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乡村小镇，天天早上都会飘荡着浓烈的人畜粪便气味。起大风的日子，这种气味自然消失得飞快。在大多数只有微风的日子里，能够抵消这些气味的是一种更为浓烈的气味。小镇上的铁匠总是在孩子们上学之前点燃洪炉，再在上面覆盖几铲湿淋淋的黑煤。只需几阵风箱声，强硫黄气味便席卷全镇。对这种并非与生俱来的气味，孩子们的态度不只是宁可喜欢，在那些没有风的早晨，还会故意钻进正在弥漫的煤烟中，一边大口呼吸，一边大声叫喊：吃烟！吃烟！快来吃不要钱的好烟！
孩子们所说的烟即指供销社里摆着卖的香烟，所说的吃烟，是指吸香烟。在那样的童年里，多数人并不晓得，在耳鼻喉间弥漫的种种煤烟，正是在电影中所见到的日本佬、美国佬，往华北平原地道和上甘岭坑道中所投放的致命毒瓦斯。大约偶尔有人说起过，因为无人在意，便像没有说过一样。
在一些远比我们这里发达的欧美地区，至今人们还在孩子面前说着十八世纪前后最为流行的话：不得玩煤，否则，圣诞节礼物就只有一块煤。不记得这是在哪本小说上读到的，因为不清楚这话的来由，读的时候只晓得莫名其妙地好奇。
在实际上，对煤的越来越陌生，是从对煤的认识得太过清楚的那一天开始。表面上，令我们小时候百看不厌的煤，是远古时期高大的鳞木、封印木、古银杏树、古白桦树的化石，其实是两亿六千万年前地球从太阳那里获取的过剩能量的积蓄。在煤的黄金时期，使用它和不曾使用它的人曾经荒唐地一致认定，煤是一种生长在地底下的特殊生物。随着对煤的深刻认识的到来，人们反而频繁地陷入在煤的背景下，对人的堕落危机的极度忧虑。
不要玩煤！这样的话只不过口头上说顺了，一时改不过。
天下哪有不玩煤的孩子？特别是那种掺进水拌上黄泥巴，还能放进铁匠铺的洪炉里轰轰烈烈燃烧的黑煤，总会让一茬接一茬的孩子，蹲在不远不近的地方，一动不动地盯上半天。就像计量中的十六两制早已被十两制所取代，大家还是爱说半斤对八两，那些敢说半斤对五两或者半公斤对五百克的人断断没有错，却注定会遭受某种讥笑。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些，莫不是历史通过文化留下来的专门痕迹。一个人在岁月中泡久了，就会情不自禁地珍惜起来，因为正是这些看上去一点也不重要的痕迹，悄然标志着日常生活的质量。就像现在的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譬如刚刚睁开的婴儿眼睛，譬如清清白白的天上月亮，煤固然不可能比它们干净，却能远远胜过其余的大多数事物。
纯煤很黑，却又是自然界中罕有的干净。
在欧美地区，英国人对煤的发现与使用是最早的。有文字记录的英国历史开始于罗马人的入侵。公元前五十五年和五十四年，恺撒大帝两次率大军入侵英国，均未成功。当然，恺撒大帝的目的未必是真的想征服，而是想警告作为土著的凯尔特人，不要支持那些居住在别的国家正受罗马人奴役的同族。真正对英国的占领是在公元四十三年实现的。此后近四百年里，罗马人帮助英国人修建了许多注定会成为名胜的城市和教堂。当然，在任何军事入侵的借口背后，莫不是对其资源的虎视眈眈。不管当事者愿意和不愿意，似这样强大的军事行动，同样注定是对历史发生影响的，哪怕在多少年后也是如此。公元一九三四年，国际铁路协会以一千四百三十五毫米作为国际通用的标准轨距。表面上看是对“铁路机车之父”史蒂芬逊的纪念，实际上情况却是公元前五十五年前，罗马大军入侵英国时的战车车轮宽度。那个时期的英国大地上，到处都是罗马战车和各类仿古罗马战车的车辙。史蒂芬逊设计制造世界上第一列旅客列车时，正是以此载人与运煤车之辙宽为轨距的。
罗马人入侵英国的那个时代，乌黑闪亮的煤一度被称为“英国宝石”。古老的外国人没有玩虚招和花架子，如此称谓最早出自一位罗马作家的笔下。在那个时代更容易激情澎湃的作家，显然被这种祼露在英国土地上的黑色矿石所震撼。来自占领军中的工匠们，更是创造性地将其雕琢成新艳奇异的首饰，致使那个时代因有男人在外征战掠夺，而变得最为摩登的罗马女人，一个个迫不及待地希望得到这种被称为煤玉的英国宝石。
二〇〇八年深秋，陪北京的一位朋友去江汉平原上的天门市。朋友要实地考察石家河古人类活动遗址。那是五千年前到四千五百年前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一座城市。隐约可见的古老城墙与护城河痕迹还在环绕，从地下初步发掘出来的旧时遗物上的图案，让人惊讶地联系到千里之外，成都平原上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中出土的雕刻，二者之间太相似、其师承关系太明显了，因为后者要比前者要晚一千年到两千年。在那样的现场，想不认同当地考古人员的判断很难：既然可以依据某些雕刻图案神似胡人，而推想三星堆或金沙文化有可能源自遥远西方的胡人，为何不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来证明，古石家河城的神秘消失是因为古石家河人为躲避洪荒，逆流向上迁徙到成都平原呢？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古石家河人的墓葬中发现了作为陪葬品的煤精，要比“英国宝石”早上若干千年。将煤精作为死也要带走的宝物，这样的文化在五千年前，应该是足够强大的。
