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

    东京五日谈，说的是2003年11月，在东京访问的五日间，我和我的作家同行们，与日本作家以及普通日本人的谈话。

    这些谈话都是在各种不同场合进行的——饭店、住宅、庭院，还有旅行途中。

    ——渴望交谈与交流。我们与他们、中国人与日本人，就像这世界上各个国家间，人们都在小心翼翼地试图互相沟通和了解：不同的民族、共同的宗教信仰，古代中华文化的输出与近代日本经济的输入；历史上的遣隋使、遣唐使与辛亥革命后持续至今的赴日留学潮；邻居与入侵者，曾经的敌人、以及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的合作者——中国与日本难以割裂又难以完全融洽的复杂关系，使交谈变得难以畅达，也因此变得更为迫切。

    从成田机场下飞机进入东京城区开始，路边的加油站、大厦、商店、学校等所有街边的建筑物上、文字招牌中夹杂的汉字，到进入新大谷饭店房间里的各种日语服务说明中，从汉字中勉强猜出的意思，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自己到达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地方——这是几千年前从东方版图中脱落的一片板块，海水溢满了板块开裂的缝隙使它们分离，但地壳的底部彼此依然相连；曾有一刻，我恍然觉得它像是一个从中国母体中脱胎出来的黑发婴孩，城市随处可见的汉字，即是它身体上无法清除的胎记。还有街边的香樟树和热气弥漫的拉面馆、传统建筑物的造型与翘角飞檐……都给人一种若即若离、辨认不清的感觉。这在以前的多次出访中从未有过。

    几日后我便迅速纠正了这种误读。面对繁华的东京银座、整洁的街道、有序的城市管理、精致的日式庭园、左行的汽车、复杂的地铁网络、紧张的生活节奏以及从行人匆匆的脚步声中传来的奋发进取精神，然后是巍峨壮丽的富士山、深秋的箱根温泉、古老的京都与宁静的奈良——我由此确认了这是日本。那个东方海岛上的小小婴孩，只是曾在童年时西渡重洋去过中国求学，然后回到故乡九州四国自立成人，从此不再回头。

    话题从何开始？其实，由日本文化艺术界着名人士组成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自1956年创办以来，与中国艺术家彼此间的访问交谈，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11月在东京，这五天的谈话，是由文学派生，而与人生的方方面面有关的絮语。

    谈话从当晚日中交流协会举办的欢迎晚宴上，由“龙”的话题开始。适逢抵达东京之时，天空下着蒙蒙细雨。蒋子龙团长说由于自己的生肖属龙，所以每每到达异地时，总是有雨相随，不由满座皆惊皆喜。“龙”在日本文化中亦为吉祥之物，应是从中国腾空而来。一条龙成了文学的跨海大桥，谈话立时活跃而热闹了。蒋子龙接着表示自己近年来正在研究死亡，因此对日本的自杀现象很有兴趣，意欲去日本箱根山里的自杀频发地清木原林海考察。对此在座的日本朋友均表示理解。死亡自然是一个永恒的人性话题，而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也是另一种集体慢性自杀。由死亡再说到爱情，便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欢欣与生命极致了。

    日本当代着名作家黑井千次先生，曾在他的一份讲演稿中说：“家族这一话题，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最切身的、最基本的人与人的关系。一旦动摇，人与人的关系就会发生本质的变化。从反面来看，人与人整体关系的扭曲是由家族关系的不稳定而引发的。”

    黑井先生在写作之初以表现公司职员的生活为主。但他后来发现，企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辞职离开后就自动结束了。而家庭成员却没有退休一说，这种关系将会永远保持，蕴含着历史的家族是表现时间的竖轴。战后的日本，那些继承武士传统、热衷军国主义的威猛男子的理想形象破灭，充满自信的女性开始活跃在各个领域。于是家庭意识淡化、家长的权威衰落，父系社会受到挑战，各种新的家庭关系逐渐建立。他认为文学应当揭露家族深处隐藏的内幕，并在丑恶中寻找美好的东西……

    席间闲谈中，我表示了对黑井先生这篇讲稿的赞同。这是一个人类共同的话题，从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到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还有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孤儿渴望有家、压抑的人渴望挣脱家庭的藩篱、诗性的流浪者永远在寻找精神的家园、婚外再生的爱情对家庭的“背叛”、一个家族的命运所折射的时代和民族命运……我本人也尝试写过家族历史的小说《赤彤丹朱》……而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丁克”家庭选择不育的深层心理原因究竟是什么？

