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引言

    本文第二章的目的在于说明委托人资格（principal ship）在经营者（marketing member）和生产者（production member）之间的最佳安排（optimal assignment）。分析表明，把委托人资格（即委托权）分配给经营者是最佳的，因为经营活动主宰着（dominate）不确定性，而且经营者的行为更难以监督。这一分析为存在于企业内部企业家（或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非对称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这种非对称关系指的是，企业家（或管理层）拥有对工人的权威，工人则同意在一定界限内服从这一权威。不过，我们的分析不能到此为止。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企业家资格（entrepreneurship）从来都是和资本家相联系的：当且仅当一个有较高经营能力的个人同时也是资本家时，他才能成为一个企业家。比如，一个具有较高经营能力但缺乏个人财富的人可以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从事经营活动，但一般来说，只有当他是资本家的代理人时他才能这样做，资本家是他的委托人。换句话说，我们所发现的不是一种劳动雇佣另一种劳动，而是资本雇佣劳动。为完成我们的理论，我们需要说明，为什么要成为企业家的人的选择受到他的个人财富的约束？为什么选择管理层的权力被分配给了资本家？这种“资本雇佣劳动”的体制从社会观点来看是最佳的吗？本章将致力于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做企业家的优先权或选择管理层的权威之所以由资本家拥有，是因为就显示经营能力而言，富人做企业家的选择比穷人做企业家选择具有更大信息量。贯穿本章的一个假定是，观察一个人的经营能力较之于观察他的个人财富，要困难得多，其成本也要高得多。为集中研究经营者和生产者之间在职能上的非对称性，我们在第二章中假定每一个人的经营能力都为其他所有人所了解，也为他自己所了解，所以，经营职能是由那些最称职的人来行使的。在现实中，经营能力至多只是部分可观察的。尽管有一些信息可供利用，如受教育情况，工作经历，但对一个人的经营能力是无法精确地加以判断的，除非他已从事经营活动若干年。除非有令人信服的证据，一个人对自己的能力的标榜没有什么用处。相对而言，个人财富很容易观察和展示。穷人冒充富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富人要通过隐匿财富来规避责任（例如偿还债务）也会非常困难，成本非常高（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基于个人财富比经营能力更易于观察这一假定，我们表明，企业家市场上的自由进入将使资本家成为竞争企业家资格的胜者；从社会观点来看，资本雇佣劳动是合意的，因为只有这样一种机制可以保证经营工作由称职的人选来承担。相反，如果劳动雇佣资本，企业家市场将会充斥着“伪劣商品”（lemons）；就是说，会有太多的不称职的人声称他们可以做经营者。

    非负消费（non-negativeconsumption）假定对上述结果具有关键意义。直观的道理是：由于非负消费约束，做一个企业家的机会成本对富人要比对穷人高，所以，对于给定的经营能力，穷人比富人有更强的做企业家的动因。但是，别的人不愿贸然跟随一个贫穷的意愿（would-be）企业家（即自己想成为企业家的人），因为在经营能力属于私人信息的条件下，市场把他的较少的个人财富当做较低（预期）经营能力的信号。其结果，富有的意愿企业家被市场选中，贫穷的意愿企业家则被市场所拒绝。

    应当指出的是，在本书中，个人财富采取价值形式，而不一定是实物形式。[1]由于这一点，我们不接受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的解释，即，监控与资本的所有权相伴随是因为由不具有所有者身份的监控者来对资本的使用进行监控，其成本太高。我们将区分实物资本的所有者和金融资本的所有者。如果我向你借了100元买了一台机器，这台机器的所有者是我而不是你。就操作这台机器而言，你不必监控我。如果借款合同允许你就我使用这台机器的活动（例如我用这台机器生产什么）发表意见，则一定有什么别的理由，而不是你担心我会不爱护这台机器。进一步说，直观的道理告诉我们，在任何借款交易中，贷出者干预借入者事务的动机以及借入者接受这种干预的愿意程度依赖于借入者的个人财富。如果一个富人向我借钱，我更可能毫不犹豫地满足他的要求；但如果向我借钱的是一个穷人，我更可能首先问他拿钱去干什么，然后再决定是否借给他。更一般地说，既然资本本身没有激励问题，我们就需要说明，为什么资本家在做企业家和选择管理层方面有优先权，而不仅仅做一个出租者（rentiers）？

    本章的结构如下：第2节建立基本的模型；第3节研究一个人的个人财富与他选择做企业家的临界能力之间的关系；第4节讨论市场怎样由个人财富推断出一个意愿企业家的能力，从而使富人成为竞争企业家资格的胜者；第5节讨论作为一种分离高能力和低能力的机制的财富依存（Wealth-dependent）的利率和工资，同时我们也说明为什么当破产涉及证实成本（verificationcosts）时这一机制可能不起作用；第6节说明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从社会观点来看是合意的；第7节是本章的结束语。