纯粹的煤就像人性处在婴儿时期，真的很干净。在那场战争到来之前，英国人就发现了纯煤的可燃性。那些青铜时期的土著们，就通过燃烧煤，火化死者遗骸，用尽可能的快速使之升入天堂。突如其来的古罗马大军，适时地对英国人的发现加以发展和深化。他们让铁匠们用纯煤煅造武器，让牧师们将纯煤运进神殿以维持永不熄灭的圣火。在史籍中明确记载的用途还包括，将纯煤堆积在堡垒内部，利用燃烧时产生的热能，帮助占领军抗御英伦三岛上可恶的严寒。公元七三一年，罗马天主教圣徒彼德，写了一部罗马统治结束之后的英国历史著作。在所有关于煤的典籍中，这本书大概算得上是后人能够追溯到的源头之一。圣徒彼德在著作中说得十分明白，随着罗马大军的撤退，一度成为日常燃料的煤，又恢复了最早神性。当然，一条路走了那么多年，再退回去，总会有一些变化的。在图腾和祭祀之外，英国人发现通过燃烧纯煤，可以驱赶在公元八世纪时能够轻易长得很大的毒蛇；当瘟疫流行时，可以用来杀肉眼无法观察到的细微祸根。
被附着了神性的煤，哪怕它不曾有过黑玉或英国宝石的称谓，也不能遮蔽其天籁般播撒在山丘原野之上，听任天地之光抚摸，不论雨，不论，不论日光，不论月色，都能恰如其分地迎过来送回去，只留下梦幻般的深黑色泽。
如果不依据古石家河城遗址中的煤精，仅仅依照乡村传说，中国人对煤的认识与利用更要早很多。最古典的是说，女娲炼石补天，所烧的就是煤。至于是早一千年还是早两千年或者早一万年，则要看我们是否能够准确判断神话中的女娲生活在公元前哪一年。很少有人晓得，山西省平定县城北面五十里的东浮山，是那生活的一日三餐、日常之一年四季都少不得的煤的圣地！海拔一千二百米的东浮山，圆乎乎，厚乎乎，岭无险，坡更缓，高处的峰顶更被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伟力强行抹平了。
山体四周遍地都是紫色蜂窝状的松软山石。乡村人一向口口相传地认定，女娲补天时，有一些融化过的石头没有用完，遗弃后凝固在当地。后人见到的这种布满气孔、能够随意浮在水面上的石头，便是女娲补天时的遗物。就像后代中人普遍习惯随手抛弃废物，会补天的女娲，自然也不会舍近求远，将燃起烈火融化五彩石的大灶搭建在别处。所以，平定县的志书敢于斩钉截铁地说，为何四周的露头煤床比比皆是，独独东浮山不见煤的踪影，因为它是女娲补天时不可缺少的灶台！回过头来，志书又自证，因为有遗灶，所以这里便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地。
在平定县的志书上还有关于女娲补天遗灶的佐证。
明嘉靖癸丑科进士，后官至御史和太仆寺少卿的平定人甄敬在《重修人祖庙碑记》借老百姓之口说：太古洪荒时期，伏羲女娲两兄妹，以石磨从山上滚下来能合在一起为约，既万般无奈又情感千古地结成夫妻，后来尊称的二位人祖，各据一方推石磨滚滚而下的两座山，就在罗浮山附近，山上长有一种青茎红叶的脐带草，或从山顶至山脚，或从山脚至山顶，长着草的小路只有一尺多宽，可散乱下垂的草叶却有八寸。那正是因为磨盘滚压所造成。甄敬没有因为嫌这种说法荒诞浅俗不足信，而连看一眼都不肯，当他亲临现场，看到路上的草果然都是压得平平的，免不了生出感慨，这里的自然风物为何要与别处不同？也是这个时期的翰林院学士、山西提学副使陆深在《河汾燕闲录》中写道：煤在东北被称为渣，山西当地则称为石炭，只有南方人才称为煤。各地有煤却以平定煤为最好，坚硬而又乌黑发亮，火力极旺之。陆深在书中明确地指出，自己如何不耻下问，考察了平定一带民间烧旺火补天等壮观的民俗民风，这才得出结论，东浮山就是女娲炼五彩石补天遗留下来的炉灶。
我喜欢这样的民间，不仅将人祖还原成不得不践约成婚生儿育女的家父家母，不以任何功利之心坚忍不拔地想象和传说，至少可以用艺术之心来判断：有起誓用的石磨痕迹，有补天之后剩余下来的废弃之物，更重要的是有那直到今天也还在开采的能够融化石头的优质无烟煤。所以，我们大可听信平定志书所载，女娲是在她家附近炼石补天的。补好天的女娲之家，后来被修建成东浮山上的娲皇庙或者名叫寿圣寺。那座不再存世的大殿内里，曾经塑有五尺高的女娲全祼坐像。女娲在口口相传中，神态安详嫣然含笑，盘起发髻形体修长，最是啧啧称奇的还有那在微光烛照之中性感丰盈的乳房，俨然如风雨过后裸露在原野上的纯煤之玉！
深入民间总能感受比纯煤之玉还深奥的某种存在。譬如女娲，纪念也好，传说也好，明明说的是补天，不知不觉中，思绪就走上了岔路。断断续续地追究，女娲之所以为人祖，或许应该是她对这种来得不明不白，又似乎是取之不竭的神秘之火的发现与发展。
与我们所处的当下世界诸多事物都是颠三倒四本末混淆相反，就说互联网吧，不使用它的人总在将其等同于洪水猛兽，一旦用了，才发现其卿卿可爱。当然，这也可以看作本是兄妹的伏羲和女娲忍辱负重衍生出来的人类，越来越倾心于及时行乐的物质，而恶心于志存高远的精神。曾经改变历史的煤，不管出自中国，还是出自英国，在它的神性时代便耗尽其全部可爱。
