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

    【一】

    姥爷当年是南京武定门小学校长。姥姥显然是武定门小学的校长太太。武定门小学当然在武定门。

    比较特别的是学校里有一段铁路，或者说有一段铁路穿过武定门小学，穿武定门小学而过。武定门小学被铁路一隔为二。

    顺理成章的，铁路的两边（途经武定门小学路段）竖起了两道隔墙。顺理成章的还有：铁路之上架起一座木制天桥，以便把学校被隔离的两部分重新连接起来。

    铁路和天桥是当年武定门小学与众不同的景观。从平地上看如此，阳台上看如此。从空中向下俯瞰也如此。

    日本人轰炸南京时一共向这个可疑的目标投掷了三枚炸弹。三枚都是哑弹——日本帝国主义的穷兵黩武可见一斑。三枚哑弹即是三块石头。他们不遗余力地把三块石头搬上蓝天向下砸去。

    一块把操场砸了个大洞。一块穿顶而入落在姥爷的办公桌上，使他心爱的玻璃板碎成粉末。还有一块不知去向。三块或三枚都没击中目标。

    日本小飞机在被火车煤烟熏黑的天桥上空兜了一圈，丢下一二三枚炸弹，然后低得就像自己要去撞桥上的栏杆。然后飞走了。姥爷一面看一面数，绝不可能有误。

    他忠于职守，最后一个撤离学校。不仅数了炸弹，而且在静候它们落地时的爆炸。可是姥爷听到的唯一一响在他的校长室顶上，接着炸弹就躺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纹丝不动，要说像一方镇纸，未免太大太圆了些。它光滑发亮，被来自天花板上新开天窗里的一束阳光所照耀。

    姥爷拿起躺椅上的一条毛毯（平时午休时所用）将炸弹裹好，锁好校长室，前往区政府。由此诞生了携带炸弹的两种方式：怀抱婴儿式和腋下夹包式。

    姥爷一路上两种姿势换来换去。他不愿让人看见自己在逃难的路上怀抱婴儿，或被怀疑为正席卷公款在逃——腋下的皮箱里珠宝很沉，还须另一只手托着。

    火光冲天，远处爆破声不断，区政府大门紧闭。姥爷把炸弹连同毯子小心轻放在石狮前的台阶上，然后转身而去。

    【二】

    身为校长太太的姥姥当时在近郊陶吴镇避难。陶吴是姥爷的老家。日本人轰炸开始后姥爷就把姥姥以及他们唯一的子女我妈妈（当时只有六岁）送到了那里。

    然后轰炸的范围规模扩大了。不仅小学校里的操场、天桥，村头的磨房甚至高枝上的鸟窝也成了日本飞机投弹的目标。眼看陶吴也待不下去了。

    按部就班的姥爷按部就班地去了芜湖。他的计划是先看好一处房子然后租下，然后再回来接姥姥和六岁的妈妈。姥爷行事按部就班，在战乱年月仍是这样，似乎战争的节奏是按难民们的步伐进行的。

    买了车票，临时又带上了妈妈（唯有这一点英明地在计划以外）。因为分别时妈妈又哭又闹。她喜欢姥爷一直胜过喜欢姥姥。还有那天早上她看见了两根电线杆之间的电线上挂着的衣服碎片，就在镇东头日本小飞机来过的地方。

    妈妈是被从车窗塞进车厢的，南下逃难的火车已经爆满。父女俩去芜湖当地投奔一个颇有势力的亲戚，三毛家在一条街上开有三爿银楼。这是失散的开始。

    一般说来我比较相信妈妈合乎情理的描述，虽然当时她只有六岁，刚记事不久。但姥姥的回忆更加戏剧化、色彩浓烈。她是变故的直接受害者，以致一度精神失常。她所提供的画面完全是非现实的。

    覆盖江堤坡面的难民使人联想起运动场上的大型团体操，它所呈现的图案和语言那样地与众不同，使后来者难以理解。前面的人直接走下江去。后面的，不知渡轮已离开码头，仍在努力向前。日本飞机在外围投弹、扫射，并不击中目标。恐吓驱赶着他们，逐渐缩小范围。在那艘最后一班离岸的渡轮上，姥爷抱着妈妈站在栏杆边，对冲天而起随即垮下的水柱视而不见。姥姥在上船时挤丢了。

    于是就有了她驾一条小船去追一条大船。居然也让她追上了。大船上放下绳索或软梯，她放下槽起身去抓。由于某种力学原理小船反而向后移去。她失败了。——这段记忆的不可靠之处仅在于姥姥根本不是那样一个人，可以独自驾船划桨。除了当校长太太（而且还要是李校长太太）她绝对一无所长。

    【三】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姥爷、妈妈先于姥姥去了芜湖。安顿下来（因逃难的人太多房子没相到，暂住三毛家）再回陶吴接姥姥已不可能，陆路交通全断了。

    姥爷托人捎信给姥姥，让她尽快从水路来芜湖（下水船还有）。从此他天天带妈妈去码头接人，直到芜湖也遭轰炸，几天之后被夷为平地。

    按部就班的姥爷在战争年月没能使自己变得灵活一些，反而增添了另一些习惯、另一些成规、另一些仪式。在大路上守望亲人便是其一。有车站码头的地方他在车站码头，没车站码头的地方他在村口路边。—把手笼在袖子里，腰背挺得笔直，下巴上翘眼睛微眯，身边总蹲一条黑狗。三十多年后我们全家下放农村，这一情景反复重现。当时我也已经八岁了。

