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选择的几位家长在子女考大学过程中所付出辛劳的事例，大概是全国近两亿中学生家庭的缩影。
李倩原来与我是同事，我们曾在一个编辑部工作。我从部队刚转业见她的时候真可谓“三十岁的女人是金花”。论风韵、论气质、论为人处事的热情与坦诚足以使她成为具有现代色彩的单位“一枝花”了。李倩的儿子在小学时都是由婆婆带的，所以李倩在从事驻外商务的丈夫很少在家里时，她是个爱玩爱串门的角儿。我在报社时，李倩就是个热心肠的人，谁生病、谁结婚、谁夫妻之间出了什么磨擦麻烦，总之凡事她都爱管。
因为工作调动，我同李倩分开也有七八年了。去年有一次我在西单图书大厦买书，有位老师写了一本书，宣传广告上说“某某某老师教的学生为什么50%
以上考进北大清华？”很吸引人，那老师签名售书的场面简直叫我们这些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汗颜，长长的等候签名的队伍直排到图书大厦门口。那天我从3楼买完书出图书大厦时，突然看到一楼队伍中有一对男女吵了起来，那女的硬要插队，30来岁的男人就是不让她插，结果越吵越凶。我过去一看，原来那女的正是李倩。李倩一见我这位老熟人，便有些不好意思再跟那男的把闹剧演下去，只见她两眼已是泪汪汪的。“有几年没见面了？都认不出我了吧？”李倩很沮丧地问我。
老熟人了，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她：“确实。不过我不明白是什么让你这个过去从不发愁的人改变了自己？离婚了？”
李倩两眼无神地：“跟离婚差不了多少。不过不是我与那个冤家的问题，而是我与他儿子之间的问题。”
“怎么？你不是从不管儿子的吗？”
“过去是。可那种生活早已结束了。从4年前开始，我就像头被套着缰绳的马，再也没有歇口气的日子，我怀疑自己能不能顶得到儿子参加明年的高考……”李倩的眼泪又出来了。突然她猛地抬起头，朝我大声嚷嚷起来：“你何建明不是作家吗？为什么不写写中国人为了考大学的事？为什么不呼吁呼吁改革一下高考模式？考考考，年年考死一大批孩子，岁岁考死一大批家长，难道真的就找不出其它什么更好的办法？”
又一个“逼”我写高考题材的采访对象。李倩当然属于比较典型的一种情况：
在她儿子上初二之前，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从没有把孩子读书的事放过心上。婆婆公公帮她把孩子吃喝拉撒的事全包了。但初二后的一次家长会后，李倩猛然大吃一惊，原来自己的孩子不管是不行了，因为儿子的班主任板着脸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要不让你儿子转学，要不让他留一级。李倩当时听了老师的话，脑子嗡的快要炸了，她是个向来极要面子的人，儿子的成绩之差已经差到同班的家长不能容忍的地步。原来李倩的同事中有两个人的孩子是她儿子的同班同学。一向逞强的李倩觉得这个面子丢得无法接受。问题的严重性还在后头，李倩的儿子小虎从小在爷爷奶奶的关怀下长得人高马大，14岁时已经身高1米70，体重过了120斤，活脱脱一个小男子汉，时不时半夜里在家中的被子上“画地图”。加上小伙子长得像李倩，学校里那些与他一样早熟的女孩子便向他猛烈进攻--最多一个星期能接到10来封“求爱信”。
那天，李倩开完家长会回家，怀着一肚子火在家等候放学的儿子。
不一会，门“哐”的一声被踢开了，不用说，准是小虎回家了。
李倩看着比自己还高出半个头的儿子，以及儿子那充满朝气的装束，她突然感到真的有些吃惊地凝视起儿子来：什么时候他长成大人了？
“妈，我的运动鞋太过时了，我看到新街口商场又有一种新款式，明天给我500块钱。”小虎根本没有在意母亲的表情，依然像平时那样想要什么张口就来。
“你给我坐下！”一个很严厉的命令。
儿子一愣，看着反常的妈妈暂且收敛住找张椅子坐了下来。
“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儿子装傻充愣：“妈，什么事这么严肃？”
“你，你看看自己，白长了那么高的个！全班倒数第二，除了那个先天有病的外，就你是班上最有能耐的了，看看，3次数学考试加起来不到9０分！”李倩把家长会拿到的几张卷子扔在了儿子的脸上。“难道你真的一点不知道为自己争口气？啊，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儿子长这么大还没见过母亲这么认真地对待过自己，今天是母子俩对话，爷爷奶奶被“隔离”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小虎感到很委屈，于是便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擦着鼻涕反问妈：“我知道自己成绩不好，可你知道人家的家长是怎么抓孩子学习的？天天帮着找老师找家教，甚至天天陪着一起听课呢！就你把我往爷爷奶奶这一放，什么都不管。你和爸又都不是天才，我的成绩能跟得上人家吗？要是你能有人家家长的一半心思帮助我，我也会得个全班一二名的！”
“嘴能耐！你要有那本事我可以豁出去！”李倩见儿子跟自己抬扛，气不打一处来。
“那好。就看你的了。”儿子把自己的房间小门“砰”的一关，里面即刻传出一首不知是那个歌星的“我很烦，这个世界太少真情太少爱”的歌声。
李倩一听更是火冒三丈。“小虎，你给我出来！”
“砰！砰！砰！”李倩只觉得自己那只敲门的拳头都疼了。
“妈，怎么啦？”从门缝里探出半个头的儿子，双手捂着耳机瞪大眼睛问道。
李倩上前一把将小虎头上的耳机摘了下来：“从今晚开始，我陪你做作业！”
“真的？”小虎又惊又无奈地折身从书包中取出课本和作业，噘着嘴说：“开始吧--”
这一开始，可让李倩尝尽了当一位辅导外加保姆的高中生母亲的酸甜苦辣。
第一件最让李倩犯难的是她这个拥有“大专”毕业文凭的母亲，对儿子的高中数理化题目基本上是睁眼瞎，所以给儿子请家教是当务之急。她先到了北师大家教中心，那儿的学生给她介绍了一个。头天进门一看，李倩就傻眼了：怎么是女学生呀？不行。别家教没几天，儿子把人家小姑娘弄得晕晕乎乎的就麻烦大了。第二次倒是换了个男孩子。但头一课下来，小虎就提出：此人不能再用。李倩问为什么？儿子回答得极其干脆：他连什么是VCD什么是DVD都弄不明白，还老打听我家管不管饭，妈你说能让这些连上大学之前火车都没有见过的贫困生当我老师吗？
唉！依你。李倩白了一眼儿子说，我下个星期到北大、清华家教中心问问能不能找个合适的。
下一个星期里，为了给儿子找到比较理想的家教生，李倩一连请了3个半天的假，外加每次到北大、清华“打的”花去的112块车费，最后总算在周六把清华的一位据说当年是湖北的高考“状元”请到了家里。
“状元”的水平确实不一般，但儿子的能力却很难适应清华高材生的教学速度。特别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示后仍然不见效时，“状元”有点不耐烦地从口中冒出了句“你怎么这么笨”？什么，老子出钱把你请到我家，让你骂我的呀？！儿子不干了，朝“状元”手一挥：“你走！马上就走！回清华当你的‘状元'去！我不稀罕你！”
“阿姨，我来你们家共35分钟，四舍五入，外加来回的路费，你给50元吧！”“状元”找到李倩，要回了那份该得的报酬后转身就走了。
李倩可苦了。心想：事没办成，一个月费力费心得来的200多元奖金眼睁睁为了请一个家教全给“泡”了。
李倩不死心，托人跑到西城某重点中学请了位家教名师。“只要能把我儿子的成绩补上去，老师您有什么事要办尽管说。”讲好每小时60元家教费后，李倩生怕亏待了人家“名教师”，赶忙讨好地补了一句。
“没什么，我比较忙，得让你儿子到我家来上课。”名师说。
“这是一定的，您这么有名，肯定不会只教我孩子一个学生啊！”李倩满脸堆笑地对人家说。
“那就算我同意收你儿子为学生了。不过我只能给安排在星期天的晚上八点到十点这个时间段。”名师说。
“行，您有时间就行。”
“那咱们就这样定了。”
李倩临走时顺便又从包里取出一只长条形红盒，装着十分不好意思地对“名〖CM(3〗师”说：“这是我在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时人家送给我的一条水晶项链，不值钱，您戴戴看合适不合适，如果不合适就把它扔了！”
“名师”的脸上马上表现出惊诧：“哟，这么漂亮的礼品，我喜欢还来不及呢！连戴都舍不得呢。”
李倩佯装“逼”着人家收起水晶项链后，便赶忙离开了“名师”家，对着长空自叹一声：500元又没啦！她拿出依然留有百货大楼服务小姐手温的那张水晶项链的发票，自己骂自己道：阿Q！
家教是定下来了。但每周星期天晚上的这一堂到“名师”家的上课却成了李倩极其伤脑筋的事。让儿子一个人自己来去有点不放心，让孩子的爷爷奶奶陪着更不现实。最后李倩还是决定自己陪儿子去。这一陪就是4个多月。这4个月中每月4趟、四四十六趟，可把李倩折腾苦了。那个“名师”家在北四环外的祁家豁子，李倩家在城内的长安街旁边，上一堂家教路上倒两趟车不说，把儿子送到人家家里后的两个小时可让在外面等候的李倩作难了，进人家门显然是不合适的，中途回自己家又不值得。无奈，李倩每次把儿子送到人家的楼底下后就找个地方看看书，或者构思一下手头的采访素材，要么打打新闻腹稿什么的，总之得找点事消磨这两个小时呀。眼尖的李倩终于发现一处“好地方”--不远处有个电影院门口挺亮，看个书划拉几笔还真成。一次、两次，李倩还真的发现在明亮的灯光下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等到儿子从人家家里结束课程时，她不觉得半点无聊，甚至有时还感觉时间不够用哩！三次四次……李倩和儿子在每次这样的夜晚里各取所需，颇感充实。
可是就在第16次这样的夜晚时，意想不到的事出现了。
那天，上完家教的儿子准时在10点10分跑到电影院门口找妈时，妈却不见了。
“妈妈--！”小虎开始四处寻找，后来不得不大声叫喊。
“小……小虎，我……我在这儿呢……快来扶我一下。”黑暗处，有个变了调的声音在呼救。
小虎紧张地奔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妈妈倒在了地上。李倩什么话都没敢对儿子说，只推说自己摸黑摔了一跤。等到儿子叫来一辆出租车送他们回家后，她忍不住回到自己的房间捂着被子伤心地哭了起来。那一夜，她整整哭了大半夜。我采访时问她到底出了什么事。李倩才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出了实情。
那天，李倩像往常一样，独自依偎在电影院门口的一处灯光下看书，不知什么时候，眼前出现了一个身材蛮壮实的小伙子。那小伙子手里拿了两张电影票对她说：“大姐，我的朋友今晚没来，这儿多了一张电影票，扔了也浪费，你进去看看吧。香港片，消磨消磨时间。”
李倩还没来得及思考一下这突然的“友好”，便被对方热情地拉进了影院，并在那小伙子旁边的座位上坐了下来。电影随即开始了，银幕上出现男女主人公不断热吻和拥抱的镜头，场内人并不多，里面静得出奇。许久没有在电影院感受过这种场面的李倩，似乎也被银幕上男女主人公的情绪感染了，内心深处那份早已冷却的情绪此时此刻不知不觉涌进了血管……就在这时，突然她感觉有一只不老实的手碰上了她的腰际，先是停在那儿没动，见她没有反应，便开始大胆地向她的前胸移动起来……
“干什么？”李倩低声而又严厉地侧头责问送她票的那小子，同时站起身就往外走。
“大姐，你别走呀！”身后，黑暗中有个变调的声音在喊她，并顺势扯住她的衣角。
李倩抬手狠狠地一甩，大步出了影院。她一边走一边心里骂自己“活见鬼！”
“大姐，我可不是鬼，我可是你的小亲亲呀！”
李倩一惊，回头一看，原来正是那个想在黑暗中动手动脚的无赖。
“你、你想干什么？”李倩使出全身力气想抬高声音吓退对方，可声音不仅没有丝毫的严厉，反而多了几分颤抖。
“嘻嘻，大姐是这儿的常客了，何必耍弄我这样的小弟嘛？”那无赖嬉皮笑脸地凑过来，满口秽语：“怎么，你是嫌我太嫩？错错错，大姐，也许天太黑，你不小心看偏了眼，不信你伸过玉手摸一摸便知……”
李倩吓得连连退了几步。但她知道此时此刻必须自己给自己壮胆，于是便提高嗓音斥道：“你这个流氓，滚开滚开，要不我喊人啦！”
阴暗的灯光下，那人先是一愣，也许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真的弄错了人。良家妇女也该收拾收拾。“妈的，你不想干事，也不能白白浪费老子的钱财呀！”
“你、你想干什么？”李倩一下没弄清对方的意图。
“装什么蒜，给呀！老子总不能白贴了半天陪你呀！”
原来他是要电影票钱呢！李倩赶紧哆哆嗦嗦地从口袋中掏出一张十块钱票：“给，还你票钱。”
“嘿，你当我猴耍呀！”李倩还没有反应过来，对方那只有力的手早已向她伸来，而且在抢走她钱包后又猛地一推，将她推倒在马路边……小虎喊她的时候，那混蛋其实刚刚离开不久。
