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和我的父亲洪赓飏是同乡、同学、同年。

    虽然此时刘少奇战斗在革命运动最前列，而我父亲则在做统治阶级的官，但彼此间还是存在着真挚的友谊。

    刘少奇和我的父亲洪赓飏是同乡、同学、同年。少奇同志生于1898年（光绪廿四年）11月24日，比我父亲恰恰大一个月。

    我祖母年轻丧偶，异常悲苦。封建之家是不容许再嫁的。于是她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望子成龙，以光宗耀祖。为使儿子成材，在我父亲6岁时，就聘请了老师在家课读。到儿子大了一些，祖母则又费心地为他俩请了一位当地最好的杨毓群先生任教。这位老师不但旧学根底好，而且读过一些国外的经典名著，思想较先进，能适应潮流。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后，这样的老师在乡间很少见。一些人家听说洪家聘请了杨老先生任教，便纷纷要求送子弟来入学。我祖母都一一婉言谢绝，唯有炭子冲的刘少奇例外，祖母说：“我第一次看见少奇，心里就十分喜欢。我见过一些人家的孩子，只有他与众不同。他穿着朴素，话语不多，却显得很懂事，沉静有礼。我看他一定会读书，将来必定有大出息……”

    少奇同志家住炭子冲，距我家约5华里。为了读书方便，祖母特地叫他住在我家，免费就读。由于他比我父亲大一个月，我祖母就要我父亲照刘家排列的顺序称他为“九哥”，并按当时风俗结拜为盟兄弟。他和我父亲也确实亲如兄弟，每天谈论学习，砥砺志行，食同桌、寝同床，情同手足。他对杨老先生十分尊敬，读书又十分用功。学习进步很快，因此深为杨老先生所赏识。两年之后（1913），他们一同考入宁乡县玉潭高等小学校，且同班同宿舍，感情更为融洽。从玉潭高等小学毕业后，又一道去长沙求学。刘少奇考入长郡中学，后转入宁乡驻省中学；我父亲则考入明德中学。之后，刘少奇于1919年在北京、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又去了苏联。而我父亲则去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他们一直保持书信往来，没有中断联系。

    1925年12月，刘少奇因积劳成疾，回湘养病。当时他已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在全国已很有声誉。12月16日他在长沙贡院西街文化书社被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下令逮捕。

    刘少奇被捕的消息经第二天的长沙《大公报》登载后，全国各地工会、各群众团体纷纷通电救援。父亲闻讯后，也积极设法营救。父亲当时还只20多岁，风华正茂，又是留洋学成归来，所以深为当权者所赏识，担任了会同县县长、洪江厘金局局长职务。厘金局是管税收尤其是管鸦片烟税的机关。当时大量鸦片从云、贵等省经湖南运往外地，洪江是个总关卡，征税不少，都是白花花的银元。厘金局为了押送税款，配备了武装，或由驻军派军队押送，是一个很为人羡慕的机关。当时的当权者及大小军阀无不对这个机关垂涎三尺。由于我父亲所处职位重要，所以和当时官场中的头面人物来往很多，关系密切，几年后即升任省厘金局长和省陆军调查处长。

    赵恒惕统治湖南时，既是督军又是省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下属三个师长，其中贺耀祖、叶开鑫二人都是宁乡人，且叶的军饷全由我父亲直接拨给，所以我父亲与他们的关系更不同平常。另外，我的母亲也与赵恒惕、贺耀祖、叶开鑫的眷属常在一起玩牌，尤其与叶开鑫的夫人关系密切。刘少奇被捕后，关在盐道衙门省府监狱。父亲闻讯后，派随身侍从周维宾去狱中探视，在狱中使钱，嘱咐狱卒善加看侍，并由他侍奉伙食。父亲为救刘少奇向赵恒惕、叶开鑫表示，愿以全家性命财产担保。父亲知道叶开鑫有收藏古玩字画之好，为了满足他的愿望，便深夜派周维宾赶到宁乡老家去索取家藏乾隆皇帝御笔等珍贵古玩。祖母听说是为了营救刘少奇，就毫不犹豫地取出了珍藏的字画古玩。另外，还在银楼赶制了一套全席白银餐具，连同字画古玩一起，由周维宾持父亲的信送去叶公馆，请他力保刘少奇……为了保释刘少奇，父亲还特地在怡园酒家、天乐居酒家两次宴请湖南省府要员和军界官员，请求联名保释刘少奇，每次宴会叶开鑫均参加了……

    由于我父母亲的努力活动，叶开鑫、贺耀祖等湘省军政要人联名向赵恒惕请求释放刘少奇，加上党组织的营救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刘少奇终于在1926年元月16日平安出狱，在狱中历时一个月。出狱的次日晨来我家告别后，即匆匆离开了长沙。

    可见，虽然此时刘少奇战斗在革命运动最前列，而我父亲则在做统治阶级的官，但彼此间还是存在着真挚的友谊。出狱后，他到广州等地继续参加革命斗争，而我父亲却天不假年，于1928年去世。

    长沙解放后，我考入了中南军区军需学校。家乡土改后，我母亲孑然一身，又不能躬自耕种，就写了一封信给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回了信，大意是，可去省文教厅请求分配工作，如不怕苦，可去北京学习。于是我母亲去文教所联系，领了去北京的路费到了北京。到北京后。经少奇同志批示，我母亲进了华北政治研究院学习。1952年毕业前的一天，母亲正在上课，一位政工干部告诉母亲，有位中央领导同志要她去一下，车子已在外面等候。原来，是少奇同志派了汽车来接我母亲去做客。母亲到达他的住处，才第一次见到自1926年春分别的刘少奇。见面之后，他询问了我母亲和我们兄弟的情况。当时，我那出抚给伯父做儿子的三哥，虽然已经在湖南大学毕业，但抗战时曾被日寇打伤，遗留下间歇性的精神不正常症，另两个哥哥也均去了台湾。母亲说到这儿时，心情不免显出悲伤。他安慰、劝导我母亲，说台湾一定会回归大陆，分离不会长久无期的。他还问我母亲有什么困难没有。我母亲告诉他说就是眼睛不好，缺少一副老花眼镜，看书写字有困难（当时实行供给制，是没有能力买眼镜的）。他当即从他办公的抽屉里取出一副他自己用过的眼镜送给我母亲，我母亲试了一下，正好合适。当天，母亲吃完午饭，还看了一场电影。这是解放后我母亲与少奇同志仅有的一次会见。

    （洪元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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