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做人如山，做事如水

    做人要像山一样，踏踏实实，稳稳当当，这样别人才会信任你；做事要像水一样，能适应任何环境，能包容万物，本身却非常的纯静。

    ——于丹（著名文化学者，曾于北京大学演讲）

    宋太祖赵匡胤是个文武兼备、智谋过人的开国帝王。说到他的武功，《水浒传》中开篇即赞道：“一根杆棒等身齐，打得天下六百军州都姓赵”；提起他的文采，虽不及当时的词坛领袖李煜之婉约，但也气势雄浑，自有一番霸气——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万国明。在智谋方面，用蔡明的话说，赵匡胤称得上是“千年的狐狸”，下面我们就来看几个与他有关的片断。

    史载赵匡胤生于军人世家，受家庭氛围的熏陶和时代背景的影响，赵匡胤自幼喜欢舞枪弄棒，就是不爱读书。21岁时，颇有冒险精神的赵匡胤告别家人，独闯江湖，后辗转投入后汉枢密使郭威帐下。在此后的军旅生涯中，赵匡胤每次都是一马当先，一如既往地英勇，也一如既往地忠诚。有一天，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深夜带兵返回驻地，按照规定守城将官是不能开城放行的，但适逢赵匡胤守城，赵弘殷便心存侥幸，在城门外呼唤赵匡胤的名字，赵匡胤却大义凛然地说：“我知道你是我爹，但夜里不得开门是皇帝订的规矩，你是我爹也不能放行。”直到天色放亮，才将赵弘殷放进城中歇息。

    不过赵匡胤也不是什么三好员工。赵匡胤有个爱好——饮酒，这从其后来“杯酒释兵权”一事就可看出。当了皇帝的赵匡胤自然不会为喝酒发愁，但当皇帝之前，他曾做过后周世祖宗柴荣很长一段时间的近侍，不方便买酒，因此他便经常向掌管宫廷茶酒的曹彬讨要。很显然，像赵匡胤这样的大官（当时已是将军），曹彬这样的小吏是得罪不起的。但曹彬是个人精，每次赵匡胤找他讨酒喝，他总是义正辞严地说：“将军，我管的是御酒，可不敢私自给你。”但赵匡胤从来都不生气，因为曹彬事后总是会自己掏钱，买来好酒送给赵匡胤喝，称得上公私分明，不卑不亢。后来赵匡胤夺了曹彬的老东家的江山，每每对群臣说：“当年世宗手下不欺骗他的，我看只有一个曹彬，你们要好好向他学习。”

    还有一次，周世宗派曹彬押送一批武器给吴越国。吴越王非常高兴，想尽了法子讨这位大国来使的欢心。返程之际，吴越王又派人以私人名义送了曹彬许多珍贵礼物。我们知道，所谓私人名义，其实是幌子，说白了就是变相行贿，以期曹彬能在关键时刻于世宗面前为吴越国美言几句。毫无疑问，这是国家制度所不允许的。于是曹彬便对送礼者婉言谢绝，启程离去。谁知吴越王听说送礼遭拒，又着急又上火，当即另派别人用船载着礼物追上曹彬，曹彬还是不受，吴越王紧接着又安排了别人继续送礼，坚决要求曹彬收下，如此往返四次，曹彬见实在不宜再推辞了，便说：“如果我再坚持不接受，那就是沽名钓誉了。”于是照单收下。但回国后，他马上将所有礼物都上缴了国库，周世宗非常感动，马上借花献佛，降旨把这些礼物赐给他，曹彬虽然接受了，但接受后又全部送给了亲戚朋友，自己一点儿也没留下。

    明朝的冯梦龙在谈到这件事时评价道，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曹彬执意不接受，那不仅会伤害吴越王的面子，也体现不出大国的气度；接受了，而装入自己的腰包，又显不出臣子的忠心。只有接受了再献给国家，才是最得体的做法。

    无独有偶，赵匡胤也曾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早在南唐后主李煜的父亲、南唐中宗李璟执政时期，赵匡胤便已经颇有威名，为了自己的江山社稷，李璟曾试图对赵匡胤和柴荣实施反间计。他故意派了一个使臣“光明正大”地给赵匡胤送去一封书信，随信馈赠白银三千两。赵匡胤当即洞察其奸，大大方方地将银子收下，随即全部上缴了国库，既表明了自己的忠心，又为国家凑了一笔军费。

