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很适应空中生活，有时候气流肆无忌惮地把飞机抛上掷下、摇来摆去，有的服务员、飞行员都受不了，张开嘴巴“哇哇”地呕吐，周恩来却一点事也没有，仍旧谈笑风生，开着服务员的玩笑。

    那天总理的主食是米饭，他端着碗刚往嘴里扒拉了几口，一颗饭粒从筷子头滑落在桌面上，立即被周总理发现了。他先夹了一口菜放在嘴里，然后边嚼边去夹那桌面上的饭粒，没夹住，又夹。

    “什么？总理吃饭，你张瑞霭付钱？”

    “不过块把钱的事，没什么关系啦。”

    张瑞霭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在引为自豪的30多年驰骋蓝天的生涯中，还多次执行过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李先念、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专机任务。还驾机送过尼克松、蓬皮杜、铁托、金日成、马科斯等。多次处理过空中险情。目睹过周恩来总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

    毛泽东“无权”坐飞机；周恩来喜欢乘飞机；陈毅坐飞机“比咽粒枪子还难受”！

    美国将“空军一号”定为白宫历届总统的专用座机。不少国家的首脑也都有他们的专用座机供其享用。

    传闻一架苏制里—2飞机，是毛泽东主席的专用座机，这种传闻其实是不准确的。据我所知，只不过是毛泽东主席相对地坐这架飞机的次数多些罢了。毛泽东主席不仅没有专用座机，甚至还失去了坐飞机的“权利”。

    战争年代，我们没有民用飞机，当然根本谈不上个人专用座机了。进城以后不几年的工夫，为了保证毛泽东主席的人身安全，中央作了一条不公开的规定，禁止毛泽东主席坐飞机，限制了毛泽东主席的人身“自由”。尽管毛泽东主席喜欢能够“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现代化交通工具，但面对集体的决定、众人的关心，也只好“忍气吞声”。党的纪律是个人服从组织嘛，他也就将就着坐专列了。

    我的记忆中，早在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广东视察期间，提出去武汉游长江，遭到一致的强烈反对，他盛怒之下，不但游了长江，还坚持坐了飞机。从广州到长沙，再至武汉。遗憾得很，毛泽东主席乘坐的是空军的里—2飞机，而我驾驶的伊尔—14虽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飞机，却让江青享用了。

    毛泽东主席的“不幸”，就发生在他得胜后从武汉“万里长江横渡”完了，返回北京的途中。

    那一天，因为我的飞机速度快，便先于里—2飞机起飞，倒是一路顺顺利利，按时降落在北京的西郊机场。正因为里—2飞机速度小，跑得慢，待飞到河北的衡水地区，由西北方向压过来的一片雷雨云，此时已经堆积在航线上。飞机只好绕道东行。他们先东进达沧州，再折向北行，经过天津西面的杨村机场，再飞到西郊机场。由于兜了这么一个大圈子，到达西郊机场的时间比预计到达时间延迟了近一个小时。又由于雷电干扰，联络不通造成地面一片混乱。

    我降落后，做完飞行之后应该做的工作，正拎着旅行包和飞行图囊，准备随机组一道坐汽车回住所。在塔台坐镇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真不愧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高级指挥员，他虽然火烧眉毛似的坐立不安，却注意到了我的行动，见我正往车里钻，便扯着嗓门高声叫起来：“张瑞霭！你不能走！主席的飞机还没落地，你就溜？到塔台上来！我有话问你。”

    既然司令员下了令我哪还敢走，乖乖地上了塔台，他便非常详细地询问了航线上的天气情况。

    机场上有几位迎接毛泽东主席的有关人员，他们开始还互相交谈兴趣盎然，有的悠闲地开着玩笑。随着飞机着陆时间一分一秒地延迟，人群逐渐沉静直至空气都似乎凝固了的沉闷。他们之中有的不停地抬腕看表，有的双目茫然地遥望南面的天际，有的搓着双手来回踱步……个个惊恐不安。直到里—2飞机出现在众人的视野里，大家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重新振作起来，欣喜与庆幸写满他们的面孔。寂静的停机坪又响起了喧嚣声。