    只有问题，没有答案。我们都将继续彷徨在家族相生又相克的怪圈之中。

    朝鲜族女作家李惠善委婉地表示了在文化差异中女性对具体事物的好奇。她说：“朝鲜族喜欢白色以及其他鲜艳的颜色，但我喜欢紫色。我发现日本民族喜欢中间色调，我今天穿了紫色的衣服，会不会不合适呢？”

    不会。在日本人看来，紫色是高贵的颜色，紫色很难与其他颜色搭配，所以用起来需要特别小心。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专务理事佐藤纯子女士回答了李惠善的问题。佐藤女士从1956年开始从事协会的工作，迄今已经整整四十八年，她几乎把自己一生的心血都献给了日中文化交流事业。那晚她穿着暗红碎花的外套，恰好在座的另一位女作家竹西宽子也穿着柔和的紫色上衣，再加上杯中浅棕色的中国黄酒，整个宴席的色彩如同话题一样丰富了。那是五日谈的序曲，随意而亲切，就像一次熟人的聚会，甚至省略了惯常的寒暄之词。协会的常务理事横川健先生在中国长大，毕业于中国四川大学，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回到日本后一直兢兢业业地从事日中文化交流工作。这个礼节周全、事事认真的日本国，访问的开场锣鼓却没有一点喧哗的意思。日中作家的交往已经超越了“你好”、“我好”、“为友谊而干杯”的程式，而开始进入了平等对话的阶段。由于日本文学专家陈喜儒先生和年轻的翻译李锦琦先生快捷幽默出色的翻译，使得我们之间的交谈更是顺畅融洽。

    晚宴结束道别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一个坚持了近五十年的文化交流协会，就像一条通往中国的友好大道，目标始终一以贯之。一条畅行无阻的道路，每一个人口都是开放的，不需要重新起头和发动。这一场从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后，长达二十多年未曾中断的谈话，便可以如此轻松地持续下去了。

    翌日，在参观了江户东京博物馆、浅草与皇宫一角之后，傍晚，我与李惠善女士，以及蒋子龙、陆天明、翻译李锦琦先生，在佐藤女士的陪同下，去日本着名作家十井乔先生寓所做客。

    在日本，包括西方发达国家，一般不请陌生的朋友到家中聚餐。我们被邀请到十井乔先生家是一个例外。谈话需要气氛与环境，可见，交流协会的一份苦心与主人的盛情了。

    那是一所清静的西式二层小楼，院里的菊花开得正浓。一眼看见门厅一侧琳琅满目的玻璃礼品柜中，一组来自中国的无锡小泥人栩栩如生。客厅优雅而朴素，宽大的茶几上，花瓶中插着新鲜的茶花和枫叶，秋天的感觉微风似的拂过。那是日本文化中的待客之道，用应时的植物所致的欢迎词，无声的交流在那个瞬间就已经开始了。然后是茶，浅淡的褐色，没有茉莉花也不见茶叶片，香浓而含蓄。十井乔先生年逾七十，却丝毫没有老态，穿一件普通的浅色套头衫，显得随和而利索。十井乔先生曾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却始终坚持了对“资本主义”社会锐利的批判立场。他的夫人体态小巧容貌秀丽，显得更为年轻可爱，见过客人后，就去厨房忙着准备晚餐了，后来才知道她是一位很有造诣的舞蹈表演艺术家。

    落座后，十井乔先生便问诸位今天去看了哪些地方，我们一一道来。

    他有些不解地说，你们为什么要去看皇宫呢？我们平时路过那里，会绕着走……言语间，他委婉地表示了自己对封建皇权的不屑。

    我们解释说，中国的故宫是对外开放的，已经成为历史古迹与博物馆。皇宫是专制集权社会的象征，它的存在或消失，都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心理与发展。在日本，皇宫也是一种遗存的文化现象，能够增加我们对日本国体“君主立宪”制的感性认识。我们只是从一个边门进去，很快就从另一扇边门出去了。就此遥望日本皇宫一角，感觉日本皇宫的建筑外形，似乎比中国皇宫要简朴、素净得多。而且皇宫的围墙大部分是用泥土垒砌的，坡上种满了松树，松树都已经很粗壮，形成一圈树林的天然屏障。坡下是护城河，水质很清，我们能由此感觉到日本民族是亲近与爱护自然的。而故宫从皇室的安全考虑，历史上就不允许种树，高墙深宫，森严壁垒，建筑富丽堂皇，能看出“寡人”的生活奢华、隔绝、封闭而孤独。

