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立教先生！今天是十二月十五日，我们已在这里住了半个月，早饭后，你可以去邮电局给周佛海的母亲拍电报了。”说话的是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他望着墙上的日历，对刚刚起床正在洗漱的余立教说。
一个月以前，唐生明给戴笠写了封信，派女秘书张素贞专程送到重庆。唐生明在信中介绍了周佛海是汪精卫集团的中央常委、行政院副院长、军委副主席和财政部长，特工总部也控制在周佛海手里，他不仅是南京政府三巨头之一，而且是最拥有实权的人物。唐生明建议把周佛海控制在手中，而控制他最有效的措施是把他的母亲马玉凤和岳父杨卓茂，分别从沅陵和湘潭老家骗出来，然后将他们软禁在军统的一个什么组织里。这样，周佛海的鼻子就可以由军统牵着走。
唐生明的信，很快通过戴笠转到蒋介石手里。早在高宗武和陶希圣叛离汪精卫集团时，蒋介石就吩咐戴笠设法把周佛海拉过来，因为汪精卫的南京政府日益巩固，周佛海的叛国投敌更加死心塌地，使戴笠无从着手。因此，蒋介石对唐生明的建议大加赞赏，特地奖赏他五千元法币，并吩咐戴笠按照唐生明的意见火速行动。于是，戴笠就将把马玉凤和杨卓茂从家里骗出来的差事交给了陈恭澍。
陈恭澍从上海来到安江以后，由专署出面，指定凉水井乡乡长把周佛海的表弟、时任保队附的余立教带到专署接待处，以两千元法币把他收买过来，由他具体执行行骗马玉凤的任务。任务完成了，再赏他两百块银元。他们施行的骗术很简单，就是陈恭澍模仿周佛海的笔迹，给余立教写了封信，说有紧急要事，要余立教立即秘密赴南京一趟，以及附在信中的一张周佛海和妻子杨淑慧、儿子周愚海、女儿周慧海的合照。照片是一个月前，张素贞遵照唐生明的吩咐，利用拜访杨淑慧的机会，以留做纪念为由，向杨淑慧要来一张，再经过陈恭澍的复制洗印出来的。余立教回到沅陵，拿着信和照片去见马玉凤，这位识字不多而忠厚老实的老太太，果然信以为真，她叫着周佛海的小名高兴地对余立教说：“已经三年没有见到明凡的信和照片了。他把信和照片寄给你，也等于寄给我一样。立教你这回去南京告诉明凡，我也想去南京看看，等你从南京回来就陪同我去。明凡是我生的，我要他听娘的话，赶快离开南京回重庆去。”她巴不得立即见到儿子，急不可耐地问道，“你这一去大约什么时候打回转，我好准备点熏红薯干，明凡最喜欢吃的。”
余立教按照陈恭澍的吩咐，说道：“半个月左右。我从南京回到安江就给舅母拍电报。为了避嫌疑，我不说南京，就说我从长沙回来了，电报里的今天是指明天，上午是指晚上，去看望您就是去接你，电报这样拍，说明表哥同意你去南京。如果电报落款是个‘余’字，就是第二天动身，若落款是个‘教’字，请舅母做好一切准备，连夜出发。”
“记住了，我在家等你的电报。”马老太太连连点头。
因此，余立教与陈恭澍在安江渡过了半月清闲生活。眼下，余立教见陈恭澍吩咐他去给周佛海的母亲拍电报，含着满口牙膏泡沫问道：“这电报怎么拍？陈先生！”
“就按照你们事先约定的暗语，说你已从南京抵达安江，明天晚上去沅陵接他，要她做好一切准备，连夜与你动身。”陈恭澍又将注意事项和将马玉凤送往何处吩咐一番。
沅陵县凉水井乡有个小山村，因村前有条小溪流从群山之间流过，时隐时现，故名窝溪村，它就是周佛海的故乡。
十六日晚上，马老太太与周佛海的前妻郑妹和她生的儿子周少海、女儿周琼玉，以及周佛海的弟弟周佛深、妹妹周佛珍等一家老小，守着一盏昏黄的桐油灯光，默默地等待着余立教的到来。夜愈深，每个人神秘而胆怯，喜悦而依恋的感情愈深刻。
“噢！鸡叫了，冬月寒鸡叫半夜，怎么立教还没有来？”六十四岁的马老太太，提心吊胆地用福建蒲田口音悄声说，“明凡名声不好，我去南京的事该没有被乡公所的人发现吧？立教该不会在路上出什么事吧？”
她十九岁与时在蒲田县当典史的周夔九结婚，十二年后，因周夔九积极参与禁烟活动，得罪了当地一批贩卖鸦片烟的商人，他们用金钱买通了林则徐被革职后的继任两广总督，然后捏造事实，以贪污罪告发周夔九。周夔九感到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在他被拘留审查的当天晚上，解下裤带上吊死了。一个星期后，马玉凤在亲友帮助下，携带十岁的周佛海、八岁的周佛深、五岁的周佛珍，扶着丈夫的灵柩，无限悲痛地千里迢迢回到窝溪村，依靠十四亩水田和八亩旱地抚养三个子女。三十三年来，马玉凤在悲喜交集中由少妇变成老妪。她既为周佛海的聪明好学，成为凤毛麟角的日本留学生而自豪，又为他抛弃前妻与杨淑慧结婚，从此一连二十年来未回家看望过她而伤心。她既为周佛海成为蒋介石的红人，出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而骄傲，也为他投靠汪精卫，使她成为大汉奸的母亲，在乡亲中抬不起头而痛苦。近两年来，她怀着一颗可贵的慈母心和崇高的爱国心，多次请人代笔给周佛海写信。规劝他弃暗投明，重新回到蒋介石身边去工作，可是信去如泥牛入海无消息。昨天下午，她终于收到余立教的电报，满以为真的有了去南京当面规劝儿子的机会，兴奋不已。今天清早起来，就将熏好的红薯干洗干净，又将它烤干包好，换上了只有外出做客才舍得穿的衣服，准备与余立教一道去南京。现在，已是深夜十二点过了，还不见余立教的踪影，她惴惴不安了。
“娘！立教拍来的电报别人看不懂，乡公所不会怀疑您将去南京。”周佛深安慰母亲说，“立教从安江来也不会出什么事，您老人家放心好了。如今兵荒马乱，汽车时开时不开，可能因此耽误了时间。”
郑妹蹑手蹑脚地在门外听了一会动静回来，又把窗帘布拉了拉，生怕有灯光透出去，然后对家里人说：“村子里的人家早就睡了，到处息息静静，只有凉水井西村那边有狗叫，可能是立教来了。大概是立教想到明凡名声不好，担心来早了出事，特意晚一点来接娘。”
她是周佛海的启蒙私塾老师郑靖华的侄女，读过几年私塾。她与丈夫是同年，十六岁两人成婚。她“烈女不嫁二夫君”的思想刻骨铭心，已经守了二十年活寡了，天不怨，地不怨，只怨自己命苦。
