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源是我们民办大学的生命泉，少了和断了生源我们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女校长说，把天大的事捏在手心底下，用一口气把小事当作尘埃吹掉，几乎是所有民办大学处理辣手问题时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办法”。“你说还有什么好招？一点点芝麻大的事，有人给你一传播，我这个校长就得急上三百六十天。所以大家心照不宣，在我们民办大学，哪家出了事，哪家都会捂得严严实实。要不，就会采取有效措施，把有事的学生撵走。”
“我真的感到很闷，倒不是学习的专业或者其它面子上不好听，就是感到民办大学没有一点儿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氛围。说得好听点，学校是出于爱护，才对我们管得非常严，说得不好听些，他们把我们学生当作某种不安定因素甚至像对待劳改犯一样整天有好几双眼睛盯着你。我从小爱结识朋友，也爱组织同学间的集体活动，在高中时当过年级学生会主席，星期天、节假日总爱组织同学们到校外进行一些有意思的活动。谁知我到了民办大学后，就整个儿像进了监狱一般。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说好了趁‘五一’放假两天到天津海边举行一次‘沙滩排球比赛’，这本应受到学校的支持，哪知班主任得知后板着个脸来通知我们，谁要是到天津，就处分谁，弄得我们差点跟她急。唉，这样的事太多了，校长、老师在开大会时一次又一次张着大嘴高喊让我们要把自己的大学生身份看重，可在实际的管理中哪有一点是把我们当作一名大学生看待呀？简直把我们当托儿所的三岁幼儿，或者像对待监狱的犯人，一点自由和自尊不给我们。这样的环境下学习与生活，就是拿了一个文凭又有什么意义呢？再说谁知道到头来你拿到的文凭能在社会上值几个钱？我就是这样离开了民办大学的。”一位正在通过自学考试争取上北师大的学生向我讲述了他3年前为什么中途离开民办大学学业的经历。我听后不由得陷入沉思。
1999年夏季，大学招生时，我投入了很大注意力关注夹在风风火火的国立大学窄缝中的民办大学状况。我注意到不知是媒体的有意“导向”还是某些高参作用下的民办大学们的联手“广告宣传”，《北京日报》等多家新闻单位在国立大学招生时，连连推出了《在校大学生，半数系‘民门’》、《人无我有，人有我有》等连篇累牍的“北京民办教育巡礼”一类的文章，又是评论又是通讯，外加“知名民校”的整版广告宣传，大有“北大清华算老几，还是到我民大来”之势。可是后来我到民办大学招生咨询现场一看，在那“红旗招展，喇叭声声”之中，学生家长和落榜学生们“问的多，报的少”。一位民办大学的招生人员说：今年是他们最惨的一年，往年可以有四五百新生，时下招了不足百人。“北京是没戏了。要骗也得到外地去了！”那位小伙子自嘲一声，扛着“××大学”的牌子，喝汽水去了……与北京的情况相似，1999年高考录取工作刚刚开始，各地的民办大学便纷纷“抢滩”，我看到这一年的新闻媒体连连刊出“给落榜学生和家长提个醒”一类的消息，并把教育部批准可以发文凭的民办大学校名公布于众。我还专门看到了新华社引用教育部发展计划司负责人的介绍，将全国原有和新批准的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共计37所民办大学名单以通稿形式载于各报。这一招，为广大百姓和学子们提供了不少帮助。
我顺手再把教育部颁布的仰恩大学(本科)、民办内蒙古丰州学院、民办黑龙江东方学院等３７所民办大学的名单拿来一看，很有意思地发现：中国的民办大学办得最早、也是办得最好的北京几所著名大学竟然榜上无名，令人百思不解。《北京晚报》的记者曾写过一篇题为《北京民办高校“折”在哪儿？》，文中专门掏出了个中原因：像中外都颇有名气的燕京华侨大学，是北京唯一的一所华侨大学，建校已经15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很多毕业生还出国留学当了博士，该校1994年以来，连续被命名为“首都文明单位标兵”，成为首都几百所大中小学校中惟一获此殊荣的单位。但就是这样的民办大学却没有被列入学历教育资格。问起此事，校长吴吟韶一脸无奈，说是“校舍条件不够格拖了学校的后腿”。1993年的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会对该校教育成果等方面都满意，惟独对校舍一项不认可，结果就被排除在外。1994年再次评议时，一位教育部的官员称，以燕大当时的办学条件请海外人士来参观，“简直是给中国人丢脸！”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又一次“落选”。伤了心的燕大再也不热衷获取大学文凭资格了，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另一所大学就是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这所学校无论从校舍、还是现有的教学条件和培养的人才来看，堪称中国民办大学之首，在校学生连续几年超过万人，其文、理、工、贸、艺、医等学科齐而全，但他们也没有被列入国家承认学历的有办学资格的民办大学之中。为什么？原来在评议中按规定，由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教育机构，未经国家批准，民办大学校名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和“国际”这类字样。改不改？改就可以批准。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是块老牌子，名牌效益已为中外所知。女校长蒋淑云态度非常坚决，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是全校干部、教师辛辛苦苦创出来的牌子，国内外享有知名度，如果说需要改校名才能有资格批准承认学历，那么我们宁可保留校名而说“不”！蒋淑云校长一说起此事就会异常激动：有人骨子里看不起民办高校，我就是不服。不是吹，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实用型人才走到哪个地方都很受欢迎。我是泥腿子，但我这个农民种出来的蔬菜个个鲜灵，人家爱买呀！有“民办大学元老”之称的中华社会大学当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故也被挤出学历资格之外。
好在国家还有一个政策，那就是允许和批准了一批条件比较好、办学成果突出的民办大学作为“国家学历文凭试点”，这些学校本身直接发的毕业证书不具国家承认，但通过1/3的“国考”，即全国统一自学考试等科目，由市教委统一出题的科目，以及学校专业设置的最后1/3科目，考试合格后，所发的文凭国家承认。然而纵观中国民办大学的前景，我们无法乐观。有位已经在几所“民大”当过教务长和副校长的“老民大”说：中国的民办大学，像石缝里长出的一颗苗苗，如果能长大成材，有人会说这有碍全局的雅观，得砍掉；如果成不了材，有人也会说这区区野草留它何用？得砍掉。总之，横竖得砍掉。这就是民办大学的必然结果”。
到底是否能被这位“老民大”不幸言中，我们有待观望。
“狼来啦”--少年出国留学的忧思
1999年11月12、13、14三日，北京的天气骤然变冷，西北风使刚刚享受建国五十周年大庆的北京人顿时感到严冬的来临。但在著名的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的17号展厅里，你想象不出那儿有多热闹，说人山人海一点不夸张，原来，洋人的洋大学跑到北京来招生了！“洋大学”到中国抢学子--热闹非凡，喜气洋洋。
北京的各大主流媒体摆出一副像过年的架式纷纷为洋人们宣传。
去过之后的我，几天没有缓过气来。不知为什么，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太感到伤心了，我看到洋人们满脸喜气洋洋的情景，看到自己的同胞对洋学堂表现出的那副媚样与渴望相，当时我真想在大厅内大喊几声：同胞们，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我们费尽心血把自己的子女从小学培养到初中，又从初中培养到高中，最后竟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上洋人的大学？你们过去培养孩子所花费的一切一切的心血难道最后就这么简单地白白地拱手送给了洋人们？
可悲是，当洋人们笑眯眯地向我们的同胞伸手要去30万、50万人民币时(其实一个少年到国外上好一点的大学一般费用都要在六七十万人民币以上)，我们的同胞还要向洋人们三鞠躬，并口中喃喃着刚刚学会的一句“Thankyou！”(谢谢)
那天我没有在那个“国际教育展”上大声呐喊，因为我确实底气不足。其实应该说是我们的国家底气不足。因为中国有那么多想上大学的人，都被无情的大学门挡在了外面。
据说就是因为我们的大学太少。因为大学每年招生名额太少，仅为应届高中毕业生的10.05%(至2000年)，所以教育部门已经下狠心要在今后3年左右时间内达到国际平均水平的15%。等于说每年还有85%的孩子绝对是在大学门外拼命想方设法往大学门里挤。然而不好挤呀，大学招生满足不了广大的求知者，社会就业的激烈竞争又让人感到没大学本科以上文凭就等于下等公民的现实，使得家长和孩子们拼死也要圆大学这个梦--没有圆上大学的梦，就根本谈不上圆未来理想和前程之梦。美国人的梦是淘金式的发大财之梦，中国人最集中和最突出的梦想就是上大学。没有大学梦，就等于一生死定，一生不会有太大的出息。高考的竞争太激烈，中国的大学“独木桥”让孩子们感到太可怕，家长们也害怕得要命。你除非全身心投入到帮助和辅导孩子的3年高中(其实大部分家长为了孩子将来能上大学，从小学、初中便开始狠抓了)，否则你就劳而无获。可是许多家长自己正处在事业和生意上的高峰，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放在孩子身上？或者说即使有精力、有时间，孩子未必就能闯得过中国高考的“独木桥”，于是这些家长就苦苦地寻求着中国独木桥以外的大学路。此时此刻，洋人们看准了机会，笑眯眯地向他们走来了--
