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创作

    这一年的冬末，萨瓦特斯来到了巴黎，他一心只想来找毕加索。许多事都使他非常讶异——才早上10点，在雾中昏暗的橘色太阳下，毕加索已在车站等他，平常这时候他还没起床呢。

    当毕加索把他带到克里希大街的住处，给他看最近的画作时，萨瓦特斯更加惊讶了。

    这跟他在巴塞罗那所认识的毕加索几乎没有半点相似。他画了一些色彩艳丽的、风格强烈的画，融入了部分梵高的风格，一些人像，色彩斑斓得如同扑克牌一样，一些丑角，他们悲伤而孤独。另外还有一幅命名为《卡萨吉玛斯的葬礼》的巨幅画作。此外还有一些好像完全来自另一世界的作品，一幅印象派的克里希大道，几幅令人满意的静物。

    所有这些画，都掺入了蓝色。

    “你觉得怎样？”毕加索指着这些全新而令人困惑的图画问他的朋友。

    “我会习惯它们的。”萨瓦特斯回答。

    罗尼亚克有点沮丧，不只是因为那些西班牙的穷光蛋，还由于毕加索的画风不可捉摸。他从巴塞罗那带来的那些斗牛画，以及在克里希大道街头一个月的作品都很令人赞赏，当时的毕加索似乎是个非常有潜力的投资。但是现在，却没有人会买他近期的作品——商人们痛恨“蓝色时期”。

    商人对自己的行业又懂得多少呢！梵高活着的时候，没人买过他一幅画。罗尼亚克手里拥有一个无价之宝，他却催促毕加索去走商业路线。有钱的艺术爱好者从来不会想从音乐中听到一个故事，却仍然指望他们买的画中有某种程度的文学意义。只有这样，当别人问“那象征着什么？”时，他们才有话可说。

    多年之后，毕加索有一次被一个女人问道：“它象征着什么？”他回答：“夫人，它象征着两千万法郎。”

    在巴黎有两个毕加索，一个是洋溢着惊人活力的毕加索，他到处寻找小酒馆、音乐厅和马戏团。而另一个毕加索是个非常孤独的人，除了实实在在作画的那一刻外，他完全无法知道自己的去向，他孤独地工作着，航向一片未知的海域。

    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必定都是孤独的，人们绝对无法帮助他。毕加索当然想表达某些重要的东西，而劳特累克、梵高，尤其是塞尚，他们所做的事也都能帮助他说出来，但归根到底，这完全是他一个人的事。他要么成功，要么就彻底失败。而如果他失败了，他的生命就不再有任何意义。死亡和创作有一个相同之处：一个人在两者之间都是完全孤独的。

    那一代的绘画艺术可以说是死的，毕加索必须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他只能独自去做这件事。奈比斯，那个时代的先锋，可能根本不会明白他在说些什么。梵高11年前就自杀了，高更在塔希提，塞尚在普罗旺斯，劳特累克已经进了坟墓。毕加索那时还不认识布拉克或马蒂斯，虽然他身边也有一大群愉快的、可亲的伙伴，他也只可能和麦克斯·雅各布谈他画里更深一层的含义。语言的障碍是横在他面前的一堵墙，他现在已经学了一些简单的法语，不过还不够。即使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任何词句所能表达的也不如一张图画。

    在巴黎停留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他画了一幅自画像，上面是一个裹在一件黑色大衣里的半身男子，他有一圈胡须，一些杂乱的小髭，而他特大的眼睛深深地下陷，凝视着极远方，严肃的大衣和近黑色的头发强烈地对比出他苍白的脸孔，这张脸孔不再年轻了。毕加索生活得极艰苦，而且一直饱受寒冷天气的折磨。不仅如此，这张脸上刻画着磨难、怀疑、内在的冲突，以及深深的不快乐。

    “他相信艺术是悲伤和痛苦的孩子，”萨瓦特斯说，“他相信痛苦是生命的根本。”任何看过这张自画像和毕加索这时期的其他作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些话。