理所当然，无论是被尊为黑玉，还是俗称石炭，煤都不会为其神性的荡然无存承担丝毫责任。作为天籁的一种成分，煤只是它所标志的那种物质的存在形式，它不需要理性，也不需要情感，如果必须找出它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状态现身的理由，也只能顺着人为因素的踪迹，然后被动地说，煤的出现不是上苍的赏赐，而是上苍需要人明白其哲学中不可或缺的感恩。事实上，所有无节制地占有与挥霍这种名为煤的物质的人都没有明白上苍的旨意，反而是让上苍明白，人是由上帝亲手制造出来，专门与上帝作对的万恶之首。
失去神性的煤，轻易地给某些群体带来日常生活的温暖和甜蜜。即便是很早进行人道主义启蒙的英国，煤的消费价值一旦被公众确认，那些由圣徒组成的教会也会毫不吝啬地驱使更多的农奴，从事必不可少的挖掘与运输劳动。在这一点上，历史毫不讳言，最早的英国采煤者，几乎全是那些在耕种间隙期也无法休息的农奴。而拥有最多这类农奴和由农奴们开采的当年的最大煤矿，如果不是教堂里的红衣主教，也一定是修道院里的白领嬷嬷。
失去神性的煤，终于给有记载的公元一二六八年的英国带来一次大纷争，以教会为一方，以一群想做煤炭生意的商人为另一方，他们在纽卡斯尔市市长和议员们的带领下，冲进当地的修道院及其领地，烧了、砸了和抢劫了与煤相关的一切东西。在后来的诉讼中，商人们以不向国王纳税相威胁，最终赢得了这场以煤为特征的利益之争。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胜利的商人，大多是自己掏钱为自己赎身的前农奴。
从煤之农奴转化煤之商人，这样的人群更能深刻领会，失去神性之后，煤的高度物质化，必将带来像血液一样黏稠，又像血液一样高速流淌的利润。由旷古而当今，所有的神性与其说是知识与修养不及之产物，不如说是人在心怀敬畏时，所衍生出来的对自身潜在极欲的约束与限制。
这场纷争发生后的第七个年头，一个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一路旅行来到中国，所到太原府、平阳府、河中府，沿途的煤窑留给他极为深刻的印象。丝毫不与神性计较的东方煤炭业，一进入宋朝，就迅速向着顶峰发展。那个时期没有留下相关定量记载，只有一些艺术性的文字作为凭证，让后人一直认为当时中国的煤炭产量和开采技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马可.波罗游记》便是这样间接认定的：此地处处都有一种黑色石块，它发掘自在地下延伸的矿脉。这种石块，除非先将小块点着引燃，平时并不着火。一旦开始燃烧，火焰比木炭更大更旺，从夜晚燃烧到天明，无须添加仍不会熄灭。这个国家人口众多，人们又勤于沐浴，每个人一星期至少洗三次热水澡。每逢冬季，只要是力所能及，甚至是一日一浴。凡身有职位或家庭富裕的人，家中都备有一个火炉，以供自己取暖之用。如此消耗燃料，平常木材势必难以满足供应。所幸有这些取之不尽、价格低廉的黑色石块。
在所有的需要背后深藏着的都是现实的无奈。那个时期，作为中原主要统治势力的宋王朝，与强大的北方近邻契丹人，由于地理上的先天因素而将大量军队聚集在山西省境内，以相互对抗。从来战争都是铁与火的较量，以守卫中原为战争目的和以夺取中原为战争目的的两支军队，都需要大量的煤来熔铸大量的铁，用以制造大量的军械。其时的太原知府韩绛曾说过：“保德以东五州，军计置不至艰甚，况本路铁矿、石碳，足以鼓铸。”后来所说中国采煤业在宋元时期曾经称雄世界，仅仅是一种统计定量。这种定量的结果若是引申到通过煤炭业的发展，来实现像英法等国那样初步的工业化，其意义则会不言而喻。然而，中国煤炭业没有带给那个时代的经济大发展。维系宋王朝的官僚集团，在留有明确史料的北宋仁宗庆历年间，不计算那些大大小小的各种官吏，仅仅是用来打仗的军队，就曾拥有一百二十五万人的所谓精兵强将。巨大的财政赤字，迫使宋王朝的统治者破天荒地开始实行煤炭官卖制度，从政治上控制煤炭业，用高额的煤税来充实国库，明令规定每一驮煤炭抽税十斤。当这种制度压得以采煤为生的炭民喘不过气来时，曾经有过一定程度的松缓，却始终没有放弃将采煤和冶铁业作为宋王朝的主要经济来源。北宋政府管理煤炭的专门机构是“石炭务”和“石炭场”，“务”是石炭税收和监督机构，“场”则设官掌管“受纳出卖石炭”。《宋史.食货志》就有记载：“河东铁炭最盛，若官榷为器，以赡一路，旁及陕雍，利入甚广。”后来的考古发现也能见证：北宋末期用煤殉葬的现象颇为盛行，从一些出土墓中可以见到，大小不一的煤块有的枕在遗骨头下，有的放在腰腿附近，有的散布在骨架周围。在著名的“五女坟”遗址中，所有发掘出来的小罐里，都有一块煤，与黍子、豆子、谷子等粮食放在一起。一九七八年，考古学家在稷山县马村发掘了一批金代砖墓。其中两座墓内有床，床四周有栏杆，床下都堆满了煤和焦炭，并且大约都是五百斤。与用青铜宝器金银宠物殉葬的道理相同，煤炭进入丧葬礼仪，无非是佐证其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与显赫。
与这一时期相比较，英国煤炭业的发展确实迟钝了几百年。
公元一二一七年的英国君主曾经温情脉脉地制订了一部限制自身利益的《森林宪章》，明确规定王室虽然继续占有英国境内任何地区出产的珍贵物产，却不再过问农奴主领地里的煤炭、木材等资源。
在阅读过一些相关文献资料和书籍后，我曾经向着茫茫时空发出疑问：无论是既往还是将来，一种文明现象的出现，总是带着某种强烈的偶然因素。