    那么当时的赵匡胤有没有想过将来这个国家可能是自己的呢？笔者认为是没有。而且，不仅当时没想过，即便是几年后，赵匡胤攻占南唐军事重镇滁州时，他仍未想过。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匡胤或许并不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从骨子里就是个老奸巨猾的人，后来决定其最终命运的陈桥兵变，或许也是一场非典型意外——虽然想自立，但还未做好最终准备。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赵匡胤若想夺后周的江山，他必然会更加小心谨慎，而史载他在攻战滁州城后不久，曾让手下的一员将官去找负责接收滁州钱粮的官员窦仪，提取自己私藏的钱财。这个窦仪当然也得罪不起赵匡胤，但他对来人巧妙地说：“赵将军刚攻下滁州城时，即使想把所有钱粮都提走，谁能有话说？但现在我已经登记在册了，这已经是国家的了，没有皇帝的诏令，我可不敢让您私自提走。还请您回复赵将军，不要难为小人。”后来赵匡胤登基，也经常夸奖窦仪，若不是因为他壮年猝死，窦仪说不定还能当上宰相。

    当然，不管赵匡胤从本质上是个什么样的人，历史上他给人留下的印象，终究是在一众叛徒的推动下，夺了人家孤儿寡母的江山。由于害怕这些人习惯性的卖主求荣，刚刚披上黄袍不久，赵匡胤便给他们导演了一出好戏。史载赵匡胤刚被部下拥立为皇帝时，朝里尚有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等坐镇，因此当赵匡胤率兵至陈桥时，陈桥守门的官吏根本就不给他开门。赵匡胤只好前往封丘门，结果守封丘门的官吏二话没说就把门给他开了。按理说，赵匡胤登基后应该严惩前者，厚赏后者，然而事实上他却是斩了封丘门的守官，加封陈桥门的守官，以此警戒民众，尽管我本人也是个叛徒，但我绝不希望你们以我为榜样！

    现代人常说，做人如山，做事如水，所谓如山，其实就是忠诚、责任、担当，等等，而如水，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变通。然而纵观上述案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做人，既不能太像山，一味地墨守成规；也不能太像水，没有任何原则地变通。否则要么是使原则僵化，要么是使变通变味，到最后，都不免“山”穷“水”尽。

    2．傻子才会硬碰硬

    不能弯曲的树易折，不会弯曲的人常败。所以人们说：“做人要能伸能曲。”有时候，前面的路看似堵塞了，但实质上通往前方的路不止这一条，只要懂得弯曲、变通，就不会碰壁，就总是有康庄大道摆在面前。

    ——柯伟林(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庄子》中有一个“朝三暮四”的寓言：宋国有个老汉，他很喜欢猴子，家里养了一大群。时间长了，他对猴子的脾气秉性了如指掌，猴子也能听懂他的命令和话语，让老汉愈发地喜欢。但由于猴子养得太多，而且它们不吃一般的粮食，只喜欢吃橡实一类的果子，因此老汉家的经济日益窘迫。这天，老汉想限定一下猴子们的食量，便对它们宣布道：“从今天起，你们每天早饭只准吃三个橡实，晚上吃四个，怎么样，够了吧？”猴子们听了一个个呲牙咧嘴，上蹿下跳，显出很不满意的神色。老汉见猴子们嫌少，便重新宣布：“既然你们嫌少，那就早上四个，晚上三个，这样总行了吧？”猴子们听说早饭从三个变成了四个，都以为是增加了橡实的数量，一个个摇头摆尾，咧嘴直乐。

    现代人往往用“朝三暮四”来形容一个人反复无常。然而不难看出，庄子的本意是要通过它来告诉我们，看事情要看整体，要看本质，要看终极目标，而不能被类似“早上四个晚上三个”之类的形式所迷惑。

    然而历史上这样的人绝不在少数。也正因为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因此能否处理好与他们的利害关系，不仅直接决定了他们会像寓言中的猴子一样，要么很不满，要么很高兴，也直接决定了“老汉”们的命运。

    西汉的晁错与主父偃就是一对典型。

    汉高祖刘邦称帝后，为巩固刘氏政权，他先后消灭了长沙王吴芮以外的六个异姓王。同时他认为，秦祚短促是由于秦始皇不分封子弟的缘故，于是便在异姓王的故土分封了自己的兄弟子侄九人为王，同时杀白马，与群臣共同立下了“非刘姓不王”的誓约。这一做法在汉初确实起到了刘姓诸王拱卫中央的作用，但是后来这些王国逐渐坐大，都渐渐不服朝廷，各自形成了独立王国。汉文帝时，还几度发生过王国叛乱的事情。

    汉景帝即位后，这种矛盾日益激化，时任御史大夫的晁错便向汉景帝建议，削减诸王的领地，加强中央集权，以防止叛乱。消息传出后，遭到了诸侯王的强烈反对，很多诸侯王也因此对晁错恨之入骨。汉景帝担心矛盾激化，因此很是犹豫，但晁错一再坚持削藩，终于说动了景帝，开始着手准备。