    那架载着人们心目中的希望与幸福的飞机轮子刚触地，刘亚楼司令员立即从座位上跳起来，冲下塔台，跑到停机坪等候。没等毛泽东主席走出飞机，他就站在才打开的机舱门前，冲着里面大声说：“主席呀！吓死我了！我们多为您的安全担心啊。现在好了，平安无事了。”

    从此，为禁止毛泽东主席坐飞机埋下了伏笔，毛泽东主席便丧失了坐飞机的权利。

    周恩来比毛泽东幸运得多，他如愿以偿，享有坐飞机的权利。

    1956年，苏联研制定型生产伊尔—14型飞机。苏联人从第一批新产品中，挑选出两架，同时起飞，一架飞往河内，送给胡志民主席；另一架也是由苏联人驾驶的飞机降落在北京的西郊机场，送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兴致勃勃地亲自到机场，参加了交接仪式，并参观了飞机上的仪器和设备。交接仪式很隆重：机场的建筑物上，飘扬着五色彩旗，人人喜气洋洋，一片节日的欢乐吉祥气氛，总理很高兴地发表了即席演说，苏联驻华大使也讲了话。我很荣幸地被选作第一位驾驶这架飞机的人，在半是兴奋半是紧张的情绪中，我驾机绕机场周围转了一圈，完成了半是试飞半是表演的飞行后，我跑到总理跟前，举手敬礼向总理报告：“飞机性能良好！”

    参加交接仪式的记者抢拍下了这个镜头。现在，这帧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成了我们家的珍品。

    这架飞机成为周恩来总理的第一架专机，但并非他一人专用，只不过总理基本总是乘坐这架飞机外出。直到1959年，我国从苏联购进一批更先进的伊尔—18型飞机，周恩来总理为了抢时间，才改用伊尔—18做专机。此后，虽然又陆续地从外国购进了三叉戟、波音、子爵等飞机，但周恩来总理很少乘坐别的机种。

    周恩来以及毛泽东主席的专机不专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还不具备足够的财力。那时民航的飞机屈指可数，周恩来专机上的设备都是活动的，飞固定航班的飞机周转不开的时候，就拆下专机设备，当普通班机使用。

    喜欢乘坐飞机的人不少，周恩来总理似乎特别喜欢，这大概与他快节奏、高效率的工作作风分不开。

    唐山、遵化、北戴河等地，从北京坐火车去，不过几个小时的路程，周恩来也是坐了飞机来回。甚至连花上两个钟点火车时间就能到达的天津，他也是飞着去。

    有一回，我在与总理闲聊时开玩笑道：“总理，你这个人很崇拜飞机嘛。”

    闻听此言，总理显得有些吃惊，炯炯的目光望定我好一会儿说：“飞机好呀。它快嘛，能够节省时间，办事效率高啊。我的身体又很适应坐飞机，何乐而不为呢！”

    停了一会儿，总理又笑着补充道：“但这并不等于我不支持铁道部的工作，不关心铁道部的建设啊！”

    唯物主义者信奉天命论似乎很荒唐。但人世间繁繁杂杂的许多事件中，还真得讲点天命论，讲点缘分。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工作繁忙，在他案头的日历上，那张纸常常排不下他当日的工作日程。上天便给予他一副经得起翻飞颠簸的筋骨。周恩来总理很适应空中生活，有时候气流肆无忌惮地把飞机抛上掷下、摇来摆去。有的服务员、飞行员都受不了，张开嘴巴“哇哇”地呕吐，周恩来却一点事也没有，仍旧谈笑风生，开着服务员的玩笑。

    乘飞机的时候，周恩来喜欢坐在临窗的座位上。他长时间批阅文件感觉疲倦的时候，就凭窗向外眺望，观赏脚下的秀山丽水，以及村镇城市的景色风光，偶尔也会望着头顶轻纱般飘浮的白云出一会儿神，借以使大脑稍事休息。看上去，周恩来坐在飞机的客舱里如同坐在中南海的办公室一样舒适惬意。

