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目前这样的运动，我没有经验。我们党用这种方式整风，过去也没有遇到过，要观察几天再说。”

    “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容易的。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今天，我还得加上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有人要逼我当反革命，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不论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也永远不反毛主席，永远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

    “要记住：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

    多年来，爸爸在第一线主持党中央和国家日常工作。日夜为党和国家操劳着……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全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6月1日，康生、陈伯达一伙背着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爸爸和小平叔叔，背着政治局，将他们一手炮制的聂元梓的大字报突然向全国广播。第二天，各报全文登载，立即在北京各学校引起了极大混乱。仅在两三天时间里，学校党委和支部都瘫痪了。6月3日，毛主席亲自批准派出北大等3个工作组。6月4日，由北京新市委派了少数试行工作组。许许多多学生听说后，围在党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的门口，都要求派工作组，希望党加强对运动的领导。爸爸很慎重，他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目前这样的运动，我没有经验。我们党用这种方式整风，过去也没有遇到过，要观察几天再说。”

    运动的情况一天比一天恶化，几乎所有学校的支部书记、校长、老师都受到了冲击。斗争的对象越来越多，斗争的方式也越来越出格。爸爸和小平叔叔乘飞机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运动情况，并请毛主席回京主持工作。毛主席委托爸爸相机处理运动问题。

    爸爸乘飞机赶回北京后，立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

    工作组都是临时组成的，匆忙上阵，没有经验，爸爸也在摸索对运动的领导。7月中旬，爸爸在听取师大一附中的工作组成员和学生代表汇报后，热情地对大家说：“今天的文化大革命会提高我们全民族的社会主义觉悟，巴黎公社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列宁主义。我们也要把毛泽东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尽管爸爸对突然兴起的这场运动，缺乏思想准备，但他还是尽力引导群众前进。爸爸说：“过去中央千方百计想寻找一条途径，以纠正、杜绝各级干部正在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现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尝试，希望文化革命是一个更好的机会。”他按照自己——一个共产党员的理解，向我们讲述这次运动的目的，说道：“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个全人类当然包括地、富、反、坏。无产阶级毫无自私之心，所以胸怀最宽广。不解放别人，不把一切坏人改造成好人，不把一切消极因素改变为积极因素，无产阶级自己也得不到解放。”爸爸的一席话，使我们明确了革命的目的，决不是乱冲乱斗，激化矛盾，而是教育改造所有的人。爸爸告诉了我们无产阶级应有什么样的伟大胸怀。他对“文化大革命”寄托的美好的希望，多么使我们神往啊！

    但在这时，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抓住工作组在工作上的一些缺点错误，煽起一股反工作组的浪潮，学生中开始出现了对立的两派。爸爸担心地对我们说：“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

    7月16日，毛主席畅游长江。7月18日，毛主席回到了北京。7月24日，毛主席召开会议，批评爸爸和小平叔叔。7月29日，爸爸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会上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在新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革命，要重新学习，不仅你们要重新学习，而且我们也要重新学习，要在革命中学会革命。”“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工作组这个形式不适合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还讲到对运动中的缺点、错误，可以提意见，不要揪住工作组不放，要保护少数。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决定林彪为接班人，爸爸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爸爸当即表示，他保证服从党的决议，努力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作任何不利于党的事。

    爸爸已经“靠边站”了，但他仍密切关心着运动的发展。一次，在饭桌上，平平和源源议论着晚上要跟着同学们抄家，爸爸立即劝止说：“不要去。”饭后，爸爸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我们叫到他身边，严肃而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呀！不能使它毁于一旦。现在，由于我的处境，不能拦阻你们，你们也拦不住别人。但是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爸爸的话，使我们感到宪法的神圣。我们不再去抄家了，许多同学也被我们劝阻住了。

