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成为过去的几十年，因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和国际地位，还有大众的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等等发生了巨大变化，预示一个伟大时代已经来临；有目共睹的是，这种时代的变化还在各个领域继续广阔深入地进行着，扩展着，许多事情的发生、发展和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大大超越了我们的想象。站在今天客观冷静地回顾往昔，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社会，我们在现实中生存的每个人，我们的城市、乡村，还有我们的观念、意识、生活态度和环境等等诸多事物，早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如果把这三十年来发生的变化，放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上去观察，再放在当今世界的坐标系上去衡量，相信谁都会惊叹不已。比如我的家在农村，我在农村土生土长，十七岁才出来当兵，对农村、农民和农业还是比较熟悉的，但使我大为惊异的是，原本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最为滞后的农民，他们对时代变化的认识，却比我们生活在大城市和文化圈里的人还更敏锐，更深刻。比如，政府在多年前便免除了土地税，这在他们看来，称得上划时代和创世纪。农民们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朝历代，谁听说过种地不纳粮、不交税？然而，时代的最大变化，还表现在社会形态的快速转变，一个富强而现代的国家正显山露水。没有人否认，在最近的几十年，虽然我们有过彷徨，有过怀疑，但却走过了西方用了上百年走过的路。
在这里，我要引用一个美国老人对中国发表的看法。不过，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美国老人，而是一个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名叫科斯。他快满100岁了，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教授说，他从小读《马可·波罗游记》，对神秘的中国充满好奇心，知道中国早在唐宋元时代就是世界强国，拥有的财富占世界第一。但到了近代，却一泻千里，突然衰落了，成了众多列强争相侵略和瓜分的对象。但改革开放30年，又异军突起，在人类发展史再次创造了一个天大的奇迹。科斯教授坦言，对中国的变化他还没有完全看明白，因为这个国家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又经过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十年动乱等一系列浩劫，国民经济差不多折腾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什么只用了短短的30年，便一雪前耻，甩掉了贫困落后的帽子，昂然走上民族复兴大道？因此，虽然他成了世纪老人，但对中国发生的事情依然非常着迷，仍在孜孜不倦地探寻中国崛起的奥秘。他断言，若能破解中国奇迹，将对历史进步做出巨大贡献。他甚至说，像他这样的经济学家“为中国奋斗，就是为世界奋斗”，还说，“我将长眠，祝福中国”。具有国际声望的中国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对中国发生的巨变，与科斯教授抱着同样的惊讶和困惑，他说“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发生在人口众多、环境复杂的中国，近乎于不可置信”，尽管中国还存在种种弊端，但是“一个跳高的人，专家认为他不懂得跳高，他走得蹒跚，姿势拙劣，却能跳八英尺高，是世界纪录，这个人一定是做对了什么”。有趣的是，受到国内许多先锋诗人追捧，在国际诗坛享有盛誉的诗人阿多尼斯，对中国的崛起也抑制不住心里的兴奋，数次激动地指出：“世界的未来在中国”；更有意思的是，这位生活在巴黎的阿拉伯诗人，接着又说：“中国的未来在诗歌”。
既然世界上那么多有识之士，那么多学者、诗人，特别是那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发生的变化如此着迷，这说明中国的发展，深藏许多让他们感兴致并希望破解的东西。甚至，在这些有识之士，这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学者、诗人看来，中国的发展，代表着人类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因此探索中国发展的深层原因，是一个世界性命题，谁错过它谁将失去站在学科前沿的机会。以此作为出发点，我想，既然世界如此看好中国，普遍认为中国正面临一个伟大的时代，作为中国的作家，特别是中国诗人，应该更有理由和责任去探索和破解这个奥秘。
