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

    从1966年8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年多，196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批准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在批示中特别加了一句“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当时全国的报纸正在大批特批“多中心论即无中心论”，只能有“以毛泽东为首”的提法，别的省成立革命委员会，都没有以“某某某为首”。为什么对江苏省偏偏要加上“以许世友为首”？是不是江青、张春桥的故意栽赃？想把“有把的烧饼”塞到许世友手里？

    这回毛泽东派张春桥来接许世友，是毛泽东的意思？还是张春桥的阴谋呢？许世友忐忑不安起来，万一路上把他害了怎么办？他想了又想，不见不行，见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许世友和张春桥在房间里单独谈了十多分钟，然后大家一起去吃饭。别看许世友“粗”，却“粗中有细”。他借机溜到隔壁，关紧门窗，压低声音对安徽省军区司令员、政委说，张春桥接我去见主席，是真是假，我一时还难说清。我对主席“忠忠忠”，而对这个“四只眼”，我太不放心。万一半路被害，你们帮我办两件事……安徽省军区司令员说，我看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吧？许世友两眼一瞪，你们的阶级斗争观念太差，张国焘你们见过？高岗、饶漱石你们见过？张春桥叫人看不透，我对他就是信不过。我拜托你们两件事：一是十天内没有我的消息，赶快派人到上海给我收尸，把我运回老家新县埋了；二是我死后，请照顾我的几个孩子，上学、当兵都行。记住，千万不能送火葬场！不等对方答应，许世友匆匆走了。

    其实，“文革”一开始，许世友就“藏”在大别山，他就想到了死，他对护理他的女儿许桑园说，我年纪大了，现在又生了病，如果不行了，千万不要把我送到火葬场。你们一定要把我埋在爷爷奶奶身边，生时没有尽孝心，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憾事。忠孝不能两全，我选择忠。死后不能尽忠了，我去尽孝，我要守在父母身边。

    许世友一路平安到了上海，吃中饭时许世友照例喝了不少酒。饭后倒头便睡，从来没有午睡习惯的他睡得很香。下午两点多时，许世友被叫走，与毛泽东足足谈了两三个小时。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世友啊，你还好吗？”许世友二话不说，扑通跪倒在地，磕了很响的1个头，放声大哭，心中无限的痛苦都在这滚滚的泪水中。

    这是许世友第二次给毛泽东磕头。第一次是在延安，差点儿被枪毙。有人把四方面军和张国焘混为一谈，许世友非常不满，什么兔子吃鸡（托洛茨基），狐狸才吃鸡呢。他被划为张国焘一伙，是毛泽东亲自给他松绑，救了他，否则，他早就成为枪声中的冤魂了。

    许世友和毛泽东的交往可以追溯到长征路上的毛儿盖会议，当时，毛泽东握着许世友的手说，我早几天就听说红四方面军有个和尚军长，很能打仗。你的名字是哪几个字？许世友说，父母起名叫许仕友，单人加一个士兵的“士”。当兵后知道“仕”是“官”，就改成红军战士的“士”。毛泽东说，我们再商量商量，把士兵的“士”改成世界的“世”，放眼世界嘛。许世友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就把“士”改为“世”。他常说我这个名字是毛主席改的。毛主席肚子里有墨水，站得高，看得远，想得全，从此就叫许世友了。

    毛泽东连忙把大哭的许世友搀扶起来，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个样子呀？世友快起来，有话慢慢说。”许世友说：“毛主席，还要不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毛泽东说：“当然要啊。”许世友说：“天下大乱，从未乱到这种程度啊，军人手中的武器连烧火棍也不如了，这是什么世道？毛主席啊，你该管一管了。你知道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吗？”毛泽东停顿了片刻，反问道：“世友，我信任你，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你还是南京军区司令员，你怎么能扔掉‘乌纱帽’呢？”许世友说：“我不要‘乌纱帽’，你让我回家放牛吧。”毛泽东肯定地说：“军队要保持稳定，我们还是要依靠人民解放军。不许揪许世友，这是我的意见，我派人打电话给他们，你回去也传达我的意思，你看这样行吗？”

