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号为“图书馆”的桂系秘密特务机构

    抗日战争之前，在广西的地盘上，桂系里存在着五大派别，并且盘根错节，互相渗透。也正是因为其内部各政团派系林立，桂系的军政、文化机构里纷繁复杂，难窥其究。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为了建立牢固的政权机构，防止桂系内部出现混乱，各方面的稳定与相对统一，保证桂系对外的政治独立性，以李、白为核心的新桂系高层曾秘密策划并组建了以“图书馆”为暗号的桂系最早的秘密特务机构，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

    桂系为什么要建立一个以“图书馆”为暗号的秘密特务组织呢？说来话长，靠军事起家的桂林临桂籍人士李宗仁、白崇禧，以及以他们为首的新桂系，在建立广西新政权后，因为从小在蕴藏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桂林长大，想要要重建桂林家乡，恢复桂林作为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想要走出广西，称雄一方，甚至是驾驭全国。1927年再次北伐时，桂系的实力发展极为迅速，势力膨胀很快，南起广西、广东，经湖南、湖北，一直北至山海关，几乎都是广西的势力范围。但在军阀混战，各霸一方，地方割据争夺地盘的年代，没有一定的能耐和手段，是很难扩充地盘、站稳脚跟的。而新桂系李、白二人带兵有方，士兵作战勇猛顽强，却没有为自己培养一批可以信赖的幕僚，缺少一帮拼命的铁杆亲信。以至于在桂系首脑沾沾自喜，庆幸他们取得辉煌战果之时，危机也正等待着他们。北伐后，在桂系的许多部下不断被蒋介石收买、分化的时候，桂系的首脑们还毫无觉察，以至于在极短时间内，整个军政体系被彻底搞垮，甚至连李宗仁、白崇禧自己也差一点回不了广西老家。之后，他俩经过千辛万苦逃回广西，发誓要报这“一箭之仇”。痛定思痛，他们吸取教训，决心重整旗鼓、积聚力量，凡是能够与蒋介石相抗衡的办法，他们无不设法实施与利用。针对蒋介石搞了蓝衣社等特务机构，广西桂系也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的名义搞起了秘密特务机构，也就是以“图书馆”为暗号的特务机关。之所以将暗号设置为“图书馆”，是因为“图书馆”是一个文化机构，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同时也是显示出李宗仁、白崇禧是受过良好教育，比较重视文化建设的，显然与那些专搞暗杀、跟踪，背后下黑手的特务机构不相干，这样它的功能特性就会隐藏更深，不被察觉。后来桂系建立的，具有差不多同样性质的“广西建设研究会”可能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凡被吸纳加入“图书馆”的成员，按规定都要首先经李宗仁、白崇禧亲自监督宣誓和训话，所有成员都要尊李、白为领袖，并誓死效忠，为其卖命。所以这个组织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李、白利用封建宗法关系的形式来培养亲信。

    在建立暗号“图书馆”秘密特务机构的同时，桂系当局还建立了一些半秘密、半公开的社会组织。比如，他们以发展广西地方经济，提供“智囊”服务为幌子，建立了“广西建设研究会”。该会正副会长仍为李宗仁、白崇禧，吸收和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汇聚桂林的文化精英和社会名流，让他们担任该会各部门的研究员或者负责人，让他们为广西桂系的各方面建设与发展出谋划策。桂系则广泛接纳、根据具体情况和需要大胆采用他们的建议。该会表面上是以研究广西的“经济”为主题，实则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作为桂系秘密特务机构配套的“智囊”机构，实际也是桂系用来抗衡蒋介石中央政权的一个重要砝码。

    广西建设研究会桂林会址。

    针对桂系地盘上复杂的政团派别情况，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更好地开展对桂系各层的抗日统战工作。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时局的变化，决定在武汉大撤退后要在中国南部地区建立共产党的领导机构，继续组织并指导南方各地下党组织的抗日活动的开展。并在1938年的11月建立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这一公开合法的领导机关，代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南方地区的红色抗日武装及各地进步的抗日文化与民主运动。在桂林任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的李克农，与其派遣打入桂系内部核心部门，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主任的白崇禧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谢和赓，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通过对桂系内部情况的比较与分析，较好地利用了桂系这一特殊的社会环境，并将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归纳为五个方面：

    甲、桂系统治区：（A）国民党第五战区，包括安徽、湖北、河南大别山部分地区；（B）蒋委员长桂林行营，包括长江以南、两湖、两广、云贵等省地区；（C）黄绍竑主政的浙江省。

    乙、桂系军政机构：（A）国民党第五战区，李宗仁司令长官；（B）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训部白崇禧部长；（C）桂林行营白崇禧主任；（D）广西省政府黄旭初主席；（E）浙江省政府黄绍竑主席。