这么说吧，当年西方走上现代化道路，普遍遭遇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我的矛盾和冲突，如今四大矛盾和冲突，也正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显露出来。换句话说.在当今中国，无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学技术，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内容，都不可辩驳地具备了现代社会的雏形。反映到人们的内心世界，一方面大家为经济的突飞猛进和生活的明显好转感到欣喜，一方面又为社会的混乱、道德防线的频频失守而感到焦虑，这也是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曾经有过的心理状态。而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西方的现代文学中的小说和诗歌，如卡夫卡的小说和波德莱尔的诗歌，正是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那么，落实到中国，我认为，时代的变化和人们内心的纠结，同样也为我们文学创作的革故鼎新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前提是，我们的作家和诗人，必须有足够的热情和勇气贴近这个时代，拥抱这个时代，并通过我们的作品，就像美国诗人惠特曼说的“沟通现实与灵魂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提到的国际诗人阿多尼斯比我们还更清醒地觉察到了这一点。阿多尼斯曾经五次来中国，他既关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关注阻碍中国社会在进步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他说，我们有责任用诗歌去澄清这个时代，完美这个时代，帮助这个时代前进。阿多尼斯在回答中国记者的提问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看到了中国的成就和发展速度，但是过于物质化的社会缺少精神层面的东西，对个人的权利重视不够，自由的个性被禁锢了。诗歌是超越物质的精神层面的代名词。如果中国没有诗歌，没有精神层面，就不会有未来。”再看阿多尼斯笔下的中国，我们发现，他既不抹杀我们的成就，也不回避我们的现实，但在他写的许多长短篇章中，无不回响这个时代的足音。现在他诗歌里的中国都市和他看到的民众，既生气勃勃，又泥沙俱下，如同初生的婴儿，既带着一个新生命对这个世界的嘹亮呐喊，又带着满身血污。在他那首名为《上海》的长诗中，就有这样的句子：“金茂大厦正对天空朗诵自己的诗篇。雾霭，如同一袭透明的轻纱，从楼群的头顶垂下。天空叠足而坐，一只手搭在西藏的肩头，一只手搂着纽约的腰肢……”我不能说阿多尼斯完全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也不敢说他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惊世之作，但他视野的开阔、灵感的鲜活，尤其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去思考，至少引起了我的深思。
说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理应给我们的诗歌带来时代的突变，如果朋友们感到题目太大，而我也说得过笼统，那么，现在请允许我把视野缩小到2008年。因为我感到2008年发生的几件事情，和它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非常清晰的。大家应该记得，2008年是中国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经历的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年份，在这一年，我们哭过，笑过；被幸福和欢乐簇拥过，激荡过，又被悲伤和泪水浸泡过。首先是这年春天，在中国的南方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大面积冰冻雨雪灾害，这场灾难提醒人们，中国传统的南北气候和地理，已经出现了相互混淆甚至错位的迹象，如果我们不遵循自然规律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继续盲目开发，不注意保护环境，最终将覆水难收，祸及子孙；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更让我们经历了从来没有过的深刻心理变化。在那些沉痛得举国痛哭的日子里，我们没有谁不以泪洗面，没有谁不慷慨解囊，也没有谁不被自己突然唤醒的悲悯和善良而感动。并且，这一切来得那么自然，那么情不自禁，人们唯恐愧对在天崩地裂中被夺走的生命，还有从今往后的亲人和朋友。更重要的是，这场突如其来并在人们的心中引起强烈恐惧的灾难，让我们看到了生与死的界限是这样的脆弱，这样的不堪一击。我相信大家都会认同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越来越迅速地进入现代生活的时候，也越来越迅速地接近不可预知又突然降临的灾难；我们生活在这个日使新月异的世界上，纷纷以钢筋水泥当外衣，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强大，实际上比任何时候都弱小和无助。