    贫困的生活

    萨瓦特斯再度见到毕加索是在1902年的春天，此时，毕加索已经回到了巴塞罗那。他住在家里，并在附近一间楼顶的画室工作。这间画室充满地中海的阳光，与巴黎的寒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他的画还是蓝色的，甚至比以往都要蓝。

    毕加索在巴塞罗那停留到秋天，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努力工作，并且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生活模式：早上起得很晚，工作一整天，然后到“四只猫”或其他小酒馆去，聊天到早晨，然后，当最强健的人都回家睡觉之后，他还会在微寒的夜里四处漫步。

    他的作品大部分还是延续着巴黎时期的风格，而且发展得更加彻底：当然还是蓝色的，而且开始重复单一的形象。物体有所简化，外面的轮廓加强，而细节已被单一的色块所取代。

    他作画的对象似乎可视为是一种对社会的抗议——乞丐、贫苦的女人抱着孩子、瞎子、疯人、流浪汉。他当时在生活中常与城里的工人阶层有密切的接触。那些人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简直难以忍受，因此，工人们举行了好几次暴动，2月的时候更开始了全面性的罢工。当局派了著名的韦勒将军来处理巴塞罗那的情况，而将军采取了鲁莽的压制手段，导致了政府的垮台。不过数周之后他们东山再起，把工人阶层压到原来的地位，并将他们中的一些分子处决或关了起来。

    毕加索在巴塞罗那还是不快乐，1902年的10月，他再次来到巴黎。这一次他抱着很高的期望，因为头两次来的时候虽然没有赚到很多钱，却已建立了很多关系，对一个年轻画家而言，前景甚好。

    但这一次很多事都不顺心，没有一件事称意。他先是在拉丁区的艾克斯旅馆落脚，跟他所有的朋友都相隔甚远，然后他又搬到一家更便宜、位于塞纳—马恩省路的马洛克旅馆，与雕刻家阿加洛合住一个小房间。租金很低，一个礼拜才5法郎，不过他们还是不大付得起。麦克斯·雅各布注意到“毕加索和那位雕刻家都不常吃东西”，因此他常常会带一些炸马铃薯给他们。一张大床几乎占去了所有空间，所以当那位雕刻家要走动的时候，画家就得躺下。一个小小的圆窗是他们所有工作的光源，不过毕加索在此还是画出了许多作品。

    麦克斯·雅各布当时26岁，他曾当过一个律师书记的秘书，还做过保姆、钢琴教师和艺术评论家。他的一位有钱的亲戚在伏泰尔大道开了一家商店，找他去做店员。雅各布在附近租了一间位于第五层楼的小房，没有暖炉，而且只有一张床，不过他还是马上邀毕加索一起住。

    毕加索一向喜欢在灯光或烛光下工作，现在正好，他白天睡觉，等雅各布从店里回来要睡觉时，他就起床，画上一整个晚上。

    有一阵子日子过得比较舒服，他们有煎蛋卷和豆子可以吃。不过麦克斯·雅各布没有耐心干一份稳定的职业，他在店里表现得很差，所以尽管和店主有亲戚关系，他还是被开除了。他们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

    没有人买毕加索的画，虽然有人曾想帮助他。伯萨·韦尔在那一年里为他举行了三次画展。查尔斯·莫里斯也在1902年12月所撰写的评论中对他加以赞扬：

    孤绝的悲伤出现在这年轻人的所有作品中——一些已经无可限量的作品。毕加索，他在认字之前就开始画画，似乎背负着表达一切存在事物的任务，而他就用画笔表达它们。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位想要重整这世界的年轻的神，但却是一位忧郁的神。他所画的数百张脸孔都是苦痛的，没有一张带着笑。这是无可挽回的吗？我们不清楚。但毫无疑问的是，他的作品蕴藏着力量、才能和天赋。

    最穷困的时候，毕加索和雅各布在街上的摊子处买了一个肉卷，把它带回家去，加热的时候它不断地膨胀、再膨胀，最后竟然炸开了，除了皮和腐肉的臭味外，什么也没剩下。当时这件事在他们看来绝不是有趣的。