    十井乔先生这才表示理解。他谈到日本作家的写作，其中有许多故事都取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比如说《三国演义》等。他转身回书房拿出了自己的一本新出版的小说《桃幻记》，告诉我们说这是以中国“文化大革命”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集，书中的人物，在“文革”中历尽磨难，但人的精神没有颓废萎靡，心态仍然是积极向上、勇于开拓的。我们颇为吃惊，对他的这部小说很感兴趣，想知道他笔下的中国“文革”究竟是什么样的。可惜暂时还没有中文译本，只能作罢了。我请教他这些人物的素材来自何处，他是否有很多亲历过“文革”的中国朋友呢？他微笑着摇头说，虽然也听中国朋友讲过一些，但大多还是自己想象的。文学不是真实的记录，而应该上升到人性和艺术的高度。第三天我在东京大学拜会藤井省三教授，见到他的书桌上就放着这本书。我问他对该书印象如何，他说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本好书。

    大家接着谈起了十井乔先生《日本文学的现状》的中文译稿。他在讲演中分析了现代社会文学低落原因的一般说法，比如由于电视节目、电子游戏的泛滥，重大社会主题的消亡，生活紧张感的消失，导致人们要求改善自我生活环境的热切愿望正在减弱。他的见解切中时弊，与中国当下的情形有相似之处。他还在该文中谈到了目前的批判现实主义，以及如何在国际背景下思考文学，以及对产业社会的质疑等许多尖锐的意见。在他对二十一世纪文学的展望中，他提出了“从日本文学向日语文学的变化”这个文学理念。我告诉他这也是我所关注和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因为中国也面临着“中国的文学”与“中国文学”的选择。“中国的文学”这一概念的属性是“中国”而非整个人类，故而带有明显的局限性。而“中国文学”或者说“汉语文学”，虽然在内容上表现了中国人的生活、情感、心理和文化，但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性化”写作，能够纳入国际轨道、融入世界潮流的精神文化产品，十井乔先生对此也表示认同。

    夫人和一个帮厨的女孩，轻盈而欢快地开始上菜。正宗的日式料理。每一道菜都用了八个小盘，分送在每个人的面前。日式的陶盘均不规则，或方或斜或深或浅，每一种都有变化。每一块漂亮的餐巾布，图案不变而色彩纷呈，可看出这个民族喜新求异的性格。盘中的食物，精致得像微缩的雕塑，肉食蔬菜鲜鱼甜食，碧绿金黄浅红雪白，颜色与颜色的搭配总是相谐生趣，每上一道菜都会引起我们的惊呼。这是一些可以品尝的艺术作品，清淡爽口耐人回味，由于新鲜感和好奇心，我们面前的一只只盘子，最后总是空空地被端了回去。

    席间细细品尝食物的有声与无声，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有味觉的交谈？那么一个强悍的民族，究竟是怎样从那些精致却又清淡的食物中，获取了巨大的能量？

    数不清来去了多少可爱的日式盘子，还有各式茶盅酒杯碗碟，像是一个流动的陶瓷玻璃艺术展览会。酒水在杯中慢慢地倾斜，滋润着彼此的唇舌，也唤起了更多的激情和话语。天下事一件件接踵而来——蒋子龙先生谈到了最近在中国大受欢迎的日本畅销书《傻瓜的围墙》，大家随即又谈到了纯文学与私小说、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女性作家、日本电影的兴衰，还有对这个物质时代、金钱社会的种种忧思。

    最后一道碧绿的清茶送上，夫人请出了一直在厨房帮忙的儿子，来向中国朋友鞠躬致意，然后才放心地微笑着在一侧坐下。大家也都向夫人敬酒表示谢意，十井乔先生开玩笑说，今天夫人很给我面子，其实如今日本的职业妇女，都不愿意在家伺候丈夫孩子了。所以夫人每次演出回家，他都会主动为夫人按摩肩胛放松筋骨，日本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在很多家庭中都已经开始瓦解。说到兴奋处，十井乔先生拿出一摞相册给大家欣赏。其中全是夫人的演出剧照，在舞台的灯光与背景下，我们面前这位温柔可爱的女人，身着传统的日本民族服装，在翩翩舞姿中，用含蓄的肢体语言和悲壮的面部表情，表现了日本女性压抑的境遇与反抗精神。我们听不见音乐的节奏，但能感觉到舞者每一个姿势中传递的凄美与决绝。佐藤女士介绍说，夫人的舞蹈表演难度很大，有一种内在的力量，真是非常感人，她每次去剧院欣赏，都会被深深打动。夫人说，舞蹈最重要的是表现内心的感受，虽然要用优美的外部动作来呈现，但最终又向内收敛到达心的深处。