“郑妹！娘当着全家人的面再问你一句，如果明凡要接你去南京住，你对娘说句真话，去不去？”马老太太痛惜地望着因忧郁、孤寂和劳累的折磨，四十三岁仿佛年过半百的儿媳。
“有那个狐狸精在明凡身边，我才不去吃那份怄气饭哩！明凡对我没良心，我死也不见他的面。如今，背个大汉奸老婆的臭名声，就是去南京天天穿绫罗绸缎，餐餐吃海参燕窝我也不去。”郑妹说着说着，呜呜咽咽痛哭起来。
琼玉依偎在郑妹身旁，也一个劲地陪着娘哭。她为母亲的命运哭，也为自己的命运哭。三年前，她与一个国民小学的教师定了婚。父亲当了大汉奸的消息传到沅陵后，她被退婚了。现在已是二十二岁的大姑娘了，还找不到匹配相当的丈夫。一个月前，有人说媒让她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岁的独眼龙，气得她要上吊！
“只望娘去南京后，直截了当地告诉明凡，儿女都受了他的害。”郑妹越哭越伤心，“琼玉二十二岁，少海二十了，都还没有成婚。大汉奸的女儿哪个敢娶，大汉奸的儿子哪个敢嫁来！”
“娘还要告诉大哥，因为他，县政府不给我们一家人发良民证哩！”周佛深怨恨地说，“如果将来日本鬼子打到沅陵来要逃兵荒，我们走投无路，只好等死哩！”
“唉！就连我这个嫁出去了的妹妹，也受连累让人看不起，我一家人也同样没有良民证。”周佛珍也很抱怨。
“我爹在蒋委员长手下当大官的时候，我没有沾到他半点光，连一分学费钱也不给，他的钱都给那个狐狸精花了。亏我娘省吃俭用，才让我高小毕业。”周少海怨声怨气，“如今，却沾上‘光’了，人家指着我的背皮，骂我是大汉奸的大少爷哩！”
“唉！都怪我肚子不争气，生了明凡这个祸胎。”马老太太深感内疚，也痛哭起来。这些平淡朴素而感情真挚的语言，不似檄文胜似檄文，是对祖国的叛逆者的有力声讨！
“都是我那个祸胎害了你们！不过，哭也无用。”马老太太停止哭泣，“郑妹不要哭了，琼玉也不要哭了。我到了南京，如果明凡不听劝告，我就痛骂他，痛打他，也为全家人出口气！”
老人说到这里，门外传来了狗叫声。接着，有人轻轻敲门。是余立教来了。
“立教！你大表哥南京那一家子都还好吗？”马老太太关切地问。母亲毕竟是母亲，她牵挂着呢。没等余立教回答，她又问：“明凡那一家子都欢迎我去吗？”
“欢迎，都欢迎您老人家去。”余立教满嘴谎言，“大表哥和外面那个表嫂、两个表侄都好。”周佛深见郑妹母子三人听余立教讲起周佛海的南京一家人，都痛苦地把头低下去，有意转过话题，问道：“你怎么挨到这个时候才来？立教！”
“找车，耽误了。想到舅母年纪大了，路途又远，乘坐客班车不舒服，特地托朋友在专署借到一辆吉普车，直接开往南京，又舒服又方便。”余立教说的吉普车，其实是陈恭澍从上海乘坐来的，“小车子停在马路上等我们，舅母都准备好了吗？可以马上动身吗？”
“可以，接到你的电报，说要连夜动身，早就准备好了。”马老太太两眼含着泪水与亲人告别，“大家在家要安分守己，不要胡作非为，也不要牵挂我，我顶多住半个月就与立教一道回来。”
老人哪里知道，她这是与亲人们诀别，永远回不来了。
接着，余立教提着那包熏红薯干走在前面，老人由周佛深搀扶着上了路。他们借着月光走了几里山路，黎明前到了公路上，然后由余立教陪同上车。
小车行进的方向与去南京的方向背道而驰。然而，从来未去过南京的马老太太，一切都蒙在鼓里。吉普经芷江、晃县进入贵州境内，第三天下午五点抵达息烽。这时，迎面走过来四个荷枪实弹的宪兵，其中一个高个子挥着手，气势汹汹地大喝一声：“停车！听候检查。”“喊停车的是什么人？立教！”马老太太诚惶诚恐。余立教自然很明白，但他却悄声说：“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您老人家不用害怕，但要注意，不管是什么人，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四个宪兵走过来，高个子拉开车门，喝道：“车上的人都下来！”等马老太太战战兢兢由余立教扶下车来，高个子问：“你们两个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们是湖南安江乡里的种田人。”余立教说，“我名叫李玉生，她是我母亲，名叫周金莲，我们母子俩去贵阳走亲戚。”
“有良民证吗？”另一个宪兵问。
“有。”余立教把两份事先准备好的良民证递过去。
“假的！两份良民证都是假的。”那宪兵说。
高个子走到马老太太身旁，故意将她打量一番，说道：“嘿嘿，我认出来了，老人家不是安江乡下人，是沅陵窝溪村人，老人家的名字不叫周金连，叫马玉凤，是吗？”
“不是，不是，老总认错人了。”马老太太更加惶然不安了。“的确是老总认错人了，她是我母亲，名叫周金莲。”余立教也假惺惺地矢口否定。“你还狡辩！”高个子啪啪给余立教两耳光，“她不是你母亲，是你的舅母，你不叫李玉生，叫余立教，是凉水井乡第五保保队附！”
马老太太见余立教挨了两耳光，感到心痛，浑身颤抖着面对高个子，哀求说：“老总不要打他，他的确是我的儿子，老总你的确认错人了。”她大惑不解，这高个子怎么会知道她和余立教的底细。
余立教想到两耳光换来了两千元法币，值得！但他却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说道：“我不是余立教，也不是什么保队附，请老总调查。”“我们早就清清楚楚，还调查什么？”高个子高腔高调为余立教开脱责任，“你们大前天深更半夜从窝溪村动身时，我们就收到沅陵县政府的报告，告发你余立教与大汉奸头子周佛海有书信往来。这回，又亲自护送你舅母去南京，你自己也投靠南京汉奸政府当什么处长去！”他对同来的三个宪兵手一挥，“把吉普车扣押起来，把大汉奸的母亲和表弟扣押起来！”“我认了，我是窝溪人，我是马玉凤，我去南京是为了规劝儿子明凡，对，他在外边叫周佛海，我去规劝他离开南京回重庆，回到蒋先生身边去做事。”
马老太太哭哭啼啼，苦苦哀求，“老总行行好，不要扣押我和我的表侄两个！”
“你儿子在南京当了那么大的官，你还规劝他回重庆？我们信不过你！”高个子又神气地手一挥，“把他们押走！”
老人有口难辩，无可奈何地痛哭着，被宪兵们押送到半里外的军统息烽间谍训练班。
