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英

    1960年9月9日，黄维钧来到我家，这是我俩8月底离开复旦前夕决定的，一起去北京。他分配在全国文联戏剧家协会，我分配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他在我家住了三个晚上，十二号清晨由句容赴南京。我们在孝陵卫下车，走到中山陵去游玩。中山陵的建筑很有特点，我们拾级而上，瞻仰了中山先生的灵堂。

    下午五点我们在下关车站买了晚九时去北京的特快车票，第二天晚七点多到了北京。问了个警察，他告诉我们东单有旅馆。那个旅馆叫渤海旅馆，每个床位一元钱。十四日清晨，我打电话到文学研究所，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同志，她问我在什么地方，我说在东单。她告诉我东单离建国门很近。乘了两站车，下车以后找到文学研究所，接待我的是刘建波。

    大概是9月下旬，何其芳召开迎新座谈会。当时何其芳讲些什么，我都忘了，只记得会议快结束时也许是我也许是别人提出个问题：“其芳同志，请你谈谈如何才能提高文学鉴赏水平。”其芳同志说：“只要你认认真真地读一百部古今中外名着，你的文学鉴赏水平一定会提高。”十七人的迎新座谈会来了十六人，后来知道张炯因事没有来。

    现代文学研究室的组长是唐弢先生，他主编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从国内高校招来六位进修教师，讨论现代文学史的章节安排时，我说了一句将某某和某某作家放在一起是有点“不伦不类”，有人认为我说这句话有点傲气。初进文学所，我与来自北大的殷晋培兄很快熟悉了。到星期天，我俩有时还去王府井逛街。

    当时我们在学部食堂吃饭，已经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第二年了，很少有荤菜吃。在复旦读书时，粮食不定量，到所里后，每人每月定量二十八斤，米票与杂粮票各六斤，面票十六斤，我经常以面票和北方的同事换米票。当时吃不饱，经常有饿的感觉，对食堂恋恋不舍。10月6日，学部将从各个高校新来的一百五十余人派到大兴县去挖鱼塘，所挖鱼塘有六七亩地大，将近两米深。学部领导以为只要挖好了鱼塘，就可以养出鱼来了。其实事情远非那么简单，多少年谁也没有见到养出什么鱼来。记得挖鱼塘时，我在屋外的野地出恭，看到一只一斤多重的刺猬，我捉回屋，弄干净后，放入一点酱作调料，在一只大碗里蒸了近两小时，同房间的五个人都吃了，大家连呼“好吃，好吃”。我与殷晋培抬一筐泥，每筐足有一百八十多斤。我是农村出身，当时年纪还轻，并不感到吃力。想不到殷晋培也能顶下来。我问晋培：“你是怎么炼出来的？”他说：“是挖十三陵水库锻炼出来的。”晋培是上海人，家里有粮票支援他，每次吃中午饭，他都买一个窝窝头（山芋叶与玉米粉混合成的）带到工地，休息时两人共享。还有一次，星期天休息，我们到离工地有七八里路的地方赶集，他在饭店买了大白菜煮粉条三四碗，一斤多米饭。我们一扫而光，然后又到村边茶馆喝茶。我生平第二次有胀得慌的感觉，大半夜也没有睡着觉。（第一次是在十二三岁过除夕吃半夜餐，吃了一碗粉丝，胀得半夜未睡着。）挖完鱼塘回学部大概是11月15日，正值北京单位供暖气。因为挖鱼塘是重体力劳动，后期有三四十人浮肿，我的体重由一百一十七斤减至九十七斤。1961年7月回乡探亲，看我瘦成这样，小舅父怜惜地说：“要不是工作，我就叫你回来了。”但回来就好么，家里正在吃“三粮三”（每人每月十斤稻子）。我的妻子1960年夏体重仅有八十二斤，两个半桶水都挑不动。