    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像周恩来那样具备坐飞机的先天身体素质。如陈毅元帅，坐飞机对于他就不是件轻松愉快的好事。

    1965年的初夏，周恩来总理为团长、陈毅副总理为副团长的我国政府代表团访问非洲的坦桑尼亚。回归时，途经叙利亚，两国领导人决定：在机场进行短暂会晤。

    飞临大马士革，总理将阅读的有关资料交给秘书，并亲自动手把散放在桌面的文件、铅笔等物件放置整齐。之后，他的目光移到窗外久久凝视，不知是欣赏热带植物，还是观赏城市的建筑风格。当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下降时，周总理发现候机楼前列队等候的仪仗队，方才如梦初醒般收回视线。

    周恩来总理转过头来，一眼望见对面坐的陈老总，只见此时的陈老总如同受刑一般：两目紧闭，浓眉双锁，一动不动钢浇铁铸似的。本来，身体肥胖的人不容易晕机，陈老总长得连腰都弯不下去，系鞋带都得请人代劳，按理说，他不应该晕机。可飞机下滑打乱了人体的平衡，使得很多人不能适应，感觉头晕目眩、肠胃翻江倒海，好似五脏六腑随时有可能从口腔里涌出来。看着陈老总那副模样，周恩来总理知道他正在忍受着晕机的痛苦。犹豫了片刻，还是开口轻轻呼唤：“老总，就要落地了，快整理整理准备一下吧。”

    “嗨哟，落回地比咽粒枪子还难受啰。”虽然痛苦难耐，但陈老总一开口，仍不失平日的风趣、诙谐。随即，他睁开两只大眼睛，慢慢将头扭向窗口，瞟一眼窗外，见飞机只有地上的树梢高了，忙学着周总理的样，五指当梳，理平头上的乱发，整理好自己的仪表。

    二

    记者感叹：拍周总理的照片最省劲；周恩来气恼：“你们怎么这样不在乎！”

    人们敬重周恩来，钦佩周恩来，因为他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谈吐机警、礼貌谦虚……单就外观：他的堂堂仪表、翩翩风度，同样能倾倒每一个见到他的人。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由衷地赞扬周恩来总理：

    “我1972年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是我得到的最深刻印象之一……周恩来的外貌给人的印象是：仪态亲切，非常直率，镇定自若而又十分热情……周恩来是一位‘难于抗拒的……机智的、有魅力的、讲究策略的人。’他是我所结识的具有非凡天才的人物之一。”

    基辛格也在他的文章中发自肺腑地称赞周恩来总理：

    “他是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精通哲学、熟谙往事，长于历史分析，足智多谋，谈吐机智而有风趣，样样都卓越超群……简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温文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

    周恩来总理不仅在政治、历史、哲学等方面表现出他的伟大与非凡，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处处表现出他的超凡脱俗。

    我的记忆中，无论是在飞机上、汽车里，还是餐桌旁，周恩来总是整洁利落，飘逸儒雅。虽然身上着的是布衣，脚上蹬的是旧鞋，但他穿戴得合身得体，依旧那样与众不同，站在群体之中，总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特殊感觉。

    常常听到一些随机出访的记者聚在一起悄声议论：

    “嗨，如果所有的总统总理先生们，都像周总理那样，我们这些摄影记者就好当了。”

    细细一打听，方知记者们为周总理拍照时不管从哪个角度，也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时候拍，总理总是那么自然大方，那么光彩照人。周恩来总理有非常良好的习惯，正所谓“坐如松，行如风”，手脚从来没有多余的小动作，脸部表情始终镇定自若。所以，记者无须等待他特意拿捏出照相的姿势，就可以拍下令人满意的镜头，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保持仪表仪态的整洁美观，周恩来认为不仅仅是个人的修养问题。作为一位文明古国的总理，他的一举一动，都要给国人做榜样，他的一颦一笑，都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修养，周恩来总理因此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观形象。