    姥爷头不秃，但头发全白，在村口守望着他的女儿（我妈妈）。后来守望的范围扩大到爸爸、哥哥和我以及我放的几只鸭子。我们总是在到家以前先碰见他。

    往回走的时候他并不和我们并排。他还要再站一会儿。似乎想说明刚才他站在路边不是在等我们，只是随便走走看看。从他那方面来说首先发现目标的当然是黑狗小黑。它周身一抖，向前蹿去。姥爷紧走几步，那架势就像是要和我们擦肩而过。

    他为他不可扼制的守望癖而不好意思。

    公社所在地和我们下放的生产队相距约十里。后来姥爷发展到在距村口五里六里七里八里的地方守望我们（爸爸妈妈在公社工作，哥哥和我在公社所在地上学），最后到了公社门口。

    如此固执的守望源于战争年月在芜湖的遭遇。姥姥终于没有出现在登岸的难民中。那时三毛家的三爿银楼已被炸塌两月——地头蛇也待不下去了，更何况姥爷？他带着妈妈向郑州方向而去，临走在芜湖大街小巷尚存的门市或断壁残垣以及电线杆遍贴告示，试图告诉姥姥他们的去向。

    【四】

    姥姥没有及时赶到芜湖当然是因为车船不通。当时姥爷把她托付给一个姓张的，妈妈的干爸爸。姥姥一直和张爸爸一家在一起。他们一截一截地雇船划向芜湖，到达时芜湖已经是一片废墟。

    甚至连岸也没上。船停靠在不远处的芜苇洲，每天雇人过江打探消息，关于三毛家，关于三爿银楼。没有结果。经大家分析认为姥爷妈妈已经遇难。于是姥姥领头张爸爸一家随后号啕大哭。

    哭了一场，胸中郁闷之气已解。毕竟没有看见父女俩的尸首。这时有人说姥爷不会那么呆，眼看着炸成这样还不带女儿离开？张爸爸继续雇人过江探听消息。大约受雇的人都是些不识字的船民，没有人提到贴满芜湖大街小巷的有关告示。

    这一期间江面开始有日本人的汽艇出没，有时也开到洲上来。姥姥和别的年轻女人统统躺在灶间，唯一的办法就是往脸上拼命抹锅底的黑灰。烟灰成了当时妇女们最抢手的化妆品——谁的脸最黑？谁的脸始终黑着？肯定是最有条件讲时髦的人。

    当然日本人没有真的破门而入，否则黑脸将作为意义相反的符号呈现。据一份战时资料透露（逻辑推导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当时日本兵营里已普遍了解，中国年轻女人喜欢抹黑灰，抹黑灰的是年轻女人。

    姥姥拥有当时洲上最可能多的黑灰（因为比较有钱），她拼命地抹。这个习惯后来发展成毫无节制地使用雪花膏：手指头挖进去，一下就是小半瓶。

    日本人呢？她只是从房东的后窗里看到过一次：列队扛枪向东去，个个都是大胡子。准确地说就是日本部队中的朝鲜人。

    然而姥姥看见了老虎，说是在水边淘米时看见了它的尾巴。一截白一截黑，不是老虎尾巴是什么？芦苇再怪也不能生成这样啊。一阵风过芦苇顺势倒伏，唯有这一根东西逆风而去。姥姥慌得扔下淘米箩向渔村狂奔。

    山林之王居然来到江上和鱼雁争食，事情过分蹊跷。都说姥姥因思夫心切神志不清了。接着发生了她从跳板上掉入江中的事。姥姥是被人拎着头发救起来的。

    【五】

    姥爷带着妈妈去郑州的途中遇过土匪。土匪怎么来怎么去妈妈毫无记忆。只知道有过这么一回事。当时他们落脚的那家围墙很高，墙头上架着鸟枪。

    当然枪没响（甚至狗也没叫）。妈妈醒来时土匪已经离去。油灯下姥爷已经被抢了。

    整个逃难期间她几乎都是在睡眠中度过的。几次性命攸关的关键性遭遇都是这样。妈妈以她良好的睡眠克服了危险旅程可能带来的种种心理创伤。

    可以设想在炮火连天时，一个熟睡的女婴在箩筐中被人挑过了千山万岭，作为一个明喻这是千真万确的。

    最近又有一件事被揭示出来。那是他们到达郑州以后，姥爷只身去重庆寻找工作，妈妈留下托付给一个亲戚，托付给他们全家。这家人在铁路上做事，为躲避轰炸一次坐火车举家搬迁。日本飞机及时赶到，盘旋再三（过去的半年里飞机炸弹像云彩和雨水那样一直跟随着妈妈）。火车当然不能再前进，就地停在一个弯道上。列车员把乘客赶出车厢去两边的树林中疏散，同时锁了车门。等这家人在草丛中伏下身来才发现妈妈不见了。

    这家的长辈（女性居多）当即捶胸顿足大哭失声：“这可怎么是好？他把宝贝女儿托付给我们，这下弄丢了，这可怎么是好？这可怎么是好？我们还能活吗？”他，指我姥爷。她们已经在设想怎样无地自容十二万分地愧对姥爷了。

