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后的暑假期间,我和女子又见面了,是在我家的土窑里。这一次,女子她妈似乎感觉到了某种不妙的发展状态,和我妈说话,说着说着就泪涟涟的了。说她女子没念过几天书,你看你儿子已经是大学生了,当初家里日子过不前去,如今回头看,是把女子害了。我妈安慰说,好着哩,甭胡想。其实,我妈知道我的心事,是在替我打圆场。我和女子单独在一个侧窑里,她半坐在炕沿上,我在地上走来走去,二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幸福感与忧伤感在交错进行,难依,也难舍,二人都似乎明白,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正在促使我们如履薄冰地走向意料之中的分手。这又好像不关我们二人的事,也就是说,不是我的责任,也不是她的过错。是怪进工厂么,进工厂还罢了,却又上了什么大学进了省城,怪谁呢?难道一个人换了生活的地方,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他了吗?就要活活地让两个人分开吗?我看出了女子微笑中藏不住的忧伤,而我也绝对没有什么自鸣得意,我在替自己难过。奶奶挪着三寸金莲,过来几回在窑门口张望,是担心会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吧。奶奶终于忍不住,把我吆喝了出去。奶奶说,半晌在窑里不出来,火见了干柴,能不燃着吗?我说,婆,你说啥哩,出不了啥事。奶奶埋怨说,出了事就迟了。
我们一起上路,出了村子。我要回省城上学了,去小城坐火车,女子回家,可以顺路起几里地。她妈借口说是去另一个亲戚家,先一步从一个岔路口走了,我和女子一前一后,默默地朝前走。还是那样黄亮亮的太阳晒着,还是那样草木葱茏,抽穗的麦子绿得发黑,在熏风中泛着波浪。一起走到村外的一棵老柿树下,我说,歇一会儿。女子说,好。二人一坐下去,油黑的麦田便遮住了周围的视线,四野一片寂静,只有风从麦稍和树叶上轻轻掠过的声音。我说,你坐过来点。女子说,能看见你就行了。我说,坐近点,城里人谈恋爱都是紧靠在一起。女子说,那是城里,这是在乡下。她这么说,但还是挪了挪身子,相互连手也够不着。二人对视着,一会儿又各自看着不同的远处,要么就低头揪着地上的草叶,用小树枝在地上胡乱划拉什么。歇了一会儿,我说,走。女子说,走。二人走了几里地,在前头的大路口要分手了,女子说,到我家去。再走几里地,就会到她家那个小窑院,也是可以到小城火车站的。我说,不了,你回家吧。女子说,不,我就是想让你去我家。我说,时间来不及了。女子说,来得及。二人正在相侍不下,迎面碰上了我的三叔父,他在小城里的煤矿上工作多年了,老婆孩子都在小城里,轻易不回一次老家。我对女子说,你先回家,我和三叔父说会儿话。女子见此情景,笑笑地问候了一声,就先走了。三叔父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和婶娘闹了几年离婚,对我说,这一回,终于把婚彻底离了。三叔父的心情很矛盾,既轻松又沉重。我问三叔父,是离了好还是不离好?三叔父说,离了好,不离也好。我觉得他说的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在我顺大路走向小城火车站的时候,朝我的未婚妻家里走的路口方向遥望时,我心里一惊,有一个女子的影子在路畔伫立着,那一双风中的小辫,让我一眼就认出了她。我心头一酸。我为什么拒绝去女子家呢?我为什么不能最后一次满足她可爱又可怜的一点愿望呢?她无非是想让村里姐妹说,你看,她女婿娃来过,二人还好着哩。我走了,就这么走了,我也许是对的,藕断丝连,还要心煎到什么时候?
“一碗凉水一张纸,谁卖良心谁先死”,我想到了这支民谣。我回到省城学校不久,写了一封要解除婚约的信给家里。爷爷说,多好一个女娃,一个好媳妇。爷爷还是硬着头皮去见福爷,说了孙子要退亲的事,老弟兄俩不免伤了点和气,说彩礼就不退了,也算是一点补偿,或者是对我的一点惩罚。女子当然不依,还是找人替代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说我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要组织好好教育我回心转意。女子此时会是什么情景呢,我担心之余,也从她的告状信中下意识地找了一条可以安慰我的可怜的理由。班主任老师找我谈了话,让我处理好这个关系,不要影响了进步。我抵赖说,这是买卖婚姻,不合法。学校也就不再追究,我是终于解脱了,也同时若有所失,心情越发惶惶然了。
大学毕业后,我当了记者,一次下乡采访路过小城回家,在大路上遇到了一个怀抱小孩的媳妇,看似面熟,也没多在意,便擦肩而过。我心头一惊,忙回头张望,这媳妇也停下脚步,回头望着我这个似曾相识的男人。她的神情,一如当初最后分手时的幸福与忧伤,加上挥之不去的无奈。我也是如此。“丢下了妹妹你不在,卖了良心你才回来”,我又想到了那支民谣。我很快走开了,像当初断然离别一样。回到家,我给爷爷说了,爷爷说,你应该和人家女娃说几句话么。我说,我没说。爷爷说,咱对不住人家,听说女子退了这桩婚事后,大病了一场,后来很快远远地嫁到北原上去了,生了一个小子娃。爷爷说,你也岁数不小了,赶紧在城里寻个媳妇成家,当爷的就安心了。罢了,爷爷还是那句多年前在原上月光下的麦地路畔和福爷说的话,娃是个好娃,好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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