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离开隆中草庐加入刘备集团以后，诸葛亮的生活始终被繁重的公务和紧张的节奏占据着。
赤壁之战前，他为联吴抗曹而忙碌奔波；
赤壁之战后，他为在荆州立足而日夜操劳；
进入益州后，他为“跨有荆、益”而精心设计；
夷陵战败后，他为摆脱困境而苦苦思索；
刘备去世后，他为新的战略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百般努力，与孙吴重结旧好，兴农植谷，闭境息民，深人不毛，平定南中……
建兴四年（226），征尘未洗的诸葛亮又投入了准备北伐的忙碌之中。
虽然忙碌，但诸葛亮的心情是轻松的。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修改过的新的战略方针已经初见成效。由于放弃了与孙吴争夺荆州的打算，使孙吴对蜀国战略意图感到放心，对与蜀汉重结旧好抱有诚意和信心。建兴二年（224），当蜀汉使者邓芝再次来到孙吴时，双方已经是开诚布公，坦诚相见了。在解释孙吴为什么要与曹魏结好时，孙权对邓芝说：“吴国因山民作乱，江边守兵撤回去很多去对付山民，边境力量虚弱，因此很担心曹魏乘虚而入。不料曹魏不但没有来攻，反而寻求和好。众臣都认为如今我们内有民乱，答应与魏和好，于我有利。但我又担心蜀汉不明吾心，对我产生猜疑。我吴国土地边外，间隙万端，而长江巨海，皆当防守。曹魏对我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我怎能忘此主要危险而另有所图呢？”孙权这番话，向蜀汉表明了他对魏国和蜀汉的截然不同的态度。
由于南征的顺利结果，南中地区实现了纲纪粗定，夷夏粗安，郡守县令各司其职，大姓渠帅各尽其守，蜀汉朝廷不用再担心南中大规模叛乱的发生，不用分出很大的军事力量去维持后方的稳定。
虽然忙碌，但诸葛亮的情绪是振奋的。因为一个时期以来，不断听到有利于北伐的好消息。
诸葛亮南征班师凯旋，走到汉阳时，就听说魏新城太守孟达有叛魏降蜀之意。此时的新城，已经没有了当初诸葛亮跨有荆益、打通汉水时的重要地位。那时候，蜀汉跨有荆、益二州，荆州一路军队，担负着北攻襄樊的任务，而占领新城打通汉水，循汉水东下，南可附襄樊之背，有着配合荆州军的意义。那时候，曹魏的首都还设在许昌，从新城沿汉水东下，越过襄樊，再东北行可直指南阳，进围许昌。而现在，荆州已不再归蜀汉所有，进攻襄樊的荆州军已全军覆没，曹魏的政治中心也已经从许昌移到洛阳，不论从哪一方面讲，新城的战略地位已今非昔比。更何况，孟达是个反复无常之人，他最早追随刘璋，后又叛离刘璋归附刘备，以后又背刘备投降曹魏，如今又要背魏归蜀。很多人都认为孟达不足信，劝诸葛亮不要理他。然而，诸葛亮仍对此消息感到振奋不已，这倒不仅仅是因为蜀汉之重得新城和孟达，而是因为诸葛亮通过这个消息看出了曹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蜀汉北伐曹魏的有利条件。
诸葛亮还听说，如今曹魏的关中守将是大将夏侯悖的儿子夏侯桥。这个夏侯楙与曹氏关系特殊，他娶了曹操的女儿清河公主为妻，是曹操的女婿。不但如此，他还与曹丕关系很好，所以，曹丕一即位，便任命夏侯桥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关中。但是，夏侯桥性无武略，怯而无谋，军事上没什么本事，但为自己营置家产私财却有一套。不但如此，他还喜好女色，蓄养了很多妓妾，为此，清河公主常常与他闹得不可开交。可以说，曹魏关中守将任非其人，而这正是蜀汉北伐的又一个有利条件。
蜀汉建兴四年五月，曹丕病逝，死前遗命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四人共同辅佐新即位的明帝曹叡。曹丕生前十分信任曹真，有意提拔他主持朝廷军务，所以因人设职，特意为他设置了中军大将军名号，以向大将军过渡。这种做法引起了曹氏宗族另一个人的不满。这就是曹休。他对曹真地位高于自己很不服气，当然，曹魏最高统治层中的这种矛盾诸葛亮当时不一定了解得很清楚，但经验告诉他，一个新皇旧主交替之际，常是各种积压已久的矛盾爆发的时期，也是对这个政权进行征伐的好机会。
虽然忙碌，诸葛亮的一系列举措仍不失大谋略家的潇洒风度。
为了保证北伐的胜利进行，诸葛亮转任李严为前将军，让他从永安移屯至江州，处理后方事务。
为了更有效地利用曹魏内部的矛盾，他亲自给曹魏新城守将孟达写信，信中说：“我去年南征，年底才返回成都。在当阳遇到李鸿，从他那知道足下仍怀有效命蜀汉之心，不禁慨然长叹。想足下平生之志向，岂是只为名声荣华而背叛蜀汉之人！唉，孟君，这全是刘封欺负您，损害先帝宽厚对待人才所致。此外，李鸿还叙述了您不信王冲挑拨离间之谎言的情形，说明您知吾心。品味您表明心迹之言，追怀我们共辅先主之谊，我真是依依东望，思念不已。仅以此信表吾心迹。”为了进一步争取孟达，诸葛亮又让李严也给他写信。李严给孟达写信说：
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
诸葛亮、李严是蜀汉政权最有权力的两个辅佐大臣，他们分别给孟达写信，使孟达感到了诸葛亮对他的重视，促使他早下决心，背魏归蜀。自从接到诸葛亮和李严等人的信后，孟达便多次与蜀汉秘密通信，图谋叛离曹魏。
为了取得孙吴对蜀汉北伐行动的配合，诸葛亮又给孙权写信，约他从东线出兵，信中说：
汉室不幸，王纲失纪，曹贼篡逆，蔓延及令，皆思巢灭，未遂同盟。亮受昭烈皇帝寄托之重，敢不竭力尽忠。今大兵已会于祁山，狂寇将亡于渭水，伏望执事以同盟之义，命将北征，共靖中原，同匡汉室。书不尽言，万希昭鉴。
有人认为，诸葛亮这封信是写于建兴十二年最后一次出祁山之前。其实，从文中的情调看，应该是写于建兴五年第一次出祁山之前。细细品味这封信的思想感情，与建兴五年所上《前出师表》有许多相似之处。
《前出师表》说：“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这种不负先帝重托，完成兴汉使命的思想感情，与信中“亮受昭烈皇帝寄托之重，敢不竭力尽忠”是一致的。诸葛亮第一次出师，情绪是高涨的，信心是十足的，“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这种战则必胜的情绪，与信中“今大兵已会于祁山，狂寇将亡于渭水”的表达是相同的。
为了使曹魏在自己讨伐前陷入被动，诸葛亮甚至把工作做到了曹魏的后院。
曹魏的北方及东北方，居住着乌丸、鲜卑等少数民族。曹魏政权对他们的政策远不及诸葛亮对南中那样开明，从曹操时就对乌丸进行征伐，在用武力将他们征服后，又对他们实行强制性的统治。曹操时，陈郡柘县人梁习任并州刺史。梁习到任后，对于太原乌丸的上层人物加以笼络，举荐他们到军府中去任职。对于下层群众，则选其强壮为士兵。每当大军出征时，这些少数民族部众不是当兵就是做苦力。为了防止他们逃跑，梁习还把这些士兵的家属送到曹魏当时政治中心邺城（治今河北临漳西南）作为人质。“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单于恭顺，名王稽颡”。在梁习任并州刺史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从汉中撤军，回到长安。曹操在离开长安时，为了防备卢水胡人，便把太原乌丸王鲁昔留在了池阳（治今陕西泾阳西北）。鲁昔的家乡在晋阳（治今山西太原西南），跟曹操远征汉中已经吃够苦头，如今又被留在池阳，回家的日子变得遥遥无期了。鲁昔有个漂亮的妻子，留在晋阳家中。鲁昔想家，更思念爱妻，他恐怕今生今世再难见到爱妻了，便不顾曹魏森严的军令，带领五百手下骑兵，偷偷溜回晋阳，准备将妻子偷出去，一同逃走。快到晋阳时，鲁昔为了不使目标太大引起曹军的注意，便把五百骑兵藏在山谷中间，自己单骑潜入城中，回到家里，把妻子带了出来。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寻找马匹，鲁昔夫妇便骑在一匹马上。尽管二人已改了装扮，但两人骑一匹马毕竟容易引起注意，出城时，有的人看出了这一骑上的二人是鲁昔和他的妻子。鲁昔善射箭，他的箭法在晋阳地区是有名的，曹兵畏惧，不敢去阻拦，更不敢去追击，只能眼看着他出城后再向梁习报告。梁习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命从事张景带着招募来的鲜卑骑兵随后追赶。鲁昔两人一匹马，骑重行迟，追兵一人一骑，风驰电掣。鲁昔还未来得及与山中五百骑兵会合便被追上，一阵乱箭之后，鲁昔夫妇双双中箭身亡。
鲁昔是太原乌丸王，是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尚且有如此遭遇，下层少数民族群众的境遇更是可想而知。正因为如此，曹操、曹丕父子在位时，鲜卑、乌丸与曹魏的矛盾是很尖锐的。魏文帝黄初六年（225），梁习讨伐鲜卑轲比能，“大破之”，正说明了这种矛盾的尖锐。
诸葛亮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为了增加曹魏与自己作战时的后顾之忧，他派人绕到曹魏的北方，与鲜卑渠帅轲比能取得联系。据史书载：“会亮（即诸葛亮）时在祁山。果遣使连结比能（即轲比能）。比能至故北地吕城”，与诸葛亮相呼应。
北伐在即，诸葛亮对内调兵遣将，秣马厉兵；对友申之以盟义，以求得另一支钳臂的配合；对敌则利用其矛盾，对其进行分化瓦解。这种统筹全局的谋略是何等深远，这种调动敌我友中的一切积极有利因素的举措是何等高明。
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一声出发的号令了。然而，诸葛亮却忽然觉得号令难下了。尽管他对北伐充满了信心，但他清楚地知道：此次北伐绝不同于南征，他所面临的敌人要比南征时强大得多，难对付得多！要想取得预期的北伐效果，决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也许要用一年两年，或许要用三年五载或者更多的时间。
他忽然有一种将要出远门的父亲，把一群孩子丢在家里的感觉。历史上将领统兵出征的事并不少见，但怀有诸葛亮这种心态的绝无仅有。
楚汉相争时，韩信被汉王刘邦拜为大将，统帅汉军东出陈仓，平定三秦，然后出关东，与项羽争天下。韩信当时的心态很简单，他认为自己就是个统兵的，所带之兵多多益善；而汉王刘邦是个统将的，自己应该受刘邦指挥。他所考虑的，是汉军打出汉中的种种有利条件：刘邦能“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
作为最高首领领兵出征的有周武王。武王伐纣，有绝对获胜的把握。商纣王的暴政，引起了各诸侯国的不满，武王观兵于盟津，诸侯以为武王要伐纣，不期而至者八百余人。商纣王在国内的统治“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在这种情况下，武王伐纣感觉是稳操胜券的。
作为最高首领率众出征的，刘备取益州也是一例。刘备率军人蜀，虽无必胜的把握，但他当时的大本营荆州有诸葛亮亲自坐镇，有关羽、张飞、赵云等猛将率重兵相守，因此临行心中是踏实的。
诸葛亮的率兵出征不同于韩信。他是蜀汉政权最高决策人物，他所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使北伐获胜，如何使预期目标实现，还要考虑整个蜀汉的治国大计，考虑蜀汉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发展。