    中国民航飞机第一次远航非洲大陆，我们出动3个机组同行，大家轮换着休息。在开罗降落加油前，我在后客舱里休息，得以亲眼目睹总理细致地整理自己。

    下滑前，值班机长向总理报告：

    “总理，快到开罗了，现在准备下降高度。”

    “好。我知道了。”

    卫士走到总理的办公桌前，把桌上的东西收拾妥当，装进文件包。

    “我也该准备准备一下。”

    我很诧异，总理需要准备什么呢？会谈内容？这是早该定了的。难道会是具体的措辞，那……我正百思不得其解。却见周总理抬起左手，五指分开，从前额至脑后，梳理起头发来。然后两只手同时从两鬓拢向后，把理乱了的头发抚平。他的头发本来又黑又亮，经过这么一整理，更加蓬松美观了。

    头发处理好之后，又两手举到眉心，用食指和中指，轻轻夹住两道浓而长的眉毛，从眉头顺势到眉梢。再用手掌，轻搓面颊。最后站起身，从上至下整理衣冠。

    初次看见周恩来总理如此细心地整理仪表，的确心中惊奇，奇怪这么个总理全国千头万绪大小事情的总理，还会这样注意诸如此类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后来，我便逐渐习以为常。因为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每到一地，周恩来总理都是如此这般地准备一番。我的思想对于周总理所注重的这些“区区小事”逐渐有了正确的理解。周总理无论在任何场合公开露面，所代表的都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形象。而处处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周恩来总理，绝不把个人的仪表看作小事。

    不过周恩来总理素来有爱整洁的习惯，这种良好习惯的养成还要追溯到他的童年时代。据说他在天津南开读中学的时候，就因为一个男孩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而常常成为同学们取笑的对象。

    参加外事活动，周恩来总理自始至终保持着旺盛的精神面貌，无论活动的时间有多长，他绝不会有瞬间的懈怠。衣着也始终整洁如新，绝不会因起坐而弄皱。在机场迎接外宾，常举行冗长的仪式，但无论是夏日里骄阳似火，还是冬季里寒风瑟瑟，他既不戴遮阳帽，也不戴防寒帽，任凭风吹日晒。遇到降雨飘雪的恶劣天气，跟随左右的人都很难适应，因为周总理不仅自己既不打雨伞也不穿雨衣，也不允许外交部礼宾司及有关部门前去的同志打雨伞穿雨衣。他教育那些有不满情绪的同志：往往第一个印象会给人留下最深的记忆，而我们应该给每一个外国朋友留下好的印象，使他们对中国人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1972年2月17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激动而又兴奋地走下波音“空军一号”飞机时，第一眼所见的周恩来，留给他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就是：“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尼克松在中国逗留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星期”，期间有过很多重要的会晤、会谈。几年以后，他的回忆录问世，书中特别提到深深印在他记忆里对周恩来的第一眼印象。因而，周恩来不戴帽子挺立寒风中的形象，又留在了千千万万人的脑海里。

    接待外宾，周恩来有一条原则：一视同仁。不管客人来自东方还是西方，大国还是小国，强国还是弱国，老朋友还是新朋友，他永远风度翩翩地出现在每一位外宾面前。

    前越南总理范文同，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多次到我国访问。一般规律，熟人之间礼仪方面随便一些，双方都不会产生什么误解。因此，当范文同又一次来我国时，他的座机在首都机场降落后，徐徐滑向停机坪的过程中，等候在2号楼（供中央首长及外国首脑专用的候机楼）的中央有关首长跟随周恩来总理迎了出去。从候机楼到停机坪，还有200米左右的一段距离，周恩来率先走向停机坪。他走路的步速向来很快，这次又因时间略微紧张，步子更快些，与他同行的人相跟着很费劲。可能因为范文同已是老朋友，跟在总理后面的那些随行随心所欲信步走来，他们有的倒背双手，迈着四方步，有的东张西望如街头闲逛，有的接着候机楼里的话题，继续交谈，不知不觉中，他们与周恩来总理之间便拉大了距离。