    时间已经很晚，我们再三表示了对十井乔一家今晚盛情招待的谢意，恋恋不舍地离去。走到街口，回头望去，十井乔夫妇还站在宅院门口目送着我们。言犹未尽的注视，好似舞台的追光，每一线光亮都在发出无言的邀约，寻找着这个世界上遥远的知音。

    第三日上午，集体拜会、参观了日本笔会中心，然后应邀在一家日本餐厅与笔会负责人三好彻先生一行共进午餐。三好彻先生最近刚出版了一本讲述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流亡期间，与日本志士宫崎滔天的深厚友情的长篇小说《革命浪人》。我们在品尝了日餐“天妇罗”之后，便前往东京会馆参加日中交流协会举办的正式欢迎招待会。在会上见到年事已高、仍坐着轮椅前来的日本着名作家自上吾夫先生，还有东京新闻界、文化出版界、翻译界的朋友。日中主客双方互相友好致词后，介绍了各位访日的中国作家，便是自由交流时间，大厅里的人都举着酒杯走来走去互相热情结识。一位日本笔会的成员，也是话剧人社的常务理事菱沼彬晁先生告诉我，他将在十二月带领“日本演剧交流话剧人社”的一台话剧《樱花依旧》去北京演出。我答应他届时一定去欣赏这部话剧。一位日本女士交给我一份日文印制的小册子，并告诉我，她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妇女，在东京从事“宋庆龄基金会”的工作，该协会多次到中国贫困地区去协助办学发展教育。我忽而想起中国报刊曾报道一位普通的日本男子，多年来一直坚持在中国内蒙古沙漠地区植树，还多次组织日本民间人士自费去沙漠绿化，不由心里一阵温热。

    招待会结束后，由东京福音馆书店编辑唐亚明先生和日本女作家茅野女士陪同我和李惠善女士，去参加日本女作家津岛佑子举办的一次晚餐聚会。津岛佑子女士是日本着名作家太宰治的女儿，也是日本当代女性作家的领军人物。她曾在2000年秋天来过中国，参加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中日女作家国际研讨会，担任日方女作家代表团团长，为人亲切自然。由于其时我任中方的团长，几天的会议中彼此相熟。这次访日再次见面，算得上是老朋友了。我在北京时就得知了她的热诚邀请。中国作协外联部曾征求我的意见，说是津岛佑子女士这一晚将同时邀请数位访日的印度作家，问我是否介意。我说，日本、印度、中国作家一起聚会，应该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啊。

    那个灯光昏暗但很有旧时情调的日式“膳菜屋”，果然已是热气腾腾，一屋子欢声笑语。我与津岛佑子女士热情拥抱，再一一见过那年在北京认识的几位日本年轻女作家。视线里的几排长餐桌都已坐满了人，男人女人，一色黑头发，脸型各异，肤色也是深浅不一。我立时感到了屋子里回荡着各种不同的语言——汉语日语英语或许再加上朝鲜语。那么，从现在开始的“多国会议”，将是一次语言的聚餐，也是一次超越语言阻隔的文化交融了。

    来日本前，已读过津岛佑子女士的长篇小说中译本《微笑的狼》。小说写一个家境优越的女孩，跟着她幼时相识的一个少年，离家出走去“流浪”的故事。少年和女孩都是天真无邪的，只是希望摆脱学校和家庭的桎梏，获得短暂的自由，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看世界。小说描写了他们快乐的旅行经历、纯洁的友谊和内心的苦闷。以“日本狼”的物种消失作为一种象征，隐喻人的精神生态系统所遭受的破坏。小说穿插了大量报纸上的新闻报道，作为现代社会真实的背景依据，更有一种“实地”、“实在”的阅读效果。小说结尾，女孩的家人报警后，警方以诱拐女孩的罪名逮捕了无辜的少年。这头善良可爱的“微笑的狼”，从女孩的生活中消失了。“笑狼”曾带给女孩一个新的天地，而成人却给女孩留下了永久的伤害。

    我把自己的阅读体会通过唐亚明先生翻译给她听了，津岛佑子表示赞同。我提问说，那个女孩和少年的旅行经历，写得真实生动，那是来自你本人的经历呢，还是在朋友中发生的真事？津岛佑子略有些羞涩地微笑说，那只是她本人的想象。文学，重要的是想象。

