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澜

    姜坟雁阵

    近几个月，报刊上经常有关于秦俑坑的文字。在一片沸沸扬扬的赞叹声中，我却不时想到孟姜女。

    小时候就常听野老村妇讲孟姜女的故事，大同小异，屡听不厌。到了“批儒评法”那阵子，这古老故事竟成了什么“新动向”，令人哭笑不得。十余年来，见到有些文章谈到，大抵是说两句“忠贞爱情”之类，或考证并无此人云云，颇多感慨。

    《史记》中没有孟姜女的名字，却记载了产生孟姜女的由来。

    建阿房宫，造嬴政墓，修连长城，焚书坑儒，极大地损耗了社会生产力，对思想文化作了史无前例的大爆破，也给全国百姓造成不亚于战乱的大灾难。租赋税收“二十倍于古”的横征暴敛，力役屯戍“三十倍于古”的涂炭生灵，加上“偶语弃市”、“罚及三族”、“比邻连坐”的严酷镇压，将全国造成一个空前大监狱和劳改营。

    嬴政一登基就驱押七十余万“刑徒”为自己造墓，最后没有一个活着出来。建阿房宫也动用了七十余万人。连接长城所用人数至少也几十万。前二者都为他自己，自不用说。后者的用意，显然是要维护他的极权统治。一些嗜于为他评功摆好的先生们，却一味大谈进步作用。试问：生产力的大破坏，难道能防御外族的侵犯？真正能抵御外患的，到底是人民还是城墙？

    有一个秦始皇就有无数孟姜女。她是一个惨遭迫害而以死抗争的集体共名。所以，她的故事得以长期流传而至妇孺皆知。山海关郊外凤凰山的孟姜女庙，屹立于波涛之中的孟姜女坟，都是百姓意愿的物质化。

    拜堂之际丈夫被抓走，千辛万苦送寒衣到山海关，知道丈夫已劳累而死，尸骨就填进城墙里，构成非常动人而又有普遍意义的悲剧。随后，异峰突起：哭倒长城八百里。哭倒长城，人们明知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说者津津乐道，听者觉得解渴。艺术想象、大胆夸张之中，蕴含着极其深刻的真实，寓寄着千古不易的真理。这才是孟姜女故事的灵魂。

    孟姜女坟是她的故事凝结而成的。大雁似乎富于人性，被这故事所感召，每年初冬，翔集坟上，在寒风中，列阵飞鸣，其声说不清是凄厉、悲愤或激昂。人们称之为“姜坟雁阵”。这礁石，这雁阵，千年万代，在控诉，在赞美，在呼吁，在祷告，向着人类的良知。未来的世纪，它将成为一部古老的诗剧，在人性自由飞翔的梦里演唱。

    武则天片议

    电视台放《武则天》，我断断续续看了一些。由此引起一些与电视剧无关的零星想法，随便写几条于下。

    历代否定或抨击武则天的史家文人，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叫做“牝鸡司晨”。母鸡管报晓，越位了。借以说明，女人不可以做皇帝，做了就名不正言不顺，有悖纲常。

    在传统观念占统治地位的漫长岁月里，这种说法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只有极少数人偶尔向它挑战，不足以动摇它。

    随着西方思潮的传入和中国帝制的结束，要重新评价武则天，最便于反掉的论点就是“牝鸡司晨”说。随着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逐渐普及，这个长期压住武氏的说法，反过来帮了她的忙。有些人，只因她是女性，第一个女皇帝，便一味加以肯定、颂扬；一些无可讳避的问题，也曲意加以回护。好像不这样，便不足以表示思想观念的革命和先进。

