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年前，正是中华民族战火四起时，在鲁国，一位失去父亲的１７岁天才少年又痛失母亲之后，擦干泪水，怀着“学也，禄在其中”的信念，四方求师，不耻下问，终于后来“三十而立”。中年之后的这位先生，在求仕的道路上屡次失败后，便开始了周游列国，时达１４年之久，当他饱受艰辛、倍致窘迫，处处碰壁而终不得志后，有一天他仰天长叹，忽见头顶有一异样之物自由飞翔在蓝天白云间，便对其弟子感叹道：“鸟，我知道它会飞，可是会飞的还常被人射下来。鱼，我知道它会游水，可是会游水的还会被人们钓起来。兽，我知道它会走，可是会走的还常落了网。只有一样东西，人们不会控制它，它爱在云里来就来，它爱在风里去就去，它爱上天就上天，这就是龙……你们要做就做龙。”
在凄哀与绝望中“望子成龙”的士大夫，告别人世时留下的这一遗训成了千古不朽的民族信仰。
这位一生雄心勃勃，却落得弘愿未遂者，就是名列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的孔丘孔仲尼。由于他一生追求“学而优则仕”，且“忠君尊王”，以仁为怀，故被后人奉尊为中华民族的大圣贤而流芳至今，虽在他死后2000余年间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毛泽东的“批林批孔”两次罹难，但毕竟在2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仅仅是小波小澜而已。大圣人留下的“惟此为大，读书是上”，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古老而经典的“圣训”，时至今日仍被亿万国人所崇尚，而我们也到处可见孜孜不倦地在寒窗之下苦读ABC，以求一张大学文凭的狂飚与战争般的赶考热……
从鲁国这位骑马周游四方的圣贤诞生到今日，东方民族这块本是闪闪发光的大地上衍生的龙子龙孙们举目远眺时，却发现反被一个仅仅只有250来年历史的西方大国气焰嚣张地远远甩在后面。
那个国家是谁？难道还有比“学而优则仕”更“优”的梦在激荡着那个奇异的民族？
是的，确有这样一个梦。这是一个西方人的梦。它的时间仅有250多年，比东方泱泱大国的历史少了20倍，比东方圣人的诞生时间晚了10倍。
这个梦是从英吉利海峡的普利茅斯港出发的，它乘着“五月花号”的小帆船，经过数月的惊涛骇浪，在初冬的一个早晨，抵达一块叫“詹姆斯顿”的北美狭长地带，并开始在那儿插上一面米字旗。后来这面米字旗改成了星条旗，于是诞生了一个新的合众国，英文简写为USA。从此，“五月花号”的小帆船虽然永远不再启航，但成千上万的“六月花号”、“七月花号”及包括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在内的无数帆船与铁船都涌至那块狭长地带，由于越来越多的帆船与铁船涌来，狭长地带不得不渐渐扩张，再扩张，直到可以称霸全球的今天……
这就是被现代人类治国专家们长期崇尚、那个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想大声说话的国家的人们无比骄傲的“美国梦”。
“更多更好，永无止境……”起初代表这个简单思想的“美国梦”，后来在《独立宣言》中便化作了这样一些庄严的语句:一切人生而平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是“天赋人权”。
IFWECANDREAMIT，WECANDOIT--在佛罗里达宇航中心的铝合金门上，美国人铭刻下了这句话，它翻译为中文是:只要我们能梦想的，我们就能够实现。
我似乎明白了东方人与西方人在行为与观念上的差异，也似乎多少明白了这两个世界为什么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争斗，今天仍然时常表现出互不相让、互不理解的某些原因。
东方人以追求圣贤与完备自己的学问为自己所实现的人生之梦；
西方人以追求无限的个人自由与幸福为自己所实现的人生之梦。
两种梦带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不同的观念，不同的信仰，甚至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政治……
我由此终于明白了上面的问题而不用去解释为什么同是年少或年青的孩子们在一起比较时，我们中国的孩子在计算和学问上总能拿冠夺王，而在实践和创新上美国的孩子总是优先争胜。
东方人总是以自己悠久而辉煌的历史自豪；
西方人则把实现今天和明天的美满幸福当作自己的生活准则。
其实，西方人追求的“梦”的实质，是一种精神的张力，这种张力产生出了这样的制度:多党议会、民主国体、崇尚自由--当然都是资产阶级的。这种精神张力下的人中便诞生了林肯式的政治家、卡内基式的经济学家和比尔·盖茨式的科学实业家，同时也滋生出了“猫王”式的摇滚巨星、无法抑制的艾滋病蔓延和狂轰滥炸南斯拉夫的称霸嘴脸。
中国人的“学而优则仕”之梦，带给后来几千年的历史是什么呢？当然有很多进步与无数伟人的出现，但同时带给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更多的是制度的死板、国体的专制，思想的封闭，还有其它许多许多……
说来也巧，那天在南京采访，朋友们说你写中国高考问题，就不能不到我们南京的夫子庙那个“大考场”看一看。
到了夫子庙，我抬头只见一座四角飞檐、走马腾龙的大阁中央闪出四个金光大字:江南贡院。
中国“第一古考场”就在眼前！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走了几十所现代学校和高考的考场，我一直在寻觅中国古代的考场是什么样？并想由此把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考试国和考试历史最为悠久的今古考试作一比较，以期求得某种关联。我始终认为今天中国的高考之所以到了白热化程度，不会没有一点历史的相关因素。结果如何呢？
在现存最大的中国古“考场”里，我发现了历史的许多相似之处--
公元１３６８年，一位名叫朱元璋的农民领袖，举着起义大旗，横扫黄河两岸，推翻了元朝统治，重建起以汉族地主阶级为主体的明王朝。朱元璋在历代封建皇帝中，可算得上一位明君，为使明王朝江山长治久安，他把选拔人才放在头等大事之上，并在定国大策中说：“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而后治。故为国得宝，不如荐贤。”
朱元璋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已走过近千余年，前五百年，治国选官，都是以自下而上的选拔和自上而下的赏赐为主要途径。从尧舜禹夏商周的原始社会起，推举和“传子”几乎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统治的基本模式。当然这过程中也有一些是通过比考选拔出的用人先例。《周礼·地官·乡大夫》中便有这样记载：“三年则大比（考试），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能者（即考试选拔德才兼备者）”。秦汉封建王朝的建立，这种原始选拔人才的方式有了一定改进，但基本形式依旧如故，更加强调了礼贤养士风气，所以这段历史上出现过像“窃符救赵”、“千金市骨”、“完璧归赵”、“毛遂自荐”、“悬梁刺股”等许多经典故事。但真正采用考试方式选官取士则始于公元６０７年的隋朝大业三年。隋炀帝一纸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十科举人。”第一次提出了“科举”二字，这也为中国封建社会“试策”取士治国掀开了值得记载的辉煌一页。从此，科举考试，金榜题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等令普天下读书人目眩眼亮的词汇，便一直流芳延至20世纪。虽然科举录用人才制度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毕竟给那些无官无禄的平民子弟提供了可以登高攀峰的金梯。