    那么想象的基础是什么呢？那些逼真而精彩的细节，如何被人的想象力创造出来呢？

    未及进一步提问，邻桌有一位慈眉善目、身着袈裟的和尚，默默走过来坐在一边。茅野说这位法师十几年前自愿去了印度，在印度筹资恢复了十几座佛教寺院。去年她们日本女作家访问印度，就住在这位法师的寺院里。法师告诉我，他已多次去过中国，曾在宁波雪窦寺、五台山等地游方。但印度的事情很重要，所以还有很多中国的佛教圣地没有来得及去。

    谈话刚要继续又被打断了。一位年轻的日本艺术家，问我对日本文学的看法：在中国，哪一部日本小说最受欢迎？最喜欢哪一位日本作家？我的座位挪到了日本年轻人中间，另一位女作家也加入我们的谈话。那一个时段的交谈有了不同的看法：

    我读过贵国的芥川龙之介、井上靖、夏目漱石、川端康成、渡边淳一、村上春树……

    你不觉得川端康成很恶心吗？

    为什么？我觉得他的语言很优美，故事中有一种很地道的日本情调。

    不，他就像是一个外国旅游者，只不过是在出售日本风情而已。

    那么村上春树呢？在中国当代的白领读者中，如果谁没看过他的小说，会被认为这个人很老土。

    情况恰恰相反，在我看来，谁要是喜欢读村上春树，那才是老土呢！那你喜欢哪一位日本作家呢？

    我出生在一个劳动者的家庭，我喜欢那些写普通人生活的作品。沉默片刻，我随即问她喜欢或了解什么样的中国作家？回答是鲁迅。

    不经意中，已有一位中年印度女作家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她没有去过中国，对中国充满了好奇，话题忽然就转到了有关女人的事情，说来说去，大家都发现原来印度、日本、中国，知识女性的处境大同小异。然后说到人口，我便借机请教她对印度人口激增的看法。她说生育的权利应当归于女人自己，而不应由政府来替女人作出决定，那样是不人道的。我微笑着反驳说，地球资源已经超负荷消耗，女人无权滥用生育权，如果像印度那样不积极控制人口，印度难以改变普遍的贫困，一个人口失控的国家将是没有未来的，也将是更不人道的。她沉吟不语，后来认真地询问了我的小说英文译本的书名，说回去后设法找来一读。

    印度作家讲英语，而在场译者的英语不如日语流利，只好请津岛佑子把印度作家的话译成日语，再由唐先生译成汉语给我听。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每人说出一句话，等到三次转译后三方都表示听懂了，大约需要好几分钟时间。再进行回答再三次转译回去，一个话的讨论就用去了十分钟。译过来译过去，发现当初自己的提问，回来后好像已经变成了另一个问题，有点哭笑不得。如此三遍转悠下来，大家终于都累得筋疲力尽。

    这一晚的亚洲作家民间聚会，始终在语言的狂欢与冲撞中进行。每个人都在顽强表达，每个人又都在试图倾听。我也许听懂了什么，也许什么也没听懂。这是一次随心随意的跨国交谈，就像桌上丰盛的食物已辨不清是哪一国的风格。我和李惠善终于要告辞了，临走前再次拥抱。语音已消散在空气里，我们终究都得回到各自的书房。而文学作品，如果那是一条内陆河，必将自生自灭地悄然隐没；只是，我们都渴望着能融入辽阔的文学海洋。

    第四日，整整一天的时间都在大学里度过：东京国立大学、早稻田私立大学。上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原信之先生，陪我去东京大学，会见我的老朋友藤井省三教授。藤井先生是一位资深汉学家，从事汉学研究多年，曾在北京与他见过面，他还写过一篇关于我的长篇小说《赤彤丹朱》的评介短文，发表在《朝日新闻》上。他带我参观了东京大学的校园，并简单介绍了东京大学的历史以及他个人的求学、执教经历。东大校舍在二战中曾遭受炮火与后来地震的损伤，但校园中树木葳蕤，棕色的建筑群体，依然有一种当年“帝国大学”的森严气象。在他那间四壁是中文书籍的工作室中，见到了不少中国当代小说的日文译本，据说最受欢迎的中国当代作家是莫言，还有苏童、余华和残雪。午餐时藤井教授向我谈起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日本的译介情况，他说日本大学生有很多人选修或专修汉语，日本作家也从中国文化中汲取资源，所以他要做的事情非常多，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六点半到达办公室开始工作，常常要到晚上九点才回到家中……我原本有很多问题希望与藤井教授讨论，但因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事务局次长中野晓先生，已开车来接我去早稻田大学，蒋子龙团长、李惠善和上海《文学报》的徐福生先生已在车内等候，只得匆匆告辞。