    9月到11月，我们都出外串联去了。在外地的时候，我们突然看到批判爸爸检查的大字报，言辞激烈，使我们大为震惊。我们匆匆赶回家。回京后才知道，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爸爸作了检查。毛主席对爸爸的检查给予肯定的评价，说：“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可是，作为文件下发到全国时，只印发了爸爸的检查，却删去了毛主席的批示。爸爸的“检查”成了靶子，在全国掀起了“批刘高潮”。

    一天，爸爸像往常一样在中南海院内看大字报。有一张大字报使他愣住了。这张大字报以尖刻的语言攻击了蔡畅妈妈和康克清妈妈。因为她们看到一位阿姨被剃了阴阳头后，禁不住伤心地流下眼泪。面对大字报上的恶毒的辱骂，爸爸伫立在那里，凝视着。寒风吹乱了他的白发……

    狂风暴雨在继续，就在中南海大院内，居然就有人贴出大字报，诬蔑朱爹爹（朱德同志）是“黑司令”、“大军阀”。爸爸愤怒了，身为国家主席，如果容忍这种现象，那就是不可原谅的失职。可是当时爸爸所处的境地，已经无能为力。一连几天，爸爸神情严峻，忧心如焚。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爸爸找了周伯伯说，为了尽早结束运动，使广大干部免受这么大的冲击，他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周伯伯心情沉重地说：“这不行，不行啊。这有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

    我们开始深切理解爸爸的心情，显然，使他忧虑的不是个人的成败荣辱，而是人民和国家命运。爸爸对我们说：“只要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要国家能富强，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给予的任何组织处理。”从表面上，我们看不出爸爸有什么变化，依然那样严肃而镇定，饭量也不减。他正以高度的党性来克制自己，耐心等待着。等待不是软弱的避难所，表示他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这是暂时的现象。但他的身体却明显地瘦弱下去了，爸爸内心的痛苦是可以想象的。

    有一次，爸爸对我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容易的。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今天，我还得加上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爸爸说到这里，嘴唇都颤抖了。直到现在，我们心里一直在回响着：“人民误解了你，人民误解了你……”这是什么样的痛苦啊！

    1967年的1月是严寒而又阴冷的。“全面夺权”的黑风很快扫遍全国。

    1月6日，在江青的疯狂怂恿下，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之流以狡诈的手段，把妈妈骗出中南海，却还夸耀什么“智擒王光美”。

    斗王光美，他们自然是觉得不够的，江青一伙开始直接批斗爸爸了。1967年1月上旬的一天，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冲进我们的家，在院里、办公室里贴满了大标语。在批斗会上，当爸爸的答辩使质问者理屈词穷时，一个坏家伙突然蹦出来，让爸爸当场背出语录本某一项的某一条。爸爸背不出，那些人大声嘲笑着。我们真想上前去提醒爸爸，但中间隔着一层一层的人。一刹那，仿佛一团火炭卡在我们的喉咙。而爸爸却镇定自若地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写的内容是什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在当时起到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有什么新创见，这些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无论哪一篇文章的问题我都可以解答。”那个坏家伙被爸爸说得哑口无言，便叫一阵口号，斗争会一哄而散。看到这些人的狼狈相，我们感到快意。但是，爸爸却对我们说：“这种办法我是不赞成的，但我不能和群众对立。”

    1月13日深夜，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卧车接爸爸去谈话。爸爸郑重地向主席提出自己经过反复考虑的要求，他说：“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主席只是建议爸爸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就在与毛主席谈话以后第四天，中南海某电话局的一些“造反派”闯进办公室，要撤爸爸的电话，爸爸一听，霍地站了起来，迎上去阻拦，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撤！”这一伙人只好悻悻而去。第二天，他们又气势汹汹地闯进来，二话不说，把电话线扯断。

    爸爸久久地站在那里，像座雕像似的一动也不动。而我们呢？一直追到门口，望着那伙人大摇大摆走去。

    爸爸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切断了。每天清早我们几个孩子就骑上自行车出门，排着长长的队买小报，从墙上揭下传单，挤在人群中抄大字报，侧耳听着人们的议论。回到家里把所见所闻告诉爸爸、妈妈。