    晁错的父亲听到消息后，急得从颖川老家赶到京城长安，劝晁错不要“离间骨肉”，晁错却说：“如果不削藩，刘家的天下就保不住了。”晁错的父亲气愤地说：“你只知道保刘家，就不顾我们晁家了吗？”但晁错仍然不听，晁父只得回家，不久愤而自杀。后来果真应了晁父的话——景帝三年，吴王刘濞联合了其余六国，起几十万大军，打着“清君侧、诸晁错”的旗号造反，汉景帝吓得慌了手脚，这时与晁错有隙的重臣袁盎向汉景帝建议说，既然诸侯造反是因为晁错，不如杀了晁错，以换取七国罢兵。汉景帝病急乱投医，很快就腰斩了晁错。但诸侯王并没有就此收兵，汉景帝这才明白诸侯叛乱并不是因为晁错削藩，而是要夺取汉朝的政权。后来，汉景帝倾尽全国之力，才勉强把叛乱镇压下去。

    此后，汉景帝再也不敢提削藩了。直到汉武帝时期，主父偃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才解决了这一问题，这就是著名的“推恩令”。主父偃对汉武帝说：“古代时，诸侯的土地从未超过百里，因此国君很容易控制。如今有的诸侯拥有数十个城池，土地方圆千里。天下太平时，他们容易奢侈骄慢，做出淫乱的事来；形势急迫时，他们还会依仗他们的强大，联合起来反叛朝廷。但是如果用法律强行削减他们的土地，他们就会反叛。所以必须采取更加切实可行的方法——每个诸侯的子弟多达十几人，但按照规定只有嫡长子可以世世代代继承，其余的子弟却得不到尺寸之地。陛下可以命令诸侯推广恩德，把他们的土地分割给子弟，封他们为侯；这些子弟必然十分高兴，拥护陛下的措施，因为陛下帮助他们实现了愿望。表面看来，陛下用这种办法施给了他们恩德，但是实际上却是分割了诸侯王的国土。这样一来，陛下不用减少他们的封地，他们的势力也削弱了。”

    汉武帝听了很高兴，就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得到了众诸侯子弟的拥护，巧妙而有效地解决了这个棘手问题。

    关于主父偃和晁错，我们很难说谁是谁非，谁更高尚，两相比较，有些人可能会更佩服正直的、敢作敢为的晁错。但晁错非但没能成事，而且不得好死，看来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学会通权达变，否则世界虽大，我们又能找谁评理呢？

    说到敢作敢为，有这样一个小笑话：一位父亲问自己的儿子：“要是遇见了狼，应该怎么做？”儿子回答：“我就逃跑”。父亲很不满意，训斥他道：“胡说，你应该用刀对付它。”儿子接着问：“那么两只狼呢？”“那就用猎枪打它们。”“要是有十条狼呢？”父亲没办法了，无奈地说：“那你还是跑吧。”

    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社会上从来不乏“狼人”，不管是为保住自己的奶酪，还是为了动别人的蛋糕，他们往往成群结队地出没于光天化日之下，而那些缺乏基本技巧却非常敢作敢为的人，往往是他们群起而攻之的对象。面对他们，我们必须有勇气、有骨气、有正气、有侠气，同时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智慧，要懂得“角度决定高度，思路决定出路”。当客观条件不利于我们时，我们还要明白形势不由人的道理，切不可操之过急，更不能硬碰硬。

    3．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处在“穷”的阶段，那就该考虑变上一变了；变通达了以后又要怎么办呢？就要想办法持盈保泰，让这种良好的局面保持得更长久一些。总之，随时都要有这种“通其变”的意识，这样才能“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罗梅君（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句话出自《周易》。众所周知，《周易》是中国第一奇书，军事家能从中看出军事，哲学家能从中看到思辨，政治家能从中看到经世治国，企业家能从中看出经营与管理，普通人也能从中看到处世良方。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正是上述人生智慧的原始内核，也即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发源地。不过后来，更朴实的中国老百姓又从这句话中摘出了两个字，那便是“变”和“通”，合称“变通”，用以警示后世遇事不必死钻牛角，而应该懂得通融、屈伸。

    值得一提的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的“穷”字，与现代人概念中的“穷”字大有不同。史载孔子去世以后，他的高足子贡做了卫国的相国，有一天，他去看望师兄原宪，见原宪的吃穿住行都不好，子贡便问：“难道你很穷吗？”原宪回答说：“我听说没有财产的叫做贫，学习了道理而不能施行的才叫穷。像我这种样子，是穷，而不是贫啊。”子贡听出师兄是话里有话，感到很惭愧，拜辞而去，此后至死都在为这次说的话而感到羞耻。

    为什么子贡会为一个“穷”字而感到羞耻呢？这还得回到“穷”在古代的意义上，古汉语中的“穷”，不是指贫穷、没钱；而是指困窘，特指没有功名、官职，与“达”相对。而子贡之所以感到惭愧，也不乎是因为自知自己不像原宪那样坚持操守。