李倩没有将这事的全过程告诉儿子，但就因为这可怕的一幕，小虎的家教从此结束了，是李倩主动向儿子提出来的。
被请家教折腾得又气又恨的李倩虽然不再想为儿子请人辅导了，但为了让儿子的成绩上去的心思却丝毫未改，相反随着高考的临近，李倩的劳神简直到了极点。
进入高三后，小虎的成绩显然比以前有所进步，李倩在儿子面前，笑着拍了拍小虎的脑壳，毫不掩饰地说：“这是咱娘俩共同努力的结果。”
“最主要的还是我的内因在发生作用。”儿子并不客气地回击道。
李倩点点头，说：嗯，这一点应当给予肯定。不过问题是你的进步还不能保证高考的绝对把握，必须进一步加大“内因作用”。对了，我已经根据你在班上所处的中游水平，特意为你制定了一个“半年赶超计划”，就是用6个月时间，每月赶超班里两名同学，二六十二，这样半年下来，进入高三后一个学期，你的成绩就可以在班上达到前三名水平。这叫“量化赶超法”。
“量化赶超法”？正在埋头吃饭的小虎，一听老妈的新花招，嘴里的半口饭再也没有咽下去，放下饭碗便进了自己的小屋再不想答理谁。
李倩才不管儿子这一套。心想男孩惰性大，你不用鞭子在后面赶着，他是不会抬腿快步往前走的。
根据李倩的“侦察”和“剌探”得来的经验是：要想让孩子成绩突上去，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多做题，二是巧做题。
第一条可行的路说白了就是多花时间。为此，李倩给儿子小虎的时间作了最详尽的安排，每天放学回家后先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然后再做由她亲自选定的辅导资料20题，文理各一天。第二天6点起床后用10分钟洗漱，再用半小时对前一晚上做的题进行检查，然后是15分钟的早餐时间。留有5分钟作为机动时间处理上学前的准备工作。周六、周日当然是全天候的复习与做题，其早晚时间与平时一样。
小虎对上述的安排表示默认，但他提出：我的所有时间已经被无情的全部填足了，如果要我像一台机器运转，条件是我的个人行为将同样全部机械化。
“什么意思？”李倩对儿子这一怪怪的问题不明白。
“没什么意思，你已经分分秒秒给我安排了，我不可能像以前做些我自己本应做的事，比如吃早餐时你得给我把热牛奶吹凉了，把鸡蛋壳剥好，同样晚上睡前也必须把洗脚水端到我脚跟前，等我洗完后再倒掉，最好还扶我上床--请别打断我，应该还用音乐为我催眠什么的。”
“你--！”李倩气得直想发作，又被儿子将了一军。
“先别急，如果我说的不成问题，那老妈你的要求我也答应。”小虎两眼盯着母亲，一眨不眨。
李倩“唉”地长叹了一声，说：“好吧，我们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儿子头也不抬地搁下饭碗就进了自己的小房间。
第二天早上起来后就开始“练兵”，儿子对“规定”时间段里做得一分不差，倒是当妈的李倩有些极不自然：热牛奶有些烫，小虎夸大其词地在坐在桌子前大喊“快吹凉吹凉呀”，至于看着儿子在一旁扮着鬼脸看自己忙手忙脚剥熟鸡蛋壳的样，李倩气得胸脯一起一伏。晚上母子俩又开始了“规定”项目的分工……12点差7分钟时，儿子宣告“规定项目”全部完成。已经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的李倩，赶快为儿子端来洗脚水，等刚倒完洗脚水，躺在床上的儿子又大呼小叫的嚷着“催眠曲”没有打开，大约十来分钟后等到儿子“呼呼”入睡时，疲惫不堪的李倩就像浑身散了架似的。
可是说好的事就得坚持，否则前功尽弃。李倩咬咬牙，一个早上一个夜晚地跟儿子“开仗”。十几天过去后，俩人之间的“分工”，渐成习惯。只是有一日让李倩气得不可忍受的是，那天早上她正忙着为自己上午要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做准备，儿子在外屋大声咋呼起来：“妈，不行不行，你耽误我时间了，怎么没有把鸡蛋壳剥好呀？”
正忙着的李倩一听便大怒：“混小子，你自己的手到哪儿去了？”
“这不是我的事，我不干！”谁知儿子毫不含糊地回答。
“你--！”李倩大怒，从里屋冲出来，拾起桌上的鸡蛋，就扔在了儿子的脸上：“我看你会不会剥！”
接下去，便是母子俩的一场激烈争吵。李倩为此班也没上成，自己的采访任务也搁下了--_那天她在家里哭了整半天。儿子放学后回来就钻进了被子，什么作业都没做。
最后着急和投降的还是当母亲的李倩。
第二天早上开始，李倩无可奈何地对儿子说，是你妈不对，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明确分工。该我做的全部我做，该你完成的你也必须完成。
小虎没有说话，但同样机械地恢复了以往的做法。只是事过三个多月后，令李倩更发愣的事发生了。
那天，儿子放学回家后吃完晚饭，照例一个人关在自己的那间小屋里。李倩呢，则在自己的卧室赶着一个明天就要发的新闻稿。像通常一样，约10点半后，她就会轻轻敲一下儿子的房门，问问儿子饿了没有，想吃点什么夜宵。
“儿子，说话呀！”李倩感到有些奇怪地追问了几声。
背对着她的儿子仍然不说话，但直挺挺的坐着并不像睡着的样子。于是李倩走了进去。当她看到儿子的模样时大吃一惊：以往虎头虎脑的儿子，今儿个咋傻瓜似的愣在那儿，两眼朝着黑洞洞的窗外面无表情，一言不发。”怎么啦？小虎小虎！”李倩使劲地摇晃儿子，直到她急得快要掉出眼泪时，儿子总算不紧不慢地吐了一句话：
“其实我对考大学一点兴趣也没有。妈，真的，我不想考大学了。”
什么什么？你给我说说清楚！李倩惊愕得半天没把张着的嘴合拢。
“为什么，啊，到底为什么？你给我说说清楚！”李倩急得直跺脚。可儿子说的还是上面一句话，并且任凭妈妈怎么跺脚，他的脸上依然毫无表情。
这一夜，李倩哭了一夜，她是搞新闻的人，平时见多识广，小虎突然出现这种精神状态的后果太可怕了，这不仅意味着当妈的这几年来花费的精力等于付之东流，更严重的是盼望孩子考大学的愿望将成泡影。
第二天一早，小虎还是机械地在6点起床，可这回当妈的李倩则重新把他拉进了房间，说你今天别去上学了，呆在家里。儿子不听，说为什么我不去上学，不是你规定我这个时候起床，一会儿我还要早自习呢！李倩强忍着眼眶里的泪水，把儿子拉进房间，然后直奔小虎的学校。
小虎的班主任也很惊诧地说：“你家儿子近半年学习一直很认真，月月都在进步，已经从中游赶到上中游了。昨天考试时我还对他说，照你现在的进度，到明年高考前，准能赶到班里的前五名。”
李倩一听更是揪心地在老师面前掉了眼泪。“不知怎的，小虎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发现他精神不对头……”
“这可不是好兆头。快带他到医院看一看。听说北医六院专门看这类病。唉，我们学校每年的高三毕业班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同学出现不太正常的情况。没办法，孩子们压力太大了，我们当老师的也个个像得神经病似的……”班主任的话还没有说完，李倩就有些急了，“请你少说几句行不行？”
小虎的班主任一下愣在那儿，她不明白李倩为什么冲她那么厉害！
还用说，现在李倩听到“神经病”这3个字就头发胀。
李倩带小虎到北医六院看后的结果已在预料之中。医生建议，孩子患的是中度忧郁症，可以暂不住院，但必须尽快治疗，可以在家治疗，必须休学3个月。
完了。在走出六院的那一瞬间，李倩第一个反应是儿子的高考梦彻底完了。3个月休学，就等于放弃了小虎的第一次高考。怎么办？李倩从给儿子看病那天之后的10来天时间里一直在想这一问题。她还专门跑到学校跟老师商量此事。老师只说：“这事主要是你家长拿主意，我们可不敢出意见。”
李倩把小虎的父亲也从外地逼了回来。“还用问，当然要儿子嘛！”丈夫的态度非常干脆。但他哪里能理解身在同辈人中间承受种种子女高考旋风影响的李倩有怎样的压力？
在单位，因为儿子得了“精神病”而上不了学后，李倩总感觉那几位家中也有准备高考的子女的同事，似乎总用异样的目光在看着她，而且让李倩不能容忍的是她们的每一个笑声似乎都在有意嘲讽她。“有什么好笑的？！”一天，李倩实在受不了了，拍案大怒。当时编辑部的人都感到莫名其妙，李倩在身后隐约听到有人轻轻骂她：“准是也得了神经病。”
“你们才是神经病呢！”李倩觉得自己再也忍受不了这等气氛，在编辑部又哭又闹了一场。当她被单位的一名主任送回家时，她一下想到了自己好像也没了脸面，恨不得死了算了，可是回头看看愣在一边的儿子，她情不自禁地走过去，抱住他大哭了一场……
然而眼泪救不了儿子，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处境。小虎的父亲因为工作忙，放下几千块钱又离开了家，小虎的爷爷奶奶倒是与李倩一样着急，但又急不到点子上。怎么办？李倩想来想去仍不愿轻易放弃小虎的高考，因为从老师那儿知道，小虎他们的课程实际上早已学完了，现在到高考的所有时间里就是重复地做各种试卷，没有新课。这情况让李倩产生了一个念头：儿子不去上学，只要安排好，一边治疗一边照样可以争取参加七月份的高考。到时候也许让那些笑话我李倩和小虎的人大吃一惊呢！
行，就这么干！目标一定，李倩倒是心境平静了许多，对小虎的治疗也进入了正常的安排之中。
她想先必须把小虎学校里的每天学习安排弄到手，这样就尽可能地让儿子与班上的同学复习内容接近。为了做到这一点，李倩又是塞红包又是说好话跟小虎的几个任课老师达成“协议”--每天放学之前她到学校把当天复习的内容记录下来，然后回家给儿子布置。这件事看起来简单，做起来特费时间和精力。李倩每天要准时赶到学校，否则人家老师就回家去了，等于影响小虎后一天的学习。李倩又常常不能守时，任课老师常常又有事不能按约定时间跟李倩见面。有一次为了等物理老师，李倩左等右等了3个多小时才知道那老师生病住院没来。在西北风里冻了几个小时之苦先不说，第二天李倩还不得不掏出100多元钱买了礼品上医院看望人家，不这样做还能有什么法子？拖着疲倦不堪的双腿回家的李倩瘫坐在木椅上，对着镜子里似乎一下老了几岁的影子，那辛酸的泪水忍不住哗哗地流淌出来……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来。李倩充当着有病的儿子的“家庭老师”的重任，每天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所有的时间全部用在了儿子的学习身上，其实她在工作中相当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也在为儿子准备这准备那，好在报社工作弹性大，否则换了那种上下班都要签到的企事业单位她李倩早被老板“炒鱿鱼”了。
时至1999年7月的高考日子，北京的天气突然异常凉爽。正当几十万家长和考生三呼万岁满脸笑意地走进考场时，李倩家的小虎突然对她说：“妈，我觉得自己没有把握，我想明年再参加高考。”
李倩当时久久地看着儿子，她心里真想大喊大骂“你这个王八蛋”，可嘴上没吐半个字。她只是朝儿子点点头，然后回到自己的卧室，伏在被子上痛哭了一场……她感到过去几个月、几年的辛辛苦苦
全都白干了。哭过之后，李倩又重新
抖起精神，认真地叫来儿子，坐在她面前。
“小虎，我尊重你的意见。不过，我们还必须像从前一样我安排你做题，争取参加2000年的高考。”李倩俨然一个严肃的教父，让儿子在自己面前起誓。
“嗯。明年我一定参加高考。”儿子起誓道。
……
“这不，又快一年了。我和小虎从来没有放松过一天。其实着魔的倒是我，因为孩子还在家治病，能够稳定就行，所以凡是听说外面有什么对高考有好处的事、名师开的复习班，我几乎都要去看一看，了解了解。这不，你都看到了，为了这，我如今早已变成了一枝枯萎的花了……”李倩朝我苦笑道。
“想开些，高考虽然重要，但儿子毕竟更重要嘛。”我想不出更具说服力的话来安慰老同事。
李倩嘿嘿冷笑道：“话这么说，可是儿子已经这个样了，如果还考不上大学，今后他这辈子还会有什么前途？”
我想了想，真的答不上来。也许这正是中国亿万父母与李倩想的一样的问题吧！我不能不更加深思。