    “不”，许世友坚决地说，“什么时候打仗，我什么时候下山。”毛泽东说，那你先到北京学习，许世友还是没有同意。他知道，这个“文化大革命”不一般。毛泽东批示要保萧华（总政治部主任），但萧华仍然被抓，家也被抄。七二Ｏ事件后，毛泽东请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和钟汉华（武汉军区政委）到北京谈话，最后还不是被关起来了。廖汉生（北京军区政委）和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也先后失去自由……

    虽然有毛泽东一句顶一万句的当面承诺，许世友还是返回了大别山。

    在张春桥策划下，南京借批陈再道的“东风”，正筹备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批斗许世友的十万人大会。9月1日，周恩来打电话给江苏造反派，说中央要保许世友，如果有人要揪他，我一个小时赶到南京。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毛主席的指示。9月底，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许世友，毛主席请你来北京参加国庆。

    周恩来怕许世友不相信，又叫陈锡联转达他的意思。

    难道总理的面子还不够大吗？这中间必有缘故。许世友已经有过一次“半途而废”了。那次，他接到去北京的通知，许世友从六安坐车到合肥，他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完全不是装的，恶心呕吐，嘴也紫了，脸也白了，满脸冒汗。病成这样，根本上不了飞机。许世友说，我不去北京了，我在后方医院很安全，请总理和老帅放心。

    自从“文革”以来，许世友一直对北京敬而远之。晚年他病重，怎么劝也不去北京住院，他说北京是政治漩涡，路窄人多，我“吵”不过他们。他深知自己火药筒的性格，一点就炸。有一段时间，南京传言总参谋长的人选是许世友。许世友坚决地说，我是丈二和尚，让我当总长，我宁肯跳长江。

    后来陈锡联对许世友的女儿许华山说，我含泪打电话，你爸爸不愿意到北京来，我真怕他开枪犯错误。周恩来深知许世友和陈锡联的生死之交，所以动员许世友进京，非陈锡联莫属。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曾三过草地，有一次遭遇敌人的突然袭击，许世友抱起机枪就扫，陈锡联把许世友推到一边，抢过机枪，刚打一梭子弹，就负了重伤。许世友挑了30名身强力壮的战士轮流抬，说陈锡联要有闪失，我枪毙了你们。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在那样艰苦环境里，许世友还杀了马，给陈锡联留了一大块最好的马肉，保住了陈锡联的一条命。陈锡联对许世友说，我们都在中南海，你也来吧。许世友说：“我一定去北京。你报告总理，我身体不好，爬也要爬上飞机。”

    1967年国庆节，许世友被毛泽东请上天安门城楼，谈了半个小时，并公开见报。这在“文化大革命”中非同一般，表明许世友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谁也不敢再找他的麻烦。之后许世友住进中南海40多天。每天和李先念、陈锡联、余秋里等一大批避难的老将在棋盘上“杀”得不亦乐乎，过了一段“打仗”的幽闲日子。

    1968年1月28日，周恩来为许世友上台大造舆论。他接见江苏省军区和地方群众组织代表，强调要解放干部，三结合要有领导干部参加，在宣读并解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时说，军队支工、支农的成绩是最主要的，他们已经检查或改正军队在支左中犯的“错误”，中央同意这个检查。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许世友同志是一位身经百战、久经考验的好同志，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立下了很重大的功劳，这一点必须肯定。

    3月20日，中央批准了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许世友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

    3月21日凌晨，周恩来和许世友进行了一次长谈。

    许世友当上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解散江苏省境内的各种造反组织，并在一份文件上批，“谁再造反，先杀后报”！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许世友咬牙切齿地说，南京若再出现造反派，不用审批，统统杀光，一个不漏！

    02恢复工作

    就在1969年“九大”召开之后，江苏省级机关一百多人被造反派集中在句容县桥头镇，进行批斗。干部们分别住到农民家中，韩培信被关在大队民兵队长家里。按照造反派的规定，被关在这里的“走资派”“坏分子”不能和群众一块儿吃饭，必须等群众吃过饭之后，才能让他们吃饭。可是，只要造反派不在时，老百姓不但要和“这些管制分子”一起吃饭，而且还给他们吃好的东西。在桥头镇关了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又把他们转移到下蜀镇的山上。造反派让这些省级机关干部参加劳动。除了下田劳动之外，韩培信还要负责每天挑水供一百多人的吃饭生活用水。书画大师傅抱石的儿子傅小石和韩培信关在一起，傅小石负责做饭烧火，刘顺元的夫人鲍有荪负责淘米、洗菜。劳动之余还要参加批斗大会，把这些人一个一个拉上台，进行批斗，让农民参观。