    4月1日，各报登载了戚本禹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爸爸气愤已极，他把报纸狠狠一摔，对我们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爸爸越说越愤怒：“我早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就凭一个跳梁小丑的一篇谤文，就把一个国家主席定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中央下达文件的依据，成为定人罪名的一纸状文，真是荒谬绝伦！

    4月6日晚，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高喊着口号冲进办公室，向爸爸宣布勒令：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过去爸爸的习惯是夜里工作，上午睡觉），还就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中的所谓“八大罪状”提出质问，要爸爸回答并写出交代。爸爸按照提出的质问，用铁的事实逐条据理驳斥。当质问到所谓的“61人叛徒集团”的问题时，爸爸一下子发了火。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爸爸发那么大的脾气。爸爸愤怒地说：“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61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

    4月7日，爸爸交出一篇关于“八大罪状”的答辩，说明一部分事实真相。工作人员把原件上送，抄了一份大字报在中南海内贴出。几个小时后，那张答辩的大字报就被撕得粉碎。在斗争会上，每当爸爸用事实进行答辩，他们就用小红书敲打爸爸的脸和嘴，说什么“不准放毒”，不让爸爸讲一句话。爸爸连一个公民的发言权都被完全剥夺了。

    爸爸继续顽强地承受着沉重如山的压力和摧心裂胆的痛苦。

    4月9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平平说：“听说，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要组织30万人大会批斗妈妈……”

    爸爸一听，立即震怒了，他推开饭碗，大声激昂地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作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爸爸胸中的激愤终于像火山似的爆发了。

    妈妈急切地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当然应该是我去向群众检查……”

    “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爸爸激动地说，“我绝没有反过党，没有反过毛主席。别人反对过毛主席，林彪反过，江青也反过，我一直是拥护主席的。在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几十年里，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有！但没有反过。工作错误有！但都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我没有搞过阴谋诡计。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得自己去改！”爸爸说到这里，把手中的汤勺猛地往桌上一摔，手都微微颤抖了。“别人就是一贯正确的吗？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不许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把人抓起来！”

    爸爸继续说：“去年8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这么多干部都被打倒了，将来的工作谁去搞？生产谁来抓？”

    我们凝神静听，感到爸爸的心胸是那样坦荡，那样光明磊落。爸爸神情严肃地望着我们，语气坚定地说：“有人要逼我当反革命，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不论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也永远不反毛主席，永远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

    爸爸停了一下，长出了一口气，似乎他的话已经说完了，激动的情绪也安静下来，恢复了以往的安详神态，亲切地望着我们，缓慢地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妈妈哭了。她泣不成声地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会把骨灰给你们的。”爸爸语气坚定地对我们说，“你们是我的儿子、女儿嘛！这一点无论什么人还是能做到的。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我们几个孩子眼泪早已流尽，瞪大着眼睛，仔细静听，生怕漏掉一字，默默记在心里。爸爸说完，站了起来，坚定而又响亮地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党万岁！”说完，便回到他自己房间去了。

    爸爸的这些话，刻骨铭心。这是他向党的倾诉，这难道会是一个反对毛主席的人对亲人的遗嘱吗？！对于那些信口雌黄、诬陷好人，而实际上肆意践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丑类，历史和人民是不会轻饶他们的！历史不是已经和正在这样做了吗？

    4月10日，在清华大学果然举行了30万人批斗会。在江青、陈伯达的直接操纵下，一伙人拳打脚踢，强迫妈妈穿旗袍、戴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妈妈坚决抗议这种人格侮辱，她说：“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她承认是“三反分子”，妈妈又义正词严地驳斥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永远不反。”妈妈在大会前，作了长时间的答辩。她代表爸爸向群众表明了态度：“我们不同意你们的搞法，但我们决不跟群众对立，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

