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察哈尔期间
张宗衡的回忆
〔这里记述了张自忠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前后，厉兵秣马，守卫察北，并与日伪汉奸进行斗争的情况。〕
一九三四年七月间，张自忠带领二十九军营长以上军官四五十名到庐山训练团受训。团长由蒋介石自兼，实际负责的是副团长陈诚。这一期任训练团营长的有王缵绪、王以哲、王靖国，张自忠为王缵绪营的副营长。他同陈诚发生关系，即从此时始。
赴庐受训道经汉口。张学良当时正驻军武汉，对二十九军官长特别招待。包租最好的饭店供给食宿，上下火车都有汽车接送，从汉口往庐山都派有专轮。张往返经过汉口都去晋谒张学良，以示敬意。
张自忠为了培养自己的干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保送旅长刘振三、团长张宗衡、少校团附赵金鹏、少校参谋李少涵等到南京中央军官学校高教班第三期受训。这次三十七师没有派人去。临行时，刘振三和我到察省府见宋哲元请训。宋说：“现下正用人之际，你们带职学习，太便宜了。”
是年冬，热河丰宁县伪保安大队数十人入侵察东独石口，被驻军三十七师刘自珍团击溃，缴获步枪三十余支，子弹千余发。此时，热河方面之日伪军已有明显进犯察东之迹象。张自忠将军遂令一一二旅黄维纲部由怀来经雕鹗堡向龙关、赤城及龙门所推进，防止日寇窥犯。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日军派飞机向我龙关、赤城一带驻军频繁侦察、投弹轰炸。一月十五日，黑河汛日军司令森一郎向我军提出警告，要求我龙门所驻军撤退。张自忠指示黄维纲旅长说：“龙门所系察东门户，决不能后退一步，并应加强守备力量。”即着一一二旅推进至赤城，旅指挥所进驻龙关，作好应战准备。次日凌晨，日寇以步骑炮兵联合组成的一二千人之兵力，向我龙门所阵地发起进攻，并有飞机助战，战况十分激烈。因我军地势险要，居高临下，官兵经过整训之准备，沉着应战，防守得力，阵地屹然不动。激战三日，敌在猛烈炮火掩护下，曾多次竖云梯爬城，均被我击退。敌先后共死伤七八百人，遂成对峙状态。热河境内大滩附近驻有日军千余名，伪军千余名，这时亦向察北沽源推进。情况日趋严重。宋哲元将情况报告给北平军分会，请向日方交涉处理。二月二日，在大滩召开会议。我方代表为三十七师参谋长张樾亭等三人，日方代表为第七师团第十三旅团长谷实夫等四人。经谈判，日军承认是“误会”，为和平解决起见，日军撤回原防，中国军队也不得进驻长城以东地区，冲突始告结束。
因为宋哲元任察省主席期间，发生了察东及张北事件，何应钦怕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不断与日寇发生摩擦，引起中日战争，影响他们“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乃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委张自忠代理察省军事；十一月，代理察哈尔省主席。同年十二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任委员长，辖冀、察两省和平、津两个市。张自忠兼任察哈尔省主席。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我从高教班第三期，毕业返防就职。我团驻防察东赵川附近村庄。返防后于七月底八月初，我到张家口向张将军汇报学习情况。他对局势十分关心，问我：“你到南京听到过中央对抗日有什么主张吗？”我说：“察东事变发生后，我们向学校当局要求返防抗日，未准。蒋介石、汪精卫参加军校扩大纪念周。汪讲话说：‘抗日不是一人一家的事，是关系民族、国家存亡的大事，所以不能轻举妄动。’还说‘我们不是不抗日，抗日需要准备，准备需要时间，敌人不会给我们时间准备。我们争取和平，就是为了准备抗战，能准备多少算多少。'”张自忠听罢很气愤地说：“汪先生说得对，这是国家大事，要是我自己的事早与鬼子拼老命啦！”可见张将军早已义愤填膺，只是那时候还看不清楚汪精卫的亲日嘴脸。之后，我又提到在军校学习的新武器，说我们部队武器太差。张说：“只要部队训练好，补充武器容易，我们有打算：能造的，自己造；不能造的，就买。”
我回防不到半个月，我团就奉命移往张家口大境门外驻防。师部由宣化移往张家口。师特务团、一一二旅的二二三团和一一四旅的二二八团均移张家口市区驻防。
张自忠初任边防大吏，经验不足，警惕性不高，过于相信旧部下，也出了一些问题。张岚峰是张自忠的旧部，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有一次，我见到张自忠将军，他问我：“你见到张岚峰没有？以后要注意他，他是给日本当特务的。我给他讲的话，他完全报告日本人了。日本人还来质问我。”
张自忠主察期间，他的主要精力仍用在补训部队方面。各团人员马匹车辆，他都亲自校点，该淘汰的淘汰，该补充的补充。凡年轻力壮的士兵身体稍矮者，均另行编连，以求整齐。他对射击刺杀训练特别注重。一九三六年全师有两旅换成捷克式步枪，旧枪补充新兵旅。每连补充轻机枪四挺，掷弹筒两门，连长每人发德国造手枪一支，每班有枪榴弹两支。
张自忠主察时，日寇自称根据《塘沽协定》，强占了我察北六县，由伪军李守信驻守。日寇的特务机关就设在张北县。日寇扬言《协定》注明以长城为界，要进驻张家口大境门外。大境门是张家口的北大门，是长城的一部分。日寇企图以此威胁我察哈尔省府，同时进犯察北沽源、宝昌。张自忠命三十八师准备出发应援察北作战。旋因保安团长樊伦山坚守沽源击退敌人，守宝昌的保安团长李克昌作战不力，驻地失守，未及应援。张自忠明令嘉奖樊伦山，把李克昌依法扣押判刑。同时，派省府马秘书长向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领事大本和张北县日本特务机关的田中中佐提出交涉。在谈判中，马秘书长转达了张自忠的态度：“大境门外有中国军队驻防，如发生误会，一切后果应由日方负责。”日方见我们态度强硬且有准备，只得同意双方以罕诺坝为缓冲地，日伪仍驻张北县，中国军队仍驻大境门外。
张自忠在察哈尔省时间较短，省内人事原班未动。一九三五年秋，他曾率团长、团附、参谋数人，巡视察北各县，命每人用书面提出“保卫和开发察北意见”。可是不久后便调任了，谈不上什么政绩。但他对违法乱纪和严重失职的官吏处理甚严，对贫苦的百姓、士兵甚为同情。如张北县税局征收员打伤漏税商人，他除令赔偿养伤费外，还将局长撤了职。特务团骑兵营长周鸿顺，以高价把一个丫头卖给妓院为娼。他闻知后，把周撤职，把这个丫头赎回来许配了人家。我团有个士兵因家贫将妻卖到张家口妓院，我把情况反映后，张即令向师部领钱将其妻赎回。士兵十分感激。
马彦翀的回忆
〔马彦翀，张自忠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和天津市长时的秘书长。这里，他回忆了张自忠为阻止日伪军开至张家口北门外而进行的交涉活动和他决心保卫华北，勉力维持察省局面的情况。〕
日军以武力侵入我热河后，节节进逼，一直威胁到平津周围。华北各地已处于日寇势力笼罩之下。任何人要在华北做官，必须把日本鬼子对付好，才可混一个时期，否则无论怎样，都是站不住脚的。可是谁都知道，这只能投机取巧于一时，如果要作进一步打算，那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干脆投降，一是掀起抗战。当时因为宋哲元担任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遂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职位让给了张自忠。张自忠也十分明了这一点。他在受命之后找我，要我去帮他的忙，但并没有指出什么事。我认为朋友做了主席，只要能为力，也应该帮帮忙，便慨然应允地说：“待你到察就职后，我就去看你。”他到了察省的第二天，就打电话让我快去。我如约前往，他要我担任他的省府秘书长。我一再恳辞地说：“我虽从事政治生活多年，但并没做过官，没负过实际责任，还是从侧面给你帮忙的好。”他不同意地说：“我明天就要到察北各县视察防务，委任状已缮好，请你明天就任职。”我看他对我很诚恳，不好再推辞，但我得事先声明一句，“咱们可不要做汉奸。”他很不高兴地说：“把我的骨头砸碎，也没有一点汉奸气味。”
固守张家口
察哈尔省政府所在地——张家口北城门外就属长城以外的地方。我们接事后，日寇驻察省负军事责任的一个少佐便根据《塘沽协定》要把日军和收编的一些伪军开到张家口北门外，让我们驻张北部队撤退长城以内。如果那样，我们不仅要时时受日寇的威胁，而察北六县也不好控制了。对这样的非分要求，他严词拒绝。他严肃地对我说：“和日寇强硬交涉。不论鬼子兵也罢，伪军也罢，只能驻在张北县以北，我军须驻在张北县与张家口之间的罕诺坝双方缓冲地带。”我衔命向日方交涉。日方强调那是双方协定所规定的，不能有所变更。我坚持说张家口地位特殊。我说，如果要我军完全撤退到口内，日军驻在口外，那我们不仅在行政上、军事上受到威胁，而且在治安上也大成问题。万一发生意外，甚至危害到日方人员的安全，我们可无法负责。先后交涉两次，日方才表示同意我方意见，但还须我方派代表到天津同日方驻华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交谈一次，才能作最后决定。我回复了张自忠，他说：“那你就去走一趟吧，路过北平，向宋委员长汇报一下。”我到北平向宋哲元汇报了经过，并将察省地图呈阅。宋在地图上用红色铅笔画了一道说：“你们主张的很对，就本着你们意见，与土肥原谈，决不退让。”我到天津约同汉奸陈觉生往见土肥原，说明我方和日方在张家口交谈经过。土肥原倒很痛快地说：“你们既商谈好了，那就那么办。”我想这是张家口日方早已向土肥原报告过了的缘故。我回去向张自忠复命，他表示满意。所以他主察期间，张北一带并没有发生重大事故。