    坚持操守无疑是值得提倡的，但有些时候，坚持操守也与坚持原则一样，不仅没有积极意义，而且容易被人拉大旗做虎皮。比如，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也曾说过“君子固穷”，他的困窘是毋庸置疑的，但他能算得上君子吗？

    生活中还有一些人喜欢穷较劲，在他们的脑筋里，这个世界除了他自己，就没有一个正派的人，尤其是在评价一些官员或领导时，他们不是说此人有“家庭背景”，就是说此人靠的是溜须拍马，要么说此人走的是夫人路线。如果有人是个富翁，他们首先联想到的就是富翁的“原罪”。而他自己之所以不“达”而且很“穷”，正是因为他是个君子，不肯同流合污，等等。其实我们并不否认类似现象确实存在，但类似的人，不管把他放在哪个朝代，任何社会，相信他也不会“达”到哪里，因为他已经不通情理，又怎么可能通达？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通情达理的历史人物——叔孙通。

    叔孙通本是秦二世时的儒士，因为有文采而被征召为博士。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时，天下纷纷响应，秦二世听说后很是忧虑，曾召集各位博士问计。然而当博士们异口同声地说“百姓造反乃是死罪，希望陛下快发兵讨伐”时，秦二世却勃然大怒，在一旁察言观色的叔孙通一眼就看出他是个讳疾忌医的人，于是上前说道：“如今四第安宁，怎么会有人想造反？这不过是些偷鸡摸狗的小贼罢了，皇上不必担心。”秦二世听罢转怒为喜，不仅夸奖叔孙通说的对，还赐给他帛二十匹，锦衣一件。那些脑筋灵活的博士赶紧附和着叔孙通，讨秦二世的欢喜，但仍有几个脑筋僵硬的坚持说是百姓造反，结果被秦二世投进了监狱。

    可气的是，那些当时附合着叔孙通的人后来也骂他阿谀奉承，叔孙通反问他们：“不如此，我们恐怕都脱不了虎口，我有什么错？”说完便匆匆离去，后来更是索性连工作也辞了。因为他已经看到了秦朝败亡在即，再留下去绝没有好果子吃。

    一开始，叔孙通带着一群学生投奔了项梁，项梁死后又侍奉楚怀王，后来又投奔了刘邦，但刘邦讨厌儒生，见到儒生往往把他们的帽子摘下来往里面撒尿。儒生们非常生气，有人负气而走，叔孙通却看出了刘邦的心思，他脱掉儒装，改穿短小的衣服，刘邦一见之下果然非常高兴。在此后的日子里，叔孙通既不向刘邦宣讲儒学，也不向他推荐自己的学生，反而向刘邦推荐一些草莽英雄，刘邦倒是很高兴，但叔孙通的学生们饱受冷落，都暗地里骂叔孙通。叔孙通听到后耐心解释：“如今汉王正冒着刀箭争夺天下，你们这些儒生能上阵杀敌吗？我并没忘记你们，耐心等着吧。”

    刘邦平定天下后，高兴了没多久，便开始烦那些功臣们，他们当中除了张良等少数几人，其余的都是没文化的，动不动就在朝堂上喝酒，喝醉了就大喊大叫，有人甚至拔剑砍殿上的柱子，让刘邦很是头疼。叔孙通看在眼里，瞅准时机对刘邦说：“儒家虽不能争天下，却善于守成。我愿为皇上召集天下的儒生，和臣的弟子们一起制定朝廷礼仪。”刘邦当即同意。但当叔孙通制定出礼仪后，散漫惯了的刘邦却嫌礼节太麻烦，于是叔孙通便因时制宜，制订了一套简便易行的礼仪制度。从此无论是谁，上朝时都要严格遵循礼仪，稍有越轨便被一旁的监视御史拉下惩治，群臣不敢不敬，刘邦看着驯服的臣子们，感慨到：“我直到今日才知道做天子的尊贵啊！”当即升了叔孙通的官，又赐金五百。叔孙通见皇上高兴了，赶紧趁机提出自己的学生们也很想为皇上效力，结果叔孙通的学生们都被封为郎官，叔孙通又把刘邦赐的金子分给了众学生，大家都高兴地说：“叔孙通先生懂得这个世界的规律和法则，堪称圣人！”

    宋代著名政治家王安石曾经写过一首名为《嘲叔孙通》的诗：“马上功成不喜文，叔孙绵蕝共经论。诸君可笑贪君赐，便许当时做圣人。”这首诗可以代表历史学界对叔孙通的主流看法。然而我们若是暂且抛开微言大义，便不难发现，叔孙通不仅的确称得上很通，而且他的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迫于无奈，对于当时的他和时下的我们来说，有些做法也是很有实际指导意义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学他好的方面，而一味地盯着他不好或者说是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呢？

