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记忆力好。记得上小学前，哥哥读汉语拼音，我在一边也并没有故意去听，却可以立刻就跟着说起来，让更大一些的姐姐们很是惊讶；去考小学时老师让背数，别的孩子大多只能背到十，而我一口气就背到一百，如果不是老师叫我停下来，我就还会继续往下背，我想背到一千一万也是可以的；上小学时我就经常会到台上去发言，别人都是拿着稿子去念，我却可以脱着稿子去讲，而且几乎不会打磕巴；到了中学开始学外语，我几乎不用下什么功夫就可以把课文都背下来；到了考大学的时候，因为只有两个半月的时间，于是我就只好把历史、地理、政治三本书从头到尾地背下来；虽然是和应届生一块去考的，竟然还考了个状元。我这种超常的记忆力一直维持到大学一年级结束，当我决定要在文学和绘画上有所作为之后，我就不再去使用它了。
我在艺术方面的许多才能都似乎是天生的。首先是绘画。记得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时是文革刚开始，每个人都有一个小红书包，里面装的是“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我看到许多人的小红书包上都要么有一个毛主席像，要么有一个心形的图案，图案的中间是一个“忠”字，是绣上去还是印上去的也记不大清楚了，于是我便用蜡笔在我的小红书包上面画了一个心形的图案并在那个图案中间用美术字写上了一个“忠”字，这一下子不得了，让周围的人就都要刮目相看了。也似乎正是从那以后，我在美术方面的才能就开始展现出来了。
记得在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里弄了个板报栏，是用砖起来上面还有个檐子的那一种，编辑和写画的任务便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我与另一个现在也成了画家的同学身上。我的那个同学因为祖父是个彩绘匠，所以从更小的时候就开始学画，水平在当时自然是要比我更高一筹的，但在写画以学习雷锋为主题的第一期时他却偏偏又让我来画那个雷锋的头像，或许是要难为一下我吧。在这之前我肯定是从没有画过人像的，但我还是拿起笔就凭着记忆画起来，结果竟然还就画成了，是否画得很好也记不清了，但至少并没有遭到异议。
中学一年级，我开始在美术课上接触到素描，教我们美术的也是现在一个较为著名的画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次课上他要我们随便选择一个角度画室内景，我画了不仅裂了一道口子还掉了一块玻璃的黑板，那口子上还锯了几个螺丝钉，螺钉与玻璃之间垫着圆形的铁片。我画得很认真，在那几个螺钉和那个因掉了玻璃形成的空洞上下了跟大功夫。现在想起来这幅素描很有一点超现实主义的味道，但奇怪的是也并没有引起这位美术老师太大的注意。很快，我所在的地区又建起了一个新的学校，我便被分到那所新的学校里去，与这位美术老师的联系也就基本上断了。后来听说这位美术老师还到外地的什么地方去做了美协主席，前几年又在北京做了画展。有人给了我他的画集和联系电话，但我也没去联系，因为我对他的绘画也并不感冒。
到了新学校，也就是从中学二年级开始，学校里这方面的大事小事，凡是那个美术老师不愿干的事也就都落在我的头上了。这个老师魏碑写得好，铅笔淡彩也画得很好，但最终也似乎并没有成为画家。我该为他当时有那么多不愿意干的事而感谢他，比如往墙上刷大标语之类，让我成了学校里这方面不可缺少的能手，也同时获得了锻炼和展示自己的机会，更没有因为是个“历史反革命”加“右派”的后代——“狗崽子”而遭到太多的歧视。
那时候是七十年代初，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写大标语是责无旁贷的，一个人往墙上刷浆糊，一个人往墙上糊纸，我只管拿着板刷蘸着墨汁往墙上写，写得学校内外以及周边的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还有那些壁报专栏，还有这样那样的展览，都是由我来编辑、设计、写画的。记得那时我就相当于有了自己的画室了，甚至比我现在的画室也小不了多少，纸笔也都是现成的，用不着自己买，对于一个我这样的人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但即便是这样，我仍然没有要做一个画家的自觉。直到中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我才想到或许自己也能成为一个画家，至少也要成为一个业余的工人画家。在那个时候，能成为一名工人就已经算得上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了。