    早稻田大学的安藤岸阳子教授，前几年在北京由陈建功先生介绍认识。她从事汉学研究几十年，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常常往来于东京与北京之间，为中国文学的译介做了大量工作。她的丈夫安藤彦太郎先生曾担任日中学院院长，听说最近刚刚做了一次手术，所幸无恙。岸阳子未等丈夫出院，就忙着安排我们的演讲。老朋友在东京重逢，自然格外亲切。

    与东京大学相比较，早稻田显出了另一番活跃自由的气氛。校园里贴着各式讲座与活动的海报，比如“宪法改恶”四个字，便可从汉字上猜出些大概。岸阳子教授的办公室也是一个容量巨大的中文书库，她说还有很多书只能放在家里。她告诉我们，今天下午的听众是该校及校外的汉学工作者，都能听懂汉语，为了节省时间，就不用翻译了，只管“直言”就是。座中有东京《中国现代小说季刊》的主编饭冢容先生，他多年来自筹经费，坚持出版这份中国文学的日译杂志，其情感人。另一位翻译家田烟佐和子女士，去年曾与原善先生编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杰作选》，翻译过我的短篇小说《斜厦》。面对那么多热心于中国文学的学者，我们惟有敞开心扉。四个人在会议室依次发言，谈了自己的写作经历和个人对文学的认识。两个小时中，语言的河流一直在滔滔流淌，听众安静而会意。由于无须翻译的间歇停顿，恍然间竟忘了自己是在东京，把日本的学者当成了中国读者，坦诚而亲近，一时越过了文化的阻隔，倒像是一次大学的恳谈活动了。

    晚餐就在学校附近的一家餐厅。见一个面容清秀的年轻女子迎我微笑，只觉面熟，猛然想起竟是上原香小姐，真是喜出望外，说你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不成？上原香曾在大阪外国语学院攻读中国文学硕士学位，前几年曾去过北京到过我家，毕业论文主题就是研究我的长篇小说《隐形伴侣》，目前正在读博士学位。由于她住在神奈川，离东京有百十公里，我不愿麻烦她专程来东京，事先就没有告诉她我访日的消息。想不到她消息灵通，竟然坐新干线一小时赶来东京与我见面，倒让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晚餐后，向岸阳子等诸位先生致谢并告辞，便邀请上原香到我下榻的饭店聊天，得知她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中国的科幻小说，不由惊诧。在我印象中，这些年中国的科普读物不少，“科幻”却是寥寥无几。她纠正我说其实“科幻小说”正在中国悄然兴起，她更愿意选择这“发展中”的课题来研究，已经读到不少有趣的作品。看来日本的汉学研究者，比我们这些埋头写作的人，对中国文学更多一份了解，心里惭愧，再三表示以后若是读到好的科幻小说，一定尽快告知她。随后又谈了些家常，知道她新近刚刚结婚，丈夫是计算机专业人士，如今她一边料理家事一边读书，倒也充实快乐。我衷心祝福她，并邀请她与丈夫一起同来北京。时间已晚，她还要坐“电车”（新干线是电气火车，日本人通常将其称为电车）赶回家去，只得恋恋不舍地话别，心中感慨良久。

    第五日，按照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安排，由长野微小姐陪同我去清濑，会见日本着名女诗人财部鸟子女士。长野微小姐，也可在此一说。该女子聪颖灵秀，在日本念完初中，居然独自一人跑到中国去求学。在北师大附中念高中，然后是北京大学。前两年回国后，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工作。在我见过的学汉语的日本朋友中，她的汉语发言最为标准，连鼻音和儿化音也极为地道，若是不知底细，仅听声音，那口京腔准让人以为她是个北京女孩儿。长野微在北京长大，对中国日常生活的了解，更为具体。后来几日去大阪的途中，闲谈中陆天明问陪同的事务局长辅佐小阪裕二先生：“最不喜欢中国人的什么？”小阪客气地回答，应该是宾馆商店的服务态度不好。陆天明又转身考问长野微，小姐爽快地说：“随地吐痰，还有，吃饭的态度不好（吃相）。”说完了，一侧脸反问陆天明：“那你到了日本，最不喜欢日本的什么？”即刻把球送了回去，可见该女子的机敏爽利。

    手头恰好有一本从国内带来的《日本现代女性文学集》，其中收有财部鸟子的诗作《总看见死亡——写给作为难民死去的小妹妹》。作品后面有作者简介：财部鸟子，1933年出生，新泻人，生长于被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地区，1946年回国。出版有诗集《腐蚀与冻结》、《西游记》、《乌有之人》等。曾获日本地球奖、现代诗茶花奖。我原本有些纳闷——自己从不写诗，为何安排我去与诗人“交流”？这才明白财部鸟子女士童年时代在中国东北生活了十二年之久，我这个也曾有东北生活经历的女人，想必应当与她有话可说。