最典型的要算英国绅士了。各国都把矛头指向了美国人，其实世界上最厉害的还是英国人，别看它现在很衰弱似的，但实际上它的骨子里从来没有停止过野心。在它的眼里，这个世界从来就是英国人的。美国人牛吧？可美洲大陆还不是英国人最早发现和拓荒的！中国人不是现在把香港收回了吗？那天交接仪式上布莱尔首相也参加了，在全世界面前他们交还了一块领土，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仪式临结束时布莱尔有意朝中国总理眨了一眼，这一眼很神秘，带着一股并非失败者倒有几分胜利者的微笑。就在参加交接仪式之前，布莱尔在国内一次重要的会议上特意召来了一批教育官员，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们大英帝国已经结束了在华的领土管辖，可是那儿仍有我们巨大的天地，那就是市场，它就像我们的先辈开着远航船到世界各地去开拓新大陆一样具有永远有利于我们大英帝国的意义。过去我们的先辈们每到一地，以挂起国旗、推广英语为我们的目的。现在我们用不着再做那些容易引起对方反感的事了，占领市场就是不用我们在别人那儿挂起国旗但同样能获得我们想要获得的一切。中国人从我们的手中收回了香港，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再夺回比一个香港甚至几个香港更大的利益。抢占中国的教育市场，就是我们从中国人那儿可以重新占领的又一个“香港”！
布莱尔说完这番话后，引起了全英国校长们的热烈回应。“市场就是money(钱)，我们愿意到中国当２１世纪的无冕总督。”
杀回来的洋“狼”不仅有从英吉利海峡来的，也有从北美洲、澳洲、新西兰来的，甚至小小的泰国“狼”也来了。１９９９年，仅北京一地就举办过两次洋“狼”抢占中国教育领地的大规模“战事”。春天那次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国际高等教育展”，战况空前激烈，来自英、美、德、法、加、澳、新、瑞等“１６国联军”，同时在中国首都吹响了进军号。
2000年春节刚过，“洋鬼子”们又蜂拥而上，2月26日在北京国贸大厦举行的首场“国际高等教育巡回展”，开馆仅一个小时，就有上万人拥入展厅，其火爆的场面超过以往。据说今年上半年就有三四场这样的“洋大学摆摊”活动，其规模和出场频率也超过以往。面对如此疯狂的“洋鬼子”的大举进攻，中国人没有任何的抵抗，相反几万人带着笑容、带着美钞连同自己心爱的子女们一起去拥抱这些“洋鬼子”，场面令人感叹。
当我在现场听到和看到的中国人在“洋鬼子”面前表现出的“特别的爱”时，顿然有种“大国寡民”之感。
在那个人山人海的场面上，我首先感受到的是今天的中国在“１６国联军”面前，没有了当年的“义和团”勇士，倒是出现很多别样的风景线。
有位男士在著名的“天坛红桥市场”做事，他在英国“侵略者”面前涨红着脸说：我早盼着你们来了！这不，我已经积蓄了十年的心血钱，只等你们过来“招兵买马”，看看我这孩子行不行？要行，能给个大学上，钱是小事--他拿出一张信用卡，在英国人面前晃动了几下，“侵略者”的蓝眼睛顿时射出光芒。
另一位是某国家机关的女公务员。四十多岁，风韵依然，她身边十几岁的女儿也长得出水芙蓉一般。在加拿大“侵略者”面前，女公务员一副兴奋不已的样子：你们哈利法克斯的女子学院我早听人说了，我的孩子愿意去，如果不反对，我也愿意陪她一起去。那满脸毛茸茸的北美家伙，心领神会地张开热情的双臂，将这位女士拥抱在自己的怀里：太欢迎了，漂亮的中国女士！这时，在场很多中国人的脸上充满了羡慕之情，至于“侵略者”们，无不欢欣鼓舞。
中国人拥有自己尊严的今天，“洋鬼子”们确实改变了以往提刀拿枪进入中国领地的方式，而是带着诱人的笑容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这种新的战略战术在很大程度上使现在的中国人无形中丧失了民族警惕，成了鱼饵上的猎物。据国家出国留学生服务中心介绍，我国目前每年公派的拿学位的留学生已经很少了，而作为访问学者出国的近年也只在２０００人左右，自费出国留学则逐年递增，每年约有２～３万人，按每年每人最低费用计算，这个市场规模每年约有４亿美元左右的文章可做，这里指的是成人出国留学，而少年留学则远比上面这个市场还大。其一，生源众多。目前在国内“望子成龙”无望的约有２０００多万适龄青年学生，他们中约有３０%的人是城市学生。这部分人中，能出得起钱或者出不起钱却想尽办法也要到国外留学的约占1/3，共计２００万人左右。当然由于签证等原因不可能使这部分人都能如愿出国留学，但近3年来少年出国留学的人数连续以４０%左右的速度增长，预计２０００年接近５万人左右。有位准备把高中的女儿送往新西兰留学的女士算过一笔账：女儿读完高一后到新西兰，5年半后大学毕业，孩子的各种费用至少在６０万人民币以上，而到新西兰留学是比较便宜的，到英国、美国留学的费用要比到新西兰贵出５０%左右。也就是说，每一位少年留学生在国外每年的费用约在１５万—２万美元，如此一算，现在中国少年留学出国的市场约１０个亿美元。“洋鬼子们”对市场的认识远比我们深刻与熟悉得多，这十几亿美元的市场生意做起来非常容易，要比做“空中客车”、“摩托罗拉”等飞机、手机生意麻烦少多了。不跟政府做生意，就不会有太多的政治上的麻烦。一位美国某理工学院驻北京办事处的ＣＱ小姐用中文清楚地告诉我：她的表哥是做电子商务的，但同中国进行一笔两千万美元的通讯设备生意时，前后花了3年时间，最后还是没有做成，因为这中间不是因为美国国会在审议中国最惠国待遇时设置麻烦，就是美国总统又在台湾问题上搞些名堂，最后生意好不容易做成时，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又出来了，然而她做引进中国中学生留学的事顺手得令她感到欣喜不已。她说他们学院在北京刚刚进驻，１９９８、１９９９两年就收到了极其良好的效果，招生计划成倍的完成。学院仅中国市场就可以每年获得大笔收益。
当我请她谈谈为什么中国家长们疯狂般地愿意将自己未成年的孩子送往国外留学时，ＣＱ小姐解释得非常清楚：大概有三种情况：一是他们的家长认为在国内孩子上大学太难了，即使上了大学，以后就业还是个问题。研究生、博士生和洋大学的文凭，是以后中国就业市场的基本要求。与其现在费心费力把孩子塞进国内的大学，还不如从现在起就为孩子的未来就业着想，走在国家的前面送其出国留学，这样既可以避开国内“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高考搏杀，又可为孩子将来就业时有个更好的起点。这些家长从另一个角度算了一笔账：在国内上大学，就得从初中抓起，6年中学下来，花在孩子身上的各种学费、培训费、生活费一年下来也是好几万元。问题是这几万元还常常是在打水漂呢！孩子一旦中考成绩差了，就得找一所好中学、找一所重点中学，分数不够，还得贴进几万元？6年中学读下来，高考一旦落榜，又得复读，一年复读费还不花掉一两万？就算孩子后来能上大学，4年大学下来也得小１０万元。毕业了，你再看看就业市场，人家要不要你普通大学的普通本科生？如果勉勉强强找个工作，当爹当妈的还得给孩子每月贴钱。如此算下来，二三十万元贴进去了，什么都没落着，那还不如现在勒紧裤腰带，多花点钱，求个踏实和省心，更求个保险。这些家长还把自己为儿女上重点中学、参加高考和上大学期间所花费的精力也计算在里头。特别是自己工作和事业比较忙的人更有体会，孩子6年中学期间，家长所花费的精力与心力远不是金钱所能计算得出的。这部分家长代表着出国少年留学生中的多数，他们因此会感觉花几十万元钱“物有所值”。另一部分的家长则怀有“还愿”之心。比如广州一位女士说，她本人是中国的一所名牌大学本科毕业生，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国留学，而留学是她的一个梦，特别是看到目前中国的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生活方式同发达国家差距很大，所以她把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如果孩子能在国外发展，一方面也对国家是个贡献，至少少了一个就业竞争的对象。而我希望孩子在国外完成学业后，能够在国外找到一份适合他的工作，这样我也可以常到他那儿去看看，有机会直接接触外面的世界，也算圆了我自己的出国梦。当然，为了孩子有个高起点，比我本人还愿还要重要的多。”第三种情况是，部分家长已经把子女出国留学当作一种长远投资行为。有位在北京某外商投资公司工作的先生就非常直接地说，他希望儿子到美国最著名的中学去上高中，将来希望他考上哈佛或者麻省理工大学。“现在我花几十万元送孩子出国，很大程度上看做是一种投资。因为在国内，即使我花很大功夫把他培养成大学教授，他以后的年收入也只有几万元，甚至更少，但在国外就不一样，名牌大学毕业生和高学历的人才，其收入是相当高的。不是有报道说一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呆了１０年，回国时带回了２００万美金，等于１７００万人民币！我不期望我的孩子也能挣那么多钱，减一半行不行呢？也就是说可以达到我现在送他出国留学投资的十多倍收益！当然任何一种投资都是有风险的，送孩子出国留学也同样。一般来说，孩子大学毕业后只要能在国外站住脚，他的生活和收入绝对不会比我们差，也就是说我的投资绝对不会贬值。当然谁也保证不了孩子可能会失败。即使是这样，我们当父母的也算对得起孩子了，用不着有什么后悔。”这位家长如此说。
不能不说ＣＱ小姐非常到位地分析了中国家长们的种种心态。少年出国的决定因素主要来自家长们的决定，很少是孩子自己的决策，因为这里面有个根本的问题，即经济条件。家长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掌握着、权衡着孩子的命运。那么，家长们的心愿真的能够实现吗？
