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老子》

    每当念及悠远的中国古代历史，总要想到盛唐，那恢弘浩荡、气吞万里的盛唐，玉辇纵横、金鞭络绎的盛唐，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盛唐，纵横捭阖的政治的盛唐，展疆拓土的军事的盛唐，灵思飞扬的文学的盛唐，仿佛盛唐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长卷中最经典、最夺目的一个截面了。而每想到盛唐，又总忘不了那个独步古今的帝国之君，那位尽享帝王之尊又遍尝人世之苦的唐玄宗。

    从北京到西安，我仿佛穿越了幽梦一般的时光隧道，重返唐朝。西安的街衢如同书页一样被我依次翻过，西安的空气里至今还夹带着盛唐的芳香。一片低矮的当代建筑之中，青灰色的大雁塔如同一根历史的桅杆永远地凸现于时空的海面之上。我好想找到他，盛唐这出绚烂的时代大戏的主角，好想同他促膝而坐，谈一些关于历史的话题，解开千古的悬念，唐玄宗却早已灰飞烟灭，化作历史教科书里一个干瘪的名词了。在古城西安漫步，最能撩拨我游丝般的怀古思绪的，不是一代英主李世民，不是“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飘然太白，不是“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杨贵妃，却是唐明皇李隆基，他太神秘、太复杂，今人太难破译他的心灵密码。历史在他这里转弯，不论偶然还是必然，他是历史长卷中夹着的一个诡秘的符号。

    眼下关于他的电影电视剧为数已不少，可惜的是，那些化妆师乔装打扮出的玄宗，那些演员装腔作势造作出的玄宗，竟无一令我感到满意。他们不是太头脑简单，就是太好色多情，人们似乎更关注他与杨贵妃之间的宫闱秘事，并试图从后宫的床笫之间找出历史发展的轨迹，而对于一个站立在强盛时代顶端，又跌落在流亡的泥泞道路上的复杂政治人物，对于他与历史的真正关联，却表现得过于冷漠了。

    真正的李隆基正躲在历史深处讥笑着这一切。真正的李隆基与今人的捏造毫无关联。真正的李隆基，正在公元八世纪明媚的阳光里，驰马飞腾于贵族子弟们踏青的马群中，雄姿英发，初露英雄本色。当惯于以家族背景一争高下的纨绔子弟们笑问来者何人，他朗声对答：“我曾祖是天子，我祖父是天子，我父亲是相王，我是临淄王李隆基！”旷野无边，远山有痕，锦衣裘服的自信少年，在大唐的三月阳春里，伫立成一处雄姿英发的绝美风景。而当时，正是李隆基的家族走背字的时候。李隆基生长于武则天逝世前后复杂诡谲的政治气氛里，父亲李旦名为天子（睿宗），实为武则天手里随意捏弄的一只泥丸，垂暮之年的武则天为了平衡局势，缓解李、武两姓剑拔弩张的政治局面，终于，抛掉了这枚泥丸。她牺牲了睿宗，贬为相王，扶李显上台，是为中宗。李旦的内心布满了潮汐与泪水，他的哀怨，深深浸透在家族的枯荣之中。为儿子取名“隆基”，或许透露着失意的李旦无奈中的最后一丝希望。貌似平静的宫廷实际上是风的迷宫、血的漩涡，盛宴歌舞的背后潜藏的是比动物界还要残忍的血腥厮杀，李隆基在朝廷社稷的风雨飘摇之中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身为龙种又壮志难酬，这样的际遇使他懂得了韬光养晦，懂得了审时度势，懂得了如何借助天意抬高身价，如何于暗中集结力量，组织政治集团，作为来日登上大唐政治舞台的基石。你方唱罢我登场，毒鸩与暗箭使得最高权力频频易手，年轻的李隆基宛若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冷静应付，不急不躁。对于废中宗而独揽大权的韦氏，太子李重俊太性急气盛了些，过早地折戟沉沙了，李重福面对母后的严密控制无计可施，李重茂则被收买，立为傀儡皇帝，看来，大唐已经亟须一位强有力的子嗣来重整李氏江山了。这个人不仅要有深厚的皇族背景，还要有过人的才能和超然的胆量，更重要的，要不为韦氏集团所重视，藏在暗处，突发冷矢。历史看好了李隆基，大唐也抓住了李隆基这唯一的可能，来结束宫廷倾轧的历史。至于来自民间的支持和必要的人心、舆论准备，那是李隆基早已安排妥当的。果然，玄武门之变，使在力量对比中完全居于劣势的李隆基大获全胜。然而政治坦途还很遥远，施展抱负也并非朝夕之事。太平公主欲步则天武帝后尘，政治野心已经显露了。重归皇位的睿宗将政治天平向太平公主一方倾斜，使李隆基陷入深深的困境。急于求成的一位心腹大将为寻找政治盟友而泄露了政治意图。一着失手，几乎将宏图大业于瞬间倾覆，李隆基舍车保帅，挥泪斩马谡，将其交与睿宗处置。他就像一个高妙的棋手，知道在最精准的时机里采取最有效的着势，他的果敢，推动了历史的走势，使自己永远含笑站立在胜利的山巅。