    那天晚上，我们回家把批斗的情景告诉爸爸。虽然我们预料到这对爸爸是一个无情的刺激，但我们不愿意向爸爸隐瞒真相。我们必须面对严酷的事实。当我们说到彭真叔叔、薄一波叔叔、陆定一叔叔和蒋南翔叔叔也同时挨斗，还有300人陪斗的时候，爸爸双眉紧蹙，仔细地听着，一句话也没有说，晚饭一口也未吃。

    春去夏来，骄阳似火。毛主席离开北京去巡视大江南北。

    就在这个时候，被煽动起来的红卫兵围攻中南海，要“揪出刘少奇”。一时，中南海墙外，帐篷林立，车水马龙，围得水泄不通。

    在爸爸身边工作了18年的厨师郝苗叔叔，突然被诬为“特务”抓了起来，这对爸爸身边工作人员造成很大的压力，他们更不敢再与爸爸接近了。

    7月18日清早，我们去中南海职工食堂吃饭，在我们常坐的饭桌旁吊着一张大字报，上面说根据江青、戚本禹“指示”，今晚要开揪斗爸爸的大会，回到家里，我们就告诉了爸爸。爸爸意识到生死搏斗已迫在眉睫。中午，他从衣服的口袋里拿出两份文件让我们看，一是毛主席肯定爸爸检查的批语全文，一是毛主席赞扬和推广“桃园经验”的批示全文。这是爸爸第一次让我们看中央的文件，也是唯一的一次。过去，他连自己的办公桌都不让我们接近。如今到了最后关头，他认为不能给孩子心头留下阴影，爸爸以期待的目光望着我们说：“你们都看了，这证明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啊。”

    当天晚上，几十万群众围在中南海的四周，上百个高音喇叭不停地喧闹。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的直接策划下，中南海的“造反派”把爸爸和妈妈分别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进行批斗，同时抄了我们的家。在斗争会上，不许爸爸说一句话，强按着他低头弯腰站了两个小时。爸爸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难以忍受这种折磨。他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被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把手绢打落，汗水滴在地上……

    斗争会后，爸爸和妈妈被分别隔离看管，加派了岗哨。

    8月5日，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又刻下了深深的刀痕。

    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一伙在中南海内策划了一场批斗刘邓陶的大会，分别在各家院内举行，与天安门的百万人大会遥相呼应。“中央文革特派员”曹轶欧等，亲临现场指挥，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说要在全国放映。

    那天，我们这三个一直在父母身边的孩子，被特派员命令参加大会，每个人身后还故意安排几个战士看守。我们几个孩子站在围斗的人群后面，满腔悲愤，眼看着爸爸、妈妈被几个彪形大汉架进会场。大汉们狂暴地按头扭手，强迫他们作出卑躬屈膝的样子，作“喷气式”，拳打脚踢，揪着爸爸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头拍照。

    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斗争会上，爸爸、妈妈不断遭到野蛮的谩骂和扭打。爸爸的每次答辩，都被口号声打断，随之被人用小红书劈头打来，无法讲下去。我们看见爸爸在尽力反抗，不肯低下那倔强的头。他坚持党的原则，严守党的机密，并为许多好干部承担责任。会场上，突然喊起打倒十几个老干部的口号声，爸爸却纹丝不动。那些人揪着他质问为什么不喊口号？爸爸回答：“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