使老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到了训练班之后，这里的当官的都对她十分客气和亲热，不仅安排她住在陈设讲究的三间房子里，而且派一个年轻的姑娘伺候她。可是，对余立教却不同了，二十分钟以后，却给他来了个五花大绑，说是拉出去枪毙。大约过了五分钟，从左边山坡上传来了一声枪响，她放声大哭，为自己害了余立教一条命而悲伤，而痛苦，而内疚。
不过，这同样是军统的人对她玩弄的骗术。两天后，余立教乘坐原来的车子回到安江，高高兴兴地从陈恭澍手里领走两百块白花花的银元。
第二天（二十二日），陈恭澍一路风尘仆仆驱车去执行第二项任务，当天晚上十点抵达湘潭。这里驻扎着国民党第九战区所属第十九集团罗卓英部的一个旅，因旅长石佛尊与陈恭澍是河北宁河县同乡，又是初中时代的要好同学，他就住在石佛尊家里。石佛尊于十天前收到陈恭澍自安江发给他的信，戴笠写给罗卓英的信也在同一个时候转到他手里，已知道陈恭澍的来意和自己肩负的责任。
“周佛海的母亲已被你们弄到息烽去了？陈学长！”石佛尊颇有兴致地问。“是的，还算顺利。”陈恭澍自鸣得意地微笑着，把如何将马老太太骗走的情况扼要说了说。“我的第二项任务的完成，全靠老同学帮忙了。”因他比石佛尊大三岁，故没有称他为“学长。”
“一定尽力而为。”石佛尊满口答应，“收到学长和戴先生的信之后的第二天，我就派出四个士兵化装，日夜潜伏在杨卓茂住处的四周，暗中控制他。”他顿了一会，“我的机要秘书朱理直，是杨卓茂的儿子杨惺华的内弟，近十天来，他去过杨家两次。朱理直第二次去杨家是大前天，杨卓茂告诉朱理直，说他第二天要去长沙看望一个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那人已定居美国，最近从美国回长沙，写信给杨卓茂，说他回国后病了，不能来湘潭拜访他，邀他去长沙面晤。”
“杨卓茂去长沙了？”陈恭澍急了。
“没有，他被朱理直稳住了。”石佛尊说，“朱理直谎说日军正准备进攻长沙，将有一场残酷的战争在长沙展开，把杨卓茂吓住了，他没敢去。”“感谢老同学和朱先生鼎力相助。”陈恭澍满意地笑着，“我来湖南执行任务之前，去重庆待了三天，戴先生吩咐我，事情办妥了，由军统上海区拿出四千元法币，作为对老同学的酬谢。钱，我已经带来了。”他将搁在桌子上的小皮箱打开，从中拿出一包钞票递给石佛尊，“请你点一点，给我写个收据。”
“哎呀！我们是同乡加同学，协助你办点事还用得着拿报酬吗？”石佛尊心头一喜，但尽量用理智控制两只手不伸出去。“再说，这是事关党国利益的大事，我作为党国一名军事职员，也是应尽之责呀！”“老同学不必客气！有劳必有酬，理所当然，只是情重礼轻，请你原谅！”陈恭澍把钞票塞在石佛尊手里。“这怎么行？哎呀！这么多的钱，哪里还能说礼轻！”石佛尊心里热呼呼的，“再说，事情还没有办妥呀，现在怎么好收钱呢？”“有老同学的鼎力相助，事情的办妥，那是肯定的。请点一点，看是不是四千元。”“不用点，不用点，我还信不过陈学长！”石佛尊问，“用什么办法把杨卓茂弄到息烽去，请学长吩咐。”钱到了手，他的感情又深了一步。
“你怎么使用‘吩咐’二字来了？我们磋商磋商。”陈恭澍将自己准备冒充周佛海的秘书，拿着周佛海一家的合照和模仿周佛海笔迹的信件，说杨淑慧重病住医院，日夜思念父亲，周佛海特地派他秘密来湘潭，接杨卓茂去南京看望女儿的计划说了一遍。
石佛尊沉思一会，说道：“学长的意见值得磋商。”“欠妥？”陈恭澍眼睁睁地望着石佛尊。“是的。”石佛尊点点头，“一来，杨卓茂清华大学毕业后又留学美国，是个很有头脑的读书人，他不会像马老太太那样容易受骗；二来，据朱理直告诉我，周佛海考虑丁默邨的姨太太张艳容是杨卓茂的继室何芝俐的亲表侄女，曾经于今年五月上旬，让她带着他的亲笔信和他一家的合照，秘密来湘潭接杨卓茂夫妇去南京居住，却被杨卓茂拒绝了。这是张艳容离开湘潭回南京约一个月之后，杨卓茂透露给朱理直的。看来，杨老先生还很有爱国心和正义感，曾几次要朱理直写信劝杨惺华脱离汪兆铭汉奸政府。当然，朱理直这样做了，但杨惺华死心塌地，连信都不回。”他顿了一会，“因此，上个月九战区薛岳代理司令长官和罗卓英司令来湘潭时，还把杨卓茂夫妇接到我这里，与他们共进午餐哩！”
“噢，噢！”陈恭澍感到意外，“那么，老同学你说怎么办？”“让我想想，我们俩都想想。”石佛尊凝神沉思，那神情的确变成一尊石佛了。钞票，在石佛尊的智慧结晶体中，起到神奇的催化作用。很快，一个为陈恭澍极为乐意接受的意见便想出来了。
十二月的浓黑夜幕，笼罩在湘潭城区上空。下午五点多钟一断黑，就很难分辨出是上半夜还是下半夜，因为几乎延长到十四个小时的冬夜全是一片漆黑。寒气袭人，但没有风，到处是冷清清和静悄悄的。从城区东面流过的湘江河段，白天平静得像文静而缄默的少女，可是在这静夜里也能听到它日夜奔流的汩汩流淌声。这流淌声，像一首抒情诗，像一曲轻音乐，像阵阵喘息，像声声幽咽？这要看谛听者的心境了。
近来，杨卓茂心境不那么好。他原是上海的大富商。上海沦陷后，遭受到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敲诈勒索。如当时担任日本驻华中侵略军司令的松井石根，一次就从他手中索走了二百两黄金，土肥原贤二更甚，两次索走了他二百五十两黄金和二百二十万元现钞。他想到侵略者的贪得无厌，永远不会有满足的时候，今后松井和土肥原还会向他索取钱财。可以预见，将会有更多的日军高级将领向他伸手。因此，他于周佛海未投靠汪精卫抵达上海之前，也就是他年纪六十有六时，忍痛变卖了自己苦心经营近四十年的洋行恒产，带着继室何芝俐和两个保镖、一个女佣、一个轿车驾驶员回到湘潭老家。
老年人本来睡眠时间短，杨卓茂因心境不好，今晚十点上床，睡了四个小时就醒来了。不知为什么，近来他特别留恋在上海时那段黄金般灿烂的生活，也特别怀念死去的前妻。她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眼见日本人的巧取豪夺，又急又气又伤心，病情日趋恶化，使她提前离开了人世。如果不是日本侵略者打到中国来，他那日进千钞的大洋行怎么会舍得变卖？他贤惠的前妻又怎么会早逝？那湘江的流淌声，成了声声幽咽，句句哭诉！