    相反，年轻的一代头脑清醒被叙述的妈妈的一个表哥（大约十五六岁）设法穿过空地接近了车厢。他一面贴着车厢在听，一面示意这边不要慌乱。据他的判断妈妈在里面睡着了。

    故事的结束是警报解除他们回到车上，长辈接住妈妈大哭。妈妈醒来看见一家人围着她大哭于是也跟着哭了。只有她哭得莫名其妙。

    表哥的表现十分英勇。叙述者是妈妈的表姐，表哥的亲妹妹，如今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今年春节她邀妈妈去西安，姊妹俩进行了多次长谈。

    因为长虱子或防止长虱子被剃了光头，这是妈妈六岁时在睡眠以外记住的不多的事情之一。她戴一顶瓜皮小帽，成天用手护着。哥哥姐姐们趁其不备掀掉帽子揭穿她。他们叫她“小和尚”，而她总是非常在乎。

    如果说女孩都扎着一根或几根小辫子，妈妈就没法证明她是一个女孩。然而妈妈知道自己没有错，没弄错（把男孩当成了女孩），但就是无法证明这一点。她拼命要回她的伪装——爬到表哥身上去够他举在半空的瓜皮帽。帽子回到了头上，她依然是一个男孩。

    妈妈在六岁时碰上了性别难题——“凭什么说你是一个女孩？”他们问。但无论如何她还是像一个小姑娘那样生长起来了。她开始懂得爱美。女孩和美似乎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比较极端的说法：女孩就是美。

    稍后妈妈开始敏感到表兄们的殷勤。大家凑在一起时他们以贬低、捉弄她为能事（把她的帽子当球传，趁其熟睡在她的上唇上画一撮小鬼子的仁丹胡）。单独相处他们则尽量委屈自己，让妈妈尽量占先、占便宜。

    当时她的头发已经长出来了，并且越长越长，由小和尚变成了小男孩，又由小男孩变成勇敢的小女孩（即有男孩气的小女孩）。当她的头发多得足够扎两根冲天小辫，最后就变成了纯粹的小女孩，即温柔可爱的那种小女孩。

    这个由男变女的过程表兄们都看在眼里。妈妈也觉得比较喜欢他们中的一两个，因为长相，因为对她的态度或其他的什么。本来表兄妹间很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般的故事发生，但由于战争（妈妈所记忆的和平时度日没什么两样），一切发展都将被迫中断。

    【六】

    姥姥被人从水里救起后随张爸爸一家转移到桐城，继续探听姥爷他们的消息。芜湖是姥爷、妈妈最后消失的地方，比其他地方都更集中地吸引了姥姥的注意力。在梦中一条大青虫和一条小青虫钻入一道石缝，而形成石缝的两块石头在姥姥从未到过的芜湖的街上（有高耸入云的三爿银楼）。是否要把芜湖的所有石块都翻一遍才能找到姥爷和妈妈？日本飞机大致帮了这个忙。但大青虫和小青虫钻到更下面的泥土里去了。

    打探姥爷的路线变长了（从桐城到芜湖），姥姥仍坚持不懈。她准备在这件事上花掉自己所有的私房钱，然后上吊。她就是这么说的。由于绝望和不耐烦她出价更高。

    可以想象每天船夫们拖着竹篙从码头上来（篙身滴着水），向她报告一些消息。她则坐在堂屋里的大桌旁花枝招展、挥金如土。他们向她讲述沿江上下的见闻、传说，一些家破人亡或破镜重圆的煽情故事。她听得如痴如醉、两眼通红，用掉十七方手帕（最高纪录）并坚持忘记了雇佣船夫的目的。

    再后来讲故事的人有了座位（在桌子的另一方）、茶碗和其他听众（张爸爸一家），没了竹篙。再无人关心听者本身的遭遇如何。大伙儿相约把此举理解成阔太太花钱雇见多识广的人到家里说书解闷。应招者如潮。他们短衣变长衫，黑脸变白脸（有的还戴着金丝眼镜）。职业文人登场了，有昔日的教授、记者、秘书和秀才。信口开河也变成有案可稽。他们开始朗读、吟诵、讲解、教训，在青砖地上来回踱步留下皮鞋铁掌的磨痕。姥姥呢？伏在红木方桌上睡着了，还流了口水。她在精神上永远属于船民们的阶级，梦见日本鬼子的母鸡正啄食父女俩化身的大小青虫。

    最后一位说书人是姥爷的同事，小学国文老师。他的出现使姥姥猛然醒悟，想起花钱雇人的目的。前者恰好准备去武汉，便鼓动姥姥在武汉的报纸上登报寻夫。最后的财产被拿出来——一枚金戒指，从戴着的手上取下交给了对方——国文老师同时也是姥爷的同事。

    【七】

    姥爷去重庆迁建区报到。迁建区，顾名思义是由南京方面迁来避难的政府机关及机关工作人员和家属组成的。姥爷被派往青木关小学任校长，后到歌乐山小学任校长兼教导主任直至抗战结束。

    姥爷是读书人，看报关心时事。即便姥爷不看报，他的朋友、同事也是读书人每天看报。姥姥寻夫的广告一出现便被收集，大约一共十七张剪报寄往姥爷的办公室。也有夹着整份报纸找来的，所谓风风火火。

