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尘

    我喜欢阅读着名人士对其个人生活的辩说，这些辩说中间大多有矫正的初衷，这样的文字往往被作者的对立面与批评者称作“一面之词”。就是这些“一面之词”令人欣喜，它们生动、灵性、主观、激情；真实与否和读者有什么相关？个人生活本没有真相可言，何况，我们拿这些个真相来干什么？

    带着这种轻松的态度读了许多的“一面之词”，窥见了他人的喜悦、焦虑、欲望和弱点，还有许多自身不能亲历的他人的生活细节，在感谢之余，丰富了体验，也滋养了因自身局限而形成的干涩心境。以善解的态度阅读他人的生活，这是一种修养。善解，常常伴随感动，却常常拒绝认同。

    在读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着的《遥远的乐声》一书时，感动与认同一并出现。我已久违了这种奇妙的感受。我一贯对个人传记的警醒顷刻间在一种俄罗斯特有的朴素文字中间土崩瓦解，我甚至将她的叙述作为真相来接受，这让我惊奇。

    我喜欢旁观传奇，对充满曲折的传奇人生兴趣盎然，斯韦特兰娜正是我兴趣盎然的目标之一。作为斯大林的女儿，那个声名赫赫的父亲成了这位一生追求安宁的知识女性的符咒，诚如她自己哀叹的，她错误地出生了，在强光之下又在阴影之中，明暗对比扯碎了她的心灵世界。

    她是位一生坎坷、被世人误解的女人。母亲的自杀，两位兄长的不得善终，三次婚姻，天各一方的儿女，中年育女的艰辛，不停的迁居、破产……永远的记忆是那位可怕的父亲，最大的轰动是1967年的叛逃。从道理上讲，这应是一个嚣张、躁动、愤怒且歇斯底里的女人（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也能理解且同情），而书中的斯韦特兰娜却与此完全相反，她是一位宁静、宽恕、母性的女人，有一点盲目，有一点任性，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纯正背景中显示出其纯正的品质。在《遥远的乐声》中，斯韦特兰娜的生活一次又一次面临分裂的时候，而她的眼睛仍停留在大自然的美妙之中，并且有了相当篇幅的清新朴素的记录。这是俄罗斯知识分子血液中共同的特质，这一特质我们曾在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帕斯捷尔纳克的《人与事》等众多作品中领略过。斯韦特兰娜属于这一代人。

    她是被这个世界误解的。在共同的眼光里，她应该是一位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叛逃者；她的生长背景似乎决定她是一位无神论者；她的经历太过传奇，她所有的着作吸引人之处应该正在于此，也只在于此。因此，她不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只是一位着名的作者。在读《遥远的乐声》之前，我也是这种偏见的持有者之一。而她竟是这样的一位女人：不喜欢政治，不喜欢对峙，不喜欢媒介，不喜欢交际，热爱上帝，热爱孩子，内心深处听从大自然静谧的召唤；而且，她真是一位十分优秀的作家，叙述从容严谨，文笔亲切朴实，显示出训练有素但又毫不僵硬的文字功夫。这种良好的感觉可能是因为中文译者的出色，但也有据可查：斯韦特兰娜毕业于莫斯科大学，逃离苏联前一直从事美国史、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翻译工作。

    这里要把话题岔开一下说。语感这东西很奇妙，我们常见专业语言学研究人士的枯燥干瘪的文字，也常为一些非文字工作者灵性、鲜活的文字拍案叫绝。前两年我在当文化记者的时候，有一次集体采访倪萍，她是为她的着作《日子》来签名售书的，不少记者有一种对于文字的优越感和专属感，我也曾隶属其中。一方面承认《日子》写得相当不错，另一方面也颇犯嘀咕：像倪萍这样，艺校毕业，当演员，之后又当综艺节目主持人，一种典型的艺人经历，能写出文字水平高出其他名艺人自传着作一大截的《日子》？出版社请人捉刀了？采访现场当然有问题刁难倪萍。当时我没有发难（我从来不习惯为难采访对象），但也饶有兴趣地看倪萍如何回答。那不分青红皂白、无缘无故地对于文字的优越感，想来真是羞愧，实在是浅薄得令人发指。这种浅薄说来我也是很熟悉的，它来自我若即若离地接触过的一大堆诗人，只不过我是受者。记者兼作家与诗人的交道会是个什么样的情态？可想而知。

    我们因骄傲愚蠢而错过了多少有趣且深刻的人和事啊？！

    对文字的纠缠仿佛是与一条色泽绚丽的蛇在打交道，迷恋的结果是被束缚直至窒息。我已有很长时间的危险意识了，却无力自拔。我深深地厌倦了我对于华丽、峭拔文风的陷溺；它是一个四壁光滑的井，却没有苔藓的绿和生机，坐井观天，却要有所作为，攀爬上去似乎不可能，唯一的动作只有继续往下坠落。斯韦特兰娜并不是我最初得到的启示，却是一次深刻有力的启示，像我这种没有宽阔的人生背景、缺乏并拒绝有刺激性的生活点缀、且不自恋不幻想的人，早就应该洗尽铅华朴素作文了。