科举考试极其复杂，有乡试、会试、殿试，各朝代的叫法也不尽相同。以明朝为例，乡试系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3年一次。明朝乡试最早主要以南京的国子监为第一考场，后明都迁至北京，故南京的考场就改称为“江南贡院”，且始终是全国最大的乡试考场，直至清末废除科举之日。府、县秀才可参加乡试，录取者称举人。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国家级考试，能进这一级考试者便是俗称的举人。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级考试，状元就是从这一级考试中诞生。殿试的名次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头名是状元，二名是榜眼，三名叫探花，其余称作进士。有道“连中三元”，即为乡试第一名，又获会试第一名，再获殿试第一名。其实这“连中三元”者太少了，在明代仅有黄观、商辂俩状元中得。“状元”是科举考试金字塔的塔尖，也是旧时读书人的最高境界，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状元孙伏迦起，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止，在长达１２８０余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先后产生过有名可查的文武状元约１４００来名。
“十年寒窗无人晓，一朝成名天下闻”。科举时代，谁能中得状元，不仅是所有天下读书人敬仰的塔尖儿人物，更重要的是一般状元都由皇帝亲自封爵颁禄，一旦成为状元，不管你以前家贫如洗，或者沾有什么污垢之名，皇帝的封爵即刻可使你门第升天，苦尽甘来。从旧式的科举考试程序看，能获得状元称号也实属不易，虽然旧制度中常有买卖禄位，一些失意文人又编了许多像“陈世美”这样被人贬骂的忘恩负义的坏状元，但百姓心目中还有像吕蒙这样的刻苦攻读、终成大器的好状元。无论如何，状元作为读书人考试能获得的最高境界，已成为一种“考试文化”深植于民族与民心，要不今天我们怎把考进北大、清华等名校甚至在当地考得最好的学生总美誉为“状元”呢？
我虽不知自古以来的状元是否真有滥竽充数者，但我从小知道自己的老家有两位考上状元的人非常了不起。一位是咸丰六年考上状元的翁同和，他做了两朝清皇帝的老师，中国最早举起开放门户大旗的就是他，他鼓动光绪皇帝与腐朽没落的慈禧太后斗争，100多年前揭竿而起的那场惊心动魄的“百日维新运动”，使这位状元先生永垂青史。康有为称翁同和是“维新第一师”。另一位便是光绪二十年考上状元的张謇，从这位“不敢惊天动地，但求经天纬地；不敢指望立竿见影，疗治古国千年沉疴，但求播种九幽之下，策效百岁之遥”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者身上，我感觉到了状元的力量与智慧，状元的胸怀与追求。也许正是从他们身上，自古人们对那些不甘落后，不畏艰难，努力苦学，勇于进取并获得最大成功者的“状元”们总是给予褒奖。
天下读书人以当状元为荣，本身并不为过，问题是状元的产生过程让人感到心惊，又让人感到恐惧。
南京的“江南贡院”始建于南宋乾道四年（１１６８年），最初仅供县、府学子考试用。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此处集乡试、会试于一地。到清代，江南贡院发展更快，尤其是康熙年间，苏皖分建两省，而两省政治、军事仍旧一体，乡试也沿袭明制，故此地一直成为全国云集学子考试的最大场所。我虽未能看到古考场“江南贡院”当年恢宏的原貌，但当我见到这座位于金陵东南隅风水宝地的古考场遗址和博物馆时，仍心潮澎湃，因为仅清朝２６７年间，江南贡院里就诞生了５８位大状元，江南才子唐伯虎、画坛怪杰郑板桥、《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先生等等都曾在此处挥汗考中秀才、举人和进士。在江南贡院这座“科举考城”中，最为壮观、占地面积最大、令人看后最为毛骨悚然的要算“号舍”了。所谓“号舍”，既是考生考试的地方，又是考试期间考生们吃住的场所。江南贡院这个大考场有“号舍”多达２０６４４间之多！那号舍外墙高约八尺，门高六尺，宽刚好一人之身多些。每排号舍长短不等，多则为百间，少则也有几十间，前排与后排之间相隔不足一米，因此整个考场就像一排排猪圈鸟笼式的建筑，旧称“号巷”。号巷门口设有水缸和号灯，供考生夜间行路和白天饮水使用。号舍三面是密不通气的墙，只有朝南一面是出入处和考试见得的光亮。号内有一块能掀起的木制的桌案和一张坐凳，考生晚上睡觉时就把桌案翻下作床铺，有的就干脆躺在上面。所有考生自跨进一步后，从此一直到考完才能离开号舍，吃喝拉撒全在其中。相传有一位才华横溢、文采超群的考生，因为没有占据好一些的号座，只得坐于巷尾的“粪号”，结果几天下来，被粪桶熏得昏头转向，无法考试，还差点闹出人命。有史料记载，由于号舍管理杂乱，常有考生被蛇咬死。有的考生受不了号舍之苦，用烛签自刺身亡或悬梁自尽。至于考场的一条条规矩，更是名目繁多，且严厉之极，是我们现代人闻所未闻。
负凳提篮浑似丐，过堂唱号真似囚。
袜穿帽破全身旧，襟解怀开遍体搜。
未遇难题先忐忑，频呼掌管敢迟留！
文光未向阶前吐，臭气先从号底收。
这是清嘉庆年间文士缪仙所记述乡试感受的一首长诗中的片段，读后仿佛能亲身感受旧考场上那种“三场辛苦磨成鬼，功名两字误煞人”的辛酸场景以及能获得“一路连科”的来之不易。江南乡试，各科应试学子多达２万余人，但能够录取的只有100多名，其比例仅为2００∶１，相比我们现在的高考成功率难上几十倍，多数久困场屋，备尝艰辛的学子，最后只能名落孙山，折桂无望。但科举考试毕竟又是读书人通向光宗耀祖、改变命运之路，同时也是证明个人才学实力的机会，所以像《范进中举》中描写的一直考到七八十岁的人不足为怪。郑板桥从２３岁考上秀才到４０岁中举人，前后历经１７年之久，比我们现在考博士要艰辛得多。而许多名流学士还连秀才进士都没有考取，当然有人本来就对八股文不感兴趣，旧科举考试的艰难可见一斑。
当历史车轮滚滚而至20世纪初，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日，光绪皇帝收到一份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奏折，上书：“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奏折后来到了慈禧手中，这位已入暮年的老太婆自知无力抵抗时局变化，便顺水推舟，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即１９０５年９月２日，诏书全国：“……著即自丙午科（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亦即停止。”此诏书一经传下，预示中国长达１３００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宣告结束。１９０３年江南贡院乡试后得头元的刘春霖，因此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爷。