我的美术创作活动是从大学二年级开始的，我发起成立了书画社，我是社长。学校了给了一件画室，比中学时的那间小了些，但平时只是我一个人用，倒也足够了。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我在那时竟然还创作过一批油画，风格自然是现代主义或当代主义的，比如一个裸体的女人奔跑在旷野上之类，其后我在自己的家里做了个小展览给自己看，不幸的是母亲看到了之后却勒令我全部摘下来，并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将它们都烧掉了，这也许正是我从那以后不再去画油画的原因吧。我在大学期间也创作了一些国画，但最终也大多被我自己销毁了，自然是因为都不能令我满意的缘故。
我真正的美术创作是从大学毕业后的1983年开始的。那一段时间，我曾为了在绘画中找不到自我而非常苦闷。于是便经常一个人跑到我家附近的小河边上溜达，有时就钻到河岸上的一个洞窟里去枯坐。结果便有了时常被我称之为“我的第一件作品”的《河岸上的树》。那是画在从家门口的小副食店里买来的糊墙纸上的，因为当时手头上没有别的纸；用这样的纸一共划了四五幅，现在还留在手里的除了这张《河岸上的树》之外还有《春日》，他们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品，也许是永远也不会出手的了。再往后便是一次又一次地办画展，再然后就有了我的新神秘主义艺术论。虽然现在有的人已经成了“巨匠”而我连“大师”也称不上，但我想早晚我是会超越“巨匠”而成为“魔鬼”的。
其次值得一提的是我在音乐上的才能，那也同样仿佛是天生的。首先是声乐，我小学的时候就被音乐老师发现而成了学校合唱队的领唱，领唱过组歌《珍宝岛》和《白毛女》，到了中学又领唱过《长征组歌》。其次是器乐，吹过笛子、练习过小号、唢呐、小提琴等。再其次是创作。从小学时开始，我只要听到一首歌曲或一支曲子，就能轻而易举地唱出它的谱子来。初中时我就开始自己作词作曲来创作歌曲，其中两首歌竟然被音乐老师送到地区的一个文艺杂志上发表了。
从那以后因为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文学和绘画上，所以虽然在大学期间也做过几首歌让喜欢唱歌的同学在艺术节期间去演唱，在音乐方面便没有再做什么。直到本世纪一十年代初才又被一个偶然的事件激发而作起歌来。于是便有了由我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专辑《钟馗嫁妹》。这次其实一共是写了200首，我给它们在音乐风格上的定位是“带有流行色彩的摇滚和带有摇滚色彩的流行”，在文学上的定位是相对于新诗而言的新词，而它们都是新神秘主义艺术的一部分，又都是以音乐的方式对我在哲学上所提出的“我学”思想的阐释。
人们在谈到“天才综合症”和“学者综合症”患者在艺术方面的超常才能时，大多都只谈到他们在美术和音乐上面的表现，但对于我来说或许在文学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我在文学方面的超能也是在上小学时就表现出来了。小学时我能读到的书很少，大概在四年级时读到的《欧阳海之歌》对我来说该算得上是第一部文学色彩较浓的长篇了，读完之后赶上写作文，我立刻就将在其中看到的“绚丽”、“眼帘”、“荡漾”等词语用了进去，也因此一下子就取得了成功。那篇作文被拿到各个班去念，几乎成了范文。那时候时兴“讲用”，即向别人讲谈自己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体会，我写的讲用稿总是能获得好评，并总要拿着到各个班去念。到了中学时，我写的第一篇作文便被发表在年级的壁报（那壁报当然也是由我来设计、写画的）上。每到运动来了的时候，我总会去写大字报，那往往是不打底稿，用毛笔（我的毛笔书法才能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表现出来的）直接写出来的，而且一写就是十张、二十张，我自己也不知道那些内容是怎么来到我的大脑里又怎么被诉诸我的笔端的。