这时，一阵紧急的敲门声，无情地把杨卓茂的依依思念之情打断了。他一惊，轻轻摇醒酣睡在自己身旁，比自己小三十岁的何芝俐。
“是土匪？”何芝俐睁着两只惺忪的眼睛，本能地轻轻惊叫一声，赶忙扭亮了床头的电灯，披上衣服。因为他们回湘潭近三年来，土匪已来骚扰过几次了。
一阵紧急的敲门声之后，有人叫喊：“请快开门，我们查户口来了！”“玉贵，振生！请你们去开门，警察局查户口来了！”杨卓茂半信半疑，他以为两个保镖未醒，边喊边捶了两下床边的木板墙壁。
睡在隔壁房间里的刘玉贵和喻振生早就醒了，并已经迅速穿好衣服，把手枪捏在手里，准备保卫杨卓茂夫妇的安全。两人听主人这么喊叫他们，都把手枪放在裤口袋里，答应了一声，一齐走出房门，扭亮阶檐下的电灯，走过足有一亩宽的嵌有青砖的地坪，来到四合院的大门口。
可是，门一开，冷不防冲进一个拿着手枪和四个端着冲锋枪的便衣武装，使两个保镖大吃一惊，“查什么户口，土匪！”两人这么想着，感到寡不敌众，身上的手枪没敢拿出来。便衣武装们对杨家的情况十分熟悉，一齐疾步向杨卓茂夫妇的卧室走去。两个保镖赶紧关上大门，紧紧地从后面跟上去。“请杨先生起来，我们要在你睡房里进行搜查！”持手枪的那人站在杨卓茂的卧室门口，砰砰敲了两下门。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要搜查什么？”杨卓茂惊疑地问。他已经穿上衣服，与妻子坐在皮沙发上。他年近古稀，但身体还可以，只是头发已经谢顶，两鬓和后脑勺的头发已经花白。
“我们是反共锄奸义勇队第五分队的行动小组，特地从长沙赶来，搜查你秘密勾结南京汉奸政府的罪证。”持手枪的说话瓮声瓮气。
“反共锄奸义勇队？哪有这个组织？”杨卓茂暗暗思忖着，“一定有人诬告！”但是，他很坦然，因为由张艳容带来的周佛海亲笔信和那张合照，他早就烧毁了。于是，他起身开门，淡淡地说：“请诸位先生进来搜查吧！”并且把书桌抽屉、立柜和保险柜的锁统统打开。
“你们两位负责搜查！”持手枪者手朝着两个年轻人指了指。
那两个年轻人把手里的冲锋枪靠墙壁放下，开始搜查。他们把抽屉、立柜和保险柜搜查了一遍，然后来到两个书柜面前，开始翻书。其中一人拿着厚厚的一本《辞源》翻了几页，忽然，他高声叫道：“搜到罪证了！《辞源》里夹着有大汉奸周佛海的信，信里还夹着周佛海一家的合照！”
杨卓茂和何芝俐暗暗一怔，但很快镇静过来，显得泰然自若，但两个保镖却以为主人闯了大祸，为杨卓茂夫妇捏了一把汗。
“拿来看看！”持手枪者神气地伸手把信和照片接过去。他将信和照片看了看，然后凶狠狠地递给杨卓茂：“你自己看看，这是不是你私通南京汉奸政府的确凿罪证？”
杨卓茂不慌不忙地戴上老花镜，将信和照片连看两遍，感到大惑不解，这信和照片是怎么来的？
信是用毛笔写在印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公用信笺”字样的红色直行信笺上的，信的内容大意是：汪精卫集团认为杨卓茂是德高望重的中国著名工商界人士，特地任命他为中央政治会议经济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考虑杨卓茂年事已高，可以住在湘潭不必去南京办公，只要求每月给中央政治会议写次信，对经济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杨卓茂的信每月由南京派专人采取，同时为杨卓茂送来月薪两千元法币。但要求杨卓茂从四月起，每三个月的月中，必须亲自赴南京一趟，参加例常的各专门委员会的正副主任会议。信的落款是“愚婿周佛海顿首”，“时间是四月四日”。
“信中说从四月起，每三个月的月中杨先生去南京一趟。那么，你在六月十五、九月十五、十二月十五共去了三次南京。”持手枪者把信和照片从杨卓茂手中夺过去，“现在你必须如实招供，每次去南京干了哪些祸国殃民的叛国投敌活动！”
“冤枉啊！天大的冤枉。”杨卓茂对周佛海的笔迹是熟悉的。他一眼看得出来，信中的笔迹有的有点像周佛海的，有的则很不像。他明知信和照片是这些不速之客有意带进来害他的，但他不敢直言，担心引起更大的麻烦。于是他气愤地说：“这不是周佛海的笔迹，是居心不良的人摹仿他的笔迹，捏造事实陷害我！”
其实，这是陈恭澍的笔迹。那持手枪者是石佛尊的副官梅固基，四个便衣是石佛尊手下的四个士兵。
“杨先生口喊冤枉，说这信不是周佛海的笔迹，那就请你把周佛海的真笔迹拿出来，对照对照，鉴别鉴别，好吗？”梅固基歪着身子，手抱着两个膀子，两眼斜视着杨卓茂。
“我与周佛海虽然是翁婿关系，但由于我与他走的道路不一样，早已势不两立！”杨卓茂申辩着，“我知道他叛国投敌以后，就将他过去写给我的信统统烧毁了！”
“是的，统统烧毁了，是我和他亲自烧毁的。”何芝俐边哭边做无效的证实。
“那只能说明杨先生夫妇在狡辩！”梅固基冷笑一声，“难道这张照片也是假的？”
信，杨卓茂有口难辩；照片，他无法否定。他感到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但是，他心中无愧，冷静地想了想说道：“我与周佛海的不共戴天，连薛岳代司令长官和罗卓英司令都十分清楚。”他把薛岳和罗卓英来湘潭时，请他共进午餐的事拿出来挡架，“诸位若不相信，石佛尊旅长可以作证。”
“是的，我也去了！”何芝俐抹着眼泪指着丈夫说，“薛代司令长官和罗司令还夸赞他，夸赞他是‘冰炭不同炉，薰莸不同器。’爱憎分明哩。”
“好吧！那就请杨先生和我们一道去见石旅长，如果他能够为你作证，我们马上送你回来。”梅固基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行！我跟你们去。杨卓茂起身望着梅固基，请你坐我的轿车去。如不放心，还加一个弟兄同车。”
“可以。”梅固基手向一个中年人一指，“你与我同去。”
“穿上皮大衣。”何芝俐把狐皮大衣递给丈夫，“是冬天，又是深夜，冷哩！”