驱逐汉奸
张自忠主察不久，有个叫邱仰璇的“日本通”也来到察省，见过我们后，就住在省府里。至于邱是谁约来的，或是谁派来的，还是他自己跑来的，我不知道。邱和张自忠都谈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可是，邱每次见我，总是谈日本人要和我们组织大东亚共荣圈，共存共荣。据了解，邱每日出去，不是到日本领事馆，就是到日本特务办事处。究竟搞些什么把戏，我们也不好追问。每当我们与日本人酒食征逐，也总有邱参加。有一次，日方来了一个比较高级一些的军官，照例彼此应酬一番。我们请他们吃饭，他们也请我们吃饭。某日他们又约我们赴宴，双方都喝多了酒，都有了几分醉意。邱厚颜无耻地向日本人献殷勤，而日本人反盛气凌人，鄙视邱。张自忠很看不过去，托病退出了宴会。迨我终席回去，他对我说：“这样无耻的人（指邱）不能让他住在我们这里！既丢国家的体面，又丢我们的人。”毫不犹豫地要我马上去让邱走。我当时很为难地说：“所谓一些日本通，就是甘心供鬼子驱使。不过邱今天的态度太不好，鬼子也根本瞧不起邱。现在邱已有醉意，我们明天去说好吗？”他不同意，一定要我就去。我只得就去。当时邱已酒醒，待我把让他离察的话说完，邱一再问我：“为什么？”我只好说：“这是主席的意思，我看你也不必深究，还是回北平吧！”邱已知待不下去了，只有一走了之。
招待学界
自从《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之后，华北已完全处于日寇势力笼罩之下。因而有些人便认为日寇在华北这样横行霸道，蒋介石又这样屈辱退让，华北各地或已非我所有了。对此，张自忠常对我说：“国人这种认识，未免太消极了。这岂不是敌人还未亡我华北各地，而我们先自亡我华北各地了吗？”时值寒假期间，不断有教师学生路经察省赴大同参观云冈石窟。其中也有借参观之名，来了解华北具体情况的。张自忠对我说：“我们可不可以趁此机会招待他们，和他们谈谈，让他们明了华北各地现在还安然无恙。只要我们政府有办法，国人有决心，仍不是绝对不可挽回的，你说对不？”
我说：“很对。”
他说：“那你可招待他们谈谈，请他们到处看看，让他们回去，转告他人。”我就按照他的意见，在城内察哈尔大饭店设了一个招待所。每有路过察省赴云冈参观的师生，就殷勤接待，详细攀谈，并备大卡车一辆，供他们浏览市容时乘坐。参观后，这些教师和学生都受到了鼓舞。
“消极应付，积极打算”
张自忠在察哈尔省时一再强调要消极应付，积极打算。他十分清楚察哈尔省的这种局面只是暂时的，总有混不下去的一天。因而他一再强调要消极应付和积极打算。所谓消极应付，就是指对日本浪人和伪军的应付。那些浪人，差不多都是些“爱钱不要睑”的家伙，如果他们要钱，就给他们一个名义，每月送他们几个钱，以钳其口。因而就委任“大山”等浪人为我们保安司令部咨议，月薪约八十至一百元不等。伪军李守信、王英等来察省，我们也应酬应酬，让他们不要惹是生非。
至于怎样积极打算，他认为将来抗战掀起，当首在平津，我军担任察省防务，击退张北的日寇和伪军，自不成问题，还可抽调一部分兵力，参加到平津战线上去。但如平津不守，自然要沿平汉、津浦两路南撤。那我部再要经平绥转平汉，就困难多了，甚至不可能。因而我们打算派军把由张家口向东南达保定的公路修通，万一必须南退，就可由张家口直达保定。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我对军事是外行，既然主席有此部署，那很好。”他就派李九思团即日出发，查勘线路，进行修筑。察省建设厅派有工程人员随军协助。不久，张自忠调任天津市，该路工程进行得怎样，以后是否起到作用，那是后任刘汝明主席经办的事，下文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李泰棻的回忆
〔李泰棻，张自忠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时的顾问。本文回忆了他与张自忠的几次交谈，从侧面反映了张自忠的思想状况。〕
一九三五年，宋哲元组成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呈准中央，任命张自忠以三十八师师长兼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该省政府除教育厅长柯昌泗，省府秘书长马骧以外，其余都是宋主察时的旧人。而柯、马亦均系由宋所委派，不是张自忠所约请的。
我从一九二四年春天，参加了冯玉祥所领导的团体，但只不过办办教育，跑跑交际，和张自忠尽管见过几面，但也没谈过什么话。在发表他为主席的时候，我正在北平赋闲，但在政委会和晋绥方面，都有名义，可以维持生活，而且相当充裕。
在一九二九年的夏天，冯玉祥下野，由陕入晋，住在距太原四十里的晋祠。我辞掉了在北平的本兼各职，到晋祠去替冯招待客人，有时到各省联络一些和冯有关系的旧部。当时吕秀文（润斋）也住在晋祠，后来冯委他做了军长，他才到了陕西。这一个多月，他和我住同屋。
宋哲元成立二十九军以后，吕秀文有一部分残部编入了二十九军，因此，他当了副军长。但宋对吕是敬而不亲，张自忠对吕颇有同情，因此，遇事和吕商酌。吕向张建议：“一、大事听命于宋委员长，有关邻省的小事，应该自行解决；二、中外重要事件应该随时了解，并须深入一步；三、得暇应该了解一些历史和古代有名战争的战略。李革痴现在没什么事，坐在家里写书。他和晋绥各方面有些关系；而且久不任职，头脑比较清醒，看事还能向前一步；他是学历史的，重大关键，可以口述，暇时请他谈谈，总有益处！”张听了他的话，偕吕和我见面，并说明来意，让我到张家口去，并面交我察哈尔省政府聘函一件，聘我作“最高顾问”。我当时说：“我闲在北平，每月坐领政委会的干薪。当然，宋先生领导的地方，让我去，我应当去，也不必另有任何名义。不过，我有几个要求：一、我十几岁离开家乡，察省的一切，我不了解，我们不谈有关本省的政务，更不品评本省的人物。二、我不住省府，不支一文薪金，租一私人小房子，可以容身会客就够了。三、您如光临，请在晚间，避免一般人知道我们常见面，托我找事。因为粥少僧多，我不愿意给您找麻烦；我也不愿意自己找麻烦。我是一个书呆子，并不似润斋兄说的情形，请您考虑，不然，恐怕失望！但是您一定让我去的话，我愿意作为您的一个私人明友！”
张一一答应了我的要求，态度非常严肃，并且说：“我一个当兵出身的人，一旦临政，非常惶恐，以后请多指教。明日咱们就去罢！”吕说：“我和燕舲（柯昌泗字）也坐这一车去，借你的光了！”吕的意思是让我不再拖延日子，我说：“就依主席！”这样，第二天就到张家口，我记得已经是冬天了。当时住在堡子里一所小房子里，尚称清洁；后来又去了一位厨师，给我做做饭。
这一年冬季，我没离开张家口，张自忠除了到北平谒宋以外，每天晚八点准到我那里，有时谈到十二点才回省府。当然，谈的内容很多，但无关他的大节，这里不必叙说，只谈两件事实如下。
他有一次对我谈到，在雁北战争时，他当旅长，归石友三部。但远在湖南湘西时，石任营长，他做连长，他就受到石的无理压迫，几乎不干。这次冤家对头，又遇到一起，他说：“在雁门关，我军寡不敌众，牺牲很大。石友三预备完全归罪于我，杀我的头。我们旅的官佐不平，我劝他们不要鼓噪，大敌当前，必须服从命令，继续下去！我说，石师长对你们没有什么，只我一人需要逃命。我不怕死，但这样死是没意义的。”以后，他就跑到晋军阵地，到了太原，闲住了一些时候。阎锡山有意为他编一个师，他辞绝了。后来随商震到了绥远（韩、石都各带所部投降），他只任了一个绥远都署顾问，坐领干薪，维持生活。在冯到五原誓师以后，他只身见冯，说明经过，冯慰勉有加，从此他又跟冯转战，任职内外，始终没有二意；冯也依旧信任。言下对冯不胜感激，几乎下泪。这是实情。但不明真相的人，甚至国民军内部的人，往往认为张自忠也投降过阎锡山，和韩、石一样，这是不加分析，不符合事实的。
韩、石主动地带着自己的全师，还收容了若干别的国民军的残部，扩大了组织，受了阎锡山的委任，这可以说是投敌。张自忠被迫逃命，并未鼓动所部背叛国民军，阎锡山想委任他为师长，他也并未接受。至于被聘为绥远都署顾问，为的是维持生活，对国民军毫无损害。
又一次，察北有几个县被伪蒙军强占了。张自忠到我那里，神色失常，双目红肿，只是叹气，默无一语。我问他为了什么，他说：“日本指使伪蒙军队，强占沽源等县，这明明是日军进行侵略，无理欺压。不打吧，我有守土之责；打吧，宋委员长又不准。军人又必须服从命令，硬打又属犯上。只有自杀，才是出路！”我当时报以冷笑说：“想不到你会说出这样可笑的话，国家和冯先生培养你做了方面大员，位至将军，今天用你的时候，你就以死逃避，岂不可耻！日本侵略东北，中国不加抵抗，当然贪得无厌，还要侵占华北，冀东迫冀，伪蒙逼察，已成半包围的形势，无论宋哲元通过陈觉生、肖振瀛如何敷衍拖延，日本国策是不会变更的！宋也受过冯多年的抗日教育，无论汉奸如何包围，最后他绝不能投降日本，这是很明显的。这就是日本和二十九军不能解决的矛盾，迟早必要开战。如果你们采取主动，可以冯治安部收复冀东；你率军收复察北。宋以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居中指挥，必能马到成功！同时，全国舆论一定支持你们，帮助你们，长城之役就是前例。当然，日本绝不甘休，必然出兵来打，这时，蒋介石也不敢违反全国人民的意志，再不抗战。这样就掀起了一个全国抗战的局面，二十九军即便败于日军，只要节节抵抗，虽败犹荣的。不过我看宋对蒋介石还存有幻想，蒋不会同意他这样；他自己也想延长委员长的寿命，不愿这样。但不因此就能如愿以偿，日本还是得陇望蜀，节节进逼，军事经济，双管齐下，最后宋被压迫，不能退让，还得抵抗。只是不取主动出击，北平无险可守，势必南退保定，抑或西退张家口。总而言之，也能掀起全国抗日的风波，只是不如前一办法漂亮罢了。到那时，你可以痛痛快快打打日本鬼子。军人马革裹尸，本属常事，为保卫国土而牺牲，又是千载难得的机会。胜利前进无已，败则以死继之。我想你要忍耐，要等待，要冷静！”他听完我的话，颜色转变说：“是的！那就再等一个时期吧！我两天气愤郁积，不思饮食；现在想通了，我要吃点东西。”时已十点，我让厨师备饭，他吃完就告辞了。
