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说过，自从我当上了“二劳改”，看了“舅爷”和“舅奶奶”们扛着“枷”长征的惨样儿，吓得早就下定了决心，不离开劳改农场，我是绝不结婚的。关于我为什么没离开劳改农场就结婚，为什么早不结晚不结偏偏要在“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潮娶媳妇儿，这里卖一个关子，暂且不说，打算另写一部书详细描述。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与我结婚有关的另一个“二劳改”的婚姻故事。
团河农场二大队二中队的食堂管理员叫马义扬，三十多岁，也是个右派，原来是个体育教师，身体好，人也好。二中队还有个“老就”叫朱焕基，他们两人的姓名谐音是“马易羊，猪换鸡”，正好是天然的一副对子。——这是插曲，与本文故事无关。
我结婚以后，到我家中走动得最勤的就是马义扬。他无求于我，只是出于朋友关系，处处关心我的生活。我仓促成家，租的黄村一街一间六平方米的农民房小披屋，除了临时买的一副铺板，连张桌子板凳都没有。为此，他经常给我送些家什来，什么水桶、扁担，以及米面、芝麻酱等等。有的是借给我的，有的是要我付钱的。他这个食堂管理员，账目绝对清楚，绝不会拿公家的东西送礼。有时候送点儿熟肉来，也不是食堂里的东西，而是到黄村小酒馆儿里买来的。
我老婆有两个妹妹，大的一个19岁，叫小红，小的一个才16，叫老丫头。北方农村的习惯，老丫头指的是最小的女儿，也就是“老疙瘩丫头”的意思。
老丫头长得傻大黑粗，没心没肺，基本上还是个孩子。小红行五，是我的“五妹”。她长得胖乎乎的，脸型并不美，但是心眼儿好，嗓子也不错，是公社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独唱演员。两个姨妹对我都特别好，比对她们自己的亲哥哥还亲热。家里生怕我这个穷女婿饿瘦了他们家闺女，隔长不短儿地总打发两个妹妹给我送粮食或者吃的来。
妹妹们常来常往的，总有碰见我朋友的时候。马义扬是最常来的朋友，所以慢慢儿的两个妹妹跟马义扬也混熟了。马义扬老夸五妹好，说她是个“心里美”（心里美是一种绿皮
红心的萝卜，北京人习惯于当水果吃，街上就有卖，吆喝的是“萝卜赛梨唻”）。五妹呢，也老说马义扬好，常说：“像这样的好人，怎么会是右派呢？”我就跟她说：“自古监狱里关的就是最好的和最坏的两种人。你姐夫我难道是个坏人吗？”马义扬被划为右派，根本就不是他的错。他一个体育教员，既不参加政治讨论会，也没贴过大字报，把他划为右派，纯粹是为了凑那百分之五的数儿的。
我已经看出他们互相之间都有好感，就跟老婆商量，是不是可以加点儿火力，把他们两个也捏咕到一起。我老婆对马义扬的印象也很好，点头表示同意。于是我们两个分头做工作。我去找马义扬，他口口声声说小红不错。我老婆问小红，她也说不出马义扬有什么不好来。既然双方都满意，事情不是很好办吗？但是这种事情，别人是不能包办的，总得让他们两个人自己当面谈谈才对。
我们特地安排了一个时间，把他们两个都请到家里来，吃过了饭，都归置完了，我们夫妻两个找了个借口，到同住一院儿的张永贤夫妇房间里聊闲天儿去了，有意把他们两个留在房间里好说说话儿。没想到的是，过了半个小时我们回到房间里来，他们两个原来是什么样儿现在还是什么样儿：一个坐在桌子旁边低头抽烟，一个坐在床沿玩弄辫稍儿，谁也没说话儿。
事后分别问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回答：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看样子，这个环境不是谈恋爱的地方。于是我们又安排了一次让他们会面的机会。一个休息日，我和妻都回到三间房老丈人家，我通知马义扬上午9点到北海公园门口等，然后拿出照相机来，借口马义扬向我借照相机，让五妹给他送到北海公园大门口去。五妹倒是没有推诿，把照相机装进书包，骑上车就走了。从三间房到北海公园前门，少说也有40里路，骑车得一个多小时，估计他们在公园里走走聊聊照照相，中午再吃顿饭，这一天时间就打发了。没想到10点刚过，五妹一脑袋热汗地回来了。问她是否没见到马义扬，她说见到了。问她怎么这样早就回来，她说：“你不是叫我送照相机去吗？我把照相机交给他，完成了任务，不回来还赖在那儿干吗呀？”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能说什么呢？古话说：“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他们两个“前世无缘”，任凭我们怎么捏咕，也没有用，只好就这样算了。