    脚步匆匆的周恩来感觉情况有所不同，回头一瞧，一行人稀稀落落、懒懒散散，眉宇间立即堆满了气恼，像冲锋陷阵的前线指挥员一样，他左臂由后下方用力向前上方一挥，厉声道：“快走！快点走！后面的跑几步。紧凑点嘛！这像什么话？你们怎么能这样不在乎呢！”

    见总理动了肝火，一行人害了怕，忙拿出当年急行军的本事追了上来。

    周恩来总理对于高级首长要求很严，对为外宾服务的普通服务员的服务水平同样要求很高。因为他们的服务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国民素质、文化修养、道德水准。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来我国访问期间，周恩来总理陪同他访问了重工业城市——沈阳。就在从北京飞往沈阳途中，服务员小王为周恩来、布迈丁送茶。她从托盘里端起一只茶杯，欲往总理面前放，总理见了，忙用目光示意她先给布迈丁总统，并机警地提醒小王：“总统先生，请喝茶！”

    小王立即明白了总理的意思，把手中的茶杯轻轻搁在了布迈丁总统的眼前。

    当晚，周恩来总理把机组召集在一起，亲自宣讲做服务工作的重要性，并耐心地告诉大家服务工作中应注意的礼节，以及一些服务常识。他的脸色虽然很严肃，但语气却很温和。两只眼睛慈爱地望着面孔涨得通红的小王，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工作就像一部机器，每个螺丝钉都很重要。哪个环节稍不留意，就会使外宾对我们产生大国沙文主义的感觉，需要做很多补救工作才能消除隔阂。特别是对那些弱小的国家，我们的工作更要细致。外宾到我们国家来，就是我们的客人。家里来了客人，理应先给客人送水嘛。如果有夫人或女士，还得女士优先……”

    民航服务员换了很多茬，“先宾后主”的服务原则已写进服务员职责，也深入一代代服务员的心中。

    三

    “总理吃饭，你付钱？”；“用厕所当然交费”；“这礼品应充公”；水果糖和鸡毛菜。

    经历过血与火、生与死考验的前辈们，他们清正廉洁，生活俭朴，一心为民。但是，到了80年代，时间似乎改变了人们的生存观念，便有了不少的男男女女对前辈们的艰苦生活不相信、不理解。可能社会上的一些正反两方面的外部因素，为他们提供了思想根源。一方面是现在的生活条件的确大有好转，人们对过去的艰难没有切身的体会。另一方面是现在某些领导人不能严于律己，使群众失去了信任感等，但不管何种原因造成了一部分人的偏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国家领导人，生活从不铺张却是千真万确。不管人们信与不信，我总希望将我所见到的周恩来总理的俭朴生活告知后人，似乎是我应完成的一项责任。

    首都机场候机楼和北京车站一样，里面设有餐厅。周恩来总理在等候迎送宾客的时候，常常在这里就餐。我担任北京民航局局长以后，因为总理随时想起什么问题就要问，或者有什么事情随时要交代，所以总理吃饭时我也在旁边陪着。

    周恩来总理的饭非常简单，两菜一汤，一荤一素，主食是米饭，或者素菜包子，他很爱喝绿豆汤，爱就花生米喝酒。酒历来是他的喜爱之物，在他十几岁还是中学生的时候，他的酒量已使周围的同学羡慕不已。

    我第一次陪周恩来总理吃饭，给我的印象一生都不能忘怀。那天总理的主食是米饭，他端着碗刚往嘴里扒拉了几口，一颗饭粒从筷子头滑落在桌面上，立即被周总理发现了，他先夹了一口菜放在嘴里，然后边嚼边去夹那桌面上的饭粒，没夹住，又夹。可能因为他的右手不方便的原因，如此反复几次以后，才把那粒饭夹住。我张开嘴，正要喊服务员给换双干净的筷子，不想，周总理却从容地把筷子伸进嘴里，脸上一副得胜的神情，此情此景，惊得我张开的嘴巴好半天才合拢来。

    曾听人讲，周总理喝玉米糊糊，因碗边上粘了一层，便用食指沿碗转一圈，把碗边的剩渣都刮来吃掉。听了这个故事，我一笑了之，并不真信，以为不过是一些尊敬总理的人编就的故事。我望着眼前周恩来总理那张清瘦的脸联想起这则往事，鼻腔不觉有些发酸。但以后见多了，便也习惯了。