    第十九课谨慎：小心驶得万年船

    1．人生处处需谨慎

    古往今来，只有常胜将军，没有永胜将军。商场如战场，只有长胜企业家，没有永胜企业家。企业危机乃至“商海沉浮”，都是经常发生的事，关键在于正确应对。

    ——谭小芳（著名企管专家，曾于北京大学演讲）

    前日上网，偶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杯具们的穿越人生》，摘两段以飨读者：

    1．某毫无女人缘的宅男一梦醒来，发现自己穿越了，做了皇帝，而且年仅八岁，身体健康，记忆超群可默写诸般名着，熟知一百零八路内功秘法宝典，未来发展余地极大。于是主角看看身上华丽的衮袍，再看看面前端上的净是珍馐美味，还有两边站立的御姐宫女，那是一个比一个漂亮。不由踌躇满志信手选了一块桂花肉饼吃了，正心满意足地舔手指，忽然闻听太监通报：“大将军梁冀求见。”

    2．某无敌丑宅女一梦醒来，发现自己置身红罗帐内，一个英武伟岸的大叔正在龙床前宽衣解带，偷眼往铜镜处瞄去，只见自己国色天香，身材性感。整理心情，发现自己记得无数诗词歌赋，擅长百种牛肉干做法。于是踌躇满志，打算淫乱宫廷之时，内监慌忙来报：“禁军哗变，杨国忠大人被杀了！”

    ……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总结道——穿越有风险，投胎需谨慎！

    然而，需谨慎的又岂止穿越？古代自然有汉质帝、杨贵妃这样的政治杯具，但现在同样不乏因不慎导致的悲剧。当然，我们毕竟是讲一本历史专着，因此我们的话题尽量还是围绕着历史人物展开。

    既然前面提到了汉质帝，那我们就说说汉质帝。

    汉质帝是汉章帝刘炟的玄孙，由于他的曾祖父刘伉只是个诸侯王，因此按理说他也没有继位的机会。可悲的是，在他8岁那一年，年仅3岁的汉冲帝去世，汉冲帝之母梁太后等人遍查族谱，认为刘缵与另一个叫刘蒜的刘氏宗亲最适合做新任接班人。按理说，刘蒜当时已经3岁，而且言行举止皆有法度，但梁太后最终在哥哥梁冀的鼓动下，还是立了年仅8岁的刘缵为帝。这倒不是因为他的名字比刘蒜好听，主要是因为他年龄比较小，容易控制。

    然而令梁冀没有料到的是，8岁的质帝也不简单！刚进皇宫没多久，他便感觉梁冀不是善类。事实上梁冀也当真不是善类，史书上说他外貌丑陋，双肩耸如鹞鹰，两眼凶光直射，犹如豺狼，自幼嗜饮酒，爱女色，擅赌博，三教九流无所不通，而且自幼被他父亲安排在宦海里游泳，对于官场上的一套他也很门清，尤其善于阴谋计算，可谓集纨绔子弟的骄横，流氓的凶蛮，政客的狡诈于一身。这天，梁冀像往常一样，在朝堂上不可一世，视质帝与众臣为无物，质帝望其良久，忽言说道：“这是个跋扈将军！”说完转身便走。梁冀即惊且怒，心说这小孩子，长大了还有我的好果子吃？！退朝后便找到梁太后，商量害死质帝。第二天，梁冀便命心腹宦官将毒药放进质帝喜欢吃的面条里，质帝吃完感觉肚子疼痛，立即大呼太尉李固，李固从前庭赶来，见质帝非常痛苦，忙问怎么回事，当时质帝还会说话：“我吃了面条，给我点儿水喝。”李固还未转身，梁冀便出现在他身后，他阻止李固说：“不能给水，不然会吐！”话音刚落，质帝便一命呜呼。

    用现在的话说，质帝是个早慧的孩子，年仅8岁，便能分辨出梁冀“跋扈将军”的本质，但他哪里知道，梁冀以及历史上一切跋扈的人之所以跋扈，其目的就是独揽大权，一旦他们感觉受到威胁，立即便采取可以想得到的任何手段予以铲除。人们都说童言无忌，然而童言无忌往往也是不招人欢喜的，而质帝由于所处的特殊地位，更因此赔上了性命，怎么不令人扼叹，不令人警醒？

    西汉倒数第二位皇帝汉平帝的死与汉质帝的死如出一辙。公元3年，实力不断攀升的王莽为了实现自己的终极目标，设法让自己的女儿做了汉平帝的皇后。两年后，公元5年，他又操纵了50余万人，给自己加上了“九锡”的特权标志，其德望权位、仪仗用度，几乎与皇帝不相上下。这种露骨的做法连他的儿子王宇也看不过去，王宇知道父亲迷信，便派人在王莽的门前洒血，希望王莽相信这是上天的警告，也好有所收敛，但洒血的人被卫兵抓了现行，供出了王宇，王莽不仅“大义灭亲”，诛杀其同党，还借题发挥，将汉平帝的母亲卫氏一族尽数屠戮。早就对王莽怀恨在心的汉平帝得知后，愤慨地说：“我长大后，一定为舅舅们报仇！”可惜，他已经没机会长大了——没过多久，王莽便用一杯毒酒毒杀了这个14岁的小女婿。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女儿倒颇有节操。王莽自立为帝后，曾屡次拒绝父亲安排改嫁他人。后来，绿林军攻入长安，杀死王莽，王皇后不肯逃走，而是毅然走进火海，化为灰烬，终年28岁。