当然。大千世界，只要人们想到的就有可能做到，总能找出这样的事例。我本人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参加一个华人国际文学研讨会时就碰到过这样一位女士。那天她正为在国立大学上学的孩子送点东西，闲谈中说到她孩子的事。她是哈尔滨人，孩子在国内读书时成绩平平，可孩子好胜心特强，因为成绩上不去对孩子的心理打击很大，性格开朗的孩子变得非常忧郁。中考后，孩子没有考上重点中学。为了让她能够上个好学校，家里花了两万元托人进了个“重点”，但因为成绩跟不上，孩子每天显得非常痛苦。于是这位女士和丈夫商量，决定把原来的40多万元买房子的钱拿出来给孩子申请到新加坡留学。开始孩子先来，后来当母亲的她也来了，一方面照顾孩子生活，一边打工挣钱，3年下来，她孩子在这儿上学由于受环境影响，心境恢复了，学习成绩快步上扬，成了班上的优秀学生，考大学时也非常顺利。“我们现在全家人都在新加坡，我和先生都有工作可做，孩子上大学的愿望也实现了，我们也购了一套大房子。新加坡使我们全家人原来的愿望都实现了！”这位女士非常幸福地告诉我：“如果当初我们只考虑在哈尔滨买房子，孩子要是上不了大学，等于留给了孩子一张纸上画的饼，她想吃也吃不着。现在呢，我们把孩子送到这儿读大学，等于留给她了一张捕鱼的网，即使我们没有为她买好一所房子，她也照样可以用这张网捕鱼生存发财嘛！”
现今住在北京亚运村“贵族”公寓里的张恒先生夫妇，今年才50多岁，可他们已经在前两年把已有30多年工龄的两份国家公务员工作辞退了，因为现在他们用不着在乎那1000多块一个月的工资了。张恒与夫人过去在单位里一直是“贫困户”，因为别人有高学历、高职称，他们是高中生、中专生，所以什么都吃亏。为了让下一代不再吃这份亏，夫妇俩在孩子上小学时就开始积蓄心血钱，家里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后来他们把孩子送到澳大利亚读高中、读大学，3年前孩子大学毕业后当了澳大利亚一家大公司驻京的中国总代理，年薪近百万元。房子、车子、妻子样样齐全，还特意给父母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苦尽甘来的张恒夫妇每每谈起他们当年的“英明决策”和现在孝顺的孩子时，总是充满了自豪和得意。
也许正是这种出洋也能望子成龙或者出洋学子更易成龙的巨大诱惑，加上国内应试教育和高考竞争的巨大压力，使得广大中学生(甚至是小学生)的家长们对上大学前就把孩子送去出国留学的热忱越来越高，使现在出国留学生的年龄向趋于小龄化的态势发展起来。据广东高招办负责人介绍，前几年广东每年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最多不超过２００人，１９９８年达到６０００多人，其中中小学生留学占了一半以上。预计２０００年广东全省仅“少年留学”将达到上万人之多！北京、上海的情况相同，每年都是成倍成倍的增长。一位从事中国留学生预测调查的澳大利亚专家估计：到２００５年时，中国每年中小学留学生将超过１０００００人。
１００００0人是个什么概念？１０００0０人就是近百亿美元的市场！难怪老美、老英、老澳甚至现在连泰国这样的小国都面带笑容地频频向中国的下一代及他们的家长招手。
２１世纪到来之时，我们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一个“狼来了”的时代！
说“狼来了”似乎是个刺激的词眼，因为狼是残忍的，吃起人来张牙舞爪。其实现在的“洋鬼子”装成的狼，早已不像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天津时的样子了。现在的“狼”都是笑眯眯的，像是充满温情的救世主。然而，狼毕竟是狼，它的本性中有吃人的一面，也具有为了吃人而设下种种陷阱的狼子野心……
请看陷阱之一：“汉奸”当道，中介混杂，受骗又受累。
自古以来，“洋鬼子”想直接敲开中国的门非常之难，但又几乎每次行动都能成功，其奥秘何在？这就是“洋鬼子”太会利用中国的“汉奸”了。当年香港、澳门被侵占，就是由于有汉奸从中做手脚。100多年过去了，“洋鬼子”们收敛了许多，从形式与内容方面对中华民族的掠夺已经大大改变了，但其侵略实质却并没有改变。再看看今天铺天盖地的“外资”企业或者“合资”企业，及某某国、某某集团驻华办事处，你会发现：真正直接在帮助外国公司或老板掠夺中国资源与资金的常常不是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洋鬼子”，而是和我们的人种一样的中国“汉奸”。上面提到的美国某理工大学的CQ小姐就这样说：“几年前，我们大学校长都不知道中国还有那么多人要上大学，后来到我们那儿上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们，投资中国教育是最大的对华贸易，所以我们就开始把注意力放到你们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家。开始我们做留学生生意时很不理想，主要是我们不懂得与中国的学生家长们打交道。我们美国人的孩子家长和你们中国学生的家长在观念上很不一样。比如开始有人问我们：在孩子留学期间，能不能解决家长的陪读问题？我们觉得很奇怪，便问：你孩子留学已经花费了一大笔钱，为什么还要花更大的一笔家长陪读费呢？孩子能上高中、上大学，就证明已经完全可以独立了，为什么家长还要成天跟在他们后面呢？于是我们就告诉那些家长：上我们大学和大学下面办的中学都没有成人陪读设置。后来有位在我们那儿留学的中国学生说，CQ小姐你们太傻了，中国学生的家长与你们美国学生家长在对待子女问题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美国人把儿女关在自己家里会被看作侵犯人权，而我们中国人一旦把自己的儿女往外面赶的话就有可能被视作虐待。再说，你们学校干吗有钱不赚？把中国的学生拉到你们学校赚进的是一笔可观收入，如果再允许他们的家长到你们那儿陪读，他们就得要房住、要消费，你们不又可以从他们身上赚很多很多钱吗？你们赚了双份钱，中国的家长们还会念你们是“照顾”了他们，这是多好的事你们为何不干？我们把这位中国学生的话跟校长一说，大家的眼睛都亮了好几倍：是啊，真弄不懂中国人是怎样一种消费观念的？我们不懂，也无法理解。后来我们的校长决定：应该让中国人当我们学校在华开展工作的主要管理力量，收效证明，这样非常OK！”
中国“汉奸”对本国的国情熟门熟路，干起来当然总是“OK”。但既然是“汉奸”，它就有让人讨厌的地方。
这几年随着出国留学的人数骤增，各种以此为业的“中介”服务机构应运而生。据北京1999年夏天开展的“清理出国留学非法机构”专项活动的负责人说，仅北京1998年一年，这类非法“中介”机构一下冒出几十个，他们大部分没有国家教育部颁发的有效营业证，仅凭外国教育机构一纸“委托”书，就在北京或者其它城市“开张招生”。这类“汉奸”一般都长着几个心眼，先是从“洋鬼子”那儿要一笔可观的“开办费”，同时签订一份每招收一名学生的“比例提成协议”。之后便开始招兵买马，聘得一大批“小汉奸”，再把这些“伪军”派往各个学校、机关单位，进行疯狂的宣传游说，为那些本来正在为“中考”、“高考”烦透心的学生和家长们送去香喷喷的“比萨饼”。于是在这些大小“汉奸”们半拉半推的情况下，一些学生家长就开始为自己的孩子报名、交钱。当然，什么事还不知道时就得把第一笔1万～2万元钱先送到这些当“中介”的“汉奸”们手中。“亏啥？你孩子在国内学校能做的就是一台‘考试机器'，人家外国学校就是不一样，对孩子从不施压，让他们在自由环境中成长。这样的孩子思维活跃，创造发明和自立的能力强。再说，你儿子高中3年下来，外语能力还抵不上国内的教授水平？”“汉奸”们的嘴上都涂了一层厚厚的糖，孩子们的家长大多数是连国门都没出过的门外汉，听“汉奸”们这么一说，就不再犹豫了。
交了钱就是上了套、进了陷阱。
这几年教育部和有关部门接到对“中介”机构的投诉越来越多，投诉最多的内容便是“汉奸”们的行骗与说假话。骗是可以明断明了的，但说假话就不好识别了。有位家长听了“汉奸”介绍英国伦敦附近的某某学校“历史悠久，名师辈出，风光迷人，条件上乘”等宣传词，在孩子初中毕业后就送到了那儿。结果发现，此校离伦敦并非“附近”，其历史也并不悠久，只有几年办学时间。最让中国家长生气的是学校对学生的“自由”简直到了放任和根本不管的程度，这一点连在国内一直高呼要“解放”的孩子本人都认为英国学校“散漫得不像一所学校”。没有专人辅导学业，没有专人管理宿舍，上课的教师对时间的“珍惜”以每秒钟计算，你在他下课之后哪怕多问一句话，人家也会说一声“No”而转身离去，更没有补课一说。于是孩子的外语始终上不去，而老师对中文又不通，上起课来打哈哈的占了多半时间。一年半下来，孩子坚决要求回国。无奈，家长掏了三四十万元钱等于让孩子出国旅游了一次，而且只到过一个地方--那就是不用做作业的学校。这样的孩子不只一两个，他们回来后只好重新就读原来的年级，但那时再走进教室时，发现自己完全是“大学生”了--同学们都比他(她)小一两岁。
家长们气得找“中介”的“汉奸们”评理。“汉奸”却说：你不是想让孩子出国吗？出国就得花钱！什么“中介”费高？这怨得了我们吗？当初你愿出我们愿接，两厢情愿的事，你吃后悔药也没用。那边的学校没人管？人家那叫自我式教育，开放式管理，你们和孩子不是烦透了中国的应试教育吗？怎么，给你们自由你们又受不了啦？这能怨我们什么呀？要不给你们再换所学校，这次最好说好了，不要轻易回国，至少也得等上完大学再说嘛！怎么样？再交钱吧！不交？啊，你们不交后面有人交呢！让开让开！
“汉奸”们的这副嘴脸，让人不气死也会噎死。
现在国内不少单位看到“中介”少年留学可以赚大钱，于是纷纷打着各种旗号当起“汉奸”来。有的已经从非法变成了正式。像1999年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披露的一起《赴澳留学出国班坑苦学生》的报道中指出的那个“中介”，就是吉林长春市解放路的一所正规学校搞的。1996年，这所学校的初中部向社会散发了宣传单，声称该校初中部与澳大利亚某私立学校联合开办“中澳语言学校”，为学生将来就读澳大利亚高中做准备。除了这样的宣传攻势外，该校校长在家长会上还信誓旦旦地说：3万元读完这个“澳校”后，再花10万元到澳大利亚读完高中。一时间家长们趋之若鹜，孩子们跃跃欲试，先后共有105名学生每人交了3万元后开始上学。这个学校的“出国班”还曾风靡一时，因为家长们都坚信：这是个公立学校办的。公立学校办的就跟国家办的没有区别。然而区别后来就出来了，因为这个“公立”学校做了一件本不该它做的“中介”。在这3年之中，105名学生由于渐渐明白过来，他们的家长帮孩子们另想办法离开了这个“出国班”，剩下28名学生坚定地留了下来，等候3年后的“澳大利亚留学梦”。据学生家长说，这期间学校曾不断涨学费，很多家长就是因不满意才退学的。3年苦盼总算出了头。但学校以“情况有了变化”6个字，开口要那些继续想把孩子送往澳大利亚的家长“再出39万元，才能到澳读书”。事到如今，也为了孩子“前程”，家长们只得有苦往自己的肚子里咽。1999年5月，第一批10个学生总算拿到了签证，但后面的学生则被告知“无期”。家长们这回不干了。澳方学校一看不对头，连忙来人与家长“对话”，许诺3个月内办妥孩子们的入学签证。可3个月过去了，签证一事仍遥遥无期。被骗的家长们终于将这个“公立”学校和澳大利亚某学校送上了法庭。然而即使法院判定错在“中介”，可孩子们的学业有谁能赔偿呢？据说这个“出国班”的学业完全没有按照国内统一大纲教学，把语文、政治、历史几乎都砍掉了，当1999年高中升学考试时，这些出国留学梦破碎了的孩子们又无法参加当年的高中考试，他们花了3年时间、花了几万元学费，最后连张初中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