    其实在前天东京会馆的招待会上，她专程从清濑赶来，已经同她见过一面。她步态轻盈、身材匀称，丝毫不像七十岁的老人。那天她对我将在她家做客表示欢迎，问我是否能吃寿司，说她和她丈夫将请我去清濑一家最好的寿司店午餐。

    清濑在东京郊外，坐地铁然后换计程车，已是东京郊外风光。车停在一条清静小街上，上三楼，进门就见柜子上一瓶精心插好的花草——新鲜的枫叶雏菊，散发着秋天的气息与主人的心意。她的丈夫是一位美术学院的院长，身着深灰色的日式和服，身材魁梧健壮，笑容可掬。几间屋子的地上都铺着日式凉席，素净而简朴的装饰，没有丝毫奢华之气。脱鞋，在客厅里盘腿而坐，顿时有一种家常的温馨。财部鸟子说茶几的布帘内安有电热丝，把脚伸进去便可取暖。试一试，真的很暖和。

    我说我不会写诗，所以来拜访诗人有些惶恐。但我在“文革”中下乡的地方，正是你曾经生活过的佳木斯附近，我去的时候那个城市还有许多日式建筑。不知您幼年对佳木斯留有怎样的记忆，后来可曾再回去过？我去年刚刚去过佳木斯，很多新建筑，那个老公园还在……

    诗人的言谈轻声细语，但我听见了她内心长长的叹息。她说童年的佳木斯很冷，她在专门的日本小学校上学，大人不许她们和中国孩子往来，放学时有中国孩子跟在她们身后吐唾沫，但也有中国孩子偷偷地跟她们玩耍。她不明白大人们为什么要离开日本到另一个国家来生活。在战争的轰炸、交战、撤离中，她全家陆续有十几个人死在中国，直到1946年终于从大连坐船，在海上漂了三个星期回到日本。幼年的孤独、寒冷、恐惧，也许是使她写诗的原因，后来就一直写下去了……

    诗人的丈夫提醒她说，我们还是先去吃午饭吧，那个饭店老板等着我们呢。

    那家寿司店也在一条小街上，门面很小，店面也就两张桌子，墙上有画，柜台后的陶艺、酒瓶和装饰倒是漂亮精致，不像是饭馆，倒像是一家待客的前厅。据说这家店已经有几十年历史，来客都是固定的老客户。菜很快就上来了，极其新鲜的生鱼片、生海螺片、生鱼鳍……极为可口的调料。生鱼片一入口，点头惊叹说真是好新鲜啊！还有天莩罗和生鱼卷米饭团（寿司）、酱汤，即便不喜欢日餐，也觉得好吃。老板个子高高，面相严肃，猛一眼看去，有种高仓健的硬汉气质。我把这个印象通过长野微告诉了他，他便高兴地一直陪在一边同我们说话。他说这些鱼都是今天一早去买来的，虽然开寿司店的老板都会选择新鲜的鱼，而他买鱼，却懂得识别新鲜中更新鲜的，所以他做的寿司也是最好的，肯定你在日本再也吃不到比这更好的寿司了。

    吃过他做的寿司，几天后再吃别家的寿司，果然就再吃不出那般鲜嫩纯正的口味了。

    吃着说着，说中国，知道我是中国的作家，又说艺术。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是一位很有名的画家，他的太太是他父亲的学生，平时有客来就照顾生意，闲了就画画，这墙上挂的就是他太太的画。抬眼看，那幅花草很像中国的水墨，素淡空灵的很耐看。越说越投缘，他转身进屋拿出一本2004年的挂历送我，上面全是他父亲的画作。遇到这样爽直热情的汉子，我也只能乖乖领受他的好意了。于是大家照相合影，我开玩笑说，回去告诉中国朋友，说高仓健如今在清濑开一家寿司店呢，有照片为证。他嘿嘿答道：“可惜我笑了，高仓健是不笑的。我说没人见过笑着的高仓健，这照片很珍贵呢。”说笑间，忽然觉得半个多世纪前那场残酷的战争已是何其遥远。普通的日本人民，大多如他们夫妇这般辛勤地工作，知足常乐，过着平静而安稳的日子。席间多次谈到艺术，财部鸟子的丈夫对我说，艺术的本质应该表现整个宇宙的精神，而不是一国一地。我亦十分赞同。