尤其是我对诗歌似乎要更为敏感。首先是诗歌的朗诵。在我上中学的时候那是很时兴的，但我似乎是天生就会，不论是什么样的诗，只要我一拿到手里就可以立刻以很高的水平朗诵出来，当然嗓音的圆润、洪亮更是天生的优越条件，所以也就成了学校里文艺演出时的一个保留节目了。记得有一次，我朗诵臧克家的《有的人》，一走下台，一个据说是很有文才的女老师就跑过来对我说；“很好，很好！”我看见她的眼里闪着泪光。直到现在，我也很喜欢朗诵，而且自信我的诗歌朗诵水平是没有什么人可以超越的，尤其是后来的诗词吟唱就更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最近有人要专门给我办一个朗诵、吟唱学习班，这无疑是件好事，但我也还在考虑之中。我的精力也还是有限的，有一些残缺和遗憾也是谁都没有办法的事；能留下的就让它留下，不能留下的就让它失传好了。
诗歌的写作是从中学时开始的，那时一个是写诗词，当然是因为经常阅读和朗诵“毛主席诗词”的缘故。当时教我们语文的老师是学校里年岁最大的，也算得上是个权威了。他有时会把自己写的政治色彩不是很浓的诗词写在黑板上给我们欣赏，而我竟然可以当场就和上一首，给他和班里的同学们带来惊奇。那时候写得更多的是新诗，当然也都不过是政治抒情，甚至更多的时候简直就是顺口溜，但我竟然还主编了一个油印的诗刊，出了好几期。当然，那里面的诗大多都是我的，有的虽然写着别人的名字，但诗也都是被我修改过的，我的喜欢修改别人作品的毛病也就是那时养成的吧。
大学，我之所以考了文科，并不是因为我的理科不好，从小学到中学，除了体育差了一些之外，没有任何一门功课不是名列前茅的。但因为我是76年高中毕业的，高考时77年才恢复的，第一年没去考是因为没敢去，而第二年高考时我已经干了快两年的临时工了，而当准备去参加考试时，如前所言，离考试就只剩下两个半月的时间了，因此便选择了更为顺手的文科。之所以没有执著地去考美术，一是因为我的眼睛分辨色彩的能力不强，一是因为我也同样喜欢文学。或者说我之所以没有考理科，也是因为我更喜欢文科，而且考起来会更轻松的缘故。
读了中文系，我才算接触到了真正的诗歌，也因此开始了真正的诗歌写作，虽然一开始时往往带有模仿的痕迹，那时几乎是读谁的诗写出来就像谁的，也因此这些诗最后也没保留下几首。我的诗和我的画一样大多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写成的。我的许多同学在大学时风风火火，大学毕业之后就去为工作和生活奔波了，而我却在文学和艺术的“泥淖”里越陷越深。本来是做记者的，但半年之后就转行去教书，除了每星期去教几节课之外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了绘画和写作上。上个世纪末，或许在绘画上投入的时间更多一些，但到了本世纪就又来了一个颠倒，尤其是在2001——2012年间，还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几乎不干别的，写作完成了诗词集《镣铐吟》。
写作《镣铐吟》是有一个故事的。那是2001年——蛇年的大年初一，我正在自己开的画廊——双头鸟画廊里画画，这时进来一个白头发的老头，他是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相识的一个专门“玩”古诗词的“专家”，我发起成立“西山画家村”是因为他认识一些文化界的名流而请他做了村长，因为自负所以说话很是刻薄。我指着自己一幅画上的题诗问他如何，他看了看之后说送我四个字，叫做“狗屁不通”；我问他缘由，他说韵不对。我又让他看我另一幅画上的题诗，他看了看之后又说再送我四个字，叫做“不通狗屁”；我问他缘由，他又说律不对。这对于我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于是我便下了个狠心，画廊也不开了，去一门心思地写起古体诗词来。《镣铐吟》共1800首，包括各种诗体，尤其是还有一些长诗，比如《和江婴反右三十年祭并步其韵》共六百多行三千余字，还有步屈原《离骚》和《天问》韵写成的《后离骚》和《自问》等。我在写这些诗时，那诗句仿佛是从我的心里连续不断地蹦出来的，我只不过是一个记录者而已。我记得写作那篇《后离骚》只用了两个半天，即从前一天午饭后写道第二天午饭前，睡觉还是照常的，这真是一件让人不可思议的事。以古诗的形式来表达现代人对生活的感受，而且还要“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骄傲且幸福的事啊！鲁迅说：“一切的好诗都被唐人做完，如果没有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的本事，大可不必动手。”我本性孙，也号老孙，鲁迅的这句话或许就是为我而说的吧。