以上这一段是个“引子”，说的是“无缘”的例子，下面说的是“有缘”的故事。
我的房东大哥周广金，虽然家在农村，他自己可是特殊钢厂的工人，只有厂休的日子才回家来住一夜。平常日子，家里只有房东大嫂和她婆婆及几个孩子。房东大嫂姓王，是黄村北边不远的高米店村人。这一家人对我们都很好，我家来个客人，总要问是不是缺菜缺面，少什么就到她家拿去。马义扬是我家的常客，房东大嫂见他长得仪表堂堂，性格温和，待人诚恳，也对他很有好感。一天，她问我马义扬有媳妇儿没有，我说还打着光棍儿呢。她说：“你去告诉他，要是不嫌农村姑娘，我给他张罗一个。”
我把这话传到了马义扬那儿，他还有点儿不相信。我说房东大嫂可是诚心诚意的，决不是开玩笑，不管好歹，你点个头，先看看姑娘人品长相再说。他表示同意。
大嫂得到了我的回话，跟我约定：大哥星期三厂休，星期二下午回来，请马义扬星期二下午到他家吃晚饭，让我作陪。我又给马义扬传话，让他买两瓶酒带去，不要空手。
到了星期二下午下班，马义扬找了个借口，没进食堂卖饭，而是跟我到了房东家。这时候我们看见厨房里有个二十一二岁的姑娘在帮大嫂切菜，我们心知就是这个姑娘了，一面坐下来跟大哥喝酒聊天儿，一面不时飞眼去看那姑娘，可惜看不大清楚。那姑娘也偶然地往这边看，大嫂子炒好了菜，就由她端了上来。这时候才发现她长得细皮嫩肉的，相貌很不错，衣着打扮都很朴素，特别是那大大方方的举止神弁，绝不像是农村姑娘的样子。
深秋天气日子短，吃完了晚饭，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公安局规定“二劳改”们不许参加运动，称为“回避政策”，而代之以“正面教育”，也就是读报、讨论、检查、批判，周一至周五晚上7至9点，是“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谁也不许缺席。因此我就起身告辞，赶到中队学习去了。
夜里9点多钟，我从中队回家，路过一座小桥，月色朦胧中，见桥边的水泥栏杆上坐着一对儿男女，两人相依相偎，十分亲热的样子。看那个头儿和轮廓，男的很像是马义扬。不过心想马义扬是个比较腼腆的人，跟那姑娘还是第一次见面，总不大可能就这样大方地在马路边儿搂成一堆儿吧？因此也就没怎么在意，匆匆地过去了。
到家没见到那姑娘，也没见到马义扬，一问大嫂，她说：天挺黑的，我不放心，让小马送她回家去了。我问什么时候走的，她说走了有一个多小时了。我这才认定桥栏杆上坐的不会是马义扬。
第二天上班，我见到马义扬，悄悄儿问他与那姑娘见面谈得如何，印象如何。他说谈得很好，印象也很好，一直把她送到家才回来，回中队都已经11点了。我说：“我学习完后回家，看见桥栏杆上坐着两个人，模样儿挺像你的。”他笑笑说：“那就是我们嘛。我看见你从我面前走过去，不好意思喊你。”我大笑起来：“刚见面就这样亲热，你本事不小哇？”他也笑了起来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们俩一见面，就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似的，看看时候还早，干脆就坐下来谈了。”我问：“谈妥了？”他说：“我们根本就没谈那些事儿。”我问：“那你们谈了些什么呢？”他说：“我们尽谈‘文化大革命’的事儿了。”我忍不住大笑起来：“政治学习讨论发言哪？”他不好意思地笑笑，反问：“你知道那姑娘是谁吗？”我也反问：“不是大嫂子同村的街坊吗？”他神秘地笑笑：“连我都没想到，是大嫂子的亲妹妹呢！晚上你去问问大嫂子，看她回家去怎么说。”
