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河农场二大队二中队有个“老就”叫程天惠，外号人叫“成天混”，江苏省连云港市人，家住徐州。这是个精灵鬼，年龄不到三十，相貌一般，眼睛虽然小点儿，干活儿却很有眼力，生活也很节俭。他是一个二级工，一个月工资36.5元，几年下来，手里居然攒了有五百多块钱。那年月，特别是在劳改队里，手中握有五百块钱的人是不多的。他见张永贤娶了个延庆姑娘，在黄村一街租了间民房住着，至少比在集体宿舍里挤着睡统铺强，就托张永贤替他在延庆找个对象。
张永贤出于好心，通过老婆的关系，果然帮他在延庆张罗了一个，算起来，还是阎姑娘的亲戚。不久之后，姑娘到团河农场相亲来了。
姑娘姓李，只有19岁，长得相当精神，甚至可以说相当可爱：圆圆的脸儿，胖胖的身子，脸色红润细嫩，说话延庆口音不重，行动走路满有风度，根本不像个农村姑娘，就是个儿稍微矮了点儿。她是阎姑娘的姊妹行，又是阎姑娘介绍的。因此来了以后，理所当然地就住在张永贤的家里。
张永贤只租了一间房间，好在有一张小床，原来是给儿子睡的，姑娘来了，个子也不太高，就腾给姑娘睡。
程天惠和姑娘见了面，很是满意，姑娘对程天惠也没有意见，两个人出去玩儿一天，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他托张永贤给他在黄村一街找间房子，张永贤也转托我帮他办到了。结婚那天，姑娘的父亲亲自送女儿来农场，办好了结婚登记手续，也没喝喜酒，当天就回延庆去了。
姑娘挨家分送喜糖和瓜子儿，知道是通过我的关系给她找到的房子，特别过来道谢，多给了几块糖果，还说了一句“瓜子儿不饱是人心”。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句北京人的客套话，惊喜之余，觉得这个姑娘相当讨人喜欢。
但是第二天早上，我就发现新娘子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像挨了打似的。但是我媳妇儿问她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她却苦笑了一声，说是新来乍到，对环境不熟悉，晚上出门上厕所，不小心在台阶上摔的。
程天惠呢，早上虎着个脸去上班，晚上仍然虎着个脸回来，而且只给新娘子买了几个馒头，连菜也没买，明显透着对新娘子很不满意。
第三天，她的房东到我的家里来说：一连两个晚上，新房里都有不正常的响动，听见姑娘哭得很伤心，加上她脸上的伤痕越来越多，估计挨打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三天之后，按当地规矩小两口儿应该双双“回门”。但是程天惠却借口农场没放假，让新娘子一个人回娘家。
几天以后，老丈人就把新娘子送了回来。先是翁婿二人在房间里戗戗了起来，接着把张永贤找了去。程天惠却跟张永贤翻了脸，大吵了一场。
我问张永贤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张永贤苦笑着说：洞房之夜，程天惠发现新娘子不是处女，火冒三丈，一边打一边问，一定要她说出是什么时候跟谁有事儿。一连审了三夜，新娘子都矢口否认，却为此一连挨了三夜打。老丈人送女儿回来，发话说：“你对我女儿不满意，可以办理离婚手续，我会把女儿领回去。我的女儿长这样大，我没打过她一下，嫁给你头一天，你不问青红皂白动手就打人，这可不行。”程天惠却犯了浑，说是新娘子骗了他，要包赔一切。什么时候把他花费的钱赔够了，再办离婚手续，就这样把女儿领回去，门儿也没有。老丈人来请张永贤从中说和，程天惠居然说出更加难听的话来：他老婆来农场，头一天夜里住在张永贤家，没准儿就是张永贤抽的头。气得张永贤跟程天惠又大吵了一场，几乎打了起来，气得新娘子哇哇大哭，气得老丈人当天就回了延庆，临走之前，还再三嘱托房东和阎姑娘多多照顾他闺女。
从此以后，新娘子天天眼泪和饭吃，房东也常常听见程天惠打老婆，可两口子又天天在一张炕上睡觉，也不知道他们究竟算怎么回子事儿。程天惠见到了张永贤，不是怒目相向，就是口出脏话，好几次几乎大打出手，气得张永贤说出“这一辈子我再也不做媒人了”这样的话来。
一晃过了几个月，新娘子终于受不了折磨，病倒了。到医院一检查，却是开孕了。法律有规定，开孕期间，不得离婚。新娘子回延庆“养病”，程天惠也无可奈何。
孩子终于生了下来，是个儿子。按日期算，程天惠也无法证明这个孩子不是他的。恰巧这时候农场通知程天惠准予离场，遣返原籍。程天惠离京之前，与妻子到区政府办了离婚手续，孩子归他抚养。姑娘两手空空回到村里，人们都说：把孩子交给这样一个浑小子，怎么放心？就是要饭，也应该把孩子要回来自己带。姑娘让人家给说动了心，程天惠前脚刚走，姑娘就紧追其后，一追追到徐州。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一住又住了半年多，这才手上抱着一个，肚子里开着一个回来了。不久临盆，又是一个儿子。村里人都说：追儿子追儿子，一追追回两个来。
事后我问张永贤，是不是知道那姑娘的底细。张永贤说：那姑娘的为人处世，在村子里是数一数二的。做媒的只看姑娘人品，谁能担保是不是大姑娘呢？阎姑娘则说：我们同在一个村子，风言风语里也曾经听说她和村里某个干部有些不清不白，可那时候她才十五岁，谁会相信？这种事情，传说归传说，谁也不能当面问她自己。即便真有这种事情，过去的事儿，只要现在已经断了，也就算了。