    接着，那些人把爸爸、妈妈押到会场一角，离开我们只有几步远，硬把他俩按下去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爸爸被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掉，光穿着袜子。就在这时，妈妈突然挣脱，一把紧紧抓住爸爸的手，爸爸不顾拳打脚踢，也紧紧拉着妈妈的手不放。他俩挣扎着挺着身子，手拉手互相对视。这是爸爸跟妈妈最后握手告别！从他们颤抖的双手，从他们深情的目光中，我们看到这两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在互相鼓励，我们看到了无限深厚的情谊。在短短的一瞬间，他们传递了自己内心的信念。在近20年的革命斗争中，他们忙于工作，无暇叙说。但他们彼此理解，心心相印，一往情深。有什么语言能表达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又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们分开？他们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我们多少次看见他们一起去看大字报，但从来没有听到他们彼此间有一句怨言。而今，在这耻辱的“刑场”上，他们要诀别了，永远诀别了。有哪个儿女眼见父母在这样狂暴的蹂躏下握手告别，能不肝肠寸断呢？！几个坏人狠狠地掰开了他们的手，妈妈又奋力挣脱，扑过去抓住爸爸的衣角，死死不放……然而，暴力终于把他们分开了。那些人把一幅画着绞索、红卫兵的笔尖和拳头的漫画套在爸爸的头上。在这一片谩骂和围攻之中，谁能想到漫画的绞索套中竟是我们8亿人民合法选出的国家主席！

    斗争会结束后，爸爸被押回办公室，他疲惫已极，余怒未息，立即按铃把机要秘书叫来，爸爸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义正词严地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爸爸要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维护国家的尊严，维护人民的神圣权利，为捍卫神圣的宪法作最后的斗争。尽管秘书当夜就写了汇报，但爸爸的抗议没有得到任何回答。8月7日，爸爸给毛主席写信。他严正抗议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书面向毛主席提出辞呈，并向毛主席写明：“我已失去自由。”

    经过这场非人的摧残，爸爸的腰伸不直了，打伤的右腿一瘸一拐地拖着，只能双手扶着走廊的窗台一步一步蹭着移动。为了不使我们难过，一见到我们老远在望着他，他就放开双手，强伸起腰，那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爸爸每淌一滴汗，我们心上就淌一滴血啊！

    妈妈仍关在后院，头破了，还被强迫劳动搬砖。一位站岗的哨兵看到妈妈背一大筐砖很吃力，就大声“训斥”说：“你不会一次少背几块吗？”语气是凶狠的，却包含着极大的同情。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个哨兵立即被调走，复员回乡了。

    尽管看到爸爸、妈妈惨遭折磨，心如刀绞，我们还是要站在走廊上隔窗远望着。能看爸爸、妈妈，毕竟是心灵上的一种慰藉啊。可是，万恶的林彪、江青一伙连这一点也不容许，他们竞采取了更恶毒、凶狠的手段。

    那是1967年9月13日上午10点，突然，通知我们立即收拾行李，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批判。谁知，这竟是我们和亲爱的爸爸的永别！

    瑟瑟秋风，抽打着我们稚嫩的脸颊；滚滚车轮，碾压着我们年轻的心………

    对于这一天，我们并不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我们站在空荡荡的车斗里，看着三个小行李卷。爸爸的嘱咐，又在我们耳边回响：“年轻人要勇敢地走自己的路，许许多多的革命前辈就是从无数的坎坷中锻炼出来的。”“要记住：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一定要作人民的好儿女。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的叮咛一字一句地镌刻在我们心头。我们铭记着爸爸的嘱咐，离开家，走到人民之中。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同天下午最小的妹妹、年仅6岁的小小和阿姨也被赶出中南海；晚上妈妈被正式逮捕入狱。这，就是我们生离死别的一天。

    直到1972年，我们用长满茧子的手给毛主席写信，希望看看自己亲爱的爸爸、妈妈。8月16日，中央专案组来人向我们传达毛主席批示，说：“可以见见妈妈。”我们一再追问：“爸爸呢？我们还要见爸爸！”他们不敢说，就走了。

    第二天，他们才又来传达毛主席指示的头一句：“父亲已死。”口头通知我们，爸爸已于1969年11月12日晨6时，因肺炎死于开封；他的骨灰由组织上保存，不能给我们。并且不让我们对外人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不知道。

