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面临小升初的儿子坐在狭小的学区房里做功课。我从三卷本中的《中国船》开始读朱增泉的诗歌，儿子在读小升初过渡课文《登飞来峰》。我是默读，是重温，因为朱增泉的诗我差不多都读过，有许多还作为责任编辑在发表之前就读过。但王安石的《登飞来峰》对十三岁的儿子而言却是全新的，老师要求他们即使不求甚解也要大声吟诵。按说我们进入不同的诗歌区间，河水不犯井水，但读着读着，说不清为什么，我竞不知不觉地被儿子的朗读声带走了，而且比他还快地背出了北宋丞相的那首七绝：“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老实说，这样的阅读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它让我感到惊奇，感到非常有趣。忽然想：相隔近千年，朱增泉和王安石，还有他们不同语境的诗，难道有什么相通的地方？或者说，我从中获得了某种神示？比如说，我们是否可以把作为诗人的朱增泉，看成是中国当代诗坛的一座飞来峰？把他的诗，看成是飞来峰上的千寻塔？

    想到此，我有些激动，仿佛触到了朱增泉诗歌创作中深藏的秘密。

    朱增泉在三本诗集通用的后记里写道，他48岁那年在云南老山前线写的两首处女作《钢盔》和《迷彩服》，是1987年我和简宁、蔡椿芳到他们集团军采风时，用电话发回《解放军文艺》发表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记得当时我对这两首诗，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甚至还想动手涂改几句。就说《迷彩服》吧，作者一上来就写“不羡慕古罗马骑士的斗篷，不留恋赵武灵王的胡服”，不说这种对仗的写法略显陈旧，我觉得在一首寥寥数行的短诗中，起码有点雷声大，雨点小。再说，我们的士兵恐怕也没有古罗马骑士的斗篷和赵武灵王的胡服这些历史知识的积累。再者说，当年国内文坛正在鞭挞海明威嘲笑过的往身上贴胸毛，我实在不想让我尊敬的前线指挥员也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转而想，它们是朱增泉作为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给军里的战地诗报《橄榄风》的助阵之作，有职务性质，也有鼓舞斗志的意思，还是原汁原味好。过了不到一年，在部队凯旋之际，当我读到他陆续寄来的长诗《猫耳洞人》和《战争·雨季·地球的又一个受孕期》，同时在《昆仑》《人民文学》读到他后来以《奇想》结集出版的另几首猫耳洞奇想系列长诗。再后来，也就两三年时间吧，又读到他更长更浩大的《国风》系列，读到他惊涛拍岸的《京都之乱》，读到他洋洋洒洒的《前夜》……感受就不一样了。因为他的来势之猛，轰炸之烈，不仅在军队的文学期刊，而且在整个中国诗坛，就像突然出现的一座飞来峰。我当时简直被他惊呆了，吓懵了，进而在恍惚中对自己的诗歌判断产生了严重怀疑。我并没有被他有多么高超的诗歌技艺征服，但他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壮阔，那种雄浑，那种博大和深厚，那种纵横捭阖，还有那种无拘无束，还有对现存诗歌秩序多少有些蛮不讲理的侵略性，确让我目瞪口呆。比方说，在那组井喷般不吐不快地抒写南线战争的系列长诗中，他身份不明地躬身在低矮潮湿的猫耳洞里，以梦为马，时而埃及法老和金字塔，时而斯巴达克和古罗马竞技场，时而释迦牟尼和他手中里的那串佛珠，时而孔子和《论语》、秦始皇和万里长城，可谓上天人地，天马行空，这时你可能要质问他的诗歌怎么能这样写，但绝对说不出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写。而且，用传统诗歌的表现手法来衡量，他的遣词造句，他的联想，他的跳跃和比兴，又是那么中规中矩，有迹可循。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就说过，诗歌的境界，应该“寂然凝虑，思接千载；俏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你说朱增泉有哪儿做得不对呢？因此，到头来，你就只能钦佩他的胆量，他的气魄，他对诗歌的独到理解和拓展，承认他是独一无二的。