    新文化运动迄今，尤其是1949年以来，矫枉过正的思想方法，屡屡被倡扬。要反对男尊女卑的陈腐观念，就来个女尊男卑。男人做不得的，做了要受史家、学者们尖锐批评的事，女人做了，甚至走得更远，就可以享有豁免权，甚至受到赞扬。革命的史家学者，将过犹不及置之脑后，甚至以二重乃至多重标准，来看待历史人物；将善恶、是非、功过的价值判断，在性别的归属下，颠倒过来。这种很革命的史观，其实同男尊女卑一样背离真理，一样荒谬。对于女人，对于“第一”，同样要作具体分析。听其言，观其行，察其心，衡其果。对男尊女卑的社会里的女人，评价应该考虑到男女条件不同。但是，如果置人性、善恶、是非这些人类的基本价值判断于不顾，实际上是将女人不当人看待，清醒的女权主义者都会很反感的。

    武则天从入宫之日，就以全副身心追求欲望的实现。人人都有不同的欲望，也作了不同程度的追求。有的实现，有的部分实现，有的基本落空，有的完全破灭。武氏欲望的核心是最高权力。掌握最高权力，生杀予夺，随心所欲，天下臣服，人皆膜拜，本身就是极大的精神享受。有了最高权力，物质欲望、生理欲望，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由才人而尼姑而昭仪而皇后，而参与朝政而临朝称制而圣神皇帝，十多年难以想象的奋斗，赢得四十余年的执政。除了最后被迫恢复唐朝，她的欲望全都实现了。

    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本来就不允许女人做皇帝。于是，她当然要违反和破除一切道德规范。但远不止此。她的天平主要砝码是个人，个人的欲望。扼杀亲生女儿以嫁祸于人，是夺取皇后宝座的史无前例的创举。其实用别的办法，也是可以当皇后的，只不过没有此举之便捷。可见，良知与人性在她看来，不过是别人可供利用的弱点。有这么一个不同凡响的序曲，后来杀人无数也就毫不足怪。亲自杀或指使、纵容鹰犬去杀，残酷非常，不过是必然的延续。凡可能成为她称帝障碍的，无论你是什么人，一概杀掉，包括两个亲生儿子和姐姐一家三代。做了皇帝，凡是被说成图谋造反或心怀不满，或不肯归附者，无论官吏百姓，不用查证，通通杀掉。杀得天下鸦雀无声，气都不敢出。而她的鹰犬，则在死人尸骨堆上，飞黄腾达。此外，凡与她有旧怨的，为她所嫉妒的，看不顺眼的，随时被整死或杀掉。

    这是一个由于极度个人欲望、极度自私而造成人性异化的典型。

    当人性异化而又拥有最高权力、较强才能时，其危害便超过任何天灾。

    当人性异化被“第一个女皇帝”的龙袍所包装，不时有人加以辩白或美化，那便证明温床的存在。

    最高权力的获得，就要享受所能想象的一切。权势欲的最大限度的发挥，物欲、性欲的尽情满足之外，名欲也是不可或缺的方面。

    在与李治并称“二圣”之时，她就已完全掌握了政权。但皇后古来已多，女皇帝则亘古未有。她于是登基，随后又改唐为武周，以示自己是开国之君；自加尊号“金轮神圣皇帝”，既是太阳，又神又圣。还用自造的“曌军”字为名，表示如日月当空。

    她假借神佛，利用一切物质手段，以求名垂万世。但是，却立了个无字碑。既要立碑，为何无字？此中包含着诉不尽的心事。这并不是她首创。她学汉武帝，表示自己的功德，非文字所能表达。然而，并不是简单的仿效。此外至少还有几个原因。一、她的生平，实在有不少连她自己都觉得难以言说之处。二、对于武周皇朝，能否在她身后还存在，她确实没有信心，而且在相当大程度上，相信会恢复唐朝。三、虽然希望生前死后，被最大限度地歌颂，但她知道自己所作所为，身后便难以舆论一律，定下个调子，易陷于被动；不着一字，脚踩两条船，反倒主动。这其实也是一种挖空心思的权术。

    在她病中，张柬之、崔玄晔率羽林军入宫杀死张昌宗、张易之，迫她传位给李显（中宗），恢复了唐朝。这一年，她弥留之际，遗诏去掉帝号，改称则天大圣皇太后，实际上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以免死后遭到更大否定，并且累及武氏家族。这是聪明的，也是她一生玩弄权术的一个句号。