科举废除之日，像北京清华、京师和上海马相伯创建的“江南第一学府”复旦等现代学校已经开始建起。尤其是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蔡元培出任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首任教育部长后，中国的教育便进入了第一个全盛阶段。“一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学问的人团聚在一处，一面研究高等技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便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大学教育思想，几乎成为了后来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大学的办学灵魂。“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的这些思想与观念，整整影响了百年中国知识分子以学问为天职的勤学精神和对政治与物质不屑一顾的清高。
中国的大学在这些具有全新思想的先导者们的奠基下，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崛起，并为20世纪中国诞生大批政治家、社会学家，特别是自然科学家准备了温床。但在前半个世纪，大学门一直朝有钱人敞开，穷人不可能或者说极少可以跨进去。
１９４９年，毛泽东在天安门一声“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宣告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的诞生。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平民百姓才开始以公平竞争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当然也有不少人因为工作和劳动的突出表现而被直接送进了大学，他们毕业后在各条战线上成了骨干和管理者，这使得大学真正意义上成了人民的高等学府。然而由于国家底子薄，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程度很低，一般能读上小学、初中的就很不错了，在建国后的前十几年间，大学仍是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通过十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和受教育的普及，一批解放前后出生的普通百姓的孩子开始有机会向大学门进军。可就在这时，一场10年之久的政治与文化的“浩劫”，将中国人上大学的梦彻底打碎了，甚至连大学都被迫停办而关门，这是中国教育有史以来最为痛苦的一次民心摧残，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使连笔者在内的无数适龄学子失去了基本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并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里处在人生前途的黑幕之中，这种痛苦，并由此带来的沉沦与丧失只有亲历者才会有切肤之痛。
后来我们这一代人曾经有过重上大学的可能，偏偏又出了一个“白卷先生”。
十年浩劫和“白卷先生”给本来已经落后的中国又添了重重的一层冰霜，中国人久碎的梦何时复圆？
苍天在问，百姓在问，更有众多青年学子在问。
１９７７年８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自告奋勇挑起了主管教育的工作，在那个炎热的夏天，他心中装着一件早想透又没来得及说出的大事，于是便在人民大会堂，亲自召来４０多位教育界的著名人士及官员，其中引人注目的有周培源、苏步青、张文佑、童第周、于光远、王大珩等毕生从事科学与教育的专家。虽说那时“两个凡是”仍高高地悬在人们头顶，但因为此会是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所以有人说这个会倒有点像“神仙会”，大家畅所欲言，难得这么痛快。
８月６日下午，有一位被邓小平邀请来的教授先生大概受到这个会议的气氛影响，竟然激动地站起来面对邓小平慷慨陈词：请中央领导尽快采取坚决措施，迅速改变现行的大学招生办法，切实保证新生的质量。因为大学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的第一关，其作用就像工厂的原料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可是这些年来，我们招收的大学生有的只有小学文化，我们这些大学教授只能为他们补中学甚至小学的文化课，大学成了什么？什么都不是，还谈什么教育成果？这种情况不改实在是不行了！
查教授，你说，你继续说下去。坐在沙发上的邓小平重重地抽了一口烟，探出半个身子，示意那个被他称为“查教授”的老先生往下说，“你们都注意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哩！”
查教授提提神，继续他刚才的慷慨陈词。这时人们发现邓小平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与会人士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一件大家早已想说又想做却不敢打破束缚的大事情就要诞生了。
果然，等查教授发言完毕，邓小平询问了一下身边管教育的刘西尧部长有关具体细节后，当机立断：好，就这么办。招生会议重新开，高考从今年就立即恢复！
高考立即恢复！立即恢复高考！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是最高兴的一个，全国人民也跟他一样兴奋不已。
这消息应该说是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结束“十年浩劫”后，在中国老百姓中引起的第一个最大反响。尽管那时国家的整个机体仍处在僵硬状态，但恢复高考则如冬眠的肌体中的血脉开始涌动，正是这根血脉的涌动，神州大地像春天般见到了第一枝青绿……
１９７７年，新中国教育史上出现两大奇观：４４天连续不停的教育工作会议；第一次在冬季进行大学招生。
似乎恢复高考招生的一切枷锁都已解除，突然有人提出：中国虽然是个考试大国，但积压了整整10年的考生一起拥进考场，谁也没有组织过呀？首先需要一大笔经费，其次印考卷需要大量纸张啊，这两样事现在想来根本不可能成为问题，甚至可能是考试主持部门赚大钱的好机会呢！当时不行，全国上下一片穷。问题因此上交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中央决定：关于参加考试的经费问题就不要增加群众负担了，每个考生收五毛钱即可，其余由国家负担；印考卷没纸，就先调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印考卷。
从此，就有了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声势浩大的一次考试，参加考试的总人数达１１６０余万之多。１９７７年冬和１９７８年夏的几个月时间内，神州大地竟有如此庞大的考试大军一起走进考场，其本身就值得史学家们重重书一笔。
中国人的大学梦在此次的大考中获得了最彻底、最淋漓尽致的渲泄。它有太多的精彩，也太令人回味。
就学龄而言，应该说我正是属于这部分人中的一员，但我却没有这个福分亲历这场波澜壮阔的大考--我当时已经走进了另一所“大学”（穿绿军装的人民解放军大学校），使我遗憾地丧失了这种机会。但今天在我的身边却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与同事，他们以自己的亲历替我们那一代人圆了历史性的一场大学梦。
这场梦做得好苦，圆梦时又突如其来，让人不知所措。