十分钟以后，杨卓茂等人驱车到了石佛尊旅部。车子一停，陈恭澍就高兴地走过来，与梅固基低声说了几句，就来到杨卓茂身边，说道：“鄙人名叫田宏德，是石旅长的副官。刚才听‘反共锄奸义勇队’的刘先生说，杨先生有要事找石旅长。可是，真不凑巧。今天下午三点，他接到十九集团军司令部的电话通知，马上带着机要秘书朱理直先生到长沙开会去了，三天以后才能回来。这样吧，明天早饭后，旅部派车由我和刘先生送杨先生去长沙见石旅长。”
“好，那还可以见到罗司令。”杨卓茂很高兴，想到还有罗卓英为他说话。
陈恭澍看看手表，说：“噢，只差三个小时就天亮了，杨先生不必回去了，就在我们旅部的客房里睡几个小时。”他手往亮着电灯的二楼一指，“客房就在楼上，请杨先生随我来。”
杨卓茂感到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只好无可奈何地跟着陈恭澍上楼去。
“你就回去吧，”梅固基对杨家的轿车驾驶员说，“请你将刚才田副官说的情况转告杨夫人。杨先生问题一搞清楚，我们就派车送他回去，请杨夫人放心。”
现在，陈恭澍和梅固基坐在石佛尊家里，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研究了一会。末了，陈恭澍拿出两百元钱来递给梅固基，笑着说：“梅副官和四个弟兄辛苦了！这两百元钱梅副官得一百元，四个弟兄每人二十五元。”
“不敢当，不敢当！”梅固基迟疑了一会，“这一百元钱只能给石旅长。”他把钱塞在石佛尊手里。
“好吧！这一百元钱就算我和陈先生两人送给你的。”石佛尊又将钱塞在梅固基手里。
第二天早晨，石佛尊与罗卓英通了电话。罗卓英告诉石佛尊，戴笠已于两天前从重庆到了息烽间谍训练班，他为了早日控制周佛海，也是考虑杨卓茂过去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要罗卓英派飞机送杨卓茂去息峰。罗卓英想到这件事的来头是蒋介石，自然满口答应。
上午八点三十分，杨卓茂怀着问题将很快获得解决的愉快心情，登上旅部的军用吉普，与陈恭澍和梅固基去长沙。可是，到了长沙，并没有去十九集团军司令部，而是去了长沙机场，一种受骗上当的懊悔和大祸临头的恐怖油然升上心头。当陈恭澍和梅固基强行将他推上飞机时，他放声痛哭起来。直到飞机进入湘西上空，他才停止哭泣，再一看，飞机里不见梅固基，只有陈恭澍坐在他的身旁，用惊疑的目光哆哆嗦嗦地问：“你，你不是石旅长的副官！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要把我送到哪里去？”
“飞机一着陆，杨先生一切都明白了。”陈恭澍淡淡一笑。
杨卓茂无可奈何地深深叹口气，感到问也无用，只好听天由命。
三个小时以后，飞机在息烽机场着陆。杨卓茂正惶惑不安地向舷窗外张望，判断自己到了什么地方时，忽然，一个亲热的声音传过来：“杨伯伯！您老人家受惊了！”
杨卓茂扭过脸来一看，是戴笠上来了。周佛海在蒋介石身边担任要职时，他在女婿家里多次与戴笠见过面，戴笠还热情地请他吃过饭。他望着戴笠，似乎一切都明白了，又似乎更加糊涂了。他惊叫一声：“戴先生！”
戴笠手指陈恭澍，说道：“陪同杨伯伯同机来的这位是陈恭澍先生，军统上海区区长。他之所以原来没有向您说明他的真实身份，也没有直说请您来贵州息烽，都是我的主意。杨伯伯要骂，请狠狠地骂我；要打，请重重地打我！我毫无怨言。”他一副负荆请罪的神态。
“你们这是玩的什么把戏？把我弄到息烽来干什么？”杨卓茂很生气。“等会再详细向杨伯伯汇报，您老人家一路很劳累，请先下飞机休息吧。”戴笠显得感情真挚地说。接着，他亲亲热热地与陈恭澍各挽着杨卓茂一只胳膊，搀扶着他走下飞机舷梯，然后乘坐轿车去间谍训练班。
戴笠安排杨卓茂的住房与马老太太一样，有卧室兼书房、客厅兼餐厅和卫生间的三大间窗明几净、光线明亮、墙壁洁白的房子。摆设在各个房间的家具，也与马老太太使用的一样精美。不同的，马老太太识字不多，书架上的书刊少了一点和俗了一点。戴笠和陈恭澍陪同杨卓茂一进入房间，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好比这房间里的主人一样和蔼可亲地从卧室里端来了高级点心、香烟和茶。
“杨伯伯！您在息烽期间就屈住在这里。抗战时期，条件不好，敬请原谅。”他手指正在泡茶的姑娘，“生活上由她伺候您老人家。我们一定想方设法让您老人家吃好，睡好，玩得也好。余碧英，你要好好服侍杨爷爷！”
“我一定像伺候自己的亲爷爷一样伺候他老人家，请戴老师放心。”余碧英甜甜地笑着。戴笠兼任息烽间谍训练班的班主任，她是第十期结业的学员，故这样称呼戴笠。戴笠派这个女特务伺候杨卓茂，更重要的是监视他的言行。
“戴先生把我长期软禁在这里？”杨卓茂一怔。
“不能说是软禁吧！”戴笠一阵语塞，“当然，见仁见智，这是杨伯伯的认识。至于是不是长期让您老人家住在这里，很难说。”
“很难说？”杨卓茂反感地说，“如果戴先生真的还与过去一样尊重我为杨伯伯，尊重我为长辈，那么，你就应该把你很难说的话坦率地说出来。”
“好吧！我说。”这正是戴笠所期望的。他顿了一会，示意余碧英离开，然后对陈恭澍说：“请陈先生去把周佛海先生的母亲马妈妈请到这里来，有些话，我面对两位老人一起说。”“周佛海的母亲也被你们弄到这里来了？”杨卓茂心往下一沉，感到问题的严重，又设身处地感到马老太太的可怜。
“是的，马妈妈比杨伯伯早来两天。”戴笠说，“听她老人家说，你们两个亲家还互不认识。现在，在这么个特殊环境让你们两亲家见面，着实感到遗憾。唉！这叫作历史的捉弄吧！”
“是你们捉弄我们！”杨卓茂很气愤。戴笠并不生气，却满面笑容说：“其实，我们这样做，也是从眼前这段特定的历史，或者说是从眼前这个特定的时代考虑的，是出之不得已呀！”
杨卓茂还想发泄一通，满脸憔悴的马老太太已出现在眼前。她住在这栋房子的西头，听陈恭澍说请她去见一位亲戚，揣摩着这位亲戚是谁，快步走过来了。杨卓茂一见到这位因生活的折磨仿佛已年过古稀的亲家，一种特殊的感情促使他赶忙起身。