教训可谓再深刻不过。
陷阱之二：算钱有误，负债累累，国内国外两头不好过。
在某“中介”机构采访时，有位王女士一开口就眼泪鼻涕一把流，她哭着求这个“中介”机构的人“再帮帮忙”。机构人员都不理睬她，于是她开始骂人，说你们这些黑心肠，当初见一个人你们就把出国留学说得天花乱坠，当你们从我们手中把孩子夺走后你们又什么都不管了，你们是强盗！是汉奸！都他妈的不是东西！“中介”的几位小姐忍不住站起来，说你怎么骂人？王女士眼睛一瞪，骂得更响亮：不骂你们这些骗子还骂谁？骗子！汉奸！卖国贼！
接下去便是一片混战。混战的结果是人多一方赢了，女士被推出了门外。
王女士因此成了我的采访对象。她说她女儿是前年去加拿大上高中的，是刚才那个中介机构办的手续。当时人家告诉她，孩子一年在加大拿上学的各种费用大约十五六万元，这个数字对她的家庭来说绝对是笔大钱，但为了孩子，她和丈夫决定把女儿送出去。临走时，她还对孩子说：我们平时再省一点，你在那儿再打点工，就可以苦过3年高中等考上大学便有奖学金了。女儿也点点头保证一定好好学习，将来报答父母。
大西洋东岸的枫叶之国是美丽的，学习条件也非常之好，可是独有一点不好：就是什么都很贵，没有很好的适应能力和语言能力，打个工都十分困难。王女士的孩子到那儿上高中后，很快发现自己的经济状况极紧：交掉学费后连饭钱都非常紧张了，更别说能添置些像样的衣服。女儿只有十五六岁，在家时连碗都从来不刷，根本不可能获得母亲计划中的每月“两百元打工钱”。为了过语言关，还不得不每月拿出300元左右的“补课费”。没有钱的女儿越紧张就越给家里打电话。这边的父母一听女儿没有钱了就更紧张，一个月光电话费就得比以前多花一千多元--“国际长途电话像只老虎，我每次都是半夜‘机’叫，可还是让这只老虎一年吃掉了一万多块钱。”王女士说，她和丈夫在国内是普通的机关干部，一个月工资加奖金，加上丈夫搞点“外快”，一年的收入就是五六万块。女儿第一年出国留学花去约18万元。其中5万元是王女士向自己的姐姐借的。第二年原想孩子在那儿可以独立挣点打工钱，后来女儿告诉她根本不可能，因为加拿大各地的“政策”都一样，她上学那儿根本不允许未成年人从事打工一类的事，再说即使你到了成年人的年龄，也未必能找到一个工可打。孩子的后援本来就不足，前方又挣不到钱，所以女儿至少一个星期向家里叫急一次：“我把所有的零花钱都积存起来，准备给你们打电话用。要是连打电话的钱都没有了，我一个人准死定在异国他乡了！”女儿的话把做母亲的王女士吓坏了。无奈，她一次又一次地向外人借钱给女儿寄去。于是债台就这样越筑越高，到了第3年，王女士为女儿留学一事，已经欠下20万元的债。夫妻俩到后来都紧张得不敢再去接电话，因为电话不是女儿打来要钱，就是债主催他们还钱。
有一次女儿急了：“你们怎么几天不接我的电话？是不是让我死在加拿大？”女儿说完就大哭，大哭之后又骂起来：“你们不是我的父母！是王八蛋！”
做父母的气坏了，说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们为了你上学，已经快家破人亡了，借人家的债都快把我们家门堵住了。你怎么能这样骂父母？你是不是留学了就没了良心啊？
这边一句，那头一句，双方在国际长途电话里对骂了半天，最后是女儿“啪”的挂掉了话筒。
王女士这边有两个星期没有接到那边的电话，于是她和丈夫就有些坐不住了，打电话过去，对方没有人接，这就更着急了。王女士把电话打到那边的“监护人”那里，可人家是“临时”性的“监护”，你付工钱了吗？没有。没有你就别找我，找你女儿的学校要人吧！无奈，只好找学校要人。
学校的人说：我们也在找密斯王，你们还能提供其它什么线索吗？
“狗王八蛋要你们学校干什么呀？”王女士气得用中文狠狠骂了对方一通。但又有什么用？女儿没了，还得赶紧找啊！
哪儿去找呀？又不是在国内，骑辆自行车、打个的，或者报个警，即使是国内，大海捞针一般找人也不容易。王女士心急如焚，通过各种关系买了飞机票，赶到加拿大东部城市某学校。真是无巧不成书，那天她到学校的时候，女儿也回到了学校，只是她身后跟了一位年纪很大、满脸胡须的“老外”。
“你怎么跟一个‘老外'在一起？”母亲严厉地责问女儿。
女儿瞪了母亲一眼：“你才是‘老外'！”
“少废话。你说说这段时间你到哪儿去了？”
“打工挣钱去了。”女儿低着头说。
“打的什么工？”
“打工就打工呗。只要有钱挣就行。”
“你可给我说清楚了，我们是中国人，不挣那些肮脏的钱。”
女儿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什么中国人不中国人，没有钱还不如狗屎！”
母亲“噌”地站起来：“宁可当狗屎，咱们也不去挣肮脏钱！你得给我说明白了，到底这段时间干什么去了？”
女儿沉默。
“说呀！到底干什么去了？”
女儿突然咆哮起来：“你说我干什么去了？当妓女去了！你还要问什么？”
母亲愣住了，两眼发直，浑身哆嗦起来：“真的？你说实话是真的吗？”
女儿再不说话了，抱头痛哭。
这一夜，母女俩没有睡在一个房间。
第二天，王女士收拾起东西，对女儿说：我们不读书了，跟我回国。
女儿：不。我不走！
母亲：不走你留在这儿还想干见不得人的事？
女儿愤怒了：我是为了读书！
母亲也愤怒了：这个书我们不读了！
女儿：你没有权利剥夺我的受教育权！
母亲说：我是没有权利剥夺你的受教育权，但我有权教育自己的女儿。
两人不欢而散。
机场上，母亲和女儿远远遥望着，最后都是泪流满面……
“孩子现在还在加拿大上学。可因为家里供不起那么多费用，她后来把实情告诉了我们，说她不得不找个‘靠山'来维持自己的学业与生活，那个上年纪的大胡须加籍人就是她的‘靠山’。女儿说，那人每月给她一千元加币，条件是在大学毕业后必须嫁给他。女儿还不算太浑，说可以，但有一个条件：大学毕业之前，两人的关系保持一定距离……”王女士谈完她女儿的事后说：她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不该在没有实力雄厚的经济条件下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留学。另外则是太轻信“中介”机构的粗略介绍。她希望我通过文章告诫那些准备把孩子送往国外留学的家长们：千万要把那边的情况了解清楚后再做决定。
陷阱之三：追求名校，拒签不断，最后两手空空回老家。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是中国的一句老话，但是在出国留学潮中人们也这么想可能就麻烦大了。今天的中国人一想到出国首先想上美国，要不就是英国、加拿大、澳洲什么的，但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不少国家将“红色中国”归入与伊拉克同等地位的“不受欢迎国家”之列，美国人对中国人入境差不多就是这样的礼遇。
几家留学咨询机构都反映，学生家长到他们那儿要求最多的就是去美国、加拿大或者英国，不管解释多少遍，他们就是不听，还说“出国留学不往美国英国加拿大走，还留什么学？”“中介”“中介”，既然是中介，你就只管收钱办手续就行了嘛！北京某留学生机构的一位小姐说，她开始很认真地帮助一些家长介绍各国留学的情况，特别是作为中介机构有责任向客户讲清楚那些可能给申请留学的人带来麻烦的问题，但来咨询的不少家长似乎都有一种“上帝”的酷劲，或者财大气粗的派头，你给他讲一大通，他根本不听你的，往往坐下不到十分钟就命令式地对你说：我不听那么多废话，你只管说把我孩子弄到美国或者英国要多少钱吧？
跟这样的主儿说事不等于对牛弹琴嘛！这位小姐说，既然人家并不在乎，我干吗废口舌说闲话呢？吃了亏，再让他们叫苦吧！
这不，李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财不大气很粗的家长。他到某出国留学机构为儿子办申请时就一口认定“上美国”。交完13000元手续费后就走了。到3个月时，机构告诉他对方拒签。
“狗日的，美国佬有什么牛的？老子给他送钱去，他还不给脸啊？等，看他到底签不签！”
又是3个月，美国佬像有意跟这位老兄较劲，一纸通知他：再次拒签。
机构派人好心劝他别再“一棵树上吊死”，像新西兰、泰国什么的学校好签多了，不妨让你儿子上这几个国家去上学。
凭什么？老子堂堂大中国，干吗上那么个大的小国家？他们能有哈佛吗？能有麻省理工学院吗？没有嘛！没有让我儿子去干啥？这老兄不服，非要再等不可。
如此来回5次，美国佬就是不给他儿子签证。这老兄急了，气得要上美国驻华使馆“骂娘”。“你骂娘也没用，说不定还会被美军陆战队士兵把你毙了！”
“他敢--？！”
最后，这老兄还是没有实现把儿子送到美国读书的愿望，但时间已经过去两年，儿子在家无事可做，整天跟游戏机做伴，等到老子为他改签到新西兰某学校时，这孩子已经没有了学习兴趣，成天还想着他的电子“伙伴”。一怒之下，他老子把自己在国内的公司也关了，带着老婆孩子跑到了新西兰。
干事不知天高地厚的这位孩子家长，到新西兰后顿时发现自己像头不会说话的傻狗熊，什么事都干不成，甚至连出门都要让低能儿子在前面领路--儿子多少还能说些英语。一家3口，在新西兰又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从一睁眼开始，样样都得付钱，不出半年，这位老兄苦不堪言地对老婆孩子说：我们回国吧，这儿不是我们呆的地方。
当这个3口之家从新西兰返回中国时，这位家长下了飞机就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他说这几年一定是吃错了什么药，要不干吗白白扔了近百万元却没落实成一件事？最使他痛苦的是，孩子上学的事全耽误了。晃荡了3年的儿子，现在不但上不了高中，连职高都考不进去。他说是他不现实的出国留学梦，一夜之间把全家人从往日的贵族变成了贫民。