    姥爷已经关门谢客，独对这张登有姥姥消息的报纸，在灯下造表做计划。姥姥就是按这张计划表一站一站地随张爸爸一家到武汉的。与此同时妈妈和姨姥姥（姥爷的亲妹妹）也分别由人带到武汉与姥姥会合。

    这时姥爷如期出现在汉口的码头上。计划本身的周密、妥当、衔接自然让他喜出望外。有一身藏青色后来做了他寿衣的呢料中山装大约就是这时买的。可以想象姥爷穿着它（花了四块大洋。姥爷每月薪水八十块，还有七十六块在呢制服的口袋里“沉甸甸”的），提着皮箱登码头上岸。

    这一次他是被自己以外的别人守候着。守候他的是三个女人，三个全都非常美丽——久别重逢的妻子、尚未出嫁的妹妹和迅速成长起来的女儿。

    【八】

    然后是抗战八年的后方生活。战线的两侧都可以称为后方。同是后方，敌占区的生活当然更困难些。

    姥爷一家四口安全到达重庆后这才想起惦念留在南京没走的人（不肯走和走不成的）。其中亲戚关系最近的是四姑娘，姥姥的亲妹妹。她孤身一人带太太（姥姥的亲妈）过。

    姥爷的妹妹姨姥姥已经接出来了。相应对称关系上的姥姥的妹妹四姑娘还在南京。这种对称关系的不对称让姥爷极不舒服，深感难过，甚至内疚，整日寝食不安。

    姥姥经过失散——团圆的一幕神经受了刺激，人有些痴痴呆呆，常在窗口愣神。她一时还想不到自己的妹妹和亲妈。姥爷一面请大夫给姥姥治病（于是房间里充满了煎中药的香味），一面筹划在她清醒过来开口问及四姑娘和她妈以前就把他们接来。

    这当然要花些时间，所以姥爷一时也不很希望姥姥清醒。

    有两件事是姥爷没有料到的。一是姥姥很快就清醒了（不长时间，大约十服中药下去），二是她清醒后也没问起四姑娘和自己的亲妈。

    姥姥的注意力更集中了，集中在姨姥姥身上。后者是将近三十的老姑娘，还在哥哥家里吃闲饭。姥姥的眼睛变亮了，在饭桌上，饭前饭后。除了每日三分之一的睡眠时间，她目光如炬，像舞台灯光一样照耀着姨姥姥的生活。

    即使是三分之一用来睡眠的时间，也就是在床上，姥姥谈论的也都是姨姥姥。她以连续不断、喋喋不休、相差无几、反复再三谱写了一支安眠曲给姥爷安眠，使他在梦里认识到：如果不能把四姑娘和她们的妈妈接来，另一个办法就是把姨姥姥送回南京，送回敌占区。这样秤盘和秤砣两头才能平衡。姨姥姥是梦中的秤砣，可以来回移动。四姑娘和她妈就是秤盘上的茼蒿和芦笋——姥爷思念起家乡特有的野菜来了。

    【九】

    姨姥姥终于谋到一个职位，在一家医院里做见习护士。她有了钱就给妈妈买东西，买了很多，不计其数。妈妈上小学的书包就是姨姥姥买的，当然还有其他各类文具。

    她有钱姥姥没钱，或者说她挣钱姥姥不挣钱，这是区别之一。姥姥是三个大人中唯一不挣钱的，但她花钱，要花多少花多少——从姥爷的腰包里。因此当然也可以给妈妈买书包文具裙子手表胭脂和一筐柑橘。家中的两个成年女人竞相给妈妈买东西。从八岁到十八岁的生活用品（包括部分嫁妆）全买齐了。抛开时间流逝不谈，它们此刻堆满了整整半个房间。为合并零碎专门制作了格架。有一段时间里妈妈好像是杂货店主的女儿，在高大的货架和商品前面羞愧不已。

    姨姥姥的目的很明显，她不打算生育自己的儿女。如果姥姥再生一个（最好是男孩），她就把妈妈领走。历史证明姥姥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妈妈并非头胎，在她之前有两个舅舅，都在两岁不到时死于肺炎。

    自从妈妈出生并被证明能够成活下来，这以后姨姥姥一直在等。她一等就是七八年，从南京等到了四川。与其说是跟随唯一的哥哥，还不如解释成照看未来的女儿。可姥姥就是不生。

    开始的几年姥姥为不生而着急——因为只有生才有可能是儿子。可现在，她要为不生不会生不能生而得意了。对姨姥姥来说这肯定是一个标准的致命打击。姥姥在识字、赚钱、做针线等方面比不过姨姥姥，但她可以不生，能生而不生，生育是她的特权。仅凭这一点姥姥就大获全胜了。

    可以大胆设想她以不和姥爷同床来保持自己的优势，同时此举又引发了姥姥对别的女人，任何女人的醋意。她认识到在类似情况下任何男人都会在外面另找女人的。任何男人和任何女人，这就是姥姥的结论。

    【十】

    姥爷身为小学校长兼教导主任，学校里的所有教师都是由他写聘书聘来的。他有人事权及其他经济、管理权。总之在这里——歌乐山小学他说了算，因此就有同样逃难至此地的当年的同事、同学和朋友投奔他。姥爷总是尽量给以安排。