“当时一个同学特别兴奋地骑车来告诉我，说要恢复高考了。我虽然早就盼望这一天，但还是一下子就惊呆了，眼泪一涌而出。我跟同学反反复复地说一句话：这下有希望了！当时那种情况，有点像在黑夜里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什么东西都看不见，迷路了，根本不知道往哪儿走。恢复高考这个消息，相当于前头突然冒出火光，当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想着赶快蹦到那儿去。”中国儿童剧院编剧、北京师范大学７８届学生陈传敏所表达的心情正是当时数千万年轻人共同的感受。
那种感受的真实情形，其实用语言无法表达，只能是惊愕，只能是梦幻，只能是眼泪……
肖正华，６７届高中毕业生，７７届考生，现为安徽某师专附中高级教师。他对我说那年恢复高考及参加高考的过程是一场“天方夜谭”：
……１９７７年第四季度的一个早晨，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喜讯，就立即把它告诉了正在喂猪的妻子，她却并没有多大的反应，更没有我那种欣喜若狂的激动。一个农村妇女关注的主要是实际：丈夫、孩子、柴米油盐……
而我则有些措手不及，因为当时被公社抓差去写个现场会材料和编完一个短剧后，我掐指一算，离高考只有１１天了，能用于复习的也只有这１１个晚上了，考什么呢？理科吧！翻晒物理，冲洗化学，只觉得“雾都茫茫”，欲记还忘。改道易辙，考文科！耙地理，挖历史，抢数学；语文和政治，就考自己的“老板油”--凭自己经常为公社写点“四不像”的看家本领。总之，一切听天由命吧。
开考了，我坐在县二中第五考场２７座。每场我都大刀阔斧，一口气从头杀到尾，然后再回师围歼“顽敌”。虽然时有“精逃白骨累三遭”的痛苦、“大雪满弓刀”的遗憾，但丝毫也改变不了我“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信心和意志。为了下一场的轻松顺利，每一场我都第一个交卷，决不恋战。１１年才盼来这个机会呀，人生能有几个１１年呢？换成李白，不说“千年等一回”才怪哩！
为了赶这趟考，事前我还专门向老岳父汇报了思想呢。“很好，能考上？”“能！”“那你就去考呗。”考取后，我才笑着向他解释，当时为了孩子，大的６岁，小的３岁，队里又刚分责任田，水旱地10亩，妻子拖着两个孩子怎么种呢？转着弯子好请岳母大人照看外孙子。第三场考下来，正往外走，背后有人喊我一声，回头一看却愣住了。此人头上赤贫一片，嘴边蛮荒峥嵘；身着光滑滑黄滋滋的老棉袄，没外罩，没钮扣，拦腰一带束肝断肠。“磨剪子嘞抢菜刀--”他一声吆喝，拨云破雾，让我抓住了记忆的根绊，这不是当年以平均９９７分（百分制）为苦恼的老同学吗？这不是“文革”中炮打江青的红卫兵吗？这不是后来下狱要判死罪的政治犯吗？原来，他刚平反释放，就马不卸鞍地赶来应考了。“什么都顾不上了，只好穿这纪念服，大煞风景，大煞风景哟！”他爽朗地笑着解释……
开学那天，我在火车站等车，漫不经心的视野里出现一位高中时的女同学，她大腹便便坐车去合肥某大学报到。听说后来在开学典礼仪式上，作为“老三届”的代表发言，那理直气壮的大肚子，把懦弱、卑怯、矫饰和虚伪顶得无处藏身。她侃侃的话语，不时被台下热烈的掌声打断。
想想当年我们这些迟到的大学生，人在校园，心系妻子儿女，能修完学业，顺利毕业，不知是怎么过来的。至于父子同级（儿子上小学）、夫妻同班、师生易位，种种巧合，说来话就更长了。
黄蓓佳，我的老乡，著名作家、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
那年恢复高考前她在长江江心的一个小岛上插队劳动，在此之前她已经在这个长青岛上“接受再教育”４年了，而且她早已准备再继续个４年（？）、４０年（？）。那时知青除了老老实实“扎根”外，还能有什么企图？没有，也不敢有。不过黄蓓佳有，因为她在19７３年就已经写小说了--她现在坦言当时写小说就是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但那是她藏在被窝里的想法。１９７７年夏天，黄蓓佳在岛上劳动，在扬州当老师的父亲写信告诉她一个“内部消息”：可能要恢复高考。真的呀？黄蓓佳高兴得跳了起来，她知道惟一能实现多年藏在内心的理想的机会终于来了。一切都很突然，好在“教师之家”的家庭，使她很快得到了不少复习资料。考试之前，公社和县里进行了两轮
筛选，很多人在初试时被淘汰了，女生居多，所以男生们很狂。黄蓓佳外柔内刚，她发誓为女知青争口气，当然更主要的是为自己能“找回个城市户口”。初试结束后就到县城填志愿。黄蓓佳心中的理想是北大--其实当时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可我们那时好像什么顾虑都没有，想啥就填啥，至于考得上考不上是另外一码事。”于是她填的志愿是北大图书馆系。填完志愿就回到村里等候一件决定她能否正式应考的大事。这天生产队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会议只有一个内容：让社员们评议，到底让不让黄蓓佳参加高考，这实际上是对黄蓓佳的一次政治审议，当时黄蓓佳的小命就握在了这些大字不识的贫下中农手中。黄蓓佳紧张极了，因为她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她知道仅凭这一条她能否获得通过就只有听天由命了。“我记得清清楚楚，里面在开社员大会，我一个人在门外徘徊，像热锅上的蚂蚁。我感觉开会时间很长很长，其实最多也就是半小时，可我太紧张了。这时队长从里面出来，他朝我笑笑，说你去考吧！就这么一句话，我的眼泪哗地流了出来……”黄蓓佳说，她考试并没有太费苦心，考得比较顺利。只是在扬州参加高考阅卷的父亲对她有个要求：每天考完后，把答完的题写信告诉他，好让他估估分--父亲虽不在女儿身边，可心里比谁都着急。黄蓓佳说她每天在考完后竟能在考试当晚把所考内容一字不漏地再抄出来给父亲寄去。几天后，父亲来电话告诉女儿：基本没问题。有父亲这句话，女儿就放下心了，干脆从此不下地了。在等候大学录取的消息到来之前，她动手给父亲织了一件毛衣。毛衣织好时，知青朋友也欢天喜地地给她送来入学通知书：北京大学。没错。当黄蓓佳打开入学通知书看了第一眼时，激动得直发抖：她没有想到她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了！这正是她梦想却又怕没把握而不敢在志愿上填写的专业啊！
“那次高考太有意思了。我们江苏共有三人考上了北大中文系，有一个同学喜欢法律，结果把他放在中文系，而毕业后又把他分配到了省政法委。我呢，上了北大中文系，结果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外事办，我不高兴，因为我想当作家，所以拼命地写啊写，结果就一直到１９８４年写到了江苏省作协当专业作家。”
黄蓓佳说，她到北京走进自己的“梦中情人”--北大校园时心律加大了好多好多，因为以往梦中的北大仅是个概念，就像对皇帝头上的那顶皇冠的认识一样，可进了北大校园后，黄蓓佳发现这儿太大了，她当晚写信给父亲，说北大大极了，就像我们家的县城一样大！这位江南才女入学后就忍不住又动笔写了一篇感受上大学的作文，后来这篇文章被很多报刊转载了。当时没有稿费，到了19７８年才有，她因此收到了后来转载她文章的《山西青年》寄来的７元钱稿费。“７元钱就非常了不起了，是我一生中第一笔稿费呀！我用它买了一个铅笔盒，一本字典。铅笔盒伴我度过了４年北大读书时光，小字典至今我还用着……”黄蓓佳说着从书房里拿出那本已经很旧很旧的小字典给我看，她坐在沙发上久久抚摸着它，就像一下子重
新回到了当年走进北大的那段难忘日子。
我知道在我们今天的作家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跟黄蓓佳走过的路非常相似。他们从小就有当作家的梦，而正是恢复高考，上了大学后，才使他们真正有机会实现自己当作家的最终愿望。