在采写这部作品时，曾赶上1999年高考的最紧张时刻。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则北京广渠门中学“宏志班毕业生全部考上了大学”的新闻，于是便决定去采访“宏志班”毕业生们的家长的故事。高全根，是“宏志班”班主任高素英老师向我介绍的第一位家长。高素英现在也算是北京教育界的名人了，但她一讲起高全根一家为了孩子求学的事，仍会情不自禁地落泪。高老师把高家的地址抄给我后，我第一次竟然没有找到。因为高家没有电话，我只能估摸着节假日他家应该有人，所以就在国庆五十周年放假的那几天里找他们。这一日我骑车去崇文区幸福大街的樱子胡同寻找高家。关于北京的穷人我以前有所了解，也到过一些贫困家庭，但此次采访高家却又使我“大开眼界”，原来住在小胡同里的北京穷人还有那么多啊！高家住的院子是个“冂”字形三层简易楼，里面到底住了多少户人家我估不出来，反正从我踏进那个所谓的院子时就得注意两边搭建的小棚子别碰了自己的头、扎了自己的眼睛。才下午3点，可那楼道里得摸着黑走，因为狭窄的通道上既没有照明，更没有一个窗子，各家堆放在两边的物品刚够过一个人。走道一侧还有一个共用水龙头，水龙头上有一把很粗笨的锁箱。接我上楼的高全根师傅告诉我，他们一层楼的人全都在这一个龙头上用水，所以大家有个习惯，一到规定时间就得把龙头锁上，以防浪费或另层楼上的人来窃水。我听后真忍不住要笑：都到网上购物时代了，可这儿的百姓还在过着20世纪60年代的生活呀！一点没错，当我走进高全根家时，这种感受就更强烈了。老高家只有一间房子，总面积１５７平米，没有厨房，没有厕所，也没有内间外间之分，里面竖排着的一双一单两张床，双人床上面搭一个小阁层。老高说他两个儿子没有上大学之前就有一个睡在上面。但我怎么看怎么觉得无法睡下四个成年人。老高苦笑着解释，１９９６年３月他住进这儿后，就没有一天是全家四个人同时在这间房子里同住过，如果孩子回来了，他和妻子就到单位去“值班”，如果孩子上学住校，他才和妻子有可能“团圆”。房间里除了两张床以外，就剩一个三屉桌和一个木箱，木箱上面是一台２０寸的新电视。老高说这是他家为“迎国庆”而多年来添过的惟一一件东西。我听后心头直发酸，是啊，建国都50年了，就在我们首都北京，竟然还有像高全根这样的贫困户！老高很客气，要给我烧水，我说不用，他非要烧，可他家连个水壶、水瓶都没有，只能用那个做饭的大铝锅，搁到走廊里他的“露天厨房”去烧。
当老高用双手端着大铝锅为我倒水时，我不由感叹地说你这儿太艰苦了！这位共和国同龄人却连连说：“我们全家已经知足了，很知足。”
这是怎么说的？我不明白。
老高很认真地告诉我：“这房子还是北京市市长亲自批的，要不说不定我全家现在还住在郊区的猪棚里呢！”
看我惊诧不已的样子，老高便给我讲起了他作为北京知青为了孩子能回城上大学而付出的种种辛酸经历--
高全根原籍是河北深县人，１９５７年来到北京的父亲身边。１９６４年上的北京四十三中学。两年后，“伟大领袖”关于知识青年一定要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号召出来了，高全根是班上第一个入团的干部，在学校动员学生们上山下乡时，老师问他能不能带个头？高全根说行，随后拿起笔就写了下面一行字：我初四班高全根，坚决申请到内蒙。写完后就交给了学校。回家他也没让父母知道。“就是知道了，当时他们也拦不住。”高全根说。没几天，军宣队就批准了他和另外班上的１５名同学，一起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高全根说他们不是兵团，而是真正拿工分的牧民。这是１９６８年的事。到１９７１年时，与高全根一起下乡的另外十几位知青走的走、跑的跑，只剩家里没门路又穷得响叮当的高全根还留在旗上。一天，他到公社开会，公社干部对他说当地的乌达矿务局五虎山矿要招工，问高全根去不去？他说那就去吧。就这样，他被幸运地招到矿上当了一名每月拿８２元工资的挖煤工。这在当时，能从牧民变成吃“商品粮”的工人简直就跟进天堂一般。但毕竟内蒙四子王旗是个风沙和冰雪围聚的戈壁滩，矿上的生活也极其艰苦。那时知青们对自己的前途不抱任何幻想，不多久高全根就和矿上同事的一位表妹结了婚，之后就有了两个儿子。那时全家人就靠他一个月８２块工资维持着。到了80年代中后期，知青可以回城了，高全根因为当了矿工又成了家，所以按最初的政策他只能把两个儿子中的一个孩子送回北京。到了１９９２年，知青政策又有新的说法：只要能找到接收单位，就可以把全家迁回来。已经离开北京20多年的高全根觉得这是个机会--主要是为了孩子将来能有个大学上，所以便托人联系了京郊的一个接收单位，于是全家回到了久别的北京。但是20多年过去了，北京的变化令高全根这位北京人面临了许多他想象不到的事，最重要的是房子问题。接收单位说，我们可以勉强接收你，但房子是绝对不可能解决的。北京有色金属粉末厂能接收高全根的最大原因是这样的工种一般人不愿意干。然而一个4口之家不能没有房子呀！北京又不像内蒙古农村，随便搭建一个小棚棚没人管你。在内蒙古苦了20多年的高全根没有想到偌大一个北京城，竟然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他着急啊，大儿子已经进高中了，小儿子也快进初中了，没有一个固定的家，怎么能让孩子上学读书呀！自己的一生也就这么着了，可孩子的路才刚刚起步，不能耽误啊！他高全根难就难在他是个穷光蛋返回北京的，且还拖着没有工作的妻子和两个读书的孩子。高全根在接收单位一个月也就六七百块工资，他用这份工资养活全家4口人已经省得不能再省了，哪有余钱在城里租房？无奈，老高只好托朋友帮助。朋友把他带到市郊十八里店乡周庄一队的一个猪棚那儿，说这里有个猪场仓库反正也是闲着，你看能用就住下，不要一分钱，老高还没看一眼是什么样的地方，一听不要钱就连声说“行行，不要钱就行。”
高全根就这样在离别北京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暂时可以住下的“家”。哪是什么家呀？儿子第一个进的猪棚，又第一个吓得从里面逃出来：爸，这地方不能住人，耗子大得跟猫似的！老高不信，他进去了，脚刚刚跨进去，突然从一堆草窝里“噌噌”窜出两只硕大无比的耗子！老高惊呆了，犹豫了，可他想不出还能为儿子和妻子找到另一个可以跟这儿相比的地方--这儿不要钱，什么都不要。
“那几年怎么过来的，我现在连自己都不敢去想一想。”老高说：“也不是我这个人好将就，或者说我们这些当知青的家庭好将就，没办法，我当年离开北京时就背着一床被子和一本语录，现在回北京时是带着老婆和两个大儿子回来的，能回到北京就是场梦。我跟妻子和孩子们经常说，我们是北京人，但又不全是，既然现在户口能落在北京，算是最大的福气了，其它的咱们啥都不要跟人家比。妻子和孩子都是听话的，他们跟着我已经吃惯了苦，但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的这种苦与其它的苦不一样，这才叫苦呢！是那种不像人过的日子的苦。就在我回北京前几年那么难的情况下，也没有耽误过孩子一天的课。住猪棚后，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辆自行车，我自己也有一辆，是送他们两个外加接送妻子和自己上班用的。十八里店乡到最近的南城边也要近一个小时，而且很长一段路没有公交车。我每天要很早起来，五点来钟就得先送儿子走，儿子再倒换两次车再骑自行车在7点左右到校。我约摸6点来钟回到家后忙吃上几口再带妻子出门，将她送到有公共车的地方让她好在一个单位做临时工，之后我再蹬车上自己的单位。晚上也是这样，先把妻子接回来，再去车站接儿子，每天儿子们回来最晚，不会早于八点钟。我看着孩子很争气，他们从来不吭一声苦，穿的衣服是破的，睡的地方就是猪窝，前面没有门挡，后面的窗没有玻璃，冬天刮风能钻进被窝，夏天最难受，蚊蝇到处都是，蚊帐根本不管用，孩子们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嘴巴有一厘米长、身子跟苍蝇那么大的蚊虫。我说我也没有见过，只有在多少年没人住过的野棚草窝里才能见得到。我和妻子反正每天下班后就没什么事干了，可两个儿子不行，他们要做作业。冬天他们只能在猪棚外面的石板上做，你问有没有电灯？哪会有嘛！是人家遗弃的猪棚，不会通水通电的。我们做饭是靠的煤炉，孩子看书做作业用的是油灯，一直是这样。冬天冷我们好像没有特别感觉，大概我们在内蒙古呆的时间长了。可夏天的日子就难了，猪棚不知有多少年没人用过了，那虫子蚊蝇横行霸道，我们一家就成了它们袭击的惟一对象。每天一早起来，看到孩子们的身上脸上都是红一块肿一块的，我心里又难过又着急，可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再新的蚊帐不出三天就被大蚊虫咬穿了，真是苦了孩子们……”
老高说到这里哽咽得说不出话。
“唉--日子总还得过呗。”长叹一声后，他继续道，“那些年里，我们全家很多时间全浪费在路上，孩子上学要比一般的同学多花至少4个小时路程。家里没有钱，所以他们尽量骑自行车，我都记不清到底经我手换过多少副车胎！看到孩子能骑车到城里上中学我感到有一种希望在我心头涌动。我两个儿子非常不易，他们从内蒙古农村的学校转到北京市的学校时，连本书都没有，起初上课时像傻子似的什么都不懂。但他们十分努力，也从不跟人家比吃穿，上高中了也还穿着有补丁的衣服，你们听起来可能不相信，可在我们家一点也不奇怪。”老高说着抖抖自己身上的衣服，说，“你看我现在穿的，回北京快有10年了，我只添过两件衣服，其它的都是缝缝补补再穿的旧衣服。孩子跟我们一样。我大儿子是在猪棚里考上重点中学的，又在１９９７年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从北京十五中考上第二外语学院，考了５３４分，这个分那年是可以进北大的。二儿子高岭是在猪棚里考上广渠门中学宏志班的。我二儿子是一个十分要强的孩子，他进宏志班后学习特别努力，这是一个专门为经济贫困的家庭子女们特设的班，来自全市贫困家庭的几十位优秀学生，他们相互之间都在竞争。高岭因为自己路程远而耽误很多时间，又没有一个家而内心非常痛苦，他在做作文时写了一篇很动感情的作文，苦诉为什么在这万家灯火、高楼耸立的首都就没有自己的一个立足之地，倾吐了孩子渴望有个哪怕能安一张床、一张写字台的家的心情。他这篇作文让班主任高素英老师很感动，高老师便利用一个星期天跟着我儿子来到了我们这儿，她当时看到我们一家住在远离市区的一个猪棚时，忍不住眼泪都流出来了，高老师说她教的宏志班都是穷人家的学生，可像你们连个家都没有、只能住猪棚的还是第一次听说和看到。高老师是大好人，她说她要尽自己所能帮助我们解决房子。她后来带电视台的记者到我住的猪棚现场采访，又向市里反映。１９９６年３月３１日，在当时的北京市李市长的亲自安排下我们全家住进了现在这个地方。你可能觉得四口之家住这么个要什么没什么的简易楼里一间10多平米的房子太寒酸了，可我们全家已经很知足了，因为总算有个家了。”老高颇有几分自豪地指指桌子上惟一的一样装饰品--一个我们早已久违了的小管灯，说：“这灯是一个亲戚送的。它的功劳很大，已经把我家两个儿子都送进了大学！”
老高的二儿子高岭是１９９９年从“宏志班”考上北京农学院的。我问他现在家庭的情况怎样？他说他比以前心情舒畅多了，因为两个儿子都上了大学，圆了他多年的梦。“我现在虽然日子过得还很紧巴，我自己下岗了，厂子只给一点社会保险，我和妻子俩人每人每天就有１７块的收入，她在赛特那儿刷碗，我在一个单位做临时工，要负担两个大学生孩子的上学费用几乎也是不可能，好在学校能免一点，孩子自己勤工俭学挣一点，加上我们省一点，所以紧紧巴巴这么过着。我这辈子没啥追求了，就希望孩子能有出息，他们现在都上了大学，我看到希望了呀！你说我还能有什么奢望？”
那天走出高全根家时，已近傍晚，京城上空的一道晚霞正美丽地照在他所居住的那栋像鸟笼似的简易楼上，外面是喜气洋洋的庆祝国庆五十周年的阵阵歌声、鼓声和踩气球的欢笑声。我忍不住取出照相机，给老高他们这栋“京城贫民窟”留下一个影，我想以此告诫那些生活在蜜糖般幸福的富有的人家以及我们的官员，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少人的日子过得很难，应该再想些办法帮助他们。
采访高全根，使我对知青那一代人在今天为了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大学所表现出的那份强烈意愿，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据调查，当年知青中真正后来在1977、1978年恢复高考这一历史时刻，重新进大学又把光辉前程夺回到自己手中的仅仅是数百万知青的一小部分而已，像现在的著名作家陈建功，原团中央第一书记、现为河南省省长的李克强，著名导演陈凯歌等等社会精英。也就是说，大部分当年的知青由于那场“浩劫”而一生断送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且由此造成了一辈子改写人生命运的结局。
这是一个中国特有的悲剧。
或许这也是中国今天的高考为什么越走越让人感到进入了牛角尖和死胡同的重要原因之一。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民像中国人对考大学表现出如此的狂热与独一无二的选择。
十年浩劫留下的一代人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反而成为加深了此后两代人共同渴求冲进大学门并“决一死战”的情结。这种状况只有中国才存在。
“我再不把儿子送进大学，就意味着从我之后的几代人便会丧失做人的最基本的资本，也就是说在我之后我们崔姓将彻底沦为贫民阶层。”如今通过自学已在北京市某机关任副处长的崔先生谈起这个话题时显得异常激动。