    6.2模型

    要研究的经济由众多个人组成，其经营能力θ∈[0，1]和个人财富W0≥0各不相同。我们假定W0为该经济中所有的个人所知，而θ则只为各个人自己所知。[2]假定每一个人都属风险中性，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效用函数为U=W1，其中，W1是他的最终财富。所有的个人可以在两种职业间选择：企业家或工人。企业家经营企业并获得剩余收益，工人获得合同规定的市场工资，作为他向企业提供服务的回报。做资本家不是一个谁都可以选择的职业，因为这依赖于个人财富禀赋。[3]我们区分积极的（active）和消极的（passive）资本家。如果一个资本家选择做企业家，则是积极的资本家，若他选择做工人，则是消极的资本家。积极的资本家拥有的资本获得一个剩余（residual）收益，而消极的资本家拥有的资本则获得一个合同规定的市场利率。我们将假定，一个拥有W0的个人可以以货币形式持有财富，确保自己获得一个无风险的收益W0。[4]

    虽然我们的结论是企业家将从资本家中选出，但我们要从两个假定开始我们的分析，这两个假定对做企业家没有附加任何资本方面的约束。

    假设1：自由择业：不存在任何阻碍一个个人成为企业家的制度性限制。换句话说，一个人总是可以自由地设立一家企业。

    假设2：完美（perfect）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在下述意义上是完美的，即，一个个人若选择做企业家，可以按给定的市场利率为他的商业投资借入他所要求的任何数额的资本（即不存在信贷分配），或者，若他选择做工人（从而是一个被动的资本家），他可以按市场利率贷出他所拥有的资本中的任何数额。

    假设1实际上已暗含着关于经营能力是私人信息，不能直接为外人所观察的假定；否则的话，就可以设置某种专业资格证书，以保证只有那些经营能力高于一定水平的人才被允许做企业家。[5]假设2是为了方便分析。[6]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完美资本市场是一个广泛使用的假定，但这一假定与资本主义企业是不相容的，因为它（和自由择业假定一起）等价于一个劳动雇佣资本的体制。我们的分析策略是首先说明一个人在完美资本市场条件下如何在做企业家和做工人之间做出选择，然后再说明市场本身将会拒斥完美资本市场假定。分析将表明，资本雇佣劳动是市场力量的结果，而不是某种外生力量的结果。

    下一个假设对我们的结果是关键性的。

    假设3：非负消费的无限责任假定（Unlimited liability with non-negative consumption）：一个企业家有责任偿付他对贷出者的全部债务和合同规定的给企业工人的工资，直至其个人财富成零时为止（在单一时期模型中，必须假定他不能靠进一步借债来还债）。

    偿债责任可以强制履行的程度依赖于个人财富的可观察性。对无限责任假定加上一个非负消费的约束看来是很自然的。事实上，大多数现代法律体系都允许采取破产形式的某种防止进入低收入状态的保险存在。[7]

    非负消费的无限责任假定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第一，在由企业家的经营职能而来的剩余收益和由他的作为资本投资的个人财富而来的剩余收益之间进行区分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将用“利润”这一概念来概括二者。[8]第二，尽管企业家被称为“剩余索取者”，但在破产的情况下如果他的个人财富不足以抵偿合同规定的全部偿付金额，则他并不一定会对他的经营成本负全部责任。换句话说，他承诺的支付和他实际履行的支付可能有差别。正是这种差别引起了在企业家选择方面的道德风险问题和逆向选择问题。[9]第三，与第二点相联系，由于企业家有一定概率不能履行支付义务，合同规定的支付并非没有风险。所以，从工人和消极资本家的角度看，与哪个企业家合作是很要紧的。这就是市场上的企业家选择机制背后的力量。给定市场工资和市场利率，一个消极资本家/工人（capitalistworker）的期望收益和他与之合作的企业家不履行支付义务的概率呈相反方向变化。直观道理启示人们，其他条件相同时，对一个消极资本家/工人来说，他与之合作的企业家越富有，他的合同规定的支付就越安全。所以他应该选择富人而不是穷人去合作。但我们的结论比这还要有力。因为其他条件并不相同，财富本身并不是使不能偿债的概率处在低水平的充分条件。尤其是，既然经营决策活动主宰着企业收益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假定企业家的经营能力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如果人们偏好于跟随富人加入企业，那么一定有什么东西在外人的观点看来连接着个人财富和经营能力。

    一个个人面临着几种选择。首先是他应该做一个企业家还是做一个消极资本家/工人。其次，如果做一个资本家/工人，他应该把资本（如果有的话）贷给谁，应该把劳动卖给谁。[10]要对个人选择做出全面的分析，我们必须把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都纳入模型。不过，我们的分析的大部分发现都可以通过仅仅把一个市场纳入模型而引申出来。[11]由于我们感兴趣的是资本家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假定合同规定的工资在生产之前支付，从而工人不面对企业家不能履行支付义务的风险，[12]这样，我们就把分析范围限制在了资本市场。这意味着，在有任何实物形态的投资之前，企业家必须为雇佣劳动而筹资，他的全部金融资本需要量等于实物形态的投资和雇佣劳动成本（工资乘以工人人数）之和。如果他的个人财富不够应付这两项开支，他就必须向某些消极资本家借款。消极资本家不能回避的风险是，债务人不能偿债的概率一定是正的，所以，选择贷款对象至关重要。[13]