    已经到了他非回家不可的时候，毕加索想把所有没卖掉的画全部卖出去，卖给任何一个想要的人。

    当时是1月，一年中最冷的月份，为了取暖，他把他的素描和水彩画都烧了，整整烧掉一大叠。

    新的开始

    1903年的巴塞罗那，学生中掀起了革命运动，权力当局关闭了大学。那一年里有73次罢工，有些还伴随着暴动。当局镇压的手段粗暴而沾满血腥。失业率增加，穷困工人、流浪汉、老人、瞎子、跛子的命运变得更加悲惨。这些在毕加索的画中都反映了出来：1903年的作品有《老犹太人》，画着一位古代的老年乞丐，身旁有一个眼神清亮的小男孩护卫着。《瞎子的晚餐》画着一个瘦削、年轻的人坐在桌旁，拿着一片面包，摸索着水壶。还有《老吉他手》等。毕加索对贫穷、失明以及孤独非常敏感。

    回到巴塞罗那的时候，毕加索仍然没有摆脱卡萨吉玛斯的阴影。他在过去与卡萨吉玛斯同住的那间画室工作，甚至他们画在墙壁上的家具和仆人也都还在。他开始画一连串的草图，酝酿着他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有一幅画被很多画商和艺评家命名为《人生》，虽然它的含义有多种解释，确定无疑的是，它与卡萨吉玛斯的死有关。

    不过这幅画起草虽然很早，真正动笔却在1904年初。毕加索为此作了许多准备，去找帕利亚雷斯、萨瓦特斯、“四只猫”的朋友，还有许多其他人，把早年生活的一点一滴都收回记忆中。

    《人生》是蓝色时期最大幅的油画之一，许多看过这幅画的人都想知道它表达的确切含义。对此，大家有很多解释，但解释者似乎都比毕加索本人知道得多。常常有人评论这幅画时说“毕加索不自觉地表达出……”或是“毕加索本身没有察觉到，但他确实吸收了……”等等。

    关于这幅画，毕加索是这么说的：“《人生》这个名字不是我起的，我无意去画一些象征，我只是把我眼前浮现的东西画下来而已，替它们找隐藏的含义是别人的事。据我所知，一幅画本身就足以解释它自己。作品本身已经表达得明明白白了，干吗要画蛇添足去解释呢？一个画家是只用一种语言的……”

    画中，相依的男女，都以一脚着地、一脚尖着地的姿势，旁边的少妇抱着孩子，绝望地看着他们，好像一个妻子，看见爱人怀中有另一个人，男子的兰花指指向少妇，像一种无力的警告，又像一种苍白的挽留。少妇怀中的孩子，是安静的，他不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一切，好像一切都与他无关，他安详地躺在母亲温暖的怀抱中，他不会理解母亲心中的绝望，好像这就是人生的另一个角度。

    画中的男子就是卡萨吉玛斯。整幅画给人一种深深的、永久的、不快乐的感觉，就好像人生的过程，充满着变数，又好像生活当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时候你无法理解对方的行为和想法。

    在作这幅画时，萨瓦特斯常常陪着毕加索。有一天，他们和朋友们在小酒馆里喝酒，当话题开始变得沉闷时，毕加索瞥了萨瓦特斯一眼说：“你来不来？”然后就站起来，走出去。

    回去的路上，除了“真是一群笨蛋”和“你不觉得他们都是笨蛋吗”之外，毕加索什么也没说。走进画室，毕加索在书架上放了一张画布，然后锐利地注视着萨瓦特斯说：“我要画你的肖像，好吗？”

    他需要一个同伴，但必须是个不会说话的同伴，他不想谈话。萨瓦特斯尽责而沉默地站在那儿，毕加索则专心地默默地画着。画完后，毕加索又快乐起来了，他把画笔一丢，大叫道：“喂，老兄，你干吗不说话？你的舌头被割掉了吗？”

