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生命的波澜不兴中年过半百的。既然生命波澜不兴，当然也就没有多少得意或失意。这与我的同代人，与我的同学、同事和战友，好像没有多大区别。回顾自己在风风雨雨中匆匆走过的这五十多年，我最大的感觉，就像背着一条满是窟窿的口袋赶路，尽管沿路上我紧追慢赶，忙忙碌碌，往口袋里装进去许多东西，但在不知不觉中也漏掉了不少。几十年后，当我坐下来清点口袋里的东西，竟惊奇地发现，在我所剩不多但却敝帚自珍的那些东西中，原来有我在长期的工作之余写下的那些诗歌！于是我回过头，开始认真地重读这些诗，摩挲这些诗，回忆它们的一次次诞生和行走，这时，我仿佛看见了我在不同岁月里的一阵阵心跳。因为这些诗都有自己的体温和呼吸，自己的思想和血液，就如同我生命的一段段定格和持续。读着它们，我不禁有种肌肤相亲、灵肉相守的感觉。
这是件让我大为惊诧和感动的事情。我被时间的苍茫感动，也被自己几十年的坚持感动。想想，在这几十年中，社会风生水起，世间熙熙攘攘，我个人的经历也时有跌宕和颠簸，时有悲喜，按说每次变化都足以影响我一生的抉择和状态。但我唯对诗歌竞不离不弃，锲而不舍，这需要忍耐多少孤独和寂寞！而许多和我同时写诗，同时搭乘着诗歌的竹筏在大潮中漂流的人，却早已不知去向。我之所以到今天仍然对诗歌一往情深，这到底是一种盲目？一种宿命？抑或是面对前进的时代无能为力，仅仅想告诉人们我还在诗坛挣扎？总之，肯定是有什么原因隐藏在其中。
我是在集体不知道诗为何物的年代喜欢上诗歌的。几十年来，我的诗歌写作在无数次粉碎和重塑中艰难行进。渐渐地，我开始看重诗歌的质地和重量，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许多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总是对捕捉到的母题掂了又掂，每次落笔都企图让自己写出的东西能闪闪发光。潜意识中，我仍然是个军人，当然希望我的诗歌发出的光芒，是火焰的光芒，剑的光芒。并且格外看重语言、语感和节奏，比任何时候都清醒地认识到“语言是所有人的房子，矗立在深渊边缘”（帕斯语）。不过，这时候我写诗，已备感艰辛，用心用力的琢磨和文字的敬畏，基本上让我不可能一次完成写作，一首诗往往要经过无数次修改，即使发表了也感到惴惴不安。仿佛对待自己的孩子，唯恐他会生病，会被某道深浅不明的沟坎绊倒。最没有把握的是对待诗里自然伸展的根须，我感到它们坚韧、细微、精密、繁复，，就像我们大脑中的神经末梢，写一首诗都如同做一次开颅手术，稍有不慎，就可能因弄断它的某根细小的神经而前功尽弃。我还隐约感到时间的心脏是秘密的，诗歌的心脏也是秘密的。我们在诗里呼吸、号啕或呻吟，其实是自己的心脏在呼吸，在号啕，在呻吟。因此对于诗歌这门艺术的修炼，说到底，是诗人自身对于生命品质的一种修炼。你要做个真正的诗人，就必须登高望远，独善其身，必须以巨大的耐心去观察、倾听、挖掘和触摸……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滥竽充数.无病呻吟，才不至于在写作中扭曲某条根须的柔韧伸展，错过某次神经末梢的微弱跳动。就是这样，我的写作态度从此变得神圣起来，谨慎起来，自然也变得慢起来。2003年，我以组诗《生命中最美的部分》获得《诗刊》优秀作品年度奖，授奖词如此评价道：“他的诗来自生活最深处的挖掘，将与时代共振的军人的内心世界艺术地表现出来。他的诗经过细心打磨，呈现出优美的晶面。他的诗赋予语言的力度不是在文字表面，而是质地本身，他的诗虽然写的是士兵，反映出的却是中华民族积淀已久、一旦显现便令人赞叹的精神。他的诗歌中深沉的思考总是和感情的火焰融为一体，那灼热的内核，使人的灵魂感到欢悦。他的智慧体现为吸收中外语言叙述精华时，很自然地就会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
2005年12月，在我五十岁后的第一个生日，我为自己写了一首诗，名叫《内心呈现：剑》，就是想告诉人们：写诗的人和他的诗，就像怀剑的人和他的剑，这是一个事物的两种呈现；诗人钟情于他的诗，就像剑客钟情于他身怀的剑。剑怀得越深，越具有灵性，以至在怀剑人的身体里发出鸣嘤和颤动，或带领怀剑人踏上梦游之路。换句话说，与其说我选择了诗歌，不如说是诗歌选择了我——我与诗的相遇，是灵与肉形成的一个命运共同体，谁也无力自拔。正如我在诗里写的，我感到我的内心很适合让这样一个身穿白袍的怀剑人居住；我从心里热爱这种剑光闪烁的生活。因此，我将沿着这条自己认定的道路继续前进，继续歌唱；同时也希望在未来的诗歌写作中，能实现那位诗评家对我的期望：“虽然写的是士兵，反映出的却是中华民族积淀已久、一旦显现便令人赞叹的精神。”
2005年12月26日 北京南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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