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戒非分

    跟上世纪80年代初期比，文学的景象和处境都有了极大的改观。但有些同行对此似乎并无意识。常有人觉得只要自己严肃地写了书，出版社就有严肃的出版责任。出版企业化了，责任就转到政府和社会。政府拨款或企业赞助出书被视做天经地义的事情。我在文学社团工作多年，设法找钱帮助作者出书竟成了例行工作之一。常让我想起在乡下插队时的那句老话：“吃粮靠回供，用钱靠贷款。”（那“贷款”其实等于拨款，因为事实上不可能归还）

    在社会转型的今天，事情终于遇到了麻烦。

    事实上，这类信念从一开始就没有多少合理性。一种产品如果不能经过流通成为商品，就不具有使用价值，也就不具有生产价值，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精神产品或许有些特殊性，也同样绕不过投入和产出的效益法则。倘把出版看做网络，终端在读者，而不在书本身。尤其是小说，成书并不是目的，目的是有人读。没人读，出版就没有价值；出版没有价值，对出版的投入就是浪费。个人的劳动即便不记入成本，浪费社会的财富却是对纳税人的侵害。

    常接到一些基层作家来信，很高兴地告诉当地领导支持他们的情形，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拨专款给他们出长篇小说或小说集。我一面为该地的官员对文化的看重感动，一面却又想，作家辛苦写出，又动用了并不宽裕的地方财政，印出的著作只能是送人或设法摊派，还不知被送或被摊派的人会不会翻开，心里总有些苦涩。如果说，社会为支持受众面较窄的理论研究、扶植有潜质的文学青年或保留有价值的文化遗存适当投入、或业余作者出于爱好自费出书自娱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对于以写作立身的作家来说，写了书不能卖钱反而必须花钱并以此维持甚至壮大职业门面，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打一个也许不恰当的比方，这有点像是残疾人对轮椅的依赖。据我所知，许多真正轮椅上的作家有着极好的市场效应，而一个身体健全的作家却必须依赖资助这把“轮椅”才能在文坛走动，细想起来，总是有点汗颜的吧。

    在京开会，听过一位社团分管出版业务的负责人教导，针对有些人以各种吓人的理由强迫出版社出自己的注定赔本的大作，这位负责人很激动地说：“我们党和政府并没有求你当作家，我们有什么义务必须给你出书？”除了“党和政府”是否委托了“我们”代表这一点可以存疑，他的意思是没有错的。

    市场很无情，市场也很公平。尽管走俏的不一定都是好书，但好书都一定走俏。关键是作者的实力。一个人本来就不具备某一方面的能力，或者创造力枯竭，明智的做法只能是另择为社会服务的途径，而不是增加社会的消耗。有鉴于此，我给自己立下一条原则，就是决不花钱出小说。这并非是因为我的小说好出，而是恰恰相反。日前一位朋友公干来敝省，便中到舍下小坐。他将近二十年前因为组稿与我相识，而今在京城的一家大出版社担任一个有发稿权的职务，见到我正在电脑上敲着一部就要杀青的长篇，表情竟有些尴尬。我立刻看出，他是在担心我会向他投稿，赶紧说明：因为清楚自己缺乏市场影响力，从不会为难任何出版社，当然更不会为难朋友。每次即便有出版社愿意给我出书，我也总是要反复问人家“会不会赔钱”，请他们三思而后行。要不，赔了钱，首先我本人就会十分地过意不去。

    二戒充能

    1986年我在洞庭湖北的一所大学读书，湖南的岳阳市文联请我们几个去作讲座。事先广泛张贴了海报，但开场后听众寥寥。错出在岳阳的朋友那儿——他们对我们几个的知名度估计过高。事后他们很过意不去，就安排我们登岳阳楼。接下来的错，就是我自己的了。

    岳阳楼一楼和二楼的中堂上都镶着檀木镌刻的《岳阳楼记》，字是世称“行书大妙”的清代大书法家张照写的。二楼那块是真迹，一楼那块是无名氏临摹的赝品。我一面听着介绍，一面很深沉地点头。登楼完毕回到一楼大堂，我一本正经地再次注视那块赝品，感叹说：这真迹比楼上的赝品就是强多了！说完周围一片寂静，我以为众人大有同感，不料同行的一位北京作家忍不住说：你瞎掰什么，这块是赝品，真迹是楼上那块！

