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慧敏

    我曾有好多年同田汉在一起，得到了田汉不少帮助和教育。

    大家都知道，田汉为我国的话剧、戏曲做了很多工作，搞电影工作的同志特别应该想到他对革命的电影事业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电影事业上，应该说他是在大革命影响下，在当时进步文艺界中最早提出应当重视电影的人。

    他有几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至今难以忘怀。

    第一，是大革命时期田汉对电影工作的重视。当时他已提出要亲自搞电影，而且具体写作《到民间去》的电影剧本，并且导演这部影片、担任电影中的角色，这点已有其他同志谈过，我不再重复，仅补充一些别人还没有谈及的事。

    那是我初参加戏剧电影工作时，二十岁出头，刚从日本回国，参加了大道剧社。田汉对我们讲，要把电影工作搞起来。那时他刚入党，党的电影小组将要成立前不久，他鼓励大道剧社的几位同志参加电影工作。他曾对我说过，要重视电影，不但要重视故事片，而且要重视纪录影片，要通过电影起到宣传进步思想，传播先进知识的作用。

    大家记得大革命时代武汉发生的收回汉口租界事件，把停泊在长江上的英国军舰赶出去的事吧？是田汉在上海以“神州国光公司”的名义，组织人到汉口拍摄收回租界的斗争实况的。最早注意纪录片的宣传作用的是他。影片拍下帝国主义军舰炮口对准汉口的江汉海关大楼的镜头，当我们的摄影机对准了军舰的炮口时，帝国主义的军舰被迫把炮口移向长江下游，终于逃跑了。这是一部宝贵的新闻影片资料，我从事电影工作已多年了，却始终未能找到它。

    1954年我到苏联，参观了苏联的电影资料馆，有位朋友讲起有一部当时拍的上海武装起义的纪录片，叫做《上海事件纪录》，其后苏联电影资料馆也把这份资料的复制本送给我们了；有关大革命时代的武汉的资料，苏联电影界人士讲他们见过，但没有查出，所以到如今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份资料，很可惜！

    田汉很早，甚至在他入党前就已重视电影工作，重视纪录片，这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三十年代初（1932—1933年），由于党的同志亲自参加电影工作，使得在那以前曾经充斥社会上，占领过旧日影坛的宣传封建迷信、色情和武斗的电影有所收敛，新兴的进步的电影逐渐成为被社会重视的力量。

    第二，田汉同志知过必改，而且急于要改的精神，给我印象很深。

    在三十年代初见到田汉之前，我曾见过他写的自我批评的文章，《从银色的梦醒转来》、《我们的自己批判》。初次见面印象更是难忘。那是我刚从日本回来，在上海环龙路一间二层楼上的艺术大学课堂上听田汉讲演。记得当时党的一些同志也参加了，周扬也在场。田汉讲了近半个小时之后，突然一位同志站起来批评他讲的内容不对（我不记得他讲的内容了）。只记得他用很重的湖南口音说：“我想想，想想……”当时我曾担心，田汉是领导过南国社的大名鼎鼎的人物，当场被人顶撞了，“想想”又怎么下台？他想过之后，谦虚地说：“我刚才讲的确实不对……”他又重新讲下去。不论他讲的什么，讲得怎样，我感到他的精神非常可贵。作为文艺界的领导人之一，敢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并且是觉得不对就改，我以为那就很好，很了不起。

    第三，田汉同志爱护同志无微不至。

    1929年我在日本的时候有个朋友。他刚从中国来，广西人，是北京大学的一位年轻教授，在东京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他在北平因为组织被破坏，出逃到上海，准备从上海再出逃，在上海被巡捕房捕获。我的这位朋友托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又托另一位朋友——田汉，把我的朋友保出来了。田汉那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却保了一位共产党员。这位朋友把这经过告诉我之后两天，我从上海寄来的《申报》上看到“田汉包庇共党而入狱”的标题，我和我的朋友都吃了一惊，朋友说：“唉！田汉为我入狱了。”后来我回国，1932年至1933年，我见到田汉，那时他已经入党，我们也熟识了，我曾问起这件事，他说是有过这么件事，后来是欧阳予倩保他出狱的。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田汉同情、保护进步人士，虽然他还未入党，但见义勇为地保护了一个共产党员，他那种正气凛然，爱护革命同志的精神令人难忘。

    1942年2月，香港沦陷后，我和夏衍等同志从香港回到桂林。田汉前来迎接我们，他热情奔放，使劲同我们拥抱，甚至把别人插在胸前的自来水笔都弄断了。下了车他就把我们接到他家去吃饭。沿途他见着他的朋友就告诉人家：夏衍、蔡楚生、司徒他们从香港回来了。我们这群人来到他家，屋子不大，坐了满满一桌，后来的人没处坐，围了一圈又一圈，坐满了内圈一层人，外圈还站着两层人，屋子挤得满满的，饭吃光了，田汉的母亲田老太太就出去买豆腐，豆腐非常好吃，我们大家全吃饱了。正如夏衍同志说的，那是一顿可爱的大锅饭。田汉热爱同志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关于三十年代，田汉鼓励我们参加电影工作，我还必须补充讲一点。1933年，我试验搞电影录音机，那时国内所有的电影机器都用外国机器，上海的放映机、胶卷都为美国洛克菲勒、摩根、杜邦财团垄断。机器都是美国机器，掌握技术的也是外国人，而且对中国人还要保密，外国人和中国人的电影工作人员待遇也是天差地别的。夜间工作，中国人的夜餐费是二角，而外国人则是三元六角。我搞的是电影技术，田汉是写剧本的，却很早就注意到电影摄影、洗印、录音等技术问题。他说，话剧、写文章问题不大，搞电影不掌握这些东西是没有前途的。他极力鼓励我们建立自己的机器设备。掌握我们的技术。后来我们搞出来了，支援了进步朋友拍片，如蔡楚生1934年拍的《渔光曲》、《新女性》，孙瑜拍的《大路》等，用的是我们自己的录音机器，田汉同志还亲自带一个英国人、一位进步朋友马莱爵士，到我的试验室来参观。外国朋友说，你们中国人注意到电影技术和电影艺术的关系，你们走在前头了。有声电影是1926年在美国首次公映的，我国的电影录音机只晚了七年，1933年来我们就试用了，其中田汉的鼓励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田汉是搞艺术的，他不像一些搞艺术的人往往忽视技术，他看得很远，这种精神值得学习。

    田汉同志不仅为话剧、戏曲、文学事业建立了很大的功勋，同时在建立党的革命的电影事业中，他也是建立了很大功勋的。

    （本文系根据在田汉同志诞辰85周年和逝世

    15周年纪念会上发言录音整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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