当天下午，大嫂回了娘家，晚上很晚才回来。我下了学习到大嫂房间去，大嫂一见我就笑了，问我：“都知道了吧？”我说：“我知道什么呀？”她问：“小马没跟你说？”我说：“他还惦着让我来问问，探探您的口气呢！”她笑了起来：“这两个鬼东西，他们俩这一好，倒拿咱们当外人了。告诉你吧，这事儿啊，他们自己都说定了。”
我还有些不信。第一，马义扬亲口告诉我的，他们根本就没提婚事，第二，这是一辈子的大事情，不是买青菜萝卜，也不像我，因为支边去新疆临上火车现抓的媳妇儿，哪有刚见面还不知道对方底细呢，就谈婚娶二字的？不料大嫂却明告诉我说：“实话告诉你吧，这是我亲妹子。她呀，仗着自己读过几天书，心气儿高着呢！村儿里给她做媒的多了去了，有的是教员，有的是军官，可她见一个吹一个，有的连一句话都没搭上，就摇了头了。一拖两拖的，今年都22岁了，还没说定个人家。村儿里像她一般大的姑娘，早就抱上孩子啦！自从你和老张来到我们院子，我回娘家去老说你们这些右派怎么有学问，来的右派朋友也都是怎么好，他们还都不信。我就提出来要给小妹张罗一个右派，我爹妈还没说话呢，她自己倒点了头了，说是‘正要见识见识什么叫右派’。我为什么先不说是我妹妹呢，我知道我这个妹子爱挑剔，见了面她要是理也不理小马，我就说人家闺女脸皮嫩，见不得人，这样谁也不得罪。没想到她还没跟小马说上话，只是听你们和大哥瞎聊天儿，说的话特别中听，心里就有些乐意了。我让小马去送她，她没摇头，我就知道这事情有成的希望。昨天夜里他们一路聊过去，到我家已经十点多，我爹妈都睡了。今天早上起来问她怎么样，她说：‘挺好的，不再挑了。’这不是明摆着他们自己说定了吗？”
我又一次相信是不是夫妻，是有缘份的。没缘份的两个人，怎么捏咕也捏咕不到一起；有缘份的两个，就好像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儿似的，一拍即合！
事情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准备喝喜酒吧。
不过，这喜酒我们还是没喝成。因为他们的婚礼办得十分简单，也可以说是办得十分“革命”。原因是“文化大革命”的浪潮越来越高，结婚喝喜酒、分喜糖都成了“四旧”。姑娘的父亲，是高米店村“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不久就以“工农兵占领教育阵地”的名义进驻了村里的小学，代行的是校长的职务。在这样的政治空气下，他能够招一个右派女婿而不表示反对，就已经十二分的不容易了。
谁也没能估计到，仅仅过了一年，团河农场改办五七干校，“二劳改”们全部转场到了天津市北面的清河农场。这一转，我和马义扬分散了，两人没在一个分场里。接着就是林彪下达的“一号战备疏散令”，清河农场的“老就”们家在农村的，大都“遣返回籍”，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了；家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的，大都集中到山西的劳改农场和劳改厂矿去了。当时的“疏散转场”命令是突然间下达的，连干部们事先都不知道，命令一到要求立刻执行，三两天之内，清河农场的“老就”们几乎走了多一半儿，谁疏散到了哪里，除了一个分场的有可能知道，不是一个分场的，根本不可能得到消息。我与马义扬，就这样“断了线”了。
终于到了1979年。打倒“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右派也得到了“改正”。我回到原单位住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恰巧张永贤也从山西回到北京，正在办理安置手续。在这空闲时间里，我们两个一起到了团河农场。旧地重游，感慨万千：二大队那原来总产量达到过年产六百万斤的葡萄园，已经荒废成了一片草地，连农道两旁原先高大粗壮的钻天杨，也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像老头儿的牙齿似的，剩不下几棵了。我们走到黄村街上，同时想起了房东，也想起了马义扬。按照我们的想法，在那样的年月，一个右派，一个贫下中农协会主席的女儿，阴差阳错地结合在一起，肯定又是一场悲剧。本来计划是要去看望房东大嫂的，但是想到了马义扬，总觉得是我把房东大嫂的妹妹给害了，实在不好意思。琢磨再三，犹豫再三，最后还是鼓起了勇气，走进了那个我们都很熟悉的小院子。
