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在中午前就寄到了，特快专递，普通信封，寄信人为F.S.莱西，寄出地址是加州普马角。里面附了一张开票人为弗雷德里克·S.莱西的一百美元现金支票。信封里装着一张普通纯白信纸，信上有好几个打错未改、直接重打的字：
亲爱的约翰·埃文斯先生[1]：
莱恩·韦斯特林向我推荐你。我的情况紧急，高度机密。谨附劳务费，请务必在周四下午或晚间抵达普马角，入住印第安酋长旅馆，拨二三○六找我。
祝好
弗雷德·莱西
一个星期没有生意上门，今天是个好兆头。开票银行距离办公室六个街区，我走过去兑了钱，吃完午餐便开车上路。
山谷里很热，到了圣贝纳迪诺更热。车子爬上五千英尺高的地方，我却依旧觉得热，此处高速公路距离普马湖十五英里。七拐八拐的山路我开了四十英里后才凉快下来，不过真正感觉到凉意是在抵达水坝之后，沿着湖南岸行驶，途经一堆堆花岗岩和湖边散落的营地。我在薄暮时分抵达普马角，肚皮空得像条内脏被掏空的鱼。
印第安酋长旅馆位于街角，是一栋棕色建筑，对面是家舞厅。我登记了姓名，把行李提上楼，放进一个四壁空空的房间。地板上铺了一块椭圆形地毯，角落里摆了一张窄双人床，松木墙上挂着一份因为山中夏季干燥而打卷的月历。我洗了脸和手，下楼去吃东西。
大厅旁的餐厅里人满为患。男人都身穿运动服，满嘴酒气，女人们穿着宽松长裤或短裤，手指甲都涂得艳红，指关节却脏兮兮的。一个嘴里叼根雪茄、长了一对八字眉的家伙，在人群中走来走去，一位穿长袖衬衫、个子瘦小、双眼无神的收银员，则拼命想从小收音机里听清楚好莱坞公园的赛马结果，结果收听到的杂音跟土豆泥里的水分一样多。一个五人乡村乐团穿着统一的白外套和紫衬衫，认命地站在黑暗的角落里与酒吧里的嘈杂人声抗争。
我囫囵吞下他们所谓的晚餐套餐，再用一杯白兰地把食物冲下肚。这时天还很亮，但镇上的霓虹灯已经亮起来，到处都是汽车喇叭声、吵闹的人声、台球撞击声、射击场上点二二的爆裂声和点唱机传出的音乐，更远处还埋伏着湖上快艇引擎的轰鸣声。邮局对面的角落有个蓝白箭头，写着“电话”。我沿着一条灰尘漫天的小巷走过去，四周突然安静凉快下来，满是松香的味道。一头戴着皮项圈的母鹿在我眼前慢慢穿过马路。打电话的地方是栋小木屋，角落里有个小隔间，里面有个投币电话。我进去把门关上，投下五分硬币，拨了二三○六，一个女人接起电话。
我说：“弗雷德·莱西先生在吗？”
“请问您是哪位？”
“我姓埃文斯。”
“莱西先生现在不在。他跟你有约吗？”
我才问她一个问题，她却问了我两个，我可不喜欢这样。我说：“你是莱西太太？”
“对，我是莱西太太。”我觉得她的声音很紧张，不过有些人天生就是这样。
“我有事情找他。”我说，“他什么时候会回来？”
“我不确定，大概今天晚上吧。你有何……”
“你们的木屋在哪里，莱西太太？”
“在……在博赛角，从镇上往西走两英里。你现在在镇上打电话吗？你有……”
“我过一个小时会再打电话来，莱西太太。”说完我挂上电话。我跨出小隔间，对面角落有位穿长裤的黑人女孩坐在小桌前，好像在记账。她抬头看我一眼，笑着说：“你喜欢山里吗？”
我说：“还可以。”
“这里很安静，”她说，“可以放松。”
“嗯。你认识一个叫弗雷德·莱西的人吗？”
“莱西？噢，对了，他们最近才安装了电话。他们买下了鲍尔温木屋，最近才买的，在此之前，这栋房子已经空了两年了。它建在博赛角尽头那块高地上，可以俯瞰湖面，视野开阔。你认识莱西先生？”
“不认识。”说完我就离开了。
那头母鹿挡在小路尽头的栅栏开口处，我企图把它推开，它却不肯移动，我只好绕过栅栏，走回印第安酋长旅馆拿车。
小镇东边的尽头有座加油站，我在那里停车加油，顺便问那位皮肤跟皮革一样硬的服务员博赛角怎么走。
“嗯，”他说，“这个简单，一点都不难走，博赛角很好找。你从这里往下走大概一英里半，经过一座天主教堂和金凯德营地，看到面包店就往右转，然后一直走到威尔顿营地，过了之后走左边第一条路。那是一条土路，不太好走。冬天的时候扫雪车都不去那儿，不过这会儿可不是冬天，是吧？那里你有熟人？”
“没有。”我付钱给他，他转身去找零钱，再回来。
“那里安静得很，”他说，“休息的好地方。你叫什么来着？”
“墨菲。”我说。
“幸会，墨菲先生，”他伸出手想跟我握手，“随时过来，我很高兴能替您服务。这个博赛角嘛，你只要沿着这条路往下一直走……”
“好的。”我说完赶快跑路，留他张着嘴愣在那儿。
现在我知道博赛角怎么走了，于是转个弯往另一条路上开。很可能弗雷德·莱西并不希望我去他的木屋造访。
距离旅馆半个街区外，马路延伸向一个码头，然后继续往东沿着湖边蜿蜒。湖水水位比较低，牛群在春天时还浸没在水里的湿草地上吃草，几位有耐性的游客坐在装有船外马达的小船里钓鲈鱼和青鳃鱼。越过草地约一英里处，一条泥巴路蜿蜒伸入一片长满杜松的陆地。湖岸有座灯火通明的舞亭。这里纬度高，此时的天色依旧和傍晚一样，乐团却已开始演奏音乐，乐声近得仿佛在我口袋里。一个女孩用低哑的喉音唱着《啄木鸟之歌》。我驱车经过，继续往前开，乐声渐远，路面开始颠簸，碎石越来越多。一栋湖滨木屋和我擦身而过，我眼前除了松树和发亮的水面之外，什么都没有。我把车停在凸起的路面边缘，走到一棵根部足足有十二英尺高的巨大断木旁边，背靠着它坐在干燥的地面上，点起我的烟斗。这里远离一切，静悄悄的。远方湖面上有两条船玩着追逐赛，但靠我这一边除了一片在山中暮色里逐渐黯淡的静水之外，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这位弗雷德·莱西是什么人，他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如果情况真的那么紧急，他为什么不留在家里，或者交代一声？我纳闷的时间并不久。夜色如此平静，我抽着烟斗，看着湖色天光，也看着一只停在松树树梢上等待天色变黑好唱一首晚安曲的知更鸟。
过了半个小时，我站起来，用脚跟在松软的土里挖了个洞，把烟丝倒进去，拨些土盖上，然后用力踩平。我漫无目的地往湖面走，走到断木的另一头。结果我看到了那只脚。
一只脚上穿着帆布鞋，大约九号。我绕过大树的根部。
另外一只脚也穿着帆布鞋，腿上套着细条纹白裤子，淡绿色带口袋的运动衬衫露在裤子外面，没系扣子的V字领领口处外露出一些胸毛。这是一个头发半秃的中年男人，皮肤晒成古铜色，嘴唇上有条细细的胡子。他的嘴唇有些厚，嘴巴和其他类似状况下的人一样微微张开，露出牙齿。从这张脸看得出来，他平时吃得饱，没烦恼。他的眼睛盯着天空，我抓不住他的视线。
绿色运动衬衫的左半边被血浸透，面积和餐盘一样大。血渍正中央可能有个焦黑的洞，我不能确定，天色已经暗得让人眼花。
我弯下腰，在他衬衫口袋里摸到香烟和火柴，角落里还有两个硬块，应该是钥匙和零钱。我把他稍稍翻个身，去摸臀部。他身体还很软，体温尚存。右侧裤兜被钱包撑得鼓鼓的，我把钱包抽出来，用膝盖抵住他的背部。
钱包里有十二美元和几张卡，让我感兴趣的是他驾照上的照片和名字。我点燃一根火柴，确定自己在暮色中没有看错。
驾照上的名字是弗雷德里克·希尔德·莱西。
2
我把钱包塞回去，站起来，绕了一个圈，仔细观察四周。视线所及的地面和湖面都看不见人影。那样的天色下，谁也看不清楚我在干什么，除非那人就在附近。
我走了几步，看看自己有没有留下脚印。没有。地上铺的一半是几年前就落下来的松针，另一半是腐烂得差不多的朽木。
有把枪躺在四英尺之外，就在断木底下。我没有碰它，弯下腰仔细看看。是一把点二二柯尔特骨柄自动手枪，一半掩埋在已烂成粉状的棕色朽木里，上面爬了很多黑蚂蚁，其中一只正在枪柄上慢慢地爬动。
我直起身，迅速环顾四周，一艘船在视线之外的地方发出引擎空转的轰鸣声，我可以听见节流阀降低速度的闷哼声，可是我看不见它。我开始往停车的方向走，就快要走到车旁时，一个矮小的人影从灌木丛里站起来，从他的眼镜里我看见他手里有东西闪着光。
一个声音嘶哑地吼道：“把手举起来。”
如果拔枪速度够快的话，这时候刚好可以一搏。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动作不够快，所以举起双手。
矮小的人影绕过灌木丛走向我，眼镜里会发亮的东西是把枪。枪足够大。他举着枪朝我逼近。
从他黑胡子下面的小嘴里突然露出的金牙闪着光。
“请转过去。”他的声音令人宽心，“你看到躺在地上的人了？”
“听着，”我说，“我是外地人，我……”
“现在就转过去。”那男人冷冷地说。
我转过身去。
枪尖顶上我的背脊。一只手迅速在我身上搜了一遍，停在我腋窝下的手枪上。那个人低哼了一声。手继续往我的臀部转移，我裤兜里皮夹的重量突然消失。真是手法娴熟的扒手，我甚至感觉不到他的动作。
“我现在要检查你的钱包，别动。”枪移开了。
对于手脚利落的人来说，现在就是机会——迅速扑倒，跪着用背贴地翻个跟斗，一眨眼起身，枪已握在手中。手脚利落的人可以像摘假牙一样，一个动作就把这个戴眼镜的小个子制服。可惜，我觉得自己的手脚没有这么利落。
皮夹又放回我的裤兜里，枪管也回到我背脊上。
“嗯，”那声音温柔地说，“你来这里是个错误。”
“兄弟，你说对啦。”我对他说。
“没关系，”那声音说，“现在离开，回家去，五百块。什么也别说，一周后你就能收到五百块钱。”
“很好，”我说，“你有我的地址？”
“真好笑，”那声音笑道，“哈哈！”
有东西突然在我右膝窝猛地一击，我跪倒在地。我的头开始疼起来，感觉自己的脑袋马上要被枪管重击。可是我被他耍了。他反而朝我后脖梗子揍了一拳，这一拳还真是够疼。我的脑袋朝湖边飞出去，再像弹簧一样狠狠弹回脊梁上，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咔嚓声。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知怎么回事就吃了一嘴松针。
我觉得自己仿佛被关在门窗紧闭没有空气的黑夜里。我的胸口在地上摩擦，有人在我背上放了一吨重的煤，其中一大块压在我的后背中央。我发出一些声音，不过没有用，没人理我。我听到船的马达声越来越大，以及脚踩在松针上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响。接下来是两声低低的抱怨，然后脚步声走远。接着脚步声又走回来，一个操着很重口音的声音开口说话。
“那是什么，查理？”
“没什么，”查理回答，“来抽烟的，没干什么。夏季观光客，哈哈。”
“他看到尸体了？”
“没有。”查理说。我很好奇他为何要撒谎。
“好，我们走吧。”
“噢，可惜，”查理说，“可惜。”我背上的重量被移开，脊梁上的煤块也拿走了。“可惜了，”查理重复，“但是没办法。”
这次他说到做到，用枪猛砸我的脑袋。不信我可以让你摸摸我脑袋上的大包，有好几个呢。
过了一会儿，我爬起来，疼得直哼哼。我一只脚撑在地上，把身体重心放在这只脚上，用手背抹抹脸，再把另一脚踩在地上，爬出那个无形的黑洞。
太阳落山，湖面就在我正前方，被月光染成了银色。我右边是那棵巨大的断木，它唤回了我的记忆。我小心翼翼地靠近，用手指轻轻地摸自己的脑袋，肿了，很软，但没有流血。我停下来，回头找我的帽子，突然想起我把它留在了车上。
我绕到树后方。月光很亮，只有在山里和沙漠中才有这么亮的月光，看报纸都没问题。显然，地上没有尸体，树旁也没有蚂蚁在上面爬来爬去的枪。地面明显被翻整过。