    到了1961年10月6日，我们去颐和园附近的中央高级党校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记得我与唐弢先生打的去的，车资六元，每公里0．25元。原先那儿的编写组有王瑶、刘绶松、刘泮溪、李文保、严家炎诸位同志，编写组有些矛盾。周扬调唐张去当主编，矛盾才平息下来。

    在那里，每人每月吃两斤油，两斤荤菜。荤菜少有鱼肉，常吃的是冷冻的鸭子，我们叫它“橡皮鸭”。除了老专家外，每人每月二十四元伙食费，个人付一半。我一个月吃下来，体重就增加了近十斤。吃完晚饭，我们就打康乐球，我与吴子敏配对，打得相当好。刘绶松先生与刘泮溪先生打康乐球认真却稍嫌笨拙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虽然他们已过世几十年了。刘绶松在“文革”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于1969年宣布“从宽处理”时，他与夫人在床边上吊自杀，以示抗议。1961年世乒赛，我们还到王瑶先生家看了决赛。王瑶先生是山西平遥人，他抽的是烟斗，烟丝是自己加工的，喜欢喝茶。他戏称自己是成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王先生平易近人，豁达通脱，学识渊博。如向他请教什么问题，他往往举一反三，直到你弄明白为止。后来回所后我们编《中国现代文学年表》，我到清华大学查资料，还在他家吃过饭。

    1962年夏，我们编写组大部分人还花五角钱买了一张颐和园月票，因为经常出入颐和园，守门的人和我们熟了，吴子敏和我等进门时只要向他点头示意即可，只有樊骏先生每次还要向守门人出示月票。

    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正值纠“左”时期，周扬先生对编写组作过许多指示，在解答什么作家可以入史时，他强调不写这个作家“历史就过不去”时就要写，如胡适不写他“五四”文学革命就不好写，不写张资平创造社就不好写，因为他是创造社的“四大金刚”之一。对历史的评价他反复强调“实事求是”，要运用“春秋笔法”，不要把自己的看法过于直白地表现出来。说到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如何贯穿于现代文学史时，他指出无产阶级文化思想是“红线”，不要把“红线”扩大成了“红布”。我觉得周扬先生的“文学史思想”是非常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1962年10月初，文学史初稿完成以后，我就回所了。

    1962年初，文学所精简人员，一下子精简了三四十人，当时全所大概一百三四十人。北大、复旦1960年来所的各留下三人。这次精简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有精简不当的情况。记得我曾向唐弢先生反映过殷晋培的事情。我称赞他的“才气”。唐弢先生说有人反映他“自由散漫”，“不能不精简”。其实人已经走了，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了。

    1962年底还是1963年初，有一次吴子敏兄与我闲聊。他说文学研究所这张皮椅子“坐得不好就会被弹出去的”。我为了坐稳这张椅子，当时相当用功，每天读书时间平均在十小时左右。1963年春夏，我参编《中国现代文学年表》，查《“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发现《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的创刊日期不详，《学灯》、《觉悟》、《晨报副镌》、《京报附刊》的终刊日期不详。我都一一把它查清楚了，写了一篇资料性文章《（学灯）（觉悟）（晨报副镌）（京报附刊）的终刊日期》发表在这年的《文学评论》第5期上。文章最后那一段话是唐弢先生给我加上去的。他是要提醒我，从事文学研究，占有第一手资料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不是目的，目的是要生产出有价值的观点来。这一年我经常到唐弢先生家里去看刊物，唐弢先生规定，书的单行本是允许借出来的。但是杂志要到他家里去看，像《支那二月》、《沉钟周刊》、《前哨》等难以见到的刊物，都是在他家看到的。