    听到爸爸不幸去世的消息，我们的心被撕碎了。多少年来，我们找爸爸，怀着一线希望拼命找，没料想爸爸已死去三年了。我们没有眼泪，只有切齿的仇恨。我们齐声追问：“为什么死于开封？为什么死于肺炎？什么人去抢救的？爸爸什么时候走的？当时是否已经病了？妈妈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叫我们去？”专案组的人瞠目结舌，神色极为慌张，用颤抖的声音说：“我们只能说这些。”就在同一天，专案组把爸爸的死讯通知了狱中的妈妈。

    8月18日，我们第一次去监狱见妈妈。五年啦，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盼望这一天，梦中千百回地呼喊着。头天晚上，我们激动得一夜没睡。深夜里小小梦游，抱着毛巾被跑出来叫着要见妈妈。可是，真见到妈妈的时候，她竟不认得，不会叫，木呆着。我们也都惊呆了：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妈妈仔细端详着我们这些长大了的孩子，半晌才说了一句话：“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是啊，谁能想到我们会活下来呢，可活下来又是多么不容易呀！我们不愿讲80岁的外婆怎样惨死在狱中，也不敢提及爸爸早已离开人间，我们不忍提及我们每个人活下来所经历的苦难，我们尽拣好一点的话来安慰妈妈，讲林彪一家摔死的喜讯来鼓励妈妈，讲我们如何在人民的抚育下长大成人，让妈妈放心……五年的离别之情，像滔滔江河奔流不尽，身旁的看守，专案人员的怒目相视，也无法斩断这股情流。过去的一切爱、恨、恩、仇都融化在岁月的巨变之中，埋在心底里，今天才从母女们相视的目光中迸发出来。最后分别的时候到了，看守们强拉着妈妈回去，我们哭喊着：“妈妈呀，可怜的妈妈呀！”妈妈回过头来，满面泪水，隔着窗户，向我们点着头……

    从这天起，我们就为新的使命而斗争：我们要弄清爸爸的死情，爸爸是为党受屈、为人民而死的，他是人民的儿子，他的骨灰也属于人民，我们绝不能让爸爸圣洁的骨灰落到“四人帮”的魔掌里。爸爸呀，我们就是拼掉性命，也要找到您的骨灰，夺回您的骨灰！

    多年来我们访踪追影，到处打听。我们找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但他们在爸爸去世时也都撤走了；我们托多少人到开封打听，甚至找到他最后被关押的地方，但也是人去室空。多少年，我们忍耐、等待，小心而又热切地找寻。

    1976年10月，党和人民一举粉碎“四人帮”，人民胜利了！党胜利了！多少年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我们忍受着时间的煎熬。经过千辛万苦，从许多有关人员那里，从当时的有关记录中，我们把一个片段、一个片段连在一起，成为一幕幕难忘的画面，清楚地看到了爸爸在最后那些日子里的悲惨遭遇……

    1967年9月13日，就在我们被迫离家后的当天，妈妈也被关进了监狱。起初，爸爸并不知道这突然发生的一切。他仍然佝偻着身子，手扶着走廊的窗台，拖着打伤的腿，一步一步地蹭着，想看到自己的孩子们；又蹭到妈妈曾被关押的后院墙根，想听到里面的动静。然而，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每次都是失望地蹭回来。周围的一切是那么寂静。一天夜里，家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再也不许爸爸出门到后院墙根了。接着，几个战士又奉命来搜查爸爸的房间，并要他把皮带解下来。爸爸厉声抗议，话音刚落，就被按倒在地，强行把皮带抽去。爸爸发火了，气得浑身打战，半天爬不起来。