我站在原地屏息凝神，结果除了自己脑袋里往上冲的血流之外，什么也没听见，只感到头痛欲裂。我猛地想起来，伸手掏枪，枪还在；再伸手摸皮夹，皮夹也在。我把皮夹拉出来查看里面的钞票，钞票好像也全都在。
我拖着身子走回车旁。我想回旅馆，喝两杯，然后躺下。我想见这位查理，不过不是现在。现在我只想躺下。我还在长身体，我需要休息。
我上了车，发动引擎，在湿软的土地上调了个头，倒着开上泥巴路，然后一直倒到公路上。一路上没有其他车辆，舞厅里乐声仍然很响，嗓音低哑的歌手这会儿正在唱“我永远不再微笑”。
开上公路后我把车灯打开，驶回镇上。当地警官还待在一栋松木板搭的木屋里，距离小船入水口半个街区的消防队对面。隔着玻璃门，木屋里亮着一盏光秃秃、没灯罩的灯泡。
我把车停在对街上，盯着木屋在车里坐了一会儿。里面有个没戴帽子的男人，坐在一张老式书桌后面的转椅上。我打开车门正要下车，突然停住，把车门关上，踩下油门往前开。
毕竟我还有一百块钱要赚。
3
从镇上出来，我开了两英里路，经过面包店，转上新铺的通向湖边的公路。再经过两个营地后，我看到几个棕色童子军帐篷，帐篷里投射出来一串串亮光，其中一个大帐篷里传出洗碗声。车在公路上沿着水湾蜿蜒行驶一会儿后，开上了一条泥巴岔路。泥巴路上车辙很深，有很多一半插在土里的石子，沿路树林茂密，车子通行有些困难。我路过几栋点着灯的老木屋，建材松木连树皮都没刨掉。小路渐渐往上攀升，四周愈发空旷。开了一段路后，眼前突然出现一栋挂在断崖边缘的大木屋，它俯视着脚下的湖面。木屋顶上有两道烟囱，屋外有一道生锈的栏杆，面朝湖的那侧有条长走廊，和一道通往湖面的阶梯。窗户里透出灯光。我开着车灯，可以看见一棵树上钉着一块木板，上面写着“鲍尔温”。就是这栋，没错。
车库是打开的，里面停了一辆小轿车。我开到前面，停下车，走进车库里摸了摸那辆车的排气管，是冷的。我穿过一道生锈的铁门，沿着两侧铺着碎石的步道走向门廊。我刚到门口，前门就打开了，一位高个子女人站在那里，灯光从她背后洒出来。一只毛茸茸的小狗从她身后冲出来，滚下阶梯，跳起来扑向我的肚子，接着落回地上绕着我转圈，发出高兴的声音。
“趴下，亮亮！”女人叫道，“趴下！她是只小笨狗，是不是？她有一半郊狼血统。”
狗奔回屋里。我说：“你是莱西太太吗？我是埃文斯。一小时前我曾经打电话过来。”
“是我。”她说，“我先生还没回来，我……请进。”她的声音有点模糊，仿佛从雾里传出来似的。
进门后，她在我身后把门关上，站在那儿看着我，然后耸了耸肩坐进一张藤椅里，我也在另一张一模一样的藤椅上坐下。那只狗不知从哪儿钻出来，跳上我膝头，用舌头飞快舔了我鼻子一下又跳下去。这只小狗是灰色的，鼻子很尖，长尾巴像根大羽毛。
房间呈长方形，有很多扇窗，窗帘看起来不太新。壁炉很大，前面铺着印第安地毯，两张长椅用褪了色的印花棉布椅套罩住，其他家具都是藤制的，并不是很舒适。墙上挂了几副鹿角，其中一副有六个杈。
“弗雷德还没回家，”莱西太太重复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耽搁了。”
我点点头。她的脸色苍白，黑发显得有点零乱，穿了一件双排铜扣的猩红色外套，灰色法兰绒长裤，猪皮木底凉鞋，没穿袜子，脖子上挂了一条琥珀项链，头上戴着玫瑰色的旧发带。她大概四十五岁，学习穿衣搭配可能已经太迟了。
“你想跟我先生谈生意？”
“嗯，他写信叫我上山，住进印第安酋长旅馆，打电话给他。”
“噢，印第安酋长旅馆啊，”她似乎欲言又止。她跷起二郎腿，又觉得不妥，把腿放下来，往前靠，一只手撑住长下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埃文斯先生？”
“我是私家侦探。”
“这……这跟那笔钱有关吗？”她立刻问道。
我点点头。这么做似乎很正确，通常这些事都和钱有关。反正和我口袋里那一百块有关。
“果然。”她说，“果然是这回事。想不想喝一杯？”
“很想。”
她走进一个木制小吧台，回来时拿了两杯酒。我们各喝各的，从自己的杯子边缘打量对方。
“印第安酋长旅馆，”她说，“我们刚搬来时在那儿住了两夜，等人清理这栋木屋。我们买下之前这里空了两年，脏死了。”
“肯定是。”我说。
“你说我丈夫写信给你？”她又低头看自己的杯子，“他大概告诉你经过了吧。”
我递给她一根烟。她正打算伸手拿，又摇摇头，把手放在膝头上，双手绞在一起，从头到脚仔细观察了我一遍。
“有些地方他说得不是很清楚。”我说。
她直视我，我也正眼回看她。我慢慢朝杯里吐气，直到杯中蒙上一层雾气。
“其实，我觉得也没必要故作神秘。”她说，“我知道的不少，只是弗雷德不知道罢了。比如那封信，他就不知道我已经看过了。”
“他寄给我的那封信？”
“不是，是从洛杉矶寄来的关于那张十元钞票的报告。”
“你怎么看到的？”我问。
她不怎么开心地笑了笑：“弗雷德一副做贼心虚样子，在女人面前你可绝对不能偷偷摸摸。我在他洗澡的时候偷瞄了一眼。从他口袋里发现的。”
我点点头，又喝了一口酒。我说：“噢。”不算再表达意见，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你怎么知道他放在口袋里呢？”我问。
“他才从邮局里领出来，我陪他一起去的，”她又笑了，这次比刚才开心，“我看到里面有张钞票，是从洛杉矶寄来的。我知道他把其中一张寄给他的朋友，那个人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当然知道这封信是报告，果然就是。”
“看来弗雷德守不住什么秘密，”我说，“信里怎么说？”
她有点脸红：“我不确定是不是该告诉你。我连你到底是不是侦探都不清楚，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叫埃文斯。”
“这个问题好解决。”我站起来给她看了我所有的证件。等我再坐下时，那只小狗走过来使劲闻我的裤脚。我弯下腰拍它的头，沾了一手口水。
“信上说那张钞票做得很漂亮，尤其是纸质，简直完美。可是在经过比较之后仍然可以看到登记处有细微的差别。这是什么意思？”
“表示那张钞票不是政府的印钞模型印的。还有别的问题吗？”
“还有。在黑色灯光下——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可以看出墨水组合的细微差异。不过那封信补充说，肉眼看起来那张假钞几乎没有瑕疵，可以骗过任何银行人员。”
我点点头。事情发展出乎我意料。“那封信是谁写的，莱西太太？”
“签名的是比尔，普通信纸，我不知道是谁。噢，还有一件事，比尔说弗雷德应该立刻把钞票交给联邦调查局人员，因为那张假钞几乎可以乱真，若是大量流入市场，麻烦就大了。当然，弗雷德应该不想这么做，这大概就是他找你来的原因。”
“是啊，他当然不想。”我说。我脑海中突然闪现一道亮光，不过还照不到什么东西，脑中漆黑一片。
她点点头，仿佛我刚说了什么似的。
“弗雷德最近大部分时间都在做什么？”我问。
“打桥牌，打扑克牌，几十年都是这样。几乎每天下午都去运动俱乐部打桥牌，晚上也常打扑克。你应该了解他，他不可能跟假钞的事情扯上关系，但总会有人不相信他真的和这件事没关系。他也赌马，不过只是玩玩而已。他就是靠赌马才赢来那五百块，塞在我的鞋子里当作礼物。我们住在印第安酋长旅馆的时候。”
我真想走到院子里大喊几声，再做做深呼吸，释放压力。但我只能坐在那儿，表现出一副心知肚明的样子，慢慢品我的酒。我把酒喝光，冰块发出寂寞的声响，她起身又帮我倒了一杯。我喝了一口，深深吸口气，接着说：“既然可以乱真，他又怎么知道是假的呢，你懂我的意思吧？”
她的眼睛睁大了一点：“噢……我懂。他本来不知道，可是总共有五十张，全是十元钞票，而且都是新钞，然而他放进鞋子里的时候不是那个样子的。”
也不知道扯头发能不能让我自己舒服一些。我没法思考……我的头太痛了。查理！该死的查理。好吧，查理，过一阵子我会去找你算账。
“听我说，莱西太太，”我说，“他在信上没提鞋子那回事。他是不是经常把钱放在鞋里，还是这笔钱因为是赌马赢来的，比较特别？”
“我说过那是礼物，给我的一个惊喜。等我穿鞋的时候就会发现。”
“噢，”我快把自己的上唇咬下半英寸了，“可是你却没发现？”
“我请女佣把鞋子送到镇上去装个鞋跟，我怎么会发现呢？我没有检查鞋里面，怎么知道弗雷德会在鞋里放东西。”
黑暗里射进一丝光线，很遥远，来得又是如此慢，而且光度微弱，大概只有半只萤火虫那么亮。
我说：“弗雷德不知道女佣把鞋子送到鞋匠那儿去了，然后呢？”
“格特鲁德，那位女佣叫格特鲁德，她说她也没注意到那笔钱。等弗雷德发现后他问过格特鲁德，然后去找鞋匠，鞋匠还没做那只鞋，那卷钞票也还塞在鞋里。弗雷德很高兴，把钱掏出来，塞进裤兜，塞给鞋匠五美元，因为他觉得很走运。”
我把第二杯酒喝完，往后靠。“我懂了。然后弗雷德把那卷钞票拿出来后，发现钱不一样了，全变成了崭新的十元钞票，本来他放的钱大概面额不同，也不都是新钞。”
她看我这么努力分析，有点惊讶。她不知道弗雷德写给我的信到底说了多少。我说：“弗雷德一定觉得这件事很蹊跷。他想到一种可能性，于是把其中一张寄给朋友去检验，结果报告说那是以假乱真的假钞。他在旅馆里还问过哪些人？”
“除了格特鲁德大概没有别人。他不想声张，所以才找你来吧。”
我把香烟熄灭，凝望窗外洒满月光的湖面。一艘高速游艇打着一束白色强光，低声轰鸣着滑过水面驶向远方，消失在被森林遮住的地方。
我回头看莱西太太。她还用那只瘦削的手撑着下巴坐在那儿，眼神似乎很遥远。
“真希望弗雷德赶快回家。”她说。
“他人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跟一个叫作弗兰克·吕德斯的人出去了，那个人住在湖尽头的林地俱乐部，弗雷德说他有那个俱乐部的股份。我刚才打电话问过吕德斯先生，他说弗雷德不久前才搭他的车去镇上，在邮局下了车。我一直在等弗雷德打电话来，叫我去哪里接他回来。他已经出门好几个钟头了。”
“或许他们在林地俱乐部打扑克牌，也许他去那儿了。”
她点点头：“但他通常都会打电话给我的。”
我盯着地板看了一会儿，尽量抵消心中的罪恶感，然后站起身说：“我先回旅馆了，你可以打电话去那儿找我。我记得我好像见过莱西先生，他是不是个子很大，差不多四十五岁，有点秃头，留个小胡子？”
她送我到门口。“没错，”她说，“那就是弗雷德。”
她把狗关在屋内，一个人站在门外看我发动车子离开。天啊，她看起来真寂寞。
4
敲门声响起时，我正平躺在床上摆弄一根香烟，思考自己为什么要在这个案子里自作聪明。我应了一声，一个穿制服的女孩抱着几条毛巾走进来。她的头发黑里透红，仔细化过妆的脸很好看，腿很长。她道了歉，把毛巾挂在铁架上，然后往门口走，边走边看了我一眼，睫毛一眨一眨的。
我说：“嗨，格特鲁德。”只是随便碰碰运气。
她停住，留着深红色头发的脑袋转过来，嘴角随时准备浮出笑意。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位女佣叫格特鲁德，我想找她谈谈。”
她靠着门框，毛巾搭在手臂上，懒洋洋地说：“是吗？”
“你住在这儿？还是暑假来打工？”我问。
她噘起嘴唇：“山上这么多怪物，我可不想住在这儿。”