诸葛亮的率兵出征又不同于周武王。他所面临的敌人并不像纣王统治的商朝那样腐朽透顶，而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都处于发展阶段的政权。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经济、军事力量方面，诸葛亮所在的蜀国都远远比不上他所要征伐的魏国。这就意味着诸葛亮北伐曹魏，若想要像周武王伐纣那样摧枯拉朽，毕其功于一役，是根本不可能的。
诸葛亮的率兵出征也不同于当年的刘备入蜀。新即位的后主刘禅，政治才干平庸，而新培养的一些人才又是第一次独立担当起治国大任，因此诸葛亮不可能像当年的刘备人蜀一样，对后方毫无牵挂。
出征前诸葛亮的心态是特殊的。他没有韩信东进的单一，没有武王伐纣的轻松，没有刘备人蜀的踏实。
出征前诸葛亮的心态是复杂的。这种复杂的心态充分地体现在他的《前出师表》中。让我们细细地品味一下这流传千古的《前出师表》吧：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神、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这令人荡气回肠的千古名篇，反映了诸葛亮当时的复杂心态，这种复杂的心态，既有对蜀汉政治的忧心，又有对后主刘禅的关心；既有周密安排人事的苦心，又有报效先帝知遇之恩的忠心；既有攘除奸凶兴复汉室的壮心，又有谋取胜利的信心。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倾颓也。”诸葛亮熟读史书，对西汉的历史并不陌生，对东汉末期的历史更是身临其境，耳闻目睹。东汉桓帝远贤臣近小人的事，诸葛亮在童年时代就经常听父亲、叔叔等人说过。有一件事尤其使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他听叔叔说，桓帝永兴年问（153～154），有一个叫朱穆的人，是一个刚正忠直之人，他痛恨宦官专权，蛊惑皇帝。后来，朱穆被任为冀州刺史。有一个叫赵忠的宦官，他的父亲死了，送回老家安葬。赵忠的老家在安平县（治今河北安平），正在冀州监察范围内。赵忠葬父，给他穿金缕玉衣，佩带玛璠美玉，殉之以人偶。这种规格在当时只有皇帝才能享受，赵忠所作所为，是犯了僭越之法。朱穆听说此事，立即进行核查。官吏畏其严明，便掘墓剖棺，把赵忠父亲的尸体取出，果然如此，于是，朱穆便把赵忠的家属逮捕治罪。不料，桓帝听说这件事后，赫然震怒，他下令把朱穆逮捕，送进监狱，罚做苦工。幼小的诸葛亮当时怎么也想不明白，他问叔叔：“朱穆惩办危害朝廷之人，明明是为了国家着想啊，为什么反而被朝廷治罪呢？”叔叔苦笑着说：“等你长大了就会慢慢明白了。”诸葛亮成人后，不但明白了这是为什么，而且还明白了亲小人远贤臣所带来的危害。亲贤臣远小人则兴，反之则亡，这就是历史的经验。刘备在世时，君臣二人曾多次对这个经验进行讨论、总结。现在，诸葛亮又把这条经验讲给刘禅，这仅仅是为了讲述历史警示后人吗？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诸葛亮讲这番话，还包含着对蜀汉政治前途的担心。他在读《汉书》时，班固对齐桓公的评价使他受到很大震动：班固说齐桓公是个“中人”。中人者，中等人才也。春秋时的霸主，六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怎么仅仅是个“中人”。原来，齐桓公在政治上大有作为，业绩辉煌的时期，是贤相管仲等辅佐他的时候。管仲去世后，情况就变了。
据史载，管仲病重的时候，齐桓公曾去看望他，问他说：“你还有什么要嘱咐我的吗？”管仲说：“我希望你远离易牙、竖刀这两个人。”齐桓公说：“易牙对我多忠啊！他为了让我尝到美味食品，把他的孩子都煮了让我吃。难道他还有什么可疑的吗？”管仲说：“不然。爱子是人的正常感情。易牙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爱，怎么谈得上爱您呢！”齐桓公又说：“竖刀为了侍候寡人，自己把自己阉割为宫人，这该是忠于我的表现吧！”管仲回答说：“爱惜身体才是人之常情，自己身体都不爱护，又怎能爱您呢！”
齐桓公说不服管仲，只得下令把易牙、竖刀二人逐出宫去。但齐桓公心里很不痛快，为之食不甘、心不怡整整三年时间。他总觉得管仲管得太过分了。后来，齐桓公终于又把易牙、竖刀二人召回。不料第二年，易牙、竖刀二人便乘齐桓公病重之机相与作乱，堵塞宫门，建筑高墙，禁人出入。有一个妇人冒险翻墙进入宫中，看望齐桓公。齐桓公对她说：“我都快饿死了，给我点吃的吧。”妇人说：“我一点吃的都弄不到。”齐桓公又说：“那给我点水喝。”妇人说：“水也没有。”齐桓公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妇人说：“易牙、竖刀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许人出人通信，所以什么也不能弄到。”齐桓公听了，慨然长叹，说：“嗟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若死者有知，我将何面目见仲父乎？”于是，便蒙衣袂而死于寿宫。
“管仲相之则霸，竖貂（刀）辅之则乱。可与为善，可与为恶。”这就是班固说齐桓公为“中人”的理由。
诸葛亮想，连齐桓公那样的英霸之主都是中人，刘禅就绝对是个中人了。以前，自己在刘禅身边，可以时时对他督导，如今自己要远去汉中前线，一走就可能是三年五载。会不会有小人去蛊惑他呢？一想到这，他就感到忧心忡忡。
对于后主刘禅来说，诸葛亮具有双重身份。他受刘备遗诏辅佐刘禅，是名副其实的辅政大臣。刘备又让刘禅兄弟“父事”诸葛亮，诸葛亮又具备了长辈身份。无论是作为辅政大臣还是作为长辈，诸葛亮觉得自己都有责任关心刘禅的成长。诸葛亮自幼丧父，他对失去父爱的不幸有过切身的感受。然而叔父无私的慈爱弥补了他心灵深处的苦痛，同时又培育了他强烈的责任感。如果说，叔叔当初对自己严父般的抚爱是受父亲之托在尽当叔叔的责任，那么，自己现在受先主之托，也应当尽自己当长辈的责任。诸葛亮有自己的儿子，诸葛亮已经身为人父了。他就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将父爱也给予刘禅。这种父爱也洋溢在《前出师表》中：在“诚宜开张圣听”这段话中，诸葛亮虽然也称刘禅为陛下，但其表达意思的语句，都是你应该怎样怎样，不该怎样怎样，就像严父在训导自己的孩子。
为了使刘禅在自己远出北伐期间不犯错误，不误国事，诸葛亮对国事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他不但留下张裔、蒋琬管理丞相府中的事务，而且留下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管理宫中之事，让向宠留下来管理军营之事。这些人都是诸葛亮苦心培养出来的人才，他们或志虑忠纯、良厚笃实，或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诸葛亮一再叮嘱刘禅，宫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要先咨询郭攸之、费祎、董允，然后再实行，营中的事要问过向宠再作决定。对国事管得这样细微具体，可见在他一片忠心的深处，还隐藏着一片苦心。
对蜀汉政权的忠心是《前出师表》中所反映的诸葛亮的最本质的心态。对蜀汉政治前途的担心，对蜀汉后主的关心，对蜀汉人事安排的苦心，无不体现着诸葛亮对蜀汉政权的忠心。中国古代士人有为知己者死的准则，而刘备就是诸葛亮的知己。诸葛亮“许先帝以驱驰”，是被刘备的真诚、信任和志同道合所感动。三顾布衣诸葛亮于草庐之中，是刘备的真诚；夷陵败军之际，蜀汉危难之间，将振兴之业托与诸葛亮，是对他的信任；刘备临终，希望诸葛亮能继续兴复汉室的大业，是二人的志同道合。诸葛亮的忠诚，是对君臣鱼水之谊的忠诚，对自己职责的忠诚，对自己所追求事业的忠诚。
诸葛亮的雄心，就是奖率三军，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个远大的目标，激励着诸葛亮挥军北上夺取关陇，建立关陇根据地，与孙吴合击中原的斗志。诸葛亮对建立关陇根据地是有十足的信心的。他认为，尽管曹魏的力量很强大，夺取关陇会遇到很大的阻力，但如果积极进取，充分发挥人谋的作用，是会实现占据关陇的目标的。“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这句话，充分反映了他北伐必胜的信心。
出师北伐前，尽管诸葛亮的心态是复杂的，但他对北伐必定达到预期目的是信心十足的。
蜀汉建兴五年，诸葛亮率军北伐，临行前，后主刘禅下达伐魏诏书，主要有如下内容。
第一，昭示征讨对象罪行于天下。诏书说：“曹操阶祸，窃执天衡，残剥海内，怀无君之心。子丕孤竖，敢寻乱阶，盗据神器，更姓改物，世济其凶。”
第二，指出了伐魏时机的成熟。诏书回顾了刘备创建霸业以来君臣戮力同心的情景，叙述了北伐的三个有利时机。首先是蜀汉首脑“夙兴夜寐，不敢自逸，每从菲薄以益国用，劝分务穑以阜民财，授方任能以参其听，断私降意以养将士”。其次是曹丕陨丧，“斯所谓不燃我薪而自焚也”。最后是“残类余丑，又支天祸，恣睢河、洛，阻兵未弭”。
第三，列举了北伐取胜的有利因素：“诸葛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先帝托以天下，以勖朕躬。今授之以旄钺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统领步骑二十万众，董督元戎，龚行天罚，除患宁乱，克复旧都，在此行也。昔项籍总一强众，跨州兼土，所务者大，然卒败垓下，死于东城，宗族焚如，为笑千载，皆不以义，陵上虐下故也。今贼效尤，天人所怨，奉时宜速，庶凭炎精祖宗威灵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吴王孙权同恤灾患，潜军合谋，犄角其后。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大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奋戈先驱。天命即集，人事又至，师贞势并，必无敌矣。”
第四，宣布了对敌政策：“今旖麾首路，其所经至，亦不欲穷兵极武。有能弃邪从正，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者，国有常典，封宠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叶、中外，有能规利害、审逆顺之数，来诣降者，皆原除之……若其迷沉不返，将助乱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广宣恩威，贷其元帅，吊其残民。他如诏书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称朕意焉。”
这是一篇讨魏檄文。这篇檄文虽是以刘禅诏书形式发的，但真正的作者却是诸葛亮。
檄文只是一种宣传攻势，用以灭敌威风，所以视敌人若草芥；用以长己志气，所以文字激扬，气吞山河。
二
蜀汉建兴五年春，诸葛亮率军北上，在汉水北面的阳平（关隘名，在今陕西勉县西郊）、石马（城名，在今陕西勉县东）扎下大营，屯兵于汉中。