我所以要写这一件事，就是要说明张自忠根本没有依附日本夺取任何人政权的思想。
在旧历年终，我离开张家口，返回北平。以后张自忠调任天津市长，我们再没有见面，也没有通过信。
在天津市长任上
张宗衡的回忆
〔这里概述了张自忠任天津市长后对日寇采取的防范措施以及他为整顿津市治安、维护国人权益所做的努力。〕
一九三六年六月，宋哲元调张自忠兼任天津市市长。张自忠将军认为自己是军人，应付不了天津那样复杂的局面，向宋坚辞。宋意坚决，要他暂时维持，他只好就任。
根据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天津地方二十里以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只允许有少量的保安队维持治安，但允许各列强驻军。张自忠将军为了确保天津治安和应付非常事变，充实加强了天津保安队原有三千多名官兵的武器装备。配齐了全部武器。又补充轻机枪一百二十挺，手枪八百支，装甲车两辆，机枪摩托车十辆。还把他的特务营全营改编为保安队，拱卫市府。将所有三十八师的部队（共五个旅），配置在天津市外围。黄维纲旅驻小站，该旅二十五团驻大沽、葛沽、咸水沽；刘振三旅驻廊坊；董升堂旅驻韩柳树；李致远旅驻马厂；阮玄武旅驻黄寺。控制了全天津市及其对外之交通。
天津市有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的租界地和势力范围。他们相互勾结而又互有矛盾。日本军国主义，早欲独吞中国，肆意挑衅闹事，扩大事态，制造侵略我国之口实。这里，汉奸活动猖獗，情况确实复杂。张自忠将军在这种情况下，既不唯唯诺诺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又不意气鲁莽从事，而是不卑不亢、有理有度、从容不迫，维护国家尊严。
六月二十六日，发生了金刚桥事件。日本特务来了很多，都拥在市府门口。市府保安队全体出动，严阵以待，情势紧张，全市震惊。张将军得知后，派秘书长马彦翀交涉。经过往返磋商，日寇只得马虎了事。
十月间某日，日本丰台驻军与我军发生冲突，日军将我军包围。我西苑驻军，又将日军包围，双方对垒，一触即发。宋哲元委员长电令张自忠将军与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交涉。某驻屯军参谋告诉张自忠将军：“刻下形势严重，要赶快设法制止，否则便要开火。”言语之间，大加威胁，盖欲张将军迅速屈服之意。张将军从容沉着地回答说：“国家养兵，原为打仗。”此不卑不亢、不沾不脱的一句话，再经往返数次谈判，竟把一场大风波，化为乌有。
日寇在华北，尤其在天津，种种不法行为已非一日，如贩卖毒品，任意越界捕人，利用汉奸收买便衣队捣乱，甚至故意在市府门前便溺等等。皆是国人早有所闻的事。张自忠将军莅任之初，即派人通知日方：“津市五方杂处，伏莽遍地，我们到处都派有武装便衣密查。如日方要越界办案，须事先通知我方公安局，经我方认可，然后会同办理。否则发生意外，我方概不负责。”日方也认为名正言顺，理由正当，无词可说，只得唯唯。日租界内，汉奸不少，日寇常利用他们在中国地界捣乱。张自忠将军认为这类人，不是失意军人便是无聊政客，或为生活所迫，不顾民族大义，铤而走险与祖国为敌。如一一置之于法，固势有所不能，且情亦有所不忍。便时时设法，晓以国家民族之大义，促使其觉醒，不为异族作帮凶，免落得可耻之下场。在张将军任内，没有发生过变乱。再则日方收买利用之便衣队，多是无业游民。张将军到任后，先创设一个救济院，不使天津市有乞丐，对贫苦无告或染有嗜好者，予以收容，施以教养，治以药饵，劳以工级。由于考虑周密，使敌人无隙可乘。
同年夏，天津英租界内，发生英巡捕殴打中国人力车夫事件，一时全市哗然。张自忠对英租界车夫甚表同情，乃令主管方面，通知英租界数千户人力车夫一律不在英租界内拉座。采取这一报复性措施后，在英租界雇不到人力车，造成交通困难。英领事馆向市府交涉，请求解决。张将军告以必须惩办殴打车夫的肇事人，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方可解决。英领事接受了这个条件，风波才算平息。
秋，英商平和洋行出口大批西口羊毛，拒不缴纳地方捐税，并声言自《辛丑条约》以来，英商从来不纳地方捐税。对此，张自忠将军批示：“不纳捐税，不准开船。”英领事馆派人交涉，无效。最后平和洋行只得照章纳税，船始放行。自此之后，所有外商一律纳地方捐税，不敢托词逃避。
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至十八日，天津英总领事馆为庆祝英皇加冕典礼，举行宴会，招待驻津各国来宾。在商讨最高来宾问题上，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坚持要以最高来宾身份出席。张自忠将军闻知后，义正辞严地对英国领事表示：“英界为中国领土。日军驻津系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国际场合，不能喧宾夺主。若以田代为最高来宾，中国方面决不出席。”结果英总领事馆不得不决定以张自忠将军为最高来宾，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张自忠将军廉洁公正。天津市过去一向是官商勾结，贪污税利。张任市长后，包商转托我的亲戚，求我从中介绍承包天津税务，愿出款六十五万元。签立合同时，可写三十万或四十万。这样张自忠就可得到二十五万为私有。事成后，酬谢我三万元。我向张请示，并说愿将酬谢之三万元一并归公。张不允，说西北军的干部失业人员多，傅正舜办税务有办法，咱们可以多安排一些失业人员，比包给人家有好处。
在大沽成立有军警稽查处，是以军队为主稽查走私货物的，查获很多。张自忠叫我们一律交公安局处理，军队不得过问。
张自忠将军注重法纪，不徇私情。天津市郊葛沽有一匪首，在津沽一带聚众抢劫，犯案多起，为我捕获。该匪以帮会关系认识青帮头子张树声。张树声以老长官的身份由南京来天津为匪首求情。张自忠未允其请，将匪首依法处决。
马彦翀的回忆
〔马彦翀作为张自忠的秘书长，比较具体地记述了张自忠处理“金刚桥事件”的经过和为整顿天津市治安所采取的措施；也述及了七七事变后，三十八师在天津出击的战况和张自忠羁留南京的情况。〕
一九三六年六月某日的早晨，张自忠召我说：“我们一同去北平。”我问：“什么时候？”他说：“马上就走。”我说：“我还有几件经手的事待办。”他让交秘书代理。我又问：“什么事就这样急？”他答：“我们到车上详谈。”就这样匆匆忙忙地上了火车。我们坐在火车里，他对我说：“宋委员长要调我任天津市长，你看怎样？”我说：“这我可不敢同意。第一，天津可比察省情况复杂得多。不仅有日本，还驻有各国领事，外交上不好对付。第二，津市有几国租界，商贾云集，又住有很多军人政客，还有很多地痞流氓，过去不断兴风作浪。老实说，你是军人，我又没经验，这种局面，怕我们应付不了吧？”他说：“我也在踌躇，等我们到了北平，我再向宋委员长陈述。”他到北平的第二天，又找我说：“宋一定要我们去，经我再三陈明原委，他要我们维持到今年年底，只半年时间。这是长官命令，只有服从。”我也再无话可说。我们第三天，就一同去天津接了事。
接任伊始，自有一番酬应和部署，特别在部署方面，他由部队里挑选了一营步兵，改编为保安队，驻在市府内。另调三十八师黄维纲旅，分驻津南小站、杨柳青一带，调刘振三旅驻廊坊和大沽等处，并委他的副师长李文田为公安局长，委西北军老干部傅正舜为财政局局长、凌勉之为教育局局长、王趋庭为工务局局长。市府人员则很少更动。一切安排就绪后，他勉励大家说：“津市情势复杂，大家都要兢兢业业地奉公守法，按时办公，不许迟到早退，不许腐化贪污。如有违犯，必依法处理。”
市府门前的风波
天津市政府位于天津河北区，过了金刚桥就是日本租界。某日午后公暇，保安队的一个连长，穿上便衣，出外溜达，想见见世面。但他从未到过天津，不识路径，不辨方向，信步踱过金刚桥，走进了中原公司，土头土脑地一味东张西望。日本特务便向他查问。因他听官长说过，天津日本鬼子多，我们要处处小心。所以他胡乱支吾，不肯说出真情，且多前言不搭后语，便被特务逮捕了。当晚就把他拘留在日本特务处。
保安队方面，因连长彻夜未归，便多方寻找，并报告了队长，请公安局代为查寻。正在查无下落的时候，忽由桥北开来一辆大卡车，经过市府门口。市府卫兵见车上押的人正是这个失踪的连长，便大声呼喊：“那不是咱们的连长吗？”那连长也在车上大喊：“救人，救人！”于是市府保安队要抢救他们的连长，车上的日本特务不放，双方争斗起来。结果竟把一个日本特务打死了。日方马上开来很多特务和宪兵，包围了市府；而市府卫队也前后架起机关枪，严阵以待。双方对峙，市面顿呈混乱。这时正是午后一时左右，市府正在休息期间。张市长得到报告，马上赶来，让我给日本领事馆打电话，请领事馆赶紧派负责领事来商谈解决办法。不久，西田领事来了。张市长表示，如果双方都愿和平解决的话，应先由日方把尸首运走，双方撤退武力，以安定市面，然后再继续商谈解决办法。经日领事各方电商，同意不让事态扩大，遂提出解决条件：一、严办凶手，交日方把凶手带走；二、依法抚恤死者家属；三、向日方道歉；四、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张自忠对二、四条，表示同意。对第一条，他说，只能交我方法院审理，可把结果通知日方。对第三条，所谓道歉，他认为此事先由于日方误会逮捕了我方连长，我方才误会打死了日方特务，事件是由双方误会所致，谈不上什么道歉问题。几经争辩，结果是由中国法院严办凶手；由我方派员向日方说明双方误会经过，不提“道歉”字样。偌大一场风波，就这样平安度过了。