“可不是吗！”他的话像汹涌奔腾的大江之水，一泻而下，“我是老三届的，后来到北大荒去了。恢复高考时我没有参加高考，不能全怪我。当时一方面我们仍受读书无用论影响，一方面我在团部任领导职务，工作忙脱不开身，把参加高考的时间让给了别人。如果说当时我自私一点，完全可以像别人扔下手头的工作去复习，去参加高考嘛。回城后，我在一家福利厂当支部书记，工作还是那么忙，天天都要为几百号人的生存发展着想，还得经常跑外勤，哪来机会去脱产参加这个班那个班？我的档案你不信可以去看看，尽是什么‘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优秀党员'之类，可在填写一张张先进上报表时，文化程度那一栏一直是高中毕业。有啥法子，比比人家，那些当年在兵团给我手下打杂的人现在个个是教授、局长。我不感到心寒？不就是因为人家后来上了大学，身怀一张可以敲门的文凭，所以便提拔得快嘛！我们这些没有文凭的，再拼命干，也不如人家一张文凭‘水平'高呀--哪怕他读管理学的博士毕业生连最基本的一个车间都指挥不好，人家照样可以比我们早提拔到处级、局级岗位上。而我们呢，就因为没有进过大学，所以什么好事都与你无关。这公平吗？可有谁能改变得了？”崔兄的一番话听起来像是牢骚，实际上反映的确是当今一个活生生的现实问题。我知道老崔的儿子今年也在读高三，准备参加2000年高考。“你可以到我单位问问，我早已不是当年那种先进分子了。我现在上班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呀，这我心里明白，处长局长也不会说我什么，反正在我之上有一大堆人闲着，我多干活并不一定落好，乐得我能有时间把精力放在儿子的学习上。你问我儿子的学习成绩怎么样？当然不错了，我希望他圆我的清华梦。现在我和爱人的全部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只要他能考上名牌大学，我会觉得自己一直认为的社会对我们这些当知青的不公算是可以逮回了，否则我一辈子心理不平衡。”
我与老崔相约2000年夏天，等他儿子考上大学后我们一起上他的一个“兵团战友”开的“北大荒”饭店隆重庆贺一番。
“其实我这样的情况不算什么，你要有机会采访采访那些没有回到北京仍在外地的那些知青们，他们为了孩子能上大学所付出的才叫人听后感动和受教育。”老崔向我作了一个重要的提示。
后来我从市高招办的工作人员那儿获得信息，每年北京市高考生中都有不少在外地长大的知青后代。1999年的高考开始后，我就留意了这样的对象。北京西城的十三中和四中的高考点离我的住处都很近，高考那几天我天天特意往这两个考点跑--我在寻找我要的采访对象。8号那天我终于找到了一位自己在河北工作看上去已经成了“北方大妈”的考生母亲。这位考生的母亲明显特征是“土”--可以说土得根本看不出她曾经是北京城里出生的人。
“我、我是堂堂正正的北京人呀，可现在我连小时候一起读书的同学都不敢见了，为啥？就是我现在这个样还有人相信我是北京人吗！”这位考生母亲一说话就擦眼泪，看着她满头银丝，我心底油然升起一股怜悯之情。在我保证不说出她的真名后，这位大姐才同意我的采访。
我这里称她为章大姐吧。
章大姐是1970年下乡的，还没有读完高中就被学校一声令下跟着同学们到了山西吕梁山一带插队去了。她与当年很多北京女孩子一样，是瞒着家长自己硬把户口迁走的--那时候这样的行为是“真正的革命行动”。她本来因为年少体弱可以分配到好一点的乡村，但由于“革命意志坚强”，要求批准到最穷的山区落户。就这样，她在山西和河南交界的运城地区的一个山村安家落户。那是个完全与世隔绝的穷地方，上乡里的小镇也要走上近一天的山路。章到这儿插队后住在一家有3个儿子的老农家，主人待她不错，特别是每当生产队分给她重活累活时，当家的老爷子就嚷着叫3个儿子帮她干。日久天长，章便把这儿当做了自己的家。尤其后来她在北京的老母亲去世后，便跟这家房东的关系更亲近了一步。在她插队的第3年，房东大妈给她从城里扯了一块的确凉布，送到了她的小屋，随后问她愿不愿嫁给她家的3个山伢仔中的一个？章摇头也不是点头也不是，最后还是这家的老爷子选定的--嫁给二伢子吧。就这么简单，她就当上了这家的第一个儿媳妇。她的丈夫年龄与她还算相配，大3岁，而她的大伯子已经32岁了还是光棍。当了人家的媳妇，自然接下来就是生儿育女了。到八○年那会儿，那些当年与她一起下乡插队的知青都可以回城时，章的大孩子已经8岁，小的也有6岁了。根据当时的政策，她回城的希望是没有了。
她只好默默地流泪，偶尔站在黄土高坡向自己的故乡遥望一下，像是做错事似的很心虚。岁月的沧桑已经使她渐渐淡漠了自己是个北京人的概念。她把漫无边际的黄土高原和身边的两个孩子当做了生命中惟一的希望和全部的寄托。
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她：根据政策，你可以有一个孩子回北京。
她的那颗已经枯萎了的北京情结仿佛在这一夜间猛然长出了绿芽，那颗死了几回的心顿时被打动了：坚决送娃儿回北京上学！
不管丈夫怎么嘀咕怎么罗嗦，她第一次在家里表现出不可更改的决心--孩子一定要送走！送到北京去！
北京，我的北京啊！多少年来，章第一次站在黄土高坡上，使出全身力气，对着自己的故乡方位，大声高喊。
她向北京送来的是小女儿。为了送谁回北京，丈夫还跟她吵了一场。丈夫的意见是送儿子，而她则坚持送女儿。“山里的女孩子除了嫁人和替别人生孩子外还有什么出息？”她抱住自己的儿子，痛哭流涕地对他说：“不是妈不心疼你，可你看看妈现在还有哪点像城里人？哪点像北京人呀？妈不能再让你妹妹一辈子像我一样的苦命……”
临走那天，她抱着两个孩子，痛哭了很久很久，一直到拖拉机开出几道山弯，她才放开儿子的手，与女儿一起千里迢迢回到了久别的北京。
啊北京，多么熟悉而又极其陌生的北京。章虽然自插队后的二十几年中也多次回过北京，可当她此次领着女儿重返北京，细细观望亲爱的故乡时，她才真的感到故乡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大得她这个从小生长在这儿的老北京人有种完全找不回自己曾经是个地道的北京人的感觉。她伤感起来，眼泪不停地流，害得一旁的女儿连声说：“妈，要不我们回山西算啦，这儿不是我们的家。”
“胡说，这儿才是你的家。记住：有谁问你时，你要一点不含糊地告诉他们：你是真正的北京人！”她要满嘴山西口音的女儿发誓。
女儿只好老老实实地听母亲的话，孩子哪里知道母亲让她牢记这话的真正含意。
章把女儿带到北京后，
遇到的头件事是给女儿找所学校，哪知本来很简单的事却弄得章不知如何办才好。章在北京的亲人除了两个哥哥外，没有什么人了。章自己的父母在前几年就谢世了。虽然两个哥是亲的，但天各一方多年，再说哥哥家的孩子最小的都快大学毕业了，大孩子早已有了后代，章家祖上有房子后来拆迁全都变成了公房，等于章在北京的根也没了，她女儿的落户问题也是她同两个哥哥前后商量多次才定下的。最后还是大哥心胸宽敞些，章的女儿就落在大舅家，可大舅妈说孩子住的地方得另外想法。章看看大哥家的情况也确实为难，一个三室一厅的小三居五个人住着已经够呛。章便同二哥和二嫂商量，因为二哥家也是个三居室，两个女儿一个快要结婚了，另一个刚上大学，挤挤应该是没多少问题。但二嫂一脸不高兴，碍于面子没对章直说。
“这样吧，正好我们一楼比别人方便些，我给孩子在门口搭一小间出来，要是她嫌，以后我再跟她换，妹你看怎样？”二哥显得无可奈何但毕竟是真诚的。
“行，娃儿能在北京有个落脚的地方就成。”章没有特别的要求，能让女儿有个睡觉的地方便是阿弥陀佛的事了，还讲究啥？再说哥哥家怎么着总是自己人嘛。
女儿落脚的地方就这么定下了，接下来是上学的事。谁知这事好一通让章劳神操心。附近的两所中学都是市、区重点，人家借口说孩子的基础太差，婉言谢绝了。章便跑到跨区的另一所三类中学，那个校长还算好，因为他曾经也是知青，不过校长说：“插班的照顾我给了，但学校现在负担也重，你孩子上我们学校，肯定增加了老师的工作量，为了我好向大家交待，你得给学校意思意思。当然你量力而行啊。”人家说到这份上，章也只有满口“那好那好”地回答。不多，就4000元。可章拿出这4000元等于要了她的老命。带孩子离开山区时，丈夫把全家的积蓄一个子不剩地给了她，也就是2000来块。除了用掉车费和给两个哥哥家买点见面礼外，章口袋里就剩1500来块。孩子上学是大事，也是章为了圆自己回北京梦的全部希望所在。无奈，她只好硬着头皮向大哥二哥伸手借。钱是借来了，可她与两个家的关系从此变了味。二嫂当着她面对自己的丈夫说：“往后咱家的日子就像中东地区一样，没个安稳了。”章把泪水咽在肚里脸上还得装出笑脸向哥嫂们告别。
“娃，以后手脚勤快些，二舅家刷碗洗菜和做饭的杂活你多干点，不要贪玩贪睡，啊！记住妈的话了没有？”
“嗯。”女儿的眼里噙满泪水，嘀咕道：“妈……我害怕二舅妈。”
“有啥怕的？她是你亲戚，不许你对舅妈犯嘀咕！啊，听清楚了吗？”章很生气地说。
女儿突然“哇”地一声扑在章的怀里：“妈，我想跟你回家……”
章更生气了，“啪”地抽了女儿一个耳刮子，斥道：“你要是不给我好好在这儿念书，就哪儿都别想回！”
女儿再也不敢多嘴了，低着头，眼泪依旧“啪嗒啪嗒”地往下掉。章装作什么都没看到，可当她转身走上西去的火车时，泪水一下像断了线似的往下流……
“北京啊，你是我梦里也在思念的故乡，如今为什么我在你面前像个过路的陌生人？难道你真的永远将我们这些知青和我们的后代给抛弃了？啊，北京，你能告诉我吗？北京--！”章两眼凝视着渐渐消逝的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轮廓，心底在凄楚地高声呐喊。
章大姐的女儿留在北京，留在自己的哥嫂家，可是对一个从小在封闭的山村长大的女孩子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既陌生又令人害怕。不说学校里的同学始终把她当做“外地人”对待，也不说她根本没有伙伴带着她熟悉这个本应同样属于她的城市，单说在舅母家的日子，让她有种难以诉说的孤独和备受歧视的痛苦。
女儿从舅母和两个表姐的眼里看得出她们对她的到来并不欢迎，她也知道这个家里舅舅并不能成为她所依附的靠山。她记下了母亲的话：少说话，多干事，手脚要勤快。为此，她早上先于舅舅家的人起床，帮助做好开水，做好早饭。但她学不会煮奶，常常把舅母给两个表姐订的3包牛奶煮成几小口，要不就是干了锅。
“你是成心看着表姐们吃奶生气怎么着？”舅母终于发怒了，再也不让她做早饭了。
母亲临走时吩咐她，城里人一般吃完饭不爱刷碗，你就眼尖点，等晚饭后人家看电视，你去把碗刷了。她照母亲说的去做，主动冲洗收拾一大堆狼藉的锅碗勺盆。
“这都是谁洗的呀？油乎乎的，脏死了，还不如不洗呢！”小表姐一边拎起一只碗，一边斜着眼看她，然后娇滴滴叫道，“妈你快看，这碗上的油渣都是什么时候的呀？”
舅母赶过来，看了看她洗的东西，嗓门一下子大了：“笨得出奇，洗几个碗都不会，就只会白吃白住！”
她委屈地躲进自己的小屋，眼泪哗哗地湿透了小枕头。２０瓦的昏暗小灯泡下，她含着泪给远方的母亲写信：“妈，你快来吧，我不想在这儿念书了，我想离开舅舅家……”
女儿的呼唤像箭一样刺痛了章大姐的心，她不敢耽搁时间，怕女儿在陌生的地方有个三长两短。
“怎么才走3天又回来了呀？”当她跨进哥嫂家时，嫂子一脸的惊诧。
章大姐还能说什么呢？只好顺口说怕孩子在这儿呆不惯。
“怕是在我们这儿受苦吧？真是笑话，在北京好好的住着，难道还赶不上山西那个穷地方呀？”嫂子拿话挖苦道。
章大姐脸上赔着笑，心里却阵阵作痛。她走进女儿的那个楼外搭的小棚，一股扑鼻的气味让她无法忍受。“这孩子，大热天的，也不知冲冲澡？咋啦，身上怎么那么多红斑？虫咬的？”
“妈--呜呜呜……”女儿哇地一声，扑在母亲怀里哭得两肩都在颤动。
“她们什么都不让我……等我洗澡时就说换煤气怎么怎么不容易，我说小屋蚊虫多有没有蚊香点一下，她们就说山里来的人，皮肉都像树板似的，还怕小蚊小虫？一次我来例假，用了一下表姐的舒而美，她就骂我说你也配用这？我就只好等她们用完后扔在厕所里偷偷捡起来洗净，然后在这小屋里焐干后再自己用……妈，你带我回去吧，我不想在北京上学了……”
“啪！”一只有力的粗手掌打在女儿的脸上。“你敢？！”章大姐强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那重重的巴掌仿佛打在自己心头。
她左思右想，决定让孩子搬出舅舅家。可是到哪儿去呢？她找到居委会，居委会说这事她们管不了，再说你们父母都不在北京，孩子就得有监护人负责，其他人谁都担当不起。
无奈，章大姐想起了几个中学同学，可是多少年没有联系了，她凭着依稀的记忆，找到了这些同学的家。当她推开老同学家门时，几乎没有一个人还能认得出她这个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了“山西大妈”的二三十年前的老同学了。
几番诉说，几番眼泪，老同学开始伸出了友情之手。有位在国家机关当处长的女同学说她可以从自己管辖的下属那儿借间库房给她女儿暂住。“不过北京社会治安比较复杂，我不放心你女儿一个人住在那儿。”老同学说。