    爸爸完全像囚犯一样！不，比囚犯还不如。

    之后，迟群跑来，代表“中央”给爸爸的警卫战士训话：“你们×中队负责警卫的人里黑帮出得最多，刘少奇就在这儿。你们中毒最深，要肃清流毒。你们现在的任务已经根本变了，不是警卫，而是看管刘少奇。”他还恶狠狠地加了一句：“要好好地看管，不能留情。”原来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被骂为“地道的保皇兵”，下了他们的枪，没收了证件。“看守”爸爸的战士，也加了双哨，层层监视，谁要是有一点“留情”，就要立即被批斗、关押或送回农村老家。这哪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党中央的心脏——中南海？这里，林彪、“四人帮”制造了一片封建法西斯的恐怖！爸爸就是在这种非人的环境中，孤苦伶仃地挣扎。他要坚持活下去，活到胜利的一天……

    当知道妈妈和孩子们都已被迫离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后，爸爸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再加上不给足够的安眠药，强迫改变生活习惯，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这种折磨使得爸爸成天神志恍惚，常常陷入沉思而忘掉一切。他的手臂曾在革命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扭打，如今又发作了，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饭厅吃饭，短短的30米距离，竟要“走”上50分钟，甚至两个小时。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谁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后根本不能走动了，只能由工作人员把饭打来吃。工作人员去饭堂打饭，被人骂作“保皇兵”，因此也不肯每餐去打饭，只好打一次饭，吃几顿。爸爸满口只剩七颗残存的牙齿，嚼不动窝头、粗饭，又长期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菜馊饭，常拉肚子，身体更虚弱了。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

    一个年近70岁的老人，怎么经受得起这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爸爸的身体日益恶化，有时神志不清。可是，那些负责监视看守的人却说：“此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要相应采取一些措施。”

    1968年仲夏的一个晚上，爸爸发起高烧。大夫来敷衍了一下就走了。第二天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的危险。上面得知后，立即派医护人员来抢救。为什么故意把爸爸折磨病了以后，又要抢救呢？当时中办的负责人对医护、工作人员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谁都知道，对像爸爸这样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白色恐怖、出生入死的考验，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共产党员，最大的摧残、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了，会诊医生提出离开监护环境住院治疗，被拒绝了；医生请求摘掉卧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以使病人精神不受刺激，也被拒绝了。他们就是要让爸爸这样活受罪，活受折磨。这以后，爸爸虽然没有瘫痪，却再也无力起身活动，每天在严密的监视中躺在床上。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人给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起床大小便。因为不活动，双腿的肌肉渐渐萎缩了。他的胳膊和腿由于常打针被扎烂了。护士记录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爸爸面对着林彪、江青一伙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残酷迫害党的各级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残酷现实，10月5日大哭了两次。他为革命奋斗了半个世纪，面对任何敌人、恐怖，面对任何流血、牺牲，面对任何委屈、误解，他从来没有大声痛哭过！今天，他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什么力量也无法阻挡他失声痛哭！他哭得是那么伤心。他把对祖国、对民族、对党、对事业、对家庭、对自己的所有的情感，一个真正的人的全部情感，从这决开的心堤里喷涌出来……

    紧接着，爸爸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引起不能下咽食物，只能靠鼻饲维持快要枯竭的生命。由于病痛和窒息的痛苦，他常常紧攥着拳头，或者伸出十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看着他那种难受情景，实在不忍心，就把两个硬塑料瓶子让爸爸捏在手里，到爸爸死的时候，两个塑料瓶已经完全变形，攥成了两个小“葫芦”。

    1968年11月24日，是爸爸70岁的生日。爸爸从来不让我们为他祝寿，他总是在这一天特别加倍工作，引以为最大的欣慰和欢乐。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年的生日——

    据说这天早上，爸爸听到八届十二中全会把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十二中全会开过整整24天了，单单在生日这一天让他听到。爸爸气愤已极，浑身颤抖，立时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体温升到40℃。但他一声不哼，只有那一双干涩的、快要绽裂的眼睛，喷射出怒火……

    秋风凄厉，枯木凋零。孑然一身的爸爸，独自承受着这最沉重的打击。

    从此以后，爸爸一句话不说了，连治病和生活用语也一句不说了，表示无言的抗议。敬爱的周伯伯动员了北京医院的两个护士来护理爸爸，可是这两位熟练而细心的护士也无能为力啊。