汉中，位于益州北部边陲，西通陇右，南控巴蜀，北屏秦岭，东抵荆襄，进可借山径达秦陇争关中，退可凭山险安于“独守之国”。故顾祖禹说：“巴蜀之根本，实在汉中”，“巴蜀之重在汉中”。
这里有发达的农业生产。这里山环水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水源丰富。早在刘邦做汉中王时，就令萧何开堰建塘，兴修水利设施。刘邦与项羽争战时，汉中成了刘邦供给军粮的后方基地。至今，汉中还存有当年萧何修建的“山河堰”、“流殊堰”、“王道池”、“小道池”、“顺池”、“草池”、“月池”、“南江池”等水利设施。
这里地处北伐曹魏的前线。有几条道路可达关中陇右：进入秦岭，沿子午谷道向北行六百六十华里，便可到达长安以南。进入秦岭，沿褒斜谷道向北行四百七十华里，便可到达陕西扶风以南。西出阳平关北上，经故道、散关，便可进入陇东。西出阳平关西北行，经略阳、成县，便可到达祁山。
从哪方面看，汉中都是屯兵北伐的战略要地。
诸葛亮屯兵汉中的消息传到曹魏，立刻在曹魏朝中引起强烈的反映。很多人主张派大军征讨蜀汉，魏明帝也想下诏出兵。唯独孙资不同意，他对魏明帝说：
昔武皇帝征南郑，取张鲁，阳平之役，危而后济。又自往拔出夏侯渊军，数言“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险，喜出渊军之辞也。又武皇帝圣于用兵，察蜀贼栖于山岩，视吴虏窜于江湖，皆挠而避之，不责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诚所谓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也。今若进军就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用精兵又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贼，凡用十五六万人，必当复更有所发兴。天下骚动，费力广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参倍。但以今日见兵，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慑强寇，镇静疆埸，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疲弊。
孙资这番话语，概括起来就是一个意思，不要理会诸葛亮屯兵汉中，只需分据险要，休养将士，等待敌人自疲。显然，孙资这番话是劝明帝继续坚持“先求文治，后建武功”的方针。由此看来，曹魏并未发觉诸葛亮屯兵汉中的战略意图。
就在诸葛亮屯兵汉中，积极准备北伐之际，他苦心经营起来的另一条战线——新城孟达方面却出了问题。
自从孟达决定重回蜀汉怀抱后，就一直做着起事的准备工作。诸葛亮原来的布置是：让孟达举事与自己出兵同时进行，借孟达的力量配合自己北伐。诸葛亮知道，越是举事的日期临近，越需要小心谨慎。他写信嘱咐孟达，要小心从事，尤其要警惕屯驻宛城负责南部事务的司马懿。不料孟达却满不在乎，他给诸葛亮回信说：“宛城离洛阳八百里，离我新城一千二百里。司马懿知道我举事，首先要请示魏帝，等他得到批示再发兵到我这里，起码要用一个月。一个月内，我城已固。况且，我所在深险，司马懿不可能亲自前来。若是别的将领来，我一点也不害怕。”就在诸葛亮屯兵汉中这年年底，孟达谋反之事败露。司马懿星夜兼程，仅用了八天便赶到新城，又用了十六天将新城攻克，诛杀了孟达。
对于孟达之败，诸葛亮没有采取积极挽救措施。史书上说是因为诸葛亮知道孟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助也”。细想起来，诸葛亮不救孟达的原因恐怕还不止于此。
诸葛亮从汉中北伐，当然需要东线的配合，但东线配合的重点是孙吴而不是新城孟达。因为此时，蜀汉早已放弃了从荆州出兵的打算，在经过修改后的战略计划中，新城一线的战略地位一下子变得无足轻重了。只要孙吴在东线加以配合，新城孟达的意义只不过是对魏军的钳制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事实上，自从诸葛亮准备北伐以来，孙吴在东线就采取了配合的态度。曹魏黄初七年（226）八月，孙权率兵攻打曹魏江夏郡（治今湖北云梦西南），守江夏郡的是曹魏大将文聘。当时大雨滂沱，城栅崩坏，百姓散在田野，来不及修补。在这种情况下，文聘决定用潜默之计疑惑孙权。他下令城中人全部藏匿起来，使孙权看不到城中有人，自己则卧舍中不起。孙权果然疑惑，对其部下说：“北方人都说文聘是忠臣，所以把江夏郡交给他镇守。如今我来而他不动，这不是他有密谋，就是有外兵相救。”便止兵不前。恰在此时，曹魏派出慰劳边境的治书侍御史荀禹来到江夏，他调发了所经县的兵力和随从自己的步骑乘山举火，孙权见了，害怕中计，急忙退走。与此同时，孙权还派诸葛谨、张霸等人进攻襄阳、寻阳等地，魏明帝急派司马懿、曹真等分别率兵抵御。孙吴对曹魏发动的这些进攻，正是诸葛亮屯兵汉中的前一年。这些进攻虽未取得胜利，却表明了孙吴与诸葛亮东西配合的态度。诸葛亮认为，有了孙吴的配合，自己就要集中全力北进关陇，不能再分出兵力去东援新城。这也是诸葛亮不救孟达的一个原因。
诸葛亮不救孟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不暴露自己的战略意图。自从建安二十三年（218）蜀汉与曹魏在汉中发生激战以后，十多年来，蜀汉一直没有和曹魏发生过军事冲突，特别是刘备去世后，蜀汉闭关息民，寂然无声。诸葛亮屯兵汉中，也没引起曹魏在西线部署的变动，说明曹魏并不了解诸葛亮屯兵汉中的战略意图。这正有利于诸葛亮出其不意对曹魏发动攻击。不救孟达，示魏军以弱，装出一副闭关自守的样子，这更有利于北伐的出奇制胜。
对待盟友见死不救，这从人情上讲是残酷的，但从军事角度看又是正常的。《晋书·宣帝纪》记载：
初，蜀将孟达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指司马懿）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乃以达领新城太守，封侯，假节。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复，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帝恐达速发，以书喻之曰：“将军昔弃刘备，托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埸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为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达得书大喜，犹与不决。帝乃潜军进讨。
这个记载，说诸葛亮为了促使孟达举兵，竟派人故意将孟达欲反的消息泄露给司马懿，这显然是曲解了诸葛亮。
为了北伐大计，诸葛亮对新城的被围、被攻破，对孟达的被杀，始终保持着沉默。曹魏万万没有料到，这沉默正酝酿着一场突然的爆发。
建兴六年春，诸葛亮决定从汉中出兵北伐。
临出兵之前，诸葛亮同众将商议作战方针，询问大家从哪条路北上合适。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魏延语出惊人，他说：“我听说镇守长安的魏将夏侯楙，是个胆小而无谋略的家伙。只是凭着他曹氏女婿的身份和与曹丕的特殊关系而出镇方面。我请求率五千精兵，再加五千背粮兵众，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入子午道直出北上，不过十天可达长安。夏侯楙听说我突然到来，一定会弃城逃走。夏侯楙丢下的横门邸阁粮仓和散民之粮谷，足以供给军食。曹魏东方援军集结需要二十多天，而在此期间，丞相您从斜谷进军，一定可以到达长安。如此，则一举可以平定咸阳以西。”
魏延这个计划很有气魄，众人听了议论纷纷，诸葛亮也感到震动很大。按照魏延的计划，蜀军便可一举夺得关中，这正是诸葛亮北伐首先所要追求的目标。但是，诸葛亮并没有马上同意这个计划，他要进一步考虑一下这个计划还有什么不完善之处。因为在军事上的一个细小疏忽，有可能使得全盘皆输，他要对魏延计划的每个环节进行深入考虑。
生活中常有这种情形，一些猛一看是美好的事物，当你仔细琢磨时却会发现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魏延提出的计划就是如此。
诸葛亮越琢磨，越觉得这个震撼人心的计划难以实现。这个计划如能最后实现固然是美妙的，但美妙的东西不会是白自得到的，要想得到它，必须满足下列五个条件：
第一，魏延率军从褒中出发，循秦岭东行进入子午谷，循子午谷到长安，完成这个行程必须用十天的工夫。
第二，曹魏长安守将夏侯桥得知魏延军突然到来时一定弃城逃跑。
第三，夏侯桥逃跑时，还得留下大批的粮草辎重。
第四，魏军的关东援军要在二十天后才到达长安。
第五，诸葛亮大军从斜谷出发，必须在二十天之内到达长安。
这五个条件中，每个条件都有不能实现的可能。
魏延能保证在十天之内穿过子午谷而到达长安城下吗？诸葛亮感到怀疑。六百多里的子午谷道，两边高山对峙，中间水流湍急，全靠架在山崖上的栈道通行。遇到栈道坏处，要把它修复，如果栈道坏处多，修复的时间就会长，就会延误到达长安的时间，如果不能在十天内到达，那么，魏军很可能会提前得到情报而有所准备，使蜀军失去奇袭的效果。诸葛亮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两年以后，曹真伐蜀就是走子午道，“会大霖雨三十余日，或栈道断绝”，“曹真发已逾月而行才半谷，治道功夫，战士悉作”。曹真一个月才走完子午谷的一半。可见十天内走出子午谷是相当不容易的。
魏军守将夏侯楙固然怯而无谋，但他会不会怯懦到“闻延奄至，必弃城逃走”的地步呢？万一他不是弃城而逃，而是据城固守怎么办？退一步说，即使夏侯楙真的望风而逃，还有曹魏雍州（治今陕西西安西北）刺史郭淮呢！一想到郭淮，诸葛亮不禁想起一段往事：那是蜀汉与曹魏争夺汉中的时候。当时蜀军斩杀曹魏征西将军夏侯渊，曹魏军中大乱。当时郭淮正任夏侯渊军司马，他见主帅已亡，便挺身而出，收集魏军散卒，推荡寇将军张邰为军主，很快把军心安定下来。第二天，蜀魏两军夹汉水对峙，蜀军欲渡汉水进攻，曹军诸将都认为敌众我寡，蜀军又有刚打胜仗的优势，因此主张依汉水为阵以拒之。郭淮却说：“不然。这样做是示敌以弱，不足以挫败敌人。不如远离汉水设阵，引蜀军过河，待其渡到一半时对其发起进攻，就可以把敌军击破。”蜀军果然心生怀疑，未敢渡河。如今，这个有胆有略的郭淮已成为曹魏的雍州刺史，和夏侯楙一道镇守长安，他和夏侯楙一起逃走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再退一步说，即使魏延占领了长安，怎能保证夏侯楙逃走时不烧掉粮食辎重，给魏延留下一座空城呢？万一夏侯楙将横门邸阁的粮食付之一炬，魏延军饿着肚子怎能守城？再说，曹魏关东援军要二十多天才能赶到的估计靠得住吗？军事斗争常常是千变万化。远的不说，就说司马懿袭击孟达吧，孟达估计司马懿要一个月才能赶到新城，结果司马懿只用了八天就赶到了。魏军从关东赶往关中，一路上一马平川，没有什么天然障碍。而自己率军从斜谷出发至长安，要行数百里栈道，怎能保证在曹魏关东援兵之前赶到长安呢？万一落在曹魏援军后面，魏延军被曹兵吃掉不说，自己的北伐大军将会屯兵于坚城之下，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诸葛亮不敢再想下去了。他觉得魏延的计划是个“悬危”的计划，无论哪个环节出了毛病，都会带来严重后果。自从荆州军覆没，夷陵战败以来，诸葛亮苦心经营五六年，才有了今天的十万北伐大军，这是北进关陇的最后本钱，不能再用它孤注一掷，不能再冒风险了。