煤炭业在英国大地上的第一次盛行，源于亨利八世的一次离婚。一五二七年的英国皇帝再也无法忍受来自西班牙的凯瑟琳王后，一直没有为其生下一位男性继位者，更加不堪的是身为英国国王，他的离婚要求没有得到罗马教皇的准许。盛怒之下的亨利八世，强行解散八百多座修道院，废止了教廷在英国境内的任何特权，将其拥有的英国五分之一的土地和财富，统统没收，一部分归于王室，另一部分则通过合法买卖，交付给有钱人，从而导致整个英国大地上对煤的疯狂采掘。
在童年的乡村里，小镇上只有几只可以烧煤的炉子，煤烟不仅不可能浓到让人深恶痛绝，相反，只要有人拎上一只煤炉，在自家门口，用一把蒲扇呼呼啦啦地扇风生火，任何时候都会引起邻居或者是过路人的驻足关注！即使是那个时候有一部名为《燎原》的电影，将煤、煤矿和煤矿工人这样的三位一体表演得让观看者跟着痛不欲生，现实中的煤，仍然是乡村生活理想中的一种奢侈。偶尔听到有从黄石、大冶等地传来消息，说那里晴天盼落雨，落雨想天晴，因为天晴时天上是黑的，落雨时地上是黑的。我们也像是听故事那样一笑了之。
几乎是从煤出现的那一天开始，英国人就对煤烟的气味与害处深恶痛绝。一二五七年埃莉诺王后访问属地诺丁汉时，就因为无法忍受当地煤烟的气味而匆忙逃避。不久之后的爱德华一世，更是颁布禁止燃煤的法令，其执行过程中的严酷，导致一些胆敢违反禁令的人被绞死和斩首。就连伊丽莎白一世也时常处在对煤烟味道的无比伤心与苦恼之中。在瘟疫盛行的十六世纪的欧洲大陆上，人们普遍将黑死病的症状与煤联系到一起，将其淋巴肿块形容成“零碎且脆弱的煤”；其疼痛感同被形容为“如同燃烧的煤渣掉落在皮肤上一样火烧火燎”；到后来，人们更是索性用希腊语中的“煤”来称呼那可怕的“炭疽热”。一如那个时期所传言：“伦敦体面的女士们从来不进入烧煤的人家和房间，也不愿吃任何用煤烘制或烧烤的肉”，对煤的拒绝一时间成为当时英国上流社会的普遍风俗。
无论上流社会如何地反对和反感，那些贫困的伦敦居民，还是日复一日地执著地选择煤作为日常燃料，因为煤的开销只占其家庭微薄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如果换成其他燃料，譬如木柴，所付出的钱则会是煤价的两倍，或者多达五倍。
不断扩大的煤矿靠一些从农村迁来的工人运转，他们如潮水般涌入纽卡斯尔，挤在矿井经营者们为他们临时搭建的小屋里。附近的当地人并不欢迎他们。
在十七世纪早期法院的一宗案件记录中，一位居民指责矿工都是“下流人，是各郡县的渣滓、糟粕，像藤蔓一样从各郡县蔓延开来”，还说有些矿工是贼，有些是“可恶的诅咒者”……一面是小地主阶级，资格较老生活稳定，一面是来自各郡县的劳工阶级，贫困而动荡，挤在临时棚屋里，在这二者之间已经很自然地滋生出一种对抗的情绪。
矿工及其家人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排斥，通常被视为异类，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位历史学家认为，“煤成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一条鸿沟。中世纪的农民和工匠，无论多么贫困，多么令人讨厌，也从未像十七世纪大多数矿区的煤矿工那样遭到邻居们的疏远。”久而久之，这些被孤立的矿工形成了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的口音和习惯。当这些被社会放逐的人们因无法得到某种日益重要的日用品而生存受到威胁时，他们就会像战争时期的战士那样，萌发出团结的强烈愿望。最终他们会逐渐认识到，如果把力量凝聚起来进行反抗，他们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正是这种认识，激发了后来一些声势浩大的英国和美国的劳工运动，给社会带来了强烈的震动。
从某种角度来说，十七世纪的英国煤矿工人是幸运的。至少他们没有生活在苏格兰，整个矿工一族的命运都被煤矿牵制着，他们其实已沦为一种工业时代的农奴。有时，矿工不得不在矿主的协议上签字，受其奴役，而换来的只是一点点薪水或者一双鞋。矿主也会给矿工新添加的孩子举行洗礼，借以劝诱矿工让孩子长大后也为矿井工作。而孩子一旦进入矿井，他的一生就要葬送在这里了。
通常情况下，在苏格兰，采矿是一种家庭劳动：
男人们在井下采矿，女人和孩子们把煤拖到地面上。就像很久以前的农业封地时代一样，这些家庭被视为一种矿井的附属财产，如果矿井被转让，他们也随之被卖掉。他们如果逃跑，就会被戴上“专为矿工、女巫和声名狼藉的犯罪分子准备的镣铐”。
话又说回来，暴力和威压并不是苏格兰矿主给予手下矿工的全部待遇。显然，一些矿工挣的工资其实比当时其他普通矿工要多，这表明，这些矿工除遭遇屈辱之外，还保留了一定的讨价还价的权利。如果肉体摧残的威胁和金钱的诱惑是防止矿工逃跑的两大手段，那么我们就大概知道了矿工们在地面之下的处境。