大嫂正好在家。十几年不见，大嫂苍老多了。当年才4岁的大嫂的小女儿，如今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大姑娘，是个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如果不说她就是当年那个拖鼻涕的小丫头，谁敢认哪！说了几句客气话，我们都不敢提起马义扬，性格爽直的大嫂倒主动问起我们来了：“你们见到马义扬了吗？”
“没有哇。他现在在哪儿？”我们同声问。
“就在高米店哪！他也落实政策回来了，安排在朝阳区教育局工作。刚去报到，还没正式上班。”
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简直都不敢相信，立刻就要去看马义扬。大嫂子也来了兴致，当时就跟我们一路走。在路上，大嫂这才告诉我们：小马到了清河农场以后，不知道怎么查出他的祖籍是山东黄县，而且家里当年是地主。尽管他是北京生的人，从来没在黄县住过一天，那里也没他的一片瓦，亲戚们也根本不认识，还是愣把他押送到那里去交给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尽管他的老丈人就是村贫协主席，但也无法挽回公安局的决定。好在他老家的远房亲戚们都还念叨他父母亲当年宽厚待人的好处，没有难为他也没有歧视他，给他找了间空房，暂时安顿下来了。难的是：尽管马义扬身板儿壮实，劳动是一把好手，可是大队里工分儿实在太低，辛苦一年，连自己一个人的口粮都挣不到手。实在没办法了，就跑到北京来找老婆，一年中几乎有八九个月是在北京度过的，更准确地说，是靠老婆养活他的。这十几年中，他老婆给他生了两个孩子，还盖了三间瓦房。更难能可贵的是：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离婚。
说话间我们到了高米店，见到了马义扬两口子。艰苦的生活，把小马变成了老马，两鬓已经见了白发。他爱人更是苍老得不像样子，当年那红润白嫩的脸庞，已经布满了皱纹。两口子见到了我们，也是喜从天降，立刻买肉和面包饺子。我们一边包一边互相打听难友们的下落。十几年不见，话题越扯越多。我和张永贤商量，今天不走了，就在马义扬这里住一夜，说不完的话题，夜里接着扯。
吃饺子的时候，马义扬见我总也不提起家里的事情，憋不住了，就问我老婆孩子近来怎么样。我笑着说：“我老婆不比你老婆：你老婆是贫下中农的女儿，吃得了苦；我老婆是上中农的女儿，吃不了苦。在团河农场，我们靠32块钱凑合着过，转场以后，我一个月只能给她15块钱，她娘儿两个怎么过？不久就提出来跟我离婚了。我们两个离婚，既不是感情破裂，也不是政治压力太大，而是出于我挣钱太少，是经济上的原因。用她的一句话来说，就叫做‘大家都逃一条命’……刚才我们在大嫂子家，还不敢提起你的名字呢，你们两个，属于两个不同的阶级，在那样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而，恐怕你们早就已经离婚了……”
我的话还没说完，马义扬的老丈人插话说：“那怎么会呢，什么阶级不阶级的，只要他们两口子自己乐意，日子也过得下去，我们王家没有无缘无故打离婚的规矩……”
这就是贫下中农，而且还是贫协主席说的话。
2007年，我想再见一下马义扬，写了封信到高米店村村委会转交，却犹如石沉大海，不知道是村委会没转交呢，还是他们已经搬走了。直到2010年，我和张永贤接受周广银的邀请，到黄村去旧地重游，才知道房东大嫂和马义扬都已经故去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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