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诉我，他确实是我的继承人。但是，在我的死亡没有得到证实，在没有获得我死亡的确切消息之前，他就不能作为我遗嘱的执行人。再说，这远隔重洋的事，他也不愿意参预。不过，他已经把我的遗嘱向法院登记过，而且提出了产权要求，如果他能拿出我已死亡的证明，他早已根据财产委托权，接管我的糖厂，并且派他目前在巴西的儿子去管理了。
“可是，”老人家说，“我还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这个消息，你可能不太容易接受，当时我们都相信你已经死了，其他的人也这样认为，你的合股人和代理人就把你的财产头六七年的利息交给了我，我都收下了。不过那时候种植园正需要增加设备，建立糖厂，又要买奴隶，所以数目没有后来那么大。不过，我一定要把我一共收了多少，以及我是怎么处理的，给你一份可靠的清单。”
我和这位老朋友又连续谈了几天。他给了我一份我种植园最初六年收入的明细账，上面有我的合股人和两位代理人的签名。记载的都是现货，如成卷的烟叶、成箱的糖，还有糖厂的其他产品，像甘蔗、酒、糖浆等等。从账目上可以看出我的收入每年都有显著的增加。不过，正如前面所说，由于头几年开支较大，数目是很小的。尽管这样，老人家还是老老实实告诉我，他还欠我四百七十块葡萄牙金币，另外还有六十箱糖、十五大卷烟叶。这些东西都在他的船上损失掉了。因为我离开巴西十一年以后，有一次回里斯本，船只出了事。
这位善良的老人向我诉说了他的不幸遭遇，说他万不得已，才拿我的钱去弥补损失，在一条新船上入了一点股。“不过，老朋友，”他说，“你要用钱的时候，是有钱的。等我儿子回来，我就可以把钱还给你。”
说着，他拿出一个旧钱袋，给了我一百六十个葡萄牙金币，又开了一张证明，出让他在他儿子开到巴西的那条船上的个人股权（他在那船上有四分之一的股份，他儿子也有四分之一的股份），交给我作为其余欠款的担保。
这位可怜的人的正直和善良大大感动了我，我简直听不下去了。回想起他过去对我的好处，回想起他怎么把我从海上救起来，一直待我都那么慷慨，尤其是他现在又这么真诚友善。听他这么说，我禁不住哭了起来。我问他，目前情况下他能不能拿出这么多的钱，拿出这么多会不会使他手头拮据？他告诉我，当然会拮据一点，可是，这毕竟是我的钱，而且我或许比他更需要钱。
这位善良人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出于诚挚的友爱。他一边说，我一边不住地流泪。我只要了一百个葡萄牙金币，并让他拿来笔墨，写了一张收据给他，其余的钱都还给了他。我告诉他，如果我能收回种植园，我就要把这一百金币还给他——这一点我后来果然做到了。至于那张股权出让证，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收的。如果我需要钱，我知道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一定会给我的。如果我能收回他认为我有理由收回的产业，有钱了，我永远不会再向他要一分钱。
这之后，老人家又问我，是否需要他替我出主意收回我的种植园。我告诉他，我想亲自去一趟。他说，如果想去，走一趟也可以。但如果我不想去，也还有别的办法保证我的产权，而且可以马上把利息拨给我使用。现在里斯本的河里正有一批船只要开往巴西，他劝我带上他宣誓证明我还在人世，声明我就是当初领取土地、建立种植园的那个人的笔供，重新到官方登记处去登记。
我把他的笔供请官方公证人证明了，并请他给我起草了一份委托书，然后他又叫我把这两份文件连同他的一封亲笔信一起寄给他认识的一位巴西商人，建议我就住在他家里静候回音。
委托手续办得非常公正，过了不到七个月，我便从两位代理人（我正是因为他们才航海的）的后代那里收到一个很大的包裹，里面包着下列信件和资料。
其一，是我土地或种植园收入的流水账，从他们的父亲和这位葡萄牙老船长结算的那一年算起，共六年，应该付给我一千一百七十四个葡萄牙金币。
其二，是政府接管前，种植园作为失踪的人（法律上叫“民事死亡”）的产业，由他们保管的四年里的账目，这笔钱，由于种植园的价值逐年提高，合计为三千二百四十一个葡萄牙金币。
