没有什么分别，不过朝鲜的农人穿了一身哆啰麻的短衫裤，留着头发梳了髻罢了。两人并坐着睡觉，有时日本人弯过手来，在朝鲜人腰间碰了一下，过一刻朝鲜人又伸出脚来，将日本人的腿踢了一下，两人醒后各自喃喃的不平，却终于并坐睡着，正如淘气的两个孩子，相骂相打，但也便忘了。我想倘使这朝鲜人是“上等”人，走进一等室，端坐在绅士队中，恐怕那种冰冷的空气，更要难受。波兰的小说家曾说一个贵族看人好像是看一张碟子，我说可怕的便是这种看法。
我到东京，正是中国“排日”最盛的时候，但我所遇见的人，对于这事，却没有一人提及。这运动的本意，原如学生联合会宣言所说，这是排斥侵略的日本，那些理论的与实行的侵略家（新闻记者，官僚，学者，政治家，军阀等），我们本没有机会遇到，相见的只有平民，在一种意义上，也是被侵略者，所以他们不用再怕被排，也就不必留意。他们里边那些小商人、手艺职工、劳动者，大抵是安分的人，至于农夫，尤爱平和，他们望着丰收的稻田，已很满足，决不再想到全中国全西伯利亚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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