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残酷是历史的常态，忍耐是人生的必需

    有的人自杀了，就是因为觉得爱情没有了。其实没有必要，爱情的寿命只有大半年，何必如此较真？功名利禄也是这样的，有固然好，没有你也可以生存。

    ——王博（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史充满残酷，往往不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推进。

    项羽破釜沉舟，一战亡秦，但也残忍地坑杀了20万降卒；成吉思汗马踏欧亚，却动辄不留一个活口；清廷前脚还在为崇祯发丧，后脚便导演了“嘉定三屠”和“扬州十日”……这是群体的悲哀、时代的残酷；而秦相范雎的早年遭遇，则是个人命运不确定性的残酷。

    公元前283年，燕国大将乐毅率五国联军攻破齐都临淄，齐国70余城皆入燕国版图，仅剩即墨与莒两座城池。不久，在联军的强大攻势下，齐湣王（也就是喜欢听独奏导致南郭先生无法滥竽充数的那位）逃亡并死在了逃亡路上，齐襄王于内外交困之际仓促登基。后齐将田单力挽狂澜，用火牛阵大败联军，力复70余城，齐国侥幸得以存继。齐国本是大国，不死便不难复兴。齐国蒸蒸日上的国势，不可避免的引起了当初随联军破齐的近邻魏昭王的担忧，为恐齐襄王将来寻机报复，他先行一步，遣中大夫须贾出使齐国，希望“化干戈为玉帛”。这两者岂是那么好“化”的？齐襄王对须贾很不礼貌，他指责魏国反复无常，并说正是因为魏国的反复，才导致先王死于非命。须贾自知理亏，不能应对，这时他身后及时站出一个年轻人，与齐襄王针锋相对道：“齐湣王骄暴不仁，自取其祸！五国同仇，岂独魏国？今大王英明神武，应考虑重振恒公之霸业、威王之余烈，怎能斤斤计较于恩怨，且只知责人不知责己？”这番话不卑不亢、鞭辟入里，齐襄王听在耳里，思在心上，不由暗自赞叹。

    这个年轻人便是范雎，当时的身份是须贾的门客兼中书舍人，说白了就是因为跟随主人出使，才临时当了个小官。他的雄辩维护了魏国与主人的尊严，但也为他带来了灾祸。因为齐襄王直接把对范雎的欣赏化为了实际行动，他支使左右找到范雎，表示非常希望范雎加盟齐国，并许以客卿之职，赠以黄金、牛、酒等礼物。但范雎很不“识相”，当场谢绝不说，还把这件事报告了须贾。如今看来，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高风亮节，可这种高风亮节在须贾看来却另有隐情：肯定是范雎把魏国的秘密出卖给了齐国！为坐实这一想法，他指示范雎退回黄金，只收下牛、酒等。回到魏国，须贾便把这件事报告给了魏国宰相魏齐。魏齐当时正在宴饮宾客，喝得七荤八素的他也不辨真假，当即命人把范雎拿住，推出门外，板子猛打，荆条狠抽，不一会儿，范雎便血肉模糊，肋折齿断。范雎想申诉，没人听；想硬扛，没准会被打死……为了保命，范雎只好惨叫一声，然后直挺挺地躺在血泊中，假装已被打死。打手们也没检查，就直接报告魏齐，魏齐便命人将范雎卷在苇席中扔到厕所里。不一会儿，魏齐又心血来潮，带着一帮喝醉了的宾客，轮流往范雎身上撒尿，以戒后人。范雎咬牙强挺，一动不动。待魏齐等人离去后，范雎悄悄从苇席中偷看，见旁边只有一个小卒，便悄悄对他说：“我伤得这么重，绝对挺不了多久。你如果能让我死在自己家里，我定当重谢。”小卒见他说的可怜，又贪小便宜，便请示魏齐说干脆把范雎的尸体扔到荒郊野外，魏齐已喝得酩酊大醉，随口就答应了，范雎这才侥幸捡了条性命。