诸葛亮否定了魏延的计划，他认为：“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诸葛亮所说的“坦道”，就是出阳平关，入魏境沮县（治今陕西略阳东）、下辨（治今甘肃成县西北）到达陇右的祁山这条路。这条路经陇南山地，走过一段高山深谷之后，到达沮县就开始趋于平缓，从沮县到祁县一段，还可借汉水以通漕运。诸葛亮上表说：“祁山县去沮五百里，有民万户，瞩其丘墟，信为殷矣。”说的就是这条水路。
此次兵出祁山，诸葛亮作了周密的安排，兵分两路，一偏一正。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所领军队为偏师，这支军队不出阳平关，而是直接由汉中北上进入箕谷（秦岭山谷名，在今陕西褒城西北），扬言从斜谷进攻郦县（治今陕西眉县东）。曹魏方面闻此，急令大将军曹真都督关右，驻扎在郿县，专门对付赵云军。
当关中曹军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赵云军身上时，诸葛亮率领的蜀军主力却突然出现在陇右。这支“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的军队一出祁山，立刻引起陇右曹军的恐慌。当时，天水太守马遵正带着姜维、梁绪、尹赏、梁虔等随从在郡中巡视。他听说蜀汉大军到来，急忙要撤到上邦（治今甘肃天水）。当时天水郡治在上邦西北的冀县，马遵不回冀县而欲入上邦，充分暴露了这位太守的胆怯。原来，上邦在冀县东南，又濒临渭水，一旦有变，可以顺着渭水迅速向长安方向逃跑。而冀县在上邦西北，远离渭水，很容易被蜀军隔在陇右而无法东逃。看来，马遵只是作着东逃的准备，而根本无心恋战。姜维对马遵说：“府君不应当往上邦，而应当回冀县，以部署抵抗蜀军。”不料，姜维的劝告竞引起了马遵的疑心，他怀疑姜维已和蜀军串通一气，让自己回冀县，好让自己成为蜀军的瓮中之鳖。所以，他乘姜维等人熟睡之机，深夜逃往上邦。姜维一觉醒来，发现马遵已丢下自己而去，知道他撤往上邦，便急起直追。当他追到上邦城下时，只见城门紧闭，马遵一口咬定姜维居心叵测，不许他入城。姜维无奈，只好撤回冀县，而冀县吏民早已决定响应诸葛亮，他们见姜维到来，便推举他面见诸葛亮，诸葛亮首战告捷，不但占领了天水，而且得到了姜维。
继天水郡之后，南安郡、安定郡也叛离曹魏，响应诸葛亮。如果再占领西部的陇西郡，整个陇西地区就基本上控制在蜀汉手中，果真如此，蜀汉进一步占领关中地区，也并非可望而不可及的事。
诸葛亮占领陇右三郡，关中大震，曹魏朝廷震惊。朝中众臣都束手无策，未知计从何出。魏明帝故作镇静，对群臣说：“诸葛亮一向据险自守，阻山为固，如今自己出来，正合兵书致人之术；且诸葛亮贪图陇右三郡，知进而不知退，今因此时，破亮必也。”即令右将军张邰率领步骑兵五万，前往陇右进击蜀军。别看魏明帝说得如此轻松，实际上他也知道此战关系陇右的存亡，所以他亲自赶往长安督战。
张邰率部沿关陇通道迅速西进，过汧县（治今陕西陇县）进入汧陇古道，沿此路登上陇山，意欲从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要地进入陇右，挫败蜀军占据陇右的企图。
在张合率领的曹军进入陇右前，诸葛亮率领的蜀军占有以众击寡，以强击弱的绝对优势。陇右五郡，三郡叛归蜀汉，只有陇西（治今甘肃陇西附近）、广魏（治今甘肃天水东）二郡不服。陇西太守游楚为人慷慨，在郡以恩德为治，不好刑杀，极得郡内民心。面对蜀军强大的攻势，他知道若不激发起郡人的斗志，是很难把陇西守住的。于是，他又拿出了惯用的恩德手段。他把郡中吏民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本太守对诸位没有恩德。如今蜀兵进入陇右，诸郡吏民皆已应之，这也是你们获取富贵的时刻。我身为太守，为国家守郡献身义不容辞，你们可拿着我的人头去投降蜀军。”
游楚一番话，使在场的人感动得涕泪纵横，他们表示：“生死当与府君同，决无有二心。”游楚见此情形，又对众人说：“既然大家不愿用我的人头前去请功，那我就再给大家出个主意。如今东边二郡已降蜀汉，蜀汉大军不久就会到来。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坚守。如果朝廷援军到来，蜀军必然退走，到那时候，诸位都是为国守义的功臣，可以获得国家的爵宠。如果援军不到，蜀军攻打日急，你们再取我性命投降，也未为晚。”
游楚这一番话，自然是为了激励众人与他一同守城，但也反映出若援军不能及时赶到，陇西郡断不能长久坚持的事实。不久，蜀军果然前来攻城，游楚遣长史马颙出城设阵，他自己则登上城楼对蜀军主将说：“卿能截断陇道，使东部援军无法人陇，一月之中，则陇西吏人不攻自服；如若不能，愿自疲弊耳。”游楚这番话倒也说得不虚。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诸葛亮即使听不到游楚这番话，也对这种形态洞若观火。这形势就是：只要切断关陇通道，把目前的优势保持一个月左右，就会占领全部陇右地方。
取得陇右的关键就在切断陇道，切断陇道的关键就在守住由关中人陇的咽喉要地街亭。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诸葛亮对街亭的重要战略地位判断很准确，但在选拔镇守街亭的将领上却没有看准。
在选拔镇守街亭的主将时，众人一致认为魏延、吴壹等人富有战斗经验，应该把这个重任交给他们。而诸葛亮这次却十分固执，违众人之意选拔了马谡。
公正地说，马谡并不是个平庸之辈。马谡是襄阳宜城（治今湖北宜城东南）人，是马良的弟弟。马良字季常，马谡字幼常，兄弟五人的字皆有一个常字，马氏五常，在当地就很有名气。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在军事理论方面很有一套。当年诸葛亮南征，马谡提出的“用兵之道，攻心为上”的建议，深受诸葛亮的赏识。诸葛亮和他一起谈论，常常都是自昼达夜。但是，镇守街亭，马谡并不是个合适的人选。因为这是战争，是军事实践。战场形势千变万化，单凭军事理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两军对阵中，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指挥员才能把军事理论运用得游刃有余。而马谡所缺乏的，正是这种实战经验。
用人得当，常人可有超常的发挥；用人不当，人才也可变成蠢才。马谡在镇守街亭战役中，就由一个人才变成了蠢才。马谡在街亭违背诸葛亮的节度，造成街亭失守，在前面《孜孜求治》一节中已有叙述，这里再就军事方面加以分析。
街亭是扼守关中通向陇右的咽喉要地，马谡的任务就是守住街亭，把曹魏关中援兵阻止在街亭之外。大凡在交通要道，古人总要修筑坚固的工事以把守之，街亭也是这样。在街亭附近，有一座城池，名叫列柳城，是把守街亭要道的大型人造工事。马谡让副将高详进驻列柳城，自己却带主力登上了街亭附近的南山。马谡这样布置，是想造成犄角之势，若敌人攻城则南山出击，攻山则城内出击，而且从山上出击敌人，还有居高临下高屋建瓴之势。
马谡这样做，实际上是犯了一个大错误。他根本没闹清自己的战略位置，是处于守势，还是处于攻势？是要阻击敌人，还是要伏击敌人？
如果是要攻击敌人，要打伏击战，居高临下，高屋建瓴无疑是先占了地利的优势。但马谡的任务是据险扼守，阻击敌人，则应该据城坚守，怎能弃城上山呢？就是要造成互相援助的犄角之势，也应以守城为本，自己率主力据城，而让高详上山，不能本末倒置。孙子曾说：“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就是说，处于守势者，一定要依托坚固的工事或天然屏障，让进攻的敌人无从下手。很显然，据城坚守才符合守而必固的原则。对于马谡的错误部署，副将王平有所察觉，他认为弃城不守、舍水上山的做法不妥，对马谡进行劝谏。但马谡根本看不起这个“手不能书，其所识不过十字”的副将，认为他打仗还行，军事谋略则不甚了了。他没有听从王平的劝谏，依旧我行我素。
马谡用进攻的办法处理守势，就做不到“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而是留下许多让敌人易于攻击的漏洞。张合大军杀来，一下子兵分两路，把列柳城和南山分割包围，本来互为犄角的马谡与高详，此时彼此自顾不暇。接着张邰断了马谡山上汲水的道路，马谡的军心一下子就乱了。围攻列柳城的是曹魏名将郭淮，高详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很快列柳城就被攻下。接着曹军二处合一，对马谡发动了进攻。马谡军大败，兵众星散，马谡也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在这关键时刻，倒是王平气概不凡，他率领部下千人，“鸣鼓自持，魏将张邰疑其伏兵，不往逼也”。于是王平从容地收合各营逃散的兵将，带着队伍撤回。
街亭的失守，后果相当严重。曹魏的关中援军通过街亭开到了陇右。本来占有优势的蜀军，现在西有陇西郡未降，东有曹魏援军，处于东西夹击之中。为了保存力量，等待再次北进的时机，诸葛亮只得迁拔西县（治今甘肃礼县东北）千余户人家，撤回汉中。
在东线，赵云、邓芝所率偏师也与曹真军发生战斗，但由于己弱敌强，在箕谷失利，然而富有战斗经验的赵云没有使兵力分散，而是“敛众固守”。所以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撤兵的时候，赵云让邓芝带人先撤，自己亲自断后，一边后退，一边将走过的栈道烧毁。曹军追击无路，只好撤回。赵云全军而返，军资略无所弃，兵将亦无相失。
至此，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结束。
回到汉中以后，诸葛亮对所有参加北伐的将士进行了奖惩：
马谡、张休、李盛三人因违反节调、丢失街亭，致使北伐失利，被处以斩刑。
将军黄袭也负有一定责任，被解除兵权。
诸葛亮自己因“授任无方”，“明不知人”而“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王平因指挥有方，全军有功，“特见崇显，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
赵云因箕谷失利，被降职为镇军将军。但赵云所部在箕谷退军时，将士服从指挥，退军有序，兵将不失，被诸葛亮特别给予赏赐。
应该说，诸葛亮的上述处理，赏罚严明，是很得体的。但这并不能完全消除首战失利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该不该杀马谡等人，在蜀汉政权内引起分歧。据史书记载，马谡死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涕”。当然，并不是所有流泪者都觉得马谡不该杀，有的是被马谡临终态度所感动，有的是为马谡之死感到痛惜。诸葛亮也哭了，然而他并非认为马谡不该杀，这说明所有垂涕者的心态是复杂的。但也确实有认为马谡不该杀的。蒋琬后来到汉中，对诸葛亮说：“春秋时，楚成王杀死大将得臣，他的敌人晋文公听说后就非常高兴。天下未定而戮计智之士，岂不惜乎！”不但当时有人想不通，一百多年之后，晋人习凿齿在评论这件事时也是对诸葛亮持批评态度。他说：