    光阴荏苒，转眼已到1970年春节期间，省级机关的一百多名干部回到南京，但不让他们回家，集中在省委大院内，打地铺，大家睡在一起，学习毛主席“吐故纳新”的最高指示。省委办公厅党员、群众讨论一部分领导的党籍问题，在讨论韩培信是否可以保留党籍的问题时。他们内查外调了韩培信的历史，认为韩培信在政治上、历史上、包括生活上，都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

    这样，在省委办公厅的党支部会上，大多数党员同意韩培信保留党籍，也有少数人不同意。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韩培信顺利恢复了党籍。其中一位不同意韩培信恢复党籍的干部，后来韩培信当上了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还是同意提拔他当了泰兴县委书记，而且后来提拔为镇江市长和市委书记。一些了解当时情况的同志觉得奇怪，有的同志还当面问韩培信：“这样的干部为什么还要提拔？”韩培信说：“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识，他们认为自己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他也不一定是错误。看一个干部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这个同志在‘文革’前表现不错，也有才能，这样的同志还是好同志。”

    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许世友任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省军管会副主任吴大胜；六十军政委杨广立；二十七军副军长王E任副主任；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彭冲、许家屯先后被解放出来参加江苏省革命委员会领导工作了。

    1970年初，韩培信和省级机关干部被派到南京冶山铁矿一边劳动一边帮助工作。5月上旬的一天，许世友和吴大胜把韩培信找到华东饭店，许世友说：“韩培信同志，经过研究给你分配工作了，地方干部解放分配工作的，你是第一个当一把手的。”

    在此之前，韩培信没有听到任何信息，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着实让他心里有些激动，不知道组织上分配他到那里工作。这几年来，不仅各级领导靠边站，成为阶下囚，而且打倒的打倒，批斗的批斗，关押的关押，有的甚至命丧造反派的棍棒之下，有的承受不住压力，自己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韩培信听到自己被解放了的消息，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许世友又说：“省委决定分配你到扬州地区当革委会主任。”

    韩培信愣住了！尽管扬州地区革委会主任还是地市级，或者说他早在十年前就是苏州地委书记，可是他却有点官复原职的意外高兴。

    说完，许世友站了起来，说：“走，喝茅台。”

    果然，华东饭店已经作了安排，许世友和韩培信边走边聊，到了餐厅，大家坐下来，许世友端着酒杯，说：“‘黑参谋长’，你解放了，今天我请你喝酒，祝贺你！”

    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韩培信从没有这样开心过，更没有这样喝过酒，不知不觉，三个人就喝了两瓶茅台酒。

    晚上，韩培信回到家里，脸上挂满了激动和兴奋，王浩已经几年没有见到韩培信这样激动的样子了，盯着他看了半天，说：“怎么啦，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什么事让你高兴成这样？”

    韩培信说：“今天有喜事，加菜，喝酒，让孩子们也高兴高兴。”

    王浩说：“到底是什么事，这年头，还卖什么关子！不说，没酒没菜，就有萝卜干咸菜。”

    韩培信站在客厅中间，大笑着说：“‘黑参谋长’变成‘红主任’了！”

    王浩更加莫名其妙了，说：“什么没头没脑的话。”

    “我的王浩同志，韩培信同志被任命为扬州地区革委会主任了。”

    “真的？”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把王浩搞得糊涂起来了。这些年来的连阴雨下得她头都抬不起来，怎么突然间天就晴了，太阳就照到她家的上空了！韩培信看着王浩那疑惑不解的表情，严肃起来了，拉着王浩的手，说：“王浩，真的，中午许世友司令员还请我喝了酒，茅台酒！”

    王浩高兴地说：“好，今天晚上我给你加菜，让你喝酒，让孩子们高兴高兴。”

    王浩忙了一下午，摆上满满一桌子菜，孩子们都回来了，第一个回家的是大女儿琴生。一进家门，见桌子上摆着这么多菜，跳起来，说：“妈，今天是什么日子，做这么多菜？”

    王浩从厨房里传出笑声，说：“问你爸去，是他今天请客。”