    假定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一种生产技术，该技术要求一笔数额固定的总资本，其中既包括实物资本投资，也包括劳动成本，记为K，[14]经营活动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若成功，将获得一个的收益；若失败，收益为零。[15]以r表示市场利息，以w表示市场工资。我们假定f（K）≥（1+r）k+w。换句话说，我们假定经营成功时，总收益数额足以既补偿合同规定的支付额，也补偿企业家的机会成本（否则就不会有人选择做企业家）。在以后的分析中，我们把w标准化（normalize）为零：w=0。

    经营能力的重要性在于它决定成功的概率p。为简单起见，我们假定p=θ。[16]这意味着，给定企业家的个人财富不足以为全部投资提供资金，他不能清偿债务的概率完全取决于他的经营能力。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最高经营能力（θ=1）和最低经营能力（θ=0）的收益都是确定的，但所有其他水平的经营能力的收益都是不确定的，如果经营能力是公共信息，则这一假定意味着所有具有最高经营能力的个人都将成为企业家，不论他们的个人财富如何。

    企业的总期望收益是企业家经营能力的一个线性增函数，定义如下：[17]

    Ey=θf（K）（3.1）

    企业家的个人期望收益记为，依赖于他的个人财富禀赋W0，定义如下：

    （1）若Wo<；K，则，W1e=θ[f(K)-(1+r)(k-W0)]

    （2）若Wo≥K，则：

    当贷出多余资金时，W1e=θf(K)+δk(1+r)(Wo-K)；

    当持有多余资金时，W1e=θf(K)+(Wo-K)

    这里，δK表示作为这里的企业家的多余资金的贷放对象的那些企业家成功的（加权平均）期望概率。

    注意，我们这里实际上已经作了一个假定，即，企业家在向消极资本家借款之前，首先要用自己的资产来投资，而且，除非，否则，他不贷出资本。这个假定是为了简化分析，并非分析的结论所必需。[18]

    如果一个拥有W0的个人选择做消极的资本家/工人，他的期望收益为：

    当带出财富时，W1L=δk(1+r)Wo；

    当持有财富时，W1L=Wo；

    δk可以定义为δk=EθB，其中，E表示取期望值，上标B表示向所考虑的资本家/工人借款的企业家（“借款人”）。当且仅当时，该企业家才向外人借款，这意味着，当且仅当置EθB=1时，才有δK=1。换句话说，贷出者承担着借入者不能偿债的风险，除非他确信借入者具有最高的经营能力（θB=1）。

    当且仅当下列条件成立时，一个人才会选择做企业家：

    式中，和分别由式（3.2）、（3.3）、（3.4）所定义。

    给定其个人财富W0，一个人在做企业家还是做工人之间的选择，不仅依赖于他自己的经营能力θ，而且依赖于他对潜在的借款人的经营能力的期望EθB，后者决定δK。给定δK，式（3.6）定义一个临界（critical）值θ*：当且仅当θ≥θ*时，他将选择做企业家。我们把θ*称为为选择当企业家而需要的“个人临界经营能力”（the individual critical marketing ability）。那么，θ*是怎样依赖于W0呢？EθB和的关系又如何呢？

    6.3临界经营能力与个人财富

    本节将集中研究一个个人的临界经营能力θ*与他的个人财富W0之间的关系以及θ*和δK的关系。

    情形（i）：若Wο<；K，θ*由以下等式所定义：θ *[ f (K) ( r)(K W )] δ[19]

    就是说，该个人的临界经营能力是其个人财富的增函数。

    情形（ii）：若Wο>；K，θ*由下式所定义：θ * f (K) δ ( r)(W K) δ ( r)W K K + 1+ . = 1+ 0 0[20]

    综上所述，有如下定理：

    定理1：给定假定1–3，（i）当且仅当一个人的经营能力大于其临界经营能力时，他才选择做企业家；（ii）该个人的临界经营能力是其个人财富的严格增函数，除非其个人财富大于资本需要量。

    粗略地说，定理1的含义是，在任一给定的能力水平上，一个贫穷的人比一个富有的人有更大的动因去做企业家。这一结果背后的道理在于，给定非负消费约束，富人做企业家的机会成本比穷人要高。对那些个人财富微不足道的人来说，做一个企业家的机会成本不会比一个工人的市场工资（已标准化为零）高多少，而对拥有大量个人财富的人来说，做一个企业家而经营又不成功时，会招致财富的大量损失。由于做一个企业家的机会成本与个人财富呈相同方向变化，达到最佳状态要求收益也与个人财富同方向变化，这样，一个人越富有，他的临界经营能力就一定越高。这个定理的含义之一是，贫穷的人比富裕的人更可能夸大其经营能力；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显示经营能力的信号而言，富人做企业家的选择比穷人做企业家的选择更具信息量。我们将看到，这是资本家身份的意愿企业家在竞争企业家资格时获胜的根本原因。