    唐弢先生每星期到文学所两三次，几乎每次都看到我在那里看书。他称赞我“坐得住”。

    从1960年9月到1964年9月，这四年是我“初进”文学所打基础的四年。但时间毕竟太短了，觉得基础打得不够厚实，影响了我后来的发展。

    从初中到高中

    1949年7月份小学考初中的时候，班上许多人都报了两所学校，我只报了县中，没有被录取，就面临着失学的问题。幸好一个同学的父亲对我父亲说私立方济中学设了两个班，现在还没有招满，正在扩招。我于是又去报名，考上了方济中学。方济中学规模不大，也就七八亩地，十几间平房。全校一共三个年级，每个年级一到两个班，有十个左右老师。这些老师的水平还是相当不错的，课上得很好。校长叫徐克强，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给中国天主教领袖于斌当过秘书，这所学校就是于斌1947年创办的。于斌与着名书法家于右任很熟悉，所以我们学校的边门上还有于右任的题辞。徐克强家我去过，两间房屋，没有什么家具，陈设简单。墙上显眼的地方挂着他的带着学士帽的大学毕业照。他年龄不大，不到四十岁，但事业心很强，平时工作勤勤恳恳。每天早上七点半左右，我们学校有升旗仪式，这时他都要讲几句话，每天讲话的内容不同。我记得他讲过自己参加“一二·九”运动时的情况，绘声绘色，爱国之心溢于言表。还有一次讲到镇江市教育局拨给方济中学一百零九元钱，他说起时十分激动。

    学校的教学区和宿舍区是分开的，学生宿舍在另外一个院子里。男女生两个大房间，睡的都是通铺。一个房间有四排通铺，一排能睡二十个人，一个房间可以住八十个人。晚上要上自习，上到九点半。没有电灯，只在一两个教室里点上煤油灯，大家就集中在那几个教室里看书。除了住校生，还有一部分句容县城的学生可以回家住。饭厅是没有桌椅的，只有十几个砖头砌的台子。吃饭的时候，大家排队去，站起来听班长喊“开饭”后，才一起坐下去吃。饭菜很简单，经常是青菜、豆芽、豆腐什么的，极少有荤菜吃。学校还提倡自力更生、自己劳动，大家在校园里面、操场旁边、院子外面都种上蔬菜。

    一学期下来，我的学习成绩不错，大概都在八十分以上，在班上属于前几名。老师给我的评语写得很好，其中有“殊堪嘉许”四个字，我当时还不大懂，回家后问父亲才知道是什么意思。学校功课还是比较紧张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班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只剩下二十三个人了。后来考上高中的有九个人，考师范的两个人，还有一些考上中专学校。

    1960年国庆节，学校出迎国庆的墙报，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忘记了，文章的第一句还记得，是“伟大辉煌的国庆节降临了……”墙报贴在大街上，我还挺高兴。方济中学于1951年上半年改称为爱国中学，有一位老师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章元治先生。章先生是句容县颇有名望的教育家，他原是句容县华阳镇中心小学的校长，1947年初到句容县初级师范当校长，1951年初到爱国中学当历史教师。1957年反“右”时，他被划为“右派”，又是“历史反革命”，被开除公职，与子女一起回乡务农。1979年春节，我与另一位同学到他家去看望过他，见到我们，他喜出望外。那时“右派”还未平反，但我预感到会平反，就将我的预感对他说了，他十分高兴。果然不久“右派”平反，给他落实政策，他先到一中学教书，后调到句容县教研室工作。他1987年退休，现已九十二岁。前年8月份，我去看望他，他仍红光满面，谈笑风生。

    考高中的时候，我报的是镇江中学，很快就接到录取通知书，记得录取名单还登在当时的《苏南日报》上。8月31日去镇江时，我先在好朋友王庆生家住了一夜，在另外一个同学家吃的晚饭。第二天我们一起去镇江，我上镇江中学，他俩上的是镇江师范。镇江中学是省重点中学，教学质量非常好，后来当过教育部长的蒋南翔就是这所学校毕业的，他的老师花翰香还在学校教英语，但没有教我们班。和方济中学相比，镇江中学很大，七八幢平房排列得整整齐齐。高中部一年级有四个班，二百多个学生。考上大学的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只有几个人没有考取，其中有的还是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而没被录取或者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一开始，我们睡的还是通铺，一个大房间住一百个人左右。二年级的时候新宿舍建成，我们搬进去，睡的是上下床。一个房间能住二十个人，还是很拥挤的。