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
习凿齿对诸葛亮是很佩服的，所以他对诸葛亮的批评不是要贬低他。习凿齿和蒋琬一样，都认为蜀国是弱小之国，在与强魏对抗之际，不该杀戮人才。
诸葛亮杀马谡也有他的道理。当蒋琬认为马谡不该杀时，诸葛亮流着泪对蒋琬说：“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诸葛亮杀掉马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清人何焯所说的：
魏延、吴壹辈皆蜀之宿将，亮不用为先锋而违众用谡，其心已不乐矣。今谡败而不诛，则此辈必益哓哓，而后来者将有以借口，岂不惜一人而乱大事乎！
诸葛亮杀掉马谡，固然能使心中不平者心理平衡，但对那些不赞成杀马谡的人将怎么办呢？他对蒋琬的解释能不能使蒋琬心服尚且不论，即使他说服了蒋琬，能将所有不赞成者一一说服吗？
不杀马谡则一些人心中不平，诛杀马谡则一些人心中不解，总之要想两全是很难的。
第二，首次北伐失利，使蜀汉统治集团中产生一种对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这种情绪又对后主刘禅产生影响，使他产生厌恶对魏作战，不求进取，但求苟安的情绪。这使得诸葛亮在第二次北伐之前，不得不拿出很大的精力，批驳这种消极情绪，劝说后主振奋精神。这点在下一节还要详述。
第三，首次北伐失利，使蜀汉今后的北伐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第一次北伐，是蜀汉旗开得胜的最好时机。春秋时曹刿曾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蜀军南征得胜，士气正旺，而曹魏方面对蜀汉的出击毫无准备。曹魏方面的史籍记载：“始，国家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猝闻亮出，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时就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本该取得预期的效果，不料却希望落空，反而给曹魏敲响了警钟。《三国志·魏书·曹真传》记载：“真以亮惩于祁山，后必从陈仓，乃使将军郝昭、王生守陈仓，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围陈仓，已而有备不能克。”这说明曹魏对蜀的进攻已开始戒备。魏国本来强大，再加上有所戒备，更增加了蜀汉取胜的难度。
第一次北伐失败了。诸葛亮退回了汉中。
同样是退，有着正常退却和胆怯退缩的区别。退缩意味着畏惧，而退却则含有再次出击的内容。退缩不是诸葛亮的性格，这次后退是为了在有利的时机再进。
三
魏明帝太和二年（228），也就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当年的八月，东线孙吴却在石亭（今安徽潜山东北）与曹魏的战斗中打了一场大胜仗。
吴魏之战发生在八月，但实际这场战斗在五月就开始酝酿了。
太和二年五月，镇守扬州（治今安徽寿春）的曹魏大司马曹休听到一个消息：孙吴的鄱阳太守周鲂打算投降曹魏。这消息使得曹休异常兴奋。作为抗吴前线的一个将领，周鲂的投降可以使他得到获取孙吴土地和人口的机会，可以立下令人称羡的战功。
曹休需要立功，身为辅政大臣，自从被明帝派到淮南前后，至今寸功未立。曹休急于立功，还有一个不便说出口的原因。他一贯看不起曹真，他常想：曹真算什么！他根本不是我们曹家的正宗！只不过是太祖收养了他，文帝与他关系很好，所以才有比自己高的地位。然而，正是这个曹真，前不久在关中打败了前来进攻的蜀汉军队，为朝廷立了大功。自己若不立功，怎能显得比曹真高明，又有什么资本看不起人家！
然而，曹休毕竟不是容易受骗的白痴，单凭别人一说，他是不会轻易相信的。不久，周鲂投降曹魏的消息就变成了事实。周鲂的亲信董岑、邵南来到曹休帐下投降，并带来了周鲂的亲笔信，信中说：“周鲂久闻大司马英名，有幸成为您辖区内的一员。现终有机会得遂平生之愿，不胜翘首企盼，万里托命。谨遣亲信董岑、邵南等托叛奉笺。变故由来，当别纸奏明。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远民之趣，永令归命者有所戴赖。”接着，曹休又接连收到了周鲂第二封、第三封、第四封、第五封、第六封、第七封密信，在这些密信中周鲂不仅表达了降魏的款诚，而且还报告了许多吴国的军情。周鲂建议曹休乘孙吴长江防线空虚之际，出兵经皖县南插江边，周鲂则在长江南岸的历口举兵响应，并请求曹休能给他将军、侯爵的印章各五十方，中郎将的印章一百方，校尉、都尉的印章各二百方，由他分赐给各位首领，可见周鲂军中许多军官也已经决定和周鲂一起投降了。
这些投降密信，不但态度诚恳，而且还把孙吴的军事部署，军队动向告诉了曹休，并制定了里应外合的计划。这就使曹休对周鲂的态度由怀疑到信疑参半，进而到完全相信。特别是当他听说孙权派人去谴责周鲂，周鲂把头发剪掉以谢其罪的消息时，对周鲂的投降诚意更加深信不疑了。
曹休万万没有料到，这一切都是孙吴方面刻意安排的。
吴主孙权对待部将尤其是守边部将是比较宽容的。尤其是将军翟丹叛吴降魏的事件发生后，孙权怕诸将畏罪逃亡，特下一道诏令说：“自今诸将有三条重罪时，才可议治其罪。”孙权对诸将如此宽容，对待像周鲂这样的重要将领怎会如此严苛呢？
这一切都是在做戏。从一开始，孙权并没想让周鲂出面演这场假戏，只想让周鲂给他秘密寻找一个在曹魏那边有一定知名度的山中旧族名帅扮演这场戏的主角。倒是周鲂认为：民帅位低人轻，不足以取得曹休信任。他主动要求出面骗取曹休。
曹休果然上当。他与周鲂约定了日期，便率领步骑十万，渡过淮河，进入皖县（治今安徽潜山）。但是，哪里看得见周鲂前来迎接的一兵一卒？曹休这才知道上了当。他本当迅速退兵，但一来急于立功，二来自恃兵马精多，曹休竟然决定即使没有周鲂内应也要与吴军开战。吴军方面巴不得曹休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陆逊亲自统军为中部，令朱桓为左翼，全琮为右翼，向曹休发起了进攻。周鲂也合军随陆逊横截曹军。曹军大败，向后退却，在石亭又受吴军重创。这一仗，曹军损失兵将一万多人，牛马骡驴车乘万辆，军资器械丧失略尽。
东线孙吴大胜曹军的消息传到蜀汉，使诸葛亮大为振奋。他敏锐地感到，再次北伐的机会来了。但是，诸葛亮这次发动北伐，却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
有人认为，蜀兵经历了北伐第一次失败，士兵们还未摆脱失败梦魇，此时出兵，断难取胜。
有人认为，蜀地四面险固，易守难攻，应利用这种地理优势，守险自保，等到力量强大了再兴兵伐魏也不迟。
更有甚者，有人不断向刘禅灌输战则必败的消极情绪。他们说，就连丞相这样的奇才都不能战胜曹军，看来北进是希望不大了。不如与曹魏相安无事，他做他的魏国皇帝，您做您的蜀汉天子。
尽管宫中有费祎、董允等人辅佐，但他们也无法阻住悲观情绪和不求进取的平庸之论对刘禅的影响，因为第一次北伐毕竟是在十分有利的情况下以失败告终的。刘禅甚至向诸葛亮发出这样的疑问：再次北伐，定能取胜否？
刘禅的这种态度，不由得使诸葛亮感慨万千，想当初，他在隆中草庐为刘备规划三分大势时，尽管还只是一个口头规划，竟得到了刘备的膺服首肯。几十年后，尽管这个规划的本身缺陷导致了蜀汉事业的挫折，但他仍对此规划的合理性深信不疑。如今，经过失败和挫折的磨砺，使这个规划日臻完善合理时，刘禅竟对北进关陇、建立关陇根据地的可能性怀疑起来了。
他不由得又想起刘备来，要是先主活着该多好！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支持修正过的新战略规划。一想到刘备，诸葛亮又想到他的临终重托，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为了这重托，为了刘备未竟的事业，诸葛亮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刘禅摆脱悲观情绪和无所作为思想的困扰，使他成为北伐曹魏、兴复汉室的有力支持者。
于是，诸葛亮又给刘禅上了一道表章，这就是着名的《后出师表》：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鸟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以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邰、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责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以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后而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诸葛亮表中列举的六个不解，披露了当时蜀汉政权内一部人悲观、消极的情绪及其对刘禅的影响，指出了北伐刻不容缓、势在必行的严峻形势。
对于诸葛亮的这个表文，一些人怀疑它不是诸葛亮的手笔，是后人以诸葛亮的名义写的。理由主要有两个：第一，《后出师表》与《前出师表》的情绪反差太大，前者低沉，后者高昂，前后判若两人。第二，据《三国志·赵云传》记载，赵云死于建兴七年（229），而《后出师表》作于建兴六年，里面就说赵云已卒，可见伪造诸葛亮表的人连赵云卒于何年都未搞清楚。
其实，这两条理由不能作为《后出师表》一定就是后人伪作的根据。诚然，前、后《出师表》所反映的情绪是不一样的。但如果我们考虑到第一次北伐的失利及其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这一事实，就会理解这种变化。在《后出师表》中，诸葛亮确实流露出对北伐前途的忧心，但这是出于对一些人的消极悲观、不思进取对北伐的消极影响的担忧。经过第一次出师不利，诸葛亮对敌人的强大、北伐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有了更进一步的体会，但他对北伐从未丧失信心，从未打算放弃。“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正表现了他对北伐的坚定性。
至于《后出师表》所说赵云之死时间与《三国志》所载不合，以此说明《后出师表》为后人伪作只是一种可能性。除这种可能性之外，尚有其他的可能性，如《三国志》记赵云卒年可能有误，后人在传抄《后出师表》时，可能把名字抄错，如表中李服即为王服之误。前面关于《后出师表》的真伪，我们已经注明，唐长孺先生所作肯定性的结论，甚有理据。