“有我陪她呢。”章大姐随口说道。
“这就好。”老同学放心了。
章大姐却自己给自己出了个难题：怎么陪女儿呀？
事情已经没了退路，不这么着，孩子就得重回山西，永远别在北京读书了。不不，章大姐咬咬牙，说什么也要让孩子能替自己回到北京，能读上大学！
为了保证能供孩子上学，她必须在北京找份活干，为此她托人办了个卖菜的执照。每天都得四五点钟赶到大钟寺市场去批发，然后蹬车回城里的固定摊位。不管刮风下雨，必须天天出门。但天天出门并不一定能把菜卖掉、能赚到钱。有一个夏天，章大姐想着给女儿交下学年的学费，就跟着人家多进了些西瓜，哪知一进货就下了几天雨，好端端的西瓜转眼烂成了一锅粥。一着急，章大姐连发了3天烧，卖西瓜没赚钱，反倒住院看病付出了300多元。气人的事还多着呢，有一次卖菜时，一个男人明明给的是一张10块钱票，章大姐找还他４元８角后，那人就大叫大吵起来，说章大姐有意赖他了９０元钱，开口就骂：“你们卖菜的这些外地人就知道黑北京人！”
章大姐有口难辩，最令她伤心的是人家根本不把她当北京人看待，那种受歧视的点点滴滴，使她从此放弃了卖菜生意。
后来她又当过环保员，扫过街，管过十几个厕所，甚至还干过谁也没有听说过的好多种北京人不会相信、也不会注意的活。“只要你能在北京城里说得出的脏活累活，几乎没有我没干过的。”章大姐说。
然而这些她都不在乎，她在乎的是自己的女儿能在北京上学，能考上大学。像所有家长一样，她更担心自己的女儿成绩跟不上，为此她也尽自己所能帮女儿。没有钱买辅导资料，更没有钱请家教，她便用自己的方式寻找可能。比如她主动到开高考辅导班的学校义务打扫庭院，跟那儿的门卫师傅和上课老师搞好关系，一次又一次地帮助那些听课的孩子们热菜买饭，然后求人情从老师和孩子手中借一本辅导教材或者听课记录，再回家一个字、一道题地为自己的女儿抄下来，第二天再还给人家。章大姐说她在女儿后来上高中的3年里，曾经在不下十几个高考辅导班当过义务工，也常常利用休息时间，一整天一整天地蹲在书店里帮女儿从《海淀考王》等众多高考参考新书上抄下复习题。最后连不少书店的员工都认识她了，就例外地允许她进行“现场窃版”……
那年９月，当章大姐把女儿送进大学门后，她已经身患多种疾病，本该留在北京这个医疗条件好的城市医院看病，但她没有，她怀着对还在山洼洼里辛勤劳作的丈夫和儿子及那个属于她的家的一片眷恋之情回到了山西，重新拾起了赶毛驴的鞭子……
建刚是边防部队的上校老参谋，也是我国南方海疆缉私战线颇负盛名的英模。当年我在武警部队搞新闻时，建刚曾接受过我的采访，所以我们比较熟。他满脸胡茬，性格具有天生的军人气质。当年他就是凭着威严英俊的形象把女大学生赵梅“骗”到手的。说“骗”并不过分，20年后，已经从女大学生赵梅变成某市国土局科长级公务员的赵梅，谈起当年她与建刚的婚恋史时就直言不讳道：“当兵的找对象十有八九的老婆是骗来的。”
这次她是特意从千里之外的西北老家赶来与丈夫“和好”的--这话是建刚在电话里悄悄告诉我的。我当时是想了解一下军人家庭的子女高考情况而突然想起了建刚老弟。我知道他家的那位“千金”也到了参加高考的年龄，
正巧，他女儿将在世纪之交考大学。建刚在电话里说：“你的弟妹正在我这儿探亲，她的目的就是拉我回去给女儿找路子补课。你说我哪有时间？，这不，一来就跟我闹别扭……”
建刚的部队在紧靠南海的海滩上，每天头枕波涛，条件比我十几年前见到的要好多了，“但任务却比过去也重了几倍。”当年英俊潇洒的建刚如今已两鬓斑白，因为过度的海上生活而变得十分“沧桑”。
“你写孩子们高考的事实在太好了。我可以说，没有哪个阶层比得了我们军人家庭在子女高考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再大再难的了。先说我们当兵的家庭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先天不足。像我们这些在一线当兵的，大部分是农村出来的。提了干后，就想改变一下祖宗的生辰八字，弄个城市户口的对象，为的是从我这一辈人开始也‘吃商品粮’--现在听起来很好笑，其实我们那会儿太在乎吃不吃‘商品粮’了。但是在城市找对象，真的想找个愿意跟你一辈子并且甘愿长期独自孤守在家的女人可是不容易呀！能找到，但大多数不会是很有知识层次或者有家庭背景和条件的。我家的赵梅一直说我是把她骗到手的。你想假如我们不是当年借着威风凛凛的军装和军功章，外加保证尽快转业的许诺，人家堂堂大学生愿意嫁给我们这些傻大兵？她们哪里知道，一旦嫁后就由不得她们了。再苦再累你也得受着，再寂寞再孤独你也得忍着。就是到了真想离婚也不是那么容易，咱是军婚。一年一次的牛郎织女探亲假，什么事都干不成，但生儿育女的事倒是不耽误。可孩子出来后事就多了，女人的心思差不多全花在孩子身上。入托、上学接送，从小学到中学，当母亲的确实太不容易。可我们在部队里也没闲着呀。我们是在海上缉私，越是岸上的人逢年过节万家团圆时，他狗日的就从浪底里钻出来疯狂地走一把私货。
十几年来，我有大半的探亲假被走私分子的猖狂活动搅掉了。难得回家一次，拼命似的跟老婆粘乎在一起，想补回‘干旱’的日子。所以孩子的事有意无意地被晾在了一边，等到想起这事时，假期又到了。老婆拿出女儿一叠叠打着‘×’的作业，无可奈何地朝你摇摇头，只好说一声：得了，再说吧，不要耽误了你回部队。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地感谢妻子的理解，也一次又一次地在歉意中吩咐女儿要好好学习、听妈妈的话。回部队后，成天忙得时间不够用，甚至连想老婆想孩子的时间都没有。有一次我确实还真想起了她们娘儿俩，可我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因为我正躺在医院--一次出海行动中我被走私者用枪击伤了胳膊。在流血和面临死亡时我想起了她们，但我只能默默地呼唤她们的名字，连一个电话一个电报都不敢打，怕她们知道后吓出病来……
这就是军人的苦楚，常人没法感觉和体会。但我们军人的家庭却也有子女要上大学呀。我们的孩子往往由于身边缺乏大人的照顾和帮助，成绩总不理想。怎么办？我不是不想，可我远水救不了近火。再说现在高中生考大学也太玄了，孩子们的学习比我在前线打仗还紧张。打仗嘛，拼点勇气拼点机智还能夺个全胜，孩子们考试咋比打仗还费劲？你弟妹赵梅告诉我，说女儿自上高中特别是进入高二后，每天都要学习和自修十七八个小时以上，说就是这样作业还常常做不完！我感到不可思议。老婆对我说，你在部队帮不了女儿多少忙，但两件事你必须做，一是每月保证寄回800元钱供孩子学习用，300元是孩子的生活费，还有300元是孩子周六周日补课费，还有200元是买学习资料用的。你是知道的，我一个月连海上补助也就是1000多块出点头。每月家里抽走800块，我的日子怎么过？老婆对此毫不留情，说你一个人在外面冲啊杀啊完了就没事了，我们娘俩可不行！孩子要跟上人家的学习水平，起码的投入一个子也不能少。无奈，我只好自己断烟断酒，连上街都不敢轻易去一趟。你知道我老婆孩子在西北的小县城，要啥没啥，特别是孩子学习用的复习资料，很难买到，不像我们南方大城市方便。
老婆来信说我女儿上一届的几个高考考得好的孩子就是通过亲戚朋友到北京和广州等地弄到了几套好的“名师指导”复习资料。去年9月份，女儿上高二面临分班时，老婆把给女儿买学习资料的任务交给了我。这个任务我是可以完成的，谁知那天我正准备上街，上级突然下达命令，说据情报获悉，近日有个特大走私团伙将出现在海上，命令我部全线伏击，争取一网打尽。接到命令后我立即投入了战前的部署，当晚率领4条快艇出海。走私者非常狡猾，在我们静候伏击的两天两夜中根本就没露面。第三天傍晚8时许，海面突然刮起大风，呼啸的海浪把我们的战艇时而掀至海底，时而抬到浪尖。根据惯例，这种时候走私者往往会真正出现。果然，大约在夜间10点左右，两艘走私船乘着海浪的呼啸，由南向北快速行驶在我们的视线之中。他们忽儿加足马力忽儿关掉马达，意在不让我们发现，可这一切都没有逃过我们的目光。当他们进入我们事先伏击的包围圈时，我一声出击的命令，我方四艘战艇像箭似的扑向走私船。走私船一看有伏击，立即加足马力，企图逃跑，但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然而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们接近他们时，突然从走私船的背部窜出三条小快艇，直奔公海，走私分子显然妄图逃脱法律制裁。于是我命令两条战艇看住两条大的走私船，另一条战艇和我所在的指挥艇追击企图逃亡的三条小快艇。
当时的海浪实在太大，目标时隐时现，但还是被我们追到了两艘。在追击最后一艘时，穷途末路的走私分子选择了最后的垂死挣扎，与我们展开了激烈的枪战，有5个家伙被我方当场击毙，我方也有名战士英勇牺牲，我的一只胳膊也挨了一枪子。此次阻击获得了巨大胜利，而我们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回到岸上，我就被送进了医院治伤。就在这时我老婆从老家打长途电话到部队，同志们没有告诉她我受伤的事，把电话转到了我住院的病房。她一上来就追问我给孩子的辅导资料买了没有？我一听知道误事了，只好说还没有来得及上街。她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孩子进不了A班你自己向她解释吧！就把电话机狠狠地挂断了。当时我真的是伤疼加心疼，想来想去，最后决定乘养伤机会回家一趟，也算当面向她们娘俩说明情况。
半个月后，我回到家，一进门，女儿见我后，愣了一下，突然两眼好凶地瞪着我，一扭身，“砰”地把门一关，进了自己的房间，连声爸都不叫。我真是火了，说你个臭丫头，老子为了你和你妈的安宁出生入死、流血流汗，要是你能看一眼你爸身上的伤痕和胸前挂过多少军功章，你应该感到无比自豪和光荣！我的话还没有说完，这个小丫头猛地打开门，从里头伸出脖子，冲我说，搞错了，你出生入死、流血流汗可不是为了我和我妈的安宁，你是为了别人家的女儿和她爸她妈的安宁！军功章？哼，军功章值几个钱？能给我换个重点中学？能给我换个A班？能以后保送我上大学？既然什么都不能，那就一分钱都不值！这个混蛋丫头！我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了，抽出身上的腰带，就向她挥去。丫头一看这阵势就哇哇大哭起来，这时老婆正好回家，她不顾一切地冲过来夺下我手中的皮带，连说带骂地朝我嚷嚷，说你八辈子不回一趟家，回来就敢用皮带抽女儿？你凭什么能耐？女儿长这么大，你操过几天心？你换过几块尿布？送她上过几次托儿所？你带她上过几次辅导课？没有！你什么都没有！凭这，你就没资格碰一下女儿，更别想撒野用皮带打人！她的一顿训斥，简直是火上浇油，我拎起旅行包就出了门，噌噌噌地向火车站方向走去……
可是越走我的两腿越沉重，最后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当我再次跨进家门时，娘儿俩见了我，双双朝我扑过来。那一夜，我们一家3口抱头痛哭了好一阵子。我至今还弄不明白为了什么？想来想去，还是我老婆最后“总结”的对：就为我们家的宝贝女儿读书的事。唉，说出来叫人难以相信，像我这样在敌人面前从来没有露出过一丝恐惧的人，竟然为孩子没能上一所重点中学、没能分到A班而泪流满面。中国人为了子女上学的事，真是把人折腾到家了！
“女儿现在已经高三了，再过几个月，就要成为世纪之交的第一批高考生了。可她的成绩一直上不去。这次赵梅来就是动员我争取在1999年底转业回家，她说如果我们俩人一起抓把劲，还有半年时间兴许女儿的学习还能抓得上去。她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还说我在部队立的功勋也不少了，边境上的走私犯是抓不完的，而女儿考大学是头一回，弄不好也可能是最后一回了。你这个当爸的可以不把自己的老婆当回事，但女儿上不上大学是一生命运的重要关头，再不管的话，这个家里还容得下你吗？老婆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没有，确实没有。想想自己年龄也不小了，这回我发誓也私心一回。这不，刚向总队领导提出了转业申请。
“在本人坚韧不拔的努力下，总队几位主要领导终于点头了……”
我们的英雄在与我说完这番话后，就一直沉默了。看得出，他内心深处是非常矛盾和痛苦的。我们都是军人出身，虽然身在部队时也常常对单调的部队生活满腹牢骚，可一旦真的要离开部队时，那种对军旅生涯的眷恋之情是非军人所永不能体味的。
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心境，我决定跟建刚的爱人赵梅聊聊。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一位军人妻子为了自己的儿女的教育问题竟饱受如此多的重负与辛酸--