    这时，大家都先后进了家门，韩培信坐在客厅里看报纸，琴生来到他面前，说：“请问‘黑参谋长’今天遇到什么大喜事了？”

    韩培信说：“来，都来，爸爸向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

    孩子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看着满桌的好菜，看着爸爸妈妈，韩培信拉着王浩坐到正中的位置上，说：“建华，给爸妈倒上酒。”

    建华说：“先说好消息，后倒酒。”说着，把酒瓶抓在手里。

    琴生说：“等等，让我猜一猜。”

    韩培信说：“好，猜着了有奖励。”

    琴生说：“太简单了，还用猜吗，爸的脸上写着呢！爸爸要重新出山了，‘黑参谋长’变成‘红参谋长’了吧！”

    王浩说：“还是琴生聪明，叫你爸奖励！”

    韩培信说：“来，倒酒。孩子们，你们的爸爸马上要出任扬州地区革委会主任了！”

    “真的？”

    全家久违了的欢乐气氛又回来了！

    这天晚上，韩培信和王浩都破例地喝了不少酒，孩子们高兴的唱啊跳啊，一直闹到深夜。

    03还待拨乱反正时

    消息传出，那些曾经批斗过韩培信的人多有不甘心，可是有人一想到许世友在那份文件上的批示：谁再造反，先杀后报！谁不知道许世友的厉害！他现在出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这可是中央批准的，不仅如此，许世友可是南京军区司令员。他手里握的可是真的枪秆子，杀了你也是白杀！

    就这样，韩培信整装待发了，扬州的混乱局面正在等待着他，扬州人民正盼望着春天的到来，扬州的干部们希望重见天日。韩培信屈指算来，他靠边站了四年多，四年，这对宇宙来说，实在是算不上一瞬间，可是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共产党苦苦浴血奋战了几十年，打下了江山才十六年，却又被如此践踏了四年多；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又是灾难深重的四年。韩培信的心里清楚，现在全国是什么形势，他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他知道自己面前的道路有多艰辛。但他还是充满信心，一个共产党员，无论面前有多少困难，那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现在正是为党工作的时候，为人民排忧解难的关键时刻，他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此时，韩培信和王浩身边只有最小的儿子新苏，其他五个孩子都下放到泗洪农村劳动。他便和王浩带着新苏，把家搬到了扬州，开始了新的生活。

    许世友担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时，他的夫人田普和韩培信、王浩比较熟悉，感到韩培信他们子女多，生活压力大，就主动帮助把老二建中、老三建明入伍当了兵。

    韩培信一到扬州，便走访原来地区、县、市直机关的干部，他虽然还无权把他们解放出来，可是他宽慰他们，给他们精神上的鼓励。同时到乡村蹲点，调查农村社队工业和农副业生产被破坏的情况，研究制定了加快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计划。

    但是，毕竟“文革”还在进行之中，大批老干部还没有解放出来，极左思潮还笼罩在人们的头上。这年年底，省里派一位军副参谋长到扬州担任地区核心小组组长。什么是核心小组组长？其实就是党的一把手。韩培信自然知道现在还处在非常时期，自己虽然解放了，来到扬州地区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可是工作的开展还非常困难。就在这时，淮阴地区军代表带着京剧团来扬州考察、演出。扬州的那位军代表在大会上介绍韩培信说：“这是我们扬州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韩培信，原来是个‘走资派’，刚解放出来，分配到扬州地区工作，做第一把手。”说话的腔调阴阳怪气，让人觉得韩培信还是“走资派”。陈云同志到扬州视察，军代表不但不陪同，还到处说：“嗨，是老右来了，就让‘走资派’去陪吧！”

    韩培信听了这些冷嘲热讽，心里十分难受，他只能冒着风险陪同陈云同志到各地考察，考察结束后，把他送到南京，他的心里有许多话，想对陈云同志说，可是他知道，说了又有什么用，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许多领导都自身难保了。

    不久粟裕同志来扬州考察，和韩培信谈工作，谈当前形势，两人有许多共同看法，共同见解。韩培信觉得这个革委会主任很是难当啊，他经过反复思考，面对现实，给许世友和吴大胜写了一封信，主动要求让他担任革委会副主任，主任由那位军副参谋长担任。这样可以实行一元化领导，也减少领导之间不必要的矛盾。省革委会很快批准了韩培信的请求。这样，韩培信就可以专心致志到农村蹲点，一心一意抓农业生产和社队企业的发展。他一秆子插到底，住在宝应县芦村，抓典型，一蹲就是半年，培养了柳堡乡的先进典型。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于是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