    说完后，他们一起去散步，不管怎样，生活还是令人留恋的，而活着的人也没有那么讨厌。

    第二天，他加了最后几笔，就完成了这幅肖像。当然，这幅画还是蓝色的，但是画中人的嘴唇上饱满的红色，领带夹的亮丽金色都是过去所没有的，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费尔南德

    1904年4月，毕加索再一次来到巴黎。他东挪西凑、节衣缩食，才凑够了这次旅费。这一次他在拉维尼昂广场13号找到了一间画室。13号是一幢用木头、肮脏的玻璃和锌片建成的五层楼房，上面横七竖八地伸出许多烟囱。麦克斯·雅各布觉得这房子很像塞纳河上载着洗衣妇的船只，因此就把它称为“洗衣船”。事实上里面确实住了一些洗衣妇，还有一些女裁缝、许多画家、雕刻家、作家、菜贩和演员。

    毕加索的画室是在底层一条长走道的尽头。他在这里认识了很多西班牙人或加泰罗尼亚人，包括了皮乔特、罗卡格、当时很有名的苏洛加、当初教他做蚀刻的康纳斯、杜利尔和马诺洛。

    马诺洛和毕加索之间的友谊持续了一生。毕加索非常欣赏马诺洛的雕刻，马诺洛也欣赏毕加索的绘画。

    马诺洛比毕加索大10岁，是个私生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巴塞罗那的街上讨生活，生活的磨难使他变得十分精明。有一次，他趁杜利尔不在家的时候，把他墙上的高更画全都卖了。他还曾趁麦克斯·雅各布正在睡觉时偷走他唯一的一条裤子，后来因为没有人肯出价买，他只好又把它还了回去。马诺洛极端的机智、乐观，甚至连那些受害者——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他的相识——都对他毫不怨恨。对他来说毕加索永远都是“小巴勃罗”，而毕加索跟他在一起非常愉快。

    “洗衣船”中还有一个住客，一个叫费尔南德·奥利维耶的法国女人，她是个高大、爱睡觉、极为美丽的女人。

    她常常看到毕加索跟马诺洛一起大笑，在小庭院的树下和西班牙朋友聊一整天，有时还教当地的小孩在灰里面画小鸡、兔子。她觉得奇怪，不知他还有什么时间来工作，后来才发现那是在夜里，油灯或烛光的照明之下。

    这个时候毕加索23岁，费尔南德也差不多。一个炎热郁闷的午后，她冲到屋里躲雨。当时毕加索正站在那儿，手上抱着一只小猫。他挡住了她的去路，他们两个都笑了。他把小猫交到她手里，邀请她来参观他的作品。

    费尔南德看过很多画室，却没有看过像这样的，不只是因为它的杂乱，更是因为里面的一大堆画全都是蓝色的。她觉得它们有些压抑，但她还是很喜欢。那里还有一幅蚀刻——一对羸弱的夫妻坐在桌前，桌上放着一个空杯子、一个空盘子、一块面包和一个酒瓶。那个饥饿的男人把脸转向旁边，不过手臂却围着妻子的肩膀，另一只手握着她的手臂。这一幅，便是后来极出名的蚀刻《淡薄的一餐》。过了一段时间，费尔南德就搬去跟毕加索住在一起。爱情的滋润与甜美软化了他这颗本已对生命固执颓丧的心灵，笔下沉沦痛苦的蓝色，也开始有了跳跃的情绪，细细缓缓地燃烧掉旧有的悲伤，此时整个画风膨胀着幸福的温存与情感归属的喜悦。极不快乐的“蓝色时期”结束了，毕加索渐渐进入了“玫瑰时期”。

    生活的曙光

    这段时间，毕加索已经完成了不少作品，并且已交到不少朋友，像阿波利内尔、萨尔蒙、瑞弗第、雷纳尔等。

    阿波利内尔是个活跃的诗人、小说家，他和毕加索以及其他很多人常常到“丁香园”去，在那儿认识了许多诗人、作家。有一个叫阿尔弗雷德·加瑞的人很喜欢毕加索，送给他一把手枪，那是一把小勃朗宁。从那之后，毕加索常常把它放在口袋里，每当听到有人说出轻蔑塞尚的言语，就会把它掏出来放在桌上，说：“再讲一个字我就开火。”

