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早朝的地方在乾清宫，后来太后秉政，则搬到了颐和园中的仁寿殿。这是一栋独立的殿堂，周边一片空旷，而且建筑规制也与其他的宫殿相去甚远。
仁寿殿位于仁寿门内，仁寿殿取《论语》中“仁者寿”之意。殿前宽阔的院子里，种着四季常青的松柏树，点缀着玲珑剔透的太湖石，丹墀上摆着古铜宝鼎。鼎式香炉是皇家建筑的特征之一，体现皇权，象征威严。每遇大朝，炉内点燃檀香和藏香，青烟缭绕，香气袭人。铜龙铜凤，排列于仁寿殿前，是帝后举办朝会时点燃檀香之用。当腹内燃起檀香时，香烟即从龙凤口中袅袅冒出。中国古代历来以龙象征皇帝，凤象征皇后，习惯的设置是龙居中间，凤靠边侧。但慈禧掌权后，便将龙凤位置颠倒，“凤在上，龙在下”，以显示她的权威。大门两侧则有一副对联，上面挂着乾隆皇帝写的对子：“星朗紫宸，明辉腾北斗；日临黄道，暖景侧南荣。”
大殿里边就更气派了，紫檀雕的高台子上摆着龙案、屏风、宝座、孔雀翎掌扇、仙鹤景泰兰香炉。殿里还有两面一模一样的大镜子，在宝座的左右对着脸儿摆着，足有门扇那么大。殿内高悬金字大匾“寿协仁符”，殿中放着慈禧、光绪朝会大臣的宝座，宝座由极名贵的紫檀木精雕而成，椅背上雕有九条金龙，宝座四周设有掌扇、鼎炉、鹤灯等。仁寿殿内最吸引人的是一只蹲在石须弥座上的铜制怪兽，龙头、狮尾、鹿角、牛蹄、遍体鳞甲，即为传说中象征富贵吉祥的麒麟。
仁寿殿在室内装饰上突出一个“寿”字，在南北暖阁山墙上，分别挂有一个巨大的条幅，幅上是百只蝙蝠捧着一个“寿”字，寓意“百福捧寿”。在殿中宝座后边的屏风上，一共雕有二百多个“寿”字，用不同写法精雕而成，把一个“寿”字书写得穷工尽趣。仁寿殿四周房檐的滴水瓦上也刻上了寿字图案，两侧各七十八个，前后各一百二十八个，共计四百十二个“寿”字。
大殿中间便是御座，安置在高高的台子上，御座后面是一扇七叶屏风，四周围着黄色的帷幕，气象森严。原来的台子比现在低一些，御座也比较大，与其称为座，不如叫做床。皇帝可以在上面随意坐卧，可见先前的早朝，比现在要宽松一些。
各部尚书、侍郎以及皇室成员的朝见，每月都有规定的日期，不可错乱。他们在朝见时，或是上递奏折，禀报近来的各种事宜，以及施政方针，若是没有担任官职的皇室成员，则要来向皇帝、太后请安。至于军机要员和总理大臣，则必须每天前来上朝，商讨军机大事。御前会议也根据需要随时进行，以便及时有效地制定出大政方针。每天朝会之后，军机领班庆亲王总要留下来，继续与太后讨论各种军国大事，直到确立最终的政策方针，才会向慈禧太后与皇帝辞别。至于各地发来的电报，或者是呈进的奏折，若不是十万火急的事情，通常先送到军机处，由军机处批阅之后，再由军机大臣在朝会上向太后奏明。
通常情况下，早朝在上午十一点结束。退朝后，朝中官员便可逍遥自在，不必再为朝中事务烦心了。只有当军事吃紧，或是遇到重大的外交事务，这些朝臣才会略显紧张。如我在宫中这段时间，先后发生了广西民变、中俄交涉以及日俄战争爆发这三件严重的事情，那时各地发往京中的电报、奏折，即使不在朝见时，也必须立刻呈进给太后，片刻不得耽误。
有时太后正在游园，电报、奏折便直接由太监带进来呈递御前。这些文件多由外务部呈进，当然，这是经过太后准许的，遇有紧急军情，可立即呈进，不必再走军机处，否则，无人敢违反朝廷律例，越级呈报，惊扰圣安。这些文件都是由黄缎包着，由太监跪着呈递，太后也立刻批阅文件，并无丝毫的怠慢。
每当朝会时，太后御座之前，往往会放置五个垫子，作为军机大臣跪奏时用。因为皇权至高无上，大臣们觐见皇上、太后，必须下跪，往往要长达数个小时，圣上恩赐跪垫，也是对朝中重臣的恩恤，其余官员可没有这样的待遇，只能跪在冰冷的地板上，非常难受。距离御座最近的是军机处领班大臣的专用垫子，其余人等依次向后排开，越来越远，很难听清楚前面的谈话。尤其是光绪皇帝，他的声音很小，非常难听清楚。大臣们很怕听不到圣谕，办事出了差池。
但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那就是向太监贿赂。太监得了银子，便会偷偷地将垫子向前移上一段，使跪拜的官员可以更靠近御座，以便恭聆圣音。放在前面的两个军机首领的垫子不得移动，而另外三个垫子可以随意移动。所以太监们可以借机大收贿赂，甚至公然标价，垫子怎么移动，都有相对应的价钱摆在那里。