“世上什么人最孤独？能找得出比军人妻子更孤独的女人吗？不能。我想不能。同你的英雄战友结婚后，我是有准备接受长期的孤独生活的。可是令我想不到的是孩子的读书问题竟然比我作为一个女人经受孤独更难以承受。建刚的性格你是知道的，火筒子一个。我在家里受的委屈都不敢跟他多说。唉，什么军人的妻子最光荣，什么英雄的老婆是个宝，那是电视里、歌词里说的好听话，现实生活里谁当你一回事嘛！那回我女儿初中升高中时，因为成绩一般，想给她找个重点中学，本想借她爸的光荣招牌找找关系，可人家根本不把这当回事。人家招生办的干部说得再清楚不过，说现今的英雄劳模贱得连一斤豆腐都不如，想上重点中学？除非是上级特批的烈士后代，那也得看烈士是怎么个死法！你说这些话让你听了气不气？干脆随行就市吧。在我们县城里有三所高考率冒尖的重点中学，每年初中升高中时，这几个中学的校长家门槛就要被踩平。听人说，能进得了这些校长家门必须有两样东西，一是领导的条子，二是一叠叠的票子。我哪儿来这两样东西呀。第一次到某某校长家前，东凑西借了2000块钱，像贼似的溜进了人家的豪宅。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类见不得人的事，所以一上来就跟人家坦白说，这两千块钱不成敬意，请校长高抬贵手，收了我女儿吧。那校长掂掂我那只装钱的信封，脸上的肥肉抖了抖，瞅着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后，突然神色变得颇有几分严肃地说，我们为人师表，可不能收受礼品，特别是钱财，至于你孩子的事，容我们研究研究，只要有可能就一定会招收的嘛。我当时一听简直如同黑暗中见到了一丝光亮，于是一边像做错了事似的赶紧收起那只装钱的小信封，一边谢着退出了校长家。半个多月过去了，当我还在梦想着等候那个校长的答复时，同事们听说后嘲讽我实在太傻了，那学校扩招的名额早已被各种有条子有票子的人给抢走了。我开始还不相信，跟他们争辩说那校长是个清官，我还把那校长拒收我两千元的事说了。你道我的同事们一听我这话，都边笑边朝我摇头，说我太不懂‘行情'了。他们告诉我，那校长其实不是拒收你的钱，而是嫌你信封里装得太少了，人家根本没有放在眼里！没听说人家都在背后里叫那校长是‘万校长'吗？就是不到一万元，人家大校长就不会笑纳。听完同事们的话，我才恍然大悟，又自惭形秽。我和建刚结婚十几年，带一个孩子，俩人一年的工资能积攒几千元的话也都全部给了铁路买探亲车票，哪来那么多钱呀！我生气极了，心想就是孩子不上重点学校，也不能养那些吸血鬼。于是我跑第二家重点中学，当我叩开这位校长的办公室大门时，那颗闪闪发亮的秃脑袋上两只贼溜溜的眼睛直在我全身上下打转。我一看就知道是个比吸血鬼更可怕的家伙。没法，求人家的事，就得让人家的眼沾点便宜吧。可是谁知那道貌岸然的校长，竟然说办公室里不好谈，人多眼杂，咱们到附近的酒吧去谈吧。说着，不等我表态就起身拉着我往外走。当时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可念着女儿上学的事，又不好当面驳人家的面子。后来我们到了一家酒吧，大概那校长是那儿的常客，老板一见他进来便特别热情地将他和我领到一个单间。这类酒吧是我第一次进，看看整个屋子里软绵绵的音乐和灰暗的灯光，我心头便怦怦直跳。那个像灯泡一样发亮的秃脑袋上的一对贼溜溜的眼睛，此时更令我心惊肉跳。我觉得不对头，便起身要走，那东西一把将我拉住，贼嘻嘻地开腔道，你不是有事找我嘛？坐下坐下，说着他用力一拉，将我拉到他的大腿上。我急了，猛地将他一推，告诉他，我可是军人妻子，我的丈夫还是战斗英雄！那狗日的，先是一愣，继而哈哈大笑起来，说当兵的老婆更需要别人的关爱嘛！瞧他那个德性，我知道这是只不吃到鱼腥绝不叫的淫猫，便直截了当地问他，我的孩子到底能不能上你的学校？他一听，似乎觉得有戏，便恬不知耻地把那张臭嘴凑过来，色迷迷地说，这可全看你了！说着那双爪子朝我胸前伸过来。我的头嗡的一声爆裂，不知哪来的力气，抬起双手猛地将那狗日的往沙发上一推，破门而出……我都不知道后来我是怎样走回家的，只听女儿问我怎么啦？怎么满脸都是泪水？我这才忍不住哭出了声……”
我看到赵梅的眼里闪着晶莹，那一定是拌着苦涩的泪水。
赵梅擦着泪痕，继续说：“这样的事，像我们这些当军人的妻子不知一年中要遇到多少次，而且还只能把泪水咽在肚里，让男人们知道了有时反弄出麻烦。你说说看，你们这些在外当兵的哪知家里我们这些女人受的冤苦啊！其它的事咱能忍就忍，有辱也吞了，可孩子的事耽误不得呀！那是孩子一辈子的前程啊，真耽误了对得住谁呀？要说嘛，做女人难，做军人的女人最最难！”
“这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让建刚今年转业的最根本理由？”
“可以这么说。”赵梅突然脸色变得颇〖CM(4〗为严肃，“他为国保边防牺牲了我作为女人应该享有的十几年生活，这我可以承受，但现在孩子长大了，到了决定女儿今后命运的关键时刻，建刚他有义务承担作为父亲的责任，尤其是当我力不从心的时候，我这样想并不过分吧？”
“当然。”面对我们的孩子，即使是功勋卓著的将军和元帅，也该暂且放下手中的指挥刀而去提携帮衬一把，因为孩子们确实是我们的明天啊！
在即将完成此作时，我给已经到地方工作的建刚战友打去一个电话询问他和赵梅的千金的情况，他颇为兴奋地告诉我，他女儿现在的学习大有提高，看来今年的高考是有把握的。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头也像放下了一块石头。我知道，在中国的亿万百姓家庭里，军人的子女是一个需要特别关照的群体，否则将是极不公平的。写到这儿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另一位战友，现在已是海南省武警总队的司令员了，他叫张宝光，将军军衔。宝光将军当年与我同在武警学院任职，我转业后他只身到了海南，开始任总队的副参谋长，之后任参谋长，5年前任总队长，去年由军委主席江泽民签发命令晋升为将军军衔。宝光的家在北京，从小在北京的将军院里长大，后来成为“八一队”的运动健将。他在北京有个幸福的家庭，爱妻娇女，令人羡慕。那年我们一批家在北京的战友“集体”转业进了北京落户时，宝光则到了海南。老实说，我们这些战友对他的举动并非十分赞赏，因为当时海南省刚成立，武警总队也成立不久，当时只是个师级编制单位。我们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的未来到顶也是个大校。大校在北京有的是。但将门出身的宝光天性热爱军队，喜欢那种军人生涯。那时海南特区刚建立，走私和敌情十分复杂，武警的勤务任务非同一般地区。宝光说他就是爱那种冲锋陷阵、惊心动魄的军人生活，海南的勤务特殊性可以满足他的这种渴望。其实宝光到海南后的战斗生活也并不轻松，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艰辛与危险。那时海南几乎每天有走私分子在海上猖狂活动，至于胶林和原始山岭里的土匪以及灯红酒绿下的海口、三亚大街上，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事件，几分钟可以出现一起。宝光是参谋长，老百姓都以为是大官，其实当兵的人都知道，他的职位在每一次执行紧急任务和处理突发事件时既是前线指挥员，又是提枪冲锋的火线战斗员。在那些年里，宝光的女儿妮妮在北京读中学，当爸爸的他不仅难有时间回北京看望心肝宝贝，连一直陪伴妮妮的妈妈最后也让他这个参谋长以一条“战事需要”的理由，调到了海南。妮妮知道妈妈要离开自己时，哭得好伤心，但懂事的女儿又擦干眼泪对妈说：“爸爸出生入死，经常要挂彩，有你在他身边会好些的。我会自己管好自己的。”妮妮上高中时，正是宝光带部队执行公安部命令在海南境内全面开展“严打”的紧张日子。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几乎天天都是刀光剑影。女儿妮妮写信告诉爸爸，我现在的学习太紧张，天天要考试。宝光在巡逻的警车上或者在埋伏的草丛里给女儿回信说，爸爸和你一样紧张，你攻下一道难题，我便在完成一个歼敌战斗，我们在南北两条战线开展竞赛如何？妮妮说，好啊，我跟爸爸比赛，看谁消灭的敌人多！不过爸爸，你千万千万要注意安全，小心踩上坏人的地雷与炸药，你要永远记住妮妮和我妈妈都在等你回家。在很残酷的战斗面前从不掉泪的宝光，读着女儿的信，眼泪忍不住流满两颊。他在胶林中给妮妮写道：孩子，爸爸用枪声和捣毁罪犯的信号弹为你的高考演奏进行曲。那一年，妮妮在北京挥汗决战黑色的7、8、9，赢得了高考好成绩。父亲宝光在五指山腹地的密林里指挥部队出击，一举击毙海南建省后最大的犯罪匪首刘进荣，胜利消息传遍海岛，传到公安部和中南海。
妮妮现在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3年级学生，她至今保存着将军爸爸当年为激励她参加高考写得的“军令状”--“努力考取上海外国语学院！”
将门出才女。妮妮说她一直梦想能够成为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一名学子，所以爸爸“发”下了这个“军令状”。“嘻嘻，我成功了！在爸爸的肩头扛上那金光灿灿的国徽章时，我对爸爸说，你的将军衔上有我妮妮的一缕光。爸爸一听，搂着我开怀大笑着说：当然，还有你妈妈的一缕光呢！”
听着将军一家人的对话，我心头顿涌暖意。
毫不讳言，正因为我曾经有过15年的军旅生活，战友们的家庭似乎更容易接近我的视线。１９９９年春，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在新加坡开完会回国途经深圳，这是一个我已经有11年未去过的城市，与第一次来时相比，深圳的变化已是另一番景象了。我拨通了一帮集体转业到此的基建工程兵老乡和战友的电话，之后的情景是极其激动和难忘的。我至今找不到世上哪一种情谊能够超过战友情的，更何况迎接我的是一群我的老乡战友！
望着深圳一座座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和车水马龙的大街，我忍不住在内心感叹道：深圳，你真该感谢我们的基建工程兵战友。八十年代初，一位老人在南方划了一个圈，于是中国就有了一个代表改革开放的大特区；同时老人又在军队建设上重重地甩了一笔：裁军百万。我的基建工程兵战友两万余人服从命令，南下到了初期的深圳。那时深圳只是一个荒僻的小镇，我的战友告诉我，他们在前几年过的日子完全可以用“不堪回首”4个字来形容。住的是小毛坯房，吃的是自己垦荒开出的菜地，干的是最苦的活--整天挖沟打洞修大路。“我们不少人都是北方长大的，从来没有到过南方，更没有见过像苍蝇那么大的蚊虫！吃下一口东西，得往厕所跑三趟，唉，那日子现在想都不愿去想……”在我的两万多名战友们中，现在不乏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但只要他们回忆起当年经历的战斗生活，都会流下眼泪……
这些都是昨天的事了，我现在关心的是他们的下一代，因为他们的孩子基本上都在上高中或开始考大学了。然而当我就子女上学问题采访他们时，却想不到这些特区“垦荒牛”们的无比辛酸与无奈。
黄钢，当年第一批开赴建设深圳的基建工程兵战友。谈起他那个去年刚在深圳考上大学的儿子的有关情况，“一言难尽，”黄钢叹了口气。他说，他是１９８３年在进深圳前同家乡的一位姑娘结的婚。当时有两种考虑：如果深圳干得不好，就回老家，因为老婆孩子在河南老家，组织上也不能不考虑；如果深圳呆得下去，就想法以后全家都过来。这在当时基建工程兵大军里从将军到士兵，几乎人人都是这么想并这么做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特区变化实在太快了，快得这些埋头在为深圳的现代化城市铺路盖楼的官兵们一觉醒来时，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城市，竟然被成千上万的“淘金者”给占领了，包括户口、住房、好工作、好单位，甚至那些住着他们盖的房子赚了大钱的商人和漂亮的女人们，连楼门都不让他们进……
