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理解为一个独生子在孤独中释放自己想象的愿望。便给他买了许多小人书，来满足这想象。
后来就在他的书包里、书桌上到处发现了他画的古代武士、变形金刚。最初明显是临摹的，后来就有了许多变化，直至完全出于想象。他上初中的时候，我有一次偶尔在他的书桌上发现了一张他画的裸女，我心里“咯噔”一响。当天晚上我们作了一次深谈。我一开始就说，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谈话，两个朋友之间的谈话，只不过，我是一个年长的有经验的男人和朋友。谈话进行得很顺利，也很成功。他后来给我看了许多收藏着的他的作品，许多姿态和面容美丽的裸体女人。我说我很喜欢，说他大可以公开地画，不必躲躲藏藏。画了完全可以张贴到墙上。
我说的是真话。我决不相信一个纯洁的少年会有亵渎性灵的感觉。亵渎的、原罪的感觉是成年人带给他们的。
我仍然没有从艺术的角度来注意儿子的画。我注意的是心理发育的问题。初中的一个暑假，妻子主张儿子去一个大学开办的美术培训班，我很同意。这同意里并没有指望培养儿子的绘画技能的意思，而是希望借此分散儿子在发育期内对自身的过分注意，以使他保持青春期的健康。
那培训班似乎没有办几天便草草散了。儿子的成绩如何，我没有过问。只是听妻子说，教师在看了儿子的作业（石膏静物素描）后很惊讶，问过他在这之前是否接受过专业训练。他的透视感和对光影的把握都是很准确的。
我听了，一笑了之。从儿子生下来的那一天起，我就下定决心，决不人为地给儿子增加任何额外的负担。儿子上学之后，对付功课的那份紧张，就够让我心疼的了。我对许多父母逼迫儿女背古诗、啃外语，弹钢琴、打电脑……颇不以为然，觉得那是可笑又残酷的行为。我最喜欢的外国作家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在他的长篇小说《胡莉娅姨妈和作家》里描绘过这样的父母：“他们面对着摇篮，已在为儿子设想这样的前途：工业大王、农业大王、外交大臣或是政界的头面人物”。很辛辣，很痛快，引起我极大的共鸣。
我觉得我作为父亲的唯一的责任，是保护儿子充分自由、充分自然地发展他的个性。
上高二的时候，儿子的学校要分科了。头天晚上儿子问我，是去理科还是去文科。我说，你先睡觉，早上醒来第一个念头是什么，便选什么。第二天早上他告诉我，他选了理科。
上了理科的儿子被功课压迫得难以喘气，画画是谈不上了。有一段时间，他和我都忘了画画这件事。
大约是去年，北京的一位朋友挂了长途电话来，说他同一位美术界的朋友有一个创意，就是出一套丛书，这丛书里绘画和文字各占一半，但绘画必须是作家的，而文字则必须是画家的。他大约知道我有一点美术的爱好，却不知道我其实并没有美术的本事。我却又不想使朋友失望，便忽然想起了儿子的画。
这是我第一次从美术的角度来观察儿子的画。我选了几个场景让他写生：院子里杂乱的自行车；雨天晾着湿衣服的书房；我的简陋的客厅……又挑了几张我外访时的照片——贝尔格莱德的国民议会大厦、东京的迪斯尼乐园、埃及的卡纳克神庙……让他临摹。
儿子画得很快，用铅笔勾勒一下大致轮廓，便直接用钢笔画出墨稿。一个多小时便可完成一幅。他又拿出了一幅他自己在北京天坛公园写生的祈年殿。
把画交给我的时候，儿子顺便同我谈起了哥特式和洛可可式，谈起了凡·高和毕加索……我这才知道，在我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他刚刚仔细通读了三大本一直闲置我的书架上的朋友送我的《剑桥艺术史》。
我呆住了。我意识到在对儿子的塑造上，我也许犯了一个大的错误，便是忽视了他的绘画才能。我在无意识中抑制了一种本来也许可以得到极好发挥的才能。
鲁迅在1919年感叹过：“觉醒的父母……很不易做”（《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现在是有深刻的理解了。做父亲，是很难的；做一个好父亲，更难。
那套丛书最终因故没有出成。我便在家里的客厅开了一个儿子的画廊，每隔一个周期便展出他的几幅画。一是为孤芳自赏，二是为表示我的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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