据中国留学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盲目使得不少人的少年出国留学美梦，反而成了一场场噩梦，全因为许多家长求学心切和愿望过高所致。他说在美国的哈佛、麻省理工学院、英国的伦敦、剑桥大学，都是全世界著名的学府，它们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之高，收费也十分高，而且每年招生都有自己的计划人数。所以选择这样的学校，就得考虑自己各方面的条件是否够得上。中学也是一样的道理。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虽然已经对中国开放了，但毕竟是有条件的开放，一些家长一提出到美国留学读书，选择的不是纽约，就是华盛顿、波士顿这类名城的名校，他们哪里知道这些地方的学校，就连美国富豪、达官贵人的子女也未必都能进得去。另一种被连连拒签的原因是，申请人常常不关心学校情况，也不关心孩子上学后会遇到什么情况，整个申请留学过程，使人容易认为有明显的移民倾向。
“废话。我送孩子出国留学，你们中介机构和对方国家管得着我有没有移民倾向？”有的家长正理讲不清，邪理讲得你无法回答。
其实，“老外”对中国人的心事摸得就是准。有个女士与丈夫离婚后，一心想把孩子送出国上学，因为她不想再与前夫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国家里，眼下的生活，使她无法摆脱心头的那团阴影--她同丈夫离婚就是为了那次令她永远抹不去的一幕：那天她出差提前了一天回来，本来在临上飞机时准备给“老老实实”呆在家里的丈夫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她临时改变了计划，先回家，然后再到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可是一忙乱就没打成电话便上了飞机。下飞机后她直奔家里，想趁他和孩子都没有回家之前准备些饭菜，好让小别的一家温馨一番。哪知在她开门进屋的一瞬间，她眼前出现了电影情节中的惊人一幕：自己的丈夫正赤身裸体地与一个同样赤身裸体的女人睡在本该属于她的床上。离婚后，她觉得心头的阴影一刻也没有驱散。孩子判给了她，因此她有个强烈的愿望：先送孩子出国读书，然后母女俩移民出去。在这样的心事下，她很快与女儿商定到新西兰或者加拿大等什么地方都行，离中国越远越好。与其说离中国越远倒不如说离“他”越远越好。
钱交了，第一次申请的是加拿大。钱不是太多，她觉得努力一下可以维持孩子的上学和自己将来出去的生活费用。
留学生机构对她说耐心等待吧。但几个月过去后，她得到的消息是：拒签。
这对她来说真是沉重打击，也许换别人什么事都没有，但她不行。
从此，她隔一天就到留学咨询机构跑一趟，追问人家凭什么对她孩子拒签。
拒签的原因很多，通常中方工作人员是不清楚的，只有领事馆的“洋鬼子们”知道。她就开始跑某国驻华领事馆。人家客气地告诉她：请等等再说。
只好这样了，等吧。
突然有一天，她的电话响了，一个中文说得并不太好的“老外”对她说：尊敬的女士，我们非常抱歉地通知您：您的孩子留学护照没有批下来，我们认为您有移民倾向……
什么？你们怎么就知道我一定有移民倾向？她先是一愣，后来迅速反应过来，反问对方，那边的电话已经挂断了。
“移民，我就是要移民，你们为什么不让我移民？为什么不让我女儿出国留学？为什么？”一场大病过后，她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某国驻华领事馆，对着签证处的官员大声嚷嚷，不停地嚷嚷，重复地嚷嚷上面这几句话。
值勤的武警把她劝走了，她又重新回来嚷嚷。人家只好强行赶走她，可第二天她又来嚷嚷，重复地嚷嚷那些话。公安人员不得不通知她女儿带她回去，女儿跑到派出所看到自己的母亲被关在一间又潮又湿的水泥房子里，哭着对公安人员说：求求你们了，我妈有病呀！
有病还放她出来？公安干警瞪起眼睛。女儿含着泪，把母亲带回自己的家。
那天某留学咨询机构正式通知她女儿：她留学的事看来已经没戏，念她母女可怜，退还一万元钱。女儿跪着给人家磕头，然后带着钱和母亲，朝市精神病院走去……
陷阱之四：放飞容易收线难，真真假假泪是痕。
在相关的出国留学服务机构里，工作人员与客户矛盾最多的要数“算后账”。所谓“算后账”就是出了钱却没有达到留学目的而发生的种种纠纷。显而易见，有的是服务机构事先没有把各种可能告诉那些急于求成的客户，有的是出国留学者对前往学校所在国的留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估计不足。
西方国家的教育确实有很多先进的地方，但西方毕竟与中国不一样，文化、道德和信仰上的差异，使我们那些只有十几岁的孩子很难把握自己。
杭州有对夫妇的孩子在高二时出的国，当时孩子在班里的成绩排在倒数第二，显然属于高考淘汰的那一类学生。女孩子长得属标准的西子淑女，但就是成绩上不去。父母不甘心让女儿将来只当个旅游公司的导游，他们希望她在“中国天堂”之一的杭州市能有所作为，于是4年前通过出国留学咨询服务机构把女儿办到了瑞士一所旅游服务管理专业的学院留学。因为孩子高中没有毕业，所以还得在那儿念大学预科和英语文化课补习，这么两年下来，孩子的成绩可以称得上“呱呱叫”。这一点西方人早有名言在先：世界上的学生，中国学生的考试能力堪称一流。一个在中国较差的学生，到了国外同等学校，可以获得前几名的考试成绩。杭州这对夫妇的孩子原来上的是市属普通中学，却也是不错的老学校，所以她在瑞士大学预科班里成绩一直保持在一二名水平。往日西子湖畔的失落感，在这儿荡然无存，到处是受人赞美的目光，加上天生丽质，该学生骨子里的那种好胜与占有欲开始慢慢膨胀起来，先是嫌父母每月寄的钱太少，再就是觉得自己黄皮肤不如人家的白皮肤。更嫌自己的头发不是黄的--这并不难，到美容店处理一下就可以。独苗苗一个，满足她吧！夫妇俩一个在杭州机关工作，一个干个体，年收入也就在10来万元，这些钱一分不剩寄给瑞士读书的“千金”还不够她花销。无奈，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干个体的老爸身上，原本安分守己做些小买卖的他，也变得不时捣鼓些“黑”的、“黄”的，以维持生计。每一次“半夜‘机'叫”(女儿打来的长途电话)，都得让当老爸的心惊肉跳地跟工商管理人员“玩”一个星期“猫抓老鼠”的把戏。
去年，女儿的预科班结束前夕，正好在机关工作的母亲有十几天工休假，于是夫妇俩决定前往瑞士“监督”一下孩子考大学的情况。第一次出国的这对夫妇，生怕上了飞机就回不来似的，长途电话里跟女儿千叮嘱万“希望”，可一下飞机连女儿的影子都没找着，就在他们焦急万分又无可奈何时，一个棕色皮肤的印度青年拿着一块上面写着一行英文、一行中文的小纸牌走到他们面前，说了半句刚刚能听懂的中文：你们好，我这里有……这对夫妇接过印度青年递过来的纸条才知道，这是女儿让同学来接他们的“委托书”。女儿在纸条上说她由于与朋友去度周末，不能来接，让“二老”先在安排好的一个公寓里住下。夫妇俩到达公寓后谢过那个印度青年，便开始打量房间：一室一厅，家什齐全，但独缺食物。女儿在桌子上留下一个纸条，说公寓下面就是一个超市，过马路是菜市场，你们可以自己去采购。夫妇俩一看纸条就气不打一处来：她当我们什么人了？大老远人生地不熟的跑来看她，她倒好，自己出去玩去了，让我们一惊一咋地在异国他乡丢人显眼？第一天，夫妇俩没有出公寓门一步，在家里吃了一天自带的方便面，第二天当爸的就觉得肚子不妥，一小时跑了4趟厕所。当妈的说我下去到超市看看能不能买点“止泻药”，穿好衣服，换上鞋子出了门，一会儿又空着手回来了，说超市里不卖药。当爸的说你不会问问哪个地方卖？她说还用问：肯定是药店里有呗！当爸的说那你干吗不赶紧给我买回来？她说我正要问你呢！离杭州时我说要准备些药，省得到瑞士来咱们连一句完整的英语都不会讲，你说没事，有我们女儿呢！可现在倒好，你肚子吃不消了，女儿上哪儿去了？一听这话，当爸的就火冒三丈：时隔不到两年，她已经根本不把我们父母当人对待了！
第二天，夫妇俩仍然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守了一天。正在他们着急的时候，女儿上气不接下气地“咚咚咚”敲门而入。进门的第一句话就问：有什么吃的？快饿死我啦！
躲在床头的父亲没好气地说：快饿死的是我跟你妈！我们上哪儿弄吃的？
女儿不高兴了：什么？你们大活人两个在家闲着，就不知道自己买点东西？非得等我回来？
当爸的火了：这里不是杭州！我跟你妈不靠你靠谁？还好意思说，就知道自己玩，接都不去接我们，你当我们是要饭的？
女儿也火了：不是已经给你们写得清清楚楚了？还嫌这嫌那！我当初到这儿才16岁，你们怎么就那么放心？
你、你……你怎么这样讲？我们还不是为了你好？
为我？哼，恐怕是为你们的面子吧？
混蛋！你花去了全家的积蓄，怎么就不知一点好歹？父亲开骂了。
好了好了，看你们父女俩，好不容易见一面就吵架，像什么话？最后是当母亲的圆了场。但开场白的不和谐似乎注定了这一家人水火不相容的局面。
当晚，母亲在跟女儿单独谈话时也批评她不该只管自己玩，把父母扔在一边不管。女儿不服气，说每个人生活都是独立的，我为什么一定要因为你们来了就打乱自己的计划呢？再说本来是要亲自去机场接的，但后来有朋友相约外出，就没有去接了。
母亲说这事不提了，于是便问起学习和生活的情况。
女儿没有回答，反问道：给我带了多少钱来？
母亲有些生气了，说你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除了向家里要钱外，也该跟家里说说你自己在这儿的情况呀！
女儿说：这里一切正常呀！没有什么好说的。我问你们带钱来没有是因为我需要，我挑最需要的说，有什么错？
母亲不说话了，两眼阴沉下来，这孩子与过去不一样了，长叹了一声，没有把心里的感觉说出口。
她默默地打开包，取出一个大信封，毫无表情地说了声：里面是5000块美元，你下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
女儿什么话都没说，接过信封就起身说：妈你们先歇着，我回自己的地方住。
当妈的吃惊道：我们老远来这儿，你不跟妈多呆一会儿？
她说：天不早了，明天还要上课。她随手抄起一张纸片，写了个电话号码，说有事可以打这个电话。说完，朝里屋说了声：“爸妈，我走啦，”便出了公寓。