    当时的感觉真正是恨不得有条地缝钻进去。岳阳的朋友赶紧打圆场，说书法是个专业，而且道行很深，许多人都搞不清的。我马上就轻松多了，心里跟着就自宽自解：谁都会有知识盲点的，今天搞不清明天搞得清。

    得了这个教训，我决心认字。我下的工夫不小，常常把古人的字帖放大复印，把家里和办公室的一整面墙壁贴满，不时面壁。不过也就是为多认些字而已，对那教训始终没有更深的认识。

    不久前，一位由朋友介绍的来客造访，见面奉送其刚编辑出版的一大本画册，上面每一面是他与一位艺坛精英的合影，许多名字都是日常间如雷贯耳的。其中书画界的名人几乎个个是泰斗级，中国大小城市的各类牌匾上一不小心就能看到他们的落款。这来客的来头也就可想而知。他似乎也因此为人就极痛快。见了我办公室那一整面墙上的字，毫不犹豫就指点我说，你这行书写得可不怎么样，不妨学学草书试试。我刚要说明什么，他以为我怀疑他的权威性，立刻就打断说：我是整天在大师门里进出的，他们一人扔我一句我也早饱了。那“饱”自然是饱学之饱。

    其实我要说明的是，那面墙上的字乃是张旭、怀素、黄庭坚之后的草书圣手祝允明的手迹。内容是杜甫的《秋兴八首》，为祝允明平生得意之作，是草书艺术的经典之一，所谓“怒龙喷水，奇鬼搏人”，使后来不知多少书家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如此窃誉。但我终没有说破，以免有失厚道，因为当时有第三者在。

    这件事像一面镜子，照出我当年在岳阳楼的出丑。这一次因为处于旁观的位置，也就把那丑态看得格外真切，不由又一次全身燥热。忽然明白，我当年的问题并不在于搞不搞得清，而在于根本搞不清而冒充搞得清。形容这类冒充，我先前插队的九江乡下有一句村言，说是“手捏鸡巴充六指儿”，话是粗了些，满是那么回事。

    也许我至今没有避免、将来也不能保证不会因为充能而出丑，但我肯定会努力把不充能作为为人行事的一种必修的课程。

    三戒凑趣

    上世纪80年代，出国是一件很风光的事。尤其作家出国，更是成就和影响的一个标志。作家们凑到一块，一个少不了的话题就是出国，没出的总是忌妒出了的，或是抱怨主办者的不公。但我从不这样看。只要听说谁出国或出过国，我马上就崇拜得不得了，哪怕那作家的作品我从未拜读过。1985年，我也非常意外地得到一个公派出国的机会。我所在的省根据与当时的马其顿共和国签订的文化协定，派我去参加他们举办的“斯特鲁嘎国际诗歌节”。对我这样一个刚从乡镇调到省里来的文学青年，这无疑是莫大的荣幸。我真是兴奋得很。虽说是地方粮票，买的粮是一样的，不都是出国么！到了地方，我又知道，国家作协也派了一个代表团参加这个诗歌节，当地接待单位让我跟这代表团一块活动，使我一下子身价陡涨，从地方级升为国家级。明知是滥竽充数，还是不免窃喜。