    现在我们来看θ*与δK的关系。

    （i）若W0<；K，

    定理2：给定假定1–3，一个个人做企业家的临界经营能力是其潜在借款人成功的期望概率的增函数。

    定理2说的是，当一个人只能把资本贷给成功概率较低的企业家时，他更可能选择自己做企业家；相反，如果他可以把资本贷给成功概率较高的企业家，他自己选择做企业家的可能性就较小。这里的道理是比较直观的。一个消极的资本家的合同规定的收益（或更一般地说，合同规定的收益的期望值）所具有的风险性的大小，取决于他与之合作的企业家成功的概率。较高的期望成功概率意味着较高的期望合同收益；而这又意味着某人做自我雇佣的企业家的必要性较小。

    6.4意愿企业家的期望经营能力与个人财富

    在假定1–3下，全部人群可分为两组，一组是意愿（would-be）企业家（积极资本家），一组是意愿工人（消极企业家）。在一个任何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与哪个企业家合作的经济中，一个意愿企业家能成为一个实际的企业家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他能成功地筹集到所需要的资本。根据定理1和定理2，我们现在来说明在经营能力是私人信息的情况下，为什么富有的意愿企业家比贫穷的意愿企业家更可能成功，（换一个说法，为什么消极资本家不太愿意把资本贷给贫穷的意愿企业家）。

    基本的道理在于，虽然一个个人的实际经营能力可能独立于他的个人财富，但从外人的立场来看，一个意愿企业家的期望经营能力并不独立于他的个人财富。

    令φ（θ）和Ф（θ）分别为人群中经营能力的密度函数和分布函数，定义在[0，1]上。假定经营能力的分布独立于个人财富W0的分布。

    所以，我们有：定理3：一个意愿企业家的期望经营能力是他的个人财富的一个增（或非减）函数。

    定理3的意思是，尽管外人没有关于某一位候选企业家的经营能力的确切信息，但他们仍可以放心地相信，平均说来，一个有较大量财富的意愿企业家比一个只有少量财富的意愿企业家具有更高的经营能力。从个人财富去推知经营能力是理性的。

    引理1：借款人不能偿付债务的期望概率是其个人财富的严格减函数。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个人财富和不能偿债的概率之间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个人财富影响一个人做企业家的选择，后者再决定不能偿债的概率。

    一个意愿企业家的个人财富不仅影响别人认为他具有的经营能力，从而影响他对潜在的资金贷出者的吸引力，而且在边际上影响其他人做企业家的选择。根据定理2，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临界经营能力是他的潜在借款人成功的期望概率的增函数。将这一结果与引理1结合在一起，我们有，定理4：（i）一个人选择当企业家的临界经营能力是其潜在的借款人的个人财富的增函数；（ii）这一关系的斜率依赖于他的个人财富，二者呈同方向变化。

    第（i）部分的含义是，给定个人财富和经营能力，当一个人能把资金贷给富有的人时，他自己更可能选择做消极资本家；当他只能把资金贷给不太富有的人时，他选择做消极资本家的可能性就比较小。第（ii）部分说的是，在作出做企业家或做工人的选择时，对潜在的借款人的个人财富，富人比穷人更敏感。这里的直观道理是，潜在的借款人或雇主的较大量的个人财富显示的信号是他具有较高的期望经营能力和较低的不能偿债的期望概率，从而意味着合同规定支付额的较高期望值。这个道理可以很容易地以图形来说明。

    我们在第一象限中画出了定理4所意味着的一个个人当企业家的临界经营能力θ*和他的潜在借款人（或雇主）的个人财富之间的关系。在第四象限中，我们描述了引理1所指出的潜在借款人或雇主成功的期望概率与其个人财富之间的关系。第三象限描述的是定理2指出的θ*和δK之间的关系。第二象限的45°线使我们能引申出第一象限的曲线。在这里所描述的情况下，一个经营能力为θ′（给定W0）的个人，当其潜在借款人或雇主的个人财富小于时会选择做企业家，当后者的个人财富大于时则会选择做工人。

    前面的讨论所包含的一个很强的含义是，尽管一个财富较少的人有较强的做企业家的动因，但别人更不大可能接受他，因为别人把他个人财富较少的事实当做一个反映他较低的（期望）经营能力的信号。从潜在的借款人（和工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富有的意愿企业家总是比一个贫穷的意愿企业家更具有吸引力，而且，放款给前者而不是后者总是符合放款人利益的。因为如果一个意愿企业家需要外部资金，则只有当他找到足够数目的愿意借款给他的放款人时，他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实现其梦想），所以我们预言，在为企业家资格而进行的竞争中成功的，将只是那些有足够量个人财富的意愿企业家。