其三，是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的账单。他已经收了十四年的利息。他很诚实地宣布，除了医院方面用去的钱以外，余下的还有八百七十二个葡萄牙金币。他说记在我的账上。至于国王收去的那部分，是不能再发还的。
其四，是我的合股人给我的一封信。他亲切地恭贺我还活在人世，并向我报告了我们产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每年有多少收益。他详细地描述了我们产业的情况：田地一共有多少英亩，怎么种植的，有多少奴隶，还画了二十二个十字架为我祝福，并告诉我他曾不断地祈祷，为我活在人间感谢圣母。他热情地邀请我到巴西去收回我的产业。同时要我告诉他，如果我不亲自前去，应该把我的财产交给什么人。在信的最后，他代表他本人及全家送给我七张精致的豹皮作礼物，以表达他们的深厚友情，这些豹皮看来是他派到非洲去的其它船只给他带回来的，而他们的航行，看起来比我的要成功得多。他又送了我五箱上好的蜜饯和一百枚略小于葡萄牙金币但没有铸造过的金元。
通过这批商船，我的代理人的后代又给我捎来了一千二百箱糖、八百箱烟叶和属于我账上的全部金币。
我现在可以说是晚景胜于早年了。当我看到这些信件，尤其是当我看到眼前的这些财富的时候，我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那些巴西的船只向来是成群结队而来的，因此，给我带信来的船队同时也给我带来了全部货物。信还没有送到我手里，财产早已安安稳稳地停在里斯本河里了。总之，一得到这个消息，我顿时面无血色，内心异常难过。若不是老人家赶忙去给我拿了点酒提神，我相信这场突如其来的喜讯一定会使我精神失常，当场死去的。
虽然喝了提神酒，但我还是继续难受了好几个小时。最后请来了医生，问明病因，给我放了血，才略感轻松了一些，慢慢好起来。我确信，如果我的激动情绪不用这种法子发泄出来，我早就死了。
我现在突然间成了拥有五千英镑现款的富翁，并且在巴西还有一份产业，每年可以稳稳地收入一千英镑以上，就像英国的田产一样稳靠。总之，我现在的处境，连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该怎么平静地去享用。
拿到这些钱，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答我那最初的恩人，即那位好心的老船长。当初我遇难时，他曾经以仁爱之心待我，并且自始至终对我友善、诚实。我把收到的所有东西都给他看了。我告诉他，除了主宰我们一切的上帝外，我能够有今天，全是靠了他的帮助。我现在既然有能力，就要百倍地报答他。于是我先把从他那儿拿来的一百葡萄牙金币退给他，然后又请来一位公证人，起草了一份字据，把老船长承认欠我的四百七十葡萄牙金币全部彻底地取消或豁免了。这项手续办完后，我又请他起草了一份委托书，委托老船长做我那种植园年息的管理人。让我那位合股人向他汇报账目，并且把我应得的利润交原来的船队带给他。同时我又在委托书后加了一条，老船长在世之日，每年从我的财产中拿出一百葡萄牙金币送给他，他死后，每年拿出五十葡萄牙金币送给他儿子。这样，我总算报答了这位老人。
现在我必须考虑我下一步的行动，想一想怎么处置上帝赐给我的这份产业了。说实话，与在岛上过那种孤寂生活的时候相比，我现在需要更加慎重。在岛上，我除了我所有的，什么都不需要，除了我所需要的，什么都没有。可现在，我的担子很重，必须妥善安排它。我现在没有山洞可以藏钱，也没有一个把钱放在那里，不用锁，就是长了霉，生了锈，也没人动它的地方。而我现在真不知道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交给谁才好，只有这位老船长是个诚实正直的人，也是我惟一可以托付的人。
再说，为了我在巴西的利益，我似乎应该去一趟。然而，我若不把这里的事情料理清楚，把我的财产托付到可靠的人手里，我又怎么能去呢？起初，我想到一位老朋友，即那位寡妇。我知道她是绝对诚实可靠的，一定不会骗我。可是她已经上了年纪，又很贫穷，并且据我所知，还欠着债。因而，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自己带着财产回英国去。