    丙、桂系控制下的政治、文化、宗教等机构；（A）广西建设研究会；（B）桂林文化供应社；（C）以白崇禧为首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

    丁、李宗仁、白崇禧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A）“建设广西、复兴中国”；（B）实行“三自”（自卫、自治、自给）和“三寓（寓兵于农、寓将于学、寓征于募），实行全省公务人员（军政干部职工）和乡村群众的军事训练，以随时能扩充兵力，对付蒋介石和防共产党；（C）李宗仁加强对大别山的军政领导，拉拢冯玉祥旧部冯治安等，扩大桂系力量，与蒋介石抗衡；（D）白崇禧笼络云南龙云、西北四马等，与蒋介石抗衡；（E）利用广西建设研究会和文化供应社，以为其罗织各界反蒋知名人士和左翼进步名人，作为扩大桂系势力之用，从而表明广西的“进步”、“开明”和“民主”。

    戊、桂系高级军政干部的政治、思想和活动：（A）民主人士，有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万民一、万仲文、朱五健、刘士衡、徐梗生、胡讷生。这些人均为桂系“智囊”中的高级干部，且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的基本会员。

    其实，在桂系建立暗号“图书馆”秘密特务机构之前，自1930年8月起，他们就在其内部开始筹备这个秘密组织了。这个组织实际就是为了“预防出现第二个黄绍竑所采取的‘应变’措施”。桂系首先向“张发奎、薛岳、吴奇伟、韩汉英等”作了绝密通报，成立“中国国民党护党救国青年军团”的秘密组织。1932年1月中旬，蒋、汪合作，张发奎的第四军离桂入赣，“中国国民党救国青年团”改为“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领导机构由“中央干事会”改为“会长制”，李宗仁、白崇禧分任正副会长，随后李宗仁、白崇禧便逐渐将该会演变为桂系内部的秘密特务机构。并规定凡加入的新会员必须向会长、副会长宣誓效忠。会员必须牢记“蒋介石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其他各党派都是我们的同盟者”，要求会员必须做到“少树敌，以敌攻敌”。到了1934年，潘宜之从英国回广西，成为白崇禧的策士，甘介侯介绍他的留美同学邱昌渭给李宗仁，张定璠则举荐万民一、万仲文、徐梗生、胡讷生、朱五健、刘士衡等人为李宗仁、白崇禧的会员。这年秋天，程思远携带《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章程》等资料，到南宁西乡塘广西民团干部学校，于是李宗仁“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诞生，以取代“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白崇禧宣布：“过去‘同志会’的会员加入新会，须重新登记、宣誓，在会长领导下，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而奋斗。参加成立仪式的还有叶琪、廖磊、黄旭初、王公度、潘宜之、邱昌渭、朱佛定等人。会址设在南宁市桃源路两层楼上的“建卢”楼。

    在桂系特务机构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摩擦。白崇禧就曾对权倾一时的王公度让万民一、万仲文、徐梗生、胡讷生、朱五健、刘士衡这“六君子”赋闲不用感到非常的不满。以后“六君子”成为潘宜之的党羽，与王公度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后经白崇禧出面才由潘宜之接任王公度总揽的总政训处处长。

    “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是广西地方实力派的统治核心组织，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反蒋防共”的绝密组织。因此李克农结合具体情况指示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在统战工作中要学会与各种关系交朋友，懂得如何他们周旋。

    蒋介石的特工也不是等闲之辈，也是见缝插针，寻找时机打入桂系的“抗敌青年军团”，因为他们对“同志会”的抗日反蒋防蒋的方针也是比较了解的，当然不会视而不见，蒋介石要想遏制桂系势力的日益膨胀，还派出职业特工进“同志会”的同盟者“抗敌青年团”内放风，说“青年军团里有很多共产党”、“青年军团快解散了”、“青年军团快要并入中央训练团战干第二团了”等等。

    1938年秋，李宗仁指挥第五战区部队取得台儿庄大捷之时，蒋介石中央军队却在前线节节败退，失地千里。桂系“功高震主”的事实，又让蒋介石心里很不愉快，蒋介石下令将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改属于陈诚的“中央训练团战干第二团”。桂系主导的这支反蒋防蒋的青年团被蒋支离破解后，李宗仁对蒋介石这种法西斯特务伎俩反感至极，一段时间里曾被气得住进了武昌东湖的疗养院休养。

    桂系中除民主人士不列派，其余黄埔系、托派、官僚派、C.C.派和李派皆附在桂系这棵树上。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局面，李克农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既要了解他们的底细，又要设法与他们搞好关系，巧妙周旋，灵活应对。