釜底抽薪和防微杜渐
有一次，张自忠向我说：“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两件事：一、怎样才能不使津市再有汉奸搞便衣队扰乱？二、怎样才能杜绝各国租界自行扩展？”
天津市潜伏的汉奸，曾搞过两次便衣队，扰乱市面。每一变乱，日法租界就无形扩展一些。我们应设法釜底抽薪和防微杜渐才行。几经研讨，作出如下的安排。
所谓釜底抽薪，就是对在津市潜伏的一小撮汉奸，进行敷衍、拉拢，必要时再分别酌送几个钱，让他们有什么意见随时和我们商量，不要再扰乱地方，危害人民。他们所搞的便衣队，都是津市一些流氓、乞丐、小偷。如果能把这些家伙收容起来，不让他们在市面流窜，敌人就利用不成了。办法是：邀请津市绅商协助，扩大救济院组织，计办有游民习艺所、妇女习艺所、残老教养所等。通知租界巡警和我市公安局分别负责收容上述无业游民严加管教，让他们学些手艺并不断带出去清扫马路。因而乞丐绝迹，市面整洁，很得中外人士的赞许。从此，再无汉奸利用便衣队扰乱的事。
防微杜渐，那问题就比较复杂。第一得大宗款项，预计约需一百万元。第二需妥善交涉，特别是法租界东的南开各地和日租界东边一带。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居民都愿避进租界以保安全，外人也乐得这样，所以多自行扩展。现在若要防止，必须环绕各国租界修筑一条柏油马路，以使界限分明。于是我们一方面向各国租界当局说明修整市面的必要，一方面向津市银行团商借款项。随工程进展情况，陆续支用。抵押、利息谈妥，双方签订合同。在合同签订时，另组一建筑工程委员会负责查勘路线，估计工料。另一款项支用委员会，管理款项收支事宜。委员人选，延聘各方有关人员，分别担任。诸事办妥，开工在即，惜为时已晚，未得实践。
天津出击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我军和日军在北平城南卢沟桥发生冲突。当然这一事变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初在天津交涉，继而移北平谈判，总是忽而紧张，忽而和缓。待宋哲元由山东乐陵县原籍来津，即由宋主持与日方谈判。宋到津的第二天，即发表谈话，略谓：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如这一局部冲突能迅速得到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这时天津日本驻屯军田代司令病故，宋又与接替田代的香月清司谈过几次。到十九日宋返北平，又发表谈话，仍谓：此次卢沟桥事件之发生绝非中日两大民族之所愿，甚望双方互让互信，以促进东亚之和平。可以看出宋始终抱着和平的幻想，但日寇却别有用心，不断调兵运械，至七月二十六日，日寇即向我驻廊坊东站的刘振三旅挑衅，双方战起，北宁路中断，宋才打消幻想，决心抗战。当时张自忠市长已去北平，我们在天津奉到宋的守土自卫电，又接到张自北平来的电令，大致说：我们都受到国家多年豢养，值此紧要关头，一定要协同军警，相机应敌。
当时三十八师副师长兼天津市公安局长李文田、天津市保安司令刘家鸾及驻天津附近的三十八师旅长黄维纲和我，共同策划，决定先发制敌。因为已有宋、张两长官的命令，且闻冀东伪组织的保安队张砚田、张庆余也率部反正。
二十八日敌又向我北平南苑进攻，正好部署杀敌。遂于二十九日晨一时，一面发出艳电，坚持抗日；一面集合部队，分五路袭敌。一路攻北仓车站；一路攻天津总站；一路攻东站；一路攻东局子敌人飞机场；一路攻海光寺敌人兵营。战至拂晓，北仓车站和总站已下，东局子敌人飞机被击毁一部分，东站大部敌人亦溃，独海光寺尚在激战中。方期津南黄旅赶来，不难获得全胜。不料消息传来，宋已于当晚（二十八日）率队退出北平，津南部队均奉令南撤。援军落空，而张自忠市长在北平的情况亦不明。敌人飞机不断对市府轰炸，我军只得且战且退。延至三十日晚，方始撤退完毕，我们也都随军南下。
羁留南京
我军自平津南撤，宋哲元留张自忠在北平维持冀察政委会。一般舆论都说他既未南撤，就是做了汉奸。后来他化装逃出北平，到了南京。
我自天津退出后，以患咯血症，返回陕西原籍休息。得悉他被软禁在南京，我便由西安乘飞机赶到南京，彼此详述别后经历。我甚为之不平，遂将我们在察、津的实况，写了一个详细报告，交当时的行政院长张群转呈蒋介石。蒋还在灵园竹林中召见我一次。我说：“张自忠在察哈尔任主席，在天津任市长，我任秘书长。张不时公出，就由我代理职务，不要说丧权辱国，即使有甚贪赃枉法，请政府先办我。”蒋说：“我已明白。已委你为行政院参议，就在此供职好了。”我说：“现在我病还未愈，须回家休养一个时期。”回来后，我告诉了张市长，他说：“且看以后如何。”这时日寇已逼进镇江，我于十一月十日乘车返陕。他被改任为五十九军军长，重返部队。
佟泽光的回忆
〔佟泽光时任天津市保安总队长。他的回忆反映了张自忠为守备天津所做的军事部署。〕
一九三六年六月，张自忠师长调任天津市长。我任天津市保安总队长，保安队原有官兵三千多人，武装齐全。师长认为兵力单薄。不能维持地方治安。又由三十八师调来一个特务营。因《辛丑条约》规定天津市区不准驻中国军队。只好在天津西北韩柳树，脱下军衣，换上保安队服装，于夜间分批进入市区。为了加强实力，又补充一百二十挺轻机枪、八百支手枪、两辆装甲车、十辆机枪摩托车。在当时情况看，师长任市长后，不断去北平开会，每次临走之前，总要召我，嘱咐一番。他说：“以前于学忠在天津时，日本军队常在市政府门前架枪休息，甚至在市政府墙根下随意大小便。这是对中国政府的侮辱，我们坚决反对。要严防日军挑衅，时刻作好应战准备，不能叫日本军队出了租界为所欲为。”师长来天津后，工作特别繁忙，但仍不忘对保安队的教育训练，经常到河北体育场看保安队的训练情况。他告诫官兵说：“保安队负有保护天津市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不准任何人侵犯扰乱天津市治安。全体官兵应时刻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对于重要街道，特别是靠近日界一方的街道，必须加强守备力量。准备的土麻袋、拒马、铁丝网等各种路障，要随时检查是否适用。要多练习巷战动作，精练射击技术，要做到动作迅速，射击准确，使挑衅、破坏者不敢妄动。”在师长的不断教育下，保安队官兵提高了保卫市区人民安全的责任心。正在积极训练中，突然发生了金刚桥事件，结果我被撤职。简要情况是，守卫市政府的卫兵打死了日本兵，招致日本驻津军警的反抗，为免事态扩大，双方同意作为地方事件解决。
在我离职之前，师长对我说：“你没有错。现在把你撤职，主要是应付外交问题。我们现在要忍辱负重、胸怀大局，到必要时，纵然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师长深谋远虑，忍辱待时的意志，令人钦佩！
潘玉书的回忆
〔潘玉书是当年天津市政府第三科科长。本文记述的是他协助张自忠处理市府与驻津各国司令官和领事官团体的交涉事宜。〕
我原是铁路局的多年职员。在肖振瀛任天津市长时期，我临时由铁路局抽调到天津市政府，任第三科科长职。不久，张自忠调任为天津市市长。到任后，留我未动。我在三科，除主管公用、社会、卫生各局事务外，专管市府与当时驻津各国司令官和各国领事官团体之间的交涉和交际等事项。同时张自忠约我为他的私人英文秘书，每月由他个人另外津贴月费，随同他或代表他，做一些中外应酬工作。并根据他的指示，注意各国动态，随时陈述。因此，我知道张自忠将军在反对英国殖民主义方面的一些事迹。
制止英人侮辱车夫
一九三六年秋天，英租界内共有八千余户洋车夫，照章在英工部局登记纳捐，叫“起英国捐”，去日租界，“起日本捐”；去法租界，“起法国捐”；去意租界，“起意国捐”。一辆车起五道捐，方能通行无阻。过各国租界的车夫，随时都可能遭到各国巡捕的殴打。当时的车夫，并不是车主，他们租的是洋车厂的车。车夫交车租，也叫交“车份”。车夫每人每天除交车份、车捐外，必须赚一元五角左右，方能维持一家三四口吃饭。有一天，英商怡和洋行洋人坐洋车，车垫内弹簧条断了，把洋人屁股扎了一下。洋人大怒，辱骂车夫，并立时到英工部局，找巴恩士（W·H·Barns）局长，要求检查“起英国捐”的八千余户洋车的弹簧垫子是否坚固，以免伤害洋人屁股。巴恩士立即饬令通传全体车夫到局登记检车。自早八时起至下午六点报到，登记后不准离开，违者处罚。有些车夫等了一天，挨不上查车，白过一天，干赔车钱不能拉座。在检查车的时候，英巡捕任意殴打、辱骂车夫。车夫实在忍无可忍，群起向天津市胶皮车公会诉苦喊冤。该会公举董事八人到社会局请愿。社会局以事关外国租界，转请市府三科主管请示市长。我通过马秘书长向市长说明经过。张自忠将军听了很痛心，反复磋商对策。最后张将军声色俱厉地对我说：“你告诉洋车公会，英国鬼子打中国人，中国人在英租界可以不拉座！”就这样，我转告胶皮车公会代表，通传英界车户八千余名，自即日起，一律拒绝拉座。凡带有英国捐牌而未起中国地捐牌的车，都可以到中国管地拉座、拉东西，同时通知市属警察主管，一体遵照协助办理。自通传车夫罢工后次日，英租界内，自晨六七点起，只见有洋车由英租界去中国地放空车，而不见有任何车夫拉一个人。至八点钟，各洋行、领事馆、外国驻军以及开滦、怡和、太古等各行各码头华洋职工，出门上班，大声喊叫“胶皮”而不见有“胶皮”；又喊“洋车”，而不见有洋车。