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炎热的夏天，室内温度高达摄氏30度，一开会就是大半天，或是到下午一两点钟，有很多人热得直扇扇子。周总理不但不扇扇子，而且衣领扣都不解开，他总是衣服整整齐齐的，或是主持会议，或是聚精会神地听取会议发言人汇报工作。

    周总理听后又一次严肃地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你们就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国务院不带这个头！”

    一

    1954年初，因机构变动，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搬出中南海，我们在政务院会议厅工作的小组有三四人留在会议厅，组长是高进喜同志，划归政务院秘书厅总务处领导。1955年年初，周总理办公室设立行政组，我们会议厅小组又归行政组领导，行政组组长是郭正同志（已故）。我们组的工作范围是政务院会议厅和西花厅的前客厅和陈毅、黄炎培两位副总理的办公室。任务是为周总理召开的政务院（1954年为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小型的专业会议，以及陈毅、黄炎培副总理办公室做招待服务工作。西花厅前客厅是总理接见和宴请外宾及召开小型会议的专用会议室。这里布置得很简单：正中有白栏杆沙发一套，两边各有两个小沙发，摆成半圆形，在沙发的后面左右两边各摆一排扶手椅子。也就是十几个人的座位，再有人多时，就摆上小布椅子；正面墙上挂一幅松鹤图，两边放两个小长条桌，桌上摆着花篮和花瓶。宴请外宾时就在前客厅的东边放一张餐桌，吃家庭便宴，很简单。周总理在这里接见和宴请过很多外国的领导人，并多次宴请过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及其他国际友人。所以，我见到总理的机会是比较多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1968年12月我被下放到设在宁夏的国务院“五七”干校后，才离开了我心中十分敬重的周总理。

    二

    建国初期，参加政务院政务会议的都是副总理、各部的部长、副部长及有关单位的领导。有时候需要研究讨论的事项很多，会议开得时间很长，上午讨论不完，总理就让主管会议的同志通知职工食堂准备午饭。通常都是便饭，四菜一汤（实际上就是四个菜），每次都是3个炒菜，一个大锅菜，不另做汤，大锅菜里主要是大白菜、豆腐、粉条，有时有少量的小丸子或肉片，用汤盆盛大锅菜，盆内放一个大汤勺，把菜盆放在桌子中央，既是菜又是汤，还有两个小菜，即咸菜和酱豆腐；主食有大米饭、馒头、窝头，都摆在桌子上，每人一碗、一盘、一勺，饭菜都是自己盛。总理很少在会议厅吃会议饭，都是回家吃家中的一荤一素的温热饭菜。总理不吃太热的饭菜，嫌热饭菜吃得慢，耽误时间。吃完饭他即起去继续开会。有时偶尔在会议厅吃一次会议饭，周总理总是按规定交粮票、钱票，并且要求参加会议的人都要交粮票和钱票。我们工作人员也要交粮票和钱票。

    总理开会的饭菜标准，谁都不能改变，不能搞特殊。就是总理不吃会议饭，也要随大家一起去饭厅看看，一是看看大家吃得好不好；二是看看是不是四菜一汤，超不超标准。看过后，走之前还要问一下司机有没有饭吃，都吃些什么。我们工作人员就告诉总理，司机们安排在职工食堂吃饭，有时还有面包香肠。这样，总理才放心地回家吃饭去了。

    建国初期，政务院政务会议厅条件很差，没有空调。周总理在政务院政务会议厅召开政务院扩大会议，有时近百人，会场没有制冷设备。我们工作人员在开会的前一天晚上把会场所有的门窗都打开，次日一早关上，开会前会场放上三四台电扇，每个电扇下面放上一大盆凉冰，用电扇扇着凉冰来调节室内温度，这样降温也很有限。在炎热的夏天，室内温度高达摄氏30度，一开会就是大半天，或是到下午一两点钟，有很多人热得直扇扇子。周总理不但不扇扇子，而且衣领扣都不解开，他总是衣服整整齐齐的，或是主持会议，或是聚精会神地听取会议发言人汇报工作。这种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

    我还记得国务院小礼堂（也叫新礼堂），它位于中南海紫光阁西侧，原为职工食堂改建。50年代中期，因其仅能容纳四五百人开会，与紫光阁综合使用难以配套，国务院有关部门准备修建新礼堂，结果建筑队刚拆了礼堂屋顶一个角，就被周总理看见了，他问卫士长成元功，拆礼堂干什么。成元功告诉他：“要修建新礼堂。”总理说：“原来的还可以用，为什么要修建新的，不能修。”并立即通知了有关部门。礼堂被拆的一角又补上了，只把原来很低的舞台稍稍加高了一些，其他部分维持原样。以后有关部门曾多次提出翻建，周总理都没有同意，他说：“国务院机关要带头贯彻中央厉行节约的指示。”1963年12月13日，周总理在陈毅、孔原、黄镇、童小鹏、乔冠华等人的陪同下离开北京到昆明，从12月14日至次年2月29日，访问了亚非14国。国务院有关单位趁总理这次外出时间长，就决定把小礼堂拆了，拆下的门、窗等都给了国务院农场，准备盖一个比较讲究的新礼堂。刚刚拆完，总理回国了。进中南海北门，正好途经小礼堂西侧，总理一眼就看见小礼堂被拆平了，就问他的卫士长成元功，这是怎么回事。成元功当时也不知道。回家后，总理让卫士长给有关单位打电话了解情况，问清后马上报告他。当他得知要盖一个比较讲究的新礼堂后，立即让成元功同志转告有关单位：“不能建新礼堂，不能改变原来的结构，要恢复原样。”可拆下来的门窗、玻璃等都没有了，于是重新做了门窗，为加快进度，我们服务科的全体人员也都参加了自制磨砂玻璃的工作，干了五六天。这样，盖成了一个和旧礼堂差不多的礼堂。现在的新礼堂是在周总理去世后，1979年翻盖成的。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确也需要建设一些新的大型项目。在筹备建国十周年的“十大建筑”过程中，国务院有关部门又提出修建政府办公大楼的计划，搞出了在府右街西侧，从西安门大街到西长安街之间修建大楼的设计图纸，并且还做出了整体模型。在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们把政府办公大楼模型搬到了国务院会议厅，让总理、副总理，各部、委的负责人看看，征求大家对政府办公大楼的意见。总理看到模型以后，有一天晚上把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找去，了解盖大楼的设想。高登榜把盖办公大楼的几种方案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听后又一次严肃地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你们就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国务院不带这个头！”

    这件事，周总理还征求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意见。习仲勋说：“人民大会堂是人民代表开会时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需要建设。中南海这个地方，过去袁世凯、段祺瑞他们办过公，我们拾掇一下就可以办公了，不一定要盖办公大楼。如果要盖办公大楼，府右街一片民房都要拆掉。”周总理马上说：“你的意见很好，和我的想法一样，国务院不需要盖办公大楼。”周总理又说：“在我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绝对不盖政府办公大楼。”他当机立断把国务院办公大楼这项建筑计划撤销了。

    以后，周总理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一有机会便以有人建议兴建国务院办公大楼的问题为例，告诫大家要经常警惕和反对“贪大”、“铺张”、讲求“排场”的思想作风。

    （石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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