“感觉如何？”
她点点头。“我不需要朋友，先生。”她的口气似乎在等别人说服她改变主意。
我看看她，然后说：“说说那捆被人藏在鞋里的钱吧。”
“你是谁？”她冷冰冰地问道。
“我姓埃文斯，洛杉矶来的侦探。”我很睿智地朝她露齿一笑。
她的表情变得有点僵硬，手里紧紧握着毛巾，指甲划过棉布发出轻响。她从门边走进来，坐在靠墙的一把直背椅上。她的眼里充满了烦躁。
“你是警察。”她深吸一口气，“怎么了？”
“难道你不知道？”
“我只知道莱西太太在鞋里塞了些钱，她想装个鞋跟，我把鞋子送去鞋匠那儿，他没有偷那笔钱，我也没偷。她的钱都找回来了，不是吗？”
“你不喜欢警察是吧？我好像认得你的脸哦。”我说。
那张脸突然冷下来：“听着，警官，我有正当职业，我不需要你们帮忙，也不欠任何人一毛钱。”
“当然，”我说，“你把那双鞋从房间里拿出去后，就直接去了鞋匠那里吗？”
她不耐烦地点点头。
“半路没有停下来？”
“我为什么要停下？”
“我又不在场，我不知道啊。”
“我没有，除了跟韦伯先生打了声招呼，说我要替客人出去办件事。”
“韦伯先生是谁？”
“他是经理助理，经常在楼下的餐厅里。”
“长得又高又白的那个人？一直在记赛马的结果？”
她点点头：“就是他。”
“噢。”我擦了根火柴，把那根香烟点燃，隔着烟注视她。“谢谢你。”我说。
她起身把门打开。“我好像不记得见过你。”她回头看我。
“总有几个人是你没见过的。”我说。
她脸一红，站在那儿盯着我。
“你们旅馆都这么晚才换毛巾吗？”我没话找话。
“你很聪明，对吗？”
“我希望给别人留下这种印象。”我谦虚地笑了笑。
“可惜效果并不好。”她的声音突然一沉。
“你拿到鞋子之后，还有谁碰过那双鞋子？”
“我告诉你了，我只跟韦伯说了一声……”她突然停住，考虑了一分钟。“我去帮他倒了杯咖啡，”她说，“我把鞋子留在出纳旁边的桌子上。我怎么知道还有谁碰过这双鞋？而且他们已经把钱找回来了，有什么问题吗？”
“我看得出来你很想让我相信你。谈谈这个韦伯，他在这里工作很久了吗？”
“很久了，”她不怀好意地说，“没一个女孩愿意靠近他，你懂我的意思吧？我在说什么呢？”
“在说韦伯先生。”
“哦，让他去死吧。你懂我的意思吧？”
“你和他有什么过节吗？”
她的脸又红了一阵。“再告诉你一件事，”她说，“你也去死吧。”
“希望我能理解你的意思。”我说。
她打开门走出去，丢给我一个充满愤怒的笑容。
她的脚步声清晰地在走廊里回荡，我没听见她走进别的房间。我看了一下表，已经过了九点半。
一个沉重的脚步声穿过走廊，走进隔壁房间，摔上门，开始脱鞋，扔鞋。重物倒在弹簧床上弹了几下。折腾五分钟后他又起床，两只没穿鞋的脚在地板上踩了几下，接着是瓶子撞上玻璃杯的声响。那男人喝了一杯后再倒回床上，几乎马上开始打鼾。
除了楼下餐厅和酒吧传来一阵阵嘈杂声，这家旅馆和其他建在山中的度假旅馆没什么不同。湖上的船发出快速行驶的轰鸣声，跳舞音乐此起彼伏，汽车经过时猛按喇叭，射击场上点二二的爆裂声不断，小孩在大街上吵闹。
这家旅馆安静得连房间门打开我都没听见。门已经打开一半时我才注意到，一个男人很安静地走进来，半掩上门，又走近几步，站在房间里看着我。他又高又瘦，皮肤很白，安静沉默，眼神里充满威胁。
“好吧，”他说，“让我看看。”
我翻身坐起来，打个呵欠：“看什么？”
“你的东西？”
“什么东西？”
“少装傻。让我们看看你凭什么到处瞎打听？”
“噢，那个啊，”我心虚地笑笑，“我没有，韦伯先生。”
“哦，那很好。”韦伯先生说。他穿过房间，晃荡着胳膊，等他走到距离我三英尺左右时，突然一伸手，一个大巴掌重重打在我脸上。我的头往旁边一歪，后脑勺上的疼痛从四面八方涌来。
“因为这事儿，”我说，“你今晚没去看电影。”
他狰狞地笑着，举着右拳。他出拳之前的架势摆了太久，久到我都可以跑出去买个拳击面具再回来了。我从拳头底下钻过去，用枪往他肚子上一插。他很不爽地哼了一声。我说：“先等我把门关上，我们再坐下谈谈鞋里钞票的事，也有人管它叫调包事件。”
“你去死吧。”他说。
“说得好，”我说，“而且很有创意。”
我往后伸手去摸门把，视线一直没离开他身上。门板在我身后吱吱响了一声，我转过身，就在这时一块又重又硬的大砖头拍在我下巴一侧。我摔了出去，眼冒金星，整个人仿佛坠入了太空。好像过了几千年，后背撞上一个星球才着地。我慢慢睁开眼睛，看到了一双脚。
它们松松垮垮地摊开着，两条腿冲着我，向外张开摆在房间地板上。一只手软趴趴垂下，枪就摆在差点就能够到的地方。我移动其中一只脚，很讶异它居然是我自己的。那只无力的手抽动一下，伸出去抓枪，没抓住。又试了一次，这回终于握住了光滑的枪柄。我把枪举起来，有人在上面挂了五十磅的重量，不过我还是努力把枪举了起来。房里一片死寂，我扫视了一遍，然后直直盯着对面紧闭的门。我试着稍微挪动一下身体，剧痛袭来，头很痛，下巴也跟着痛。我把枪举高一点，然后颓然放下。去死吧。我这么干举着枪是为了什么呀。房内空空如也，来的人都不见了，天花板上的吊灯孤独地亮着。我稍稍转身，又是一阵疼痛。我努力屈腿，单膝跪地。起身时我重重哼了几声，再次抓着枪奋力爬起来。我嘴里有股土腥味儿。
“噢，真糟糕！”我大声说，“太糟糕了！好吧，查理，咱们后会有期。”
我摇晃了一下，仿佛宿醉了三天，慢慢转个身环顾房间。
一个男人以祷告的姿势跪在床前。他穿着一套灰西装，头发是深金色，双腿叉开，身体往前倒在床上，两臂往前伸，头侧着枕在左臂上。
他的样子看起来挺舒服的，好像一点都不在意自己左肩胛骨下露出来的那把猎刀的鹿角刀柄。
我走过去弯腰看他的脸，是韦伯先生的脸。可怜的韦伯先生！刀柄下方一道深色印迹一直染到外套背部。
这并不是红药水。
我找到帽子，小心翼翼地戴上，然后把枪放在手臂下的枪套里，步履蹒跚地朝房门走去。我转动钥匙，关上灯，走出去，回身锁上房门，然后把钥匙丢进口袋里。
我走过安静的走廊，走下通往办公室方向的楼梯。一位看起来行将就木的值班员坐在桌子后面看报纸，看都不看我一眼。我往拱门后的餐厅望了一眼，同一群人还在酒吧里喧哗，同样的乡村乐团仍在角落里表演。叼着雪茄、长了一对八字眉的男人还站在收银机后面。生意好像不错。一对来度假的恋人正在舞池里跳舞，两人都把酒杯举在对方的肩上。
5
我走出大厅往左转，沿着街道往停车的地方走，没走多远就停下来，转身走回旅馆大堂。我走到柜台前问那名值班员：“我可以跟一位名叫格特鲁德的女招待谈谈吗？”
他戴着眼镜，对我若有所思地眨眨眼。
“她九点半交班，已经回家了。”
“她住在哪里？”
他瞪着我，这次没有眨眼睛。
“你是不是有了不该有的想法。”他说。
“我想的和你想的不一样。”
他摸摸下巴，用目光帮我洗了一把脸：“有什么事吗？”
“我是洛杉矶来的侦探，只要大家帮忙，我绝不惹是生非。”
“你最好去问霍姆斯先生，”他说，“他是经理。”
“听着，朋友，这里是个小地方，我只消出去到格特鲁德吃饭喝酒的地方打听打听，随便编个理由，就能问得到。但是你可以帮我节省时间，有的人也许因此就能够得救。”
他耸耸肩说：“给我看看你的证件。你贵姓？”
“埃文斯。”我给他看我的证件。他看完之后又盯着那些证件看了很久，然后把皮夹还给我，开始盯着自己的指尖。
“她好像住在湍流木屋。”他说。
“她姓什么？”
“史密斯，”他说，脸上浮出一个饱经风霜、见怪不怪的微笑，“也可能是施密特。”
我谢过他，走回外面的人行道。走过半个街区后，我走进一家嘈杂的小酒吧喝了一杯。一个三人乐团在酒吧尽头的小舞台上演奏，舞台前有个小舞池，几对目光呆滞的情侣踏着节拍，一个个嘴巴微张，面无表情。
我喝了一杯裸麦威士忌，问酒保湍流木屋怎么走——镇子最东边，往回走半个街区，从加油站旁的路过去。
我拿了车，穿过小镇，找到那条路。一盏淡蓝的霓虹灯亮着一个箭头，指示方向。湍流木屋原来是山坡的一片小木屋，最前面是办公室。我把车停在办公室前。很多人都带着手提收音机，坐在窄走廊上。夜色平静而温暖。办公室有个铃铛。
我摇摇铃，一个穿长裤的女孩走出来，告诉我史密斯小姐和霍夫曼小姐住的木屋在尽头，独处一隅，因为她们睡得晚，喜欢安静。虽然现在是旅游旺季，但她们的木屋——名字叫“盖被子”——那儿仍然很安静，往左边最后一间，很好找。她还问我是不是她们的朋友。
我说我是史密斯小姐的祖父，谢过她后，走上两旁分布着小木屋的山坡，走到后面松林的边缘。那儿后头堆了一溜木柴，空地两边各有一栋小木屋。左边那栋前面停着一辆蓝色双门小汽车，头灯灯光很暗。一位高大的金发女郎正把一个行李箱放进后备厢。她用一条蓝手巾绑住头发，身上穿着蓝毛衣，蓝长裤，反正颜色很深，应该是蓝色的。她身后的木屋里亮着灯，屋顶上挂着一个小牌子“盖被子”。
金发女孩走进屋内，没把后备厢关上，黯淡的灯光从开启的门缝里钻出来。我轻声走上阶梯，走进屋内。
格特鲁德正忙着把衣物塞进床上的行李箱，金发女郎不见踪影，但是我可以听见她从厨房里传来的声音。
我的动作非常轻。格特鲁德用力合上行李箱，提起来往屋外走。直到那一刻她才看到我。她的脸色突然发白，钉在地上一动也不动，行李箱还搁在身边。她张开嘴巴，很快回过头说：“安娜！注意点儿[2]！”
厨房的动静戛然而止。格特鲁德和我互相盯着对方。
“要走？”我问。
她舔舔嘴唇：“想拦我，警察？”
“我没有这个意思。你为什么要走？”
“我不喜欢这里。这里海拔太高，让我神经衰弱。”
“这个决定好像有点突然！”
“这样犯法吗？”
“不会。你是怕韦伯吧？”
她没有回答。眼光往我的身后看。那是老招数，我根本不在意。我身后的木门突然关上，我转过身去，发现金发女郎站在我后面，手里拿着一把枪。她若有所思地望着我，面无表情。她个子高大，看起来很强壮。
“怎么回事？”她粗声粗气地说，声音像男人似的。
“洛杉矶来的警察。”格特鲁德回答。
“原来如此，”安娜说，“他想干什么？”
“不知道，”格特鲁德说，“我看他不是真警察，他没那么野。”
“原来如此，”安娜说。她往一旁挪了挪，离开门边，枪口一直指着我。她握枪的样子看起来一点都不紧张。“你想干什么？”她低声问。
“什么都想干。”我说，“你们为什么要逃走？”
“我们已经解释过了，”金发女郎平静地说，“这里海拔太高，格特鲁德不舒服。”
“你们俩都在旅馆工作？”
金发女郎说：“临时的。”
“去他的！”格特鲁德说，“对，我们俩都在旅馆工作，直到今晚为止。现在我们要离开了，你有意见吗？”
“我们在浪费时间，”金发女郎说，“看他有没有枪。”
格特鲁德把行李放下过来搜我的身，她找到枪，我很大方地让她拿走。她站在那儿满脸疑惑地看着那把枪。金发女郎说：“到外面把枪放下，把行李抬上车，先发动车子，等我一下。”
格特鲁德拿起行李，绕过我身边往门口走。
“你哪里也去不了，”我说，“他们会先打电话通知各地，在路上拦下你们。离开这里只有两条路可走，都很容易被封锁。”
金发女郎精致的眉毛稍稍上扬：“他们为什么想拦下我们？”
“对啊，你为什么拿着那把枪？”
“以前我不认识你，”金发女郎说，“现在也不认识。快去，格特鲁德。”
格特鲁德把门打开，回头看我一眼，双唇动了动。“给你一个忠告，侦探，我劝你在还能离开的时候赶快走。”她平静地说。
“你们哪位看到了那把猎刀？”
她们很快对望一眼，再转过来看我。格特鲁德直勾勾地盯着我，不过并不像心里有鬼的样子。“我不管，”她说，“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好吧，”我说，“我知道刀子不是你插的。再问一个问题：送鞋的那天早晨，你帮韦伯先生倒咖啡倒了多久？”