    定理5：在经营能力是私人信息和个人财富是公共信息的假设下，为企业家资格而进行市场竞争意味着，只有当一个意愿企业家的个人财富大于某一确定的水平时，他才能成为实际的企业家。

    就是说，在经营能力呈均匀分布的情况下，一个意愿企业家的期望经营能力是最高经营能力（θ=1）和临界经营能力（θ*）的加权平均，二者的权数各为1/2。

    企业家的市场选择机制是怎样的呢？如果我们把所有意愿企业家按个人财富从高到低排列，这种机制像一种“顺序排列”（peckingorder）。第一组成功地被市场选中的意愿企业家是那些个人财富足以支付实物投资并能保证按合同履行对工人的无风险的支付义务的意愿企业家，即W0≥K的意愿企业家。[23]这一组企业家被市场认为是所有意愿企业家当中具有最高期望经营能力的人，其期望经营能力为：Eθ=1/2+1/2(δk(1+r)K/f(K)[24]

    因为资本本身是生产性的，若企业家资格只局限于这一组人，一个经济是不能处于均衡状态的。第二组被选中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个人财富足以支付劳动成本，但不够支付全部成本（实物投资与劳动成本之和）。第三组成功的意愿企业家是那些无论为支付实物投资还是支付劳动成本都需要借款的人。后两组是最有意义的情况，因为资本市场之所以出现，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有这两组人存在。[25]

    我们得到的一个一般性结果是，企业家的集合是由个人财富的一个下界（lower-bound）所决定的。要描述均衡的下界，我们需要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不过，下面的局部均衡分析也可以阐明一些道理。

    首先我们注意到，做企业家的决策是在与做一个消极的资本家/工人的期望收益做了比较之后才做出的，因此，下列不等式一定成立：

    就是说，这一组企业家的期望经营能力不会大于当他们按合同取得的放款收益完全没有风险时（δK=1）的期望经营能力。

    对一个潜在的放款人来说，既然有持有财富的可能，那么，放款要发生，下列条件就必须成立：

    这就是由潜在的放款人所施加的企业家个人财富的下界。如果一个企业家的个人财富低于这一下界，他的贷款要求将被潜在的放款人所拒绝。

    为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不妨假定K=50，r=0.1，f（50）=60。这时，潜在的放款人所施加的下界是：

    就是说，一个放款人不会向一个财富小于20.5的人提供贷款。如果资本K=50是企业为达到有利可图所必需的，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在企业家集合内不会有个人财富小于20.5的企业家。

    6.5作为资本雇佣劳动的机制的利率（和工资）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假定利率（和工资）是固定在一个统一的水平上的。前面的分析表明，统一的利率不可能是一个均衡状态，因为这意味着不同的放款人获得不同的期望收益（不同的借款人被认为有不同的违约概率）。本节中，我们放松这一假定，来讨论利率（和工资）的变化怎样影响一个人选择当企业家的临界经营能力，特别是，利率（和工资）怎样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用来作为限制财富拥有量低的人成为企业家的机制。[26]我们的讨论将主要针对的情形。

    首先考虑利率变化对临界经营能力的效应。取θ*对r的导数，得：

    αθ*/αr=[δkWof(K)]/{[f(K)-(1+r)(K-Wo)]}2>；0

    定理6：对所有个人，临界经营能力是利率的增函数。

    这一结论背后的道理很简单：首先，利率提高既会使做一个企业家的直接成本增加，也会使其机会成本增加，从而提高经营能力的那个边际水平—那个使得做企业家比做工人更有利可图的经营能力水平。

    虽然利率变化影响意愿企业家群体的平均经营能力，但它不改变这样的事实，即，在全部意愿企业家中，那些个人财富较少的人与那些个人财富较多的人相比，其平均经营能力也低于后者，因为定理1对所有的利率水平都是适用的（直至一个上界[upper-bound]）。[27]所以，我们说，一个统一的利率（和工资）不能成为将低能力意愿企业家与高能力意愿企业家分离开来的一个有效机制。

    其次，我们来说明财富依存的利率（和工资）怎样可以成为一种机制，防止不名分文的滥竽充数者（Lemons）选择做企业家。这里，所谓财富依存指的是，如果都选择做企业家，一个拥有一些财富的人和另一个拥有更多财富的人相比，要支付更高的利率（和更高的工资）。[28]

    根据定理1和定理5，对一个给定的临界（或期望）经营能力，条件成立。[29]

    定理7：使所有的人都保持相同的临界经营能力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借款人支付的利率依赖于其个人财富且二者呈反方向变化。

    财富依存的利率的要害在于，在这种体制中，一个人的财富越少，做企业家所需的借款成本就越高，从而使不名分文的滥竽充数者“自愿地”撤出，不再做意愿企业家。这种因人而异（discrimination）是资本市场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文献中，这一点被称为资本市场的“不完美”。但这种不完美性应当被理解为一种“资本雇佣劳动”的机制，因为它的作用方向是不利于那些能力高财富少的意愿企业家。