诸葛亮的《后出师表》在江东孙吴曾广为流传。诸葛亮的侄子诸葛恪任孙吴督中外诸军事时，曾多次北伐曹魏。诸大臣多次谏止，甚至有人固争。诸葛恪曾着论“谕众”，论中曾说：“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家叔父”指诸葛亮，“与贼争竞之计”的表章显然是指《后出师表》，因为《前出师表》主要是安排北伐以后的国事，《后出师表》才含“与贼争竞”的内容。
诸葛恪见过《后出师表》，孙吴史学家张俨所着《默记》和晋代史学家习凿齿所着《汉晋春秋》都收录此表，司马光所着《资治通鉴》对此表也全文照录，可见此表不虚。
《后出师表》以有力的事实批驳了悲观、消极的思想，以深沉的基调向蜀汉君臣敲响了警钟：不积极进取，只能坐以待毙，只能葬送蜀汉的前途，葬送先帝扫除汉贼、兴复汉室的大业。
经过一番动荡，蜀汉君臣的思想再一次统一到《后出师表》的基础上来。
就在第一次北伐失利当年的冬十二月，诸葛亮再一次统兵北伐曹魏。这次北伐，诸葛亮没有走祁山老路，而是经故道，出散关，直逼陈仓（今陕西宝鸡东）。诸葛亮选择这条路，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曹休在东部战线大败，张邰被调往东部支援，关中力量虚弱。而陈仓在关中西端，占据陈仓，东可进兵关中，西可进逼陇右，具有较大的灵活性。第二，当时正值十二月隆冬，如果出祁山，一来离关中较远，二来河道结冰，漕运不畅。
在军事上克敌制胜有两条重要原则：一是避实就虚，一是出其不意。诸葛亮此次进兵，战略方向指向虚弱的关中，符合乘虚而人的原则，但在具体的局部，却碰到了曹魏的实处。当时曹真认为，蜀国在祁山受挫，再进攻可能会从陈仓突破。所以，他派了将军郝昭、王生守陈仓。在诸葛亮军到来之前，郝、王二将已把陈仓城修筑得铜墙铁壁一般了。魏将郝昭，字伯道，山西太原人。史载他为人雄壮，从少年时便入曹军为部曲督，多次立有战功，被提为杂号将军，是个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战将。
诸葛亮此次所要进攻的，是坚城、宿将、有准备之敌，这更增加了取胜的难度。
为了避免攻坚所带来的伤亡，开始，诸葛亮试图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他一面把陈仓城围个风雨不透，给城内一个下马威；另一方面又派郝昭的老乡靳详在城外喊话，劝郝昭投降。
但劝降郝昭最终没有成功，和平手段取陈仓是没有希望了。诸葛亮一声令下，陈仓攻城战开始了！
蜀军士兵冒着石矢，把云梯立在城墙上，沿着云梯攀援；郝昭便命曹军用火箭射燃云梯，云梯起火，蜀军士兵不被摔死便被烧伤。
蜀军又开来冲车。冲车是一种攻城器具，它坚硬而且质量大，冲撞力强。它那强大的撞击力能把城墙撞开一个窟窿。郝昭便命士兵用粗绳子拴住石磨盘，瞄准冲车往下砸，把蜀军的冲车砸坏。
诸葛亮又命蜀军在城外搭起高高的木架，让弓箭手站在架子上向城内猛射。然后命令士兵背着土袋子，在城下堆成个土坡。郝昭则命曹兵在形成土坡的城墙段把墙加高，坡长墙亦长，蜀兵始终无法利用土坡登上城墙。
诸葛亮又命士兵挖地道，从城外挖到城里。郝昭就命士兵在城内横着挖一条深沟，使蜀兵的地道通入沟中。
曹真听到陈仓被围的消息，一面派费耀等人紧急救援，一面向魏明帝告急求援。魏明帝急忙把正在方城山（位于今河南叶县西南）的张邰调回，让他带兵西援。在河南城（今河南洛阳城西），魏明帝亲自为张邰置酒饯行，问他：“将军估计一下，等将军到时，诸葛亮是否已攻下陈仓？”张邰却认为，诸葛亮悬军深入，军粮必不充足，军粮不足，便不能久攻。他对魏明帝说：“我认为诸葛亮所带军粮超不过十天，我估计援军未到，诸葛亮已经撤兵回去了。”
张邰估计得很正确。陈仓攻击战，双方你攻我守，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持续了足有二十多天。蜀军的粮食已经用尽，而魏军援兵正朝陈仓方向开来。为了避免陷于被动，诸葛亮主动停止进攻，撤回了汉中。魏将王双以为诸葛亮败军而退，必失去战斗力，便带着骑兵前去追击，想乘机捞一把，但诸葛亮之军不是败军，更不是溃军。郝昭所以全城却敌者，“其才非优于攻者也，客主之势异耳”。现在王双舍去坚城，与蜀军处于同等条件下作战，哪里是诸葛亮的对手！诸葛亮知道王双追来，预先设伏，将其斩杀。
这次出兵，虽未实现预定的目标，但蜀军进退自如，始终掌握着主动，而曹军则疲于奔命，从东线被扯到西线。此外，蜀军在退却中有反击，斩杀了曹魏大将王双，显示了战斗力。第二年，当后主刘禅提起这件事时还说：“前年耀师，馘斩王双。”可见这次出兵对蜀汉君臣是起了鼓舞作用的。
建兴七年（229）春，诸葛亮又对陇右魏国边境上的武都（治今甘肃成县西）、阴平（治今甘肃文县西北）二郡发起进攻。
武都、阴平二郡突入蜀汉境内，与蜀汉成犬牙交错之势。武都郡的治所下辩，是蜀军出祁山进攻陇右的必经之路，而阴平又是入蜀阴平小路的起点。这两个地方，对于蜀汉北伐占据关陇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这次出兵，诸葛亮派的是将军陈式。曹魏雍州刺史郭淮听说陈式攻打武都、阴平二郡，亲自率兵救援，欲攻击陈式。诸葛亮则率军北上至建威（今甘肃西和北），阻止郭淮军南下。郭淮自料敌不过诸葛亮，引军撤退，而陈式也攻下了武都、阴平二郡。
蜀军攻占武都、阴平二郡，蜀汉君臣人心大振。后主刘禅下诏恢复诸葛亮丞相职务，诏书说：
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重违君意，听顺所守。前年耀师，馘斩王双，今岁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兴复二郡，威镇凶暴，功勋显然。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枭，君受大任，干国之重，而久自挹损，非所以光扬洪烈矣。今复君丞相，君其勿辞。
这个诏书的意义，决不是仅仅恢复诸葛亮的相位而已。它意味着对诸葛亮北伐功绩的认可，意味着对诸葛亮以进取求生存，以进取求发展策略的认可，意味着刘禅对北伐信心的恢复，意味着蜀汉君臣的思想在《后出师表》和陈式北伐胜利基础上的统一。
三次北伐有付出有收获。对诸葛亮来说，重要的收获有两个：第一，北伐事业得到了后主刘禅及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挣；第二，诸葛亮逐渐明确了北伐的主要路径。
在取得武都、阴平两地当年的冬天，诸葛亮又做了三件事：把府营迁于南山高原上，修筑汉城和乐城。南山即南郑县西南五十公里左右的米仓山西脉。南郑县城北对褒斜道南口，如果魏军从褒斜道南下，南郑就容易受到魏军的直接攻击。诸葛亮把丞相府大营迁往沔水以南的南山高原上，不仅远离褒斜道南口，免受魏军直接攻击，而且还有沔水作天然屏障。这种谨慎稳妥的意图人们可以理解。
汉城即沔阳（治今陕西勉县东），是出阳平关经武都、祁山人陇右的必经之路。营建汉城，以保出祁山攻陇右之路畅通，这也可以理解。
乐城在今陕西城固东，这个地方在南郑的东方，只对从东路进攻关中有意义，诸葛亮为什么要经营此城呢？原来，经过三次北伐实践，诸葛亮发现进攻关陇不能局限在一两个方向上，多几个进攻点，使魏军防不胜防，把他们的防线拉开，然后瞅准其薄弱之处进行猛攻，这样容易奏效。而从东面出褒斜谷进攻关中也是一个很好的战略进攻之点。然而，褒斜的南段褒谷之路极难行走，褒谷栈道早在张鲁时期就被严重毁坏，这时水流湍急，绝壁如削，极难修复。而从城固许家庙入北山，经小河口的小路可达江口，再由江口溯江崖河而上，经赤崖可入箕谷、斜谷而达郿县。这是诸葛亮修筑乐城的战略意图。
诸葛亮修筑乐城，还有一个战略考虑，由汉中通往关中的道路，在褒斜谷的东面还有子午谷、灙骆谷。而从这两条通道进入汉中，都要经过城固，诸葛亮在此修筑乐城，既可扼斜谷之守，又可作为东方之屏障。
诸葛亮在南山高原上建营，又分筑汉、乐二城，宛如一个人伸出双拳，左击右打，可攻可守。
诸葛亮修筑乐城，体现了他军事家未雨绸缪的预见性。
建兴八年（230）秋，曹魏兵分几路向汉中发动了进攻。大将张邰率军出子午谷，大将军曹真率军出斜谷，司马懿率主力由西城溯汉水而上，数道并进，会攻汉中。数路曹军汇合地点就是乐城。诸葛亮因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将优势兵力集中于乐城、赤坂（今陕西洋县东），又令李严率兵二万增援汉中，原江州防务交给其子李丰负责。魏军此次出兵非常不顺，出兵前内部意见不一，司空陈群反对出兵，他说：“太祖昔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鲁未下而食犹乏。今既无所因，且斜谷阻险，难以进退，转运必见抄截，多留兵守要，则损战士，不可不熟虑也。”魏明帝听了陈群的话，深以为是。而曹真出兵，要求坚决，魏明帝勉强答应。魏军出兵后，赶上大雨不断，栈道断绝，修路运粮，艰难无比，行军一个月，才走完谷道的一半。在臣下的要求下，魏明帝下诏班师。
魏军进攻汉中无功而返，而诸葛亮军却有所收获。原来，为了牵制魏军的进攻，诸葛亮一面进行积极防御，一面派大将魏延率军西人陇右。魏延联结羌人，与曹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大战于阳溪（今甘肃武山西南），大获全胜。
从建兴六年到建兴八年短短三年时间，诸葛亮指挥蜀军与曹魏军进行了四次大战，其中三次是为了占据关陇，一次是为配合抵御曹兵进攻而进行的外线作战。
三年的战争生活，诸葛亮经受了巨大的压力和挫折，尝尽了酸甜苦辣各种滋味。
三年来，诸葛亮的敌手不是斗中有和、和中有斗的明友，也不是以战为主的南中少数民族，而是必欲置对方于死地的强大对手。
敌人是强大的，而自己所在的蜀汉，只有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然而诸葛亮深知，正是由于自己弱小，才需要自强不息。
三年来，诸葛亮也曾因失败而苦闷。使他感到苦闷的不是失败本身，而是自己阵营内一些人面对失败的灰心、悲观、消极的情绪。然而诸葛亮明白，摆脱苦闷，用信心代替灰心，以乐观扫除悲观，使消极变为积极，也只有靠自强不息，以坚强的意志显示自己的力量。
三年来，诸葛亮以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屡次出兵，总结战争经验，研究战争规律，使蜀汉军走出战争低谷，把北伐推向高潮。
四
问魏蜀谁雌谁雄？一跨九州，一据蜀中。以弱攻强，败亦出兵，胜亦出兵。横亘秦岭入九重，栈道蜿蜒若游龙。自强不息，志在复兴，阻亦北征，通亦北征。
我们怀着对诸葛亮十分崇敬的心情，填写这首《双调·蟾宫曲》，目的是概括、歌颂他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诸葛亮北伐，生命不息，出兵不止，确实体现了古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然而，诸葛亮的北伐，本意决不是为了要表现这种精神，而是要完成北伐战略。
说到诸葛亮的北伐战略，还要从荆州丢失和夷陵战败谈起。
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的最初设计，蜀汉征伐曹魏是一路由汉中夺关中后出潼关，一路由荆襄北上，两路夹击以平定中原，实现统一。为了实现两路夹击曹魏的格局，蜀汉集团一直苦心经营于钳形双臂的建立。由于力量有限，钳形双臂只能一个一个地经营，而蜀汉政权是从荆州起家的，所以经营的重点一开始自然放在荆州。
实际上，这种钳形是不可能由蜀汉一家建立的。占据荆州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这在《隆中对的成功与失误》一节中我们已经说过。