    1969年10月17日，根据林彪“一号手令”，将爸爸送往开封。爸爸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管。医生护士都认为：“随时都可能发生突然死亡。”当时中办的负责人来到爸爸房门口瞧了一眼，亲自叫人通知爸爸转移。护士只好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爸爸转过脸不看。护士又把这张纸拿到另一边，让爸爸看，爸爸又把脸扭了过去。爸爸原卫士长老李同志上前对着他的耳朵，心情沉重地把纸上的字念了一遍，爸爸闭着眼睛，一言不发。

    晚上7点多钟，爸爸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由专案组的人监护，让护士和原卫士长老李同志陪着，乘飞机飞往开封。林彪在河南的那个死党亲自把爸爸关进一个特别监狱。这里围墙高大，电网密布，戒备森严。

    这正是初寒的天气，爸爸在担架上因为没有穿衣服，一着凉肺炎又复发了，高烧39℃，呕吐厉害。而林彪在河南的死党却声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到11月5日，爸爸又一次高烧，抢救两天以后才降到37.2℃。当时在爸爸身边的人都说，他特别配合治疗。爸爸虽然不说话，但他的神志还清醒，他仍然想活下去，想亲眼看到林彪、江青一伙的下场。

    就在爸爸退烧的第二天，11月8日，专案组下令：凡北京陪同来的人，立即撤回北京，一个也不准留，连北京带来的药也不准留。临走之前，专案组的人特意到火化场看了看，但又说：“千万不要死在我们手里。”然后向当地负责人员训话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

    原卫士长老李叔叔一回到北京，就要向当时中办的负责人汇报情况。他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了，先休息一天。”可是深夜两点，电话铃催醒了老李：“他昨天已经死了，你必须再赶去。”李叔叔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连忙取了一些衣物匆匆赶往机场。

    13日凌晨，老李叔叔到开封，直奔爸爸的身旁。爸爸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着一个白床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颌一片瘀血……

    老李叔叔急切地询问了解，原来——

    11月10日晚发高烧，试体温表，5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39.7℃，“当时不能确诊是肺炎”，但却按肺炎治疗，不让送医院抢救。到11日深夜，嘴唇发紫，两瞳光反应消失，体温40.1℃。第二天6点40分，才发出病危通报；5分钟后，6点45分心脏停止跳动。两分钟后，值班医生、护士赶到现场。两个小时后，“抢救”人员才赶到……

    老李叔叔偷偷抹去夺眶欲出的泪水，给爸爸剪去一尺长的白发，刮去长而稀疏的胡子，穿上衣服和鞋子。深夜12点，六七个人把爸爸的遗体抬上一辆吉普车，小腿和脚伸露在车外，拉到了火化场。

    火化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半夜火化，只准留下两个工人。20多个军人把小小的火化场全部戒严。由中办专案组的人在火化单上填写——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并冒充死者的儿子刘源签了名……爸爸曾对我们说过：“我活着是个无产者，死的时候也要是个无产者。”可我们怎么也不曾想到，竟“无产”到这个地步：他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死时却成了“无业”；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地献给了人民，死时却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没有哀乐，没有哭声；他为党披肝沥胆，死时却没有鲜花，没有党旗……

    火化后，专案组宣布纪律，要用党籍和脑袋担保，谁也不准透露出去。并举行酒宴，宣布：“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

    林彪、江青一伙自以为干得神鬼不晓，人民毫无所闻；他们自以为“胜利”地清除了他们的篡党篡国的最大障碍。但是，党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对于任何人来说，历史自有公论，而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终于公正地落到那些炮制者自己的身上。历史是无情的，民心是不可违背的，真理之光是永远不会泯灭的。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爸爸，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怀念和尊敬。

    今天党和人民又把那应得的光荣还给了您，对于您来说，至高无上的光荣称号就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刘平平 刘源 刘亭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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