女儿一走，当妈的就开始流泪，后来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当爸的气上加气，说你把电话号码给我，我找小混球说话！
估计已经半夜二三点钟了，那边的电话通了，接电话的是个男的，且说着叽里咕噜的外语，当爸的什么也没有听到。后来他连续说了找女儿某某某的名字后，对方大概才明白过来。
喂？是爸？！有什么事吗？这回是女儿的声音。
当爸的一听奇怪地问：这是你住的地方吗？
女儿说是。
那你身边怎么是个男“老外”？
女儿没有回答。
你说呀！他是你什么人？怎么跟你睡在一起？说呀！当爸的气急败坏地大声嚷起来，对方则“啪”地将电话挂断了。
当爸的两眼发绿、胸脯起伏地对当妈的说：你赶快给我起床，我们要个出租车，去找你那个宝贝女儿！
当妈的开始不信，后来亲自抄起电话又不停地拨号码，但就是拨不通。
放心，她正跟不知哪一个毛茸茸的野驴睡得热乎，怎么会接你的电话呢？当爸的阴一句阳一句地一边说一边催当妈的赶紧穿衣出门。
你咋唬什么？这儿又不是杭州，我们到哪儿去找她？
当妈的一句提醒，使当爸的一下倒在沙发上。半晌，他才对着黑乎乎的窗外说了一句：千不该万不该，最不该把囡囡从国内放飞出来……
由于后来夫妇俩坚决要求女儿休学回国，而女儿也同样坚决不同意，这个本来非常美满的家庭出了裂痕，特别是以往的那种亲情，从此再也找不到了。
现在当女儿的仍在瑞士读书，但她已经不要父母寄钱了，自从那次不欢而散的见面后，她自认为与“不可能了解西方生活方式”的父母之间“距离太大”，于是决定即使大学毕业后也不会回国了。当爸的与当妈的在瑞士看到和感受的一切已经使他们伤透了心，也决定不再上心女儿的事了。“再上心也没有用”--夫妇俩最深刻的体会是：含辛茹苦抚养16年，不如在国外放飞一年半载。孩子虽然还用他们的姓氏，但人却已经不是他们家的了，也不可能是中国的了。
女儿仍在逢年过节时从瑞士寄来一个写有中英文的贺卡，但她的父母看了后感觉不到半点亲情。
其实，在众多少年出国留学生中，类似上面的情况并不在少数。专家认为，由于现在少年出国留学的年龄比较小，大都是初中、高中生，几乎是清一色的独生子女，虽然看起来，他们个个长得颇有成人样，说话办事也有几分成熟感，其实恰恰这一代孩子最缺乏自我管理能力、个人自控意识，特别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生的认识，基本处于空白阶段。长期的应试教育的高压，稍稍懂事就被课堂上无休止的灌输和课后如山的作业包围了，他们除了教室、家庭、电视节目外，基本没有任何独立生存与独立思维的条件可言。
这些貌似青春与健康的孩子，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当他们走出国门后，接受的又是松散式的教育形式，在那种高度开放的条件下，孩子们一下感受到的是全新的和彻底的放松，所以最容易无目的无防御的接纳异国他乡的新鲜事物。这就使得他们常常在缺乏任何抵抗能力的情况下，被西方社会一些不良文化、不良习性甚至是不良的政治观点、民族意识所侵袭和腐蚀，最后变成连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祖国都认不得的“中西混杂儿”。
“我们把孩子送出去最担心和最后怕的不是多花钱，而是怕他拿回一张外国文凭，失去的却是中国人的本质。”
从一位家长发自内心的担忧，我们不能不对未成年者出国留学引起警惕。在知本社会和科技水平迅猛发展的时代，拥有一张高等学历的文凭固然重要，但对一个家庭、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而言，人的精神素质是第一位重要的，没有了正确的民族自尊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即使人人都变成了博士，我们的世界和社会也未必是最幸福和最美满的。有位社会学家指出，少年出国留学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它可以从另一条途径解决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如入学率低、教科内容单调呆板等，同时它也体现了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加大后，利用和促进社会力量鼓励民众通过多种渠道，增强向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学与文化包括民族、人文等等方面学习的机会，从而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服务。但在少年出国留学中如不加以科学和有效的管理与引导，就可能出现良莠不分、盲目消极和适得其反的效果。特别要教育和引导家长们不要单一地为躲避孩子参加国内高考的激烈竞争或者纯粹为混个“洋文凭”而把子女送出国。因为毕竟国外教育也参差不齐，一些国家的高学历知识未必在中国就有用武之地。而同样的知识和能力，以低于10倍的投入就能在国内大学获得。特别需要引起中国家长和学生警惕的是，国外的某些投机分子一直在打中国下一代的主意，当他们看到中国人对大学教育的那种痴迷程度，往往设下种种烟幕让你钻，到头来，就是全家跳进太平洋也无济于事。
西安市的蓝先生就是这一教训的典型。他在前几年接待一个美国旅游团时认识了一位美籍马尼拉人，这位“热心”的马尼拉人听说蓝先生因上高三的儿子成绩偏差，急着要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以雪将来无学可上之耻，于是便称他的一位朋友在芝加哥某教育学院当院长，可以帮助蓝的儿子办理留学手续。蓝先生当然非常高兴和感谢，向这位马尼拉“友人”交了一万元美金，办妥了儿子去芝加哥留学的手续。一转眼就是两年，儿子说他已“毕业”，准备回国。蓝先生对儿子说，你既然在美国读的书，干脆在那儿找个工作，等几年再拿个“绿卡”，我们全家人也好一起移民到芝加哥。儿子对他说，别隔着大洋想美事了，我那个学校在美国根本没人承认它的学历，我哪儿也找不着工作，假如不回国的话就只有等着挨饿。蓝先生这才知道上了大当，再托熟人一打听，人家对他说：美国人开学校跟香港人注册公司一样简单，出上几百美元就可以了，但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是国家承认的，尤其是芝加哥，在美国也是出了名的“卖假文凭”的地方。不信，你出300美元，用不着把孩子送出国，我照样可以弄回一个“芝加哥某某学院”的文凭来！蓝先生和儿子吃亏大啦，先不说儿子这两年花去的几十万元，单看看儿子拿回的课本学的那些东西，蓝先生就差没气歪鼻子：一本书上说，西安曾是中国西部的首都。
蓝先生问儿子：你长在西安，不知道西安是中国西部的首都，还是中国历史上的首都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儿子道：我管它答案对还是错？你不是让我出国留学什么都不要管吗，只要把文凭拿回来找个好工作！
蓝先生气得真想从古城墙上往下跳，只是他没有了却一桩心事：“留学”回国的儿子还没有饭碗，得替他铺路打点……
然而，“回头”的蓝先生父子俩发现，在他们的面前并不是宽阔的海岸，已经到了大学年龄的儿子却连张高中文凭都拿不出来。有的招聘单位好奇地问蓝先生：你儿子不痴不傻，怎么连高中都没念完？蓝先生只好说“情况特殊”。他哪好意思为儿子掏出那张芝加哥的假文凭。
新千年刚刚到来之际，西安市的某“展览中心”又张贴起“国际留学咨询会”的大幅宣传广告画。有人见了蓝先生就向他“讨经”。蓝先生只是临转身时说了句：当心狼来了！
走投无路的蓝先生，最后只好跟一个私立学校的高中班联系，将已经过了高中年龄的儿子重新送进本国的学校继续“留学”--留级上学。
想留级就能上学了？对呀！那是“贵族学校”。
“贵族学校”？都是有钱人的孩子在那儿上学？当然。没钱、没大钱的人怎么叫“贵族”？
蓝先生因此又不得不掏了5万元把儿子送进这所“贵族学校”回炉重读高中。“唉，我算是服了，折腾几年下来，口袋空了，儿子学业耽误了，如今剩下的只有整天的唉声叹气。”蓝先生逢人问起他儿子的事时，一脸无奈。〖BT(1+1〗第九章“新世纪高考宣言”：
“
来年不考试！”
“当，当当--！”这钟声是全世界６０亿人共同庆贺新千年到来的标志。
“当，当当--！”这钟声是中国人迎接新千年第一个龙年的象征。
我们今天活着的人都庆幸自己成为跨越千禧之年的见证人。我的这部“中国高考报告”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进行写作的，它跟着我一起度过了鞭炮与歌声编织成的世纪欢度日。
我注意到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刻，世界上正在悄然发生一场空前绝后的世界大战，中国同样是参战国之一，而且表现得特别活跃与主动。
这是一场无硝烟的大战。它的武器是“知本”和网络，而不是原子弹与坦克。
不用说，我们的对手是太平洋彼岸的世界第一霸，但是他们此次与我们交手不必像二战期间希特勒向苏联进军时采用飞机大炮加闪电式战术，美国人笑嘻嘻地带着礼物向我们走来：这就是他们通过原全球电脑芯片头号公司的英特尔公司联合全球最大的电脑软件霸主微软公司，一起投资５亿美元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２０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一项旨在培养一线教师的“未来教育计划”，其计划的大体内容是用１０００天时间培训４０万名一线教师。推出这项庞大计划的“战略家们”说得很清楚，其目的就是为了“使今天的教师和学生为明天的要求做准备”。明天是什么？当那个英特尔公司的中国教育事务总代理周红旗
拿着装满皮箱的美金兴奋得高喊“资金数目令人吃惊”时，不知大家是否明白了一个铁的事实：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２１世纪的世界大战其实已经悄然拉开帷幕……