    当然，无论是汉质帝也好，汉平帝也好，在我们眼中他们都还是绝对意义上的孩子。要求他们将所有的感情都藏在心底，可能只会酝酿更多的悲剧。然而同样的事情放到一个成年人身上，那便只能怪他们自己不成熟了。有时候，他们的悲剧非但不值得同情，甚至还会为千夫所指。杨贵妃就是这样一个人。

    史料记载，杨贵妃本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儿媳妇，因为长得漂亮，被唐玄宗强行从儿子身边抢来。从这一点上说，杨贵妃也算是个悲剧。然而这一悲剧很快便被唐玄宗的三千宠爱冲淡，直至了无痕迹，以至于长期以来有很多人竟认为杨贵妃跟唐玄宗本是天生一对。得到男人的爱并不值提诟病，红颜也并非都是祸水。安史之乱时，士兵们之所以要求处死杨贵妃，也不在于她多吃了几个荔枝，甚至不在于她“媚惑君王”，而在于人们普遍认为，她的堂兄杨国忠“通于胡人”，她作为叛徒的堂妹，怎么可以继续留在大唐领袖身边？换言之，杨贵妃是受了堂兄杨国忠的连累。但杨国忠最初是怎么连累上她的呢？历史上说，她不过收了杨国忠从老家带来的一些土特产，便为他在皇帝面前数次美言，从而给了这个小人直线上升的机会。想想看，她若不为杨国忠美言，还吃不上土特产吗？但这事儿又算不上贪心。说来说去，只能说她自己不谨慎。

    一个人的不谨慎，有时还往往意味着这个人没有道德、不守法律、不遵守游戏规则，等等。所以说，人生处处须谨慎，是一个极为宽泛的话题。一个人处处谨慎，或许仍避免不了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但一个人不谨慎，尤其是那种人品、道德上的不谨慎，不仅极有可能导致个人的悲剧，还往往会把他身边的一大批人带进沟里，甚至像杨贵妃一样，祸国殃民。

    2．鲜花后面有荆棘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荣辱、胜败、福祸这些东西都是经常互相变化的，一个人一个家庭，不可能总是荣华富贵加荣华富贵，一辈子全是荣华富贵，他们也会碰到屈辱损害，会碰到天生的祸事，俗话叫做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佛家的说法叫无常，谁无视这一点，他只能是自取灭亡。

    ——王蒙（著名作家、学者，曾于北京大学演讲）

    说到谨慎，不能不提诸葛亮。古人曾有诗云：“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现代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也有对联曰：“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谨慎；仰风流于遗迹，万古清高。”

    当然，再好的机器也会有杂音。也有不少人指出，若诸葛亮早采用魏延之计，即领精兵取险道奇袭长安，没准早就北伐成功了，并往往以后来邓艾奇袭成都成功为注脚。然而这场没有发动的奇袭与邓艾的奇袭毕竟有着本质的不同，不可类比。首先，邓艾攻蜀时，蜀国已积弱很久，可以说是兵微将寡；其次，刘禅过于暗弱，刚得敌情便全无斗志，相当于拱手相让。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邓艾之军也曾一度面临“举若卵翼行将倾覆”的危险境地，胜得实在过于侥幸。

    反过来说，诸葛亮有没有这样的侥幸的机会呢？理论上当然也有，但实际上却微乎其微。纵观诸葛亮一生，我们会发现，这位三国第一智者，也是当时第一辛苦的人。没有他的步步为营、谨小慎微，莫说与雄魏、强吴三国鼎立，即使是能否创建蜀汉都是个未知数。

    换言之，诸葛亮的谨慎，是一种被迫。除了谨慎，他没有更好的选择。

    当然，诸葛亮的谨慎毕竟是性格使然，之从刘备三顾茅庐才把他请出山就能看出。要知道，他选择跟刘备出山，那可是去玩命，尤其当时还是乱世中的乱世，一旦押不对宝，恐怕全家性命都得赔上，因此他不得不在出山之前对未来老板进行一番测试。

    刘备无疑是个不错的老板，然而很多朋友都知道，在一个公司里，可不是光干好活同时把老板伺候好就能万事大吉。刘备是个性情宽厚的人，但刘备的义弟关羽和张飞可不是一般的暴脾气，更何况诸葛亮的到来，还令关张非常失落，因此诸葛亮想不谨慎都不行。