    郭沫若在1962年，下大力气写了四幕话剧《武则天》，还为此写了长文加以说明。

    剧本以武则天六十岁前后的六年，来概括她一生。文章与剧本互相配合，互相补充，让人看了觉得她是近乎完美的圣主明君、前无古人的伟大政治家。凡武氏举措，无一不好。比如，设立铜匦大开告密之门，弄得全国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被称为“特出政治措施”。凡不苟同武氏者，不仅政治上反动，而且人品也很坏。甚至武氏在世时的坚定拥戴者也不敢说的话，如“武后具有颇不自私的精神”，也都在文章里写了。在人们思想冬眠的年月，还是有不少人看了表示“不敢苟同”、“不敢恭维”。

    郭剧只写武氏一生中的六年，可以避免许多棘手的问题。但他在文章中，则就一些尽人皆知的事，为武氏辩护。比如史书明明白白写着，她有男宠薛怀义、沈南谬、张昌宗、张易之。郭则辩护说，武氏年事已高，所以淫乱之说不可信。比明代为武氏辩护的人，说“贵为天子，未足深怪”，是干脆彻底得多了。

    《新唐书·则天皇后列传》云：“太后春秋虽高，而善自涂泽，虽左右不觉其衰。”武则天年纪虽然大了，而善于自我涂抹润泽（打扮保养），即使她身边的人也不觉其衰老。这原是合情合理的纪实，也说不上什么贬义。可是，不知是嫌“善自涂泽”不符合艰苦朴素精神呢，还是嫌不够大众化革命化，或者别的什么，郭文却特地解释说是“注意卫生”。固然别出心裁、古为今用，却不能说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连这么点小事，尚且如此曲意维护，别的问题也就无须认真看待了。

    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从唐朝流传至今。我只见过郭文说它“责骂多无根据”，是骆宾王文人无行的一个物证。这个评语，真是有趣得很。

    武则天是个复杂的历史现象。这里没有全面评述她的功过是非的意思，只是谈了几点零碎感想，凑凑热闹。

    刘柳双星

    刘柳，一对好友，两颗文星。

    很久以前，我读了刘禹锡、柳宗元，觉得他们相同相似之处很多，不同不似之处也非常明显。

    刘禹锡生于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柳宗元生于大历八年，公元773年。贞元九年（793年）同科进士，并同为士林所推崇。李诵（唐顺宗，年号永贞）当皇帝的几个月里，刘柳都参加了以王叔文为首的革新政治活动。随着中风的李诵被迫退位，短暂的“永贞革新”失败，刘柳同时被贬为远州司马。刘在朗州，柳在永州，达十年之久。元和十年（815年）一同被召至京，还是不用，只是循例升点官，再遣为远州刺史。刘在连州（今广东连县），柳在柳州（今广西柳州市）。不用说仍然是一种流放。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卒于柳州任所，刘一再为文祭之，又多次作诗悼念。但刘尽管又辗转于夔州、和州，最后还是被召回任太子宾客，活到会昌二年（842年）。

    刘柳不但二十多年经历极为相同相似，政治、哲学同声相应，在文学上也互相辉映。政治上都是王叔文主要帮手。他们一同策划了贬斥贪官、废止宫市、停止盐铁使月进钱和地方官进奉，试图剥夺宦官兵权。在哲学思想上，柳的《非国语》、《天说》提出：天是由混沌的元气所构成，并没有神的主宰。刘的《天论》三篇，丰富和发展了柳的观点，认为古人说天无形，实际上是“无常形”，受到柳的赞许。刘有“诗豪”之称，作品广泛流播。柳的诗文，“名盖一时”。