糟的是程天惠是个浑人，生生地把一个挺好的媳妇儿给赶跑了。胖姑娘的命运还算不错，后来带着两个儿子嫁了个工人，又生了两个儿子，日子过得还算可以。
团河农场二大队二中队有个就业的炊事员叫白建新，二十七八岁年纪，小个儿，相貌倒还端正，生平及来历不详。
他也是个二级工，每月36.5元。不过当炊事员的有一样好处，每月只要交9元钱伙食费就可以了。他平时生活节俭，是个出名的“老抠”，因此每月都能够攒下20多块钱。几年下来，手头也有好几百存款了。
白建新生怕“城里娇妹”自己伺候不起，就托家在郊区县的朋友给介绍个农村姑娘。
前后见了几个，不是嫌他工资低，就是嫌他个子矮，再不然就是女方要的彩礼太多，他不想把自己的辛苦积蓄都用在媳妇儿身上，所以都没成功。
最后，有个家在密云县的朋友告诉他：村子里有个姑娘，长相模样都不错；因为跟村干部有事儿，开孕已经六七个月。那个村干部有老婆孩子，离婚不可能，打胎也已经太晚。如今姑娘的父亲到处托人做媒，只要有人肯要他的闺女，不但不收一分钱彩礼，还愿意腾出一间房来给女儿住，问他这样的“现成爸爸”可愿意当？他琢磨着自己条件不好，要娶个更好的姑娘也难，既然娶这个姑娘可以一分钱不花，就点头了。两人见面的那天，姑娘只知道哭，什么也没说，一切都由家里作主。白建新只提出一条：孩子我可以承认，但是绝不许女方再跟那个村干部来往。在家人的再三逼迫之下，姑娘总算点了头。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其实，也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村干部就住在本村，他一个月才回家几天，其余的日子，人家见面不见面，他也无法知道。
孩子出生在即，事不宜迟，婚事一定，接着就要举行婚礼。到了迎亲的那一天，果然一切开销，包括酒水、喜糖都是老丈人准备的。新娘子虽然也打扮了一下，却始终没有一丝儿笑脸，上了桌子，不吃也不喝，连筷子都没动一下。吃过饭，送走了贺客，正打算带上新媳妇儿回农场，新娘子却不见了。四处去找，都不见影子，最后还是在房后的菜园里找到的，原来正与她的情郎在哭哭啼啼地互道珍重、依依惜别呢。
他们到大兴县县政府办完了登记手续，回到农场，天色已经黑了。中队没有空房给他们住，只好临时借了工具员堆放农具、杂物的半间房间搭了个铺入洞房。他事先没有张扬，也没人去闹洞房，两口子早早地就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有知道消息的，纷纷到那半间工具房去道喜。只见新娘子在铺上坐着，两眼红肿，一言不发，见了人也不理睬。大家觉得没意思，也就一哄而散。后来见白建新到食堂端了两碗棒子面粥和几个馒头进去，不久之后新娘子就从“新房”中出来，直奔黄村车站，回家去了。
事后有跟他好的人问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他说：新娘子不肯脱衣睡觉，逼得急了，就骂白建新不是人。结果这一夜两个人谁也没脱衣服，谁也没睡好。一早起来，喝了一碗棒子面粥，就哭着嚷着要回家。白建新无可奈何，只好让她走了。
从此落下了一个笑话：白建新只花了一碗棒子面粥的本钱就白得了一个新媳妇儿。还有人给他编了一个绕口令儿：白建新，白捡的媳妇儿并不新。
这以后，白建新也回他的“新家”去过几次，但是每次回去，两个人虽然睡在一条炕上，新娘子却坚决不让新姑爷钻她的被窝儿。白建新觉得自己这个新郎倌当得窝囊，有人开导他说：新娘子开孕已经七个多月，自然不肯跟你同房。你逼得急了，她可不是要骂你不是人么？要想跟她在一个被窝儿里睡，至少也要等她把孩子生下来出了满月以后。他听了觉得在理，这以后干脆就连家也不回。
几个月以后，新媳妇儿终于做产了，生的是个儿子。但是生下来的孩子没有肛门。不是完全没有，而是只有很小很小一个窟窿，拉的屎像面条一般粗细。他本来想把伺候月子的事情完全推给丈母娘，他根本就不想回去的。可是摊上了这样的事情，儿子名义上总是他的，坐月子丈母娘可以管，给孩子治病的事情老丈人可不管——孩子的亲爹也不管。新娘子几次托人送信来要他回去商量怎么办，他这才不得不回去一趟。
北京的骂人话中有一句是：“生个孩子没屁眼儿。”意思是大人办了缺德事儿了。新娘子生了这样一个儿子，窝囊之上又加羞愧。可孩子总是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尽管父亲是名义上的，母亲可是实打实的，一点儿也不假。做这种幼儿肛门扩张手术，第一要上大医院，第二要花大价钱。密云是个山区穷县，家里有一二百现款就算财主了，她父母亲是绝对拿不出这笔医药费来的。那个真正的父亲呢，也是个不负责任的主儿，或者是想负点儿责任，却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总之，这个孩子能不能活，就全看白建新的了。
做母亲的爱子心切，白建新一回去，就给他跪下苦苦哀求。事情到了这一步，白建新想不管也不行了，只好带着老婆进城来给孩子做手术。
等到孩子的手术做完，白建新的积蓄也已经花光，不过媳妇儿倒是肯跟他一个被窝儿里睡觉了。
于是有那好事的又把那绕口令儿改了改，说：白建新，白捡的媳妇儿不白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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