    这一机制是由能力高财富少的意愿企业家和潜在放款人及工人引入的。在统一利率和工资的体制下，个人财富低于某一临界水平的意愿企业家会被潜在放款人（和工人）所拒绝，不管他们个人的经营能力如何。因为被拒绝的具有高能力的人受到较大的（期望）损失，支付较高的利率（和工资）去做企业家而不做工人，对他们来说是值得的。他们这样做，就可以部分地把自己和其他被拒绝的人分开，因为后者无力模仿他们。另一方面，对潜在放款人（和工人）来说，重要的是期望收益（δK（1+r）和δLW）。虽然与财富较少的意愿企业家合作要承受一个较高的不能偿债的概率，但若在成功的情况下支付的利率和工资足够高，则获得的可能并不是一个较低的期望收益。所以，在较高的不能偿债概率和较高的利率（和工资）之间进行权衡是值得的。这样做的结果，财富较少的那一组意愿企业家的平均经营能力也会提高。

    一个问题是，如果财富依存的利率和工资在防止低能力者成为企业家方面能够确实有效，为什么在现实中一些想成为企业家的人在愿意支付较高利率和工资的情况下仍遭到潜在放款人或工人的拒绝？对此，有几种可能的解释。一种由斯蒂格利茨和威斯（1981）提出的解释是，利率的提高可能通过对借款人一方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效应，影响投资项目本身的质量，从而使放款人的期望收益随利率提高而降低而不是提高。[30]另一个由埃斯瓦瑞和克特威（1989）提供的解释是，利率提高可能对企业家（借款人）的工作积极性产生负效应，从而提高不能偿债的概率。[31]

    在我们的简单模型中，为集中研究经营能力和个人财富的关系，我们忽略了这两种效应。尽管我们相信，财富在作为经营能力的信号方面的高信息量特征是解释资本雇佣劳动的更为根本的要素，但上述两种观点仍可作为对我们模型的补充。[32]不过，如果我们的模型扩展至一个更一般的情形，使可能状态的数目大于两个（成功或失败），我们可以提供另一种解释，说明为什么由于对放款人来说的破产成本，财富依存的利率和工资最终会迫使所有的贫穷者退出企业家的位子。

    考虑可能状态的一个连续序列s∈[0，1]。假定对任何给定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企业的收益严格地随s增加而增加，对所有K，s：

    [αf(K，s)]/αS>；0

    临界破产状态，这种状态下，f(K，s*)≡(1+r)(K-Wo)

    对所有：s≤s*f(K，s)≤(1+r)(K-Wo）

    令G（s，θ）为可能状态的以经营能力θ为参数的分布函数。假定G（s，θ）满足对θ真的一阶随机控制（stochastic dominance）条件，即，对s∈[0，1]，有，就是说，高经营能力使得概率分布的高位部分代表的状态更可能出现。[33]以s*表示这样一种临界破产状态，这种状态下，对所有：s≤s*，f（K，s）≤（1+r）（K–W0）这样，s*就是企业家所付利率的一个增函数。破产的概率G（s*，θ）也是如此，因为按财富依存的利率，在一组拥有给定经营能力的企业家之中，财富少的人比财富多的人支付更高的利率，前者破产的概率被进一步提高。[34]假定当企业破产时，放款人要付出x的成本去证实。因此，利率提高引起放款人的期望破产成本G（s*，θ）x提高。结果，如果x比较大，潜在放款人可能宁愿拒绝向较少财富的借款人放款，而不是要他们付一个较高的利率。或者，即使放款人可通过进一步提高利率使自己得到补偿，能力高财富少的人也可能发现做这样的企业家已无利可图。换句话说，财富依存的利率本身可以迫使所有财富较少的人退出企业家的位置。[35]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预言，资本市场的特征将是既有财富依存的利率，又有信贷分配。这个预言与人们日常观察到的结果是相吻合的。

    6.6市场解决办法与社会最佳

    前面的分析说明，市场竞争把做企业家的优先权分配给了富人；个人财富较少的意愿企业家或者被拒绝，或者要支付比其富有的同行们更高的利率和工资。从社会观点来看，这种市场解决办法是合意的吗？

    为探讨这一问题，我们需要首先界定资本的社会成本。因为市场利率r不是没有风险的利率，所以（1+r）不是社会成本。不过，以δ=EδK表示企业家成功的平均概率（或等价的，平均经营能力），我们可以将δ（1+r）解释为单位投资的社会成本（等价于无风险的收益）。

    令θ+为某人做企业家的社会临界经营能力（即，当且仅当一个人的经营能力大于等于θ+时，他才应当被选中做企业家）。这样，θ+可以定义如下：

    θ+f(K)=δ

    就是说，在企业家的经营能力为θ+时，企业的期望收益等于社会成本。值得注意的是，条件（3.26）是符合社会公正的原则的，因为它对富人和穷人一视同仁，没有区别。那些能力小于θ+的人不应被选中做企业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财富，而是因为他们缺少能力。