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工作环境比十七世纪的煤矿更恶劣、更危险。黑暗、潮湿、狭窄、阴冷，矿井随时可能在你头顶坍塌，空气令人窒息，极易中毒，也许它在你脸上爆炸，也可能会有水突然冲进来，把你淹没，使你永远被困在井底，挖煤是几项最危险的工作之一。古代哲学家认为自然界的构成要素是土、空气、火和水，而在这四个方面，矿工们都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采矿也许是那个危险的时代里最危险的工作，生动而毫不夸张地证明一个社会为了获取燃料而付出的代价。几个世纪前曾有一个道德学家总结说，人类要在如此可怕的环境中工作，正是上帝对人类原罪的一种惩罚。〔《煤的历史》巴巴拉.弗里兹（美）〕按照十七世纪一些相关著作中的说法，煤矿工人们面临的三种毒气是最危险的。第一种二氧化碳。那些一不小心进入到这种气体较浓的区域的人，大多数会在不知不觉中死去。偶尔有暂时没有毒死被拖到一旁的人，同伴们会在泥土中挖一个坑，将救治者脸朝下，嘴巴伸进坑里，然后再翻过来，将上等的啤酒灌满他的胃。这种做法也许存在着两个道理，一方面寄希望于啤酒中的压缩气体嗝出来时，顺带激活濒死者的呼吸；另一方面也可以算成是人生中最后一次豪饮，即便是不治了，也会多出一种满足。第二种毒气叫一氧化碳。那个时期的著书立说者，不晓得真不清楚这类气体没有任何气味，还是出于对其中毒而死去的人的惋惜，偏偏要说：一种芬芳的香味在矿井中散发开来，在紫罗兰的幽香中，又含有一种甜甜的滋味；矿工们并不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可事到临头，总像受到诱惑。那些忍不住去呼吸这浓烈芳香的矿工，无一不是突然翻身倒地，在虚妄的享受中永远地睡去。好在历史资料还能明白无误地表现当时的残酷。活在十七世纪煤矿中的人，及时发明了用小动物那无辜而可怜的生命，来探测有毒气体是否达到了危及人的生命的程度。然而，巴巴拉.弗里兹却引用了一份一六六二年的新闻报道来证明，当时的煤矿经营者，甚至懒得先将一条狗沿着竖井放下去作为试探，而宁肯让第一个用绳子吊到井下的人被活活毒死。
法国作家左拉在他的长篇小说《萌发》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描写：工人运动领袖艾蒂安第一次进入煤井，惊异地看到自己的矿灯发出蓝火苗，外面还带着一个微弱的光圈。十五岁的瘦弱女孩卡特琳却老练得多。
“来，我给你看个玩意儿，”她用亲近的态度低声对他说。她把他领到掌子面的尽里边，指给他看煤层中的一个缝隙。有什么东西从那里轻轻地往外冒，声音很小，像鸟的吱吱叫声一样。“把手放在那儿，你会感觉到一股风……这就是瓦斯。”他惊呆了。这就是那个东西吗，就是使一切爆炸的那个可怕的东西吗？她笑着说，因为今天这东西多了，所以灯的火苗才这样发蓝。……时间越长，安全灯的烟火，人们呼出的热气和瓦斯的窒息，会使空气中的毒气变得更浓更热。瓦斯像蜘蛛网似的粘上了眼睛，只有到夜间通风时，才能完全清除出去。他们钻在自己的鼹鼠洞的尽头，在深深的地层下面，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来，但是仍然不停地刨着煤层。
左拉笔下的瓦斯正是十七世纪中以煤为生的人为之色变的第三种毒气。为了对付这种厉害的毒气，欧洲的煤井里很早就有了一种专门的职业。后来被称为消防员，当时他们穿着一身特制的亚麻衣服。这种人必须趁着瓦斯刚刚聚集在煤井的某处顶部，还不会引发大爆炸之机，用火点燃它们，然后，紧紧跟在火团后面，不时地用手里的木棍吓唬它们，直到它最终缩成小小的一团，安安静静地呆在一个角落里。
美国作家巴巴拉.弗里兹曾经在《煤的历史》中有过如下描述：
无烟煤井很危险。每年都有数百名工人死于坑道陷落、爆炸、毒气和洪水。一次较大的事故可以使一百名或者更多的矿工丧命，因此政府出台了一些防止大型事故的安全立法，但诸如小塌陷这样的事故仍不时威胁矿工的生命，却没能引起管理者的重视。矿工们只好转而求助于其他安全措施，譬如与井下的老鼠友好相处。人们都知道井下的老鼠比地面上的老鼠更大，更卑下，更丑陋，但它们在矿井作业中却被当作敏锐的感应器：如果它们突然转身就跑，矿工们也跟着跑。一位观察者写道：“常常可以看到一名矿工养着六只或者更多的老鼠，他节约自己的口粮给它们吃。它们大多很温顺，当矿工坐下来吃午餐时，它们就爬到他的腿上，挤在他旁边，等着分享他的午餐，这都是他平时教的。”
曾经有一次，两位苏格兰的垂钓者，发现面前安静的河水突然开始微微喷发，并且伴随着阵阵流水声响。所幸他们及时地意识到这是地下煤矿发生透水事故了，赶紧跑去警告。矿工们从矿井里纷纷逃出来时，地面上那只透水小口已经飞速坍塌成为一座大坑，整条河里的水以及漂泊在河上的那些移不走的船，全都倾入矿井，只剩下一片白花花的鱼儿在裸露的河床上拼命地蹦蹦跳跳。由于水的浸入造成矿井内空气的压力过大，导致河水又从无数地缝中喷射出来，偌大的地面上都在冒泡，就像一只正在沸腾的大锅。
这种平静的笔调是注定要穿透古今中外的。已知史料中无可否认地将英国人对煤的发现与使用远远抛在中国煤炭史的后面。然而，英国人从煤的燃烧一步一步地发展到对蒸汽机的发明，进而全面有序地推动本民族进入工业化社会反过来将最先发现煤的经济价值的中国，远远抛在现代文明进程的后面。
二〇〇五年夏天，我第一次去北戴河的“中国作家之家”
小住。放下行李，就去闻名遐迩的老虎滩一带游泳，赫然发现与迷人海滩相距最近的竟是煤矿工人疗养院。因为机会难得，更因为五岁的女儿对游泳着了迷，哪怕刮风下雨也要缠着我带她下海去，我们天天都要在煤矿工人疗养院门前的那片海水里泡上至少两个小时。