“你在浪费时间，格特鲁德。”金发女郎不耐烦地说，虽然语调还是慢吞吞的。她看起来不像急性子。
格特鲁德没理她，眼神非常谨慎：“久到足够帮他倒一杯咖啡。”
“咖啡壶就在餐厅里。”
“餐厅里的咖啡不新鲜，我是去厨房倒的。我还帮他烤了一片面包。”
“五分钟？”
她点点头：“差不多。”
“餐厅里除了韦伯之外还有谁？”
她直视着我：“那时我觉得没有其他人，现在我不确定，也许当时有人起晚了，在吃早餐。”
“非常感谢，”我说，“把枪放在走廊上，小心点别弄坏。如果你喜欢，还可以把子弹取出来，我并不打算向任何人开枪。”
她微微一笑，用拿枪的手把门打开走出去。我听到她走下阶梯，然后听到后备厢砰一声关上，继而传来发动机启动的声音，然后是引擎的低吼。
金发女郎走到门边，把门内的钥匙拿出来插进门外。“我也不打算向任何人开枪，”她说，“不过若是不得已，我还是会开枪，请不要逼我。”
她关上门，从外面把门锁上。她的脚步声走下阶梯，车门摔上，引擎开始转动，车子开下坡，车胎在穿过其他木屋时发出轻微的摩擦声，不久就被手提收音机的声音盖过了。
我站在原地环视木屋内部，然后走了一圈。里面一切如常。垃圾箱里有些垃圾，几个咖啡杯没洗，一个小盘子里满是面包屑。没有报纸，没有人在便条纸上留下只言片语。
后门也锁上了。这里离营地很远，被枝繁叶茂的树木掩映在黑暗里。我摇摇门，弯下腰去检查门锁，是普通的门闩锁。我打开一扇窗户，一面纱窗钉在外面的墙上。我走回门边，用肩膀撞了一下，门纹丝不动，我的头却像着了火一样。我摸摸口袋，感到很失望，自己居然连把五分钱的万能钥匙都没带。
我从厨房抽屉里找到开罐器，把纱窗一角撬松，往后折。然后我爬到洗碗槽上，伸手出去摸索外面的门把。钥匙就插在钥匙孔里，我转了一转，把手伸进来，走出门外，然后又折回去把灯关上。我的枪躺在走廊铁栏杆的柱子旁。我把它插进腋下，走下山坡，来到我停车的地方。
6
门边有张木制柜台，角落有个圆肚暖炉，墙上挂着一张区域地图和几张四角卷起来的月历，柜台上摊着几堆文件夹，一支钢笔，一瓶墨水，和被汗渍染黑的牛仔帽。
柜台后面是一张过时的卷式橡木书桌，桌子后面坐了一个男人，他脚旁摆了一个生锈的铜制痰盂。那个男人是个大块头，背靠座椅，两只大手交叉放在肚皮上。他穿了一双咖啡色的旧军鞋，白袜子，泛白的吊裤带吊着已被洗褪色的咖啡色长裤，卡其布衬衫的纽扣一直系到脖子上，灰色的头发两鬓斑白，左胸上别着一枚星星。他坐着的时候身体重量偏向左边屁股，因为他的右裤兜里插了一个咖啡色皮枪套，枪套边缘露出一英寸点四五手枪的枪管。
他的耳朵很大，眼神友善，看起来大概跟只松鼠一样毫无危险，不过却不像松鼠那么紧张。我倚在柜台上看着他，他对我点点头，往垃圾桶倒了大约半品脱的咖啡色饮料。我点起一根烟，四处找地方扔火柴。
“扔地上吧，”他说，“我可以为你效劳吗，小子？”
我把火柴扔在地上，用下巴朝墙上那张地图指了指：“我正在找这个地区的地图，有时候旅游局会免费赠送，不过你这里大概不会。”
“我们没有地图，”那男人说，“几年前印了一大堆，可是都发完了。我听说邮局旁卖照相机的席德·杨店里好像有，他除了开着一家照相馆，还是这里的治安管理员，他把地图发给游客，让他们知道哪里能抽烟，哪里不能。这里很容易发生火灾。我墙上有张地图，你想去哪里，我可以指给你看。我们总是希望能让夏季游客感到宾至如归。”
说罢他慢慢吸口气，又倒了一杯饮料。
“你叫什么？”他问。
“埃文斯。你是这儿的警长？”
“没错。我就是普马角的治安官，兼任圣贝纳迪诺的代理警长。我和席德·杨就代表本地的法律。我叫巴伦，洛杉矶人，在消防队服务了十八年，多年前搬到这里来。这里很安静。你来这做生意？”
我以为他不会这么快又要倒饮料，结果他还真做了。痰盂又震颤了一下。
“生意？”我问。
大块头的一只手从肚皮上移开，用一根手指勾在领子里，想把领口松开。“生意的意思，”他平静地说，“就是说你那把枪是有执照的吧？”
“天！这么明显吗？”
“看你关注什么地方，”他把双脚放下来，“咱们俩最好把事情搞清楚。”
他站起身走到柜台旁。我把皮夹放在柜台上打开，好让他看到执照上的照片。我把洛杉矶警局颁发的持枪执照抽出来，摆在旁边。
他端详了一阵。“我最好对一下号码。”他说。
我把枪抽出来放在他的手边，他举起来核对了号码。“你有三把枪，希望不是三把都带在身上。这把枪不错，小子，不过不如我的枪准。”他把他的那把加农枪抽出来，摆上柜台，这是一把比一个手提箱轻不了多少的拓荒柯尔特。他拿稳枪，突然抛向空中，趁着枪还在空中打转时接住，然后塞回屁股后面，再把我的点三八推到我面前。
“来这儿有何贵干，埃文斯先生？”
“我还不确定。有人打电话给我，但我还没见到他，事关机密。”
他点点头，目光里若有所思，比刚才深沉冷酷了许多。
“我住在印第安酋长旅馆里。”我说。
“我并不想打听隐私，小子，”他说，“这里一向很太平，夏天里偶尔会有人打架闹事或酒醉驾车，不然就是哪个血气方刚的小鬼头驾着摩托车闯进别人的木屋里睡觉或偷点吃的，不过没有真的犯罪事件，在山里能引诱人犯罪的事情还真不多，山里的人都与世无争。”
“没错，”我说，“不过也不尽然。”
他往前靠了一点，直视着我。
“现在你手上就有一桩谋杀案。”我说。
他的表情没什么变化，只是把我的五官再仔细打量了一遍，然后拿起帽子戴在后脑勺上。
“你说什么，小子？”他很平静地问我。
“出了小镇往东走，过了舞亭的那个地方，一个男人被枪杀，躺在一根断木旁，子弹正中心脏。我在那儿抽了半个小时的烟斗才注意到他。”
“是吗？”他懒懒地说，“斯皮克角那边？过了斯皮克角客栈。是吧？”
“没错。”我说。
“你过了很久才来告诉我？”他的眼神不再友善。
“我被打昏了，”我说，“隔了好一阵子才恢复过来。”
他点点头：“你跟我现在就开车过去，开你的车。”
“没有用，”我说，“尸体已经被移走了。我发现尸体时，本来想走回车上，结果一个日本杀手从树丛后面跳出来把我打晕。两个男人拖走尸体，然后开船跑了。现在那里已经看不到任何痕迹。”
治安官走出来朝痰盂里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又朝炉子上吐了一小口，等了一会儿，仿佛在等暖炉发出滋滋声。可现在是夏天，暖炉没开。他转过身，清清喉咙说：“你最好回家躺一躺。”他摆在身侧的拳头握了握，“我们希望夏天来的访客都玩得很开心。”他两只拳头都握了握，然后往前面的裤兜里一插。
“好吧。”我说。
“我们这里没什么日本杀手，”治安官低声说，“半个日本杀手都没有。”
“我看得出来你不喜欢这个故事，”我说，“换一个吧。不久前一个叫韦伯的男人才在印第安酋长旅馆挨了一刀，就在我的房间里。有个我没看清的人用一块砖把我打昏了，就在我昏迷的时候，这个叫韦伯的人就被杀了。他本来在跟我讲话。韦伯是旅馆的经理。”
“你说这件事是在你的房间里发生的？”
“没错。”
“看来，”巴伦若有所思地说，“你给我们镇上带来不少麻烦。”
“这个故事你也不喜欢？”
他摇摇头：“嗯，这个也不喜欢。除非这次你有尸体。”
“我没带在身边，”我说，“不过我可以跑回去帮你抱来。”
他伸手过来抓住我的双臂，我没见过他这么坚硬的手指。“我真希望你头脑不清楚，小子，”他说，“不过我愿意跟你跑一趟。今晚夜色不错。”
“好啊，”我没有动，“请我来的人叫作弗雷德·莱西，他最近才买了一栋博赛角的木屋，鲍尔温木屋。我在斯皮克角发现的那具尸体口袋里的驾照名字就是弗雷德里克·莱西，还有别的细节，不过我看你不会感兴趣，对不对？”
“你跟我，”治安官说，“现在就开车去旅馆。你有车吗？”
我说有。
“很好，”治安官说，“我们暂时不用它，不过你先把钥匙给我。”
7
长着一对八字眉，嘴里永远叼根雪茄的男人背靠着房门，什么话都没说，而且一副什么都不想说的样子。巴伦警官坐在直背椅上，望着名叫曼济的医生检查尸体。我站在我该站的角落里。那位医生的脸棱角分明，金鱼眼，脸色蜡黄，脸颊上有一块块红色的痘疤，指尖被尼古丁染得焦黄，整个人看起来不太干净。
他把烟吐进尸体的头发里，在床上把尸体翻来翻去，这里戳戳、那里摸摸。他看起来像在表演，好让别人知道自己精于此道。韦伯背上的那把刀已经拔出来了，摆在尸体旁边，那是一把宽刃短刀，通常都插在皮带上的鞘里，护手很宽，一旦插进肉里可以防止血回流到刀把上，但是刀刃上血迹很多。
“西尔斯二四三八号锯木猎刀，”治安官看着它说，“湖滨区至少有上千把，不好不坏。你认为如何，医生？”
医生直起腰，掏出一条手帕，捂着嘴狠命咳了几下，然后看看手帕，悲哀地摇摇头，又点了一根香烟。
“哪方面？”他问。
“死亡原因和时间。”
“刚死不久，”医生说，“不超过两小时，还没开始僵硬。”
“你认为是刀伤致死的吗？”
“你别傻了，吉姆·巴伦。”
“有过先例，”治安官说，“先把人毒死或怎么样，然后再插把刀子进去，混淆视听。”
“真聪明。”医生一脸不满地说，“这附近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吗？”
“我在这里碰到的唯一一起谋杀案，”治安官平静地说，“是关于住在另一头的米彻姆老爹的，他在希迪峡谷有栋小破房子。邻居有一阵子没看见他，不过那时天气冷，大家以为他在家里猫冬。后来他还是没出现，别人就去敲门，发现他屋子上了锁，大家就以为他出门避寒了。结果下了一场大雪，木屋的屋顶塌了，大伙儿赶过去想把他家的东西搬出来。谁料老爹就坐在自己的床上，后脑勺插了一把斧头。那年夏天他淘到了一点金沙，可能就是因此送了命。我们一直没找到凶手。”
“要我用救护车拉走他吗？”医生用香烟指着床上问。
治安官摇摇头：“算了。穷乡僻壤的，大夫，我看他不介意坐经济舱。”
医生戴上帽子，走到门口，八字眉让到一边。医生把门打开：“要我替葬礼付份子钱的话就通知我一声。”他说完就走出去了。
“怎么这么说话。”治安官说。
八字眉开口道：“我们赶快把他处理了，弄出去，我好回去上班。星期一有个电影外景队要来，我会很忙，我还得找个新出纳，那可不容易。”
“你在哪儿招来韦伯的？”治安官问，“他有没有仇家？”
“我看至少有一个，”八字眉说，“林地俱乐部的弗兰克·吕德斯介绍的他。我只知道他会干出纳的活儿，而且能不出错地开张一万美元的债券，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
“弗兰克·吕德斯？”治安官说，“就是那个来这儿投资的阔佬？我没见过他。他干什么的？”
“哈！哈！”八字眉笑了。
治安官平静地看着他：“那儿不是唯一一个良好经营扑克牌赌局的地方，霍姆斯先生。”
霍姆斯先生茫然以对。“我得回去工作了，”他说，“你需要人帮忙移动他吗？”
“不需要。我不打算马上移走他，天亮前会移，不过不是现在。没你的事了，霍姆斯先生。”八字眉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伸手去抓门把。
我说：“有两位德国女孩在这里上班，霍姆斯先生。是谁雇来的？”
八字眉把雪茄从嘴里抽出来，看了雪茄一眼，再把它放回嘴里，仔细叼回原位，然后说：“关你什么事？”
“她们的名字是安娜·霍夫曼和格特鲁德·史密斯，或施密特，”我说，“她俩在湍流木屋合租了一栋小木屋，今晚刚收拾行李离开，格特鲁德就是替莱西太太拿鞋去找鞋匠的那个女孩。”