    整理（3.26）可得：

    θ+=δ(1+r)K/f(K)

    这正是那些W0≥K的个人的临界经营能力。这就是说，企业家资格在人口中的分配结果在资本雇佣劳动的体制下比在其他别的体制下更接近于最佳，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雇佣劳动对社会来说是合意的。

    6.7结论性评论

    本章的主要结论是，做企业家的优先权被给予资本家，是因为富裕的人做企业家的选择比之于贫穷的人做企业家的选择，在显示经营能力方面更具信息量。本章的模型还可以解释为什么资本市场不会是“完美的”；为什么通行的是财富依存的利率和信贷分配，而不是统一利率和自由信贷，为什么潜在的工人热衷于与富裕的而不是贫穷的意愿企业家合作。因为资本家在做企业家方面的优先权来自关于经营能力的信息非对称性，本章模型的一个含义是，对那些具有高能力而且其能力已通过以前的成功而得以展示的人们来说，当他们想扩张其经营时，会较少地受到个人财富禀赋的制约。这一含义与日常观察结果是一致的。

    更重要的是，尽管我们一直集中分析古典的资本主义企业，但本章的模型也可以解释股份公司的出现。假定在人口中能力的分布和财富的分布是不对称的，就是说，富裕人不一定有高能力，高能力的人不一定富裕。[36]那么，必定会存在两种可能的报酬差距，一种存在于不同的资本提供者之间，另一种存在于具有不同能力的人之间，由较有能力的人拥有的资本将不仅会获得要素价格，而且由于显示其能力而得到一个“纯粹”租金；由能力较低的人拥有的资本则只能获得其要素价格，因为这些人没什么能力可以显示。进一步，富人的能力会获得一份剩余（residual）租金，而穷人的能力则只能获得一个“市场工资”，因为穷人没有可用来显示其能力的资本。尤其是，“企业家们”可以使用在市场上的垄断力量来压低要素价格，剥削其他的资本和能力的拥有者。这些可能的报酬差距使得寻求可能的相互合作无论对资本还是对能力的拥有者都成为有利可图。特别是，拥有某些关于别人能力的个人信息对资本家来说可能会是有利可图的。尽管一个能力低的富人不能通过推销自己而获利，但如果他了解某一高能力的人（如他的亲属），或寻找高能力的人的成本不是太高，则他仍可以通过把他的资本用来作为显示别人能力的信号，而增加他自己的收益。另一方面，一个高能力的人若能使某一富人相信他的确善于经营，则也可以使自己的收益提高。而且，各方寻求合作的动因是各自资源（能力或财富）的一个增函数，因为一个人的个人财富（能力）越大，寻找成功时可得到的租金就越多。结果，他们成为一个联体企业家（joint entrepreneur）：高能力的人因从事经营而成了经理，富裕的人则被称为“股东”，索取剩余并负责选择合格的经理。

    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破产的非货币惩罚。在文献中，有些资本结构模型基于这样的观点，即经理或企业家在破产时承担非货币惩罚，而这将约束他们不去赌运气。[37]我们相信，就经营能力而言，这种惩罚机制是没有作用的。理由是，对一个一文不名的人来说，破产至多不过使他回去当工人；但他如果运气好，就会成一个富人。所以，赌一赌运气对他来说是值得的。[38]

    [1]若采取实物形式，本文的论辩将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

    [2]我们将假定θ抽取自一个共同的分布，该分布为经济中所有个人所知。

    [3]我们不甚严格地使用“资本家”一词，因为我们假定个人财富从零到一个很大数额之间是连续分布的。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资本家”一词在不同上下文中的不同含义。

    [4]用一个无风险的利率来取代这个假定也是可以的。

    [5]在现实中，诸如律师、教师、医生等职业有专业资格证书，但没有企业家的专业资格证书。我们猜测，其中的原因在于企业家能力远比其他能力要难以观察。

    [6]注意，尽管我们使用“完美资本市场”的术语，但消费借贷是被排除在外的。

    [7]可以用最低生活必需取代非负消费，而不影响分析。此外，若以权益份额取代总财富，这里的分析也可以扩展至有限责任（可能有人愿意将非负消费的无限责任本身称为“有限责任”）。

    [8]这可能是关于什么是利润的旷日持久的争论的根源。

    [9]大多数关于资本市场的代理模型都隐含着有限责任的假定；例如，见斯蒂格利茨和威斯（1981）信贷分配模型，埃斯瓦瑞和克特威（1989）的资本雇佣劳动模型。

    [10]一个消极资本家贷出资本的对象和出卖劳动的对象不必一定是同一个企业家。

    [11]在本章较早的一稿中，我们曾把劳动市场（工人的选择）和资本市场（贷出者的选择）都纳入了模型。我们发现，把一个以上的市场纳入模型的边际所得不过是使描述更为接近现实一些。