“马妈妈，这位就是周佛海先生的泰山……”戴笠怕马玉凤不懂“泰山”这个词的含义，马上改口说，“是周佛海先生的岳父大人杨卓茂老伯伯。”“是亲家？噢，您也来了！”马玉凤感到意外，心里一怔，满腹酸楚，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是的！亲家，我也来了！”杨卓茂也痛哭流涕，双手握着马玉凤那粗糙如树皮的手。“怪只怪我不该生了明凡，哦，生了佛海这个祸胎，连累了亲家，也把您老人家害了！”马玉凤以泪眼望着泪眼。“亲家！不怪您，不能怪您！”杨卓茂心情十分难过，“怪只怪佛海自己不争气，也怪我女儿淑慧与佛海臭味相投。”
“亲家！我没有与儿媳见过面，但佛海写信告诉我，由于您老人家的家教好，淑慧很能干，很贤惠，书也读得好，是个好媳妇，怪只怪我那个祸胎！”马老太太自责道：“老话说：‘夫唱妇随’哩，不能怪淑慧呵！”
“亲家！我女儿并不贤惠，也不是佛海的贤妻，因为她没有阻拦佛海离开重庆呢！”杨卓茂的话是真情。戴笠见两亲家说得差不多了，示意陈恭澍扶着杨卓茂坐下，他自己扶着马玉凤坐下，又亲自给马老太太泡了一杯茶。“好吧！现在请戴笠先生说说吧。”杨卓茂终于从痛苦中挣脱出来。“好，我说。”戴笠一本正经，“我们让杨伯伯和马妈妈来这里，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挽救周佛海先生。”他略一思索，感到还是把蒋介石抬出来为好，“我们这样做，是征得蒋委员长同意的。过去，蒋委员长一直器重周先生，现在，他一直关心着周先生。他对周先生近三年来的失足，感到十分痛心和难过。”戴笠也是一副痛心的样子，仿佛说话的就是蒋介石。“为了挽救周先生，蒋委员长同意让两个老人到息烽来，让周佛海先生和杨淑慧女士来一次震惊，来一次猛醒，然后毅然决然叛离南京，重新回到蒋委员长身边去。蒋委员长是宽宏大量的，他多次对我，对许多中央要员讲过，只要周先生弃暗投明，他不咎既往，仍然与过去一样器重他，栽培他。”他边说边注视杨卓茂和马玉凤的脸部表情，见两个老人脸上有几分体谅和欣慰。下边的话因高兴而带着激动的颤音，“我想，等两位老人休息两三天之后，给周先生夫妇写封信，说说你们的近况和来这里之后的生活起居，规劝他们速战速决，采取果断措施，尽早返回重庆。”他望着愁眉开始舒展的杨卓茂，“刚才我说两位老人是否长期住在息烽很难说。所谓很难说，就是不知道周先生夫妇是当机立断，还是优柔寡断，抑或是死心塌地地跟随汪兆铭走到底！”
“好，好，我理解，戴先生！感谢你和蒋委员长的一片好意。”杨卓茂一副大彻大悟的表情，“这样吧！我和亲家马上给佛海和淑慧写信，规劝他们回心转意，弃暗投明！”他显得急不可耐，巴不得快点离开息烽回湘潭。其实，他想得太天真了。
“我肚子里无文墨，信，亲家您写，我在上面写个名字。我那歪歪扭扭的字，佛海他认得出来。”马老太太仿佛服了特效兴奋剂，满脸皱纹喜成了层层笑波。
“好，好，信由我写，请亲家签个名。”杨卓茂微笑着说，“我和亲家的信，用什么办法送到南京去？戴先生！”
“杨伯伯不用操心，我们会用特殊手段，将你们的信妥善而迅速地送到周先生手里。”戴笠说。
五天以后的晚上九点左右，在南京颐和路三十六号。在周佛海和杨淑慧的卧室里，好比战争刚刚结束的战场，到处狼藉不堪，还笼罩着硝烟尚未完全消散那样一种气氛。周佛海穿着的深灰色呢料西服，从左胸处的口袋起，往下撕破两寸多宽，布片挂在下边的口袋上，他的脖子上有几道被手指划破的血痕，左手捏着被咬破还在冒血的右手背，他像一只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地瘫坐在皮沙发上，他感到脖子痛，手背痛，下身也痛。坐在床沿上的杨淑慧披头散发，额头上鼓起两个鸭蛋般的包，她身上的墨绿色呢料夹旗袍下摆，从左大腿开衩处横撕到五分之四处再挂下来，好在是冬天，穿着过膝盖的肉色紧身短毛线裤，大腿没有露在外边。她呜呜咽咽地抽泣着，越哭越起劲，浑身上下抽搐着。
事情似乎已经过去，但那丑陋而难堪的一幕，仍然在夫妻俩的脑海里浮现。
那场恶作剧发生在一个小时前。昨天下午，周佛海告诉杨淑慧，说他要去上海税警训练班主持第三期结业典礼做报告，要三天以后才能回南京。今天晚上七点四十分，丁默邨来到周佛海家里，说特工总部于下午五点半，在南京中华门破获了一个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要向周佛海汇报有关具体情况。
“他不是去上海了吗？说是去主持税警训练班的结业典礼呢！”杨淑慧直言相告，“噢！丁先生不知道他去上海了？”
“周先生没有对我说。”丁默邨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上午还向他请示过特工总部的工作问题。他是今天下午去上海的吗？”
“不！是昨天下午去的。”杨淑慧顿生疑惑，“丁先生上午还见到他？”
“噢！是我记错了，可能是昨天上午见到他。”丁默邨似乎意识到了什么，马上改口，“好，我走了，等周先生从上海回南京之后再向他汇报。”
丁默邨走后，杨淑慧想起丈夫拈花惹草，不仅情妇多，而且经常出进花街柳巷，已经三次住医院治疗过纵欲贪色的花柳病，对他的上海之行更加满腹疑团了。顿时，许多令她痛心疾首的事情，猛地从心底里翻腾上来。去年八月在上海，周佛海为了便于与越剧演员严似柳通奸，居然把她藏在他的书房里，五天后才被杨淑慧偶然发现；他与罗君强的妻子孔艳梅厮混已经三年了，至今难分难舍；女特务李玉英从重庆返回南京后，安排她在财政部当机要秘书，几乎每天都与她发生肉体关系，直到一个月前李玉英再秘密潜入重庆为止；李玉英走后第四天，周佛海又从武汉特工人员训练班的学员中，物色到比李玉英还要风流俏丽的陈良英，代替了李玉英。所有这些，杨淑慧怀着女性在性爱上绝对自私的心理状态，曾经当着这些女人的面臭骂过，也多次臭骂过自己的丈夫。然而，周佛海如同一只永远改变不了好吃鱼腥的猫，依然故我，而且一味狡辩，甚至矢口否定。
现在，杨淑慧如同万箭穿心那样痛苦。她心一横，这回非捉奸拿双不可！
她平常外出，都乘坐丈夫的轿车。她判断，那辆轿车肯定停在财政部的车库里。于是，她向女佣刘妈说了几句什么，就独自一人离开家里，叫了辆出租轿车直奔财政部。