    “洗衣船”的房客也都很快认识了毕加索。阿波利内尔和毕加索的西班牙朋友常在晚餐时刻不请自到，毕加索和费尔南德常与他们一起进餐。此外，他们的屋里还养了许多小动物：一只老鼠、许多猫、狗，甚至还有一只小猩猩。毕加索除了喜欢动物之外，还常常跟朋友去马戏团玩，他喜爱马戏团的味道，以及那儿所特有的艺术形式。

    此时，他的收入仍然极不稳定。他已经很久都没有卖出一幅画了，不过他还是与几位画商保持接触：沃拉尔、伯萨·韦尔，还有克劳维斯·沙果。有一阵子毕加索发现自己已经欠了颜料商900法郎，而颜料商也断绝了对他的供应。沃拉尔不买他的画，而沙果只出很低的价钱。这段时间里毕加索常常把画画在用过的画布上，甚至是画布的背面。

    1905年上半年的情况跟1904年差不多，偶尔卖出的画也只能勉强维持着不至于饿死。

    不过好日子就要来了。“玫瑰时期”和整个“蓝色时期”的作品开始被人接受，甚至到了受欢迎的程度。而在11月的时候，里奥和格特鲁德·斯坦因兄妹在拉斐特街上闲逛，看到了沙果店里毕加索的作品，他们非常感兴趣。这对美国兄妹第二次来的时候，沙果拿出毕加索的《拿花篮的小女孩》给他们看。里奥·斯坦因用150法郎把它买下，带回家中，和他收藏的塞尚、高更和马蒂斯的画挂在一起。

    后来斯坦因兄妹由一位法国作家带领，到毕加索的画室拜访他，并且一次就买了800法郎的作品。斯坦因兄妹和毕加索一见如故，他们邀请他和费尔南德来家中吃晚餐。这次会面对毕加索来说非常重要，不只是因为在最困窘的时候得到了一大笔钱，而且因为斯坦因兄妹是稳定的、不挑剔的买主。斯坦因兄妹使毕加索的名声慢慢传开了。毕加索对格特鲁德·斯坦因的相貌极为着迷，为她画过许多幅肖像，一直到多年以后，毕加索已经不再需要买主时，他们的关系仍然很亲密。

    此外，这一次的会面也为他带来了与马蒂斯的友谊。在1902年时，伯萨·韦尔曾将毕加索与马蒂斯的作品放在一起展出，但这两个画家却从未见过面。

    斯坦因兄妹带着马蒂斯和马蒂斯的女儿玛格丽特去拜访毕加索的情景，事隔50多年之后，玛格丽特仍然清晰地记得。她记得他们房里的那只庞大的母狗“飞卡”，她断定那是一只圣伯纳狗。费尔南德身材高大、和蔼可亲，又十分美丽。在准备咖啡里的糖时，费尔南德走到食橱前面，用手捞起一大把，然后把它撒在桌上比较不脏的一块地方——这使玛格丽特印象深刻。

    这时候的马蒂斯还不大出名，而且一贫如洗，却已是个杰出的惹人争议的人。他是野兽派的领袖，他那野蛮的、色彩鲜丽的画曾在1905年的秋季沙龙引起了一场抗议风暴。

    1905年的马蒂斯35岁，而毕加索只有24岁。马蒂斯是个出身中产阶级的北方法国人，身材高大，胡须漂亮，样子好看，有点含蓄，不过却擅长社交，尤其擅长礼貌而富智慧的谈话。他博览群书，教养极佳。另外，他喜欢享受家庭的乐趣，对他而言，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妻子和女儿玛格丽特。除了对绘画的狂热外，马蒂斯和毕加索身上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了。但是马蒂斯是这样的一个画家：他的成就使毕加索一生都受到激励，而以其作为评判自己的标杆。