“我们部队同志的孩子，大多数跟我一样，基本在19８９年、19９０年前大部分还在老家，因为这之前我们自己还立足未稳，而且根本没有时间和功夫去考虑自己安置落户的事，成天忙于当“垦荒牛”。等我们稍稍立稳脚后，发现我们亲手建起的美丽特区竟然对我们自己的许多事关起了门，如家属落户、孩子上学等全变成了需要“走后门”的难题了。你也许听说过曾经发生的万名基建工程兵官兵大罢工的事件吧？那实在是我们感到生活对我们太不公平了。后来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大家的心便安定了下来。可是有些事已经不是政府和组织所能包揽的了，突出的就是像你所要了解的孩子上学的问题。当我们还在埋头盖房铺路时，深圳的其它建设已经一日千里地发展，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像潮水般地涌入。而当我们这些‘老深圳’人准备从老家把自己的老婆孩子迁来跟我们一起过时，一看全然没有了我们可以去的地方：家属工作，全被那些打工者抢去了，孩子想上的好学校也都被大富豪们的子女占据了。我们辛辛苦苦建起的深圳，最终仍然成了别人的乐园，我们自己的坟墓--可能我说得重了些，但事实上我们经历的心理痛苦确是这样。深圳后来一般招工单位都要求大专、大学以上文化。我们一想惨了，等我们的孩子参加工作岂不至少得是大本以上的文化程度吗？于是把孩子培养成大学生成为我们安家落户后必须做的头等大事，一连串的难事也因此开始了。首先是我们这些从山区或者文化底子本来就差的农村甚至边远地区来的孩子转学到深圳后，学习跟不上。怎么办？找好学校呗！可好学校是我们这些人进得去的吗？我们就想法请好的家教吧。于是在我们基建工程兵单位里，请家教成风。大批内地来的大学生一时找不到工作，便纷纷进驻我们的每家每户。随即便出现了我们辛辛苦苦盖楼筑路积攒下的血汗钱被席卷得所剩无几。有的人自己家里还没有来得及买齐家具备好新床，就将挣来的钱都花费在孩子的家教和上学上。一个月家教高的一两千元，一般的也要花上几百元。我们工程公司的头头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进深圳最好的中学，特意花3000元一个月请博士生做家教。我们的职工家属曾经反过来为那些当家教的大学生们做保姆。有个职工的家属来深圳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她丈夫又一天到晚在工地上，家里的孩子请了一个湖北某大学的本科生，每月说好了给两千元进行3个月的强化家教。那女家教不仅吃住得我们职工管，而且还必须负责为她接送。有一次这个职工在工地忙，没及时把钱送回家，女家教就直骂孩子的母亲，最后让这位母亲当着孩子的面跪下认错。天下哪有这般理：主人反给仆人下跪！可是这样的事就在我们基建工程兵建设队伍中发生过。我们的职工知道后，就找到那个女家教，狠狠揍了她一顿。结果人家有叔叔在公安局工作，把我们的职工关了起来，最后我们单位群起攻之，才把人放了。想起这些事，我们这些没有被钢铁和水泥板压垮的人，却被孩子上学的无奈压得心痛泪流……”
“就说说我自己孩子的事吧。”当年还是满脸雅气的黄钢，如今已是满颊胡须的中年大汉，他在我面前毫不掩饰地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他说，他的孩子是上完小学才到深圳的。孩子没有一开始到深圳上学就是因为当时黄钢自己的家没有安顿好，再说一家四口人一下到深圳仅靠他一个人的工资很难度日，所以等他家属也找到工作时才把两个孩子从老家迁到深圳。没想到他的大孩子进中学成了问题。他找的第一家中学比较好，花了5万元赞助才进去。可一年下来学校通知他，由于成绩跟不上劝其转学。没法，黄钢一年白丢了5万元血汗钱。后来找到了另一所中学，可另一个原因出来了，说户口不在所在地，不能随便插班。好说歹说，黄钢托人拐来拐去找到市教育局的一位干部，才给解决了。半年后，学校让孩子带回一张通知，要求学生“自愿赞助费３至５万元，用于改善学校设施”。黄钢家本来就经济紧张，一个半人(他爱人的工资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要养活4口人，又刚刚被前所学校“宰”了5万元还没喘过气，怎么“老虎”又来了？黄钢硬压着心头之火，面带难看的笑容找到校长请求“从宽处置”，黄钢想以这所学校的建设者身份出现，可能校方会给三分面子。谁知那校长见他后眼睛一瞪，说：人家一个插班生交20万的都有，你们这些穷当兵的怎么这么赖嘛！黄钢一听就急了，回敬道：你知道这所学校是谁盖的吗？那校长说，我管谁盖的？在深圳盖房子的还不是些下里巴人？黄钢说他从未受过这等污辱，开口就朝那个校长骂道：你这样的王八蛋也配当校长，我把孩子送来是瞎了眼！骂也算骂得痛快，可孩子上学的事毕竟仍然是个问题。无奈中，黄钢又从单位借款把儿子送进了一所私立学校。私立学校倒是省心，可黄钢说他从此就像一个背了座山似的老愚公，每天想着的是怎么还债。
“现在深圳的建筑市场已经不怎么好做了，竞争十分激烈，我们单位不得不做些贸易。前年我从施工一线要求调到贸易公司做部门经理，意在多赚些钱，供两个孩子上学、还债……”黄钢说到这里，不好意思起来，“你别看我的名片上已经是‘副总’了，其实徒有虚名。如果不是公司生意惨淡，单位也不会走马灯似的老换老总。我们都是当兵出身的，也许一辈子改不了当兵的毛病。可这生意场上，我们当兵人的性格便成不了事，这不，我们也算是可以做些进出口贸易。要说黑着心赚大钱不是没有机会，可事情一到我们这些当过兵的人手里就不成。比如香港总有人说在你们进口的建筑材料集装箱里装点内地市场上热销的手机、ＶＣＤ什么的，我们哪会答应嘛。有位老板不知从哪儿知道我儿子要考大学，便约我到沙头角‘喝茶’，当场拿出10万元港币，让我答应在我们的一批集装箱里装进他的手机。我说这事你找错人了。他说没有找错。我问你凭什么说找的就是我。他说凭你两个孩子都快要上大学了。我一听就火了，说去你妈的，我家里的事用得着你吗？那家伙可能还从来没有见过像我这样的人，请客的喝茶钱也没顾得付，收起那10万元钱便跑了。其实我当时是窝心，本来为了孩子上学的事遇到那么多叫人说不出道不白的事，他个外人凭什么也来捅我们的心窝？我们已经够累了！”比起我的这些军人出身的战友来，下面的另一位家长为其女儿所付出的心血则更加细微和让人揪心--
他叫老根。老根的女儿玲玲是独苗苗，长得美丽动人，12岁时就有人追在她后面要跟她“谈恋爱”。那时玲玲虽看上去像个谈恋爱的花季少女，可对男女之间的事并不懂，见有人追她，吓得直哭，回去向在工厂生产调度科当科长的老爸一说，气得老根第二天下午就到校门口等“坏小子”露面。后来自然没等着，因为那男孩子是附近中学的一名高中生，当天这位高中生就弄明白了玲玲才是初一生时就主动放弃追求了。玲玲发育早，有不少好处，比如在同班同学中，每次体育比赛、文艺活动，她总是被选上，而且由于她长得又漂亮，学校或年级有什么对外社会活动，总把玲玲抬到前台。玲玲也不负众望，总把自己的角色扮得合适到位。但比别人早熟的玲玲也有烦恼，那就是她的学习成绩总不稳定，有时考得全班前三名，有时差得连中游都勉强。从初中到高中，玲玲自己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高三“一模”时，她得了全班第二名，老师也对她给予很高期望，“二模”时玲玲却一下掉到了全班第二十三位，吓得她自己直发高烧。正在班主任和她老爸老妈跟着急时，“三模”时的玲玲又不声不响地得了个全班第四名。最后父亲和她的老师一致给玲玲“会诊”，结果是：这孩子心理素质有待提高。
前年高考开始了，临阵前10天，老根问女儿玲玲怎么样？玲玲说感觉一切正常。玲玲的妈是街道清洁工，没有多少文化，关于女儿的学习问题都是老根把关，所以老根对女儿高考前的一举一动最放在心上，甚至最细微之处他都得关照到，比如买点人家都说的“脑黄金”，比如备个临场要用的氧气袋，只要能想得到的，只要别的考生家里有的，他老根也全都为玲玲备好了。
7、8、9三日，老根天天陪女儿考试，但每一门考完出来时，玲玲门门都怨自己没考好，那烦劲比谁都厉害。
别急，也许你自己判断有误，说不定成绩还是不错的。父亲用这样的话安慰女儿，玲玲就是摇头。8月初，高考的成绩下来了，玲玲的同学大半都考上了，甚至平时比她差不少的同学都考上了大学，而玲玲则没有考上，而且成绩差得让同学和老师都感到意外。
老根没有让女儿放弃再考。因为玲玲的老师和同学都认为玲玲是一时的失误，只要放平心态，来年一定能考个重点大学。落榜之后的玲玲经过老师和同学的鼓励，并在父母的支持下，重新走进了复读课堂。复读班对许多同学来说压力特别大，可玲玲一点也不感觉，因为她的成绩一直在复读班里名列第一。第二年高考的硝烟开始重新燃起前的一个月，老根跑到学校问老师，玲玲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没有问题，绝对。老师肯定道，说不定玲玲今年能考上北大、复旦。
老根乐滋滋地回到家，又重新拾起头年为女儿买的氧气袋和没有喝完的“脑黄金”，外加又为女儿备了几只大王八。
新一轮的高考又来临，老根见女儿临阵时怎么又犯躁？
哪儿不舒服？
玲玲摇摇头，没有回答父亲的话。
走进考场，玲玲感到自己头一年的心焦口燥的毛病又上来了，她越想越紧张，越紧张就越心焦口燥……走出考场时，不用问，与上一年结果一样，气人之处是两年的高考成绩不多不少，一模一样。
老根气得直骂：“没出息！”
玲玲蒙着被子在床上3天没起来，两只眼睛哭得像桃子。骂归骂，哭归哭，可玲玲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老师比家长还着急。最后还是被一名从外地调来的女老师“诊断”对了--
一定是孩子的经期给闹的。
经期？就是发育后女孩子的月经期。医书上说：月经是女子成熟的标志，大约每28天左右有一次周期性的子宫出血，出血时间持续3～7天，这种生理现象叫月经。
老根虽说同家在农村的老婆结婚十几年了，但女人生理上的事他过去从来没有注意过。男人只管爱、只管娶女人做老婆，只管上床睡觉，只管等着抱孩子，如果是女孩子的话也就是少用拳头而已，所以老根压根儿就不知道女人的身子还有那么多“毛病”，比起男人可复杂多了。他翻开那本搁在抽屉里足有十几年的《家庭生活手册》一看：上面写着，许多女人在月经前数日起到月经中期出现很多反应，如下腹痛的就占45%，腰酸的占27%，情绪不稳定的占22%，倦怠感的占16%，还有什么患头痛的、目眩的、腹泻的、甚至狂躁的，记忆减弱的，等等，毛病还真不少哩！老根长叹一声，过去咱们大老爷们看来还真没少让孩子她妈受罪哩。
玲玲的高考成绩就是被这该死的“月经”给闹的。老根把书本一扔，心想这回算是找到“问题所在”了。剩下的就是“对症下药”的措施了。
“这事本该你们娘儿们去做的，叫我一个大老爷们怎么开口？”半夜里，老根对老婆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坐起来抽闷烟。
第二天一早，他赶到市医院，像小偷似的左瞅瞅右瞧瞧地走上三楼的“妇科”门诊部，老根感到所有的人都用奇怪的目光在审视自己，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女人，向她投来的目光无一不是卑视，老根越想越感到脸上发烧，心里越紧张，目光越让人觉得痴呆呆的。
“你是干什么的？陪人来看病的？”突然，一位穿白褂的女医生瞪着两颗“卫生球”向他发问。
“看看？这儿是你东溜西瞅的地方吗？快走！”女医生用严厉的口气责令他。
一连3天，老根天天来到3楼“妇科门诊部”，却没有一次不是落魄而归。
当第四天老根觉得必须要为玲玲“完成任务”而再次踏上3楼的妇科门诊部门口时，迎接他的不光是那个穿白褂的女医生了，还有两个身强力壮的男士。
老根想笑又想哭，可就是说不出话来。当他最终把自己的事“坦白”给两位医院的保卫干部时，人家差点笑破了肚子。那位瞪“卫生球”的女医生非常温和地介绍给了老根一种办法，并特意为他开了一个处方。“连续吃上半个月中药，外加内服这些雌激素和孕酮混合剂，就可以把你女儿的经期调整过来。”女医生说完仍然认真地吩咐道，“关键是用药准确。”
“一定一定。”老根手捧处方和药单，连声向女医生致谢。
回到家里，老根就忙开了。考虑到必须“见效”，老根便对老婆说得租个地方让玲玲安下心来备考，所以他同远房的一位亲戚借了一间闲着的房子，从6月份开始便按照医生的吩咐“实施行动计划”。老根可是费尽了心，先是早上起来到市场上买好一天的菜，然后是三顿饭，再就是上午必须煮好的三帖中药。玲玲讨厌吃中药，“一闻就想吐”，她说这话时，老根差点气得眼珠子掉出来。
“你不吃也行，能保证考上大学？”
女儿不再有话了，闭上眼睛，皱起眉头，一口口往肚子里咽苦水。老根呢，每天宁可晚到班上被扣工资也要看着玲玲一口一口将药吃尽。那些日子里，老根把女儿关在小屋里40多天，总共吃了36帖中药。这事从头到尾，老根就没有跟女儿说过到底是为了什么，玲玲也因为有了两次落榜的经历，对父亲的任何有关为自己高考做的事只有服从而根本没有了询问的权利。有一次她实在觉得药太苦，便喝到一半就想倒了，老根差点抡起巴掌往她脸上打过去。
“你知道我弄这些药被别人踩咕成什么样？”老根的脸都变了形。玲玲再也不敢说药苦了，只当是自己考不上大学命苦吧。女儿大了，老根也不好意思问女儿“例假“什么的，只好每天注意厕所篓里的脏纸是不是有血。从玲玲妈那儿知道女儿上次的“例假”是30号，如今已是2号了，老根见女儿仍没动静，他着急得连班都不上了，天天留在小屋里守着玲玲。看女儿上一次厕所，他转眼就跟着进一回厕所。7月3、4、5号三天，老根的神经简直快到了断弦的时刻。6号早上起来，老根第一句话问女儿的便是：你啥事没有？