群情哗然，莫名其妙。居民们出门外看，议论纷纷。偶尔发现一二空车，匆匆忙忙向中国管地跑，即见有英国巡捕，手提指挥棒，大喊“打住”，车夫头也不回，急忙跑出租界。有一个有钱的人大喊“多给钱！”又喊“送一回，五块钱！”只见车夫回头笑着说：“对不起。”急急忙忙跑到中国管地去。约莫九点钟的时候，英租界内各重要路口即发现有英工部局派来的大卡车数辆，将持有英领事馆、英军司令部及英工部局工作证者请上车，送到工作地点。同时太古、怡和各大行头，汇丰、麦加利各大银行亦均出车接送华洋人等。英工部局最后甚至把一辆送犯人的汽车也派出去到指定路口，接送工部局的低级华人。这些人认为不吉利，骂着“英国鬼子”，都不上车。如是僵持者三日。第四天早八点，巴恩士亲自到我家商谈解决问题。我说，本人不与闻此事，俟见市长后，再作答复。巴恩士跟着说：“向你致敬，盼早回音！”言下，我马上去见市长，报告经过。张将军以洪亮的声调对我讲：“好办！你可以代表车夫去告诉巴恩士，今后不许可英国巡捕打中国人！验车延期，赔车钱！苦人不容易！”在张将军的支持下，我回到我的办公室，告诉看电话的勤务员，把巴恩士叫到电话台上听话。移时，我接过电话来，用英语对他说：“这是潘先生正在说话，但不是市府三科科长讲话，而是英界洋车夫总代表讲话，车潮可以面谈。”巴恩士立刻笑着说：“潘先生，如现在你方便，我可去见你。”我答复说：“快正午了，我回家吃饭，顺便去你处。”巴恩士跟着说：“我不回家吃饭，我一定欢迎你的到来。”电话放下，我驱车到英工部局，升堂入室，对方招待殷勤。坐下后，我当即声明，我以车夫全权代表身份，向英工部局提出三项要求：（一）抗议英国巡捕打中国人，今后工部局要保证在验车期间，不再有殴打华人事件发生；在言语方面，要有礼貌。如办不到，唯工部局长是问。（二）验车延期，过一小时，由工部局付延期费二元。（三）今后在英租界内，英巡捕对待华人，不得有任何侮慢行为。巴恩士闻言，一一承认照办。唯延期费一项，还了一个价，每辆车如因验车耽误半天，由工部局付补助金一元。双方达成协议后，风潮就此解决。
与英商偷税作斗争
一九三六年夏天，天津英商平和洋行在特一区大连码头出口大批西口羊毛，不纳地方捐就擅自装船。即将起锚时，特一区税务分局报称，该洋行装船并未出示税单。主管人员与之交涉，该行洋人称，自《辛丑条约》后，英商一向不纳地方捐，至今已三十余年。张自忠亲笔批示，“不完税，不许开船，交三科查照办理。”当时张自忠面告我说：“英国鬼子诈欺取财，这回可不要放过去！”言下即由三科电话通知特一区警察署主任黄子和，把该洋行火轮扣下，不准起锚，坚持完税。当天驻津英国总领事官雅斐乐，派领事官何伯特少校前来交涉。此人身穿外交官制服，佩短刀，气势汹汹，驱车到市府，要求见市长。传达室主任把他让到三科科长会客室。他抗议扣留火轮，要求赔偿延期费。当将经过面报市长，张自忠面渝：“事关商务，可由该洋行与三科洽办。告诉何伯特领事，我忙，不能见！”结果英领事汹汹而来，狼狈而回。次日，平和洋行派洋人到市府，求见三科科长，传达室遵照指示，把洋人蹲了一个多钟头，然后让进三科柜台上。我们坚持要平和洋行请求纳税，才可开船放行。来人当即开了支票，并附书面申请纳税书，送三科收讫。随后，把英商平和洋行纳税申请书，抄送英国领事馆查照，转饬所属全体英商，自即日起，一律完税，不得托词。自此以后，所有外商一律完地方捐。
与田代的席位之争
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天津英国总领事馆举行英皇加冕典礼庆祝活动，招待驻津各国来宾，拟于当时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两人中，选一位为最高来宾。一天，英总领事雅斐乐请我吃茶，对我说，日本总领事崛内派西田副领事找过几次，同他商谈，届时可请田代司令官为最高来宾。英总领事雅斐乐为慎重起见，希望我把这个情况，说给张自忠将军听。张将军听后对我讲，宋委员长即去乐陵，冀察政委会当指令天津市长就近出席，而他要去东京一行，也不能出席，遂指定我代表他届时出席。言毕，着重指出说，注意此事有关国体，英皇加冕典礼的庆祝活动是在英租界内举行，而英租界为中国领土，中国是主人，日军驻津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国际场合，不能喧宾夺主，可直截了当地答复雅斐乐，如内定田代为最高来宾，中国政府方面决不出席。我将此话转告雅斐乐，英领事馆遂决定张自忠为最高来宾。首席来宾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张自忠将军并未亲自出席。
阮玄武的回忆
〔七七事变期间，阮玄武是独立三十九旅旅长，驻军北平北郊和通县一带。宋哲元离平后，他与张自忠曾一度留在北平。这段回忆反映了当时张自忠的思想活动。〕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时，我任陆军独立第三十九旅旅长，归张自忠指挥，驻北平北郊和通县。事变是日军预谋已久一手制造的。当时卢沟桥驻防部队是第三十七师何基沣旅吉星文团，受到日军袭击后，何基沣毫不犹豫地命令吉团奋起抗击，遂揭开战幕。与此同时，日军向宋哲元提出要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全部撤离北平，并严办所谓的在卢沟桥“肇事”的我方官员。宋断然予以拒绝。日一面与我谈判，一面积极备战。谈判期间，日军源源不断地把大批武装部队开进关内，并于七月二十八日拂晓开始向我军突然袭击，我副军长佟麟阁和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阵亡，南苑失守。这时，日方又向宋发出紧急通牒说：若他和第三十七师全部撤离北平，还可继续和平谈判，否则将采取断然措施。宋哲元当即召集在北平的军政首脑举行特别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他说：为了照顾全局和长远利益，我决定暂离北平赴保定后，再作下一步打算。可是在部队转移时，北平必须留人与日周旋，以掩护撤退，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请大家考虑由谁来挑此重担。说到这里，他把目光转向张自忠。张领会到宋的意图，就毅然站起来说：“现在战与和都成了问题，看情形事情不会一下子得到解决，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为了我们二十九军能安全脱离险境，我愿担当这重任，个人毁誉在所不计！”宋很赞佩张的果敢，立即写了一个委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北平绥靖主任、北平市市长、第二十九军军长等职务的手谕。张接过手谕，激奋地流着泪说：“委员长和大家都走了，我的责任太大，一定尽力而为！”宋也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天傍晚，宋哲元就带着原北平市长秦德纯、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和张维藩等离开北平去保定。
当时北平以北地区的司令是石友三，指挥两个保安旅；我任副司令，指挥三十九旅。那天，我一直在忙着布置作战，没来得及参加紧急会议。傍晚，我到石友三的司令部才知道宋已离平去了保定。恰巧这时张自忠打来电话，他把当天的情况扼要地告诉了我，并要我转告石友三按照冯治安的指示，随同三十七师行动。另外，叫我把三十九旅集合起来，恢复常态，避免敌人在和谈中找借口进行刁难。最后，他要我把队伍安置好后速到他那里。我和他晤面后，他把情况详尽地说了一遍，并给我看了宋留下的手谕。之后，他沉痛地说：“宋先生把我留下来，不是为了打，而是要我与日和谈以掩护部队撤退，免遭日寇包围。现在大家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两人来维持这险恶的局面。敌人野心很大，平津的情况又很复杂，怎样才能渡过这个难关？我们要好好商量。你多考虑考虑，帮我多出出主意，共同维持好这里的局面。”我说：“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遵照你的命令办就是了。”话虽如此说，可是我却整夜不能入睡，感到进退两难。首先，我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决没有什么好结果，既想到自己的队伍若不撤走会被敌人吃掉，也想到个人的安危……想来想去，我决定不征求张自忠的同意，把队伍拉出险境再说。
次日（二十九日）我回到旅部，召集营长以上干部把当前的严重情况说了一下，又把留在这里和把队伍拉走的利害关系告诉他们。最后强调形势恶劣，最好于当天傍晚就把队伍拉走。当时没人有异议，我就下达了撤离的命令。黄昏时分，我带着队伍轻装出发。不料，前面的队伍刚出动，营房那边就响起了枪声。我立即命令停止前进，把前面的队伍召集回来。我知道这支队伍带不动了，因为这个旅的绝大部分都是跟随张自忠多年的人，他们不愿离开他。没有张自忠的命令，他们是不会走的。于是我又把营长以上的干部集合起来，严肃地对他们说：“刚才我已经把一切情况都讲清楚了，你们既然不愿走，将来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可不要怪我。”讲完我就回到城里。