    1970年10月，毛泽东作出批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己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

    1971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决定》指出：在清查过程中“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此后，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更加“深化”起来。与此同时，在扬州，由军代表亲自带队，到泰兴县永安乡调查，矛盾对准韩培信，准备对韩培信集中审查，目的是把韩培信打成“五一六”分子。恰在这时候，毛主席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说：“哪有那么多‘五一六’。”扬州地区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就这样偃旗息鼓了。

    这个时期，虽然各地先后都成立了革委会，但是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各种规章制度都还没有恢复和建立，极左思潮还严重地侵蚀着党的肌体。

    一次，在全省电话会议上，吴大胜说：“各地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撤掉社队企业（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核算。后来恢复乡镇、村、组建制，改称乡镇企业）”，一定要砍掉资本主义尾巴。”当时，在极左路线影响下，错误地认为什么都是资本主义，把社队企业说成是藏污纳垢的地方，不准发展社队企业。韩培信为了保护一批社队企业，冒着极大的风险，给许世友和吴大胜写信，据理力争，说明社队企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社队企业对于发展农村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农业逐步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必然产物。

    韩培信在信中还特别强调：发展社队企业绝不是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是什么藏污纳垢，而是可以更快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一条必由之路。

    许世友接到韩培信的信之后，立即把韩培信找到省里来，认真听取韩培信的汇报，韩培信把他深入农村的调查情况，如实向许司令作了汇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过去有些地方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不了解农村工作，没有从农村实际情况出发，甚至不理解社队企业是怎么回事，砍过社队企业，以至犯了错误。许世友同志觉得韩培信言之有理，不能什么事都和资本主义挂上钩。

    许世友随即指示吴大胜停止乱砍社队企业的错误决定，社队企业也不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问题。从而避免了全省一场乱砍社队企业的错误行动。

    现在摆在韩培信和王浩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建华、建中已经高中毕业，建明、琴生正在读高中，建中是南京市一级运动员，很有体育天赋，有几所大学，特别是北京体育学院，不仅面试过，而且明确表示66年夏季招生时优先录取建中、建华。可是大学停止招生，孩子们的梦想被打破了。王浩曾经对他们说：“现在全国形势已经这样了，你们也看到了，不能怪你们爸妈。但你们要有信心，你们的父亲是革命干部，一切的是非曲直都会澄清的。当不当官，我们已经无所谓了。”

    建明说：“能保住性命，保持全家一个不少，就是天高地厚了。”

    王浩说：“我们家，你爸爸是孤儿，，从小就没有父母，我也是苦命孩子，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你们几个大的也都是在农村长大，我们都没做过坏事，但是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没别的路可走，我希望你们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当农民，将来我和你爸爸大不了也到乡下去当农民。”

    就这样，韩培信和王浩决定把六个孩子送到彭学枫牺牲的地方——泗洪境内的洪泽农场去劳动。建华是老大，带着弟弟、妹妹，组成了一个特别的家庭。

    1971年，扬州军分区征兵时，建华、琴生、庆秋参军了，16岁的新苏也跟着大哥去部队当了小兵。至此，六个孩子都去了部队。

    04非常时期

    1971年9月中旬末的一天，韩培信在农村跑了一天，一进家门，电话响个不停，王浩刚要去接电话，韩培信说：“我来。”说着就拿起电话，刚要说话，那头传来许世友的声音：“韩培信啊，你现在就到南京来，我有十分重要的事情告诉你。”没等韩培信说话，电话已经挂了。

    顿时，韩培信的脸色大变，他太了解许世友了，他虽然是个急性子，可像这样的情况还是不多的，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否则，许世友不可能连一句话也不让他说，就挂了电话的。可是究竟什么事？但他觉得，决不是一些工作上的事。韩培信脸色严峻地看着王浩，说：“我马上去南京，许司令找我。”

    “什么事这样急，饭也不吃！”

    韩培信说：“来不及了，一定发生什么大事了。”