玲玲摇摇头，说啥事没有。
身体有没有不适？
没有。玲玲还是摇摇头。
明天又要考了，紧张不？
不了。我已考了三回，这次感觉最好。
40多天来，玲玲头一回朝父亲笑。
真的？
真的。女儿突然问父亲：你给我开的什么药方？好像挺管用，以前每次高考前我总是浑身不适，心里特别烦，这回好像特别平静。
“玲玲，爸为你……”老根刚想吐露真言，突然又戛然而止，改了口吻：“爸已经为你明天的考试准备了一辆车送你到考场，然后再中午接回来睡一会。你只管安心考就是了。”
女儿“嗯“了一声，默默地重新回到题海之中。
7、8、9三天的考试，玲玲从从容容地走进考场，又从从容容地走出考场。当9号下午最后一门考完走出考场时，老根没有发现自己的女儿出来，他急得直奔学校里的17号考场。当他走近那儿时，他看到了玲玲呆呆地坐在教室门口的石条上两眼朝天痴情地望着苍天……老根吓坏了，以为女儿神经出了毛病。“玲玲，你怎么啦？怎么啦？是不是最后一门没考好？啊，你说话呀！”
“不，爸爸，我考得挺好的。”玲玲突然抱住父亲，呜呜地痛哭起来。“爸爸，我、我现在感觉肚子有点疼。真的，哎哟，疼厉害了--！”
老根赶紧扶起往地下出溜的女儿，往肩上一背直奔医院……
玲玲被诊断为用药过度，当晚便住进了医院。而且一住就是两个星期。要是换了别的时候，老根的火气肯定不打一处来，这回他乐滋滋的一点也不心烦。因为从玲玲那儿他已经得知这次女儿的高考绝不会成问题。事如人愿，玲玲出院那天，正好高考的分数下来，玲玲这回的成绩高出录取线32分，被西北某重点大学录取。
老根的“经验”据说一经传开，在他那个小城曾引起不小反响，好多女生家长都来向老根取经。一时间，老根成了“考生名医”。你别说，还真有几个本来一直考得不好的女生，在老根的“调理”下在新一年度的高考中成绩斐然，甚至还有的当了“状元”。不过老根的“调理”也带来不少麻烦，有个女生因为“调理”过了头，不仅高考没考上，反而出现了罕见的“闭经”现象，半年没来过“例假”，那学生家长非要将“江湖加流氓医生”的老根告上法庭，最后还是老根出了3000元“赔偿”，私下了结了。从此，老根再也不为他人“行医卖好”了。问起他这些事时，老根咧咧嘴，说都是叫高考给灌邪了！
“被高考整邪的何止一个两个？你说我欠谁恨谁了？倒好，孩子送进大学，丈夫却要丢了！”杭州市的孙怡女士有一肚子说不完道不尽的苦楚要对我说，我自然愿意静静地坐在她对面聆听她的倾诉。
她说：“如果不是丈夫跟我闹到法院死活要离婚，我也不会将自己的事倒给外人听的，尤其是你这样一个陌生男人。唉，天底下的人谁知道今天和明天的事呢？你们当作家的，写了很多书，但正经百姓的生活你们知道多少？我看是最多知道些皮毛而已。你们知道现在我们普通百姓为了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大学生有多难？我和丈夫原来都是街道小厂的工人，后来我当了小科长，其实也就是管那么十几个人，大小负点责任吧。女人嘛，干啥事都不像你们男人那样随便，你要把女人套在犁上拉，准会直到喘不过气时也不歇脚。我就是这个脾气，啥事都愿意干得不让人说三道四的。可没想到的是孩子的事操心折腾得我反倒没脾气了。最早要算初中升高中的中考了，其实你写高考当然是个大题目，但现在的中考绝对不比高考轻松，孩子们都说：高考是龙门，中考是鬼门，要想进龙门，先得过鬼门。孩子上不了一个好的重点高中，以后考大学就悬了。进了‘重点’，就是半只脚进了大学门。我家是个女孩，发育早，十三四岁时就像个大姑娘了。可家里条件不行，结婚时弄到一个一居室的单元房子后就没调过房，孩子小时候就习惯跟我睡，长大了还是跟我睡，他爸就在我们床旁边搭的行军床上睡到了孩子这么大。一居室小客厅又小，能放个沙发、吃顿饭就已经没有转动身子的地方了。自从孩子上初三后，我们就把房间让给了女儿，让她在房间的桌子上做作业，平时晚上她做到什么时候，我们夫妻俩就等到什么时候，等她做完作业我们再进去各就各位睡觉。开始孩子还对大人之间的事朦朦胧胧，所以孩子她爸想我的时候就把我从大床上拉到他的行军床。不怕你笑话，有几次小行军床都塌了，弄出了很大的声音，把孩子都弄醒了。女儿就吵着说妈你干吗又离开我了？我和丈夫只得偷着尴尬地笑笑。我常常一边的手被丈夫拉着，另一只手被女儿扯着，说幸福也是说无奈也是，总之既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丈夫。一个中考期间，孩子的学习压力特大，她的成绩在班上一直是中游水平，为了让孩子能考上‘重点’，我把心全放在她身上，每天陪着孩子很晚才睡觉，丈夫就先在行军床上睡，但后来他的打呼噜声让女儿无法静下心做作业，于是在女儿强烈不满下他只好睡到外面小厅的沙发上。通常他在外面呼呼地睡着了，而我和女儿在里屋还忙着挑灯夜战呢！等到女儿要休息的时候，我也感到很累了，但再累也得等孩子睡了我才能睡呀，得给她准备好洗漱换衣和做些夜宵什么的，早上还要起来为她爷俩做早点。我的时间拖得最长，每天如此也是女人应该做的事。但在我丈夫眼里，我做女人的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那就是陪他睡觉。这本来也是一点不过分的事，可是要照顾孩子考学的40多岁的人，已经没有多大兴致与能力顾得上经常再和丈夫过房事了，特别是像我们家庭环境十分不便的情况下。可天下的男人大概都不是这么想的，当他们想来的时候，其它问题就一概不考虑。但我们做女人的不能不顾忌，一方面我们精力有限，更重要的是顾忌孩子，在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面前，一点不顾忌是很难堪的。我和丈夫闹矛盾的由来就是从这些点点滴滴的顾忌和不顾忌中产生的。有时是我陪孩子弄完作业都睡了，他突然兴致来了，死活拖我起来，我说不行，他说他会出毛病的。我哭笑不得，就依着他吧，但有个条件：不得出声，而且得到外面的沙发上。他说行，跟他到外面小厅里。但他的动作太大了，我就生气。这时的我已经感到累上加累，什么都顾不得就往里屋的床上躺下就睡。谁知第二天女儿醒来大叫：妈你怎么……怎么光着身子呀？我一看可不是，连忙喊外屋的冤家把我的内衣拿进来。女儿已经大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便装着什么都不懂似的，可当妈的感到多下不来台呀！接下来就是全家各干各的，谁都不说话，眼睛都不敢对撞一下，因为一撞眼神就会弄得更尴尬。”
孙怡讲到这里脸上泛出几分红润，看我在认真记录，便又继续说道：“但十三四岁的女孩子还处在似懂非懂状态，加上我女儿从小没有离开我睡过觉，现在她发现当妈的有在她睡着的时候偷偷溜走的‘不忠’行为，于是在睡觉之前，女儿或者用双手搂住我的脖子，或者睡前说上一句阴阳怪气的话。我拿她没有办法，但多半依着她，因为白天要上班，累个半死，晚上回来又要忙着三口人的饭和洗洗涮涮的家务事，还要盯着女儿的学习，所以躺下以后身子骨仿佛不像是自己的，打心眼里不想让丈夫半夜里再来折腾我。可俗话说，40多岁的男人是只下山虎，他哪忍得住干柴干煮？我害怕呀！一则害怕顶不住他要死要活翻江倒海一样的折腾，二则害怕吵醒女儿。心里头害怕，行动上就不配合。有时他半夜摸黑走来时我就开始紧张，一紧张就弄出些声响，这一响就把女儿惊醒了，她就睁开眼睛怒嗔：你们干什么呀？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说完就打一个翻身，睡她的去了。我听得丈夫在小沙发上长嘘短叹地来回翻身，想着他也挺可怜的，便强打精神悄悄跑到他身边。但男人的毛病也多，你满足他了，他又觉得不够劲，几次埋怨我：怎么你就像一具僵尸，什么反应都没有？我一听就火了，你没看我5点多起床，晚上天天都要等到１２点以后才睡觉，我能有那么大的兴致陪你吗？他就气呼呼地说：我是活蹦乱跳的大男人一个，你总得照顾照顾吧！我听后更火了，就回敬他：我是累死累话的小女子一个，你也得照顾照顾吧？这么你来我往，就常常半夜吵起来。深更半夜，一吵就不得了，不仅把女儿惊醒了，连楼上楼下的人都来敲门问出了什么事？几次下来，丈夫也觉得特别没劲。一到晚上我在女儿里屋帮她学习，丈夫在外屋看电视也只能天天看无声的，他爱看足球，有时电视没出声，而他的吵吵嚷嚷的叫唤声，气得女儿也直跟他吵。丈夫觉得再也忍无可忍了，说：好，你们在家，我一个人出去。他一赌气，还真的就开始常常晚上不
回家。他不在家，我和女儿倒是清静多了，可我心里就有些不踏实，问丈夫干什么去了？他说到朋友家去玩了，我就不再追问了。但有一次他说到某某朋友家去玩了，可第二天正好我碰上这个人，便顺便打听了一下，人家说你家老陆已经有两年没上我那儿去过。我心里直犯嘀咕：他整宿不回家到哪儿去了？问他时，他则一脸不高兴，反问我：回家又能干什么？他一句话就把我噎住了，心想是啊：让他回家不是影响女儿学习就是折腾不成反要吵架，与其这样，还不如‘放虎’自由吧！什么？你说我这是犯了‘历史性的错误’？可能吧。现在回头想想可能是，但当初处在两难中的我，又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为了满足他的欲望而耽误女儿考大学的一生前程！开始丈夫也没有出格，我多少打听到一点，他要不就到附近的酒店坐坐，或者到某茶馆泡杯茶，跟人聊聊天而已。有一次还打电话约我出去。我说干什么呀？他说你只管出来，并告诉我在某某地方见面。我只好对女儿说了声你爸让我跟他到一个商场买点东西，于是便火急火燎地跑大街上寻找他。人找到了，问他干什么？他指指身后一片幽静的西湖畔空地，说你还记得我们曾经在这儿干过什么事？我说这都是什么鬼地方呀？我什么都想不起来。而他不知哪来的情绪，一把就将我抱起，然后放倒在地上。我急了，说你想干什么？他气喘嘘嘘地说想干我们以前在这儿干过的事，说完便动起手来。我总算明白过来了，也想起了在谈恋爱时在这西湖边的草地上与他有过的浪漫。但当我明白过来的时候又紧张万分，这都什么年岁了！让人看到了多不好！但我发觉他的力气比当年还要大，使我只能顺着他……就在这时，有人从另一端摇晃着手电走了过来。有人！有人来了！我吓得拼命推开他，他根本不当回事。后来……后来我们很狼狈地被人家巡视的保安人员审问了半天。他还跟人家吵了一顿，因为人家不相信我们是夫妻，人家说你们是夫妻的话用得着跑到外面来鬼混。这话我听了也不干呀！我们是为了孩子考大学，又没有房子才迫于无奈的。怎么说人家搞保安的也有一定道理。我一看事情闹僵了不好收拾，就低三下四地求人家了结了这桩“冤案”，但从此丈夫跟我的关系却再也热不起来了。他甚至骂我一点也不配合他，连面子都不给他，最后发展到几天不回家。那时我女儿都快要高考了，我不能顾两头，只好尽量不去想他那头的事，一心帮助女儿跳过龙门这一关。你可不知道，高考前两个月，又遇上孩子病了一场，我急坏了，差点命都给送了。那次为了给女儿买药，心里还惦记着到书店去买一套你们北京出的‘四中名师’高考辅导材料，在穿马路时被小轿车撞得滚倒在路边，还好，只擦伤了些皮肉。女儿高考的日子里，她天天睡不着觉，我就得每天为她擦背按摩，白天为她接送做饭，等到她三天高考结束时，我也病倒在床起不来了。十几天后，当女儿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接到手的那天，他父亲毫无表情地回来了，当晚我们三人一起到馆子里庆贺了一番。第二天，女儿兴高采烈地向她的老师和同学转告喜讯出门了，她爸这时也把一份离婚协议书放到了我的前面，然后就出了门。临出门时回了一下头，说：我们还是好说好散，女儿和家里的东西全归你。我听后欲哭无泪，心想我到底哪一点做错了？我问天天不应，问地地不答，于是只好面对现实。后来我才知道，在我拼命为女儿高考的事忙里忙外的时候，忍不住寂寞的他被另一个女人领回了家，他从那个女人那儿获得了我许多年不曾给予他的东西……
见孙怡已经很难讲下去了，我便插话道：“要我看你们好像并没有到感情破裂的地步。”
“事到这步，你替我想想，我有什么错？或者说我有多大的错？我作为妻子可能平日里没有满足他的欲求，但这并不是我有意的，孩子考大学是件大事，到了关键时刻作为家长就得全力以赴帮助她上去，否则对得起孩子吗？那是孩子一生的命运和前途的大事！噢，就因为在这期间，或者说这几年里，我没有满足丈夫的要求，男人就可以不加区别地到外面寻求满足？你当作家是研究人学的吧？你给评评理，我到底错在哪里？”孙怡逼我回答，可我觉得很不好回答。
其实在中国，由于家长们不得不太看重子女的高考，而牺牲了许多本该属于自己的幸福和美好的生活与情感，这种付出和代价有时实在是太昂贵了。孙怡女士是千千万万为子女上大学而自我牺牲的家长中的一位。她和她丈夫目前刚刚办完离婚手续，如今每天回到家里的孙怡，感到特别的痛苦与忧愁，女儿上大学走了，丈夫也离她而去，原本拥挤不堪的小家此时在她眼里成了空旷无边的一片沼泽和荒野，她觉得是那样的可怕，那样的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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