然后，在阳光灿烂的8月，我们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给全世界带来惊喜和震撼的第二十九届奥运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让世界惊奇在看到，中国不仅已成为一个体育强国，前所未有地拿到了最多的金牌和奖牌，而且意味着中国人的形象得到了大幅提升，就像一个人开始从幼年走向成年，现在他终于结婚了，成家立业了，有能力对世界的稳定、进步和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2008年，又刚好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站在这个节点上，回望过去，眺望未来，我们有理由为自己走过的路和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和自豪。但同时，我们也有理由对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全方位客观而冷静的反思。
遗憾的是，我们对社会的进步和在进步中出现的问题，往往熟视无睹，把精力过多地用于无休无止的批评和抱怨，好像社会进步是应该的，因为它过去欠我们太多了；对各种社会问题，则耿耿于怀、喋喋不休，缺乏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本该有的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能力。尤其可怕的是，一种叫迅速健忘的精神疾病正在大面积流行，人们匆匆忙忙、紧紧张张，好了伤疤忘了痛，每天像救火般地奔向自己的目的地，社会发生了多大的事，有了多么深刻的变化，都不往心里去。死了十万人的汶川大地震，才过去两三年，试问还有多少人在谈论它？当时许多人慷慨系之，情不自禁地流着泪说，经历这次大灾难，使我们的心灵得到了净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懂得了应该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但几年过去，请朋友在夜深人静时抚躬自问，在不知不觉中，你的心里又落下了多少灰尘？
这就难怪我们当下的诗歌写作，与我们处在的时代，总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在此，我想起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说过的。20世纪8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在阐述他的改革新思维时说，未来的社会大变革是非常残酷的，就像一列快速行进的火车进入一个大弯道，必然会把一些人甩出去。结果在1991年，苏联这列火车不仅没有驶过那个大弯道，而且被那个大弯道无情地颠覆了，把那个庞大并显赫一时的红色帝国给甩了出去，摔成十五块碎片。但我们国家的变革要比苏联幸运得多，因为我们这列火车不仅快速而且顺利地通过了那个大弯道，并把我们这些搭乘在车上的人，轰轰隆隆地送到了今天。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些搭乘这列时代的列车共同走过来的人，尽管都走到了今天，但各自的遭遇却是不尽相同的。因为同在一列火车上，有人坐着，有人站着，更多的人就像我们熟悉的春运那样，被挤进了逼仄的厕所里、车厢与车厢的连接处，或者干脆趴在行李架上、钻进飘满孩子尿骚味的座位底下。这样一来，坐着的看见的是风景，站着的看见的是自己的三寸立足之地；而那些被挤在列车角角落落里的人，因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只好不断地抱怨、叹息和相互推搡。正由于各自的处境不同，当我们带着不同的遭遇进入诗歌写作后，发出的声音，必然嘈嘈杂杂，莫衷一是。常常听见有人把“80后”“90后”这些年轻诗人的写作，归结为“低语”，指责他们难以担当重任，殊不知他们正是被时代挤在角落和边缘的那拨人，因此他们在诗歌中发出“低语”，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这个比喻也许能让我们看清一个事实，这便是，虽然我们是搭乘同一列时代的列车走过来的，虽然我们的写作谁也离不开时代，但我们在诗中反映的时代和采取的方式，往往是“三千弱水，我只取其中一瓢”。说到这里，问题便出来了：既然我们的时代是一列通过大变革的大弯道快速行进的列车，那么谁能跳出自己的局限，勇敢地站出来书写这列火车的险象环生，峰回路转？谁来书写列车上所有人的共同感受、共同遭遇？谁来揭示这列火车前进的内在动力和外在阻力？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诗人太少了，声音也非常微弱，这不能不让读者们感到失望。