凡朝廷要员被太后召见，先是由太监引领进大殿前。这时，太监要跪在大殿之外，高声唱出叩见官员的姓名职位，及其何时来到宫外候驾。得到太后恩准后，这名太监便将官员引入大殿。
这位官员跪在什么位置，全看他事前塞给太监多少银子。当官员跪下叩拜时，太监则必须立刻退出殿外，不得有丝毫耽搁。若是胆敢滞留不走，听到了军机政事并泄露出去，这名太监便会被处以极刑。这当然是为了保密，当然也要防止太监结交外臣，干涉朝政。
直到太监离开，觐见的官员才开始禀奏朝中要事。太后和皇帝坐在御座上静心聆听，时而开口垂询，听取臣下更深入的解释。当奏对完毕后，官员便站起身来，先行告退。和欧洲的习惯不一样，以背部示人，并不意味着失礼，所以他们背对太后，倒也没有什么关系。
有些官员经常上朝，却没有资格跪在垫子上，他们便自作聪明，找到一个很可笑的法子，那就是在腿上套上厚厚的护膝，这样跪在冰冷的青石板上，膝盖就不会那么难受。中国的官服本就十分宽大，即便是裹上厚厚的护膝，也丝毫不会被外人看出，这真是一个好法子。
光绪帝亲政时，年纪尚轻，有时候做起事来充满天真稚气。朝中许多重臣都上了年纪，他们说起话来，往往絮絮叨叨，啰里啰嗦，有时候在细节问题上含糊不清，有时候甚至不知所云。年轻的皇帝和这种年老昏迈的老头子共商国是，实在感到无趣得紧。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慢慢吞吞，有气无力的说话方式。后来竟心血来潮，颁布一条法令，朝臣上朝禀奏时，一律不得抬头，只能伏在地上说话，否则便是大不敬。于是乎，就在这些老头子东拉西扯，喋喋不休的当儿，年轻的皇帝会悄悄离开龙椅，走下高台，独个去玩，假使这时那可怜的官员抬起头来，他会看到龙椅上空无一人，而这时皇帝已躲到屏风后面抽着香烟，自娱自乐去了。
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的皇帝和太后固然是至高无上，受万民崇敬的，具有无比的神圣性。然而，这种神圣性似乎并不属于他们个人，而是属于他们所代表的政治权力。或者说，人们崇拜太后和皇帝，不是因为他们自身，而是把他们作为一种象征加以崇拜，这种象征，便是他们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代表着整个帝国。比如，在朝堂议政时，大臣们毕恭毕敬，伏在地上，与太后进行对话。即使在禁苑之中，一旦谈及军国大事，无论是皇亲国戚、军机要员，都必须严肃恭谨地跪在地上。如果皇帝和太后不在身边，谈及国事时，则不必如此。
然而，如果是涉及私事，那么大臣们即便是接受命令，也无须下跪，甚至可以和太后亲密地交谈，显得极为融洽。但此时若是突然谈及国家要事，那么臣子必当立刻跪倒在地。由此可见，太后、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代表的是整个国家，至高神圣，而大臣们所礼敬的，实际上是帝国的尊严。
宫中的叩拜磕头之礼，通常是在感谢圣恩时才用，平素并不常见。比如我们在看戏时，戏院的演员们上前叩拜，便是为了感谢太后恩赐他们在宫中演出的机会，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誉。接受赏赐时，也要叩头感谢圣恩。有时候，为了表示自己对浩荡皇恩的感激涕零，臣子们便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即双膝跪地下三次，每次磕三个头，一共要磕九个头，次次都要碰触地面。在一个西方人看来，如此卑躬屈膝，实在与奴隶无异，对人格是莫大的侮辱。但中西方文化不同，在中国人看来，这并非是有损人格的行为，而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感恩方式。也许这种礼节一开始是一种对奴隶的羞辱，但久而久之，人们便习惯了，叩拜之时也并未感到如何的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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