    为什么有这么多相同相似，柳只活到四十七岁，刘却能寿逾古稀，终年七十一？

    看来，与他们性格不同，有很大的关系。

    刘禹锡性格较开朗外向，所以遇到挫折时，比较达观，能随遇而安。被贬朗州、连州，仍旧饮酒访妓，游览唱和，求得自娱。更重要的是，敢于用作品直接宣泄心中的不满与郁结。他的《聚蚊谣》、《昏镜词》、《养鸷词》、《百舌吟》、《飞鸢操》、《有獭吟》、《摩镜篇》、《学阮公体》等等，都是政治讽刺诗。抨击政敌，讥讽时政，发泄不满，表示与对手势不两立。在贬谪十年之后，被召回京，作了着名《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首诗，直白地讽刺了依附宦官的新贵，引起“执政不悦”，于是和他的朋友再度被贬。又过十余年，再召回京，任主客郎中，又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

    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表达了虽一再遭受打击，仍坚持自己信念，绝不妥协的心情，以及对政敌的蔑视。因为这首诗，他又被改任太子宾客这一闲官。然而，正是敢于发泄，敢于出气，心中少些郁结，日子不那么难过，健康就不太受损害。

    刘禹锡只是对政敌不妥协，在官场上却交游甚广。以其父刘绪的关系，更因为他做过多年幕僚，认识的大小官员相当多。只要不是政敌，都能同他们交往应酬，表现出他为人圆通的一面，因而也能得到他们的关照。比如公元815年将被派遣去播州（今贵州遵义），势必与老母永诀，就是宰相裴度为他说情，才改派连州的。他的交游，淡化了孤寂与忧愤。

    柳宗元的曾祖父（一说曾伯祖）柳灭，高宗时任宰相，因得罪武后而被杀。其父柳镇任侍御史，以刚直闻名。柳宗元早熟，精敏绝伦，乐为他人，热心政治，急于建功立业。受贬谪后，对政治仍很执着。深感失落与抑郁，而又不像刘禹锡那样敢说敢骂。他写诗文，都很当一回事，不草率为之。宣泄忧愤的成分较少，心灵熬炼则很多，而且写作本身也是高强度劳动。当柳州刺史时，力求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革除弊政，解放奴婢，兴办文教，蠲免民间各种债务，破除一些迷信陋习，为柳州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公务辛劳之余，生活清苦寂寥，又老是挂念着一些同时被贬的友人。从《登柳州城楼寄汀漳连封四州》，可以想象到他的处境和心情：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贴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联系到以前的《行路难》、《咏三良》、《商山临路有孤松》、《读书》、《江雪》、《笼鹰词》、《哭连州凌员外司马》等作品，他多么悲愤愁思，多么孤苦压抑，就可想见大概。用世与放逐的矛盾，处处触景生情。有许多话要说，却又无处可说。勇于为别人尽心尽力，却无“有气力得位者推挽”于困厄。痛苦太多太深，而又未能排遣。在精神上、感情上，他都活得太累、太沉重，而物质条件又不好，自己也不注意养护。夫人早死，更是雪上加霜。于是，仅仅四十七岁，就走完了人生道路，虽然太快，却易理解。

    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说：“虽然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指文学词章），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这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柳宗元的文学成就，不是“为将相于一时”所可比拟。当然，这是文学家、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从历史上来看，是有道理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多数人还是愿意选取“为将相于一时”的。

    刘柳寿命长短，主要是性格决定的。

    刘禹锡活得比较潇洒自在，终于得以被召回“再游玄都观”，颐养天年；柳宗元在困厄中沉重煎熬，让生命迅速燃烧，“卒死于穷裔”，才会有罗池庙——柳侯祠，才会有那么多杜鹃啼血之作。

    刘禹锡的作品，以意境动人，以清新吸引人，艺术上达到当时的最高层次；柳宗元的作品，以人格力量感人，以思想闪光照人，除了他自己谁也写不出。

    孰得孰失？

    他们生前，未必会想它。只是按照各自的性格，走完人生的路。让得失交给时间评说。

    朱元璋难懂

    在《海瑞罢官》被祭刀之前，我就知道吴晗的名字，主要是由于读了他四十年代出版的《朱元璋传》。

    只记得，那个本子以生动、有激情、深入浅出的文字，为朱元璋画了一幅令人难忘的御像。到了山雨欲来的时候，看到了他重写的书，那《自序》一上来，就郑重其事地检讨了几个“严重错误”，我傻了眼。粗粗翻翻，觉得就像明朝那个聪明的画工为朱元璋画的，使他龙心大悦的标准像，兴味索然。加之，那时我日子已十分艰难，放屁都有人记账，没有那个闲心思细读了。