那么占据关中有没有可能呢？让我们看看当时关中的形势。
赤壁之战后，曹操退回北方。建安十六年（211）春，开始着手解决关中问题。
马超、韩遂是关中最强大的武装力量。马超是马腾的儿子，马腾被曹操征召入朝后，马超统领其部众，与韩遂联合，势力更盛。曹操也想把马超征召入朝，但被马超拒绝。所以，曹操一直认为马超、韩遂等是他的西部之患。建安十六年三月，曹操以讨伐张鲁为借口，命司隶校尉钟繇进兵关中，又令大将夏侯渊出河东与钟繇会师。曹操的真实战略意图很快被关陇诸将看破，马超、韩遂、侯选、程银、杨秋、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等十部十万人一起反叛，屯据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曹魏安西将军曹仁督军拒之，曹操因一时不能赶到关中前线，便告诫诸将说：“关西兵精悍，要坚守壁垒，勿与之战。”直到七月份，曹操才率大军赶到，与马超夹潼关对峙。
九曲黄河从内蒙古高原自北向南奔腾而下，成为山西、陕西的天然分界。当它流到陕西风陵渡时又拐了一个弯，向东流去。潼关就位于黄河拐弯处，它的北面是黄河、渭水，南面是山，是当时关中与中原连通的要冲。同年八月，曹操至潼关，作出一副全力攻关的姿态，将马超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自己身上，与此同时，却派大将徐晃、朱灵二人率军沿黄河北上，在蒲坂渡口（今山西永济西）乘夜色渡过黄河，据河西为营。
当徐晃等人在河西扎下营后，曹操突然放弃潼关，渡河北上。在渡河时，曹操令兵士先渡，自己率虎士百余人断后。马超率步骑突至，矢如雨下，曹操“犹坐胡床不起”。张邰等人见形势紧急，共扶曹操入船。船工被流矢射死，大将许褚左手举着马鞍遮蔽曹操，右手操桨划船。校尉丁斐将牛马放出，引诱马超军抢夺，以此转移敌人的攻击目标，曹操这才渡过黄河。
曹操北渡黄河后，又沿着徐晃等人的路线北上，在蒲坂渡黄河至河西，又从河西南下，绕到了潼关北侧。马超屯驻渭口（渭水人黄河处，今陕西潼关东北港口镇），防止曹操渡过渭水。曹操便多设伏兵，偷偷地用船载兵入渭水，架起浮桥，在渭水南岸结营。马超乘夜偷袭，却中了曹操的埋伏。
曹兵渡过渭水，绕过了潼关天险。马超见此情形，要求让出河西之地以请和，被曹操拒绝。九月，曹操进军，马超再次请和。谋士贾诩认为可以假意答应其请求，并向曹操献了一条离间马超、韩遂关系的计策。韩遂请求与曹操相见。曹操与韩遂的父亲同一年被举为孝廉，又与韩遂是同辈人，所以二人并马谈了很长时间。只见曹操忽儿点头，忽而拍手，忽而沉吟不语，忽而开怀大笑。远处的马超只见这些动作，而听不见谈话的内容。但他肯定，他们谈话的内容很多，很丰富。
这正是曹操所要达到的目的。
曹操和韩遂根本没谈什么实质问题，只不过聊些京都往事。但马超却被曹操的表现所蒙蔽，产生了错觉。韩遂回来，马超便问：“曹操都说了些什么？”韩遂说：“没说什么重要的事。”可马超却不信。他觉得韩遂有什么事瞒着他，对他产生了猜疑。
几天以后，曹操又派人送给韩遂一封信。信中涂涂抹抹，删删改改。马超见了这封信，觉得是韩遂为了瞒他而删改的，对韩遂更加怀疑和不满了。
曹操离间马超、韩遂成功，便向他们发起了攻击。他先以轻兵诱之，战一段时间后，又纵虎骑夹击。一来马、韩离心，二来曹操战术高明，马超军很快被打败，成宜、李堪等人被杀，马超、韩遂败走凉州。
关中雍州地区平定后，当年十月，曹操又自长安北征杨秋，杨秋投降。曹操还没来得及占领陇右，甚至还没来得及巩固平定长安地区的成果，后方却出了问题。冀州河间郡民田银、苏伯起兵造反，虽然规模不大，但由于是发生在曹魏心腹之地，引起曹操的格外重视。曹操决定引军东还，杨阜对曹操说：“超（即马超）有信（即韩信）、布（即英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军还，不严为之备，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曹操虽然口头上答应，但实际上却来不及布置，便匆匆赶回关东。
果然如杨阜所料，曹操大军撤走后，马超又聚集西北少数民族部众袭击陇上诸郡县，陇上诸郡县皆响应马超。只有冀城拥奉凉州刺史及汉阳郡守，据城不降。从建安十八年（213）正月至八月，长达八、个月不见救兵。凉州刺史韦康与马超媾和，开城迎降。马超入城后，即背约杀韦康及汉阳太守。当年九月，韦康的故吏杨阜、姜叙、梁宽、赵衢等人又合谋袭击马超，马超战败，投奔张鲁。韩遂势力，直到建安十九年春，才被夏侯渊击败。
以上事实说明，在建安十八九年时，曹操还没有把关陇地区完全占领，更没有最后巩固下来。在此期间，刘备、诸葛亮一边忙着经营荆州，一边忙着进占益州。建安十九年，刘备、诸葛亮拿下益州，同时马超也前来投降。马超一来，立即受到刘备、诸葛亮的重视。其用意很明显，就是利用马超的影响和力量占据关陇地区，所以刘备攻破成都，即以马超为平西将军，即位后又以马超为凉州刺史。
本来，刘备集团占据益州后，应该趁曹操在关陇立足未稳时，立即以马超为先锋，占领汉中，出兵关陇，如果真是这样，占领关陇地区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很可惜，刘备占领益州后，把大部分时间和兵力放在与孙吴争夺荆州上，以致错过了争夺关陇的有利时机。
荆州不可得而全力去争，关陇可能得而又错过了时机，这就必然使诸葛亮的钳形计划最后破灭。荆州丢失，特别是夷陵战败以后，钳形攻势计划彻底失败，诸葛亮经过深刻的战略反思，对“隆中对”战略规划进行了修正调整，确定了放弃荆州，进军关陇的方针。
这个方针，包含着对以前战略失误的弥补；这个方针，决定了蜀汉政权今后的生存与发展。
诸葛亮的历次北伐，都是在这个方针指导下进行的，都是为实现这个战略方针所进行的重要实践，所以诸葛亮的北伐对蜀汉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北伐的战略意义有三条。
第一，诸葛亮的北伐成功与否，关系到蜀汉的国力能否进一步壮大。
毫无疑问，与曹魏国力相比，蜀汉是很弱的。从地域看，曹魏占有青州、冀州、兖州、豫州、幽州、雍州、凉州、司州、并州，而且还分占了荆州、扬州各一部分，而蜀汉仅据有益州一地。从人口上看，《通典·食货·历代盛衰户口》这样记载：
三国鼎立，战争不息，及平蜀，得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两千，吏四万。通计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平蜀所得，当时魏氏唯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这个记载的准确性，后人有所怀疑。但用它作为魏、蜀人口比较的参照，无疑是可信的。蜀汉人口九十四万，曹魏人口四百四十三万，魏国人口约为蜀汉人口的五倍，力量的悬殊一目了然。地广则物博，人多则兵多。以此两点将魏蜀两国对照，其强弱之分不言而喻。
诸葛亮对这种形势是十分清楚的，正因为如此，他想尽一切办法使蜀汉自强，以缩小这种强弱对比的悬殊。寻求自强之路不外有两条：一是挖掘自身潜力；一是开疆扩土，向外发展。
整顿吏治，发现任用人才，发展经济，稳定南中，提高军队素质，这些是诸葛亮挖掘自身潜力的努力。
进占关陇，则是诸葛亮对外开拓以求自强的努力。
诸葛亮从建兴六年（228）到建兴十二年七年之间，五次进攻曹魏，一次防御性作战。除第二次战场在陈仓，第六次战场在渭水之滨五丈原外，其余都是在陇右地区。即使是第二次和第六次，其直接进攻的目标也不是长安，而是为了切断关中与陇右的联系，并寻求魏军主力决战，或予以歼灭，或使其受挫，以便孤立陇右，待机夺取之。诸葛亮深知，若孤军进攻长安，即使得手，但陇右有魏军据守，雍州北部也为敌军势力，而汉中与长安一线交通险阻，支援不便，此为危途。因此，诸葛亮进军关陇的计划中，首先进攻的目标就是陇右。
占领陇右对于蜀国增强国力确实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陇右自古以来就是个出勇将强兵的地方。
《汉书·地理志》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陇右之地，地近匈奴，边塞战争频繁，故那里的人民崇尚武功，骁勇骠悍，此种风俗，历经数百年，至隋唐仍是如此。唐人魏征所撰《隋书·地理志》在谈到陇右地区风俗时说：“地接边荒，多尚武节。”
西汉时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这里的山东、山西不是今天的地理概念，而是指崤山（在今陕县与渑池县交界处）以东和崤山以西。“出将”的山西，即指关陇，而在关陇地区的陇右，从汉至三国以来，确实出了不少名将，如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有飞将军李广、赵充国等人。李广是陇西成纪（治今甘肃静宁西南）人，赵充国是陇西上邦（治今甘肃天水）人，均属于陇右地区。三国时，曹魏方面的庞德，蜀汉方面的马超、姜维都是陇右人，也都是当时有名的战将。
陇右地区兵强将勇，民风强悍，这对于需要转弱为强的蜀汉政权具有重要意义。刘备人蜀，即得马超，但由于重点放在荆州，没能使马超在陇右发挥作用，当蜀汉需要马超发挥作用时，马超又不幸去世。诸葛亮首出祁山，得陇右人姜维，这对于进占陇右，以陇右之兵壮大蜀汉军事力量无疑是如虎添翼。
陇右不但有强兵勇将之源，还是战马的产地。史书记载，汉代凉州“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后来的北魏统一北方后所建立的河西牧场，主要包括陇右地区。河西牧场畜牧业兴旺时，有马二百余万匹，骆驼一百余万匹，牛羊则无数。北魏中军数十万骑兵用马，主要就是靠陇右地区供给的。至隋唐时，史书记载陇右的地理风俗仍说：“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从西汉至隋唐，陇右地区一直以畜牧业发达着称。这对诸葛亮所在的蜀汉来说，其意义不亚于兵源。诸葛亮北伐，主要是与曹兵展开陆战，以后出关东进，更是在平原陆地作战。为此，蜀汉不仅需要强大的步兵，而且还需要强大的骑兵。
陇右还是一个大产粮区。从西汉时起，朝廷就在这里移民实边，广开屯田。陇右之俗，“勤于稼穑”，说明这个地区有比较发达的农业。三国时，曹魏大将夏侯渊讨平陇右，还击武都郡，收氐人之谷十余万斛。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失利后，担心刘备占领汉中后取武都，利用那里的少数民族力量进逼关中，问张既有何良策。张既献计说：“可劝武都氐人，让他们北上就谷以避贼，对先北上者厚加宠赏，则先者知利，后必慕之。”结果，曹操撤出汉中后，将武都氐人五万余落迁到扶风、天水地区。曹操将他们迁到天水、扶风，对他们加以利诱的内容之一就是北上就谷，可见天水、扶风地区比武都产粮要多。这种记载是可信的。因为曹操控制了关陇地区之后，在陇右地区采取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为了安定陇右民心，曹操曾让军中陇右籍的将吏放假回家，让他们“治屋宅，作水碓”。水碓就是利用水利进行粮食加工的器械，可见陇右产粮丰富。魏明帝时，徐邈任凉州刺史，“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