    也许是与生俱来，也许是刀光剑影的磨砺，信念、意志、智慧、气量、手腕、实力、策略，他无一缺少，他敢于在生与死中进行铁与血的政治赌博，他时出奇招，做出违反常规的举动，他很早就具备了坐镇天下的能力与素质，只不过是隐含不露罢了，大唐有幸，李隆基坐到了金碧辉煌的龙廷之上。

    高度集权的封建体制最需要一个有能力的帝王了。如果说世袭制度无法保障政治清明，那么最高统治者个人的领导能力，便是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希望。企盼明君，在千百年的历史流程中，成为中国老百姓的心理定势。甚至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得以维持数千年，与明君统治不无关系。一次一次的农民战争导致的直接结果，与其说是朝代的更迭，不如说是开国明君对荒淫昏君的替代。文武之治与纣王暴政，光武中兴与王莽弄权，康乾盛世与万历深宫，对比是那么强烈。在没有民主机制的社会里，是改朝换代的翻天巨浪，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开明君王按照一定的频率周期间隔出现，从而保证了封建政治的相对澄明。当然，这种暂时的政治清明是以频繁的战事，百姓的殒命换来的，代价未免过于沉重了。

    玄宗李隆基可以说是一个不令世人失望的开明君主，随着他迈上权力顶端的悠然脚步，一个安定祥和的时代滚滚而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百业兴旺，国力强盛，他的“开元之治”，并不比太宗的“贞观之治”逊色，那个时代在今天回味起来，如同一只美丽的鹏鸟，栖落在一片遥远的沙漠里。

    风雨飘摇中的东方巨轮，该由他来掌舵了。他机敏地洞察形势，沉着地拨正航向，使这艘沉重的大船飞驰如轻舟了。大唐，成了东方的圣土。新罗人献上无尽的贡礼，日本派来一批批的“遣唐使”，胡汉交融，中西贯通，唐都长安，令西方的圣地罗马相形见绌。正如一本书中描述的：那时的中国人，富文采，领风骚，识弯弓，射大雕，活得潇洒，活得气派，活得实在活得没话说；那时的中国人，是世界一等公民。

    与一些影视文学作品的描述相反，玄宗并非文弱无能，只知吟花弄月之徒，而是颇谙为君之道，颇具大国领袖的风范。皇权的至尊与礼贤下士结合，从谏如流与唯我独尊互补，江湖经验与政治技巧融通，使他对社稷江山控制自如；诸将百官明争暗斗，党同伐异，岂不知玄宗正巧妙地利用着他们的分化与组合；他该用贤相时贤相出场，该用庸臣时庸臣登台，精明的姚崇、刚直的宋璟、能干的张说、执拗的张九龄、狡猾的李林甫、贪婪的杨国忠……大唐的相位走马灯一样地变幻着，令人眼花缭乱，只有李隆基没有乱，他们再精明，也不过是圣上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而已。他抚日本，和新罗，慑二蕃，压渤海，灭突厥，安吐蕃，攻大食，攫西域，在国际舞台上亦是得心应手，举重若轻，成为千国瞩目、万众仰望的“天可汗”。