    马蒂斯也很喜欢毕加索，过了一段时间后他把瑟盖·屈金，一个来自莫斯科的有钱商人介绍给毕加索。这位收藏家时常到巴黎来，而他第一次到毕加索的画室就买了毕加索两幅作品，而且出手极为阔绰。此后一直到1914年之间，他买了五十多幅毕加索的画。在他之后又有糖业富豪伊凡·莫洛索夫。所以俄国后来拥有毕加索从“蓝色时期”一直到“分析立体主义”的许多作品。

    马蒂斯和毕加索都明白有些事情远重于物质的获得。受到认可、受到有识之士的赞美本身就是一种激励。毕加索曾说：“常有人说，一个艺术家应当为自己、为对艺术的热爱而工作，而且要嘲笑成功。这是个错误的观念。成功太重要了。艺术家需要成功，不只是为了生活，主要还是为了能看清自己的工作。”

    成功是必要的，它正缓缓地接近。蒙马特尔常有许多访客，大多是来找乐子的巴黎人。此外也有少数外国人，像德国人、捷克人、高而苍白的瑞典人、匈牙利人，他们会因关心艺术而寻访某些特别的艺术家。

    有些人找到毕加索，请他解释他的画——“你这幅画是什么意思？”他一辈子都厌恶回答这种问题，而这些问题一辈子都阴魂不散地跟着他。

    什么人都想了解艺术，他生气地叫道：“一提到绘画，每个人都想了解……为什么不去了解一只鸟唱的歌？为什么人们可以爱夜晚、花朵、周围的一切，而不试着去了解它们？”

    有一天晚上他在餐厅被一群热切的德国人烦得要死，他走了出来，那些人大惑不解，也跟着走在后面。到了一个广场，他转过身来，亮出他的勃朗宁，把他们都吓住了。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访客都如此烦人，有一天，沃拉尔到“洗衣船”来，把毕加索画室里的全部作品一股脑儿买光，付了2000法郎。看着这一大笔钱，毕加索决定要好好度个假，于是和费尔南德搭上了开往巴塞罗那的火车。

    费尔南德的出现使鲁伊斯一家人很惊讶，他们都很喜欢她，也奇怪她为什么不嫁给毕加索。毕加索的朋友们都很高兴，包括帕利亚雷斯在内。费尔南德碍于自己坎坷的经历，也了解毕加索多变的性格，她愿意和他这样过下去，宁静的，浪漫的，不受什么约束。因为，毕加索是约束不住的。

    巴塞罗那只是他们旅程的中站。待了几天之后，他们就出发到了高叟，一个位于比利牛斯山高处的山城。

    《亚威农少女》

    高叟的生活方式跟奥尔塔很像，也跟奥尔塔一样属于加泰罗尼亚的语言和文化圈，因此毕加索就像回到了家乡一样。他待在高叟唯一一家小客栈里，跟当地的村民交上了朋友，并且开始作画。

    刚开始在高叟作画时，他似乎还延续着他的古典作风，画着柔和的形体，大多用粉红色，有些作品上只有这一种颜色。其中有一幅费尔南德的人像，另外还有一幅裸体人像，画中的女人手举在头上，对镜整理着头发，镜子由另一个女人拿着。

    但是不久之后，画风忽然变硬了，粉红色不再那么艳，人物开始变得像雕刻的形状，脸部有着无表情的、面具般的特性。《送面包的人》是一幅大型油画，一个戴头巾的女人顶着两大块黑面包，面包下面垫着白垫子。这幅画就显示出的这种变化，在毕加索返回巴黎后这种变化更为明显。

    1906年夏季的这几个月是十分美妙的，毕加索创作了很多作品。乡间的气候使他的身体更加强壮，精神也好了很多。

    这样的日子本来可以一直持续到秋天，不过客栈里的一个小孩忽然得了伤寒病。毕加索一向惧怕疾病，他觉得这是死亡的前兆，因此他坚持马上赶回法国。

    自从沃拉尔把他的画全买走以后，他的画室已经空了，除了一张未完成的格特鲁德·斯坦因的肖像。他把在高叟创作的画带回来，填满了他的画室。在那幅未完成的作品里，格特鲁德·斯坦因脸孔的部分还是一片空白。回到巴黎后，毕加索凭记忆完成了这幅肖像。画面上斯坦因美丽的脸庞被一个面具所取代，一双严厉的、高低不平、大小不等的眼睛。朋友们都吓坏了，斯坦因本人倒是很高兴。至于“相似”的问题，正如同毕加索所预言的，随着年龄的增加，她越来越像这幅肖像。