财政部办公楼的二楼，有周佛海使用的一进三间房子，依次为会客室、工作室和供工作劳累时小憩的临时卧室。杨淑慧打发了出租车，站在楼下向二楼望去，唯独周佛海的那间临时卧室有灯光，心里陡然升起一股由痛苦、愤慨、仇恨、报复等因素组成的复杂感情。她早就想到会有今天的捉奸拿双。因此，一个月前，她趁周佛海去行政院开会，忘记把钥匙带走，特地将他在财政部使用的三把钥匙各配制了一把。现在，她走上了二楼，把钥匙拿出来，轻轻地打开会客室的门，然后又悄悄地关上。当她从会客室进入工作室时，就有周佛海和女人在床上调笑的话语，清晰地从里面房间里传出来。她十分愤怒，如果不是理智控制自己，真会暴跳起来！她把耳朵贴在临时卧室的门口谛听了一会，知道在床上的不是孔艳梅，而是已被她臭骂过两次，比孔艳梅小十二岁，比自己小二十四岁，年方十九的陈良英，一股嫉妒的怒火燃遍了全身。
作为单独个体的人，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世界上最大的仇敌是情敌。
旋即，从里面房间传出来一阵阵使杨淑慧最吃醋、最嫉妒、最反感、最痛恨的声响。她拿出钥匙来，因为满腔愤怒，开锁时有点响声，但这时候的周佛海和陈良英，已经忘记了整个世界的存在，自然没有听到。再说，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时候杨淑慧会来。
门开了，裸露在杨淑慧眼前的，是一幅活动的春宫图。“你这个不要脸的臭嫖客，臭男人，骚男人！”杨淑慧把满腔愤怒和痛苦集中在两个拳头上，在周佛海的臀部和背部一顿猛打。
当周佛海意识到是怎么回事时，才惊恐万状地从陈良英身上爬起来。他泄欲尚未达到高潮，那东西还在骚动。杨淑慧忍无可忍，伸手抓住那东西一捏，直到丈夫连喊：“饶命，饶命！”她才放手。
陈良英满脸恐怖和羞怯，慌忙跳下床来穿衣服，可是衣服还没拿到手，却被杨淑慧一把抓住了。杨淑慧一边破口骂着难听的话，一边给她一顿猛打。说实在话，如果两人对打，杨淑慧不是敌手。但是，陈良英感到理亏，不敢还手。杨淑慧猛然想到陈良英身上那使周佛海神魂颠倒的秀美脸膛，那迷人的乳房，那妙不可言的私处，就在这三个部位疯狂地发泄起来，结果这三处地方都被抓破鲜血流淌。
“她是无辜的！你要打，你打我！”刚穿上短裤衩的周佛海见情妇被打成这模样，于心不忍，两臂使劲拦腰抱住妻子，“快穿衣服快走，良英！”
陈良英热泪双流，惶恐而狼狈地抱起衣服鞋袜，不要命地逃出门去。
杨淑慧不甘罢休，挣扎着要去追赶情敌，因力不从心，就在丈夫手背上狠狠咬了一口。
晚上八点半，周佛海和杨淑慧回到家里。周佛海惊魂稍定，大骂杨淑慧心肠狠毒和做得太绝，而杨淑慧余恨未消，痛骂丈夫是流氓和畜生。于是，夫妻俩又厮打了一场。
眼下，摆在床头上的电话铃声急剧地响起来。周佛海知道，若没有重要事情，电话不会打到他卧室里来。他压抑着心中的愤怒和颓丧，强打起精神起身接电话。
“谁呀？噢！”周佛海手握话筒，精神为之一振，“是徐朗西先生！”
徐朗西，陕西人氏，是上海红帮领袖之一，其势力与杜月笙、季云卿相等，是有名的大流氓头子。他与周佛海是多年的老朋友，也是蒋介石、汪精卫、戴笠、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的老朋友。对徐朗西打来的电话，周佛海自然不能等闲视之。因此，杨淑慧也聚精会神地谛听着，看徐朗西在电话里对丈夫说些什么。
“徐先生是今天下午来南京的？失迎了。喂！许久不见，近来玉体还好吗？我嘛，贱体如常。”周佛海继续与徐朗西通电话，“什么，什么，你陪同老板手下的一个伙计来见我？噢！他还给我带来了我母亲和我岳父的信件？好，好，欢迎，欢迎二位先生光临寒舍一叙，我在家恭候。好，马上见。”
“有你母亲和我父亲的信？”因为国统区和沦陷区不通邮，自从五月张艳容从湘潭回南京之后，杨淑慧就一直不知道老父亲的近况。听说将有人送来父亲的信，高兴极了。“这送信的人是什么老板的伙计？他怎么与你母亲和我父亲联系上了？”她似乎已忘记了刚才的种种不快。
“老板是戴笠，伙计是军统特务。详细情况，大概是徐先生为了保密，不便在电话里明说，等会就知道了。”周佛海没有去深思细想，只感到有种渺渺茫茫的欣慰，也把刚才的一切烦恼搁到脑后了。“快把紫药水和纱布拿来，给我包扎一下吧！疯狗一样，咬得这么狠！”他嗔怪地说。
“咬断才好哩！”杨淑慧嗤嗤一笑，赶忙从立柜里找来紫药水和纱布，细心给丈夫包扎伤口。“你等会得去中央医院打预防针，免得患破伤风。”她有几分懊悔了。
“不去，我死了免得你恨。”周佛海话虽然这么说，但心想不能大意，好在二十四小时以内打预防针有效，不用急。“俗话说：‘公鸡斗架头对头，夫妻打架不记仇。’你是鸡还是人呀！”杨淑慧故意把嘴巴一撅。等伤口包扎好了，周佛海与平日一样用亲切的口吻吩咐说：“给我找件西服来，拿条围巾来。”“冻死鬼！又不外出要什么围巾。”杨淑慧的嘴巴又撅了一下。周佛海头一仰，手指脖子上的道道伤痕，自我解嘲地说：“看！难道能让这家丑外传么！”他想了想又说，“按照我与徐先生的老交情，你应该与我一道接见他，何况与他来的那个伙计还带来了你父亲的信。”
“好，我和你一道接见他。”杨淑慧赶忙给丈夫找来了西服和围巾。接着，她脱下撕破了的旗袍，换上一件艳蓝色夹旗袍，然后对着镜子梳头发，这才发现额头上的两个乌红色的大疤，嗔怪地骂道：“你这没天良的好狠毒，把我打成个丑八怪了！你的‘家丑’可以用围巾掩饰住，我这‘家丑’在额头上怎么掩饰？这样吧！你就说我有事外出了。”
“也行。”周佛海把围巾往脖子上一缠，怪笑一声。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徐郎西领着那个“伙计”来了。周佛海一看，原来此人就是前军统京沪特区区长兼江苏省分区区长、时任军统局二处处长的程克祥。他与程克祥很相熟，知道他是戴笠的亲信和得力助手。直到这时，周佛海才被一种不祥之兆的阴云笼罩着，意识到大事不好！
“欢迎徐先生和程先生光临！”周佛海强装着笑脸为他们递烟泡茶拿点心。