无论是去是回，每次从那门前经过，我都会努力地张望，企图从出入煤矿工人疗养院的或是风度翩翩、或是白面虚胖的人群中，找出像煤一样黑铮铮坚实的男人。或许是因为在此地呆的时间太短，没有碰上机缘，无论我如何试图望穿那些晚来开放的霓虹灯和白天紧闭的水晶门，在地球上最恶劣煤矿矿井中工作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就是不肯用哪怕是唯一的身影，来安抚我在北戴河的视野。
女儿在海水中纯真的嬉戏，被掺进一股良知的沉重。女儿此时此刻的快乐，正如我那花开几朵的童年快乐。
记不得是从父亲的收音机里听来的，还是由乡村有线广播中传来的；也记不得是哪一年，或许我的童年时代一向如此，因而就有了对北戴河的最初记忆。我用自己幼小的乡村情感证明：我们那一代人对北戴河认识的根深蒂固，不是来自毛泽东的那首关于北戴河的诗词，“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和“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完全是后来的事，能够如此吟诵，显然已经是学习分子的少年了。我的情感能使自己充分相信记忆的不错与非谬。时至今日，耳边仿佛还在回响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矿工人，在北戴河疗养时受到毛泽东接见的新闻电波的噼噼啪啪声。就是这种广播，让我每回见到我们四（2）班的劳动委员穿着那双白色的帆布劳保大头鞋时就激动不已。影响我童年的每一条河流全都一直向南，在几百里外一个叫兰溪的地方汇入长江。四（2）班劳动委员的父亲，就在兰溪对岸的黄石市袁仓煤矿当井下工人。人一生中说不清有过多少幻想，童年虽短，却产生了所有幻想中的绝大部分。在同样仰赖幻想生活的童年中，我曾经强烈地认为，有朝一日劳动委员的父亲也会去北戴河疗养，也会受到闲庭信步般的结束当天的游泳活动、从万顷大海中爬出来的毛泽东的接见。
在我们身边极端劳动着的煤矿工人，没有与极品政治人物握一次手的极端礼遇。那些看上去是代表着劳动人民的尊贵与显赫，在乡村里连昙花一现都不是。这些将家安排在两百里之外乡村中的煤矿工人，直至成了煤矿老人，也没有到过北戴河。煤矿工人疗养院夜里能够听涛，白天却难观鹤，绵绵不断的人潮与车流就像从大海里涌上来的浪涛。形形色色的目光一边惊讶地随风望去那海上的汹涌澎湃，一边诧异地随最近的潮头跌落在煤矿工人疗养院面前，沉重得半天也跳不出那些艳丽的门窗。
旧的童年过去，新来了更多的童年。相比几十年前的那些新闻效应，在一场接一场泪流满面的矿难中，再也见不到煤在往日带来的工业化浪漫怀想了。甚至于说，上海人之所以最小资，就因为那一带没有煤矿、不出产煤。而改造小资们的最好办法就是送到任何一座煤矿里，用不着干一年，只要挖出十吨煤，就不再一天到晚用那越剧腔调，说谁谁是水做的了。说乡村中的挖煤人至今也没有到过北戴河是百分之百的武断，自从搬离临时居住过的那座叫贺家桥的小镇，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那位四（2）班劳动委员的父亲当年是何模样我不晓得，如今是何模样，也无从打听。我仍然敢说他们至今也没来到北戴河，却有太多太多的现实基础。
无须质疑，从来就不缺少诗人情怀的毛泽东，让一些煤矿工人去北戴河同自己一道疗养的动机。与此道理大致相同，千山万水之外的少年，情不自禁地虚构一道五彩光环，也属于生命成长之初的单纯激情与简约浪漫。年少不谙男女事的那一阵，特别不能理解那些成熟的挖煤人，从几百里之外的煤矿回来，在家乡找个女人结婚成家。随着时间不紧不慢的推移，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乡村中人，开始放弃最初的信念，不再认为他们既然去了黄石市，就应该娶一个城市女子做老婆。从出现在乡村与城市的分野以来，人口拥挤信息密集的城市就在各种资讯上处于绝对主导位置。即使是在将来的高度发达时期，城市对煤所带来的功效的需要也会远远高于乡村。与此背道而驰，面对挖煤的这一群人，城市则从道德与伦理上率先抛弃了他们。在饥饿的供给制时代，来自乡村的挖煤人享有比别的行业多一些的主副食供应资格及指标。然而，在他们的现身说法中，城市女人只会在适当的时刻，适当地展其迷人的风骚，想让她们下嫁，无异于与花借朵、与虎谋皮。
在某些地区，矿井爆炸的惨祸经常发生，以至于矿主们请求当地的报纸不要进行报道。……这些惨烈的灾祸比以前更频繁了，“也许这些事件实际上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但由于上级要求我们不能对其特别关注，所以我们不得不放弃进一步的报道。”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为了不让读者们烦忧，报纸避免报道正在发生的爆炸惨案。公众原本就对煤矿工人的困苦处境漠不关心，如今更对他们的生存状态不以为然了。
这段由美国作家巴巴拉.弗里兹引自一七六七年的《纽卡斯尔杂志》上的文字，如果不注明其出处，完全可以看做是中国当下所面对的煤炭业现实。