那年与黄蓓佳在北大同班同学的陈建功就是其中之一。他现在是我的兄长兼上司，是国内外很著名的作家了，还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建功上大学之前当了１０年挖煤工，过的苦日子比谁都多。１９６８年高中刚毕业，还在北京城里“闹革命”的他，突然有一天一个同学告诉他：京西煤矿来招工，我替你报了名，你去挖煤吧！建功就这样去了煤矿，且一挖就是１０年。到矿上后，他喜欢动笔写些东西，又喜欢发表些自己的见解，所以矿工们很欣赏他，工农兵学员招生时，大伙推荐他，但一到党委那儿就没他的戏了。特别是有一天他从岩洞里挖煤出来，看到太阳刚刚升起，就猛然吟起《日出》里的一首诗句：“呵，太阳出来了，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然后伸伸懒腰。这事被“有心人”知道了，于是他便有了攻击“红太阳”的罪名。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他那个矿上时，建功表现得并不兴奋，因为他当时并不太了解时势的变化，只知道自己和被打成“特嫌”的父亲一样是个“反革命嫌疑”，他因此抱定当个工人作家就是自己最好的理想了，而且当时文艺界都认为作家必须是从基层生活中才能培养得出的，学院那种地方不可能出作家。母亲知道了儿子的想法便不答应了，说什么也得让儿子“赶考”一次。建功说妈我现在连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都不知是什么了，怎么个考法呀？母亲说你不会找两本书看看！
“这年秋天，我便开始了一边上班一边温习功课的生活。当时我们矿的知青中大约有一半人都在温习。”陈建功回忆说：“离校近10年，我的数学已经忘了很多，但经过温习有不少也渐渐看明白了，但对最大值最小值的公式我却始终搞不明白，也不肯背。当时和我在一个工棚里住的有个叫黄博文的，他数学挺好，我就发牢骚，我说这太复杂了，我背不下来。他说建功我教你一招，你呀不要按它的公式，你就用导数来解。他也问我，作文怎么开头好呀？我也教他一招，我说你看题目沾不沾边，如果沾边你就可以写成一封信。１９７７年深秋的一个清晨，天还未亮，我们矿上用一辆大卡车，将我们这些参加高考的矿工拉去考试。那时天气已经很冷了，我看见寒星还在天上闪着，山路非常崎岖，卡车似乎开了近一个小时，才到了一个特别衰败破烂的院子，这是一所学校。我们都知道，决定我们命运的时刻到了。第一门是语文，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一出考场，黄博文就紧紧地拥抱我，他说你给我出的主意太棒了，我果然是以给我爸妈写信的形式。最有趣的是，考数学时也有两道题是最大值和最小值，我也就稀里糊涂地用公式套用了一番，答案果然很快就出来了。我的数学后来居然得了９５分……听说自己被北大中文系录取的时候，我正在洞里筛沙子，更确切地说，那位工友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时，我正在仰面朝天，躺在沙子堆上晒太阳。我记得听他说完了，当时我似乎淡淡一笑。接着，我又翻了个身，我还想晒晒我的后背。那人说你怎么这样？我说着什么急？反正跑不了。直到我的后背也晒得差不多了，我才爬起来去领我的录取通知单。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儿后怕，那年我也只２８岁，我的心就已如岩石般粗糙了。我的成绩平均在９０分以上，总分好像是３6０来分，在我们班是第四名第五名的样子。最为滑稽的是我的语文得分最低，只有８０多分，其中作文失掉的分最多。大概因为我将作文写的比较花哨，写成了文章，而教师判题时却是按照作文规范要求的。听说北大要录取我时，还很疑惑，特地跑到招生办询问：这个人为什么语文分数最低，而别的分都很高？招生办的人好像说的是，这个人可能是个写文章的人，简历上说还发表过作品……”
那年大考中，像陈建功这样进大学门前后有过奇特经历的不止他一人。
郑晓江，１９７８年考入江西大学。现在他是南昌大学教授，校报主编，在生命社会学科方面是国内知名专家。他在给我寄来一堆他出版的代表作时，随信告诉了我他那年参加高考的一份难忘经历：
……我挤在一辆破旧的井冈山牌货车的边缘上，手紧紧地抓住车厢板，极力屏住呼吸，抵挡着阵阵刺鼻的臊味。
在铅山县参加高考后，我好不容易硬挤上一辆回武夷山垦殖场的车子，谁知它装了一只橡皮做的大氨水袋，车上人多，路又颠簸不平，不一会，氨水溢出，满车冲鼻刺目的气味。我透过盈眶的泪水木然地盯着路旁一排排往后飞奔的小树，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年初，我和姐夫的妹妹郑红返回了阔别１０年的南昌。我这个被戏称“山里的猴子”对变化不算太大的城市突然有了一些说不清的依恋。郑红和同学整日陪我在平整的马路上东逛西跑，晚上则去看《地道战》、《地雷战》等老电影。这种生活比起我在山中出门就攀坡，晚上早早上床睡觉的生活有天壤之别。郑红的母亲在饭桌上边给我夹菜边盯着我说：“你就一辈子呆在山里吗？”这话像箭般直刺我的心脏，就是这一瞬间，我突然下决心：是应该从山里蹦出来，改变改变了！
这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了。回到西坑分场后，我凭着几本《复习资料》和１９７７年高考全国各省的考题汇编，开始紧张的考前复习。白天我到茶场去工作，区分茶叶的等级，照看整个茶叶制作工艺的过程；晚上就着昏暗的灯光苦苦攻读。
摆在我面前的困难太多了，似乎难以克服。我在农村中学读书，物理课讲农业机械；化学课讲农药的使用；数学课教大家怎么拨算盘；而语文课的教材是一本《毛主席语录》。我的知识实在是可怜得很。况且高考必试科目的地理、历史我压根儿未学过。没办法，拼了。我不停地把各门课程的内容分写在小纸条上，吃饭时背，走路时默，上厕所也拿着一大叠纸条。3个月过去了，武夷山垦殖场参加高考的五六十名知青和总场中学应届毕业的八十余名学生同赴铅山县正式考试。
天气炎热异常，挥汗如雨，许多题目我简直不知如何下手。语文考卷竟然没有作文题，只有一道什么‘改写’题。上面印了一大段文字，要求改写成另一篇文章。我的妈呀！我从未听说过什么叫‘改写’，应该用原文里的话写？还是纯粹用自己的话写？连这一点我都搞不清楚。踌躇半天，只好提笔硬着头皮写吧。每考完一场，众多的考生便围着送他们来的老师激动地议论着考试内容。人头攒动，教师侃侃而谈，我站在人群的最后面，踮着脚吃力地捕捉教师和那些趾高气扬的应届生说的一字一句。我的天哪！好像每一题的答案都与我写的不一样。越听越沮丧，越听浑身越乏力。
坐在这该死的氨水车--大家沿途这么诅咒着，总算回到武夷山垦殖场，再换乘手扶拖拉机，傍晚时分，我进了西坑分场。不愿惊动任何人，我轻手轻脚地回到房间取了内衣，来到平日我常去的溪流边，衣服也没脱，纵身一跃，扑嗵一声，全身没入水中，憋着气，直到肺部要炸开，再探头出水，猛地吐出满腹浊水，定睛遥望溪水对面的崇山峻岭，叹了一口气：这一辈子就呆在这儿吧！
天蒙蒙亮，我又起床坐在溪水边发呆。山上的薄雾还未全散，一丝丝，一缕缕，或飘浮在山腰，或缠绕于翠竹绿树，不时传来几声犬吠，山里小镇的清晨十分静谧，人们还在睡梦中。吃过早饭，我一心一意去做茶叶了。
一个月后，知青们晚饭后照例坐在分场总机房前的木椅上聊天，高考的场景似乎已被遗忘了，我也极力去忘却它。
天渐渐暗了，阵阵凉风迎面袭来，我们仍天南海北地扯着，话务员在里面喊：“高书记，电话！”与我们在一起聊天的分场书记高得福起身进去，一会儿出来对我说：“你考中了大学。”大伙全都愣住了，我有些晕眩，到今天我仍无法用文字来表达当时复杂的心情。
第二天，我到场部打听消息。办公大楼前已贴出大红喜报，我的名字赫然列在红榜第一名。全垦殖场近80人考文科，只有我一人考取。
一个多月的沮丧之情一扫而光。１０月份，我出山赴学校报到，搭上一辆装毛竹的车子。坐在毛竹堆上，我用力抓住竹子，说：“现在的命金贵了”。以前我们从未想到珍惜这条命，不知为何，人一有了稍好的前程，连带着对生命的态度都变了……
郑晓江没有告诉我他走出大山时对生命的这种重新认识是不是后来成为了他重点研究生命价值取向学科的一个支点，但可以肯定，那次高考成功使这个“山里的猴子”改变了一生命运。
王学文，１９７８年考生，现为黑龙江农垦红兴隆管理局教育中心干部、高级教师。我们来看看他的“大学圆梦”--
１９７７年初冬第一场雪后，村上小关校长告诉我：邓小平出山了，恢复高考，老三届都兴报名。