徐郎西年过半百，因为嗜好大烟和贪色，骨瘦如柴，大概是刚过了鸦片烟瘾，显得格外有精神。他来这里之前，已经从程克祥手中接过戴笠赠送他的二十斤上等烟膏，也显得格外兴奋。望着他，使人想起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三十四岁的程克祥，显得很英俊，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双看上去很明亮，很灵活，深不可测的眼睛，总是闪闪烁烁。
几句寒暄过去，程克祥把杨卓茂和马玉凤的联名信和戴笠的信递给周佛海。两个从未见过面的亲家，如今在一起给周佛海和杨淑慧写信，周佛海已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怀着惶恐和悲痛的心情，先看了杨卓茂和马玉凤在信末的署名，顾不得看信的内容，就捧着戴笠的信认真阅读起来。
佛海兄大鉴：
由于历史的原因，致使愚弟与贤兄未能面晤已近三载，但我们之间的情谊却有增无减。敬启者：委座出于对兄之关怀，特命雨农着人先后将令堂和泰山请到息烽间谍训练班赡养。愚弟将视两位老人为自己的生父生母一样，虔诚地孝敬他们，经常抽时间去拜望他们。他们的生活已由愚弟亲自做妥帖之安排，请兄不必悬念。匆此数行，不尽所怀，余言由程克祥先生面述。兄之所嘱，亦由程先生转告。
专此谨祝
冬安！
雨农顿首
十二月二十三日夜于灯下
周佛海读了戴笠的信，心底里发出一声由“请到息烽”的“请”字而引起的冷笑，然后想到母亲和岳父的被软禁，不知要被软禁到何年何月而无限悲伤，无限愧疚，也深深感到对不起两位老人。但是，他不露声色，脸膛冷静得像面塑像，以探究的眼光从母亲和岳父的联名信中，寻找某种答案。
佛海、淑慧如晤：
我们两个老人来到息烽之后，戴笠先生对我们的敬重胜于父母，各方面都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住得好，吃得好，休息得好。总之，一切都好，不必挂念。
我们亲家俩作为你们的父母，恳望你们重民族之尊严，思抗战之必胜，想投敌之穷途，忆委座之恩德，念父母之苦心，悟自身之不慎，悔已往之失足，毅然弃暗投明，回归重庆，乃不幸之大幸也！若能此，周杨两家老幼欢聚一堂之日不远矣，拳拳之心，眷眷之情，望能亮察。
顺此即祝
进步！
杨卓茂
马玉凤
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于惠烽
周佛海似乎已找到了答案，他的重返重庆之日，就是两个老人离开息烽之时。那么，既得的利益，既得的荣华富贵和高官厚禄，能舍弃吗？即使回到重庆，蒋介石不咎既往，也不可能有在南京这么高的地位啊，然而，事已如此，总得表明一个态度吧！
“请程先生回重庆之后转告戴笠先生，我何时回重庆，怎样回重庆，让我冷静地想想。总之，我绝不辜负蒋先生和戴先生对我的殷切希望。同时，衷心感谢戴先生对我母亲和岳父的尊敬和生活上的特殊照顾。”周佛海表情严肃，“戴先生还有什么吩咐？请程先生面告，我一定认真考虑。”
“戴先生的意见，当然也是蒋先生的意见，并不是希望周先生毅然离开南京回重庆，而是希望你能做‘曲线救国’的楷模。”程克祥想到自己的江西浮梁口音不好懂，说得很慢，几乎是一字一板，无意中加重了他说话的语气，“具体要求有三点：一是保护沦陷区的国民党地下省党部；二是及时提供日军的军事情报；三是促进和平军积极反共。”他见周佛海陷于沉思，接着说：“为此，戴先生特地让我以投奔南京政府的名义来周先生身边工作，也就是在南京建立秘密电台，当你们的助手。”
顿时，周佛海陷于深深的矛盾之中。他想到不这样做，可以保住自己在南京政府中的地位，但母亲和岳父势必被长期软禁在息烽，两个老人都已进入风烛残年，如果他们没能等抗战结束而死在息烽，岂不抱恨终生！他想到这样做，一旦日本被打败，他可以继续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但是，稍有不慎被日本发现，他一家人的生命难保，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将化为乌有！重庆方面提出的三点要求，积极反共好说，因为这是他周佛海和汪精卫以及日本的共同愿望，保护沦陷区的国民党地下省党部，大权掌握在日军手里，他只能尽可能地争取，但要提供日军军事情报，这与日本政府和汪精卫集团妄图彻底推翻重庆政府，而一切由南京政府取而代之的愿望相违背。何况促使蒋介石垮台，也是他周佛海梦寐以求的事！是的，蒋介石曾经器重过他。但是，毕竟只给他一个中央执行委员和宣传部代理部长，而汪精卫给予他的实权仅次于汪精卫本人，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岂能背叛汪精卫。
得与失，失与得，在他心灵的天平上一上一下，一下一上，使他的心灵严重失去了平衡而左右摇摆。人哪，真是一个矛盾的复合物！
然而，现实是这样严酷和无情，他周佛海的鼻子已经被军统牢牢地牵住了，他只能老老实实地跟着军统走！
“请程先生转告戴先生，我一切听从蒋先生的安排！”周佛海以真诚的态度掩饰着心中的痛苦，“这也是蒋先生给予我的一个立功赎罪的好机会，我一定会严肃认真考虑我今后的所作所为，如何对重庆方面有利！”他两眼望着程克祥，“至于程先生来我身边工作，我极表欢迎，一定保证你的安全。建议你先与丁默邨先生联系，由他穿针引线，领你先去见汪先生和陈公博先生，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后再由丁先生陪同你来见我，然后再具体研究建立秘密电台的事。”
“识时务者为俊杰。”徐朗西欣然一笑，“周先生是俊杰！”
“感谢周先生的指点。”程克祥恳切地说。
送走了徐朗西和程克祥，周佛海心情沉重地回到卧室里。杨淑慧迫不及待地看了两封信，听了丈夫的一番叙述，放声大哭，口里呼喊着：“爸爸呀！我的好爸爸呀，女儿对不起你啊！”她往丈夫怀里一倒，哭得死去活来。
周佛海急了，忙用手捂住妻子的嘴，惊愕地说：“你父亲和我母亲的事，若让汪主席他们知道了，不得了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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