话是这样说，我还是过了好几个月才把这件事决定下来。既然我已充分报答了我从前的恩人——老船长，并且使他心满意足，我又开始想到那位可怜的寡妇。她的丈夫是我第一个恩人，而她本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曾是我忠实的管家和指导者。所以，我第一步就是请里斯本的一位商人写信给他在伦敦的关系人，除了请他替我兑一笔款子外，还要请他亲自找到她，替我带一百英镑现款给她。并且还要同她面谈一次，安慰一下贫困中的她，告诉她，只要我活着，以后还会接济她的。同时，我又给我那两个在乡下的妹妹每人送了二百英镑。她们虽然不算贫穷，但日子过得并不太好：一个嫁人后成了寡妇；一个虽然有丈夫，却对她不大好。然而，在所有的亲戚朋友当中，我还是找不出一个可以放心大胆地托付巨额资金、让我毫无后顾之忧安心到巴西去的人。这件事，真让我伤透了脑筋。
我曾经一度想到巴西落户。因为我从前曾经入过巴西籍。可是对宗教问题我有点顾虑，因此就把这个计划压了下来。关于这个问题，我下面还要谈到。不过我暂时不到那里去，并不完全是宗教上的缘故。因为我当年在巴西的时候，既然已经毫不犹豫地加入他们的宗教，现在当然更没什么顾虑了。不过最近我对这个问题考虑得比较多一些，每当想到将来要老死在他们中间，就有点后悔自己不该做了旧教徒，不愿意以旧教徒的身份死去。但是，我前面说过，这还不是我不到巴西去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我不知道把我的动产交给什么人照管才好。因此，我终于决定带着我的动产回到英国去。我想，只要我到了那边，一定可以结交到一些朋友，或是找到某些忠于我的亲戚。于是我就准备带着我的全部财产回英国去。
为了在回家前把事情料理清楚，又因为开往巴西的船队马上要启程了，我决定先写几封得体的信，以答复巴西方面给我寄来的公正诚实的资料。我首先给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写了一封信，对他那种公正无私的办事态度表示感谢，并把放在他们那儿的八百七十二个葡萄牙金币全部捐了出去。其中五百个金币捐给修道院，三百七十二个金币随院长的意思捐给穷人，并且请他为我祈祷。
其次我又给那两位代理人写了一封感谢信，称赞他们办事公平正直、诚实无欺。我本想送他们一些礼物，可是又觉得他们不需要什么。
最后我又给我的合股人写了一封信，感谢他为种植园的发展所做的工作和付出的巨大辛劳，以及他在扩大我们那座工厂的资金上所表现出的廉洁。请他以后按照我的委托书管理我名下的财产，凡是我应得的利润都寄给老船长。以后如有变动，我再通知他。同时我又告诉他，我不仅打算去看他，而且还想在那里度过余生。除了这封信，我又送了一份重礼给他的太太和两个女儿（因为船长的儿子告诉我他已经有了妻小）：除了一些意大利丝绸外，还有两匹英国细呢（这是里斯本市场上能买到的最好的呢子）、五匹黑粗呢，以及一些很值钱的佛兰德花边。
我料理清楚这些事，卖了货，又把动产换成可靠的汇票之后，走哪条路回英国去成了我的又一难题。海路本来是走熟了的，可是这时我心里却对走海路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不愿意从海路回英国。虽然说不出原因，可是这种阻力在我心里却越来越大。有一次，甚至行李都搬上船去了，临时又改变了主意。如此这般一连两三次。
确实，我这一辈子在海上碰到的倒霉事儿实在太多了。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是，在这种事情上，一个人也不能完全不顾自己内心的感觉。有两条船，本来是我决定要搭乘的，我的意思是说，这两艘船都是我特别挑选的。其中一条，我的行李都搬上去了，另一条，我和船长也讲定了的，可是结果我两条船都没有上。后来这两条船果然出了事。一条被阿尔及利亚人掳去了，另一条在托贝湾附近的斯塔特沉了，全船除了三个人都淹死了。反正不管上了哪条船，我都得倒霉，至于说搭哪条船更倒霉，那就难说了。