刚离开学校那会儿，魂牵梦绕的是想上大学。随着时光流逝，上大学已经成了一个遥远的梦。走出校门已１１年了，人生能有几个１１年？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使我丧失了当兵、招工、推荐上大学的机会。随着娶妻生子、柴米油盐，我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大学梦早已破灭。听关校长一说，头脑中的记忆鲜活起来。我抵不住大学梦的诱惑，扔下捆了一半的苞米秸子，借5毛钱报了名。但回家没敢和妻说，怕她不批准。
初试在公社举行。感谢我学生时代的老师，教给我的知识仍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作文题目是《旧貌变新颜》，我提笔就写：“踏着松花江边初冬的第一场雪，我复员回到了阔别五年的家乡。”真是意到笔随，一气呵成。监考教师一个劲地看我的手，我莫名其妙。原来10个手指有8个缠着胶布。
通知我参加复试是在半个月后，关校长到我家告诉我，１２月２０日到呼兰县城参加统考，并说我那篇作文在全县3000考生中考了第一，已经印发给各学校。公社文教助理到处打听这个复员兵，说以前咋就没发现呢？
妻对我说：“你有本事就去考呗，啥事扯过你的后腿？将来出息了别把俺娘俩蹬了就行。”其实她最心疼的是初考时生产队里扣了我９０个工分，足足相当于春天9个工。
妻把队里刚分的豆油和亚麻籽油装了两桶，我驮到离家１５里的火车站，卖了作考试费用。为了区别二者，我在两个桶上分别贴了标签。在小胡同里溜达，见人就问：要豆油和亚麻籽油吗？就像电影里地下工作者接头对暗号一样。一中年男子叫我到他家去，他把窝头切成片，分别放在两种油里炸，和他妻子反复品尝，一致认定我搞错了。夫妇俩对我的辩解不予采纳，还教育我中年人要诚实。我妥协了，将错就错，亚麻籽油当成了豆油卖。
那一桶豆油成交顺利，一个戴大口罩的男子让我给他送到家去。我乐颠颠地跟在他屁股后走了老远，一抬头却发现到了派出所门口。原来那老客是乔装打扮的治安员。结果豆油没收，理由是：粮油没完成统购计划前一律禁止交易。我心里直后悔，只怪自己粗心大意。
统考那天，我揣着妻给我烙的发面饼，早５点动身，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奔向60里外的县城。等到考场时，人已经成了“白毛女”。考生中，有十六七岁的娃娃，也有比我还老相的孩子爸妈，有一个女的直扯衣襟也遮不住隆起的腹部。我掏出钢笔，写不出字，冻了。我一边随手把笔放在身后的炉筒上烘烤，一边慢慢审题。等要动笔时，发现坏了：钢笔烤成了弯弓，一写字直转。监考老师忍不住笑，把他的笔借给我。我向他笑笑，表示谢意，谁知这监考老师竟是那天买油的中年男人！我急忙低下头答我的试卷。
作文题目是《每当我唱起东方红》，我想不落俗套，就写成了一韵到底的散文诗。
中午在跃进饭店吃饭。把冻硬的发面饼掰碎，泡上饭店免费的老汤，再对点酱油、醋和辣椒末什么的，吃起来有滋有味的。望着泛着油花的汤盆和“为人民服务”的牌子，感到这家饭店确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心想，等考完后一定写封表扬信。等下午考完试赶到饭店时，发现汤盆和牌子一并不见了。服务员抱怨说供不起了，考试的人太多了。
接下来要解决晚上的栖身问题。住旅店两块钱一宿，超出财力。我找到“四海”大车店，睡通炕，不要被子，一宿三毛钱，正合我意。我坐在炕上角落里看书。电压不足，灯火一明一暗，一会儿眼睛看字就重影，屋里充满了烟味、汗味和泡豆饼的酸味，拌和着车老板粗重的鼾声和守夜人低俗的小调，叫人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炕很热，很舒服。不一会儿有活物在动，开始局部偷袭，后来全面进攻，重点集中在隐私处。不挠，又痒又疼；挠破了，火辣辣的，更痒更疼。划火柴一照，老臭们忙不迭地往墙缝里钻。听说臭虫喜欢对血型，莫非我的前任也是Ｏ型血？我换个地方，学车老板的样子，把衣服脱得精光，用绳子捆了吊在高处。刚有点睡意朦胧，起早赶路的将铁桶、马勺又磕得“梆梆”响。第二天照镜子，眼圈都是黑的。硬撑着考完第四科，不敢再住店，连夜落荒而逃。
文教助理送来通知书时，我正在马圈里起粪。助理很为我鸣不平，说比你分数低的都进了本科，你才走了个大专。我说邓公没忘了咱，够意思了。再说这学咋个上法，我还得和孩子他妈好好合计合计呢。
去学校报到的头天晚上，我和妻子相对而坐，恍如梦中，妻说了很多话，我一个劲地答应，记住了，又没记住。儿子睡了，梦里带着笑。女儿给我数白头发，女儿说：“爸，我也要等长出白发才能上大学吗？
我把女儿紧紧地抱在怀里，说：不会了，永远不会了。
王秀文，１９６７届高中生，１９７７年考生，现为中央某部驻外高级经济师。
他知道我在写这部“高考报告”，所以打电话告诉我没有他的那段经历，这篇作品“将是残缺”的。如此危言耸听，我便如约去采访。
王秀文确实与众不同，因为他是有过“劣迹”的那一类人。“文革”中他一度红过，还当过某市“兵团”司令呢！但很快又被另一“革命造反派”打倒，从此再不愿扛造反大旗，一心想搞点小“技术革新”。然而也许他的骨子里就有一种不安分的骚动意识，１９７３年开始他的命运便急转直下，先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被视为“孔老三”--他公然说“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与道德信仰的基石”。１９7５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中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押在牢里１０个月，后因身体不好保外就医。粉碎“四人帮”后，他总算可以回家了。１９７７年高考消息下来，王秀文兴奋不已，在家大叫大喊了几天，说这回自己总算有了出头之日。但到市招生处报名时，竟然没有人敢接待他，他急了，骂人家是小“四人帮”。招生办的人说你才是“四人帮”爪牙。王秀文搞糊涂了，后来有人悄悄告诉他：你是内定还没有搞清问题的“５１６”分子。王秀文一听傻眼了，追梦10余年的高考看来与自己永远无缘了。于是他伤心地出走了很长时间，他到了新疆沙漠深处的一个戈壁滩农场，想与这儿的荒芜与严寒苦度一生。他学骑马，学放牧，也学喝烈性酒，甚至去追逐从内地逃过去的野女人。他变野了，连头发都不理。突然有一天农场来了一位浙江的生意人，收皮羊毛的浙江人带了一台小半导体，王秀文寂寞了很久，就借来听了一个上午，他听着听着，眼泪就掉了出来，然后就一下子不省人事……生意人吓得赶紧将他送到附近医院，还好，人家说他过度激动。醒来的王秀文说：我马上就要回老家参加考试，我可以考大学了，广播里说像我这样所谓有“政治问题”的人也可以参加高考，入学条件一律平等！浙江那个收羊皮的生意人很痛快地说：今晚我请客。这一夜，王秀文喝得酩酊大醉……
他回到老家，把家人吓了一跳，因为人家都以为他在新疆“自杀”了。“死人”现在竟然复活，还要吵着考大学！１９７８年某市招生办都知道这事，也知道王秀文这位“野人”。
参加高考的日子仅有10来天时间，王秀文从一个老师手中借来一叠复习资料，把自己反锁在一间租来的小房里，他对家人和老师说：“你们这段时间谁也不要打扰我，只要在考试前一天来叫我就行。”
家人已经习惯他的“神经”了，以为他又犯病了，故除了每天送点东西从他窗口扔进外，并没有再多管他的事。老师们也偷偷地笑这个真真假假的“王疯子”是不是又疯了。他确实疯了，一连几天没有人见他从里面出来过，偶尔在夜深人静时，听到他在高声地说“疯话”。9天过去了，谁也没有把他考不考大学当回事，照旧各忙各的。就在大考的前一天晚上，王秀文神出鬼没地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学着“范进中举”的样儿，摇摇晃晃地走到附近居民家，一边喊着“哈哈，中了，中了”，一边做出一副醉样，惹得一帮小孩跟在他后面喊他“疯子”、“疯子”。而王秀文则越加得意，有个小孩使坏，在他半闭着眼往前走时，用木椅绊了他一下，王秀文跌倒在地，孩子和过路的行人乐得哈哈大笑。这时有人过来取笑：王秀才，人家明天都要上考了，你是不是真去当一回范进大人呀？王秀文大惊，忙问：今天多少号了？人家有板有眼地告诉他几月几日。