在煤的恶之花尚未开放的早期，英国采煤的农奴们和拥有除了不采煤之外的所有煤的含义的主教们，曾经罕有地合谋，将煤当成一种有生命的植物，企图通过施肥来促使煤从地底下源源不断地生长到地面上。这种过了一千年的事情，不是不值得后来者笑话，而是后来者根本就没有本钱讥讽这种貌似愚蠢的行为，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中国！
在山西的乡村里，青壮年男子暴死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凡是办此丧事的人家，对外都说死者患了无可挽回的急症。其实不然，山西之地，许多地方掘地不深就能见到煤层。对那些有着一身力气的人来说，挖一处小煤窑，就像在长江以南的平原上打一口水井。小煤窑挖成了，一家人里，年轻体壮的儿子在最深处用着最原始的工具挖煤；正在衰老或已经衰老的父亲，用同样原始的方法将煤一筐筐地拖至井底，再由母亲与儿媳妇在井口上面拼命摇着辘轳，让煤筐升起来。只要让这些藏在地下几百万年的东西见到天日，一天下来，可以收回现金近万元。钱是赚了，问题在于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家庭小煤窑，几乎等同于后备坟墓。在煤炭业高度普及的乡村，时常见到婆婆和儿媳一起哭丈夫的，这便是她们家的小煤窑出事时，井下的两个男人一起死了。不管是婆媳一起哭丈夫，或者是她们当中的某一个哭丈夫，闻听的人问都不问就晓得是何缘故，并且心照不宣地前来帮忙料理后事。这样的情形多了。不是没有人管，各级政府的相关机构一直都在管，却又无从管起。那样的小煤窑，一有风吹草动，只要将辘轳架搬到一边藏着，再在井口放上一块木板或者随便什么东西遮挡一下，毫无疑问，想要找到它，注定只能像电影《地道战》中进犯高家庄的日本军人那样四处碰壁。
这样的人家只是普通的挖煤人，而非“矿主”。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矿主？首要一条是，井下出事故死了人，自己连问都不用问，可以继续每日每夜的花天酒地。其次是，至少要在当地弄个“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的头衔，然后无论出现在哪里，只要见到挖煤的人，不仅自己要翻脸，就连家里的人也要跟着吐唾沫以自净。
每一次与来自山西的作家朋友见面，都能感受到其眼中含着的那些因为煤而生出的泪花。他们历数京城内外一些天价豪宅，如何被来自他们那里的矿主们五套十套地批量买走。每逢交易，毫无例外都是现金，那些天晓得被他们窖了多久的可怜的人民币，因为太多，还因为受潮了，以至于那些被专门聘来为“山西煤老板”点钱的售楼小姐，只有用吹风机温柔地吹过一阵，才能将从各种各样的豪华越野汽车后备箱里搬上台面的大堆人民币点算清楚。这些将京城的豪宅当成玩具一样买卖的矿主，从一开始就清楚明白，煤是钱，是财富，其他一概都不是。这些名叫矿主的人，所继承的非但不是自宋朝以来，由于煤炭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各种人文进步，甚至相反，唯有坐在悍马越野车中，才肯朝着煤矿井架望上几眼的矿主们，有本事将埋藏在千年古矿道中的各种血腥与肮脏，全部寻出来翻晒一新，作为自己的全身披挂，却不愿去问候身旁比比皆是的新寡女子与孤儿。
历史上，无论哪个时期，乡村中的百姓总是最穷苦的。而最穷苦的百姓，命中注定是各种死难的天然邻居。在那些被霓虹灯照耀着的窗口背后，如果不用良知，有谁能够用肉眼望穿乡村？无须夸张，在事实面前，早就应当承认，那些愈演愈烈的矿难，绝对不是普通意思上的安全意识与安全技术方面的问题。唯有看清生命如何在幽深的矿井里挣扎，感受到人性如何在金钱的血腥中摸索，我们才有可能清楚明白，煤矿之难，根源在于乡村有难。
富饶的乡村当然会风景如画，贫瘠的乡村同样也会风景如画。是那些既看得见又看不见的意识形态将二者区别开来。唯有这样的文明，才不会只让乡村中人独自深入到黑色矿井中，用柔软的血肉之躯，用脆弱的神经骨骼，孤单地面对阴险的瓦斯，以及不是天崩地裂胜似天崩地裂、不是山呼海啸胜似山呼海啸的种种灾难。来自乡村，也只能回到乡村的挖煤人，任何稍有权威性的媒体或机构，甚至于个人，都不会将他们称之为工人。事实上他们本来也不是工人。他们用来挖煤的方法，一如在遥远身后的乡村中种种垦植。他们用来挖煤的思想，一如在昨日家中盘算田地里的收成如何能养家糊口。他们离家千万里成群结队地钻进某座矿井，唯一的快乐就是可以活着带上比黑血还要血腥的一点货币，回到妻儿与娘亲身边。
人所相信的是眼见为实。在我的那种由“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童年时代，同班同学的煤矿工人父亲，其身份还是十分可疑。即便是特意穿上矿工的劳保服装来学校看儿子，也难得有人认同其是地位崇高的工人老大哥。不仅家里的菜地是他必须种的，每到双抢季节，他还得赶回来，等不了进家门，就在田边挽起裤腿，一步步地迈入泥泞中，帮助妻子多挣几个工分。
所谓休假不过是一种美丽的借口，就连与爱妻共度久别之后的春风，也不过是扔在长途汽车上的一场美梦。又譬如，也是那个年代里，不要说那些动辄有事惊天动地的钢铁工人，也不要说那些必须军事管制才能控制的铁路工人，就连洁净柔顺的纺织女工都能够组织起来，间或做出几件足以使人叹为观止的造反业绩来。在举世皆惊的红卫兵大潮中，不是没有出现煤矿工人的旗帜，只是他们连风都没来得刮一阵，就如云雾一样散去，后来发生的一场场暴风骤雨，基本上再没有他们的事了。