    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会构成对他人的伤害。国家代表团完全把我认做了异类，头发卷曲、带着金丝眼镜、很洋气的随团翻译处处小心提防着把我拦在他们的圈子之外，不容混淆。起先我没有觉出，接待方派给我的翻译不在的时候，偶尔请他救急，他断然拒绝：“我是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服务的”；开中国专题的座谈会，接待方把中国人一起安排在主席台，中国人则私下对我说：请你去听众席，你不属于我们团。弄得接待方很纳闷，以为我是个浪漫主义者；代表团买会议花絮照片，我因为想要一张回省里交差，身上没带钱，临时请他们垫付一百第纳尔，也就是一元人民币，一回房间我就还给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中国作协的经费你不好用的；观光游览，没扎领带，被严正提醒要注意国格。看看海滨上的所有各国的与会者，个个休闲便服，有人甚至光着膀子，何以独我不扎领带就是没有国格？我终于意识到，我在他们身边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罪过。这使得一个国家级的代表团降了格，有失了几位名流大家的尊严。有天晚上因为旅馆房间不够，翻译被接待方安排到我的房间里来了。他的愤怒终于爆发，问我：“你在你们省是作协会员吗？你知道王蒙、刘心武，知道孔捷生、张抗抗吗？”他接着说了一大串当红作家的名字，他为他们服过务，而“你算怎么回事？”问得我张口结舌。我这才知道，他们不只是觉得我降了他们的格，根本就视我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那种。其他几位上年纪的大作家所以对我还算礼貌，并不是因为觉得我有与他们平起平坐的资格，而是因为一来出于教养，二来凡上车下车，我总是帮他们搬装满了方便面、咸腌菜之类因而极笨重的航空箱的缘故。要不是接待方的人并不怎么关心文学，更说不上关心中国文学，中国人在他们看来都是一张黄脸，搞不清哪张是有名的黄，哪张是没名的黄，我在他们眼里总算是鱼目混珠，蒙混了过去，我真不知那次出国会是一个怎样的下场。

    过了这么多年，我依然清楚地记得这些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并非因为心胸狭隘，凡事耿耿于怀，而是因为从这次出国经历中得到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一个无名的人千万不要去凑名人的趣。比如出国，便是名人之趣，非名人趣凑，只能自讨没趣。哪怕你是被动的。

    我从此不敢再做出国凑趣的梦想。听说作家谁谁出访，依然是崇拜。但仅仅到崇拜为止。因为去的都是外国点了名的名家、也就都是我很敬重的名家—随着国门的开放，外国人也渐渐门儿清，人家不知道你，你就是想凑趣也凑不上。

    近二十年过去，出国已经跟有名无名没有太大关系。只要有钱，谁都尽可以满世界乱跑。但去哪儿，还是有一个凑趣的问题。比如美国，就是最大的热门。

    不久前，单位的头看我出国太少，并且居然没有去过美国，很是同情，就给我找了个公费旅美的机会，并且再三鼓励我奋勇前行。因为一直听说赴美签证很难，我对能否成行始终抱着怀疑。怀疑的结果终于是自觉的放弃。

    放弃是在赴京签证前夕决定的—我没看完那份《赴美签证应准备的材料》文件的第一页头就晕了：除了出国批件、派遣信、个人简历都有极严格的要求，以及让我莫名其妙的“指纹条”和“面谈条”之外，必须携带的“物品”还有：户口本、身份证、名片、工作证、结婚证、子女出生证、全家福照片、银行存款证明、房产证、车辆行驶证、有价证券、单位任职证明、工龄证明、月收入—必须是准确数字—证明，访问过其他国家的签证页复印件以及在当地代表性建筑留影的照片……

    记得很多年前，为了能够争取回城扫大街或清厕所，眼巴巴地渴望过翻箱倒柜、直追祖宗三代的政审。而现今接受这样的无微不至的审查所为何来呢？就为了有一天也能够满脸放光地对人说“我也去过美国”？或者底气十足地发表一番中美文化比较的宏论？

    想想，不凑那个趣也罢。倒还没有迂腐到非要遵循孔老二“游必有方”的教诲的程度，只是觉得犯不着。不吃不喝会死人，不出国应该不会影响我活着。古人浩叹蜀道难，那是因为他有所求。若无所求，难于上青天关他屁事！

    凑趣当然并非单在出国。成就和影响不够却要当团体上层成员，是凑趣；作品质量和读者的认可并不到位却去争奖、开研讨会，是凑趣；并非属于某个圈子却去挤进那个圈子的丛书或笔会，是凑趣……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歌里说“有些事你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我翻唱为“有些事你不必问，有些趣你永远不必凑”。凑了，搞不好会像在旅馆里走错了房间，即便尴尬可以带过，自取其辱就太没意思了。