    扬州离南京一百多里路，两个多小时后到了南京。韩培信估计许世友一定还在办公室，他风风火火地来到许世友办公室门口，警卫员不认识韩培信，这时秘书出来了，一看是韩培信，敲了一下门，把韩培信引进屋，办公室里有一个军人，韩培信有点似曾相识，好像是哪个省军区领导，客人走后，许世友看着韩培信，过了一会儿，说：“告诉你一个惊天的消息，林彪坠毁于温都尔汗沙漠，人机俱焚。”

    韩培信大惊：“真的？”

    许世友点点头，说：“死有余辜！”

    韩培信有些不知所措，看着许世友严峻的脸色，本想问问具体情况，又觉得不妥，也许是许世友看出韩培信的心思，说：“中央马上要向高级干部通报林彪叛逃事件，实际上事情已经发生几天了。”

    韩培信更加惊讶，许世友说：“9月13日凌晨，架机逃跑，摔死了！”

    许世友和韩培信连手都没握，两人相互看着，韩培信激动地大声说：“好，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

    许世友绘声绘色讲述了他去北京，以及回来后逮捕林彪的死党的经过：

    1971年9月13日深夜，南京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肖永银在睡梦中被叫醒，值班秘书告诉他，许司令来电话，请他去一趟。

    许世友住在南京中山陵8号，房屋巍峨临空、环境幽静。如今这里戒备森严，警卫战士们荷枪实弹，一个个神情庄重地守卫着南京军区一号人物的住宅。肖永银分管警卫部队，战士们都认识他，许世友给予他特殊的待遇：任何人到了门口，必须向许世友报告，经同意后方可放行，唯独他例外。

    许世友见到肖永银后，没有客套，直接告诉他：“刚才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说有一架大飞机跑了，去向不明。中央命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如果有飞机停落在我们这里，不准起飞。”他又交代一句：“命令所有的飞机不要上天，所有的船舰不要出航。”

    肖永银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不禁吃惊地问：“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竟敢开个大飞机跑？”许世友神秘地告诉肖永银：“这个人不是一般小人物，过几天你会知道的。”

    第二天，天一亮，机场附近的人们看见机场的跑道上，站满了端着枪的陆军士兵，一架架飞机整齐地停在机场上。

    肖永银处理完公务，时间已到了14日凌晨，古城金陵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晨雾之中。他坐上吉普车，穿越中山门，再次来到中山陵8号，远远就看见许世友正在专心致志地打着少林拳。

    见肖永银进门，许世友笑着说：“我教你打少林拳，你学不学，学了可以防身。”肖永银正欲答话，却被急冲冲跑来的李文卿秘书打断：“许司令，北京长途，请你去接电话。”

    许世友大步流星地赶到办公室，肖永银紧跟其后。许世友拿起保密电话，一边听一边点头，他放下电话后对肖永银说：“走，我们去吃早饭。”

    炊事员老王端来饭菜，放在桌子上，转身离开了。许世友迅速关起房门，对肖永银说：“刚才是周总理的电话，说林彪从天上跑了。”

    许世友突然神秘地离开南京，3天后的一天深夜，一声长鸣，从北京开来的一列火车靠在南京火车站，重重地喘着粗气。从后面包厢里走出两名军人，走在前面的正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紧跟在后面的是李秘书。接他俩的吉普车就停在软卧车厢的门口，许世友一下火车，就跳上了吉普车。

    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经过太平门，开往中山陵8号。到了门口，许世友对李秘书说：“你坐我的车去，赶快把肖副司令接来。”

    半小时后，肖永银出现在许世友的面前。许世友说：“主席和周总理叫我到北京，交代了任务，秘密逮捕林彪的死党——‘三国四方’，你马上出发，先到上海，后到杭州，再回南京抓南空的人，越快越好！”

    所谓“三国”是指南京、上海、杭州；所谓“四方”是指：北京空军政治部副主任江腾蛟、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杭州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南京空军副司令周建平。

    许世友简要介绍了“三国四方”的情况后，正色道：“林彪、叶群、林立果现在已横尸荒野，主帅一死，‘三国四方’必然失魂落魄，他们会不会作垂死挣扎呢，必须赶快解决他们。”他告诉肖永银，林彪在北京的死党已抓起来了，南京要赶快行动。