无论怎么说，站在时代的最前沿，立志于对时代主潮的抒写，都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自觉的姿态，一种历史担当。有史可鉴，惠特曼曾为此说过一句让我们感到汗颜的话：“总统不应该是共同的公断人，诗人才是。”因为“如果时代停滞而沉重，他知道如何使它振奋起来。他能使他说的每个字一针见血”。而惠特曼本人正是这样做的，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生，总是低下头去倾听美国大众的呼声，昂起头来呼唤美国的未来，以解放黑奴和开疆拓土受到热烈拥护的林肯总统不幸遇刺了，他热血沸腾地高呼“船长，船长！”在诗里放声为林肯歌哭。读他的《草叶集》，我们能听那个时代在他的诗中万木峥嵘，风起云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满目疮痍的大地上到处布满坟场，艾略特在长诗《荒原》中泣血悲叹：“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把战后的悲惨和荒凉刻画得力透纸背。在另一部被誉为现代诗歌里程碑的长诗《四个四重奏》中，他还直接写到一座小镇如何遭到敌机轰炸，对在战乱中挣扎的人们寄予深切同情。“十月革命”改变了俄国的命运，但接下来对知识分子的残酷打击，使许多人心存恐惧，帕斯捷尔纳克不惜用诗歌的“一滴墨水”为那个时代“痛哭”。都知道帕斯捷尔纳克以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诺贝尔奖委员会给他的授奖词，肯定的却是他“在现代抒情和俄国伟大叙事诗传统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最让我佩服的是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和加勒比海诗人沃尔科特，前者因追求诗歌的纯粹而广受各国诗人的赞赏，又因未被授予诺贝尔奖而引起中外作家对诺贝尔奖的公愤，但博尔赫斯特立独行，并不在乎世人对他的文学成就作何评价。让我感动的是，在博尔赫斯偏爱的诗歌中，从来都不惜笔墨赞颂先辈们在帕藩草原上为这个民族创立的光荣，哪怕一场规模不大的独立战争，一个普普通通的士兵，都在他刻骨铭心的怀念和祭奠中。沃尔科特被布罗斯基誉为“今日英语文学中最好的诗人”，1992年的诺贝尔文学之所以授予他，就在于他总在执着地追溯加勒比海和他的非洲祖先的命运，因而他的诗歌被誉为“具有伟大的光彩，历史的视野”。我十五年前曾读过西川翻译他的一首短诗《维尔京群岛》，至今仍深深地保留在记忆中。这首诗只用了短短的十九行，便把加勒比海一个叫弗莱德里克斯特德的港口被殖民经济淹没的过程揭示得淋漓尽致——
弗莱德里克斯特德，这第一座自由港将死于
旅游业。沿着它被阳光打磨的死寂的街道
我踱着葬礼上的步子，想到的不是
迷失于美国之梦的生活
而是我用我这小岛居民的纯朴
无法改进我们的新帝国，它文明地拿出
照相机、手表、香水、白兰地，
却换不来美好的生活，在被太阳
损毁的街道上，在石头拱门
和广场被歇斯底里的谣言
所烘干的街道上，货品的价格被压得太低，
只有犯罪率不断上升。一个共管下的政府
无所事事；它的买卖合同上覆盖着灰尘，
仅有一只浑身珠翠的家蝇在上面
嗡嗡盘旋。生锈的轮盘赌具被风
涩涩地吹动，那生机勃勃的货船
每天清晨都要整装启航，
船尾搅起码头外端的绿色海水
驶向有银行点数钞票的地方。
令人惊叹的是，这首短诗写到了美国梦的破灭、原始岛国淳朴民风的丧失，写到了共管政府的无能，写到了殖民经济的虚假繁荣等宏大事件，直击生活在加勒比海群岛上的人们面临的尴尬，就像惠特曼说的“每个字一针见血”。
198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捷克诗人塞弗尔特，与沃尔科特殊途同归，都把诗歌创作的目光投向孕育自己的那片土地，但他比沃尔科特更细致地关注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这个产业工人的儿子长年像卡车司机或司炉工那样奔走在布拉格的大街小巷，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从未脱离过养育他的土地或是那些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们”。他的书写，也总是“触及人类情感最深奥的部位和他们生活的最微妙之处”。在塞弗尔特的心目中，诗人本来就是人民的一员，人民高歌猛进或左右徘徊的脚步声，都被他听成时代的浪涛声。他觉得诗人发出的声音，就该是时代的声音，人民的声音。如果离开了时代和人民，无论多么华美的歌唱，都“不比一只蟋蟀的唧唧叫声更聪明”。正因为这样，塞弗尔特称那些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们为“自爱的人群”，时刻和他们走在一起。让诗人们羡慕的是，作为对塞弗尔特的回报，在他的祖国捷克，几乎每个家庭的书架上都放着他的诗集。
关于诗人与时代，诗人与人民，塞弗尔特曾经用一首诗表达他的立场。那首名为《如果你称一首诗为……》的诗，是这样写的——
如果你称一首诗为一支歌——
人们经常这样说——
那么整整一生我都在歌唱着。
我与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一道走着，
那些靠双手谋生糊口的人们，
我是他们中的一个。
我歌唱着他们的苦难，
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希望，
我与他们一起经历了
我们所必须经历的一切。经历了苦闷，
软弱、恐惧和勇气
以及贫困的悲哀。
而他们的血，每当奔涌时，
就喷溅在我身上……
血总是大股大股地奔涌
在这片到处是优美的河流、草丛和蝴蝶
及热情奔放的女人的国土上
我也歌唱女人，是啊，我歌唱，
被爱情所蒙住
我一生跌跌撞撞
不是绊倒在落花上
就是跌倒在大教堂的台阶下。
（2010年7月27日 根据北戴河全国诗歌论坛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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