    临走时“高仓健”递给我一双筷子，说这是他的名片。筷子封套上有名字和地址，上写“割烹——寿直”，“寿”与“直”中间有个字是日文的片假名，不识，至今无法读出他的全名。他夫人开车一直把我们送回财部鸟子家，午餐才算正式结束。

    三楼侧室有一间财部鸟子的书房，窗外一株樱花树，枝叶探至三楼，可以想见樱花盛开的日子，诗人面对着云霞般灿烂的花朵，思绪怎样地飘然荡逸。墙上的镜框里镶嵌着一幅诗作，上部配以她丈夫创作的一幅小画，显得雅致古朴。财部鸟子切了苹果，在小小的方桌前，我们继续着诗与文学的话题。翻看了她的几本诗集，还有她与世界各地的多位诗人一起创作的“联诗”。她说那次诗人的聚会很有意思，总题确定后，一人先写一段，别的诗人再往下写，写不好不允许出门。在那些诗人的名字里，有熟悉的北岛先生。

    重读财部鸟子的那一首《总看见死亡》，最后一段是这样的：“我突然睁开了眼睛。她不会回来。在留下哭声的梦境中，我不愿听见一声枪响。”我虽然没有读到她全部的诗作，但对于“和平”的祈愿，应该是她作品坚定的主旨。

    曾问过她战后可曾回过童年生活的佳木斯，她说80年代初去过，幼时的房屋都还在，唤起她许多旧时的记忆。她写过一部中篇小说《天府》，讲述的就是那一段生活。后来她找出日文的文稿给我，我看见了“三江平原”、“松花江”这些熟悉的语词。我把这部文稿仔细地收好带回了中国，希望能有人将其译成中文，让中国读者从另一个角度，更为真实地了解那场侵略战争，在一个日本女孩心中留下的阴影。

    临走时好奇地问起她这一笔名的来历（她的本名是金山雅子），她笑着说，金山是财，而她的生肖属鸡，就组成了这个笔名。她更愿意成为一只飞翔的小鸟，有属于自己的自由天空。

    车行渐远，她和她丈夫还站在路边目送着我们。上了地铁，才忽然想起她赠送给我的一只日本民族的传统工艺“草木染”的布袋，竟然忘在她家没有拿走，觉得自己十分失礼。而她家远在郊区清濑，谁也没有时间再去取了，只好请求长野微打电话向她解释一下。没想到过了几天，长野微将那件礼物带到了大阪，说是财部鸟子将我遗落的东西，从邮局寄到了日中文化文流协会，请她们转交给我。为了安慰自己，我只好想象她真的变成了一只小鸟，栖息在云霞般的樱花树上，然后在树林间不知疲倦地飞来飞去。

    东京五日，就这样在不停歇的交流中度过。留在我印象中的东京，是一个在话语的波浪中起伏的城市；嘈嘈切切的语音淹没了街道的喧嚣，从高楼大厦间的缝隙里钻过。在那个洁净的城市里，飘落的言语甚至无法变成可辨的尘埃飞扬……

    在第六日离开东京去箱根的路上，面对窗外深秋的秀色，一路默然。好像说了很多，又好像什么也没说。像是该说的都已说了，又像是刚刚才开始。像是听明白了什么，又像是更不明白。在每一次交谈中，我们都跃跃欲试、企图一语中的，却又常常欲言又止、词不达意。任何表达总会有局限，任何倾听也会有遗误。言语渐渐模糊下去，而那些具体而形象的事物，却一次次从记忆中跳出来——比如精美的盘子、秋天的插花、透明如玉的生鱼片、茶几下的暖炉、中文书库般的办公室、微笑的眼神和路灯下的身影……却似乎传递出更多可供回味的意蕴。那是一种无需言语的对话和交谈，心灵瞬间的感动和感悟，不知不觉间，提问与应答已经完成。

    汽车盘旋在箱根的清木原林海，神秘的富士山在天顶时隐时现。随后的几天中，我们将会开始同日本大自然、风物、古迹的对话。那是更为感性的交流。当语言成为个人意愿的所指时，也许它根本无法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仅仅只是一种靠拢和接近的尝试。它更无法穿越千年的文化屏障，在异地上空自由飞翔。而语言的能指却有着更为宽广的空间——他和她曾经说过的那些、你曾经说过的那些，谁也不知道将在什么时候，那些“言语”就像一粒粒被风吹来的草籽儿，一场春雨过后，它们会在各自的土地上悄悄发芽。

    （原载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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