这是一场不同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曾发生过的战争。美国的战略家们从２０世纪中叶的二次大战尾声时期便着手开始了，当时他们和苏联共同进军法西斯老巢的柏林时，苏联人忙于搬走希特勒留下的机械设备，美国人则组成了一支精干的取名为“阿尔索斯”的突击队，这支突击队的任务是专门到欧洲战场上搜寻并抢救各类高级技术人才，然后安全地运往美国本土--当然，这中间德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是首选对象。后来50年的事实证明，美国人的这一招远远超过苏联人搬走机械设备的几十倍工效，他们正是从科学和经济两大方面围剿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并最终达到彻底击败和瓦解它的目标。
现在，美国集中力量对付的是中国。此次发动的对华战争采用的是微笑战术--首先他们在中国开办的大公司给我们“送”来很多高薪就业机会，几乎绝大部分的大学高才生全都收到了他们的麾下。当他们慢慢感觉到中国政府已经采取同样办法来留住自己培养的人才时，美国人又送来大礼--微软公司将免费赠送每位一线教师由微软公司自己制造的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００专业版和名为ＥＮＣＡＲＴＡ的百科全书。“这只是微软帮助每所学校建立一个联网学习社区的承诺中的一小部分。”微软总裁鲍默尔说：未来的孩子和今天在校就读的学生，他们将伴随互联网一起成长，互联网是他们学习、生活和感知的最重要部分，也就是说，帮助了今天的学生和未来的孩子进入互联网，那么以后的世界，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微软和英特尔了，而记住了微软和英特尔，就等于记住了美国。
难道你就没有嗅到美国人送来的大礼中早已包裹着浓烈的战争火药味，只是它有点像毛泽东说的“糖衣炮弹”而已。
在不少人糊里糊涂地在这“糖衣炮弹”中当了汉奸和牺牲品时，中国政府的决策者是清醒的，看一看我们近期陆续推出的与美国人抢占人才战略相对应的教育改革措施，就会有一种欣慰--
大规模的高校扩招；
旧教材和旧专业的革新；
教学与后勤的分离；
高考也将实行春夏两季进行；
加强青年学生思想与道德教育……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举措，它来之不易，又来得如此迅猛。我们还记得在前年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时，国内不少有识之士曾感叹改革步履艰难的中国教育是中国改革的“最后堡垒”。堡垒本来就是最难突破的，而要突破最后的堡垒其难度更可想而知。
然而曾几何时，我们从教育部那儿发出的一声声震动山河的教育改革大举措中，激动地看到阻碍中国历史进程的“最后堡垒”，在利斧破竹中，频频呈现满天希望的星光……
历史就该这样阔步向前！
但阔步向前并不意味我们的步伐错乱与盲目。一个不可逆转的国情将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横亘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中国特色的人口众多、经济相对落后及体制的陈旧。这些“特色”体现在教育问题上，便是我们的大学之门仍然拥挤不堪，门外的大批求知者，将远远超过进门人数的几倍；允许你进了大学，你和你家又交不起学费不得不放弃学籍；入了大学门苦读三年五载后仍找不到工作，或者根本学非所用；等等，等等。
于是，又有许多新老问题重新摆在了我们面前--
考大学真是惟一选择？
“考大学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惟一选择！”在一所重点中学里，我当场请一个班级的４５名高中生对此问题举手表达自己的意见，共有４４名同学举手并肯定地这样回答。有一位女孩子没举手，后来我问她的内心想法，她说：我当然也认为考大学是自己人生的最好选择，但因为我的成绩不如大家，所以不敢举手。她说她的同学们则与她想的绝对不一样，“他们的成绩都不错，而且按照我们学校以往的高考录取率，他们都有希望考上大学。对他们来说，考大学当然是惟一的选择。”
我终于明白：那些凡是有能力和成绩好的孩子都把上大学作为自己的惟一人生选择。而那些成绩不怎么样的孩子才感觉惟一选择可能把自己逼上绝路，所以才准备了第二、第三选择。另一类孩子自知根本考不上大学，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人生的坐标放在考大学之上--这是一种彻底的放弃。可见，除了彻底的放弃者外，天下的学子和他们的父母都把命运的第一选择放在了考大学之上。
这是中国人特有的人生坐标系。决定这个坐标系的有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意识，更多的则是现代社会的生存与就业的压力，当然也包含了某种理念与追求。
有人让我相信，别听一些瞎胡扯，凡是进高中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没有一个从骨子里不想上大学，除非他们力不从心或者另有原委，即便是这样，所有的人都抱定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努力加倍地去圆他们心灵深处的大学梦。也正是这种从骨子里和心灵深处涌动与迸发的大学追求，才真正使得中国的高考战火越燃越烈。
我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分析判断，也有理由认为中国人的这种追求本身就极富价值，正是它的存在，才使我们的大学龙门变得异常神圣和庄严。
然而在听到这种声音的同时，我还听到了另一种被人称为“挑战中国大学”的声音。这是由我们的同行、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先生和他的儿子赵延父子共同发出的。
赵长天主持进行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在１９９９年响遍大江南北，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文比赛，它能使获奖的小作者可以免试直接进入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仅一篇作文就能进北大？这使得《萌芽》杂志领导的这场“挑战高考”的作文大赛格外引人注目。问题还不仅如此，正当许多家长和学生纷纷对不用考试就能进入北大的作文比赛产生浓厚兴趣时，赵长天主编又“现身说法”，把自己儿子的成长经历端到了前台，响亮地提出了“为什么一定要上大学”的质问。在全国人民空前热衷于把30%
以上的家庭储蓄准备投入子女的教育、国家大张旗鼓地进行大学扩招时，赵长天父子的这一呐喊，听起来可谓振聋发聩。
赵长天的儿子赵延初中时上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一附中，真正的市重点中学，赵延父母当年都是这所中学的优等生，可儿子在初三之前成绩从没有好过倒数第十名。到了初三，赵延开始知道用功了，每天做作业至半夜以后，成绩明显上升，“中考”时仅差一分不能直升本校高中。照父亲赵天长的身份，再出些并不多的钱进个重点高中应该不成问题，在上海这个高考录取率最高的城市，进了重点高中再想上大学绝对不成问题。然而问题到了赵氏父子手里，却成了另一种情况：
“爸，我以后不想考大学了，所以……”
“所以连高中也不想上了？”
“嗯，你同意吗？”
赵延把难题踢到了父亲这边。如果换了另一位父亲听到这样的话，即使不怒发冲冠，也会拔拳相揍了。但赵长天没有，他沉思稍许后，认真地回答了儿子：“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儿子当时非常吃惊，但很快又自信地朝父亲感激地点点头。知父莫如子，老爸是个明白人，
赵延正是对这一点心中有数，才敢向父亲“口出胡言”。
“什么，侬哪能连儿子不想上大学都让着他呀？”像全中国普天下的百姓一样，赵延本人决定不上大学倒没有引起同学和老师的反响，而他父亲、身为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赵长天，却在那一阵子受到很多同事和朋友的强烈反对和谴责。“不管怎么说，只要有一点希望，大学还是要考的，何况现在都到２１世纪了，不上大学就意味着没有了进入新世纪的入门券，你当家长的不对孩子负责还有谁对他负责？千万别顺着孩子……”
赵长天当时的压力真不小，而他竟然顶住了。
“我就是不高兴读高中。上初中都要每天学习做题到深夜１２点以后，到了高中怎么办？还不天天不睡觉？所以我不愿读这样的书。”儿子赵延说。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你愿意考大学，我们作为父母当然支持，但你没有这个愿望，觉得自己不愿意受高中三年的做题之苦，那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儿子当时１６岁了，我觉得他自己应该有选择的能力和权利了。”赵长天说。
这对父子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关注，是因为儿子在没有上大学后出现的变化，用父亲的话说是：“我特别特别的开心”，不用像其他家长那样整天为孩子的作业和成绩紧张与忙碌；不用像其他家长一次又一次到学校参加家长会接受“战争动员”；更不用像其他家长面对儿子高考可能的成功或失败犯心脏病。让赵长天最开心的还有儿子后来不仅改掉了许多毛病，比如由仅仅爱好武侠小说，拓展到在中专学校里能当语文课代表了；学习成绩从后10名上升到了前10名；怯生人的口吃也没有了，并且当上了文学社的“头儿”；所学的海关专业使他在毕业后参加工作很顺利，两年多来的工作实践中他同样表现得心情愉快和积极努力。
“你对爸爸的最大要求是什么？”
“当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在我身边。”
在一次电台做节目时，儿子这样回答主持人，赵长天听后“特别特别开心”。为此赵长天对现在的考大学风有了自己一番鸿论：“现在重视考大学相比‘文革’时的白卷英雄是一种进步，想念书再往前走一步，允许和尊重个人选择适合自己的路，谁都不会受歧视。”
允许和尊重个人选择--这话对今天的中国千千万万家长们来说，是不是太重要了？是不是太值得学生及老师从观念上补上这一课？