    [12]所以，他们不在乎应与哪个企业家合作。可供选择的另一种方法是，我们也可以假定企业的最低（在最坏状态）的收益不少于劳动成本。

    [13]工资在生产之前支付的假定相当于工人把选择合作者的权利委托给了消极资本家。在现实中，当企业家不能履行全部合同规定的偿付义务时，工人通常有优先权，即便他们的工资支付是在生产时期结束之时，情况也是如此。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工人在大多数场合有优先权。

    [14]为方便起见，不妨把K就称做“资本”。若令k为实物投资，w为每个工人的工资，I为工人数量，则有K=k+wI。我们的一个暗含的假定是企业家总是选择w和k的最佳组合。此外，K也可以是一个变量。

    [15]也可以以一个大于零的收益来取代零收益，只要收益小于总成本即可。

    [16]注意，我们已把经营能力标准化为分布于零和1之间的数值。

    [17]在以后的分析中，为方便起见，我们把工资标准化为零。

    [18]在有关的文献中（如盖尔和赫尔维希，1985），这一假定被称为“最大股权参与”（maximumequityparticipation，MEP）。

    [19]我们假定δK足够大，以致该个人在选择做工人时愿意贷出而不是持有其资产。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可以用1来替换δK（1+r）。

    [20]这里我们假定，无论该个人只是贷出多余资金（这时他自己也是企业家）还是贷出全部资金（这时他选择做工人），他面对的潜在的借款人成功的期望概率是相同的。

    [21]有人可能会认为，能力的分布和财富的分布是正相关的，其原因或者是动态效应（今天的富人是昨天的成功的商人），或者是因为较富裕的人有更多的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则财富本身就成了能力的一个信号。

    [22]由于θ*依赖于δK，一个外人对一个意愿企业家的θ*的判断必须基于后者期望中的δK（就是说，为了知道个人A的θ*，一个外人必须知道，若A选择做工人时所预期的他的潜在借款人成功的概率）。但是，给定个人财富是唯一可获得的信息，理性预期意味着外人对所有意愿企业家的δK持有相同的期望。下面我们将这样假定。

    [23]这些意愿企业家不依赖于外部资金，为工人所“选中”。

    [24]在以后的分析中，为具体起见，我们假定经营能力在人口中是均匀分布的。

    [25]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实际上已经假定了这些组个人的存在；不然的话，我们就应当用1来替换δK（1+r）。由于我们已经假定在生产之前支付工人工资，我们将不再在区分第二组和第三组．[26]下面关于利率变化的论述也适用于工资变化。

    [27]在现在的模型中，这个上界是一个利率（或工资），在此利率（或工资）水平上，只有那些具有最高经营能力（θ=1）的人发现做企业家和做工人没有什么差别，而其他所有的人都严格地偏好于做工人，即，。这一要求太高，现实中难以成立。

    [28]因为给定资本投资，一个人的借款需求随其初始财富增加而递减，这就意味着，对一个借款人收取的利息率是其借款数额的一个增函数。

    [29]从技术上考虑，我们将假定该个人放款的期望收益和做一个被动的资本家/工人的期望工资是给定的。

    [30]斯蒂格利茨和威斯模型是基于借款人和放款人之间关于投资项目的风险质量的信息非对称性。他们指出，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当利率提高时，投资项目的风险增加；所以，利率提高可能减少而不是增加放款人（在有限责任的条件下）的期望收益。这就给放款人提供了动因，使他们在面临对可贷资金的过度需求时，采取信贷分配的办法而不是提高利率。

    [31]他们的道理如下：不能偿债概率是企业家工作努力程度的减函数。由于利率提高不仅减少了企业家可以做剩余索取者的各种可能状态的范围，而且减少了这个范围中他的边际收益，所以，利率提高以后，企业家的工作努力程度会随之降低。结果，不能偿债概率会增高。对放款人来说，这一效应可能足以抵消在好状态发生时直接增加的收益而有余。

    [32]事实上，如果我们的模型中收益分布函数φ（y）是经营能力θ、工作努力程度a和一个风险性参数α的函数，上述两种观点就可纳入我们的模型。如果我们假定函数φ（·）满足对θ和α的一阶随机控制条件，α是一个均值保持（meanpreserving）参数（即，较高的α代表较大的风险），则可以证明，（i）临界经营能力是W0和r的增函数；（ii）最佳努力程度是W0的增函数，但是r的减函数（给定努力的边际负效用增加）；（iii）α的选择是r的增函数。

    [33]在两种状态的情形中，一阶随机控制的含义很简单，就是成功的概率随经营能力增加而增加。

    [34]较高债务对破产概率的效用，已被放款人纳入了考虑。

    [35]从理论上说，信贷分配也可以解释为，借款人必须付一个极高的利率，以致于即使在最好的状态发生时，收益也不足以补偿成本。

    [36]我们已假定它们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37]例如，见罗斯（1977），格罗斯曼和哈特（1982），戴蒙德（1984），盖尔和赫尔维（1985）。

    [38]当然，破产时判死刑肯定有助于防止能力低的人选择做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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