    死胡同都是快走到尽头时发现的。

    朴素与其说是一种品质，不如说是一种修养。具备了这种修养，大开大合也好，寂寥平淡也好，其文字就犹如退了躁热的晚光，有景致，有进退的余地，温暖、动人。我想，斯韦特兰娜作品中令人吃惊（吃惊是因为阅读之前的偏见）的从容、舒畅，正是源自她坚持遵守的朴素的人生原则。斯韦特兰娜在《遥远的乐声》中引用的题记是梭罗的一段诗：

    不紧跟队列行进的人，

    大抵是听见了另一种鼓点。

    任他随听见的乐声前进吧，

    哪怕这声音轻微而遥远。

    只要是热爱梭罗的人，我都有好感。我喜欢“另一种鼓点”这种说法。在我的这一次阅读中，这种鼓点并不轻微，并不遥远，它节奏分明地告诉我母性、信仰、平视的意义以及孤独的力量。

    哀伤的暴力倾向

    玛格丽特·杜拉斯有两句说明她的暴力倾向的话：“杀人的欲望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常数。”“使我感动的是我自己。使我想哭的是我的暴力，是我。”

    像玛格丽特·杜拉斯这种坦言自己的暴力倾向的女作家是罕见的。她无法不坦言相陈，因为这在她作品中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作家和评论家难能可贵地达成共识。对于一个女作家来说，摧毁欲望往往是她的内核，这与大多数男作家的建设理想大相径庭。一个女人选择写作为她的存在方式，总是希冀写作能为她阻挡什么或搭救什么，或是阻挡暴力，或是搭救虚无。杜拉斯是前者。在用写作阻挡暴力倾向的过程中，杜拉斯是个自始至终十分愤怒的女人，但是，她得到了文学的支持，这简直是个奇迹。文学史上有很多因愤怒而被毁掉的作者，他们那本该获得巨大声名的才华被他们的义愤填膺给撕碎了。有句话是“愤怒出诗人”，在我理解里，这种“诗人”是时代的诗人，而不是文学的诗人。

    到底是什么使得杜拉斯的愤怒获得了文学的支持？是她的哀伤；是“对出产芒果的土地、南方黑色的河水和种稻的平原说不清楚的从属”所带来的哀伤；还是生命本质上的哀伤。杜拉斯的所有作品都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废墟之上的。最初的坍塌，在我看来，是源自母爱的缺损。

    杜拉斯的母亲是所有了解她作品的读者都十分熟悉的形象，一个可敬（如果说她顽强）可怖（如果说她偏执）的女人，一个居住在印度支那的贫穷的古怪的法国寡妇。母亲一生都对她那歹徒似的大儿子充满了“强烈而又邪恶”的爱，把二儿子和小女儿的生命置于黑色的阴影之下。杜拉斯一辈子在她的作品中说了无计其数的谎言，但我始终相信，之所以她能这么花哨又这么深刻，是因为对母爱的渴望。杜拉斯说，她很小的时候就有杀死她大哥的欲望，为她的小哥哥，也为她自己。可是，杜拉斯无论是作为一个女儿，还是作为一个作家，都从来没有获得母亲的青睐。就在母亲临死之前，她只是召唤她一直鬼混的长子，“我当时在房间里”，杜拉斯写道，“我看到他们哭着吻抱在一起，对将要分开感到十分难过，他们没有看到我。……她想同他一起埋葬，在墓穴里只有两个人的位置，这不能不减弱我对她的爱。”

    这个临终告别是我读到（或看到）的最为哀伤的场景。在渴望母爱几乎一生之后，却最终一无所获。因为这一点，我可以原谅杜拉斯所有的怪戾之气。最可怕的怀疑是对母爱的怀疑，有了这种怀疑，人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垮掉，就像杜拉斯在她的生活和作品中所做的一切那样。

    我设身处地思考，谁不爱我都是可能的也是可以的，但我的父母不能不爱我，否则就是违背天理。如果我遭遇到一种违背天理的生活，我能怎么让自己活下去？我想，我当然会有暴力的欲望。并且，用一种方式，比如写作，来艰难地阻挡这种欲望。

    居然，就可以从这样一个简单的入口来进入光怪陆离的杜拉斯。我爱杜拉斯，其实就是爱她那无药可救的哀伤。看她的照片，从少女的清灵玲珑到老妇的辛辣苍凉，我惊奇地发现，杜拉斯的嘴从樱桃小口渐渐地变成不可思议的扁阔，让人联想到一条干死的鱼争取呼吸的全过程。

    （原载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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