    吃饭交钱，这是周恩来总理的规矩，从不违背。我们自然也不破坏他的规矩，也历来公事公办。有一回，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我想先去把账结了，免得总理过于仓促。我站起来，对总理说：“总理，您慢慢吃不要急，我这就去把账结了。”

    “什么？总理吃饭，你张瑞霭付钱？”

    “不过块把钱的事，没什么关系啦。”

    那时候物价便宜，两菜一汤就这个价。我边说边从桌边站起来，还未迈步，周恩来总理用筷子朝我脑门一点：“那么旁人知道了，会怎么想你又怎么看你呢？”

    听他如此说，我立即收住了刚刚启动的那只脚。

    后来，我把这件事说给他的卫士长老张听，老张笑着打趣：“他这个人就是不喜欢别人巴结嘛！”

    我很尴尬，无言以对。老张见状又忙打圆场：“老兄别多心，逗逗乐罢了。”

    接着，老张给我讲了几件事。

    咱们国家大，事情自然就特别多，总理也就特别的忙。他总是在睡觉前把第二天的工作写在日历上，常常一张纸写不下。甚至开宴会他也不能专心一致，总有秘书拿了文件在一旁等着。有次宴会设在北京饭店，开席不多会儿，秘书拿了一份急件匆匆赶来。所以不等宴会撤席，总理就在饭店要了一间房子，批阅那份文件。

    文件批阅完之后，总理吩咐老张：“你去结下账吧！”

    “怎么？我们前后用了不到一个钟头，还要交钱？”老张叫起来。

    “这一个钟头里也许就有客人要住这间房呢。这不就让我们搅了他们的生意吗？”

    老张只好去付钱。可北京饭店经理知道了，他也不干，急慌慌找到总理：“总理呀！您批文件也是办公事，怎么能自己掏腰包呢？再说这客房本也是空着的嘛。”

    “我还使用了你们的卫生间呀。”

    “……”

    经理拗不过，只好作罢。老张按饭店住宿标准，交了15元钱。开了一张发票，留作总理下月工资里扣钱的凭证。

    “嗨，你不是很了解，总理这个人凡事都很认真，有时候用车去看个私人朋友，回来也要记账交费。我们这些身边工作的人尽跟着人‘沾光’。每次出国，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回国后还要按基本伙食费交饭钱。

    “非洲的加纳盛产黄金，我们跟随总理去访问的时候，人家送代表团每人一件金首饰。这回我们都很高兴，总算可以给老婆送件礼物了。可是，东西还没有到手就充了公，大家高兴得太早了。不过女同志还幸运，得到了属于她们的那份，因为总理有话：‘女同志嘛，可以例外。’”

    看着卫士长满脸的不高兴，我也趁机打趣他道：“总理这个人啦，就是不喜欢占便宜！”

    周恩来总理从不拿一点儿不属于他的东西。尼克松从北京到杭州，到上海，乘坐的都是总理的专机（也就是说乘的是中国人开的中国飞机，不是美国人开的美国飞机），因此，机上配备了齐全的各类礼品，档次很高，云南的高级香烟、贵州的名酒茅台、景德镇的瓷器、苏州的刺绣……尼克松离开上海去日本，周恩来完成任务返回北京，途中，他对杨德中（当时的总理办公室主任）和我说：“飞机上的东西，我们谁都不能拿，不能慷国家之慨。”

    “那自然，那自然。”杨德中边点头边回答。

    总理又目视着我：“你张瑞霭也不能慷国家之慨。”

    我也忙表态：“坚决照总理的指示办。”

    跟随周恩来总理多年，我们耳闻目睹总理廉洁奉公的作风，无形中自己也养成了不贪身外之财的好习惯，可谓“近朱者赤”嘛。即使总理不嘱咐，我们也绝不会去动一下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无论它多么有价值和珍贵。