“呜呼哀哉--我差点要误大事了！”王“疯子”一下子正常了，他赶紧反身，直奔自己的家……
第二天，考场上人头攒动。这时已经出名的王“疯子”到了考场，负责看门的人一见“疯子”来了，大喝一声：你来干什么？走远一点！
王秀文跺着脚：哎哟我的师傅，我哪疯了！你不信看看我的准考证嘛！
看门的看了看准考证，没错。但再瞅瞅王秀文，他疑心了，叫来招生办的人问：这“疯子”怎么也有准考证？
招生办的人笑了：他是有点疯，不过不是精神病的那种疯，而是思想上有点那个，哈哈哈……
噢噢，明白明白。看门的回头重重地用拳头砸了一下王秀文的肩膀：小子，好好考，别再装疯卖傻！
王秀文就这样走进了考场。4门考课，王秀文都是第一个出来。有人问他考得怎么样？他总是学着范进的样连说“中了中了，哈哈，肯定中了。”
这家伙准又疯了。人们在背后朝他指指点点。
考试结束，又过了一段时间，与王秀文同进考场的人一个个相继接到了入学通知书，唯独他没有。
王秀文这回沉默不语了。有人拿他开心：疯子，这回“中了”没有啊？
呸，你们都给我滚！王秀文怒气冲天地拾起地上的砖头和石块，见人就扔，吓得周围人都大惊失色：疯子又疯了，别再去惹他了。
王秀文后来听说自己的数学考了７分，他大怒，跑到招生办就满楼嚷嚷，吵着要看卷。大楼里的人一看是他来了，一边说着“疯子来了”、“疯子来了”，一边赶紧纷纷关上门。王秀文更火了，见门就踢。最后他查到了自己的卷子，发现真的出现了大错：他的数学分数应该是７７分，抄分的人不小心抄成了７分，整整给他少算了７０分！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因为这次考生中数学交白卷的不是一个两个，能考７分也不算少了，所以险些误你的大事。”招生办的老师，一万个道歉。
这回王“疯子”很有风度地说了一声：“没关系，反正能‘中了’就行。”
好事多磨的王秀文终于如愿以偿地走进了一所名牌大学，后来又当了研究生，如今正在海外四处“疯”着。
像王秀文这样的“疯人”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可以说它象征着中国封闭了多少年后真正走向改革开放。但中国又是个人口众多、教育落后的大国，能上大学的毕竟是极少数人，１９８０年统计，我们的文盲仍有一两亿之多，绝大多数的青壮年只具初、高中文化。什么时候上大学成了所有青年和所有家庭的最高愿望？当然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结果。当“科学的春天”之风吹拂神州大地时，当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把陈景润这样埋头搞科研的知识分子奉为民族英雄和时代象征时，当邓公一句“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发表时，当北大方正、中关村电脑城里一群又一群知识经济下的百万富翁诞生时，当党政机关、中外企业甚至个体民营老板的招工牌上第一条件就是文凭，上大学越来越成为人们自我生存与争取有所发展的必备条件时，每一个中国家长、每一个到了就业年龄的青年和正在准备踏上社会的学生都清楚地意识到：没有相应过硬的学历和文凭，个人或家庭的生存形态将面临不可抗拒的挑战与威胁。
大学和学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国力增强，以及知识经济与科学发展的进步而不断升值、不断升温，甚至已经到了没有一张过硬的文凭就难以跨进就业之门，更不容谈命运大有可为的严峻时代。
大学像一道无形的命运与身份的分水岭。大学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必须。
谁拒绝了大学，谁就拒绝了挑战；谁放弃了大学，谁就意味着放弃了选择。
此时此刻，问中国的百姓什么是你生活中最大的愿望？他和她准会告诉你，是孩子的教育，是培养孩子上大学。
西方人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把钱都存在银行里？我们的国家决策者也费尽心思想通过各种手段来“拉动内需”，但从来就没有真正成功过，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的心里有个情结，就是赚了钱为孩子上学，存足了钱还是为了孩子上学，没有钱的也要存钱同样是为了孩子上学。据最新的上海一项调查表明：百姓手头的钱其中４６％作为“教育储备金”，不去进行其它投资正是为了供儿女上大学。另一项调查表明，家庭经济越不富裕的家长们把钱用于子女教育反而占手头资产的７０％以上。
中国目前个人手头的存款和现金达十万亿元之巨，也就是说中国人准备了近５万亿元左右的钱是为了子女上大学。
５万亿钱像头猛虎，如果一下冲出来，可以摧毁整个国民经济，可以摧垮整个市场体系，可以让江山摇摇欲坠，但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却温情地将它紧紧地握在手里，以无比宽宏的胸怀，一点一滴地、细水长流地交给他们的子女，让他们去努力读书，读到他们认为可以体面地进入能够获得良好生存条件的大学……
１２亿人几乎都这么想着，这么做着，因此中国人在20世纪后20多年间对大学的理解与苛求比任何时候更明细，比任何时候更疯狂，比任何时候更迷恋，竞争也就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甚至渗透到了每一个家庭。
有一次，青少年问题专家孙云晓先生给我们讲了下面一件事：黑龙江某煤矿城市，有一个姓宋的矿工家庭，全家5口人，仅靠几百元收入勉强度日，宋家有两儿一女，老大老二都是男儿，一个１５岁，一个１３岁，都在读初中，女儿最小，读小学五年级。这个经济贫困家庭的父母感到欣慰的是3个孩子学习成绩都在各自的班上名列前茅。可在１９９６年９月的一天下午，老二和老三突然失踪了，家人找遍了孩子可能去的地方，依然没有踪迹，于是只好报警。公安人员费尽辛苦，最后发现老大有些不对劲，列为可疑。父母坚决否认，说老大是个好孩子，从不招是非。学校老师和同学都出来证明这家的老大是好学生。但公安人员的审讯却出人意料：老大承认是他亲手活埋了自己的弟弟和妹妹。一个１５岁的少年如此残忍地杀害同胞弟妹，谁听了都会毛骨悚然。原来这孩子经常听他父亲说：咱家穷，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大学，你们兄妹谁考上了我就供谁，考不上的就下来干苦力活，供上大学的读书。老大比老二老三早懂事呀，心想兄妹三人成绩都不错，要是有两人能考上了大学，就得有一个不能上，而老大想自己的成绩可能不如老二老三，这样上大学的希望不等于完了吗？他越想越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除掉竞争对手。主意已定，老大从从容容地设下计谋，诱骗弟弟和妹妹上山，假装玩挖坑埋人的游戏，便将老二老三活埋致死……谁都不愿听这样的悲惨故事，但它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人们说这孩子太自私、太冷酷，也有人说他父亲不该在孩子面前说那样的话误导。可不管如何解释，在这个孩子心目中，他有一种强烈的上大学的欲望，为此，他选择了他认为自己目前能做到的惟一也是最好的办法。悲剧的出现我们该怪谁？怪这孩子？怪他父亲？有一点是清楚的，除了我们不知道年龄尚小的老二、老三是否明白上大学对他们的重要之外，杀害弟弟妹妹的老大与父亲心中是极明白的。父亲因为自己的贫困和无能在为孩子惋叹，老大是从父亲的话中体味着自己的未来可能失去上大学的恐惧，正是父亲的惋叹和儿子的恐惧，导致了这场悲剧产生的直接原因。