    近日偶得新印的旧本子，竟不由自主地重读了一遍。全书包括：小流氓——红军大帅——从吴国公到吴王——大皇帝的统治术——恐怖政治——家庭生活，共六章加一个年表。将投奔郭子兴之前的朱元璋，用小流氓来概括，不免有些偏激，但确实写出了这个一心想出人头地、泼辣阴狠的人，怎样抓住了时代提供的机遇。第二三章写传主怎样处心积虑抓军权，一步步往上窜，坐第三把交椅而实际上是主帅，将小明王韩林儿害死以取而代之，勾画出了一个野心家发迹的历程。最精彩的是第四五章。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依靠武力，用特务网、文字狱，实行大屠杀。到他晚年，“桀骜不驯的元勋宿将杀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杀绝了，不归顺的地方巨室杀得差不多了。连光会掉书袋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杀特杀，杀得无人敢说话，无人敢出一口大气”。通过奴化教育所造就的新士大夫，成了朱元璋的奴才、恶狗。他除了法典之外，在大诰里还有许多死罪和酷刑，反正他就在法律之上、法律之外，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于是，皇权就达到了顶点，与嬴政前后相映，成为专制统治的两个极端。虽然，“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天下臣民，莫之适从”，可是，他却一贯“圣神钦明”。

    对于传主的心理、性格，书中也有很多出色的描述。朱元璋小时穷苦失学，当过和尚，早年又被元朝称为红贼。当了皇帝，禁忌特多，这也不许说，那也不许写，动不动说人家影射攻击。他那没有根基、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自卑心理，经常表现为极度的自尊，谁不小心误入禁区，便是刀下冤鬼。“圣德作则”，则念成贼；“取法象魏”，取法读作去发；“天下有道”，成了有盗；“遥瞻帝扉”，成了帝非。诸如此类，杀了不知多少。一个很突出的例子是，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读了，竟大怒说：“‘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剃发，说我是秃子。‘则’音近贼，骂我做过贼！”立即逮来杀掉。这种心理，真是阿Q望尘莫及。而拥有无限权力，便可用捕风捉影的罪名随意杀人。不涉及这些禁忌的，如有人诗中云：“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他认为影响军心，捉来丢进水里淹死。有老婆子与人谈话，称他为“老头子”，正好被他微服察访听见了，将那一带民家都抄没了。他大权独揽，高高在上，而生性多疑，处处觉得有人会谋害他，要暗算他，或者可能危及皇权。于是，老是处于高度紧张和恐惧之中，什么是非、恩德、仁义、情谊都全然不顾的。真像他遗嘱所说的，在位期间，“忧危积心”。于是长年累月都在琢磨统治术，达到很高的水准。每一次大屠杀，都要讲一通杀得好的道理。他又时常手令面谕，要官吏为农民着想。一方面为自己制造爱民圣主形象，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老是民不聊生会危及朱家王朝。晚年还颁布《皇明祖训》，想以此让朱允炆顺利继承皇位，大明王朝永远巩固，永远照他设计的轨道运行。只是朱允炆登基不久，就被其叔燕王朱棣取而代之。

    我不曾研究明史。但觉得这书是很生动的文学传记，从注脚看得出言必有据，而笔墨洗练，可读性很强。更主要的是，将传主由游民到皇帝，极度地发展了专制统治，写得跃然纸上，呼之欲出。有一些看来稍觉偏激的描述，吴晗后来说是影射蒋介石。从传记文学的要求来说，影射自然不可取。