    冯老师的情况比较特殊。一是他对姥爷有恩——他就是帮姥姥在武汉登广告寻夫的国文老师，二是他的家庭格局。多年来冯老师和弟弟、弟媳一起过，还有侄女。自己一直没有结婚。也就是说冯老师挣钱养着弟弟一家。弟弟本人没有多少文化，只能靠卖力气赚点辛苦钱。

    姥爷让冯老师继续教他的国文，同时也安排了冯老弟在学校里负责总务：开门锁门，跑腿联系，拉车运运课本、柴禾、粮油。买菜、做饭这摊子分出来让姥姥管。薪水也分作三份，冯老弟拿二，姥姥拿一。

    虽然这是姥姥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我小时候常听她在饭桌上谈起：“伙食团、伙食团，我管伙食团哎。”就是讲的这件事。

    她每天早起买菜，指点冯老弟的老婆做饭。中午晚上顿顿四菜一汤。学校一共九位老师，加上姥爷、冯老师两家住校，姥姥就管这么多人的吃饭。

    她到市场上去买柴，看中了哪捆就让卖柴的汉子挑着跟她回学校。或者冯老弟拉着板车跟她去市场，姥姥复秤时他坐在车把上等着。姥姥总是亲自复秤。能把一捆柴提起来可见年轻有一些力气，至少精神亢奋，于是力量倍增。

    我能够想象姥姥领着一个卖柴的回来的样子，指派这个指派那个，手里还拎着一只母鸡咯咯叫。姥姥把左手食指和中指并拢插入鸡的肛门，欢喜地大叫：“今天有蛋！”这一手她一直没忘。我们全家下放农村时养了十几只母鸡，产蛋季节我每天一个个地捉来，排着队让姥姥摸。我为姥姥的手没沾上鸡粪而惊奇。

    这段时间里姨姥姥很少回来。她工作的医院在重庆。星期天她随医院的同事上教堂去，平生第一次看见了那种或圆或尖的屋顶。教堂上面的天空特别蓝。

    应该说在此之前姨姥姥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她保持着童贞、有菩萨一样的心肠，性格平和，息事宁人。那位领她上教堂的同事则心情复杂，说穿了是想把姨姥姥介绍给他们的信徒爸爸。

    征得姥爷的同意，姨姥姥受洗正式成了基督徒。成了基督徒人家的媳妇，丈夫比她大二十岁，最大的女儿就是姨姥姥的同事，他们的媒人。姥姥坚持把姨姥姥的出嫁称作“填房”，坚持认为这样的婚姻低人一等。

    【十一】

    四姑娘的遭遇似乎更惨，她做了马车行崔老板的“外房”。“外房”当然比“填房”更惨，它的意思是在房屋以外或者外面的房屋。无论哪种意义上，“房”这个词都是象征性的，象征着家、性、女人。有时这三者的确是一回事。中国人把性爱叫作“房事”。

    “外房”低于明媒正娶的“填房”一等，也许不止。它还低于“上房”以外的“二房”“三房”（“填房”高于它们），是一种秘密状态下的非正当的男女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当了某人的“外房”实际上就是当了只为某人一人服务的妓女。在妓女中这一遭遇不算坏。唯有在妓女中它享有诸多优势。现在深圳海南一带流行“包”，也就是这个意思。“包一个”“包起来”……

    抛开以上一番咬文嚼字，四姑娘做了崔老板的外房，被包起来实在是求之不得，是经人介绍担保才办成的。

    崔老板的马车辚辚响过石子路面，在门前停下。四姑娘住的地方必须有拴马桩和草料棚，崔老板每礼拜在她那里过整整两夜。从车上卸下米面、料子，崔老板不给零花钱。太太在另一间房里（一板之隔）闭目养神。他们闹得越欢，动静越大，她心里越感踏实。

    在这之前四姑娘端汤进药倒尿盆，给她掖好被子，就当她睡着了，这才轻手轻脚地过去。第二天早上崔老板临走过来打个招呼。他叫她“妈”，她也应着。反正没儿子，当儿子疼的女婿又都逃难在外，音讯不通。奇怪的是崔老板晚上来的时候从不过来问安。

    其他时间四姑娘为人浆洗衣裳。她起早挨家挨户地去收，中午以前这些衣裳都已洗出晾在院子里了。她搬过一张小凳坐下看着衣裳。防止小孩钻来钻去，或者变天下雨，还有邻居错拿以及真正地偷盗。她看着衣服直到它们完全晾干为止。

    【十二】

    不知从何种渠道姥爷探听到四姑娘的消息，他想临睡前和姥姥讲一讲。他们的寝室在后面。前面隔一条走道是姥爷的办公室，晚上妈妈支一张行军床睡在那里，和姥爷的藤椅、衣架为伴。

    办公桌又大又沉，上面的台灯灯罩是绿色的。姥爷姥姥说话的声音时有所闻。一般来说都是姥姥的声音，姥爷只是应着。似乎他应着的目的就是让妈妈听见，不至于感到孤单。妈妈在姥爷深沉的喉音抚慰下安然入睡。

    这次也是姥姥讲，姥爷应。关于四姑娘的话头被打断了。姥姥现在家里人谁也不关心（包括姨姥姥），她只关心工作中的同事，也就是冯老师。首先她回顾了冯老师一家的住房格局，和姥爷姥姥妈妈的住处大致相同，属于校长以外的特殊照顾。