    四戒得意

    写作多年，得到的帮助和鼓励自然是多的，不然不会勉力支撑到今天。但有一种帮助，也是紧要的，就是批评。而且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批评往往出现在我暗中得意的时候。就像一个正陶醉着的人突然遭到当头棒喝，一个激灵，格外警醒。印象最深的我现在都可以历历数出来：

    1980年春，《小镇上的将军》获奖后的座谈会上，冯牧同志在侃侃而谈中忽然提到我的名字，说有人告诉他，陈世旭在《小镇上的将军》之后写的作品都不行……这话后来成为了一种定论广泛而长久地流传。我明白冯牧同志此言是基于莫大的爱心和热望，我又同时明白，我面对的职业选择是怎样的严峻。

    1984年《惊涛》发表之前，我对自己的创作几乎已经绝望。省里的报纸已经有文章在说：蒋子龙为什么在《乔厂长上任记》之后又写出了《开拓者》？就因为他没有脱离生活。陈世旭为什么写了《小镇上的将军》之后不能写出“大城市的元帅”？就因为他过早进了城。我知道蒋子龙那时候早已不在工厂了，我自己将近二十年的乡村生活素材尚未开发，因而很担心“脱离生活”的说道是打算让我再次下乡接受再教育，因为文章作者是个颇有政治身份的人。《惊涛》成了我的救命稻草。《人民文学》的编者按和李清泉老师的评论都是那么的热情洋溢，接着又获了那一年的全国短篇奖。正松了口气，忽然读到《北京文学》发表的罗强烈评点那一年获奖的短篇文章，说《惊涛》的结局完全出于作者的一厢情愿，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我对哲学很无知，但我知道这是一句很厉害的否定。刚刚松弛的心又一下抽紧。

    1993年我的长篇《裸体问题》出版。出版社组织了很隆重的研讨会，又通过各种媒体大力推介。我心里知道作为一个长篇，它并不成功，所有关于它的好话都是基于对我的扶助，基于古道热肠，希望一直萎靡不振的我打起精神。我也确实多少有一点鼓舞了。忽然从广播里听到针对那些好话的很尖刻的针砭，又听说有人摩拳擦掌，要对小说标题表现出来的低级趣味进行革命大批判，这些人都是我曾经觉得极恭谦的同行。有些道理很简单，只是容易忘记：真正高举达莫克利斯剑的往往就在离你最近的那些人中间啊。

    2001年，我彻底离开了几乎使我陷入迷误的行政事务，回到安静的书桌旁。我当时很担心荒疏已久的手艺是否还能重新拾起。结果在《十月》发表的中篇《试用期》，颇有反响。我自然很高兴，觉得总算找回了一度走失的自己。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一位与我向无交往的作家结论完全相反：写到这么实的程度，是真正的江郎才尽了。“江郎才尽”是我自己很多年前就已认可的事实，并非由《试用期》才得到证明。但现在再一次地被确认，决不多余。毕竟年头多了，容易犯糊涂。

    2004年，先先后后写的好几个中篇都挤在这一年发出来了，一下子造成了一种心理假象，似乎是真的有点“旺盛”了。到了冬天，忽然看到《小说选刊》的“读者评点”，头一篇就是对《小说选刊》当年第二期转载的拙作《海参崴红帆》的批评。河南的一位读者在历数了该作好几处细节的不真实之后，很直率地说：“另外，无论是叙述方式、情节设置还是结构以及语言都乏善可陈……”后面的删节号显然是编辑处理的结果，为的是给我留点面子。但对我来说面子其实是无所谓的，有所谓的是有人在我升虚火的时候及时给了我一剂良药。使我牢牢记得，我写作的平庸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改变，量的增加丝毫不等于质的提高。

    在文学边缘化的今天，对从业者的任何方式的关心都是那么难能可贵——包括批评。禅宗有一个当头棒喝的公案，对一个笨拙的写作者来说，当头棒喝有肯定比没有好。唯愿未来的日子，我一能完全戒除得意恶习，二能真的有所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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