与英国煤所带来的变化相比，思来想去，一切都在指向意识形态。最早的煤，大家都一样将其等同于金钱，后来，有的变化了，进步了，认识到煤的背后是文明。那些不愿意变化的，不肯进步的，则继续原始形态，只看见那些拼得性命从千百米深处挖掘出来黑色物质在散发着金钱的光泽。
意识形态的煤，决定着文明欧洲。被古典的莎士比亚痛斥的商人，在文明的背景下，并非百分之百心甘情愿地设计了今天的煤矿，如怕它在一千五百米深处，当瓦斯浓度达到百分之一点五的警戒线时，矿山用电就会自动脱闸，中断作业。井下新鲜空气浓度不达标，系统也会自动“罢工”。二〇〇五年七月十一日，自一九四九年以来新疆伤亡人数最多的阜康煤矿矿难，根据他们自己的记录，矿井在七月一日时的瓦斯浓度达到了百分之五点八五，八日竟然达到了百分之二十六点六五，十日仍然达到了百分之五点三。按照操作规程，当瓦斯浓度超过百分之一时，井下也应立即停止作业。看上去比欧洲标准还严格的操作规程，在没有成为一种文明之前，只要拿来与金钱稍作比较，种种记录在案的危险，都变得微不足道了。
矿难的状态无疑也是乡村的状态。那些频繁发生的矿难，是由于意识形态等各种综合因素而导致苦难的一种最为尖锐的爆发。又由于它们通过煤在世界其他地区文明因素，而变得与在乡村中司空见惯的灾难与众不同，才导致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如果乡村还有更多的活法，如果乡村还有更多的幸福可能望见，如果背井离乡去挖煤只是许许多多选择的一种，如果乡村有足够力量吼一声———狼崽子才去卖命挣钱，那些在面对可以免除矿难因素时的冷血不仁就不会如此盛行！矿难之于乡村正好让那些年轻的挖煤者，横下心来用生命赌一个明天。
当年的恩格斯就曾有过切肤般提醒，任何一种行当，当利润达到二十倍以上时，哪怕有杀头丧命的危险，也难阻挡人们的铤而走险。除了肉身与力气，再也没有其他资源的乡村，下一次井能赚到几十元人民币，已经远远超过所谓利润的二十倍了。打开无数乡村之门，往近处看和往远处看，都无法排除与贫瘠两相依和落寞生生不息的风景。假如乡村有资质，煤的本质并不难识透，可惜在堆积如山的肉身与力气之上，是可叹的渴望，以及可叹得只能在渴望之上风雨飘摇的幸福曙光。假如乡村可以用生命去赌博生存，那些炼狱般的采掘巷道就不得不重新按照与文明相符合的标准来修建，不如此就无法取得那些不必深入到几百米深的地下也能衣食无忧的人们对此类工作的信任。换一种更为通俗明了的话来说，乡村生计只要达到城市生活最低收入的社会保障水平，那些顽固得像癌症一样的矿难就会不治而癒。
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鲁迅先生在黄埔军校的一次演讲中说，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鲁迅先生说的是他自己的一段真实，从一八九九年进校到一九〇一毕业，先生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院当了三年“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的学生。当然是与这段经历相关，先生才会在后来的《中国地质略论》一书中，称自己的祖国为“世界第一石炭国”。在专业论述之外，还描述了列强们对中国煤炭贪欲之心，先生曾说：石炭者，与国家经济消长有密切之关系，而足以决盛衰生死大问题者也。盖以汽生力之世界，无不以石炭为原动力者，失之则能令机械悉死，铁舰不神。虽日将以电生力矣，然石炭亦能分握一方霸权，操一国之生死，则吾所敢断言也。……李希霍芬曰：“世界第一石炭国！”吾以之自喜，吾以之自慰。然有一奇现象焉，即与吾前言反对者，曰“中国将以石炭亡”是也。那个时代的鲁迅只能理所当然地优先看到国之将亡，祸根在于外来的列强，所以先生才大声呐喊，将盛赞中国煤炭的那个德国人称之为：“日后中国大陆沦陷之天使”。那个时代的国父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用更大的热情阐明：“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煤为文明民族之必需品，为近代工业的主要物。”
“以平定煤铸太行铁！”
在山西省阳泉市“天下第一川”公园的纪念碑上，至今仍镌刻着国父当年的梦想。近百年来，国父的梦想，几乎要换写成：以乡村血浸现代煤。在文明的天平上，乡村这只意识形态砝码，有一点点不确定，社会和谐就只能是痴人说梦。曾经担心中国将因煤而亡国的鲁迅，所放不下来的是外族的侵犯与掠夺。以后人之见来看，还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看得更为深远：唯有煤能铸铁，薪火之煤都不好，哪来江山如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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