    黄埔系，有亲黄埔系的贺衷寒、康泽、袁守谦等复兴社人。桂系少壮派韦贽唐、蒋伯伦、张岳灵等和韦永成、程思远属这一派系。

    托派，有亲近王公度（桂系内部进步派头领，不是托派）、张威遐、李一尘、谢苍生等。这一派对谢和赓在桂系的地位也是十分眼热的。

    官僚派，是桂系中势力最大的一派。成员有邱昌渭、甘介侯、潘宜之、杨卓庵等人。这些中坚分子拥护孙科和政学系，投靠中央大官僚，以谋求他们在广西的地位。潘宜之的活动能量最强，为权倾一时的“权臣”。他是一个仇视共产党人的屠夫，北伐时当过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在沪由张定璠介绍，经打到湖北的胡宗锋、陶钧引荐而转靠桂系。潘宜之任汉口市长参与湖北省“清党”，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当桂系失掉鄂省大片地盘时，潘宜之亦失去了不少财富，但后来却得到桂系的大量补偿，李宗仁、白崇禧资助潘宜之留学英国，1934年应召回国，回桂系接任王公度第五路军政训处长一职，1938年更是全面顶替王公度在桂系内部的地位。

    李克农、谢和赓与潘宜之交往后，得知邱昌渭是甘介侯介绍给李宗仁、白崇禧的，杨卓庵则是政学系张群的人介绍给李宗仁、白崇禧的，李、白认为甘介侯是“外交部部长”的料子，这些都是受李、白重用的人才，走的也都是美国路线，勾结美国政官，模仿孔祥熙、宋子文的方式，企望得到美国的青睐。后来邱昌渭和甘介侯就曾成为了李宗仁当代总统向美国寻求支持的主要策士。

    C.C.派，有黄同仇、阳叔葆等一批亲C.C.人物，黄同仇是桂林“清党”起家，与C.C.派在英国的人有密切联系。他抗战前出国留学，抗战爆发后回国一直走C.C.路线。他介绍许多“知己”给李宗仁安插到安徽省政府工作。谢和赓曾向李宗仁、白崇禧建议，让陶行知当安徽省教育厅长、章乃器任财政厅长。黄同仇立马将此消息报告陈立夫，阻挠此事的实现，想将C.C.分子引入桂系。阳叔葆则依靠黄同仇得以稳住广西省党部书记长的交椅。因其宣传广西抗战不力，李宗仁、白崇禧欲调动其职位，阳叔葆通过姐姐阳永芳多次向李宗仁、白崇禧的人力争兼挂省政府委员未果。

    李派，除民主人士和上述“黄、托、官、C.”四大派别之外的一派。李派即李宗仁、白崇禧自己手下的死党人物，有李扬（机要主任）、林枢（第五战区团长），此二人是上校军官。谢和赓协助救亡演剧二队安排出南洋演出，向华侨宣传抗战和台儿庄大捷，发动华侨捐钱捐物支援祖国抗战时，李宗仁指定林枢为自己的代表，随剧团任顾问，监督剧团到南洋一带的演出活动。

    谢和赓作为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自然了解很多内幕信息，他将这些情况一一通报给李克农，并由李克农具体向中共南方局作详细的情况汇报。

    针对这些复杂环境，随后中共南方局也一再指示李克农要谨慎地在复杂环境中与各派周旋，切实保护中共秘密党员在桂系各派别和社团中的人身安全，同时也确保对桂系的各方面工作做得万无一失。

    在如何保护我方人员打入对方战略的顺利实施，并且做到潜伏工作的万无一失。既要与绝密党员保持密切联系，听取他们的情况汇报，传达中共南方局的指示精神，指导他们积极开展活动，同时又要保证他们的绝对安全问题？李克农为此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虑。经过一番周密安排后，决定依靠绝密的单线联系，尽可能让更少的人知道联系方式和联络暗号，切记不能让办事处所有同志都参与到这些深入桂系内部了解内情的工作中来。面对这些极端复杂的问题，李克农作为身居国统区的直接指挥红色特工活动的总指挥，一身挑着千斤重的担子，必需处理好每一个环境，走好应对国民党及桂系特务的每一步棋。

    抗战时期，“特科”出身的红色特工王李克农巧妙地利用了国民党及桂系复杂的派系关系，在桂系内部的核心机构和军、警、特、宪、文化等各个部门里大量安插了诸如谢和赓、左洪涛、杨东莼、侯甸等一批红色“间谍”和进步文化人士，既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政治主张，较好地贯彻了“持久战”精神，又在很大程度上正面影响着桂系的抗日政策与行动，并在一段时期里确保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与发展，很好地实现了与桂系团结合作抗日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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