    然而，被影射的蒋介石，不知何故，并没有因此制造文字狱。是他的“检校”和“锦衣卫”失职没有觉察呢，还是蒋介石没有顾得上或不想查办呢，就不知道了。更难以理解的是后来，在文学、历史、哲学等领域，什么都必须为政治服务的环境里，政治家带头大骂、百般批判蒋介石，为什么一本以前在国统区出的传记有所影射，竟成了严重错误呢？为什么一方面重用了反蒋有功的吴晗，给予文化人罕有的殊遇，另一方面却指出这本书的严重错误，示意重写呢？

    在重写《朱元璋传》之前，吴晗响应最高指示写了《海瑞罢官》和其他关于海瑞的文章，为什么在几年后又被最高指示说“要害是罢官”，与庐山会议的彭德怀事件挂起钩来？这事同四十年代的《朱元璋传》有没有关系？为什么对一本文学传记那么印象深刻？吴晗又为什么要因《海瑞罢官》受批判而自杀呢？

    也许，吴晗懂历史而不懂政治。也许，吴晗懂明史而不懂全部中国历史。也许，吴晗只是书面上读懂明史，实际上也没有全懂。

    不是也许，我没有读懂《朱元璋传》。书本好懂，生活难懂。真的。

    莫忘此人

    近年，一些历史上大人物、帝王将相，红火非常。文章，传记，故居，坟墓，纪念馆，历史小说，电影，电视，令人目不暇接。

    我忽然想起一个似乎被遗忘了的人：魏忠贤。

    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人物。晚明最大的宦官，权倾朝野的九千岁，宦官政治最后的高峰。

    他与皇帝朱由校（明熹宗）的乳母客氏勾结，手下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光是从这些文武亲信死党的称谓，就可知他的厉害和威风。而且，内阁六部和四方督抚，都安插了他的亲信，或者亲信的亲信。许多官吏争相阿附，民间无耻之徒望风膜拜。没有这些人，没有庞大的特务机构，没有社会基础，他能在短短六七年里，屡兴大狱，清洗异己，弄得朝廷都空了，让他的党羽越级提升去填补吗？能将闲谈中触犯他的百姓捉去剥皮、割舌，杀得人们在路上相见，只能以目示意，不敢交谈吗？能在全国到处建立生祠，肉麻地为九千岁歌功颂德，甚至有人提出祭祀孔子时也要搭上这个活着的并列皇帝吗？

    当魏忠贤自缢后，人们纷纷将刚建造和未建成的生祠平毁了。不少当然是痛恨这个“大阉”包括受他迫害者的家属，但我想也一定有许多“阉党”和建祠积极分子。前者为了义愤，后者为了掩盖。魏忠贤死后，相继掌权的温体仁、薛国观等人，都是与之有牵连，准备为之翻案的角色。

    那么多生祠，想必没有一个完整地保存下来。如果确乎没有，就很可惜。现在很多地方重修古迹，或新建古代大人物的纪念馆。我想，很可以在合适的地方，按照当时生祠的形式，为魏忠贤建一个或几个。纪念馆含褒扬之意不合适，就叫展览馆。除生祠一应摆设外，还照他的生平，搞些图画、雕塑，朱由校、客氏、重要“阉党”，反“阉党”、受迫害的主要官员百姓，当然都要出现。将来有新的专着、电影、电视，不断加以充实。这将会是别具一格、富有吸引力的文化场所和旅游景点。

    说到专着、电影、电视，魏忠贤自缢前一年，在苏州的斗争就十分激烈，很有戏剧性的。只要有中等水平，就比现在大半历史题材的作品好看得多。搞出精品，更是会传之久远。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和李玉的《清忠谱》很可以拓展、丰富、改编。至于魏忠贤一生，几十集的电视剧也可能搞得满满荡荡。

    这是一个中国特有而又非常耐人寻味的“国粹”。如果有展览馆和各种作品，不但可以让人们增加点历史知识，可以观赏娱乐，要是能表现出产生魏忠贤的土壤，以及相关人物的灵魂，还可以让今天的观众得到难得的教益。

    所以，我说，别遗忘魏忠贤。

    （原载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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