    我知道，有许多同时代诗人，许多诗歌评论家，都曾思索和探寻过朱增泉出现的奥秘，得出的结论，却不外乎他是个将军，他的诗途与仕途一样春风得意；他诗歌的壮阔和浩大，是一个将军胸怀的壮阔和浩大，因而把他定性为“将军诗人”。我认为这些评判未免过于简单和粗暴。是将军就能成为朱增泉吗？将军多着呢！写诗的将军也多着呢。但是，谁能以将军的身份像他那样写诗并超越他，哪怕与比肩而立？有目共睹的是，即使在中国诗坛，这时也没有几个人有理由藐视他，忽略他，把他的诗与他的身份机械地等同起来。因为他这时写诗绝不是玩票，而是玩命；不是借助将军的身份垫高自己，而是以大器晚成的姿态对诗坛实行入侵和占领，是以独特又蜂拥而至的作品异军突起，独树一帜。甚至，我要说，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是在用诗歌孤独又执着地忧国、忧民、忧天下，发出了当时诗歌没有但却理应发出的声音，这就和人们常说的“将军诗人”不能同日而语了。

    那么，朱增泉成功的奥秘在哪里？或者说，有奥秘吗？我的答案是，当然有。这需要把时间推回到二十六年前，推回到朱增泉以诗代言的48岁，推回到他和他的士兵曾经匍匐的那片雨水茂盛、火光冲天的山岳丛林。是的，48岁的朱增泉在那个年代的那片流血的土地上，是一个集团军的政治部主任，他虽然不是战争或某场战斗的决策者，但这位两个女儿的父亲却是一个集团军思想政治部门的主官。他的任务是稳定部队，激发部队的战斗热情，以一种隐形的力量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和减少伤亡与退缩。因而，在这个时候，他考虑最多的是几千年来困扰人类的战争与死亡。从另一个角度说，48岁的朱增泉，因为身份特殊，环境特殊，致使他的情感和思想，突然进入了他一生中最丰赡和最活跃的时期。从此出发，我们再把时间推回到他当兵的日子，提干的日子，长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日子，这时我们就能辨认，这个自称“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军人，当他从一个士兵走到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的位置时，其实已走完了一个思想者的成长和成熟的道路。此刻，他生命的经历，他读过的书，他长期从事思想教育积累的经验，他政治理论的素养，还有他经过反复磨砺的思辨能力和书写能力，都远远超出了与他同级的指挥员甚至比他更高的指挥员。因此，当他把这一切带进诗歌领域，就像北宋丞相王安石站在飞来峰上，很自然便进入了那种“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境界。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他连诗歌的结构和深入方式，运用的都是他烂熟于胸的逻辑推理和思辨的力量。换句话说，这时朱增泉即使写诗，那也是在用他的经历、阅历和胆识在写，或一言以蔽之，是用思想在写。他的诗歌套路，除去语言和分行形式的不同，其他的与他平常写理论文章，做政治动员，基本上是一致的。他自己也说：“我的武器是诗歌、思想和情感/向世界发射希冀、忧虑和爱憎”。他还借助一个失去双腿的伤兵向世人宣白：“战争分娩了我的灵魂/我终于感悟——/腿的羁绊是思想/思想的羁绊是腿/……在这/曾将人的双脚缠小/孙行者的思想被套上紧箍咒的/国度里/早该让腿放足远行了/早该让思想学会自己走路了。”（长诗《火光·血·分娩灵魂的辉煌》）更典型的是《国风》，在这个同样诞生于特殊年份的长诗系列中，作者始终骑着一匹“思想的马”，带着当时无法驱除的茫然和忧虑，从第一首《出奔》到最后一首《土地》，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深处苦苦踯躅和寻觅。清醒的读者读完几千行诗歌后，便能感到，他骑着的这匹“思想的马”，既是长诗推进的逻辑脉络，也是诗歌次第攀登的主题台阶。这匹“马”越过时间和空间，一路狂奔，每登上一座山峰，即意味着他的诗歌完成了一次对历史的清理。透过诗人用大量政治术语编织的诗歌肌肤和纹理，如此清晰，又如此缜密，不禁让人惊叹：这个长诗系列，原来是在审慎地解剖中国的政治和历史。如果你有心把那些思想的蹄印沿逻辑发展的方式重组，然后再用理性的语言重写一遍，这时你将发现，那完全是一篇篇政论！

    而从朱增泉的48岁往后看，我们对他作为一个思想者的认识，将更加清晰，更具有说服力。抛开他这二十多年从少将晋升为中将，从集团军领导提拔为总装备部大军区级领导不说，只从他工作之余先后涉足的诗歌、散文、国际军事评论和中国战争史等领域看，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个自我学习和自我能力更新极强的人，而且他每涉足一个领域，每一次转身，都那么硕果累累，那么华丽。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回到朱增泉的诗歌，我想我能揭开他创作的秘密是，无论他的长诗还是短诗，无论他哪个时期的作品，它们之所以如此奇崛，如此险峻，是因为这个诗人登高望远，总骑在一匹“思想的马”上。

    2013年5月30日至6月1日 北京平安里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