翌日（三十日）中午，我去见张自忠，估计我要拉走队伍的事他已知道，可是我们毕竟是多年患难之交，彼此心照不宣，都不提起。他还亲切地对我说，和谈的前景不会乐观，敌人还在百般刁难，同时潜伏的大汉奸潘毓桂、陈觉生等借机向他要挟，要当北平警察局长、平绥铁路局长。他问我是否同意暂时担任一下北平城防司令，我拒绝了。接着日军又进一步要挟张自忠把各城门的警卫部队撤掉。当时张自忠和我的行动已被日方注意，一些大汉奸竟公然宣称要张自忠通电独立。在这紧要关头，张找我磋商对策说：“事态发展越来越坏，你能否帮我缓冲一下，把当前的险关渡过？”我说：“我俩情同手足，凡是我能做到的，就坚决去办，可是绝对不当汉奸！”他听我这么一说，就气愤地说：“你看我身上哪一点有汉奸气味？”我知道他当时的痛苦心情，更知道他是光明磊落的，就没再说什么。又过了几天，驻北苑的第三十九旅在日军的逼迫下解除了武装。消息传来，张自忠气愤地对我说：“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已尽力而为。时机到了，不宜再待下去，要设法脱离这个险境。”我当即表示赞同，两人依依不舍，紧紧握手道别。八月八日，我从东交民巷水营门潜赴东站，搭上刚恢复的平津国际列车直达天津。不久，张自忠也到了天津。然后辗转到了南京。宋哲元又派石敬亭到南京，请冯玉祥向蒋介石说明原委，准张复职。不久，张自忠即返回原部，重掌军权。当时有些不明内情的人，对张自忠在北平那段经过有所误解，经过宋哲元为他剖洗，方真相大白。
会晤张自忠市长
张鹤舫
〔张鹤舫曾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二十九军军训团教育长，第五战区督察官、司令长官办公室专任高级参谋等职。他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四〇年的十七年中，与张自忠时有接触。〕
一九三六年底，我应李兴中（字实用，与作者系保定军校同学，当时任杨虎城将军的参谋长）邀请，从南京经北平去西安。我甫抵北平时，适逢西安事变发生，交通阻断，难以成行。张自忠知道我到了北平，托过之翰（字觐宸，系西北军期间的老友，曾任陕西省财政厅长）到北平约我去天津一谈。张自忠当时任天津市长兼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自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战之后，我们已几年没见了。他问我几年来的情况，我把曾任第二十五路军顾问、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以及庐山军官团教育委员的经过谈了一下。接着我们便谈及当时二十九军的处境和对未来局势的展望。他说：“现在我们的处境很困难。一是日本的侵略野心很大，但它目前还不敢怎么样。因为那次在喜峰口战役中它尝到过我们的苦头。以它在平津一带这点兵力不会贸然行动。再则是南京方面的不抵抗主义，使我们得不到肯定而有保证的支持。我们在这个夹缝的处境中，遇事很不易应付。但是，如果日本想以‘九一八’那套故伎在这里重演，那是它在做梦！我们有充分的准备。我们的老口号就是‘誓死救国’！”谈到这里我就问他，对未来局势的发展前途既然如此观察，对市政和部队又怎样兼顾呢？他说：“天津的事务很复杂，时常要同日本人打交道，又须顾及南京方面的模糊态度，遇事既要为祖国的权益着想，又不能别生事端，总要处之审慎。第三十八师驻在天津外围，我一直在督饬他们加紧训练。”他又继续以坚定的语气说：“对市政工作，我总要设法把它甩掉，专致力于整训队伍，因为军队是救国救民最有保证的力量。”最后他又很殷切地对我说：“目前军部在南苑正筹办军训团，宋先生（指宋哲元军长）听说你来了，特要我转达你，要你去那里办军事教育。佟副军长（佟麟阁）也在南苑，都是老熟人，你放手去办好了。”因为在二十九军的老友和老同学很多，对办军事教育还没感到什么困难，我就接受了这个使命。没过几天，我接到被任为第二十九军军训团教育长的任命状，从事了军事教育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华北局势日趋紧张。日本侵略军大举入关。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敌军即开始向二十九军驻北平外围守军疯狂袭击。南苑首当其冲。宋哲元急令军部和南苑驻军撤守入城。我进城后，为了解一下局势的变化，即至察院胡同访问老友韩骏杰（字致千，西北军多年同事，曾任甘肃高等法院院长、吉林省主席，于一九四八年去台湾），他当时正在宋哲元那里作客。见面后，他告诉我，宋先生已偕秦德纯等取道京西去保定。秦德纯于行前曾匆匆地和他见了一面，并对他说，战事可能扩大，已得到南京的指示，放弃平津，要二十九军全部南撤。为使全军安全转移，宋先生已决定把张荩忱暂时留下来，与日方周旋，于完成任务后设法脱身。还要我们也从速向后方转移。他又对我说，他本想也绕道京西去保定，当乘车甫抵青龙桥附近时，向前望去，发现大队敌军沿公路迎面而来。去路已绝，即急转而回。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决定先去天津再设法到后方去。我说：“应该和张荩忱联系一下。”他说：“已经几次想和他联系，都没找到他。既然宋先生要我们赶快转移，我们就先走吧。”就这样，我们从天津转到第五战区，后来才又和张见面。
对张自忠率领的赴日考察团的回忆
张勃川
〔张勃川，当年赴日考察团成员之一。〕
一九三七年三月，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派遣了一个由张自忠将军率领的考察团赴日本。这个考察团是日本军国主义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使华北“特殊化”，邀请宋哲元去日本访问的。宋以自己去后，无回旋余地，于是决定派张自忠率团前往。考察团成员以二十九军的四个旅长（黄维纲、徐廷玑、何基沣、田温其）为主，这也是日本要求的。如果全是军人，太引人注目，便搭配了其他方面的成员。即使如此，在当时情况下，也引起了国内外的注目和怀疑：究竟日本要和考察团搞些什么名堂。
我才从日本回国不久，又和张自忠是同乡，所以经人推荐，参加了考察团，用的名字是张既澄。考察团一进入日本，就进行参观游览，从门司下船后，经长崎、名古屋到达东京。
在东京停留期间，只进行一般性应酬活动。如赴东京市长的宴会等类活动，考察团全体成员参加；军事方面的参观活动，只有张自忠和四个旅长参加。一次最重要的活动是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的宴请，考察团全体成员参加了，并照相留念。饭后，张自忠和四个旅长留下与军方会谈，这是关系重大的一次会谈，直至深夜张等才回饭店。四个旅长回来后，神色有些紧张，问他们谈得怎样，只是说谈得不好，未透露具体内容。
在考察团离开东京前，有留学生代表去见张自忠。张不在，未见到，要我联系一下。我和张说：“留学生代表我认识，他们都是爱国青年。他们对你也是了解的，对考察团这次访日很关心，见见比不接见好。”张临行前会见了他们。当同学问到张这次访日的情况时，张表示他和同学们一样是爱国的，决不会做出对不起国家和民族的事情来。事后有十几个同学到车站欢送。
考察团离开东京后，又到京都、大阪、奈良、热海等地参观游览，最后从神户乘船经青岛，于五月中回到北平。
随伯父赴日考察琐记
张廉瀛
〔张廉瀛，张自忠之侄，一九三七年曾随张自忠赴日考察。〕
一九三七年，日军加紧侵华步骤，形势日益紧张。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宋哲元作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正处于重重矛盾之中。冯玉祥在泰山不断给他和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等来信，鼓励他们抗日。二十九军官兵纷纷请战。这股要求抗战的力量，给宋哲元很大压力。但要下决心抗日，他又担心蒋介石不支持，怕丢掉地盘，牺牲人马。因此，他虽然做了扩军备战，但是仍然举棋不定，还在与日本人交涉、敷衍，以便拖延时间。日本军国主义一刻也不放松侵略华北，向我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如：要合办沧石铁路，合作开矿，要求二十九军中团以上单位聘请日本顾问等等。宋哲元面对这一切，就在一九三七年春节，托故回原籍以拖延，敷衍日本人。可是日本人施出一个毒计，邀请宋哲元去日本参观，其目的是炫耀“日本富强”，要挟宋哲元就范。宋哲元看清日本人这一招，知道到了日本之后没有回旋余地，去了不好办，所以他想了个两全之计，决定派张自忠代他去日本。
张自忠担任赴日考察团团长，副团长是张允荣。成员有：三十八师旅长黄维纲，三十七师旅长何基沣，一四三师旅长田温其，一三二师参谋长徐廷玑，天津市政府交际主任兼中英文秘书翟维祺，日文秘书卢南生，医生潘俊千，天津市政府参事徐维烈、边守靖，天津市商会会长王文典，北大讲师（或教授）张秀恒，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陈中孚，郑文轩（职务不详），惠通航空公司高级职员、原西北军飞机教官刘中坛，还有姚作宾等。随行家属五人：张允荣的女儿张小敏，张自忠的儿子张廉珍，侄子张廉瀛，女儿张廉云、侄女张廉琚，共二十余人。考察团成员的立场和政治面貌十分复杂。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考察团由天津乘专列出发，十时到达塘沽。到码头送行的有天津市政府的领导人以及张自忠的家属、亲友共一百多人。上午十一时开船，船名叫“长安丸”，吨位很小，只有两千多吨。开船后吃饭时日本船长告诉我们说：“这船虽小，但在清朝末年第一次到天津时，我们邀请你们的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坐过这条船的。”