    之后，范雎化名张禄，在好友郑安平等人的帮助下，历尽惊险，终于来到了秦国都城咸阳，成功地说服秦昭王并以功劳赢得了信任，秦昭王将应城这个地方封给范雎，封号称“应侯”。此时的范雎，虽说声名远播，但对外仍称张禄。公元前266，魏国打听到日益强大的秦国有向东攻打韩、魏的计划，派须贾出使秦国，打探虚实。范雎得到消息后，便隐蔽身份，化妆成一个落魄的差役，故意在须贾下榻的客馆门前走来走去，得以“偶遇”须贾。初见范雎，须贾不禁非常惊愕，但见范雎混得并不如意，也便放下了心，假作关心道：“范叔原来没有灾祸啊！您这次是来秦国游说的吧？”范雎答道：“不。我是流落至此，哪敢游说？”须贾又问：“那你现在如何营生？”范雎说：“我给人家当差役。”须贾听后竟有些怜悯范雎，不仅留范雎一同吃饭，还把自己的一件袍子送给了范雎。

    这个难能可贵的举动救了他一命。不久，范雎见火候已到，把须贾诳骗到自己的相府，亮明身份，吓得须贾当场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双膝跪地而行，向范雎认罪。范雎将他“适当”羞辱后，本想将他处死，以报当年之仇。但想到须贾虽是小人，但一不是直接加害自己的人，二来也不是大恶之人——前者见自己落魄赠衣赠食便是明证，便将须贾放回了魏国，只是让他带信给魏王，让他把魏齐的脑袋送至秦国，不然便要屠平大梁！

    须贾犹如惊弓之鸟般逃回魏国，及时把情况告诉了魏齐，魏齐大为惊恐，便逃到了赵国平原君家中。还没等范雎有所动作，秦昭王便打着交好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平原君，邀他来咸阳。平原君一来畏惧秦国，二来又觉得秦昭王是真心交好，便来了秦国。但当秦昭王向平原君提出必须送魏齐的脑袋来秦国，不答应就不让他出函谷关的强硬条件时，平原君却说什么也不答应。秦昭王倒也没有过多难为平原君，而是给他的哥哥即赵国国君赵孝成王写了一封信，让他派人拿着魏齐的脑袋来换自己的弟弟。赵孝成王看完信立即派人包围了平原君的府第，“时刻准备着”的魏齐连夜逃出平原君家，奔回大梁，打算逃亡到楚国的信陵君那里，但信陵君担心因此招惹秦国，便有些犹豫不决，等到他下定决心，派人去接魏齐时，走投无路的魏齐早已刎颈自杀了。赵王得知魏齐身亡，便高价买来他的人头，送到秦国，平原君这才安然返回赵国。

    关于范雎的历史还很长，但仅凭范雎放过仇人须贾这件事，就可看出他是个宽厚的人。关于范雎当年遭受到的残酷待遇，司马迁曾评价道，像范雎这样贤能的人，如果不遭到困厄，怎么能奋发有为呢？颇有些“苦难即是赐予”的意味。然而站在范雎的立场上想一想，好端端地谁愿意遭遇类似的困厄呢？那可是生死一线啊！而且以范雎的才华，正常发展未必差到哪里。不过话又说回来，残酷本是历史的常态，既然残酷难以避免，那么除了像范雎一样，咬牙硬挺，强自忍耐，仓促之间，谁又有更好的办法？从这一点来看，忍耐实在是一种不是办法的办法。

    残酷是历史的常态，且不以人性善恶为分水岭，对宽厚如范雎者如此，对凶暴如魏齐者也如此。试想一下，如果魏齐能在春申君到来之前多忍耐片刻，他的结局又当如何？

    忍耐是人生的必需。不忍耐，一切皆无可能。

    2．有一种智慧叫做“装”

    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作伪的水平都堪称大师，不过有的人动机不纯，如王莽、完颜亮；有的人则纯属自保，如王羲之、唐伯虎。

    ——梅桑榆（著名作家，现居北京，曾于北京大学演讲）

    外国人与中国人打交道，往往摸不着边际。用专业的话说，西方人是直线思维，喜欢开门见山，如果外国人想要一件东西，一般情况下会直接表示；中国人则是曲线思维，即使心里特别想要一件东西，往往也会假装一下，推辞一下。

    这种思维与我们的历史有关。比如前面提到的范雎，不装死，就得死，而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情况又很多，一来二去，为了活命，“装”自然会遗传到我们的基因里。