八字眉直视着我。
我说：“格特鲁德拿鞋子离开以前在韦伯的柜台前停留了片刻。其中一只鞋子里塞了五百美元，这是莱西先生开的玩笑，藏在那里好让他太太发现意外的惊喜。”
“我第一次听说。”八字眉说。治安官一声也没吭。
“那笔钱没有丢，”我说，“莱西夫妇在鞋匠铺里发现钱还在鞋子里。”
八字眉说：“那真是太好了。”他把门拉开走出去，又从身后顺手带上了。治安官并没有阻止他。
治安官走到房间的角落里，往纸篓里吐了一口，然后掏出一大条卡其布做的手帕裹住刀，插进自己的皮带里。他走过去低头盯着床上的尸体，然后扶正自己的帽子朝门口走去。他把门打开，回头看我。“有点棘手，”他说，“不过或许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复杂。我们去莱西家吧。”
我走出去，他把门锁上，钥匙丢进自己裤兜里。我们走下楼，穿过大厅，过马路走到停在消防栓旁的一辆脏兮兮的棕褐色汽车旁边。一个皮糙肉厚的年轻人坐在驾驶座上，看起来就像大部分印第安人，有点营养不良，也有点脏。治安官和我钻进后座。他说：“你认识博赛角的鲍尔温木屋吗，安迪？”
“认识。”
“我们去走一趟，”治安官说，“这边停一下。”他抬头看看天，“今晚是满月，”他说，“真漂亮。”
8
那栋木屋和我上次看到它的时候一样，同样的窗户亮着灯光，同样的车停在敞开的双车位车库里，同样的犬吠声在夜色里爆发。
“什么鬼东西？”车速减慢时治安官问道，“听起来像只郊狼。”
“它有一半郊狼的血统。”我说。
司机回过头来问：“吉姆，停在木屋前面？”
“往前开一点，停在那些松树下面。”
车子安静得像一块黑影似的停在路边。我和治安官下了车。“你留在这里，安迪，别让任何人看到你，”治安官说，“我有我的理由。”
我们走回小路，穿过那道锈门。犬吠声又开始响起。有人打开前门，治安官走上阶梯，摘下帽子。
“莱西太太？我是吉姆·巴伦，普马角的治安官，这位是洛杉矶来的埃文斯先生，你应该认识他吧。我们可以进去坐坐吗？”
女人的脸躲在阴影里，完全看不出任何表情。她微微转头看我一眼说：“可以，请进。”声音毫无生气。
我们走进去。女人在我们身后把门带上。一个灰发的大块头正坐在一张安乐椅上，他放开地上的小狗，直起身子。狗儿蹿过来，飞身在治安官肚子上扑了一下，在空中转个身，刚一落地就开始兜着圈儿转。
“这只小狗真可爱。”治安官把衬衫往裤里塞好。
灰发男子笑得很讨人喜欢。他说：“晚安。”一口白牙友善地闪着光。
莱西太太仍穿着猩红色双排扣外套和灰长裤，脸看起来苍老了些，一副更加忧心忡忡的样子。她看着地板说：“这位是林地俱乐部的弗兰克·吕德斯先生。这是巴农先生和……”她突然住口，视线停在我的肩膀后面。“我没听清楚另一位先生的大名。”她说。
“埃文斯，”治安官连看都没看我，“我是巴伦，不是巴农。”他朝吕德斯点点头，我也朝吕德斯点点头，吕德斯对我们俩露齿微笑。他块头很大，身材健美，看起来开朗乐观。大块头弗兰克，大家的朋友。
他说：“我跟弗雷德·莱西是老朋友，顺道来打个招呼。他不在家，我在等一个朋友开车过来接我。”
“幸会，吕德斯先生，”治安官说，“我早听说你把俱乐部买了下来，一直到现在才有机会见面。”
女人慢慢地坐在椅子边上，我也跟着坐下。名叫亮亮的小狗跳到我膝头上，舔了舔右耳朵，马上又钻到我的椅子下趴着。它趴在下面大声喘气，用那根长毛尾巴拍打着地板。
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窗外的湖面上传来轻微的引擎声，治安官听到了。他的头微微扬起，但是脸上表情没变。
他说：“埃文斯跑来跟我讲了一个奇怪的故事，我想在这儿讲一讲应该没关系，反正吕德斯先生是家里的朋友。”
他盯着莱西太太，没有讲话。她抬起眼睛，但高度还不够跟他对视。她咽了好几下唾沫才点点头，一只手开始在椅子把手上来回摩挲。吕德斯微笑着。
“我希望莱西先生也能在场，”治安官说，“他应该很快就回来了吧？”
女人又点点头。“我想是吧，”她的声音很紧张，“下午他就出去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通常他不会不打招呼就下山，不过以前也不是没有过。没准他有急事。”
“听起来像是急事，”治安官说，“莱西先生好像写了一封信给埃文斯先生，请他立刻赶来，埃文斯先生是洛杉矶的侦探。”
女人不安地挪动一下。“侦探？”她呼吸沉重地问道。
吕德斯爽快地说：“弗雷德无缘无故请侦探干什么？”
“因为那件鞋子里藏钱的事。”治安官说。
吕德斯抬起眉毛，看了莱西太太一眼。莱西太太动动嘴唇，语速飞快地说：“可是我们已经把钱找回来了，巴农先生。那是弗雷德开的一个玩笑，他赌马赢了一点钱，就把钱藏在我鞋里，想给我一个惊喜。我把鞋子连钱一起送去给鞋匠修理，可是等我们去鞋匠铺的时候钱还在鞋里。”
“我姓巴伦，不是巴农，”治安官说，“所以说你的钱一分没少，莱西太太。”
“当然！当然！本来我们想那是旅馆，送鞋去的又是个女佣……哎，我也不知道我们那时怎么想的，反正把钱藏在鞋里很傻。不过钱都找回来了，分文不少。”
“而且是同样的钱？”我问，突然理出一个我不喜欢的头绪。
她没有看我：“当然了，怎么会不一样呢？”
“埃文斯先生的说法却不太一样，”治安官平静地合抱两手放在肚皮上，“有些许差别，和你跟埃文斯先生说的。”
吕德斯的身体突然往前倾，但是脸上还是笑容可掬。我没有动。女人做了一个茫然的手势，手在椅把上不断摩挲。“我……我对埃文斯先生讲……讲了什么？”
治安官慢慢转过头来，严厉地瞪我一眼，再转回去，一只手在肚子上轻拍另一只手。
“我听埃文斯先生说，他稍早曾来拜访过，你跟他讲了钱被调包一事的经过，莱西太太。”
“调包？”她的声音显得出奇的空洞，“埃文斯先生告诉你他今晚来过了？我……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埃文斯先生。”
我根本懒得看她，吕德斯才是我的目标。我看着吕德斯，就像等待着硬币从老虎机里掉出来那么专心。吕德斯笑了几声，划了一根火柴重新点燃嘴上的烟斗。
治安官闭上眼睛，脸上表情似乎有点悲哀。小狗从我椅子底下钻出来，站在房间中央看着吕德斯，然后它走到角落里，钻进长椅椅套的流苏中。一阵嗅闻声传出来，接着是一阵寂静。
“嗯！真是的。”治安官自言自语，“处理这种案件我没什么经验，我们可不像有些地方手脚这么快，山上日子太平得很，几乎没有犯罪事件。”他做了个鬼脸。
然后他睁开眼睛，“鞋里到底藏了多少钱，莱西太太？”
“五百美元。”她小声回答。
“现在钱呢，莱西太太？”
“大概在弗雷德身上吧。”
“他不是要给你吗，莱西太太？”
“本来是的，”她尖声说，“他本来要给我的，可是我现在不需要，住这里不需要花什么钱。或许以后他会开张支票给我。”
“那这笔钱是可能塞进他的口袋里呢，还是会放在这个屋里，莱西太太？”
她摇摇头：“可能在口袋里吧。我不知道。你想搜查这间屋子吗？”
治安官耸耸肩：“当然不想，我想不需要，莱西太太。就算我找到了也没用，反正没被调包嘛。”
吕德斯说：“你说调包是什么意思，巴伦先生？”
“用假钞调包。”治安官说。
吕德斯平静地笑了笑：“那可真有意思，是吧？普马角会出现假钞？假钞在这里流通的机会不大吧？”
治安官忧伤地朝他点点头：“实在没道理，对不对？”
吕德斯说：“而你唯一的情报来源就是这位埃文斯先生。一个自称是侦探的人？应该是私人侦探吧？”
“我也这么认为。”治安官说。
吕德斯又往前倾一点：“除了埃文斯先生，还有谁能证明是弗雷德·莱西请他来的吗？”
“他一定是听到什么风声，才会来这里吧？”治安官的语调里带着忧虑，“而且他知道莱西太太鞋里藏钱的事。”
“我只不过是问个问题而已。”吕德斯柔声说。
治安官突然转身看我，我脸上的笑容已经僵硬了。旅馆的事发生之后，我就再也没找过莱西的信，我知道现在也不必找了。
“你带着莱西写给你的信吗？”他严厉地问。
我把手伸进外套胸口内袋。巴伦的右手放下去又举起来，举起来时，已经握着那把柯尔特手枪。“你的手枪最好先给我。”他咬牙切齿地说，人跟着站起来。
我拉开外套，他在我面前弯下腰把我的自动手枪从枪套里抽走，气冲冲地瞪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插进自己左边的屁股兜儿里，再坐下轻松地说：“现在找吧。”
吕德斯充满兴趣地望着我，莱西太太双手紧握，不断用力绞着，眼睛只顾盯着自己两只鞋中间的地板。
我把口袋里的东西全掏出来：两封信，一些空白的便条纸，一袋烟斗清洁纸，一条换洗手帕。两封信都不是莱西的那封。我把这些玩意再放回口袋，掏出一根烟放进嘴里，擦了一根火柴放在香烟前，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你们俩都赢了。”我说，笑了。
巴伦的脸慢慢涨红，双眼闪着光。他转过头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
吕德斯柔声问：“为什么不顺便检查一下他是否真是个侦探？”
巴伦根本不看他。“这种小事我不在意，”他说，“现在我调查的是一起谋杀案。”
他似乎并没有看吕德斯，也不看莱西太太，他似乎在看天花板的角落。莱西太太打了一个寒战，她的手突然握紧，指关节在灯光下显得又亮又白。她慢慢张开嘴巴，目光往上移动，一声干干的呜咽卡在喉咙里。
吕德斯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小心地摆在身旁立式烟灰缸的边上。他收住笑容，嘴形变得很冷酷，什么话都没说。
时间计算得无比完美。巴伦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来反应，却不给他们任何时间做出调整。他马上就用同样无动于衷的语气说：“一个叫韦伯的男人，是印第安酋长旅馆的出纳，在埃文斯的房里被人用刀捅死。埃文斯当时也在房里，不过事发前被打晕了。所以，他就是我们常常听说、却很少碰见的、所谓的现场目击证人。”
“我并不是，”我说，“是他们把受害人扔在了我脚边。”
女人的头动了一下。她抬起头，第一次正视我的眼睛。她的眼睛深处有丝奇异的光芒，很遥远，充满哀怨。
巴伦慢慢站起来。“我真搞不懂，”他说，“完全搞不懂。不过我想，逮捕这家伙应该没错。”他转向我：“先别跑太快，小子。我总会让别人先跑四十码。”
我没开口。没有任何人开口。
巴伦慢条斯理地说：“恐怕我得请你待在这里等我回来，吕德斯先生。你的朋友若来接你，请你叫他先走。我很乐意待会儿顺路送你到俱乐部。”
吕德斯点点头。巴伦看了壁炉上的钟一眼，十二点差一刻。“像我这样落伍的人实在不适合熬夜。夫人，你觉得莱西先生会不会很快就回来？”
“我……但愿如此。”她做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手势，也可能代表着绝望。
巴伦挪动身子去开门，用下巴对我示意。我走到外面走廊上。那只小狗从长椅下钻出来开始呜咽，巴伦低头看它。
“这可真是只好狗，”他说，“听说它有一半郊狼血统。另一半是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莱西太太喃喃地说。