人类的文明进步表现在什么地方？科学与知识当然是一类重要的明显标志，但就个人而言，是不是体现在自己的权利和理念真正被社会、被他人所尊重更为重要？然而看看我们现在的学生家长及老师们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子女与学生的：考不上大学你就是猪狗都不如！你是世界上最笨最笨的人，以后考不上大学你只能去扫大街！还有比这更难听的话。于是孩子们从进入小学门的第一天起，在家长和老师们的这般灌输下，从小就知道了不上大学就意味着自己是“笨得不如猪狗”，以后就只能去“扫大街”。他们因此自觉自愿地成为考试机器，自觉自愿地放弃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应当被人尊重的选择人生命运的权利。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学生，在我们多数家庭里成长着的孩子。
“文革”10年使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无数人成为了“被耽误的一代”，这是人人都痛恨的政治灾难所致，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进程中也是极少见的，它多少带有“不可抗拒性”。然而今天的高考指挥棒的挥动是不是又导致了另一种残酷，迫使我们的孩子正在成为“被剥夺选择个人权利的一代”？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谁又能不承认这个结论？
普遍的情形是孩子们已经麻木了，即便他们隐隐约约知道些自己的这种权利，但看在父母含辛茹苦的份上也不想开口了。不是没有孩子站出来像赵延那样面对可以理解他的父亲表明心迹，只是现实中这样的事例太少了，赵延敢说是因为他的父亲理解他，并尊重和支持了儿子的选择。如果换一个父亲或母亲，赵延的结局可能就不是现在这般很开心的现实。
我在某学校采访时，得知那里前年有个落榜生因为不愿再考大学了，父亲在他回家后先是狠狠地揍了他一顿，然后告诉儿子：不考大学可以，你要是留在家里，你就去死，要不你就给我滚得远远的。
儿子欲哭无泪，用什么话恳求父亲尊重他想做一名摄影师的选择都没有用，最后儿子只好关上门割腕自尽……
“我们学校这10年中已经出现多起不考大学而被家长逼死或逼走的事件，弄得我们老师压力都特别大。你想，如果不帮助孩子考上大学，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当老师的不也成了间接杀手吗？”这个学校的一位老师黑着脸对我说。
在采访这类“高考报告”时，我的感觉总是最痛苦的。
其实人人都知道这个理：社会是由各种人组成的，大学生或者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塔尖，没有塔底、塔座，也就不可能组成一个完整的高塔。
问题是“知本”时代和文凭社会逼得人人都忘却了这些理，通常的劳动者光荣，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话只有在每年的“五一节”那一天才有人出来喊几句，剩余的３６４天里我们听到和见到的全都是“知本”与网络名词，以及由“知本”和网络名词构成的一夜之间便可富甲天下的美梦和花环。
“知本”和网络肯定是我们已经进入新世纪最重要的事情，但需要指出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大学的门还很有限，即使按照国家制定的在１０年之后我们的大学入学率将从现在的９％左右上升到１５％左右，仍有８５％左右的适龄青年不能跨进大学“龙门”，过度地强调人人考大学显然只能让更多人在有限的“龙门”前殉葬而死。我们发现即使像美国这样的教育大国，不选择上大学的人仍占多数。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疯狂地想做“比尔·盖茨二世”吗？不知有谁想起过比尔·盖茨这位电脑天才也是半途放弃大学而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职业！
想上大学肯定没有错，但理智地选择个人成才的人生之路必然收益更可观，并且绝对没有错。
新世纪开端之际，我们应该在国人中大力提倡一件事：让孩子们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
“知本”和网络很重要，但通过做考试机器所获得的一张文凭，并不能真正进入“知本”阶层和网络世界。
新世纪里，也许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比尊重个人的选择和意愿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它更符合文明进程的内涵，也更体现个性创造的特征。
考上了大学又怎样？
“考上了大学当然好。”这同样是个不用质疑的回答。
但值得我们置疑的是中国人现在对“考上了大学当然好”的“好”字中，有多少是可以使一个人能在今后漫长的人生奋斗中体现出自身的实际价值？在我们民族与当今世界列强抗衡时凸现自己的能力、体现民族精神的意志？
考上大学当然好，好在有张找工作的文凭；好在能于社会的生存空间里被人承认自己是个知识分子；考上大学好在有饭吃，好在有前途。
中国人自古讲究实惠，前些年很多人不上高中考中专，因为中专毕业后能直接找到工作，而高中毕业如考不上大学等于没上。大学专科生毕业不包分配随之出现，人们开始直奔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考试，近3年间研究生考试热火朝天，人数年年几十万几十万地往上翻。
终于这一天又到来了：考上大学后仍然没有用！
有人说现行的大学是个最大的人生误区，这话听起来有点刺耳，其实可谓一针见血。现今的大学两类专业最吸引人，第一类是热门专业，比如金融、外语、贸易、法律、经济管理等，它让本来都很优秀的学子们拼命往这些专业挤，直到挤得这些专业爆满得不能再爆满--大学门不仅没有对此加以限制，相反极力扩大这些专业的招生名额，几年过去了，当学子们满怀喜悦拿着这些专业学士、硕士甚至博士文凭走出校门时发现，这个世界本不该让他选择他所学的专业。看一看前几年满大街开设的会计学校，害得多少女同胞一夜之间全变成了理财的会计大师，天下哪有那么多公司和单位呀？最后只好回家当“财务大臣”。现在的大学办学现象跟前几年的会计班大战十分相近。学校才不管你以后是律师多了，还是银行家多了，他们现在想的是办热门专业可以每扩招一名学生多收几万块钱！第二类是冷门专业，所谓冷门专业，就是在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那些现在社会上根本没有什么用处的科目还留在学校里。有人问为什么不早把这些没用的专业从现在的大学里扔出去？这里面学问可大了，因为谁都知道该扔，但谁都不去真正动手，局外人不知道，这没用的专业恰恰能满足那些想上大学又成绩考得不行，或者根本没有考上但又对大学痴迷的人以及他们的家长。这一部分人以偏远山区和家庭贫困的孩子居多，当然还有些纯粹是有钱而没智商的家庭子女；后者干脆用钱买个上大学的机会，前者常常因为本地学校基础差，家庭又交不起高昂的学费，所以他们选择了谁都不愿意去的那些专业。他们虽然进了大学，但从他们走进大学的那一天起，就意味着他们的好运从此结束。4年苦读的自豪的大学生，4年后拿到的那张文凭等于一份过时的黄历。苦苦的恳求，苦苦的寻觅，没人愿意接收。这样的大学生永远找不到自己对口的工作，只能落入“高级盲流”队伍中，其命运多数很凄惨。对这些人而言，考上大学不仅没用，甚至简直就是一生的灾难。
某年7月的高考炎热日子里，有人在北京圆明园的一个水塘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后来经验证，是具男尸，年龄在２６岁左右。死者的身份不明，最后在他的衣服里找到了一封遗书，才知道他曾是“清华园”走出来的大学毕业生，他的死并不复杂，虽然是自杀，又是与学校早已无关的无业游民，但他的遗书却发人深思：
……我曾经是一个令家乡几万人骄傲的“状元”！父母为了让我上大学，几乎倾出家中的全部，我也努力了，起先报考本科专业是农业机械化专业，等我四年苦学毕业后，想尽快找份工作以报父母当年送我上大学之恩，可我失望了，每次招聘会上我从来不敢拿出自己学的专业文凭去应聘。我也回过老家，试图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寻找我的专业，可老家的人告诉我：早在十几年前土地都包产到户了，谁还用农业机械？后来我发誓再努力考个研究生，不是都说研究生好找工作嘛？于是我边打工边复习，过着整整两年有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功夫不负我这个有心人，我终于考上了圆明园边的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学府，我从此以为这一生永不再过那种有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但我这回又错了，当我几年后壮志满怀地拿着硕士文凭去参加应聘时，人家一看我的专业，不屑一顾地朝我讥讽道：你这个硕士呀，还不如一个工商中专，现在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谁还搞什么农业机械化？那是毛主席“农业学大寨”时的热门专业，现在是网络时代，网络上不用农机，只用鼠标。是啊，现在是“鼠标”称王的时代，我这个农机硕士活在这世上不是多余吗？我别无选择，如果当年高三时我不考大学，也许今天我还是南方打工仔中的一员，每年能自豪地到年关的时候给家中的老父母寄回些钱去，然而现在我除了手中的一张硕士文凭外，一无所有。我不可能回到中学时代的选择了，读了大学的人只能往前走，可我的前面是什么呢？我看不见，只看得见这圆明园湖水中的那片天与月……
像这位硕士大学生的无奈选择，每年我们在京城可以听说好几起，现在滞留在北京的大学本科以上的大学毕业生据说有五六万以上，他们无正当职业，无固定收入，无稳定家居，属于他们的只有手中的一张大学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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