这时我心里真是烦透了，便把这些情况告诉了老船长。他坚决劝我不要走海路。最好是从陆路到科罗那，渡过比斯开湾，到罗希尔，再从罗希尔走陆路舒适安全地去巴黎，然后再从巴黎到加莱，再到多维尔。再不然先到马德里，然后走陆路穿过法国。
总之，我对走海路已经有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只有从加莱到多维尔这一段海路我不反感。因此，我决定全部走陆路，反正我现在没什么事，又不在乎花钱，这样走实在愉快得多。为了使旅途更愉快，老船长又替我找了一位很愿意和我一块儿旅行的英国绅士，他是里斯本一位商人的儿子。后来我们又碰到两位英国商人和两位葡萄牙绅士。不过后者只打算到巴黎。因此我们现在一共有六个旅伴和五个仆人。那两位商人和两位葡萄牙绅士为了节省开支，两人合用一个仆人。至于我，除了星期五，又找了一个英国水手作为我路上的仆人，因为星期五是异乡人，不能担任在路上听差的任务。
这样，我们就从里斯本出发了。我们都骑着上等的好马，带着枪械，就像一小支部队。大家都很尊敬我，称我为队长。一来因为我年纪最大，二来我有两个仆人，三来我是这次旅行的发起人。
既然前面我没有拿航海日记来麻烦读者，现在也就不用拿陆行日记来麻烦大家了。但是，在这次令人疲惫不堪的旅行中，我们偶然经历的几件险事却不能丢开不谈。
到了马德里后，因为大家都没有到过西班牙，所以都想在那里呆一段时间，参观一下西班牙皇宫，看看有什么值得参观的。但这时已是夏末秋初，我们不得不快点离开。因此，十月中旬我们就从马德里出发了。可是，当我们到达那伐拉边境，一路经过的几个小城里人们都纷纷议论说法国境内的山上已经下了很大的雪，几个冒险试图越过大山的旅客都被迫返回了潘佩卢那。
我们到了潘佩卢那才知道果真如此。几十年来，我一向过惯了热带气候，在连衣服都穿不住的地带住惯了，现在忽然遇上这种严寒，简直有点受不了。特别是，我们离开老加斯底拉不过才十来天，那边的气候很暖和，甚至很热。现在忽然从比利牛斯山上吹来一股寒流，冷得让人受不了，我们的手指头和脚指头都冻僵了，差一点给冻掉。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真是一件让人痛苦的事情。可怜的星期五一辈子没见过雪，没挨过冻，现在忽然看见满山大雪，天气又这么寒冷，简直吓坏了。
更糟的是，我们到了潘佩卢那后，纷飞的大雪还在下个不停。人们都说今年的冬天比往年都来得早。路本来就很难走，现在简直是无法通行了，因为有些地方积雪太厚，寸步难行。而且这里的雪又不像北方那样冻得结结实实的，如果再往前走，我们随时都有被活埋的危险。我们在潘佩卢那耽误了不下二十天，眼看冬季来临，天气已经没有好转的可能了（因为这是全欧洲多年以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于是我提议，我们不妨先到封塔拉比亚，再从那里乘船到波尔多，那段海路没多远。
正当我们考虑这么做的时候，忽然来了四位法国绅士。他们曾在法国境内的山路上被雪所困，正像我们在西班牙境内的山路被雪所困一样，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个向导，带着他们绕过朗格多附近的山脉，沿路没有碰到什么大雪的阻挡，据他们说，就是积雪最厚的地方也冻得相当硬，人和马踩上去，不会陷到雪里去。
我们找来那向导。他告诉我们说他可以从原路把我们带过去而不至于在雪地里出危险。不过我们必须准备充足的武器防备野兽。他说，大雪之后，山脚经常会有狼。由于遍地大雪，没有吃的，它们已经饿慌了。我们告诉他，对于这类野兽我们已经有充分的准备，只要他担保我们别遇到那种两腿狼就没问题。因为，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很有可能碰到这种动物，特别是在法国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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