    民航班机上备有小礼品，赠送给每一位乘客，总理专机也不例外。另外还特殊照顾供应些糖果招待周恩来总理。服务员小王发现总理很爱吃水果糖，下飞机前便随手抓了一把，塞给卫士小张。

    回到家，小张喜滋滋地把糖掏出来，放在一个小盘子里，端给周恩来。

    “总理，吃糖。”

    “嗯？你从哪里弄来的？”

    周恩来见糖后也一脸的喜悦。

    “小王给的。她说您爱吃，特意让我带回来一把。”

    “我怎么就要特殊呢？应该拿的礼品我们不是都有了吗？”

    总理的脸色由喜变怒。

    “不就几块糖吗？”

    小张的脸色由喜变怨。那言外之意：干吗小题大做呢？

    “问题不在于东西大小多少。别的旅客都有吗？没有，可我们有，这就是特殊！”

    又坐飞机外出时，小张因挨了批，直向我抱怨。小王怏怏地过来告诉我：“张局长，总理叫你去呢。准备好刮鼻子吧。”

    “什么事？”我一下紧张起来。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还不是为了那几块糖。”

    “哦！”

    我的神经松弛下来，望一眼小张，他正幸灾乐祸地冲我笑呢。

    前舱是会客室，我知道总理一定在那里。除特殊情况，总理很少到有卧具的休息室休息，总是在会客室里工作，或批文件，或与同时乘机的同志、朋友交谈，或向机组的同志了解调查情况。有外宾时，他就更不能休息了。

    总理听见我进去，眼睛从铺在桌面的文件上移开，直盯着我。稍停，才一本正经地开了口：“瑞霭，你知道小王、小张他们为我搞特殊化的事吗？”

    “您是指的那水果糖吗？”

    “看来你已经知道。我坐你们民航的飞机，也是普通旅客，你们不要给我特殊待遇，那样就脱离群众了嘛。你回去跟小王、小周她们几位同志讲一讲，以后再也不要特殊对待我啦。”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走了几个地方，最后从上海返回北京。飞机还没有退出跑道，周总理就已经从会客室出来，等候在通往驾驶舱的门口，准备与机组人员告别。飞机滑行时有些摇晃，服务员忙扶总理站稳。与机组道别、同每一位握手致谢是周总理每次坐飞机都少不了的。就是在他重病在身的1972年最后一次坐飞机，也没有忘记向机组的每一位同志道声“辛苦”。这常使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感动不已。

    飞机停稳后，总理走下舷梯，走向早已等待着的黑色“红旗”小轿车。卫士小张先于总理下飞机，正往车上装行李（总理外出，自带行李，已是多年习惯），周恩来锐利的目光一眼发现行李当中，比去时多了一个纸包，他收住脚步：“小张，你倒是由小包换成大包了啊！”

    “上海带的鸡毛菜。您爱吃，就……他们非让带着……”

    小张慌忙解释，连话都说得不顺溜了。

    “付钱了没有啊？”

    “就这么点，顶多够吃两顿。”

    “嗯，又是白拿。算啦，既然已带来了，就收下。回去称一称，记上账，下次去别忘了付钱给他们！”

    总理看到小张总是带笑的圆脸上布满了愁云，便不再严厉批评他。从此，卫士们的兜里，多了一个小账本。

    作为地方的同志，总希望给总理送上当地的土特产表表心意什么的。但他们也都知道总理的为人，而且卫士的这条路子也走不通，所以就悄悄将东西送到飞机上，请服务员帮忙。卫士们无可奈何，只好该称的称，该量的量，记好账，下回付钱。

    并非对地方送来的东西一概收下，那要视礼物的类别而定，如果礼物太高档，靠周恩来总理的工资也支付不了那么多的礼物费用，就一律退回。如果礼品属上海的鸡毛菜、广州的荷兰豆之类，当然不收也得收，不留也得留。假若超出了这个范围，就会被如数奉还。有次云南省的领导同志也是通过服务员的手，不知给周总理送了一包什么东西，周恩来总理让民航班机当即退了回去，并委托邓大姐附了一封信。

    （李克菲 彭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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