    事实上，即使是刘备本人，也称不上完全信任诸葛亮。在刘备为报东吴杀关羽之仇，发动攻吴战役前，诸葛亮、赵子龙曾屡次谏言，但刘备仍是不听，最后诸葛亮说了一句：“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这话虽然并不足以证明法正就真的在刘备的心目中比诸葛亮还重要，但在刘备心目中，关张是兄弟，是连女人（衣服）都可以暂且抛开的手足，而诸葛亮受再大的礼遇，仍不过是个军师、外人而已。

    事实上赵子龙估计也颇有此种感受。我们看《三国演义》中，当孙尚香要带着阿斗回东吴时，赵云虽然第一个追上了孙尚香，但他只能好言相劝，而不敢动粗。但张飞一来，立即就把阿斗抢了回来。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赵云就抢不过来，而是因为他有顾虑，担心有一天，刘备与孙尚香和好，一阵枕头风就可能把自己吹得悔不当初。

    当然，诸葛亮的谨慎主要还是体现在其对外战略上。作为三军统帅，诸葛亮固然有时显得谨慎有余，但这种谨慎有余也是建立在他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上的。换言之，就凭蜀汉那点国土和国力，他不能急功冒进、急于求成，否则就是自取灭亡。事实上也早有清醒地历史学家指出，诸葛亮的北伐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只是他一来身受“先主重托”，二来自感年岁不饶人，不能空等下去，所以才有了数次从一开始就难以成功的北伐。

    以往说到这里，人们往往会夸赞诸葛亮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实这未尝不是诸葛亮的另一种谨慎。关键时刻，诸葛亮还演过空城计呢！这种进攻性的战略不仅能最大程度地以攻代防，御敌于国门之外，也能培养蜀国上下的忧患意识，有利于蜀汉朝廷集权专制，延续国祚。

    在个人生活方面，诸葛亮更是做到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不仅生活俭朴、呕心沥血，而且从始至终都对刘备无比忠诚。刘备临死时，将他召至病榻前，说：“你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必定能够安顿国家，终可成就大事。如果刘禅可以辅助，你便辅助他；如果他没有才干，你便取而代之好了！”很多人在谈到刘备这句话时，往往认定它是刘备临终前的对诸葛亮的最后试探。如果我们认同这一逻辑，那么诸葛亮便更没有理由不谨慎了。我们甚至于可以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深入：假设诸葛亮果真取代了刘禅，他或许会赢得一些人的支持，但也势必会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那么他又势必会为保住自己的胜利果实而采取这样那样的措施，与反对者激烈并拼，到那时，那个让所有人都惊喜的皇位便无异于一朵罂粟，虽然艳丽，但最终会让他得不偿失，远不如他当丞相时的日子过得那么心安理得与舒适。

    当然我们更愿意也更应该从正面去看待诸葛亮的选择。然而综上所述，如此谨慎、如此有才、如此忠心、如此勤奋的诸葛亮，终其一生也未能完成刘备和他自己的艰难使命，那么，不谨慎的话，结局岂不是会更糟？

    与诸葛亮形成鲜明对比的同时代人可谓比比皆是，最为众人熟悉的则是令他不得不谨慎的关张。由于不谨慎，关羽大意失荆州，引发了一连患恶果；由于不谨慎，张飞牵怒于赶制孝衣的军卒，最终被“踢猫效应”所害。所以说，不仅鲜花后面有荆棘，荆棘后面更有荆棘。越是不顺利的时候，越是需要加倍谨慎从事。

    3．有一种自保叫自污

    伴君如伴虎。成就越大，危险越高。这种现象不仅过去有，现在也存在。自救是个永恒的主题，谨慎永远都没害处。

    ——何兹全（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

    2012年“辽宁号”航母入役前，网上曾经掀起过一个小小的“命名风潮”。其中有人提议，用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将领的名字命名。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将领那么多，具体应选哪一个呢？很多人都认为应该是白起，因为白起一生中百战百胜，是真正为战争而生的“战神”！

    白起指挥的最著名的战役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战役——长平之战。昭襄王四十七年，白起率秦军进攻赵国，杀死夸夸其谈的赵军统帅赵括，并于一夜之间坑杀了赵国降兵40万人！至此，他在秦国的战功无人可比，东方六国的将士们闻白起之名，无不胆战心惊。照理说，秦王应该命令白起乘势急进，一举攻下邯郸，灭亡赵国。然而秦王却听信了丞相范雎之言，同意了韩国、赵国割地求和的请求。因此，白起不仅对范雎怀恨在心，对秦王也深表不满。也因此，当年九月，当秦王再次命令白起发兵进攻赵国时，白起却找理由推脱，拒不执行出兵的命令。秦王亲自去请，他也不答应，秦王又派范雎去请，他非但不答应，反而还装病不予理睬。