“听起来有点像我手上的这件案子。”巴伦说完，跟着我来到走廊上。
9
我们一言不发地走回车上，安迪靠在角落里，嘴里叼着半根已经熄灭的香烟。
我们钻进车里。“往前开大约两百码，”巴伦说，“动静大一点。”
安迪发动车子，让引擎高速转动，用力换挡。车子在月光下往上行驶，转过弯，爬上一个披着月光、树影婆娑的小山丘。
“开到山顶上就调头，换空挡倒回去，但别靠太近，”巴伦说，“别让屋里的人看见，调头前先把灯熄了。”
“好。”安迪说。
他在快到山顶的时候，绕过一棵树调了个头，熄了车灯，开始往山下开，然后把引擎熄了。山坡底有一大丛浓密的灌木，几乎长得和硬木一样高。车在此停下。安迪拉起手刹的动作非常慢，车轮几乎没有出声。
巴伦往后靠上后座。“我们穿过小路，走到水边，”他说，“不准发出任何声音，也不准在月光下走。”
安迪说：“好。”
我们钻出车子，小心翼翼地踩着泥地和铺有松针的路面走，穿过圆木堆后的树林，来到湖边。巴伦在地上坐下，然后趴下，安迪和我照做。巴伦把脸凑到安迪面前。
“听到什么没有？”
安迪说：“八个汽缸，不太润滑。”
我侧耳倾听，似乎听到了什么，但并不能确定。巴伦在暗夜里点点头。“注意木屋里的灯光。”他轻声说。
我们监视着。大约过了五分钟，木屋里的灯光依旧亮着，接着传来一声极微弱的、仿佛是想象出来的关门声和木阶上的脚步声。
“聪明，他们没关灯。”巴伦贴着安迪的耳朵说。
我们又等了一分钟，空转的马达突然爆发出轰鸣声，突突地大声响着。这阵噪音逐渐变成低低的吼声，很快就开始变远变小。一个黑影滑出洒满月光的湖水，画出一道漂亮的弧线，激起一串水珠，消失在视线之外。
巴伦掏出一团烟草咬了一口，很自在地嚼起来，然后朝离他脚四英尺的地方吐了口唾沫。随后他站起身，拍掉身上的松针。安迪和我也站起来。
“我实在不应该嚼烟草，”他说，“感觉都不灵敏了，刚才在木屋里我差点睡着。”他举起拿在左手的柯尔特手枪，换了个手，插进屁股兜儿里。
“怎样？”他看着安迪说。
“是泰德·鲁尼的船，”安迪说，“有两个阀门不灵活，消音管上还有条大裂缝。加速的时候听得最清楚，就像刚才那样。”安迪很少这么多话，不过治安官喜欢。
“你确定吗，安迪？很多船的阀门都不灵活。”
安迪说：“那你问我干吗？”听上去有点儿生气。
“好，安迪，别生气。”
安迪哼了一声。我们穿过小路，又钻进车里，安迪发动引擎往后倒，调了个头说：“车灯？”
巴伦点点头，安迪接着把灯打开。“去哪儿？”
“泰德·鲁尼家，”巴伦平静地说，“而且要快，得开十英里。”
“至少二十分钟。”安迪气呼呼地说，“得穿过整个区。”
车子开上柏油环湖公路，又经过黑漆漆的童子军营地和其他几个营地，然后往左转上大路。一直等我们开过村镇，上了通往斯皮克角的路，巴伦才开口。舞亭里的乐团还演奏得很起劲儿。
“我骗到你了吗？”他问我。
“差不多。”
“我哪里做错了吗？”
“你倒是干得漂亮，”我说，“不过我想吕德斯大概没上钩。”
“那位女士沉不住气，”巴伦说，“吕德斯倒很厉害，既镇静，又有眼光。不过我有些地方得手了，他犯了几个错。”
“我能想得出两个，”我说，“一个是他根本不该出现在那里，另一个是告诉我们有位朋友要来接他，以此向我们解释他为何没开车，但是他原本不需要解释。车库里有辆车，你又不知道那是谁的。还有，不应该让船的引擎一直开着。”
“那可没错，”前座的安迪插话道，“你要是试过发动引擎，你就知道了。”
巴伦说：“来拜访人家，怎么会把车停在别人的车库里呢？又没有下雨。小船可能是别人的，可能有对情侣在里面亲热。我倒不觉得他有什么破绽，就是显得太刻意、太想说服我了。”
他往车外吐了一口，那口唾沫像湿布一样啪的一声甩在了后面的挡泥板上。车子划过洒着月光的夜色，转弯、上坡、下坡，经过浓密的松林和牛群休息的平地。
我说：“他知道我身上没有莱西写给我的那封信，因为是他亲手搜我的身拿走了，就在我旅馆的房间里。把我打晕和杀死韦伯的人都是吕德斯。吕德斯知道莱西已经死了，虽然人不是他杀的。所以他才去挟持莱西太太，她以为丈夫还活着，就在吕德斯手上。”
“你把这个吕德斯说得像个大坏蛋，”巴伦平静地说，“吕德斯为什么要杀掉韦伯？”
“因为所有的麻烦都是韦伯惹出来的。这是个犯罪组织，目的是要散播一大批高仿假钞。一次放出五百美元，每张都是新钞，肯定会令人起疑，连像弗雷德·莱西这样粗心的人都起疑了，这可不是在帮组织的忙。”
“你猜测得很有道理，小子。”车子一个急转弯，治安官用力抓着把手，“可是你没有左右邻居盯着你。我得更小心些，这可是我的后院。我总觉得普马角不像个消化假钞的理想地点。”
“好吧。”我说。
“不过，如果吕德斯真是我要抓的人，可能不太好抓。镇子外有三条路，而且林地俱乐部的东边停了半打飞机。我们这里的夏天一向这么热闹。”
“你好像一点都不担心。”我说。
“山里的治安官不必担心太多，”巴伦平静地说，“没人指望他有脑袋。尤其是像吕德斯先生这样的人。”
那艘船由一根短绳系着，躺在水里左右摆动，和别的泊在水里的船没有两样。一张帆布防雨罩遮盖了大部分船身，随意打了几个结。码头后有一条小路，蜿蜒穿过杜松林，与公路衔接。路的一边有个营地，它的标志是个白色迷你灯塔，其中一栋小木屋里传出乐声，但营地里其他木屋都在沉睡。
我们把车停在公路路肩上，从那里走过去。巴伦手里拿了一个大手电筒，不时左照右照。等我们走到水边，到了通往码头那条路的尽头，他用手电筒照着路面，仔细研究。路面上有几道新鲜的车辙。
“你认为呢？”他问我。
“看起来像轮胎印。”我说。
“你呢，安迪？”巴伦说，“这个人很可爱，可是什么都不告诉我。”
安迪弯下腰去研究印记。“新轮胎，很大。”他边说边往码头上走。走了一段又弯下腰指了指。治安官用手电筒照向他指的地方。“嗯，在这里转的弯，”安迪说，“但又能怎样呢？现在这里到处都是新车。如果是十月份，就有点意思了。这里的居民一次都只买一个便宜的轮胎。这几个全是多功能、全天候适用的高级轮胎。”
“看看船吧。”治安官说。
“看什么？”
“看看是不是刚用过。”巴伦说。
“去他的，”安迪说，“我们不都知道它才开过来吗？”
“希望你的猜测是对的。”巴伦温和地说。
安迪一声不吭地看了他一眼，然后朝地上啐了一口，开始往停车的地方走。大约走了十二英尺之后，他回过头来说：“我不是在猜。”他转过头去继续往前走，没入树林之中。
“他有点敏感，”巴伦说，“不过是个好人。”他走到泊船的地方，弯下身去用手摸摸船侧前方防雨布的下面，然后慢慢走回来，点着头，“安迪说的没错，他永远都是对的。你认为这些痕迹是什么样的轮胎留下来的，埃文斯先生？你看出来什么了吗？”
“凯迪拉克V-12，”我说，“双门跑车，红色真皮座椅，后备厢里放了两个手提箱，仪表板上的钟慢了十二分半。”
他站在原地思索这段话，然后点点大脑袋叹息道：“我希望你能靠这个赚钱。”说完就转身走了。
我们走回车上，安迪已经坐在方向盘后面，正在抽烟，两眼穿过灰蒙蒙的挡风玻璃直视前方。
“鲁尼现在住哪里？”巴伦问。
“他一直住的地方。”安迪说。
“那不是在巴斯康路上吗？”
“我也没说不是。”安迪咆哮道。
“我们去一趟。”治安官钻进车里，我跟在他后面上车。
安迪把车调个头，往回开了一英里，然后又开始转弯。治安官突然叫道：“等等。”
他下了车，用手电筒照着路面，然后回到车上。“好像有线索。码头上的轮胎印不能证明什么，可是同样的轮胎印在这里出现就有意思了，他们如果也开向巴斯康路，那就更有趣了。那边废弃的金矿营地肯定有猫腻。”
车开上岔路，慢慢爬坡。路边有很多大石块，山坡上更多，全在月光下闪着白色光芒。车子引擎咆哮着爬了半英里，然后安迪再次停下来。
“好了，木屋到了。”他说。巴伦下车，拿着手电筒往前走。木屋里没亮灯，他又转回车旁。
“他们来过这里，”他说，“送泰德回家，离开后转上巴斯康路。你认为泰德·鲁尼会干坏事吗，安迪？”
“除非他们付钱。”安迪说。
我钻出车子，巴伦和我一起往木屋走。木屋很小，简陋，用松木原木建造，有条木走廊，铁丝固定住锡制烟囱，屋后的树林边上还有个歪歪斜斜的厕所。黑漆漆的。我们来到走廊上，巴伦用力敲门。没有回应。他转了转门把，门上了锁。我们走下去，绕到屋后，查看窗户，但窗户全都关着。巴伦试了后门，也锁着。他用力捶了几下，回音在树林里兜了一圈，一直绕到山坡上的大石块之间。
“他跟他们走了，”巴伦说，“现在他们应该不敢丢下他一个人，或许只是来让他拿点东西。”
我说：“我不这么认为。他们需要的只是鲁尼的船，那艘船今晚早些时候去斯皮克角接走了弗雷德。莱西的尸体，应该是被绑了重物，沉到湖底了。他们一直等到天黑才做这件事。鲁尼人在船上，拿了钱，结果今晚他们又需要用船。或者他们认为不需要一直带着鲁尼。如果他们在巴斯康山谷里有个小窝，拿来存假钞，一定不希望鲁尼知道。”
“你又在猜测，小子，”治安官温和地说，“而且我没有搜查令。不过搜查一下他的房子应该也没关系。你们等我一下。”
他朝厕所走去。我退后六英尺，往木屋门猛撞过去。门抖了一阵，上半部的木板呈对角线裂开。
治安官在我身后说了声“嘿”，仿佛并不是很在乎。
我又退后六英尺，再撞一次。这次我随门摔进了屋内，双手和膝盖着地，趴在一块闻起来像鱼汤的油布上。我爬起来，往上摸到一个圆柄门锁，转了一下。巴伦紧跟在我后面，嘴里发出啧啧声以表示嫌弃。
厨房里面有张木桌子，脏兮兮的木架上面摆了几个碗，炉灶还传出微微热气。没洗的锅搁在上面散发着臭味。我穿过厨房往前面房间走，转动另一个门锁。房内一边摆了张床，铺着床单，上面有条油腻腻的被子。还有一张桌子，几把木椅，一台固定在墙上的老收音机，一个烟灰缸，里面搁着四根抽过的烟头，地上有一堆八卦杂志。
天花板很低，这样房间的热量就不易散失。角落里有扇木板门可以通到阁楼，下方搭着一把木梯。木箱上有个打开的帆布箱子，上面有水渍，里面塞了些衣服和破烂。
巴伦走过去查看那只箱子：“看来鲁尼准备搬家或出门旅行。那些人过来接他，他还没打包完，可是他已经把西装放进去了。像鲁尼这样的人，只有一套西装，不下山的时候绝对不会穿。”
“现在他人走了，”我说，“可是他在家吃了晚餐，炉子还是温热的。”
治安官满脸疑惑地看了那把木梯一眼。他走过去爬上木梯，用头顶把木板推开，举高手电筒在头上四处照照，然后把木板拉上，爬下木梯。
“他把手提箱藏在上面，”他说，“上面还有个旧皮箱。可以走了吧？”
“我没看到附近有车，”我说，“他一定有车。”
“没错，一辆旧的普利茅斯。熄灯吧。”
他走回厨房，查看了一圈，然后我们把灯熄了，走出木屋。我把身后的门掩上，巴伦则在研究留在花岗岩路面上的车辙，一路跟到屋后一棵大橡木树下。地上有几处黑油渍，表示车子经常停在那儿。
走回来时他摇摇手电筒，朝厕所看了一眼说：“你去找安迪，我得再检查一下他的屋子。”
我没说话，望着他沿着小路走到厕所前，拉起门闩，把门打开。我看到他的手电筒照进去，灯光顿时从破烂的屋顶呈几十道光束钻出来。我沿着木屋走回停车的地方，治安官隔了一会儿才慢慢走回来，站在车边又掏出烟草团咬了一口，开始嚼起来。
“鲁尼在里面，”他说，“头部中两枪。”他钻进车里：“死得透透的，根据现场情况判断，我猜有人急着赶时间。”
10
小路陡升了一段，沿着干枯的河床蜿蜒而上，河床里全是大石块。开到超过湖面高度一千或一千五百英尺之后，路面开始变平坦。我们经过放牛的农舍，路上铺的狭窄轨道让车子颠簸起来。然后开始下坡，一片绵延起伏的牧场出现在眼前，几头牛在上面吃草，月光下伫立着一栋亮着灯的农庄。我们拐弯驶上一条比较宽阔的路，安迪把车停下，巴伦拿着他的大手电筒下了车，慢慢沿着路面寻找踪迹。