    许世友说：“我事多，还要选调干部，组织工作组到南空、空四军、空五军去，一时抽不出身到上海，由你去执行任务。”

    “是！”肖永银响亮地回答。他家也没来得及回，便带着保卫部长李书和等一行人出发了。

    肖永银经过苏州时，对空四军的硕放机场做了安排，天亮时到达上海，肖永银先找到王洪文，让王洪文通知王维国到锦江饭店，逮捕了王维国。

    韩培信睁大双眼，没说话，只是“啊”了一声。

    许世友说：“王维国被抓后，陈励耘、周建平等林彪余党也相继被逮捕。”

    韩培信可以想象得到肖永银到上海逮捕了王维国等人的紧张而严肃的场面。

    许世友没留韩培信吃饭，韩培信从许世友办公室出来，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韩培信不觉得饿，上了车，两个多小时就到家了，一进家门，韩培信就说：“王浩，我还没吃饭，快，有菜吗，喝酒！”

    王浩说：“到底怎么了，见了许司令，就高兴成这样子了，都什么时候了，连饭也不吃，现在还要喝什么酒？”

    韩培信说：“大快人心，大快人心啊！”

    “到底怎么了？”

    “好，我告诉你，看来这事马上就传达了，你也是1944年入党的老同志，不会出问题。”

    “莫名其妙，什么大事让你这样颠三倒四的。”

    “林彪架机逃跑，摔死了！”

    王浩手一松，一个碗掉到地上，砰的一声，她惊叫道：“真的？”

    韩培信说：“许司令已经把上海林彪余党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等逮捕了！”

    韩培信拿出珍藏已久的茅台酒，斟了满满一杯，没等菜上来，就倒进嘴里了。王浩端上菜，说：“中央出了这样大的事！”

    韩培信说：“你说是不是大快人心？”

    “太好了，真的大快人心，我也陪你喝一杯。”

    许世友把这样重大的事情告诉韩培信，虽然官方还没有正式文件，但是这样大的事，中央也不会要多久就会传达的，其实，就在“九一三事件”刚发生，北京的消息灵通人士都已经奔走相告了。这样爆炸性的特大新闻，谁知是怎样在中国这片9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悄然传开的。

    “九一三事件”，毛泽东受到震撼是非常大的。1971年10月4日，他在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又一次批判了林彪搞的突出政治、个人崇拜等形式主义的做法。由于政治稳定的需要，毛泽东在认识上也发生了变化，他开始与“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的老同志重新在政治上接近起来。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这件事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解放一个人”的含义。标志着全国进行了多年的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审查、批斗和下放改造，终于接近了尾声。

    但是毛泽东在有意无意地维护“文化大革命”，使得在批林整风开始后处境尴尬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重新活跃起来。就在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全面展开时，由于不可避免地再次触及到需要纠正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被否定的担忧也再一次产生了。1975年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兴起又一次反映出毛泽东坚持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意愿。

    1974年11月，中央调江渭清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政委、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彭冲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把老干部的解放，把江苏省的各项工作又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军代表从地方撤走后，韩培信又当上了扬州地区革委会主任。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提出“批林批孔”，以维护“文化大革命”。江青等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975年初，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毛泽东不赞成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思想，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兴起了。可是，经历了“文革”风雨的韩培信有了自己的主张，就在全国上下又刮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显得特别冷静，扬州有大批下放回城回厂的工人，借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潮，再度揪斗原地委书记。这天，地区正在开会，一批下放工人闯入会场，会议被冲散，地委书记逃离会场，韩培信急忙做工作稳住这些下放工人，随后赶到南京，找到彭冲、许家屯。韩培信说出心里的不解：“中国刚从大动乱中慢慢走出来，又要搞什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到底是谁的主张？这不是瞎搞吗？”彭冲笑笑说：“韩培信啊，你也是个老同志了，这些年文化大革命你还没有教训啊，他说他的，你干你的，你就只当他是耳边风。”

    韩培信心里有了点底，会意地朝彭冲笑笑，说：“那我就来一回‘阳奉阴违’！”

    韩培信从彭冲那里得知扬州地委书记胡宏被安排在南京汤山养病，随即去汤山看望他，安慰他不要考虑太多，那些下放工人他自有办法，让他一心养病。

    不久，省委找韩培信谈话，让他出任扬州地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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