    冯老弟和他老婆住里面。走道通向的外间白天是办公室（不是冯老师一个人的），晚上是他一人的卧室。这些姥爷当然明白。姥爷不明白的是姥姥一面拒绝和他同床（姨姥姥出嫁后情况有所改变），一面告诉他这样的传闻：在那套格局相同的房子里，兄弟俩和同一个女人睡觉。

    姥爷在床上坐直，大声呵斥姥姥。姥姥在暗中发亮的被子（大约是丝绸质料）下面只露头发。让她住口是很难的，她在被筒里继续嘤嘤有声。等姥爷稍微平静，那诽谤的声音又被放出来了。

    姥爷发火要砸东西，这是习惯。他随手抓起一件，或书本或眼镜或食盒，从床头柜上举过头顶。突然想到姥姥是病人，受过刺激，不能和她认真计较。或者他想起在前面熟睡的妈妈，不忍心破坏她那战无不胜的睡眠。

    姥爷决心和姥姥讲道理。

    “没有证据的事，不能乱说。况且你身为校长太太，不是街边的长舌妇。”他告诉姥姥。

    “兄弟俩共一个也是有的，以前我做姑娘的时候就听人说过还不敢相信。你说冯老师都快四十了怎么还不娶媳妇？赚钱养着弟弟一家算个什么？”

    姥爷说：“况且人家对我们有恩，没有娶亲你应该帮着介绍才是。”

    “他在里面讲话隔壁老师都听见了。深更半夜的还笑，他一个，他弟弟、弟媳。前面的办公室冯老师不住，明天我去上把锁。”

    “你敢！”姥爷说，并决定摔掉手里那把茶壶。

    【十三】

    抗战八年，妈妈正好读完小学（前一两年是逃难前往四川途中）。开始她在姥爷任校长的学校里读，后来转到另一所学校住校。姥爷的目的是让她接受锻炼。妈妈有了自己的学校生活，对大人们之间发生的事逐渐不太注意了。

    每周六回来，姥姥照例做妈妈喜欢吃的菜端上来：千张裹肉。怎么煮？妈妈已经回忆不起。那鲜美的滋味也变得似幻非真，无法描绘。姥姥自己喜欢吃猪脑子，筷子右手有一碗白花花的，有点像豆腐，但线条圆而不直、不方。姥爷不吃猪脑子，而妈妈前面的菜他总要一一品尝。

    这是吃。

    穿呢？姥爷平时一身挺括的中山装，衣领一直遮住喉结。那身藏青的呢料制服（也是中山装）要看场合，是姥爷的非正式礼服。姥姥呢？可用“花枝招展”来形容。她的女儿，也就是妈妈则“花里胡哨”。母亲花枝招展领着女儿花里胡哨一同出现，姥姥最喜欢这样。

    五十年过去了。今天在我居住的城市大街上会看见这样一种时髦的女人，或女人的时髦：她的上衣、裤子是同一种布料裁成的。帽子、围巾、鞋面也是同一种，包括身上的背心、掏出的钱夹、擤鼻涕的手帕、腰带、手套、头上的布结以及耳朵上的垂饰都是一样一样的用料、花色。这些女人大多是单身。

    如果她们见到当年姥姥的风采定会自惭形秽的。她不仅审美意识大大超前，而且身边的小孩（妈妈）也被同一块布料上的边角料装扮起来了。甚至妈妈怀中的布娃娃也不放过。

    当时流行过一阵虎皮纹。如果说姥姥是母老虎，妈妈就是一只黄皮狸花猫。

    后来妈妈上了学懂了事就不再喜欢这样。她受到姥爷的暗中支持和榜样影响。

    一次妈妈回来向姥姥要一条白床单，换回她带去的那条牡丹花的。这是学校的统一要求，因此妈妈理直气壮。姥姥就是不答应。“管你什么老师、学校，我就是校长太太。”

    “但你不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太太，”妈妈说。姥姥不服气：“白的太素了，像死人睡的。”她说。结果白床单被从抽屉里找出来，妈妈、姥姥，还有姥爷各执一角，相持不下。

    姥爷自然和妈妈站在一边，把姥姥拉了一个跟头。床单也址坏了。姥姥坐在地板上大哭。床单蒙在她的头上，口鼻处一吸一鼓，后来有一块被眼泪浸湿贴在她的腮帮上了。姥爷照例摔了不少东西，玻璃碎片还扎了姥姥的手。大闹一场后妈妈带着她的新床单返回了学校。

    【十四】

    学校建在山上，茅房和宿舍之间有一段山路，两边是高大的毛竹林。毛竹由于上面分量过重，稍一有风就左右摇晃。竹梢互相敲打着，发出嘎嘎的声音，不像干竹子那样清脆。

    对于起夜的女生这是很要命的。虽然白天你看清了沿途的竹子，但到晚上它们全变了样。即使有灯笼、火把照着也不行，至少那黑乎乎的影子是多出来的。

    所以只有不朝两边看，快步直走。为了壮胆有唱歌的、咳嗽的，或者大家结伴。如果有谁贪嘴吃坏了肚子那就麻烦了。如果有谁由于吝啬偷着自己吃那就更麻烦了，晚上不会有人陪着她。大家身体的抵抗力各不相同，泻肚的频率和间隔也不尽一致，于是带来了更多更多的麻烦。