    画完这幅画之后，毕加索又画了一幅自画像，在这幅画里，那种面具的特性更加重了。之后他又画了两个裸体人像，巨大、粗壮、雕像似的女人，像铜色一般的淡红，以传统标准来看，这些画简直是丑陋，而且丝毫不带情感，整个的感受跟“玫瑰时期”完全不一样。

    10月的时候，艺术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塞尚死了。塞尚死后的作品展览更打动了毕加索的心，他一直都很欣赏塞尚。他看了很多塞尚的作品，他发觉塞尚也被同样的问题困惑着。塞尚说的“用柱体、圆形和角锥去处理自然，并把它们都纳入配景……”立即引起了毕加索的共鸣。

    1906年秋到1907年春之间，毕加索开始酝酿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经过一串的准备和许多草图的尝试后，他创作了一幅颇具野心的作品。在这作品中，他要把他的绘画、雕刻及其他许多东西融合进去，这幅画里包括了关于体积、质量、颜色、平面和线条、空间的所有概念。

    1907年春天完成的作品上面有五个女人，但观众看到的是一群几何形变异的女人。右边坐着的一个女人像戴上假面具一般，当她转过身来，面容十分可怕，就像从阴间爬出来的鬼魅。最左边一个女人，正拉开赭红色的布幕，为要展示她的姐妹们的菱形身体。她那严肃的表情，侧面的轮廓，简直像埃及的壁画。中间还有一堆水果。五个裸体女人的色调是以蓝色背景来映衬的。背景也作了任意分割，没有远近的感觉，人物是由几何形体组合而成的。

    毕加索创造了立体派的第一件成品，连带它的全副潜力和全新审美观。一幅革命性的可怕画作，如同一颗无政府主义炸弹似的投入了西欧的绘画界。

    过去的画家都是从一个角度去看待人或事物，所画的只是立体的一面。立体主义则是以全新的方式展现事物，他们从几个角度去观察，从正面不可能看到的几个角度去观察，把正面不可能看到的几个侧面都用并列或重叠的方式表现出来。

    正当人们在期待毕加索以“蓝色时期”和“玫瑰时期”为起点而迈出新的探索阶段时，他画出了这幅《亚威农少女》。这是一幅与以往的艺术方法彻底决裂的立体主义作品。他邀请了一些朋友来他的画室，希望能传达这个来自另一世界的信息，不奠基于美的审美观，但是他的努力是枉然的。他们完全没办法看懂它，他们仅有的反应是震惊、慌乱、惋惜、一些神经质或愤慨的笑声。即使是富鉴赏力的屈金也摇头叹息为“法国艺术的一大沦落”。

    布拉克说：“你要逼我们吃煤屑、喝煤油。”马蒂斯也相当愤怒。里奥·斯坦因说：“你想要画四度空间？多么有趣！”说完还加上一声驴鸣似的长笑。而沃拉尔则说：“这是疯子的作品。”

    毕加索常人的一面受到了强烈的伤害。因此，他把画悄悄地收到一边，以后十多年都没有拿出来。但是他超凡的一面却绝不理会别人的判断，他知道自己的工作还没有全部完成，他的意愿仍很强烈。

    在一长串缓慢的强化过程之后，《亚威农少女》被证明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最具冲击性的一幅画。这幅画使法国的立体主义绘画得到空前的发展，甚而波及其他领域，不仅在美术上，连芭蕾舞、舞台设计、文学、音乐上，都引起了共鸣。毕加索说过他的创作是一种不断尝试的过程，《亚威农少女》把他带到了立体派的边缘，但在朝那个方向进一步发展之前，他的探索把他引到了关于形状和体积的研究上，因而形成了他的“非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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