当晚，张自忠叫翟维祺通知黄维纲、何基沣、田温其、徐廷玑，每人写一篇赴日感想，第二天上午交卷。他们按时呈交张自忠亲阅，笔者亲眼见到他们交来的文章。张自忠阅后，下午要翟维祺交还他们，要他们立即烧毁或撕碎丢到海里。晚上起了大风，人不能站立，大多数人呕吐了。大风刮了两天两夜，船行驶了三天半才到达日本门司。
上午八九点钟，船在门司靠岸。门司日本警备司令带了一个副官，门司市长带了一个翻译上了船。在“长安丸”船长办公室内，他们致欢迎词，张自忠致答词。简单的欢迎仪式后，由日本人陪同下船，没有出码头，立即乘船渡海去对岸长崎。到长崎时没有人迎接，又立即去长崎火车站，乘火车去箱根。长崎到箱根路程很短，不一会儿就到箱根名胜区。在箱根住了两天，一天是乘汽车到日光游览，当天又返回箱根。
由箱根乘车到名古屋，是在中午到达的。到后不久，接到东京的中国大使馆的电报。内容是：大使许士英回国述职，次日名古屋有一国际博览会开幕，中国展览馆请刚到日本的天津市市长张自忠代许士英大使举行揭幕典礼。来电署名是东京大使馆代办杨云竹。下午三点多，张自忠派翟维祺、卢南生先去展览馆看一下。两人回来报告说，中国馆对面是伪满洲国展览馆，并挂有伪满洲国旗。张自忠闻后愤怒万分，立即派翟维祺、卢南生等人与日方交涉，并说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只有一个中国，不晓得什么满洲国。博览会把一个所谓“满洲国”展览馆与我国展览馆放在对门，是对中国的侮辱，必须立即降下伪满洲国国旗，撤除“满洲国”展览馆。当时局面很紧张，反复交涉，到晚饭后仍没有解决。张自忠就对日方表示，如明天上午伪旗不下，我们就立即回国。并说，日本的天长节我们也不参加了。因为中国大使许士英回国述职，约定安排张自忠参加天长节。张自忠以此向日方施加压力。日本官方已上报过天皇，中国由张自忠参加天长节。如果张自忠毅然回国，中国就没有人到，怕天皇追询，他们承担不了。到当晚十一点，日方才答应张自忠的要求。但张自忠仍不放心，在天刚亮时，又派翟维祺、卢南生去博览会先看了一下。这时，伪满洲国旗已落下，展览馆门已关闭。上午九时，张自忠率考察团全体团员出席展览馆揭幕仪式。在我国展览馆内陈列了翡翠和玉石雕刻的工艺美术品。我们在馆内参观时，碰到几个伪满洲国展览馆的工作人员，我们对他们怒目而视。何基沣还骂了他们，说这几个狗腿子、汉奸真浑蛋，还装人哩。参加揭幕仪式和参观回来时，团员们真是高兴，只有陈中孚、郑文轩几个亲日派不声不响，像瘪了气的皮球。
在名古屋住了三天两夜后，就乘火车到了东京，下榻于帝国饭店。到东京的两三天内，只有张自忠带了一名翻译，应邀参加了日本天长节及日本天皇阅兵式，别的成员没有安排活动。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有一个日本高级军官带了一个副官，来帝国饭店拜访张自忠。此人走后，才知道他是松井石根大将。
在东京时，日本人曾有几次请客。如东京市长等人，给每个团员发了请帖，也给我们家属五人（包括张允荣的女儿张小敏）发了请帖。我伯父不让我们去，并对翟维祺说：今后不论谁请客，不要让孩子们（指随访家属）去。中国大使馆代办杨云竹以许士英大使名义，在大使馆内请客，随访家属也不让去。对参观，则视情况而定。如参观军事方面的，他只带四个军人去，一般的参观项目，全体都可以去。上街买物品，三三两两可以自由活动。随访家属跟去参观的机会不多。记得，一次是去一个科学研究单位，参观声波、电波一类的仪器；一次是去上野动物园；一次是参观唱片厂。那家唱片厂还请了一位有名的歌唱家来表演，并录制唱片。记得这位女歌唱家名叫千代子，长得很漂亮。她表演结束，张自忠和张允荣与她握手。听翻译介绍说，千代子的丈夫在天津中日合办的惠通航空公司驾驶飞机，所以她特地来献唱表示欢迎。现在分析，这可能是日方有意拉拢，表示友好。有一次，全体去参观航空表演。表演时有四五架飞机在上空飞翔，朝着我们考察团的头顶向下掠过，一次比一次低，最后一次，距我们头顶只有十多米高，飞行时还发出怪声。过后，听团里几位军人说：“日本人真坏，今天的航空表演，是对我们示威。”
我们不习惯日本的饭菜，又不能每天吃西餐，曾去中国人开的山东饭馆大雅楼吃过两三次饭。据说这家饭馆拿手菜是锅贴、豆腐、烧猪蹄。有一次何基沣、黄维纲、田温其和徐廷玑拉着张廉珍和我一起去大雅楼吃饭。到达后才知道是大使馆代办杨云竹请吃便饭，大使馆中国翻译王武也在座。吃饭时从他们说话中知道杨云竹和何基沣是保定军官学校同学。
晚上，我们在饭店里一般不出去，只看过一两次戏。我伯父喜欢写字，经常在晚上写，他写的是魏碑体。请他写字的人不少，大多是旅日学生和考察团成员的亲友。
有一个姓丰田的日本人，七十岁左右，常来饭店找陈中孚、王文典。此人两鬓雪白，西装革履，是个知识分子，对人和气，话也不多，见了伯父握握手。边守靖说此人是侨居济南几十年的日本侨民，任过济南日侨学校校长，济南的社会名流他全熟悉，所以认识我考察团的成员。我团回国时，他同我们乘一条船到青岛，后来去了济南。
我们在东京住了两个星期。在离东京前一天下午，有个姓宋的旅日学生来见我伯父。他自我介绍，说是山东德州人。山东旅日同学有两千人，想与我团见见面，大家推他做代表来联系。当时伯父外出，我陪他坐了一会，就告辞了。伯父回来后，我告诉他旅日学生求见。伯父说：“不见他们。来时就说我不在。”晚上七八点钟，旅日学生代表又来了。我说：“张先生不在。”宋对我说，山东同乡同学很关心张市长这次来日访问，又说张市长是喜峰口长城抗日名将，同学们希望能见见面，说毕留下电话号码就回去了。姓宋的学生走后，我同伯父说还是见面为好，当时他没答理。晚上十一点多钟，我已睡了，翟维祺把我叫醒，问山东旅日同学地址，我告诉他学生留下的电话号码。翟维祺立即电话通知次日晨八点钟张先生到达同学会。我们按日程是上午十点多乘火车离开东京，伯父让全体人员按时去火车站，他去山东旅日同学会后，直接去车站。次晨，他只带翟维祺一人去山东旅日同学会，离开车还有十分钟时间，伯父和翟维祺到站上车，有十几个学生代表欢送。开车后，我向翟维祺打听他们在同学会的情况。翟维祺说，他们到了同学会，同学们已准备了早饭，有小米稀饭和馒头。为首的同学致词说：张先生这次来访日本，山东同学表示热烈欢迎，同时也很关心张先生访日的情况。张先生是长城抗战的名将，希望谈谈来访的情况。张先生第一句就问：“你们这里有日本人吗？”学生们说：“没有，大门已关上了。”张先生说：“这次日本本来是请宋先生来的，因为宋先生回山东养病去了，所以派我来。同学们放心，张自忠在任何时候，决不会做出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最后张先生问他们同学会的经济来源。同学们说是大家凑的。张先生对同学们说，我代表宋先生在经济上给你一点帮助。并当场取出一笔钱交给了他们。
离东京后，我们又游览了许多地方。在奈良看了鹿群，在八幡参观了炼钢厂，在大阪坐了地铁，买了些日用品。在热海没有住下，晚上就离开了。那天中午，在海边，日本一个海军参谋长请客，有不少日本海军军官作陪，吃的是西餐。因为旅途随访家属没有地方吃饭，也被允许参加了宴会。在途中，有一次靠站，日本师团长土肥原带了警卫在车站上接伯父和张允荣，说了几句应酬话，车子就开了，他的师团部驻在车站附近。到京都（即西京）在旅馆内见到了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的翻译爱泽。此人三十多岁，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当时日本特务机关长是喜多。旅行最后一站是神户，准备从神户乘船回国。在神户饭店吃饭时，我们见到两个日本军官，一个是樱田中佐，一个是笠井少佐，都是二十九军的顾问。他们在代表团到达日本前回国探亲，和代表团一起在神户上船去北平。回国时乘的是一艘六千吨的“大陆丸”。两天两夜到青岛。
回国时为什么不到上海，而到青岛登岸？这也有其原委。在东京时就听说去天津没有大船，旅途时间又长，有人想从上海登岸，乘便到上海玩玩。何处登岸，意见本不一致。经过研究，才决定在青岛登岸。因为这个考察团赴日访问，没有请示蒋介石，担心到上海后，被蒋介石借故扣留。但徐维烈、黄维纲二人提出不走青岛，因他俩曾与韩复榘作过战，恐路过济南被扣。经过团领导的分析说服并做了担保，他俩才同意到青岛。船抵青岛时，青岛市长沈鸿烈、渤海海军司令谢刚哲，及宋哲元的代表李忻等到码头迎接。早上抵青岛，晚上乘专列于次晨到达济南。韩复榘、何思源、孙桐萱以及各厅厅长到车站迎接。在济南住了一夜，再乘专列回北平。赴日考察往返共五十一二天，三月二十七日出发，五月中旬回到北平。
张自忠逃离北平的经过
张自明
〔张自明，张自忠之胞弟，曾亲自在津接应自北平逃出的张自忠。〕
日本军国主义者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动侵华的卢沟桥事变以后，为了争取时间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曾在一个短时期里，诡称卢沟桥事变是“地方事件”，要进行“和平谈判”，作为其缓兵之计。南苑之战，佟麟阁、赵登禹二将军牺牲了，北平在军事上已成孤岛，宋哲元将军不得不于七月二十八日夜间率二十九军和一些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官员，撤离北平。在当时的情况下，宋哲元命令先兄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并兼代北平市长，以为缓冲之计。当时先兄的处境，正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长年在冯玉祥将军的领导熏陶之下，养成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思想，因此，他明知事不可为，但除此之外，还能有其他什么选择呢！于是，他决定暂时留下来，根据形势发展再作应变之计。