    妈妈当然不属于贪嘴、吝啬一类人，但她喜欢想象可能到来的麻烦和危险。这是茅房恐惧引起的神经性反应，妈妈变得比往常要尿频。

    通俗地说就是：越害怕上茅房就越想上茅房。住校女生都程度不等地患有这个毛病。如果有可能做一番统计，她们起夜的次数肯定比正常偏高。尿床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尿床不为人知使其阴干的也大有人在。黎明即起洗涤床单公然晾出的更不在话下。

    妈妈不贪嘴不吝啬也很讲卫生。她只是稍稍有点害怕，上茅房的次数稍微多了几次。一次妈妈当真被吓坏了：一个男生横躺在石阶上让她踩了一脚。软软的又不是牛粪，发硬也不是石头。他一纵而起，吹灭了她的灯，发出怪叫。

    妈妈撒腿就跑。风在身边呼呼的，伸过来的竹枝划破了她的脸。奇怪的是妈妈没有跑回宿舍（按常情应是这样）。她一直跑到茅房里蹲下，但没有小便。裤子早已在路上尿湿了。

    妈妈在茅房里一直等到天亮，看着破屋顶上的几颗小星渐渐隐去。那天夜里她爱几次小便就几次小便，可一次也没有。——这就是八年中妈妈所经历的最惊险难熬的时刻。四十五年后哥哥来到此地，在重建的女厕所前请人摄影，以志纪念。

    【十五】

    胜利迫在眉睫，欢乐的回忆越来越多。

    妈妈回忆起川中丰富的物产，水果中有橘子、血橙、甘蔗。在一个私人果园里（其实是一面山坡）可以花钱进去吃，爬上树去吃（像猴子那样）。爱吃多少就吃多少，只许吃不许带。人的胃口有限，即便如此仍需尽力为之。

    妈妈蹲在树上，树叶的影子在她的白衬衫上映出了图案。能够公然上树就足以让她兴奋，这是猴子们的兴奋，是孩子和原始人类的兴奋。共同的。妈妈在树上看见了果园的篱笆，篱笆另一边的又一片果园。

    由此产生出各种游戏：上树的游戏、隔篱笆相骂的游戏、以果实相互投掷的游戏——橘子或橙子的枪林弹雨。

    妈妈被水果击伤——一个烂橘子在她的脸上开了花，或者橘子皮中挤出的果汁刺激了她的眼睛，使她从枝杈上掉落在松软的泥地上。

    姥姥的回忆，在橘子树或任何果树、非果树下，关于衣裳和服饰的。红皮鞋、小洋伞、金丝眼镜和一串戴至肘部的银手镯。

    红皮鞋要在柏油路或石板路上才能嗒嗒有声。小洋伞扛在肩上用来遮挡阳光（以便保持面孔的白嫩）。金丝眼镜是男人的用品，表达了姥姥对异性的理想。可惜姥爷一直没用，因他的视力始终很好。银手镯戴至肘部说明两点：一，手镯如此之多，从手腕一个挨一个地排到了胳膊肘。二，手臂如此纤细，手镯从手腕向上一直滑到了肘关节上。

    姥爷光荣地回忆到：回南京的前夕他与重庆名小学校长及教导主任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并有消息说姥爷将被委任为重建的中央小学校长。

    【十六】

    刚回南京时他们借住在四姑娘家。对于姥姥这是回娘家。当时崔老板已经死了，四姑娘单靠替人洗衣裳勉强维持着她和太太的生活。姐姐一家的到来意味着经济上的补贴，虽说住得挤了点她还是乐意的。况且四姑娘已不需要单独的房间。

    姓崔的死后为节约开支她搬过三次家，现在仍住平房。房子的格局和以前并无两样，有天井、厢房，进门是堂屋。区别在于现在她们只住一侧厢房的一半，有两间（太太和四姑娘分别一间）。姐姐一家回来后她搬过去和太太住，原来的房间让给了姐姐一家。

    当然不用再出去替人洗衣了。四姑娘翻看被碱水浸泡变形的双手，担心它们再也恢复不过来。身上其他部分的皮肤还保持得很好。常年劳作反而使原本单薄的身体变得结实了。四姑娘在灯下欣赏自己的裸体，老娘一边躺着。一只干瘦的黑手从被窝中伸出在她的背上轻抚。微麻的粗糙感使四姑娘红了眼圈。

    对比之下她身体的优越是无疑的了，而且老到她妈这个地步也不需要多少年。但她毕竟还有时间。四姑娘举着手镜上下前后照着，一面幻想着未来。胜利了，每个人都有了前途。

    房间是用木板隔开的。熄灯后姥姥从这边通过板缝看见了以上一幕。她是先看见板缝漏出的灯光凑近才看清的。她让姥爷向外睡，意思是让他别面向板缝。其实姥爷一直睡在大床的外侧，也从没对漏出的灯光感到过好奇。

    姥姥第二次牺牲了他们的夫妻生活，把支了一张行军床睡在堂屋的妈妈叫进来，让妈妈睡在她和姥爷之间。这样姥爷就更远离了木板和板缝。

    妈妈不从。因她已经是个大姑娘了，不能以婴儿的方式睡在双亲之间（何况她小的时候也没这徉）。姥爷提议他睡到外面堂屋去，让她们母女睡在现在的大床上。

    姥姥抓住姥爷不放。“有本事把我妈抬出来，你到四姑娘房里去睡。”她说。姥爷这才警惕起来：“你说什么？”