    秦王一来念其功高，二来也想从侧面敲打一下白起，便派别将王龄领兵攻赵，结果王龄遇上了由魏国公子信陵君魏无忌统帅的六国联军，因此大败而归。这时有人便趁机在秦王面前说白起听说我军大败正在唱反调云云，惹得本来就有气的秦王直接把矛头对准了白起，强令他带兵出征。而白起却不懂得见好就收，而是继续装病，再次抗令。尽管如此，秦王也只是免去了他的职务，并没有杀他。不过对心高气傲的白起来说，这已经是难以承受得了。又气又急之下，他倒真的病了。待他病好之后，已是三个月后了，而在这三个月内，秦军又被联军打败了好几次，秦王于是更加迁怒于白起，先是令他离开京城，后来又怕他心怀不满投奔敌国，最后索性派人带着一把剑，逼着白起自杀而死！白起在自刎前仰天狂呼：“天啊，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和罪过，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稍顷又自言自语道：“我是应该被杀的，因为我太残忍了，长平一战就杀了40万人的性命，死得太迟了！”说完便挥剑于颈，就此陨落。

    白起虽死，但秦国的兼并步伐不会为他稍停。白起死后，他的部下、老将王翦被推到了舞台最前沿。适逢六国联军涣散，加之王翦力求一个稳字，因此他只用一年时间便灭亡了赵国。又一年多后，王翦攻灭了燕国。接着他又和儿子王贲一道，打败了楚国、灭亡了魏国。但在灭楚之战时，秦始皇与王翦发生了矛盾。当时秦始皇问青年勇将李信需要多少兵力才可以消灭楚国，李信回答说20万足够，问及王翦时，却回答说至少60万人。于是秦始皇一面夸奖李信；一面批评王翦越老越胆小怕事。王翦既不分辨也不诋毁，不久便以自己年老多病为由，请求辞去官职，回故乡频阳养老。

    但王翦在家乡没待多久，秦始皇却亲自登门，向他诚恳道歉，因为李信刚开始进攻楚国时还打了几个大胜仗，但深入腹地后反倒一再被破秦军大败。王翦当即答应即刻出山，但还是那句老话——非要60万士兵。秦始皇不仅爽快地答应了他，出征那天还亲自为大军壮行。临行前，王翦却向秦始皇提了一个额外的要求，那就是请秦始皇赏赐给他大量土地宅院和园林。

    秦始皇不以为然地说：“老将军只管领兵打仗，哪里用得着为富贵担忧呢？”

    王翦说：“当国王的大将，往往立下了赫赫战功，却得不到封侯。因此，我想趁大王还宠信我，请大王多赐老臣一些良田美宅，让子孙们将来的日子好过些。”

    秦始皇付之一笑，心说这还不是小意思嘛，当即满口答应。不料之后王翦一路行军，心里始终惦记着赐地的事儿，他不断地派人向秦始皇提出要求，大有一日不赏一日不罢休的劲头。这下，连王翦手下的将领们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他们劝王翦说：“我们跟随将军多年，从来不认为将军是贪财之人。况且将军如今率大军出征，将心思全用在战事上还嫌不够，您怎么能三番五次恋恋不忘田宅呢？这是不是有点儿过分了？”

    王翦答道：“你们哪知道我的用心啊！秦王这个人生性多疑，不信任别人，现在他把秦国的主力军队全部归我统领，我不借此机会多要求些田宅，让他误以为我是个贪图利益的庸人，一旦他怀疑我有二心，我岂不是很危险吗？”将领们这才如梦初醒，暗暗佩服。

    到达前线后，王翦并不急于与楚军死磕，而是以逸待劳，整整一年坚壁不出，直到楚军失去警惕心才抓住时机发力猛攻，最终大破楚军，平灭楚国。秦始皇十分高兴，当即满足了他的请求，封他为武成侯，赏赐良田美宅、财宝无数。后来，秦始皇又先后命王翦和其子王贲攻打赵国、燕国、魏国、齐国，父子俩势不可当，战必胜、攻必取，但每次得胜都是只求财物，不求权力，直到秦国一统天下，秦王都不曾对王家父子表示过丝毫怀疑，王家父子得以在兔死狗烹的封建年代安逸终老，“王翦请田”遂成明哲保身的代名词。

    反观白起，他未必不懂得“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也并不是因那常规意义上的不谨慎导致了什么重大的失误，而只是赌一时之闲气，而且在秦王一再给机会的情况下不知道见好就收，最终导致了个人命运的悲剧。更可悲的是，直到临死之前，他竟然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死的！须知人生本身就是战场，谨慎则是个永恒的话题，不管是谁，过于骄横跋扈、自以为是，不懂得妥协退让，韬光养晦，最终都不免被自己的人性弱点战胜、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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