“往左转，”他直起腰说，“还好那辆车留下轮胎印之后，没有别的车子经过这里。”他钻回车上。
“左转不通向旧矿坑，”安迪说，“往左是到沃登家，然后就是水坝。”
巴伦安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下车用手电筒照了照。他朝右手边的三岔路口发出一声惊叹，然后回到车上，把手电筒啪的关掉。
“右边也要走，”他说，“不过先往左。他们按原路折回了，不过在此之前肯定先去了西边什么地方，我们沿着他们的路线走。”
安迪说：“你确定他们是先往左走，而不是最后往左走？左边可就下高速了。”
“没错，右边的痕迹盖在了左边之上。”巴伦说。
我们往左开。山谷里零星分布的小圆丘上都覆盖着硬灌木，有些已经枯死。这种灌木长到十八或二十英尺高就会死掉，树干上的树皮会自动脱落，在月光下呈现灰白色。
我们开了大约一英里，一条窄路突然通向北边。安迪停下车，巴伦又钻出去用手电筒照，他晃晃大拇指，安迪转个方向让他上车。
“那些人太不小心了。”他说，“真是一点也不小心。不过，他们也想不到安迪光靠耳朵听就能知道他们开的是哪艘船。”
小路钻进一道山谷，两旁树丛很密，一路擦着车身。接着是急转弯，然后车子盘上一道山脊。一栋小木屋出现在眼前，紧靠着山坡，四周都被树木环绕着。
突然，从屋里或者是非常靠近屋子的地方，传出一声长长的嚎叫，然后变成一阵短促的吠叫声，但是吠叫突然又被喝止了。
巴伦才开口说：“熄……”安迪已经把车灯关了，停在路旁。“可能来不及了。”他不动声色地说，“如果有人在放哨，一定看到我们了。”
巴伦下了车：“听起来好像郊狼在叫，安迪。”
“嗯。”
“郊狼离住户这么近，不太可能吧，安迪？”
“不，”安迪说，“灯一熄，郊狼马上就会到木屋附近翻垃圾。”
“也有可能是那只小狗。”巴伦说。
“或是一只母鸡在下蛋。”我说，“我们还在等什么？可以把我的枪还我了吧？我们是想逮人，还是想写侦探小说？”
治安官从左屁股兜儿里掏出枪递给我。“我不着急，”他说，“因为吕德斯不急。如果他想溜，早就溜了。他们急着做掉鲁尼，因为鲁尼知道他们的底细。可是现在鲁尼什么都不知道了，因为他死了，他的屋子上了锁，车子也开走了。如果我们没有撞烂他家后门，他可以待在厕所里一两个星期都不会有人起疑。那些轮胎印好像很打眼，不过那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出发地，他们没有理由担心我们会发现尸体。所以我们从哪儿开始呢？哦，我一点都不急。”
安迪弯身取出一把猎枪，打开左车门下了车。
“那只小狗在里面，”巴伦平静地说，“表示莱西太太也在里面，而且还有人看着她。我看我们最好去瞧瞧，安迪。”
“我希望你觉得害怕，”安迪说，“因为我怕。”
我们穿过树林，离木屋大约二百码。夜色非常安静，连距离这么远我都听得见开窗的声音。我们走了大约五十英尺，安迪在最后，锁了车，然后绕了个大圈抄到右边。
快接近木屋时，屋里毫无动静，也没有灯光。郊狼或小狗亮亮没有再叫唤。
我们逼近木屋，距离不超过二十码，巴伦和我的距离差不多。木屋造得很粗糙，有点像鲁尼的家，不过大一些。后面有个敞开的车库，但里面是空的。木屋前有条用碎石铺成的走道。
木屋里突然传出急促的挣扎声，接着是一声狗吠，马上又被喝止。巴伦立刻平趴在地上，我也照做，但什么事都没发生。
巴伦慢慢起身，开始一步一步往前走，每走一步都停一下。我待在原地没动。巴伦走到屋前的空地，踏上走廊阶梯。他站在那儿，身形高大，柯尔特手枪握在身侧。他的身影和月色极不协调，看起来像是完美的自杀姿势。
什么事都没发生。巴伦走上最高一级阶梯，转身紧贴墙壁。他左边有扇窗户，门在他右边。他换个手拿枪，伸手用枪柄用力敲门，接着立刻又换手握枪，贴回墙上。
小狗在屋里嚎叫，一只握着枪的手从敞开的窗户底下伸出来，左右试探。
距离太远，我不一定能射中，但我必须开枪。自动手枪的爆裂声被猎枪的低吼淹没。那只手一瘫，枪掉到走廊上。手又往外伸出来一些，手指抽搐了几下，开始抓窗沿。接着又缩回窗内。小狗继续嚎叫。巴伦就在门边，正在顶门。安迪和我从不同方向拼命往木屋冲过去。
巴伦把门撞开，一束强光突然倾泄出来，看来屋内有人刚开了一盏灯。
巴伦进屋那一刻，我刚好冲上走廊，安迪就跟在我后面。我们相继冲进客厅。
莱西太太站在房间中央的桌旁，桌上有盏油灯，狗抱在她怀里。一个金发的大块头男子歪坐在窗下，呼吸沉重，一只手胡乱地想抓住那把已经掉到窗外的枪。
莱西太太放开双臂，让小狗跳下地，它立刻飞身一跃，用它的小鼻子撞了一下巴伦的肚皮，把他外套里的衬衫扯出来，然后再跳回地上，围着他绕圈，摇着尾巴，表示它有多么开心。
莱西太太整个人像被冻住一样，脸上的表情比死亡还空洞。地上男人沉重的呼吸声中夹杂着几丝呻吟，他的眼睛迅速张开又闭上，嘴唇嚅动，吐出粉红色的泡泡。
“这只小狗真乖，莱西太太，”巴伦把衬衫塞回去，“不过这个时候带狗不太方便吧。”
他看看地上的金发男人，那人眼睛圆睁，但眼神没有焦距。
“我没对你说实话，”莱西太太语速很快地说，“我是不得已的。我先生的命就靠我了，吕德斯扣住了他，就藏在这附近，但不知道在哪里，不过他说并不远。他现在就去带他过来，我什么都不能做，治安官，我……我很抱歉。”
“我知道你没说实话，莱西太太。”巴伦平静地说。他低头看了自己的柯尔特一眼，把它放回后兜儿里：“我知道原因。但是你先生已经死了，莱西太太。他已经死了一阵子了，埃文斯先生见到了他的尸体。我知道这很难接受，夫人，可是我最好现在就告诉你。”
她没动，好像也没呼吸。然后她缓慢地走到一把椅子旁坐下，把脸埋进两只手掌里。她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不发一声。小狗哀号了几声，钻进她的椅子底下。
地上的男人试图坐起身，动作很缓慢、身体不协调，眼神很空洞。巴伦走到他身边弯下腰。
“你伤得很重吗？”
那人用左手压着自己的胸口，血从他的指缝间流下来。他慢慢举起右手，直到右臂僵直，指着天花板的角落。他的嘴唇颤抖了一阵，僵住，然后含混地说：“希特勒万岁！”
他向后倒下，再也没动，喉咙发出一阵咕噜声后，也没了声响。房内一片死寂，连那只狗也不声不响。
“这人一定是纳粹，”治安官说，“你听到他说啥没？”
“嗯。”我说。
我转身走到屋外，走下阶梯，穿过树林，走回车旁。我在脚踏板上坐下，点燃一根火柴，一边抽烟一边思考。
过了一会儿他们全都回来了。巴伦抱着小狗，安迪左手拿着猎枪，年轻的脸上写满震惊。
莱西太太上了车，巴伦把小狗递给她。他看着我说：“在这里抽烟犯法，小子，要离木屋五十英尺以上才行。”
我把香烟扔在灰色的泥地上，用力踩灭，然后钻进前座，坐在安迪旁边。
车子再度发动，我们驶回那条所谓的大路。很久都没有一个人说话。然后，莱西太太用很低的声音说：“吕德斯提到一个词，听起来像是斯洛特，是跟被你们打死的那个人说的，那个人叫寇特。他们都说德语。我懂一点德文，可是他们说得太快，斯洛特听起来不像德语，这对你们有帮助吗？”
“那是附近一个旧矿坑的名字，”巴伦说，“斯洛特矿坑。你知道地方吧，安迪？”
“嗯。那个人是被你打死的，对吧？”
“大概吧。”
“我从来没有杀过人。”安迪说。
“也许是我，”我说，“我对他开了枪。”
“不，”安迪说，“你的位置不够高，不可能射中他胸膛。我够高。”
巴伦说：“带你去那栋木屋的有几个人，莱西太太？这种时候问你问题实在不合适，不过我必须要问问。”
那个毫无生气的声音说：“两个。吕德斯，还有被你们杀掉的那个人，他开的船。”
“他们在途中有没有停下来过，比如说湖的这边？”
“有，他们在湖旁的一个小木屋停下，吕德斯开车，那个叫寇特的男人下车，我们继续往前开。开了一会儿，吕德斯把车停下，寇特开了一辆旧车跟上来。他把那辆车开进几棵柳树后面的山沟里，然后跟我们回来。”
“这样就够了。”巴伦说，“只要抓到吕德斯，我们的工作就完成了，只不过我还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什么都没说。我们驶到那个三岔路口，开上回湖滨的那条路，行驶了四英里左右。
“最好在这儿停一下。剩下的路我们走过去，你留下。”
“不，我不想留在这里。”安迪说。
“你留下，”巴伦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坚决，“这里有一位女士需要你照顾，今晚你已经杀过人了，我只要你别让这只小狗发出任何声音。”
车子停下来。巴伦和我下了车，小狗呜呜叫了一声就安静下来。我们离开路面，开始穿越一片长着松树、灌木和硬木的平野。我们不发一言地走着，鞋底发出的声响在三十英尺之外，除了印第安人，没人能听见。
11
几分钟后，我们走出树丛，前面是一片开阔的平地。夜幕中悬挂着一片蜘蛛网状的东西，下面堆了几堆废土，一套洗矿箱，一个叠着一个，仿佛一个迷你冷却塔，一根不见尽头的皮带从人工渠通向那里。巴伦把嘴凑到我耳朵边上。
“很多年没人用了，”他说，“已经没有价值了。两个大男人辛苦工作一整天，可能才淘出一分钱这么重的金子。六十年前好多人累死在淘金热里。前面那个冷却机房厚得可以防子弹。我没看见车子，可能停在后面，或是藏起来了。应该是藏起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我点点头。我们穿过那片空旷地，月光亮如白昼，我有点兴奋，就像上了膛的枪一样。巴伦似乎很自在，把柯尔特手枪贴在身侧，大拇指扣在保险上。
冷藏车一侧突然亮起灯，我们猛地趴下。那道灯光从一扇半掩的门里射出来，地上是一块黄色的木板和一支黄色的箭头。月光下有人走动，然后是水泼到地上的声音。我们等了一会儿，才爬起来继续往前走。
假装成印第安人并没有用。他们可能走出那扇门，也可能待在里面，如果出来的话，肯定会看见我们，不论是走，是爬，还是躺着。这片空地上什么也没有，月光又那么亮，一切一览无遗。我们的鞋底有些磨损，脚下的土很硬，这里经常有人走动，土被踩得很实。我们走到一个沙堆旁停下来，我听着自己的呼吸声。我并没有气喘吁吁，巴伦也没有，可我却对自己的呼吸声感兴趣极了。我一向觉得它理所当然，此刻却十分珍惜。我希望还能听很久，但心里也没底。
我并不害怕。我个子高大，手里又有枪。不过，木屋里的那个金发男人不也是个手里有枪的大块头吗？而且他还有一堵墙可以藏身，但我并不害怕，只是想到很多小事情。我想到巴伦的呼吸声似乎太大了点，又想到我如果开口提醒他，说话声岂不是比他的呼吸声更大？我就是这样，老是想些小事儿。
那扇门又打开了。这一次里面没亮灯，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拎着一个似乎很重的手提箱走出来。他提着箱子沿着车边走，嘴里咕哝着。巴伦紧紧抓着我的手臂，轻轻地冲我发出嘘声。
拎手提箱的小个子走到车尾，转过弯去。我想到虽然这个沙堆不高，也许还能掩护我们。而且如果小个子没想到会有客人来，没准也不会注意到我们。我们等他回来，但等了很久也没见其踪影。
一个清晰的声音在我们身后说：“我手里有一把机枪，巴伦先生，请举起双手。只要你有任何其他的动作，我就开枪。”