大学，在这个矿工的家庭是一场噩梦，它毁灭了全家的幸福，也绝了这个家的根。当然像这样的事例是极少数的，也不可能成为社会主流，然而大学梦对多数中国人而言，它是一座高山，一座险峰，有人通过这种攀越来证明自身的价值，有人则把大学作为自身价值取向的始发点、动力源。
说到这儿，我不由得想起一位如今已是风云人物的年轻都市才女，她叫张粲。
我曾对张粲说，如果这本“中国高考报告”中少了她的内容，就是一个缺陷。她当然没有明白过来，因为那时我的书稿尚在边写作边采访的过程中。
同在一个城市，但要抓住一位驰骋在商场上的女亿万富翁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甚至估计有可能完不成这个采访计划，因为我仅从一篇有关张粲的报道中知道了她的一些情况，其余一无所知。有趣的是无巧不成书，当我托人满北京找这个才女时，突然有一天张粲打电话告诉我：“我的公司就在你们作家协会对面呀！”
望着对面高出作协办公楼两倍的“建材大厦”，我不由定神看了看眼前这位眉清目秀的“小妹妹”，心中顿升一股“世界真的是你们的”慨叹--因为张粲说：这29层高的建材大厦就是她盖的。
她在京城盖的大楼不止一栋两栋了，仅她本人的“达因集团公司”下属就有４０多家分公司，遍及高科技、保健药业和房地产业，公司员工超过３０００人，在美国硅谷都有她的“公司部队”。
那天我推门进她的办公室，第一面见她时差点问她：“你们老板张粲在吗？”要不是她抢先说：“你是何老师吧？”我想我真会把上面的话说出口。张粲的形象给我感觉就是大公司的那类漂亮年轻和能干的“女秘书”，然而她恰恰是大老板。更不可思议的是，她的人生中有一段不可思议的大学经历。
张粲１９８２年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那时她才１７岁，小姑娘一个，又长得南方姑娘的那种清秀淑雅，聪明而有才气，活泼又机灵，她当上了学生会文体部副部长，在北大能成为这个角色并不容易。１９８５年的国庆大游行中我们还记得北大学生经过天安门时突然向城楼打出“小平你好”的横幅吗？张粲是那次北大学生组成的２０００人集体舞的总指挥。
那时的张粲，青春又单纯，充满活力又性格开朗。
突然，事隔几日，学校通知她：你的学籍已被开除，回家去吧！张粲没弄明白怎么回事，眼前的天已经塌了……
原来，3年前，张粲在第一年高考时她报的第一志愿也是北大，因为才十六七正值
青春期的她，在考试时老发无名烧，结果平时成绩很好的她没有考出好成绩，后来被当做“服从分配”分到了东北某学院。上北大是张粲的惟一选择，也是她从小向往的学府圣地，加上张粲家里确有困难，她是部队干部子女，哥哥姐姐都在外地当兵，家中祖母年迈，母亲又两眼视力不好，老父亲和整个家需要有人在身边，故部队出面请求东北某学院按休学为张粲办了退学手续。第二年张粲便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她向往的北京大学。然而按照当时的规定，第一年考上并被学校录取的学生就不能在第二年参加高考，也许因为张粲太出名了，有人将她的事告到了北大，校方便在并没有全面了解的情况下作出了开除张粲学籍的决定。
还有什么比这更残忍的打击？一个前程无量的北大优秀才女，却在一夜之间成了轰动全校的“被开除生”！
张粲和她家人及部队方面无数次向校方提出申辩，甚至北大有很多学生自发组织了“张粲声援团”为她力争申辩挽留，北大博士班的２０多名博士生还主动联合起来集体为张粲向校方提交恳请书，多方努力之后，班主任、系领导等一些人仍铁面无情地一次又一次逼张粲退学离校。
“你们就不能让我留在这儿？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学习、上课还不成吗？”张粲哭着恳求，甚至就差没有跪在那些人面前。
“不行就是不行！”依然是冷面。
张粲眼里的泪干了，嗓子也沙了，她像散了架似的被好心的同学们架着去“散步”。“这样的场景，只有在八宝山才有呀！”现在的张粲说。
“那时我确实想死的心都有。但我还是挺了过来，一是我太恋北大了，二是同学和一些老师对我太好了。我本来就在学校比较出名，可这件事出来后，没有哪个同学对我另眼看待，大家似乎比以前对我更好了，更包容了。正是这两点，我挺了过来。我发誓要在北大读完４年课程。那些日子里，我一边坚持留在学校上课，一边不停地写上诉材料，一有空就跑教委、跑新闻单位、跑各种有用和无用的关系，尽一切可能力图恢复我的学籍。”张粲回忆道：“也许正是那些日子里，我学会了到什么地方都不发怵的本事。我那时小姑娘一个，是学校的博士生们教我的，他们说你就得学会进门就跟人家说话，并用最简洁的语言，把你的故事讲给人家听。有一次到水利部，因为听说那里面有人跟当时兼任教委主任的李鹏认识，我就去了，但人家有把门的，我没有证件进不去呀！于是同学们就教我，说你只管大摇大摆地往里走，有人问你找谁，你就看都不用看他一眼，对他说‘我找我爸’，你准能平安无事地进去。后来我学着还真进了水利部大院……”
我俩都笑了。
张粲说：“最让我伤心的是，有的老师明知我委屈，却就是有时不让我进教室上课，你怎么求他也没用。班上组织集体活动，这是我最想参加的，可班主任死活不让我同去，现在想起来我还深深感到心痛……还有人向我中学的班主任发难，给她处分，并在现场大会上点名，要她检查。可我老师说：‘我没错，我相信张粲是个好学生，不信咱们10年后再看。’别人后来把这话传给了我，使我坚强了许多。我一直感谢这样的老师和北大的同学们。因为当时按照上面的精神，像我这种情况不应该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１９８４年下半年，教委就已经作出了废除原来规定的在对考生进行‘服从分配’时不与本人和家庭见面的做法，作出对非志愿分配考生必须与学生本人和家长见面的新规定。所以我坚持认为学校对我的处理不公平。我第一次报的也是北大，但因为身体原因没考好，人家不征求我本人和家长意见硬把我分到东北一个我根本不感兴趣的专业上大学。我从小爱小动物一类的东西，后来常看爸爸能把一枝杜鹃嫁接成开出好多鲜艳的花儿，就想当位生物学家，第一年高考时我报的就是北大生物系。后来由于报考受了挫折，一气之下，我在第二年考了北大国政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但没有想到的是我后来的大学梦出了更大的意外，我被学校作出开除决定是在１９８５年３月８日，从这年的‘三八’妇女节起，我在北大便成了一个‘黑人’。但任凭有人怎样想把我赶出大学门，我就是不走，直到与班级同学一起读完４年本科全部课程，而且还一门门参加了考试……”
１９８６年７月，张粲以非凡的毅力，完成了学业，但她没有拿到文凭，仅得到一纸证明，证明她坚持学习，成绩合格，及各方面表现不错，不包分配等。
张粲的情况在北大是惟一的一个，像她这样后来被许多老师和同学敬佩的“不读完大学誓不休”的才女在北大建校史上并不多见。历史的原因，使张粲这样才华出众的女大学生经历了并不公平的曲折与磨难，然而她从来就没有倒下过。靠自己优异成绩和在北大人人公认的才能与表现，她顽强地走过了青春的最好年华。在同学们欢天喜地的毕业典礼上，没有张粲的身影，那时她已经到团市委、团中央和团校去打工了--她在这些地方干的是骨干工作，却只能拿临时工一天一块多一点的工资，因为她是没有拿到文凭的大学生。
大学梦对张粲来说始终是她衡量自身价值取向的一个坐标，为此她即使在经受别的女孩子可能永无能力承受的磨难时，从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后来她力争想通过考回北大研究生的方式来弥补她曾经有过的一段大学裂痕，可是客观因素阻碍了她，张粲仍然没有放弃初衷，一如既往，从打水扫地开始，从倒卖电脑做苦力生意入手，一步步在属于自己设计好的大道上走着，直到离开北大１１年后，她又以出色的成绩考进了北大国际金融专业研究生班，而此时的她已经成为了资产过亿的著名民营企业家和团中央表彰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科技人才了……
“读书永远是我的生活，大学是我毕生的内容。”张粲与我道别时说的话，道出了多数中国人对大学的那份深厚情结。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