    这才是李隆基，这才是大唐帝国的政治领袖。

    这样的政治天才，倘若再有一点艺术天分，恐怕就无可挑剔了。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艺术造诣方面本可不必过于苛求。可李隆基不买账，偏偏在艺术领域别有一番建树。你听：“春来泮树合，月落戍楼空”，“马色分朝学，鸡声逐晓风”，他的五律别具风骨，他的词赋、散文亦堪称一流；他书法绝佳，八分体实为绝品，每次拜相，他总爱用八分体将新相的名字写在御案上，君臣相投的雅趣，令人击节赞叹；他的绘画为盛唐画风注入了清新气息，开了墨竹画的先声，而他的音乐素养也达到了专业水准，一曲《霓裳羽衣曲》，令听者嗅到了音乐的芳香。

    多方面的才华，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也许无足轻重，可对于大唐玄宗，这的确赋予他一种独具一格的个人魅力。

    当然，像这样的盛世明君，在历史的长河中并不难寻。到目前为止，似乎还看不出唐玄宗李隆基与唐太宗李世民有什么区别，若一定要找出他们的不同，那也只是量上的，而不是质上的。而玄宗之所以凸显于岁月的浮雕之外，成为一处孤绝的风景，还在于他不仅经历了大成功，而且经历了大失败；不仅带来了大繁荣，而且带来了大混乱，人生的至喜与至悲均在他的生命里浓缩，世间的荣耀与耻辱都在他的岁月里聚焦，伟大与渺小交融，显赫与悲凉同在，他于有限的生命里体验到了命运的轮回，以至于尘埃落定之后，他只有在宗教的紫气中破解命运的偈语。封建社会两千年由盛而衰的漫长历史高度浓缩在他一个人的生命里了，这样一个李隆基，难道还不能吸引我们好奇的目光吗？

    终于，渔阳鼙鼓，由远及近，传入玄宗的耳际。长生殿的甜言蜜语不曾散去，他还没来得及分辨清楚那激越的鼓点，烽烟已经罩笼了他深宫中的紫气，一场浩劫，开始了。

    昨天还是朝舞暮歌，今天便是仓皇辞庙；昨天还是锦衣玉膳，今天已是饥不择食；昨天还是美女盈怀，今天却是垂泪对宫娥；昨天的心头肉，便是今天的夺命鬼；昨天的温柔乡，已成今天的爱情冢。

    仿佛一切，都是在瞬间发生的。

    这样一个无所不能的皇帝，仍然保不住天下太平。好端端的一统江山，一下子变得不可收拾。

    钢铁一般的唐玄宗，怎么一下子变得这般无奈？

    问题出在哪里？

    答案似乎很多。比如杨氏家族的专权，比如宠臣安禄山的叛逆。还有人说，当大唐皇帝志得意满之时，唐朝的各种社会矛盾早就在潜滋暗长了。可是，对于一个开张圣听、明察秋毫的君主来说，对于当初那个弄群臣于股掌的李隆基来说，这些本不该构成威胁。

    莫非真的如《红楼梦》十三回秦可卿托梦王熙凤时所说的：“‘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盛极而衰，难道真是人世间不可逆转的规律？

    在当时许多人看来，玄宗不可逆转之事，就真的不可逆转了。

    问题正是出在玄宗的个人威信之上。

    屡试不爽的政治经验，使得玄宗由自信变得自负，头脑反而由周密变得简单。他过于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甚至忘记了自然规律已经使他五官的功能打了折扣。关于安禄山，张九龄早就向玄宗敲过警钟：安禄山心有逆意。高力士含蓄地说：北兵强悍，恐成祸患。太子李亨亦主张，趁早将安禄山除去。

    玄宗若“民主”一些，像早年初涉政坛时那样果敢坚决，安禄山肯定是不等成气候便身首异处了。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这是封建时代政治角逐中的铁律，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的玄宗，更是不该手软。可是这次，他并没有按人们希望的行事，他太相信自己的判断，并扬言再有谈论“禄儿”者，交安禄山本人处置，弄得大家噤若寒蝉。