    在古代朝政中，不仅涉身其中的人步步惊心，就连他身边的人也往往受牵连。大书法家王羲之就险些受了这样的牵连。

    王羲之是时任大将军王敦的侄子。他少年时聪明颖达，王敦非常喜欢他，经常带在身边。有一次，王羲之到王敦的军营中玩，晚上和王敦一起睡在军帐中。是夜，王羲之朦胧中发现伯父起身下床，不一会儿，其心腹钱凤走进帐中。王敦立即屏退左右，与钱凤一起密谋叛乱之事，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全然忘了帐中还有一个王羲之。王羲之本来迷迷糊糊地听到有人说话，并不在意，侧耳细听，竟是伯父在与人密谋叛乱，这可是绝对不能泄漏的事情，王羲之料定一旦被发现自己听到了谈话，小命肯定难保，于是他灵机一动，当即大吐一通，吐得脸上嘴角都是唾沫，然后又装出一副熟睡的模样。这时，王敦才想起王羲之还睡在床上，他惊恐地叫道：“啊呀，这下只能把这孩子除掉了！”但走到床前，掀开帐子见到王羲之嘴角挂着唾液，睡得正熟，便认定他一直没有醒过来，遂打消了杀害他的念头，王羲之才保全下一条小命。

    王羲之是装醉，下面故事中的主人公则是装笨。

    南北朝时，有个叫崔巨伦的大才子，他曾经在殷州（今河北隆尧县附近）担任过别将。后来，殷州被起义将领葛荣率军攻克，葛荣听说过崔巨伦的才华和名望，想延揽他，崔巨伦却想脱身南下。当时恰好逢着端午佳节，葛荣大摆筵席，荟萃精英，并命崔巨伦即席赋诗。

    崔巨伦也不推辞，当即写道：“五月五日时，天气已大热，狗便呀（张口吐舌之意）欲死，牛复吐出舌。”大家听了他这狗屁不通的大作哄堂大笑，都认为他是浪得虚名，葛荣也大有见面不如闻名之感。

    后来，崔巨伦暗地里结交了几个勇士，几个人乘黑向南逃遁，不料刚跑出没多远，就遇上了葛荣的巡逻骑兵。几个勇士都害怕起来，有人提议说不如先回去以后再找机会，崔巨伦则意志坚定地说：“宁可南行一寸死，岂能北走一尺生！”说完，他纵马上前，对巡逻的骑兵说：“我们是受上级命令往前走的。”说完拿出一份所谓的命令递到对方手里。对方赶紧点亮火把，察看命令，崔巨伦抓住时机，一剑斩了那个看命令的将领，其余的骑兵立即惊惶失措，四散而去，崔巨伦一行得以脱身南下。

    类似的事情唐伯虎也干过，不过不是装成穷人进华府点秋香，而是装疯卖傻避祸保命。

    史料记载，唐伯虎自幼聪明绝顶且勤奋好学，16岁时便中了秀才，是闻名江南的大才子。但唐伯虎的仕途绝不顺利。29岁那年，唐伯虎进京会试，因受科场泄题案的无辜牵连被谪为小吏，后又被投入监狱达一年之久。出狱后，唐伯虎心灰意懒，便回到苏州老家，致力于诗画艺术，成就得以更上一层楼。然而，学而优则仕毕竟是当时文人们的终极思路，因此他的从政之心并未完全泯灭。因此公元1504年春，也就是唐伯虎35岁那年，南昌宁王朱宸濠派人礼聘他担任自己的幕僚文书一职时，他没有过多考虑，便欣然赴任。

    不过上任没多久，唐伯虎就发现自己的贵人宁王朱宸濠大有问题。首先，宁王仗着自己贵为王爷，在自己的封地内无法无天，巧取豪夺不说，还强抢民女。如果唐伯虎对此事只是感到痛恨，那么不足以显示他的才子身份。细心的唐伯虎发现，宁王所抢的民女个个国色天色，都是绝代佳人，但宁王不是为了“自用”，而是想把她们献给皇帝朱厚照。如果仅仅是想讨一下皇帝老哥的欢心，在中国历史上看来也见怪不怪，但唐伯虎通过秘密调查发现，这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那就是宁王想进一步迷惑皇帝，让本来就已跻身中国最混账皇帝之列的朱厚照堕落到底，他自己则趁机招兵买马，只等时机一到便谋反夺取天下！那样的话，将来事发，宁王夺取成功还好，一旦落败，自己作为宁王的主要幕僚，焉有命在？