我方部队撤离北平之后，日军控制了郊区各重要据点，接着就大批涌入城里。敌我之间胜败之数，已明朗化了。先兄为了不做俘虏，免被控制陷害，于是秘密地躲藏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该医院出入来往的很多人认识他，待下去难免不被日人发现，因此，住了几天后，又派身边的副官廖保贞，找美国友人福开森，请他设法营救。福开森是著名学者，是先兄的朋友，侨居中国多年，对受日本帝国主义欺侮、侵略的中国极为同情。他听罢廖保贞转达先兄的请求后，踌躇了一会儿，而后允诺。于是先兄又由德国医院秘密地转移到东城礼士胡同福开森家里。为了防止被人识破，福开森和廖副官商量，决定让先兄化装扮成学者的样子，身着长袍，头戴礼帽，就在他家里隐藏下来。
在福开森家里，先兄见到平津沦陷，敌人继续向中原腹地侵略，全面抗战的形势已经形成，而自己身陷敌区，无异在虎口之中，心情焦灼万分，度日如年。他认为自己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早日脱离虎口，到抗日的前线去。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廖保贞四出探路。本拟潜出广安门，绕长辛店，再转保定，但保定以北正在激战，经数次探查，知万难通过。去天津的火车虽然照常通行，但不能冒险行动。最后决定令廖秘密赴津，找赵子青商量脱险之计。
赵子青虽系商人，颇讲义气，平时为了生意与各国洋行多有往来。此人年轻干练，曾为二十九军买进相当数量的军火，所以和二十九军的高级将领们熟识。这个人眼界宽，结交面广，认得很多外国人士。廖顺利地到了天津，晤见赵子青，说明了来意之后，赵慨然答应下来。他找到天津公茂洋行的美国商人甘经理（因为他的名字首音是“甘”的音，所以称他为甘经理）。赵知道他平时经常驾驶自用汽车来往于平津之间，因此请他设法营救先兄脱险。当时平津均已沦陷，日军在平津间一切交通路线上均设卡盘查，极为严紧，但公茂洋行的汽车照常通行。关于营救之事，甘先生表示乐为尽力，但是又表示不能马上决定下来。事后才知道，他之所以不能马上决定，是为了向该国驻天津领事馆请示。据说该国驻津领事表示：张自忠将军被困于北平，是属于政治性问题，营救他政治避难，是第三国应尽的责任。于是甘先生即同赵子青反复研究秘密营救先兄离子赴津的脱险办法，由廖保贞副官暗中布置，秘密传达消息。廖在这一紧要关头，表现得忠诚而又谨慎。除赵子青外，对任何人，包括我在内，都没有丝毫暴露。
一切都按原定计划布置就绪。先兄在福开森家换穿一套工人服装，戴着工人帽子，完全是工人模样。约在九月三日早晨四时左右，天色朦胧，街上行人稀少，他徒步走到大烟筒胡同至朝阳门的马路旁边（就是现在外交部的对面）等候汽车来接。一会儿，甘先生果然开着汽车到达预定地点停下，先兄上车坐在前边司机台旁，伪装司机助手的样子。趁着天色未明，汽车急驰到朝阳门。日军检查，没有看出任何破绽，便放他们通过了关卡。
汽车驰出北平城，沿着通往通县的大道疾驰。通县是平津间公路交通的咽喉要地，各城门口都有日兵把守，盘查甚严，通过这个城区是非常危险的。这位美籍商人忽然将车开进公路南边一个大门里，左弯右转，穿院而行，继而开出一个大门，重上公路，躲过了进出城门的两关。事后甘先生说，最初进的是潞河中学，后来出的是教堂大门。
一路顺利无阻，经北仓过了引河桥，开入当时的意大利租界地。根据原定计划，这位美国商人在意租界下了车，改换由赵子青找的中国司机驾驶这部汽车，开到了英国租界赵子青家里。
所谓租界，这是东西方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政策的产物，平时是藏污纳垢的地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在一个时期里，日本侵略者投鼠忌器，没有冲进西方帝国主义的租界里，因此，这里又成了一些人逃避日本迫害的避难场所。先兄到英租界的赵家以后，相对地呼吸到了一点自由的空气。事前赵子青通知我，要我带着先兄需要更换的衣服，到他家里等候。我到赵家不久，就听见门前有汽车的声音，赵子青很兴奋地说：“来了，来了。”于是大家急忙走出大门将先兄迎接到室内客厅。只见他进屋后即侧卧在沙发上，面黄肌瘦，形容憔悴，显得身体疲惫不堪，精神上忧郁沉重。他凝目沉思，很久没有说出一句话来。室内笼罩着一层浓重的阴影，静悄悄的，谁也没有开口讲话。最后他对我说：“你回家去吧，以后一切家里的事情，同你嫂子商量处理，不要问我了！”接着，赵子青对我说：“有什么事情需要找你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我回到家里，除对我嫂子李敏慧讲了这些情况之外，对其他任何人都严守秘密，丝毫没泄露。
过了一天，赵子青通知我说，当天晚上先兄要回家看看。那个时候，我们全家住在法租界六十六号路——现在改为营口道，靠近张庄大桥——这条路上有些商店，往来的人熙熙攘攘，非常杂乱。为了避免被人发现，只能在夜间行动。大约入夜的八九点钟，先兄才走到家里。他进屋之后，一直走到我嫂子的房里。以前，他特别喜爱孩子，每次回到家里，虽然语言不多，总要对孩子们亲亲抱抱，有说有笑。而这次，他经过千难万险，幸得与家人团聚，他举家都沉浸在一片忧伤气氛之中。他静静地沉思了很久，才开口要笔墨信纸，立即给北平福开森先生写了一封感谢信，交我转去。坐了一会儿，简单叮咛家人一些勤俭生活、教育儿女的话，就匆匆地离开，回到赵子青那里去了。
九月九日，赵子青通知我，要我当晚到小白楼附近的小花园等候他。我按时前往，赵子青也走到那里。我们进入了一个大院子。院内四周全是楼房。我们在大院西北角的一个小门前按响了电铃。进门之后，由一位外国妇女开着电梯，把我们送到四楼一个房间。进房里看见先兄坐在房里，在座的还有跟他工作多年、从事军需工作的李桐文和秘书聂湘溪。原来这个地方是英国租界工务局副局长的住处，为我们开电梯的就是这位副局长的夫人。看来赵子青等人的安排是十分周密的。我虽然在房里坐了很久，他只对我说要离津南下，没有谈很多的话。夜深了，我告辞出来，谁知此次竟成永诀！
十日拂晓，趁着晨光熹微的时候，先兄偕同李桐文、聂湘溪到了英国码头。乘英租界工部局副局长（英国人）的小火轮，闯过大连码头，驰往大沽外，再换乘英国商船“海口号”南下。
忆张自忠将军
贺耀组
〔贺耀组时任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陆军中将。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他曾前往平津与冀察当局讨论国际形势和“对敌作战办法”。这里记述了他对张自忠的印象。〕
我与张荩忱将军面识的日子很浅，但是从契合方面说来，可称相知很深了！理由很简单，就是当这国难严重的关头，见了志士仁人，没有不肝胆相照，一见如故的。
时间是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秋冬之交。我由土耳其回国不久，北平政务委员会以及该会所属的各省市巨头，和中央有了隔阂的传闻，一阵阵打击我的耳鼓，并且有人说这是日阀特务工作人员在那作祟。我听了这些话，觉得很奇异，同时又绝不相信，因为当时北平政务委员会负责的官长和军队，都是革命历史悠久抗倭情绪高涨的志士，而且是冯焕章先生自小教育出来的，他们都是培植甚厚，绝不会为一时恶劣的环境所屈服。就是我所深知的领导该会的宋哲元将军吧，他当时处境的困难，当非人们所能想象。我在国外看到种种，也曾写信给他——表示同情并且鼓动——后来看到他表面极力地做出不能令国人相信的应付，而知道他心中含着说不出的悲哀。这个“应付”和“悲哀”，正是反映他耿耿为国的孤忠。
是年十一月中旬，我秘密地前赴平津去和他们接触，就和他们讨论国际情形和对敌作战的办法，于是和宋将军重逢了，也就和张将军见面了。当日的平津，诚然是敌阀所布的妖烟毒雾笼罩之下，诚然是汉奸间谍鬼影憧憧之中，环境恶劣到了万分，而宋将军以下如张将军和冯治安、刘汝明、秦德纯诸将军，应付的技术也臻于极致。他们政治方面不能不和敌阀浪人周旋，而在军事方面，他们以第二十九军为中心时时准备厮杀。尤其是张将军，他所处的天津，是敌阀侵华的根据地，是敌军几次耀武扬威压迫我行政官吏的旧场所。他住在市政府内，只是枕戈待旦地表现他的沉着和刚毅。
我和张将军虽是初次见面，但是神交已久，所以见面时毫不用客气。我问他敌人压迫的情形和我们对待的方法。他只答：“都准备好了，敌人几时出花样，我就几时拿子弹答复他！”我问他军队装备的情形，他蹙着眉头半天答不出话来。我说：“中小口径的炮和重轻机关枪是现代军队不可少的，天津如果能购买的话，蒋委员长吩咐尽可发给护照。”他说：“现在正有一批捷克兵器可买，只为入口困难，尚在搁置。”我说：“这不成问题，你向中央请领护照就得。”说至此，张将军就快乐极了，唱了一句戏，打了一路拳。末了，拱手告别。他走了以后，我心里倾服恋恋不置地好半天。当时我自言自语：“燕赵之士，慷慨悲歌，就是这样的气概。”同时我直觉到敌人侵略我国，想把河北当做阿比西尼亚的华尔华尔，想使宋哲元将军当阿比西尼亚的女婿，这真是等于做梦。我在河北盘桓了十余日，与张将军日有往来。这十余日的短短时间，他给我的印象——豪迈的气概，慷慨的言词，深沉的器宇，热烈的友情，使我时时回首，直至不堪回首的现在，及永远忘不了的将来！
节选自《张上将自忠纪念集》（一九四八年九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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