我很快就举起双手，巴伦稍微迟疑了一下，接着也举了手。我们慢慢转身，弗兰克·吕德斯离我们约四英尺远，一把机枪举在腰间。那把枪的枪口大得像洛杉矶第二大道的隧道口。
吕德斯平静地说：“我还是喜欢你们面朝另一边。等查理从车子那儿回来，就会进去开灯，然后我们再一起进去。”
我们只好面向那辆又长又矮的汽车，吕德斯吹了一声很响的口哨。小个子从车尾角落里出来，停了一下，朝门的方向走。吕德斯大叫：“开灯，查理，我们有客人了。”
小个子安静地走进冷藏车。我听到划火柴的声音，里面亮了。
“现在，二位里面请。”吕德斯说，“别忘了死神紧跟在你们后面，好自为之。”
我们往里走去。
12
“去拿他们的枪，再搜搜看还有没有别的武器，查理。”
我们背靠墙站着，旁边是一张长长的木桌，木桌两边各摆了一张长凳，桌上的盘里摆了一瓶威士忌和两个杯子，一盏防风灯，和一盏农舍常用的老式厚玻璃油灯。两盏灯都燃着，一只小碟里堆满火柴，另一只里满是烟灰和烟头。桌子对面的屋角里有个小暖炉和两张行军床，一张乱糟糟的，另一张被子叠得很整齐。
小个子日本人凑过来，眼镜片闪着光。
“有枪，”他说道，“不太好。”
他卸下我们的枪，顺着桌面推给吕德斯，接着用小手灵活地搜身。巴伦满面通红，可是没吭一声。查理说：“没别的枪，我很满意，两位先生。我觉得今晚夜色不错，你们是在月光下野餐吗？”
巴伦怒哼一声。吕德斯说：“请坐，两位先生，告诉我，我能为二位做些什么。”
我们坐下，吕德斯跟着在对桌坐下。两把枪都摆在他面前，他把机枪也架在桌上，左手稳稳地握着枪身，眼神沉着而凌厉，脸色不再招人喜欢，不过还是一副聪明的样子。
巴伦说：“我得嚼点烟草，保持清醒。”他掏出烟草团，咬下一口，放回身上，然后静静嚼了一会儿，一口吐在地板上。
“把你的地板弄脏了，”他说，“希望你别介意。”
日本人坐在那张整洁的床上，两脚够不到地板。“我不喜欢，”他不满地说，“臭死了。”
巴伦根本不看他，只是平静地说：“你打算杀了我们，溜之大吉，吕德斯先生？”
吕德斯耸耸肩，放下机枪，往墙边靠去。
巴伦说：“你留下了太多痕迹，只除了一样你想不明白，那就是我们怎么知道从哪儿开始跟踪。你没料到，所以才这么大意。可是我们到的时候，你又在等我们，我搞不懂这一点。”
吕德斯说：“因为我们德国人都是宿命论者。当事情进行得太顺利时，比如今天晚上——除了韦伯那个笨蛋——我们就开始起疑心。我对自己说：如果没有留下蛛丝马迹，他们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跟踪我到湖这边来。他们没船，我也没被任何一艘船跟踪，他们一定找不到我，绝对不可能。然后我又对自己说：‘就因为一切迹象都显示他们不可能找到我，所以他们肯定会找到我，所以我得守株待兔。’”
“然后叫查理把一箱箱钞票搬到另一辆车上。”我说。
“什么钞票？”吕德斯似乎没在看我们俩，他似乎在往自己心里看。
我说：“那些你用飞机从墨西哥运来，一张张簇新的十美元钞票。”
吕德斯那时才看我一眼，然后冷漠地说：“我亲爱的朋友，你不是认真的吧？”
“哈！世上最简单不过的道理。边防巡逻队现在没有飞机，不久前虽然有几架巡防机，可是什么也没逮到，所以就被撤掉了。一架飞机从墨西哥境内飞过边境，降落在林地俱乐部，那是吕德斯先生的飞机。吕德斯先生是俱乐部的股东，又住在这里，谁会怀疑？但是吕德斯先生并不想把五十万假钞藏在自己的木屋里，所以他在这里找了一个旧矿坑，把钞票藏在冷藏车里。冷藏车既固若金汤，又一点都不起眼。”
“你让我很感兴趣，”吕德斯平静地说，“请继续。”
我说：“这批钞票几乎可以以假乱真，我们已经做出一个报告，只有犯罪组织才能弄到墨水、纸张和模子。而且这个组织不是普通的诈骗团伙，而是政府组织——纳粹政府。”
日本人跳下床，嘴里啧啧作响。吕德斯面不改色地说：“我还是很感兴趣。”他简洁地说。
“我可不觉得，”巴伦说，“我觉得你越讲越离谱了。”
我继续说：“几年前，俄罗斯人也耍过同样的把戏，在这里洒下一大批假钞，筹钱搞间谍活动，同时还希望搞垮我们的金融机构。纳粹没那么傻，他们只想拿美金去中南美洲活动，但是要用旧钞票，不能用价值十万美元的新钞到银行去开户。治安官一定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会选上这种小地方，每个居民都很穷的度假山村。”
“可是像你这样的天才，却不觉得奇怪，对不对？”吕德斯冷笑道。
“其实我也不觉得奇怪，”巴伦说，“我只是不喜欢在我的地盘死那么多人。我很不习惯。”
我说：“你选这个地方，是因为把钱送进来非常容易。美国境内这样理想的地点有上百个，这是其中之一——既没有什么警力，夏天里又有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出入，飞机进来也不会遭到检查。不过这不是唯一的理由，最主要是因为这里流通大批钞票很容易，只要幸运之神眷顾你。可惜你并不幸运。你的手下韦伯干了件蠢事，让你从此一路倒霉。你想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只要你有足够的人手，就很容易让假钞流通吗？”
“愿闻其详。”吕德斯拍拍机枪的枪身。
“因为每年夏天这几个月，这里人口激增，假期和周末甚至多达两万到五万人，这意味着很多钱从外面进来，很多生意成交。可是这里没有银行，结果就是由旅馆、酒吧和商家准备现金来兑换支票，所以旅游旺季他们的储蓄几乎全是支票，现钞都在市面流通，直到这一季结束为止。”
“我觉得你的理论非常有意思，”吕德斯说，“不过要是由我来主持这个计划，我一定不会在这里放出太多钱，大概放一点就收手。我会先试探市场，看看反应如何。还有一个理由你没想到，因为这里货币流通很迅速，万一被发现是假钞，也很难查出来源。”
“没错，这样做的确比较聪明，”我说，“你很坦诚，不错。”
“对你而言，”吕德斯说，“我坦诚与否，都无关紧要。”
巴伦的身子往前倾：“听着，吕德斯，杀了我们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仔细想想，我们之间并没有过节。韦伯可能是你杀的，可是在这种地方，要证明这一点还很难。就算你贩假钞，被人逮到了，也不会被判死刑。现在我皮带上正好有两副手铐，我建议你跟你的日本朋友戴上它跟我走。”
日本人查理说：“哈！这人真搞笑。一定是个笨蛋。”
吕德斯轻轻笑道：“你把东西都放上车了，查理？”
“还剩最后一箱。”查理说。
“最好现在就去放，然后发动引擎，查理。”
“听着，这样没用，吕德斯。”巴伦赶紧说，“我还有个带猎枪的手下守在树林里，今晚月色这么亮，你虽然有厉害武器，但要和猎枪较劲，胜算比我和埃文斯想制住你高不了多少。除非你带我们一起走，否则你绝不可能活着出去。他看着我们走进来，他只会等二十分钟，然后就会找人来把你炸出去，那是我的命令。”
吕德斯平静地说：“这份工作很困难，连我们德国人都觉得困难。我很累，我犯了一个错，用了一个笨蛋，干了一件蠢事，他为此杀了一个人，因为那个人知道他干了什么事。不过这也是我的错，不可原谅的错。我的生命已经不重要了。把手提箱拿到车上去，查理。”
查理很快走到他身边。“我不喜欢。”他尖声说，“手提箱这么重，外面有人拿猎枪。送死吗？”
吕德斯慢慢露出一个微笑：“瞎扯，查理。如果他们留了人在外边，早就进来了。所以我才让他们讲这么多话，就是想确定是不是就他们两个。没错，查理，就他们两个。”
查理不爽地说道：“好吧，但我还是不喜欢。”
他走到角落，拎起立在那儿的一个手提箱，那箱子重得他几乎拎不动。他慢慢走到门边，把箱子放下，叹了一口气，把门拉开一条小缝，看看外面。“没看到人，”他说，“可能真的在撒谎。”
吕德斯若有所思地说：“我应该把那个女人和狗也杀了。我太心软了。寇特怎么样了？”
“不知道。”我说，“他在哪里？”
吕德斯瞪我一眼：“站起来，两个人都站起来。”
我站起来，后背发凉。巴伦也站起来，脸色铁灰，两鬓的白发被虚汗弄得闪闪发光。他脸上全是汗，可是下巴还在那儿嚼啊嚼的。
他小声说：“这件差事你赚了多少钱，小子？”
我低声说：“一百美元。已经被我花掉了一些。”
巴伦用同样低的声音说：“我结婚四十年，他们每月付我八十美元，连房子加木柴，不够花。去他的，我也该挣一百美元。”他苦笑一下，吐了一口烟草汁，然后看着吕德斯。“该死的纳粹杂种。”他说。
吕德斯缓缓拿起机枪，嘴唇往后咧，露出牙齿，发出嘶嘶声。然后他又慢慢把机枪放下，把手伸进外套里。他掏出一把鲁格自动手枪，用拇指把保险扳开。他把枪移到左手上，站在那儿静静地看着我们。所有表情逐渐从他脸上退去，面如死灰。他举起手枪，同时右手臂很快僵直地抬高到肩膀的高度。
“希特勒万岁！”他尖声喊。
他很快把枪口放进自己嘴里，扣动扳机。
13
日本人尖叫一声，夺门而出。巴伦和我朝桌上扑过去，抢到自己的手枪。血滴到我手背上，吕德斯靠着墙慢慢往下滑。
巴伦已经奔出门外。我赶到他身后，看见日本人正拼命往山下的一堆树丛方向跑。
巴伦站稳脚跟，把他的柯尔特手枪举起来，又放下去。
“他还不够远，”他说，“我永远都让别人先跑四十码。”
他再度举起柯尔特手枪，身子稍稍一偏，手枪蓄势待发，巴伦微微低头，手臂、肩膀和右眼成一直线。
他保持不动，等了很久，然后手枪怒吼一声，枪声重重往回一震，一缕轻烟在月光下升起又消失。
日本人继续往前跑。巴伦把枪放下，看着他扑进那堆树丛里。
“妈的，”他说，“没打中。”他迅速看我一眼，立刻又看往别处，“可是他跑不远，附近没别的掩体，那双短腿连松果都跳不过去。”
“他有枪，”我说，“放在左边腋下。”
巴伦摇摇头：“不，我注意到枪套是空的，大概被吕德斯拿走了，我觉得吕德斯原本想在他离开前把他干掉。”
车灯在远方出现，一辆汽车绝尘而来。
“吕德斯为什么突然心软了？”
“我想他大概自尊心受伤了吧，”巴伦若有所思地说，“这么一位大组织首脑，居然栽在我们两个小人物手里。”
我们绕到冷藏车后面，一辆全新的跑车停在那儿。巴伦大步走过去把车门打开。路上那辆车已经快开过来了，它转个弯，两道远光灯照在跑车上。巴伦往车里瞪了几秒钟，然后气鼓鼓地摔上车门，往地下吐了一口。
“凯迪拉克V-12，”他说，“红色真皮座椅，后备厢里有几个手提箱。”他又探头进去，打开手电筒：“现在几点？”
“差十二分钟两点。”我说。
“这个钟可没慢十二分半，”巴伦很生气地说，“这点你说错了。”他转过身来面对我，把头顶的帽子往后推。“见鬼，你看到它停在印第安酋长旅馆前对吧？”
“没错。”
“我以为你真是个聪明人呢。”
“没错。”我说。
“小子，下次我要挨枪子儿的时候，你能不能过来陪我？”
车子开到离我们几码的地方停下，小狗开始吠叫。安迪伸出头来叫道：“有没有人受伤？”
巴伦和我走到车旁。车门打开，一只银色的小狗跳出来奔向巴伦。它在大概四英尺之外飞身一跃，跃到半空中，两只前爪往巴伦的肚皮上一按，立刻跳回地上，开始绕着他打转。
巴伦说：“吕德斯在里面自杀了，下面那堆树丛里有个日本小子，我们得把他逼出来，这里还有三四箱假钞得处理。”
他转过头，凝望远方。结实厚重的身影宛如磐石。“这样美好的夜晚，”他说，“却充满了死亡气息。”
注释：
[1]此处侦探更名为约翰·埃文斯（John Evans）。
[2]原文为德语。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