    想到这一层，唐伯虎当即决定早日脱离宁王府。但怎么走呢？贸然辞职，肯定会引起宁王的怀疑。于是，唐伯虎想到了装疯卖傻。与普通人装疯动辄披头散发、满街乱跑不同，唐伯虎装疯也装得很有境界，那就是写一些乱七八糟的诗，比如有一次，唐伯虎在自己住的地方题了一首打油诗：“碧桃花树下，大脚黑婆娘。未说铜钱起，先铺芦席床。三杯浑白酒，几句话衷肠。何日归故里，和她笑一场。”本来就已经有些讨厌他的朱宸濠这下断定唐伯虎确是疯了，不久便派人把他送回了苏州老家。

    五年后，朱宸濠果如唐伯虎所料，在南昌起兵，但当年年底即被明代第一儒将王守仁擒获，在押往北京的路上被处死。唐伯虎作为朱宸濠的昔日幕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朝廷的追查，但因他早已离开宁王府，且有疯诗为证，唐伯虎最终被“从宽”处理。经此一役，唐伯虎彻底断绝了从政的意图，全身心地投入了诗画创作中，不仅人物、楼观、花卉、虫鸟样样精通，也写出了“桃花树下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花，卖得桃花赚酒钱……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这样的惊艳之笔，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可供仰望的文化星座。

    然而，唐伯虎的“看穿”毕竟是一种无奈，至少在最初，他的想法与他那个时代所有文人的梦想都一样——经国济世，飞黄腾达，只是造化弄人，他不得不装疯卖傻，并且在此后的生涯里装作潇洒。然而与一些前辈晚辈相比，他又是幸运的，尽管他不是发自内心的潇洒，但中国历史上，包括诗仙李白在内的很多文豪级的人物，不都是因为“站错了队”而被贬、被黜、被流放、被杀的吗？不管你的追求是什么，也不论你身在何时何地，生存永远都是第一要义，那么，该装的时候就必须装一把。

    3．别跟现实死磕

    人生不过进退而已。退是为了更好的进。不退，很多时候就意味着死磕，意味着失去退的机会。这样的人，即使能胜，也是惨胜。对讲究智慧的中国人来说，这不是明智的表现。中国人讲究笑到最后才是笑。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不仅仅要能担当，有勇气，必要的时候，也要能弯下他的小蛮腰。

    ——魏根深（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哈佛大学教授）

    就从大诗人屈原之死说起吧：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我们上学时，老师都是这么教的。不仅如此，如今的百度百科也是这么写的。然而最近网络上冒出的一篇帖子，一举颠覆了我们的认识——屈原不过是一场秘密爱情的牺牲品！用该博主的话说，屈原爱恋的女人非是旁人，正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女阴谋家、楚怀王的爱妃郑袖。由于我们这位大诗人在偷情方面并不高明，因此被楚怀王窥得蛛丝马迹后，当即以政治名义放逐边境，使其有生之年再也无法与郑袖见面。十几年后，楚怀王驾崩，临终前遗命楚国王室捕杀流放中的屈原，以防屈原与郑袖“重修旧好”。具体捕杀地点，就是今天的汨罗江。屈原并非自己抱着石头沉江而死，而是被追杀的士兵们刺死后，再装进袋子，绑上大石，投入江心……

    往事一越两千年，不论屈原是自杀，还是被谋杀，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死都是一场悲剧。如果屈原当真是因为看到楚国都城被攻破才痛不欲生的，那么类似的“情杀论”对屈原来说无疑是伤口洒盐之举。但莫说是在网络异常发达谁都可以说上两句的今天，即使只是在屈原自杀的当天有人这么说，屈原也是无能为力的——他已经自杀了，就算真理在他那里，他也没办法申辩了。

    而且，站在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屈原之死，其实也没有多大意义。屈原的自杀，对于楚国来说没有半点益处——楚国最终还是灭亡了。甚至于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屈原并不适合从政，他的才华过硬，但他不懂得或者说是不屑于官场哲学的文人气质也是他的硬伤。两方面都很硬的屈原，决定了屈原从政缺乏必要的弹性，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死磕。

