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说赛马的妙法,在于“不为最先,不耻最后”。这虽是从我们这样外行的人看起来,也觉得很有理。因为假若一开首便拼命奔驰,则马力易竭。但那第一句是只适用于赛马的,不幸中国人却奉为人的处世金针了。
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
我有时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运动会。这种竞争,本来不像两敌国的开战,挟有仇隙的,然而也会因了竞争而骂,或者竟打起来。但这些事又作别论。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点,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豫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入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为跌倒,使红十字队用担架将他抬走。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最后”的缘故罢。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四流产与断种
近来对于青年的创作,忽然降下一个“流产”的恶谥,哄然应和的就有一大群。我现在相信,发明这话的是没有什么恶意的,不过偶尔说一说;应和的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世事本来大概就这样。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
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着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
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
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
古来就这样,所谓读书人,对于后起者却反而专用彰明较著的或改头换面的禁锢。近来自然客气些,有谁出来,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且住,请坐。接着是谈道理了:调查,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则,便得到“捣乱”的称号。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
坐着而等待平安,等待前进,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虑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却终于不至;不生育,不流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虑的是终于什么也没有。
倘以为与其所得的不是出类拔萃的婴儿,不如断种,那就无话可说。但如果我们永远要听见人类的足音,则我以为流产究竟比不生产还有望,因为这已经明明白白地证明着能够生产的了。
十二月二十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5年12月10日、12日、22日《国民新报副刊》,选自《华盖集》)
小杂感
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们就是如此不同。
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
要上战场,莫如做军医;要革命,莫如走后方;要杀人,莫如做刽子手。既英雄,又稳当。
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
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
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
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
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
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
大抵如是。大抵!
他们之所谓复古,是回到他们所记得的若干年前,并非虞夏商周。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防被欺。
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
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
恐怕有一天总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则便是共产党。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
创作总根于爱。
杨朱无书。
创作虽说抒写自己的心,但总愿意有人看。
创作是有社会性的。
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好友,爱人。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要自杀的人,也会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尸的易烂。
但遇到澄静的清池,凉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杀了。
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
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
法三章者,话一句耳。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九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7年12月17日《语丝》周刊第4卷第1期,选自《而已集》)
“友邦惊诧”论
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不道国民党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攒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火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罢,但这些事情,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几句电文,说得明白极了: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了!
因为“友邦人士”是知道的:日兵“无法劝阻”,学生们怎会“无法劝阻”?每月一千八百万的军费,四百万的政费,作什么用的呀,“军政当局”呀?
写此文后刚一天,就见二十一日《申报》登载南京专电云:“考试院部员张以宽,盛传前日为学生架去重伤。兹据张自述,当时因车夫误会,为群众引至中大,旋出校回寓,并无受伤之事。至行政院某秘书被拉到中大,亦当时出来,更无失踪之事。”而“教育信息”栏内,又记本埠一小部分学校赴南京请愿学生死伤的确数,则云:“中公死二人,伤三十人,复旦伤二人,复旦附中伤十人,东亚失踪一人(系女性),上中失踪一人,伤三人,文生氏死一人,伤五人……”可见学生并未如国府通电所说,将“社会秩序,破坏无余”,而国府则不但依然能够镇压,而且依然能够诬陷,杀戮。“友邦人士”,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只请放心来瓜分就是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1年12月25日《十字街头》第2期。署名明瑟。选自杂文集《二心集》)
作文秘诀
现在竟还有人写信来问我作文的秘诀。
我们常常听到:拳师教徒弟是留一手的,怕他学全了就要打死自己,好让他称雄。在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也并非全没有,逢蒙杀羿就是一个前例。逢蒙远了,而这种古气是没有消尽的,还加上了后来的“状元瘾”,科举虽然久废,至今总还要争“唯一”,争“最先”。遇到有“状元瘾”的人们,做教师就危险,拳棒教完,往往免不了被打倒,而这位新拳师来教徒弟时,却以他的先生和自己为前车之鉴,就一定留一手,甚而至于三四手,于是拳术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还有,做医生的有秘方,做厨子的有秘法,开点心铺子的有秘传,为了保全自家的衣食,听说这还只授儿妇,不教女儿,以免流传到别人家里去,“秘”是中国非常普遍的东西,连关于国家大事的会议,也总是“内容非常秘密”,大家不知道。但是,作文却好像偏偏并无秘诀,假使有,每个作家一定是传给子孙的了,然而祖传的作家很少见。自然,作家的孩子们,从小看惯书籍纸笔,眼格也许比较的可以大一点罢,不过不见得就会做。目下的刊物上,虽然常见什么“父子作家”“夫妇作家”的名称,仿佛真能从遗嘱或情书中,密授一些什么秘诀一样,其实乃是肉麻当有趣,妄将做官的关系,用到作文上去了。
那么,作文真就毫无秘诀么?却也并不。我曾经讲过几句做古文的秘诀,是要通篇都有来历,而非古人的成文;也就是通篇是自己做的,而又全非自己所做,个人其实并没有说什么;也就是“事出有因”,而又“查无实据”。到这样,便“庶几乎免于大过也矣”了。简而言之,实不过要做得“今天天气,哈哈哈……”而已。
这是说内容。至于修辞,也有一点秘诀:一要蒙胧,二要难懂。那方法,是:缩短句子,多用难字。譬如罢,作文论秦朝事,写一句“秦始皇乃始烧书”,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须翻译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这时就用得着《尔雅》,《文选》了,其实是只要不给别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也不妨的。动手来改,成为“始皇始焚书”,就有些“古”起来,到得改成“政燔典”,那就简直有了班马气,虽然跟着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这样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称为“学者”的,我想了半天,只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杂志上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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