    一年级冬天的时候，我想买一只箱子，写信告诉家里人。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三点钟左右，祖父突然来了，他是给我送买箱子的钱来的。那天下着小雨，他在胳肢窝里夹了一把雨伞，穿着草鞋，草鞋上沾满了泥。他天一亮就出发，八十多里路，走了大概八个小时。我望着气喘吁吁的祖父，心里涌上一阵暖流。第二天，我跟祖父到名胜古迹金山寺去玩，爬塔的时候，他只爬到第三层就不能爬了，我这才知道他有恐高症。他陪我买了一只帆布箱子，花了十二元五角钱，还是比较贵的。中午我们在商业街一起吃了午饭。星期一他就步行回去了。

    镇江中学没有澡堂，大概两个星期左右，我们几个同学吃过晚饭，就结伴到城里去洗澡。洗完澡回来，神清气爽，我们经常在熟食店每人花五分钱买一只鸭子头，一路上慢慢品尝着鸭头，能啃二里路。我们当时的伙食费是七元五角，后来又降了一些，晚上就不吃干饭，改吃稠稀饭了。父亲是小学老师，他每月给我十元钱，我的零花钱也就两三元，但跟贫困生比起来还是好多了。

    我的理科成绩很好，基本上都是八九十分。但是二年级上学期的时候，语文老师朱轶士对我的影响很大，使我的兴趣转到文学方面来了。这位老师是朱自清的同乡和同学，和朱自清关系很好。他在清华大学上过一年半学，因为家境困难辍学到中学教书。他当时五十多岁，扬州人，人很清瘦，平时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就住在校园里面，我是语文课代表，所以经常到他家去。后来熟悉了，他拿出朱自清写给他的信给我看，十六开的带格子的稿纸已经泛黄了，竖写的钢笔字很清秀，大概是朱自清临死前一两年写给他的。朱老师讲课很好，有一次讲鲁迅的《故乡》，他讲得太投入了，竟然拖了几分钟堂。他批改作文十分严格，最高成绩也就是甲下，可能跟他的高要求有关。

    二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我就决定考文科了，但是还没有决定是考中文系还是历史系。我在课外有意识地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巴金的《家》、《春》、《秋》，柔石的《二月》，老舍的《骆驼祥子》等，还有鲁迅、郭沫若等许多名家的选集。我还挺喜欢《水浒传》。水浒传的故事我小时候就耳熟能详，因为我父亲酷爱水浒，也爱讲水浒，每年夏天、冬天农闲的时候，他都要在家里讲水浒的故事，周围坐满了邻居，大人、小孩一起听，气氛十分热闹。夏天到水田里去拔草，父亲让我跟他一起去，我提出的条件就是要他讲《三国》或《水浒》。我的祖母也爱讲故事，爱看戏，每次看完戏，她都能把故事情节完整地讲出来。祖母能讲二三十个故事，夏天吃完晚饭，几个人一坐下来，有时一个小孩说：“老疯子，讲个故事吧！”“老疯子”是祖母的诨名，这时祖母摇着破烂不堪的扇子，说：“小化尸水，要我讲故事，还骂我。”就讲开了。若是冬天，有人让祖母讲故事，她吹灭了桌子上的豆油灯，问大家要听什么，就有板有眼地开讲了。

    当时教我们英语的老师课教得也非常好，给我们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他曾经在海关做过翻译，自己还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有一篇发表在《中国青年》上，题目好像是“林中一日”。但高考的时候没有考英语，当时考的是语文、地理、政治、历史。我自己感觉题目不难，后来考上了复旦大学。

    可能是年逾古稀的原因，最近经常爱回忆往事，无论是方济中学还是镇江中学都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这种印象将伴随我到永远。

    （原载2005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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