    姥姥说：“堂屋别人家还要进进出出，你让我的脸往哪搁？”

    “混账！”姥爷骂道，掀开被子穿着衬裤就往外跑，到了门边又转回来站住，远距离怒视姥姥。

    其间姥姥的嘴一刻不停。“你着的什么急啊？有的是时间。”“怎么又不去啦？撇下我们母女去找那个骚货啊？”说的时候她不朝人看，最多翻翻白眼。好像被她骂的人住在天花板上。

    一个用眼睛（怒视），一个用嘴巴（辱骂），这是他们的常规。最后总以姥爷的怒吼伴随器物的破裂声结束。

    但这次例外。一板之隔就是一板之隔，姐夫小姨就是姐夫小姨，姥爷不能不计后果。

    妈妈说：“妈，看你说的都是些什么呀！”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和你老子一个样，逃难那年丢下我一个人。我的命好苦呵！”姥姥说。她的注意力已被分散开，“他怎么会丢下他的宝贝女儿？他会把你带走的，带你去找后妈。我的命好苦噢，丈夫女儿都不要我了。”

    妈妈说：“我睡在你身边还不行吗？爸爸也不走。”

    自此一家三口睡在同一张大床上，姥姥日夜守着板缝。

    四姑娘藏起她的双手，开始打扮。毕竟还年轻，一件绸衣、稍施脂粉就使她看上去像一个标准的待嫁姑娘。她很想托姐夫介绍一个像姐夫那样的读书人。这话对姐姐（也就是姥姥）说了，姐姐回答：“你就别做梦吃天鹅肉了。”无奈只好自己去接近姐夫，自己开口。

    姥爷也不回避四姑娘。他不仅坚信“人正不怕影子歪”，而且认为四姑娘战争期间奉养岳母吃了很多苦，所以应该善待她才是。他也在找机会和她交谈。

    自从板缝事件发生以后，姥爷一直在考虑，和四姑娘说话是当着姥姥的面好，还是避开她？当着姥姥的面姥姥不舒服。避开她又被她撞见那就更不好了。话是一定要说的，但姥爷拿不定主意两种方式哪种更好。

    姥姥为了证明四姑娘的卑贱身份，已完全不自己动手洗衣。四姑娘现在虽不外出收别人的衣服来洗，但因有一技之长，家里的脏衣服自然归她。于是姥姥就不断地更衣——反正她的衣服特别多。四姑娘跟在后面洗，一次量虽不大，但总也不歇。

    妈妈能干的事就是在一个星期天用报纸从两边糊上了板缝。

    只有太太一如既往地躺在床上。

    【十七】

    后来姥爷服毒自杀，因姥姥一口咬定他和邻居家的女佣有不正当的关系。我有一个短篇《于八十岁自杀》写的就是这件事。

    离开四姑娘家后的三十二年他们再没分开过，也不曾寄人篱下。爸爸是上门女婿。哥哥和我是在家里出生、长大的。人口翻了一倍，变成六口。六口之家维持了二十多年。其间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下放。风雨飘摇中，家庭的堡垒牢不可破——应验了一句台词“到死才分离”。

    姥爷死后一年多姥姥也死了。我和哥哥跟着担架下楼来看殡仪馆的运尸车。车后的门打开后我发现里面还有一具尸体，同样裹着白布床单，从脚掌的长度和骨骼判断是一具男尸。我对哥哥说：“是不是一年前的姥爷？”

    哥哥告诉我，殡仪馆的运尸车兜一圈过来要装好几个。它不会为你一家开一趟车的。况且这个几百万人的大城市每小时都在死人，都有死人，这样做还比较合理。

    姥姥被塞了进去，车厢的门随后关上。我继续着自己的思路：“这下他们可又团圆了。”

    原载《北京文学》1992年第8期

    点评

    《团圆》以另类的视角观照战乱和流离失所，异于传统严肃的战争和历史小说，抗战在这里只是作为背景呈现，重点写了风雨飘摇中的家庭由离散到聚合的过程。姥爷是一个正直善良、循规蹈矩的校长，但姥姥却是一个多疑敏感、神经质的人。一家人好不容易再次相聚，温馨的生活并没有随着姥爷的期待如期而至，团圆之后的生活竟然成为一种煎熬，这种煎熬始于姥姥的猜忌多疑。她先是开始和姨姥姥之间的斗争，接着以阴暗心理揣测冯老师一家的生活，最后对自己的妹妹也产生了妒忌。姥姥的神经质虽然与战乱不无关系，但当生活安定之后，她依旧搅乱了一家人的生活。小说最后写到姥爷八十岁时在姥姥的毁谤中服毒自杀，姥姥一年后同其他尸体一起进了运尸车，而在“我”的思绪中姥爷和姥姥又团圆了，也许只有死亡才能使他们和谐安宁地生活在一起，“团圆”一词在小说中有了反讽和悲观的意味。小说中的矛盾集中于琐碎的日常，作者以此来解构家国叙事的宏大主题。另外，以跳跃的时间连缀起片段化的故事，也是小说表现手法的独特之处。

    （万凌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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