    我们知道，屈原的工作主要就是向楚怀王谏言，虽然历史上并不乏死磕派的谏官，并且功成名就、留名青史的也不在少数，如东汉的“强项令”董宣、被唐太宗李世民视作镜子的魏徵等等，但楚怀王明显不是此类明主，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屈原历史上的同行们要么进行讽谏，要么明哲保身，而屈原却偏偏选择了死磕这个最不恰当的办法，从而磕出了负面火花，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也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如果说这有唯一一些好处的话，那就是“国家不幸诗家幸”，失意的屈原为我们留下了不少不朽的诗篇。但站在屈原的角度想一想，这是他的本意吗？

    关于屈原的德操，也即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之心，学术界也颇有争鸣。如近代大诗人、文学家闻一多就曾说过，屈原所处时代为战国末期，各国之间战事频繁，“忠君”也即爱国远非时尚，“朝侍楚君，暮为秦僚”并不会招致非难，即使是提出了“忠”与“孝”的孔子本人，也频繁地周游列国，并不因不能专事鲁君而自愧。孔子还曾在《论语》中谈到一位叫宁武子的人：“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简单来说，宁武子是个懂得该聪明时就聪明、该装傻时就装傻的人，孔子虽然做不到这一点，但他至少还知道跑，知道到别的地方去推销自己的观点。如果就屈原的自杀去采访一下孔子，他可能会深表哀悼，但想来不会百分百的支持。若换作革命家闻一多先生，自然更不会支持这种屈原式的愚忠。

    把话题拉得太大，不免偏离我们本节的主题——生存。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不愚忠的历史生存故事：

    商朝末年，商纣王荒淫无道，不理朝政，每日只是搂着妲己等美女和左右醉酒狂欢。有一次，纣王酒醒后，居然醉得不知道当天是几月几日了，问问左右，也一概不知。纣王便派人去问自己的王叔箕子。箕子悄悄地对自己的弟子说：“做天子的，自己不知道时间不说，还使一国人都不知道时间了，这个天下看来危在旦夕了。而一国人都不知道时间，只有我知道，这样我也危在旦夕了。”于是箕子便假称自己也喝醉了酒，同样不知道今夕何夕。

    箕子这样做，并不是不爱国，不忠君，只是因为在此之前有太多血淋淋的教训——比干被挖心、商臣被炮烙、伯邑考被烹为肉羹……后来，箕子见商朝灭亡已是大势所趋，不但不再进一言，而且索性远离是非之地，跑到今天的朝鲜半岛去了。

    应该说，类似箕子的做法，也不应该百分之百被推崇。如果不是有那么多的革命先辈前仆后继地抛头颅、洒热血，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但我们也必须明白，生命也是革命的本钱，在没必要抛头颅的时候，就绝对应该为自己的大好头颅多考虑一些，切不可做无谓的牺牲，没有任何意义地与现实死磕。

    近代名将蔡锷，当年在广西任职时，曾遭到一些革命青年的误解，青年们组织了一场又一场针对蔡锷的罢课、罢市，但蔡锷始终稳坐钓鱼台。直到去云南赴任前，他才把几个革命青年请到家里，向他们袒露胸襟，一席话说得语重心长：“诸位同学，你们何苦赶我。你们是革命党这我知道，我比你们资格更老。你们太年轻，浑身带刺，一不小心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我在这里，还可以为你们敷衍，我走了，你们更须收敛，以免锋芒太露。要知道，养树要养大才能成可用之材，万不可拔苗助长，我这是经验之谈啊！”革命青年们这才恍然大悟。后来，袁世凯逆天而行，强行称帝，之前特意将心腹巨患蔡锷调入北平，蔡锷被迫虚与委蛇，甚至不惜自污，每日与八大胡同中的一代名妓小凤仙赏花吃酒，终于让老袁放下了心，蔡锷才得以辗转回到云南，组织讨袁，标榜史册。

    类似的例子历史上还有很多，但举再多的例子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做人难，做个好人，尤其是能办成事的好人更难，你必须该退的时候退，该进的时候进，该装的时候装，该醒的时候醒。别跟现实死磕，这个世界需要“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殉道者，但更需要“知其白、守其黑”的智慧型的卫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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