    结果，养虎终于成患，安禄山利刃所指，江山变色，叛军所到之处，守军降旗尽举，河北二十四郡，竟无一忠臣。这时，玄宗才傻了眼，垂手顿足，悔之晚矣。

    我们应该记住那个泰极否来，由盛及衰的转折年月：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那是秋收之后的寂静日子，农民吼着秦腔，对已经逼近的灭顶之灾漠然无知，他们正在关中西部冷凝的阳光下，盘算着该怎样打发即将来临的平常的冬日。

    这时“明君”已经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他的反面。其实，明智与昏聩，雄健与软弱，并非总是泾渭分明，一成不变，有时甚至只是一步之遥。这种反差，在玄宗身上体现得过于明显，所以最具有典型意义。他在自己有限的一生里达到了为政者的正负两极，着实不多见。政治危机呼唤明君，明君带来开明盛世，开明盛世造就昏聩君主，似乎已成封建时代颠扑不破的铁律。有趣的是这样一个往往需要几代人方能完成的过程，在唐玄宗有限的政治生涯里迅速完成了。当历史的轨迹从唐玄宗这个坐标点上穿过的同时，也迅速地由光明的一极走到黑暗的另一极。仿佛是恶作剧，今天的李隆基已经走到昨天李隆基的反面，断送清明政治的，正是明君自己。事物的两面性，有时令人觉得可喜，有时令人觉得可悲。

    明灿的灯火令人精神振奋，而韶华消逝，星辰暗弱的过程，却令人黯然神伤。

    只有感叹，别无选择。

    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如果说建立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终极理想，那么明君统治便是改善生存状态的切实可行的途径。明君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他稀释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把一个本该相对简单的过程拖延得很长很长。对于一个垂垂老矣的绝症患者来说，暂时的止痛药或者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也许是仁道，也许是磨难，因为它增加了他经受痛苦煎熬的时段，让他早日死去也许是对他的关照。明君把封建社会的潜力与魅力开发到了极致，同时也把封建社会的黑暗，拓展到了无穷。

    因为圣明君主与清明政治毕竟只是昙花一现，他们有限的光亮还不足以照彻漫漫长夜。如果把历代帝王比喻成一个昏睡者，那么明君的出现，只是他片刻的清醒。

    清醒之后，他还会昏昏睡去的。光亮之后的黑暗，更是令人感到阴沉窒息。

    玄宗最终还是威信扫地了。大唐历史上最血腥的一段岁月里，人们又在呼唤新的明君了。

    这时该太子李亨登上历史舞台了。马嵬驿事变之后，玄宗已是心如死灰，无力把握大局，不顾父老百姓挽留，舍弃宗庙宫阙，一心入蜀逃难。人们拦住太子的马头，欲随之东征抗敌，收复长安，匡扶唐室。太子的心早已在收复失地的疆场上飞驰了，此时的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满怀抱负，很像他当年的父亲，如今只缺父皇的一道准谕。终于，玄宗给将士和太子各写一封亲谕，分别写道：“太子仁孝，可奉宗庙，汝曹善辅佐之。”“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八·唐纪三十四）国事巨变，变出了新的政治权威，玄宗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的明君，出现了。

    李亨即位，曰肃宗。

    新的轮回，开始了。

    于是，唐玄宗火焰一般明亮的人生，从此沉寂下去了，只留下星星点点的余烬，明灭着对过往的回忆。盛唐国运，盛唐气象，盛唐风采，盛唐精神，像过眼云烟，像春宵里一场轻梦，令人无以捕捉，令人向往。我行走在西安的当代时空里，追寻的，就是那曾属于大唐百姓，属于玄宗的，那一份辉煌。

    而至喜至悲之后归于平静的玄宗，晚年在茕独孤苦之中，始终也参不透他一生的谜。咸阳宫中，他郁郁而终了。在生命的尽头，他吟起了李白的《傀儡》诗：

    刻木牵丝作老翁，

    鸡皮鹤发与真同。

    须臾弄罢寂无事，

    还似人生一梦中。

    （原载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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