去年“十一”刚过，我便接到这位老先生的电话，说他在海南买了房，现在正住在那里，20号回北京，到京之后给我打电话，和我一起去拜见一个演唱古诗词的歌唱家，但后来并没有接到他的电话，我便也没去追问。冬天我去海南，想到他也许会在海南，便拨通了他的电话，结果接电话的竟是他的儿子，说他的父亲已经于12月5日去世了。我有一段时间因为一些过节而与其断了来往，只是从前年才又与他有了几次来往，而且还都是他给我打的电话。但至少有两件上面提到的事是与他有关系的：一是我的诗词写作，一是我的古诗词吟唱。
我之所以要办画廊，是因为我已经准备封笔而不再写作了，如果不是他的挤兑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起来再去写古体诗词的。这或许该是一种反作用力吧。至于吟唱古诗词，如果没有他的正面提议，我也许永远都不会将其拿到众人的面前来。那是我们一起去陕西笔会。火车上，是他谈起了什么人的古诗词吟唱，我便说我也可以。到了太白山下的酒桌上，因为是我的生日，他便在提议祝贺之后又提议让我来表演吟唱，既然是在太白山下，所以我便吟唱了李太白的《蜀道难》，一下子遍惊四座，我的诗词吟唱也便由此开始了。不管怎么说，他也算得上是我的一个发现者了，所以也要在此感谢一下，并对他的去世表示哀悼。
再其次就是我对别人诗作的改写和【新译】，这当然都是这几年的事。首先是我的《修理艾青》和《改造徐志摩》等。艾青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诗人，上大学时我经常拿着他的诗集到空旷的地方去反复地朗诵，还写了许多风格近似的作品。但后来却读出了许多问题来，于是便将其“修理”了一番。徐志摩是我并不很喜欢的诗人，但因为其名气太大而又问题太多，便不得不将其“再造”了。我的【新译】也是从我最先喜欢上的外国诗人泰戈尔开始的，其后是惠特曼、聂鲁达、普希金、莱蒙托夫、尼采、海涅等，其次还有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集、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等等一些其他的东西。同时也就还包括本书。
最近我正在筹备出版我的文集，其中包括完成于1999年的长篇小说《兄妹岛》，还包括近十年间完成的哲学专著《道德经批判》（已出单行本）、学术专著《感悟屈原》（已出单行本）、杂文集《鸡年的凶相》和《大师的传说》。这些著作所表达的有些内容比上面那些就更要高级了。其中所提出的“我学”，该是我对我所寄身的这个世界所能作出的最大的贡献。同时我也在尽快地来完成包括书画在内的全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三十卷。但愿它们都能在我生前与世人见面。正如我的“我学”所说的那样：我要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且无限美好的自我，然后将它贡献给全人类。
我想做的是一个给过去擦屁股、给未来开门户的人。和那些“天才征候群”中的另类天才或“学者综合症”的患者一样，我也很“自闭”，很“孤独”，甚至没有一个知心的朋友。我和那些已被发现的天才们还有一个不同，那就是那个真正能发现我的人正是我自己。正像某位先是什么“大师”现在又成了什么“巨匠”的人说的那样，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是特别崇拜我的，那个人就是我；但不同的是，我也同样地厌弃我自己。也正因为如此，我也才不得不如此。
除此之外，我还是一个所谓“睚眦必报”的人。正如本书的完成也是要给我的某个所谓的“朋友”一个小小的报复，但具体是谁和为什么要报复他，在这里也是没有必要点明的。但我也仍然要感谢他，因为没有他的刺激，我也同样完成不了这部书的写作。如果没有书来写，对于我也是一件痛苦的事；反过来说，只要有书来写，而且是满怀着激情来写，那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2015年2月于北京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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