除了军事上、经济上的意义以外，陇右对于进攻关中还有地理上的优势。从汉中直攻关中，要走幽谷栈道，军粮转运十分困难，而从陇右进攻关中，水路有渭水顺流而下，陆路有关陇古道直达关中，没有什么天然屏障。
强兵悍将，战马利兵，粮食充盈，这些都是国家实力的标志。因此，占有陇右，将使蜀国在上述三方面的实力大增，而且又具有东进的地理优势，将会建立起对曹魏产生极大威慑力的攻击态势。
第二，诸葛亮的北伐成功与否，关系到能不能实现北进中原，兴复汉室的目标。
诸葛亮北伐的直接目标，首先不是要北进中原，兴复汉室。虽然他说要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我们知道，这是蜀汉的最终目标，在当时，它不过是借以号召天下的口号和旗帜。诸葛亮北伐的直接战略意图，是占据陇右，再图关中，为将来北定中原打好基础。而且曹魏会从长安、陇右两个军事据点对付汉中北上的蜀汉军，只有先夺取陇右，切断魏军右臂，巩固汉中至陇右一线，再东进向长安推进，方无后顾之忧。
占领关中是夺取天下的第一步。历史老人不断地、反复地讲述着这个故事。
诸葛亮以前，周朝的先祖古公带领部落离开豳（今陕西旬邑西南）而至岐山（今陕西岐山东北）下，开创了西周的事业。以后，文王又自岐下徙都丰邑（今陕西长安西南），武王又将国都迁往镐邑（今陕西长安县西北），以此为基地终于灭掉了东方的殷商。
秦朝的先人也起家于关中。秦襄公在西周末送周平王东迁，被赐以岐山以西之地，于是始建国，与诸侯行通使聘享之礼。相传在秦文公时，在岐地陈仓县有一个人捕得一头野兽，像猪又不是猪，谁也叫不上它的名字。捕兽人以为是个稀罕之物，牵着准备献给秦文公。在半路碰见两个童子，他们告诉捕兽人说：“这头兽名叫娟，生活在地下，以吃死人脑为生。”捕兽人听说，觉得这是个不祥之物，想把它杀死。不料这头名叫娟的动物开口说话了，它说：“请你不要杀我，我告诉你一个秘密：那两个童子也非人，他们的名字叫陈宝。若得其中的雄者便可称王，得其中雌者便可称霸。”捕兽人听了，立刻放掉娟，前去追逐二童子。二童子见有人追来，变化为雉，飞上陈仓北阪。这个神话传说，意在告诉人们，陕西关中是块王霸之地。后来，秦王赢政果然从关中起家，出关灭掉山东六国，统一了中国。
西汉高祖刘邦，一开始被项羽封闭在汉中，后来，他重用大军事家韩信，采用他的谋略，秘密出陈仓道，消灭了项羽设在关中的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把汉中同关中联为一体，最后出兵关中，从项羽手中夺得关东，统一了天下。
这一幕幕的历史活剧，给人留下这么个印象：似乎关中是一块龙腾云兴的宝地。
难怪古人说关中是河盘关锁的祖龙所居之地。
我们并不相信关中是王霸之乡、龙腾宝地的神话。我们也不迷信关中战胜关东的必然性。面对一次次关中战胜关东的历史事实，我们只能说，每一次关中取胜，都有它内在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具体条件，离开这些条件，关中的祖龙是腾飞不了的。
同时我们也想说，据有关中也确实有它的优势：它有等待时机的有利条件，若东出的时机不成熟，可以关河为阻，闭关待时；它有不失时机的有利条件，它离关东很近，可以密切注视关东形势的变化，及时掌握对方的各种信息；它有支持闭关自守的经济条件，关陇地区经过长时期的开发，至三国时已经形成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经济区，关中渭水流域素为农业经济发达地区，即使闭关自守，也可获得经济上的支持；它据有进击中原的地理条件，从关中人中原，几乎没有什么天险，潼关天险对中原西进是个屏障，对关中东进却是个可随时开启的大门。
诸葛亮是不迷信关中必胜的，否则，他不会一开始就坚持必须从关中和荆襄两路夹击中原。然而，诸葛亮是重视关中的作用的，否则，他不会坚持一次又一次地北伐以夺取关陇。
诸葛亮百折不挠，出兵不止于关陇，因为这里寄托着他兴复汉室成功的希望。如果不能取得陇右，进而占领关中，还谈什么北定中原！
第三，诸葛亮北伐的成功与否，关系到能否与孙吴一起建立起新的钳形攻击曹魏的态势。
在《“隆中对”战略的修正》一节中我们曾经说过，诸葛亮对“隆中对”战略进行调整以后，建立起新的攻击曹魏的钳形，一只钳臂是蜀汉自己，另一只钳臂是盟友孙吴。这种钳形的建立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蜀汉和孙吴都是弱国，他们只有相互支持才能生存，如果有一个被曹魏吃掉，另一个也立即会危如垒卵。在这个意义上说，曹魏是他们的共同敌人。
我们还曾说过，孙吴这支钳臂与蜀汉配合的程度，取决于联盟的密切程度，取决于蜀汉国力强盛的程度，取决于蜀汉北伐的力度。
蜀汉与孙吴建立联盟的诚意是无可怀疑的。为了与孙吴加强联盟，诸葛亮曾一次次把最优秀的人才派往孙吴充当使节；为了与孙吴加强联盟，诸葛亮放弃了与孙吴对荆州的争夺；为了与孙吴加强联盟，诸葛亮甚至力排众议，对孙权称帝采取承认和容忍的态度。
正因为有了密切的吴蜀联盟，孙吴对与蜀汉配合攻伐曹魏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
邓芝出使孙吴，孙权与他讨论灭曹魏以后，两国的关系应如何处。这件事可以看作孙吴对配合蜀汉伐魏已经作了口头承诺。
陈震出使孙吴，祝贺孙权称帝，孙权与之登坛立誓，划分了灭曹魏后各自的州郡。这件事可以看作孙吴对配合蜀汉伐魏已经作了条约上的承诺。
孙吴对蜀汉北伐曹魏的配合，不仅有口头上和条约上的承诺，而且还有行动上的表现。
早在诸葛亮积极准备北伐的建兴四年（226），孙吴就开始了对曹魏的进攻。孙权亲率五万大军攻打曹魏江夏郡，同时又派诸葛瑾进攻襄阳，派别将进攻寻阳。这次战役详见于《首战受挫》一节。
在诸葛亮第二次北伐的前夕，孙权又在石亭战役中设计大败曹休，斩杀和俘虏万余人，缴获牛马骡驴车乘万辆以及大量军资器械。若不是贾逵轻军兼程及时增援，曹休军有可能全军覆没。此次战役详见于《三载征战》一节。
建兴八年，在曹魏向汉中大举进兵遇阻撤军后不久，孙吴在东线又向曹魏发起了进攻，孙权扬言要进攻合肥，曹魏征东将军满宠忙上表，请求将兖州、豫州的州兵集结于合肥，抵御孙权。孙权见曹军已经集结，便虚晃一枪，立即退兵。孙权这次退兵乃是假退，他企图用退兵的假像使敌人戒备放松，然后再杀一个回马枪。曹魏果然上当，魏明帝听说吴军退去，便下诏让兖、豫州兵各自撤回。只有满宠识破了孙权的谋略，他上表给魏明帝说：“今贼大举而还，非本意也，此必欲伪退以罢吾兵，而倒还乘虚，掩不备也。”十多天以后，孙权果然带兵杀回，见曹兵有了准备，才真正撤回。
建兴九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因粮运不继退兵，不久，孙权又令将军孙布到曹魏扬州诈降。孙布给曹魏扬州刺史王凌写信表示归降曹魏之意，并说：“因路途太远，率军前来投明恐有不便，望刺史派兵来接。”王凌把孙布降书送给满宠，要求派兵前去迎接。满宠以为这是东吴的诈降之计，不派兵卒，只是给孙布一封回信说：“知将军欲去邪归正，避祸就顺，离暴归道，甚为赞许。本想派兵相迎，然又以为若派兵少不足以相卫，若派兵多恐为孙权所觉。且容我密谋成将军本志之计，采取适当对策。”正巧，满宠接到诏旨，令其回朝议事。满宠怕自己走后王凌擅自出兵，便对留府长史说：“若王凌欲往迎孙布，勿与之兵。”果然，王凌索兵不成，便派自己的一个督将率步骑七百人往迎孙布，结果被孙布消灭了一多半。
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又进行第五次北伐。为配合诸葛亮北伐，孙权也出兵大举攻魏，这次出兵分三路：西路军由陆逊、诸葛瑾率领，约万余人，由江夏、夏口进攻襄阳。东路军由孙韶、张承率领，约万余人，进攻广陵之淮阴（治今江苏淮阴西南）。孙权亲率十万大军为中路，进攻合肥新城，以吸引魏国援军，围点打援。曹魏征东将军满宠果然欲率兵救援合肥新城，将军田豫劝阻说：“吴国这样大的军事行动，绝非只图小利，他是想借围攻新城，调动我大军前去增援。不要理他，让他去攻，以挫其锐气。围攻新城久不拔，吴军必疲怠，乘其疲怠以击之，可以取胜。如果孙权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必不攻城。如果我们去增援新城，必中其计。”
这时，曹魏的东方吏士正在轮流休假。满宠建议召集中军兵和休假将士，集结兵力对抗吴军。又提议让出合肥新城，将东吴军引至寿春（今安徽寿县）再歼之。对于后一个建议，魏明帝没有同意，他命合肥城中将士坚守待援，并采用刘劭的建议，以步兵五千、精骑三千为先遣部队，张扬声势，援救合肥。到合肥后，疏散队形，大张旗鼓，曜兵城下，并到吴军背后，作出欲断其归路及粮道之势。七月，魏明帝在安排好西部事务后，亲率水军乘船东征，与孙吴军决战。孙权不愿决战，便与东路孙韶军一起退兵。
孙权退兵后，派陆逊的亲信韩扁给陆逊送信，要其退兵。不料韩扁行至汉水为曹魏军所捕。诸葛瑾闻之甚惧，马上给陆逊写信，说：“圣驾已还，韩扁被捕。敌已知我底细，况汉水枯水季将至，当急退兵。”但陆逊仍无退意，命令士兵种菜种豆，自己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诸葛谨知道陆逊这样做自有其道理，果然，陆逊对诸葛瑾说：
敌已知圣驾返回，已无东顾之忧，得专力对付吾等。且敌已扼守要害之处，我军心不安，当以镇定之态以安之，然后施以变术退兵。若今急退，敌便知吾恐怖，若来相逼，必败之势也。
当下，陆逊与诸葛瑾秘密议定，让诸葛瑾督率战船待机，自己则率兵马直攻襄阳。魏军一向惧怕陆逊，立即收兵进城。诸葛瑾便指挥部队将船引出，陆逊从容整军，步行上船，安然而退。后退途中，又对曹魏江夏南新（治今湖北京山东北）、安陆（治今湖北云梦）、石阳（治今湖北汉川西北）等县发动袭击，斩获近千人。
总观孙吴对曹魏的这些进攻，都是在诸葛亮北出关陇的前后。由于东、西两条战线没有统一的指挥，从而影响了配合的效果，但孙吴配合诸葛亮北进的意图是明显的。
与此同时，诸葛亮也经常把北伐的情况向孙吴通报。第一次北伐失败后，诸葛亮曾给其兄诸葛瑾写信说：
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缘谷一百余里，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穷极不可强也。
不久，又写第二封信给诸葛瑾，说：
顷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邓芝），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联而已。
在诸葛亮准备进攻陈仓前，又写信给诸葛瑾说：
有绥阳小谷，虽山崖绝重，溪水纵横，难用行军者，逻候往来要道通人。今使前军斫治此道，以向陈仓，足以扳连贼势，使不得分兵东行者也。
建兴十二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兵驻五丈原，还给孙吴西陵都督写信说：
仆前军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余里……马冢在武功东十余里，有高势，攻之不便，是以留耳。
这一封封信，表明了诸葛亮对盟友的信任，对联盟的真诚，也说明了诸葛亮的北伐是在东方盟友的配合下进行的。
诸葛亮的诚意，赢得了孙吴的信任和配合；诸葛亮的不断北伐，显示了进攻曹魏的力度。
然而，他还必须占据陇右和关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蜀汉的国力大大增强，才能实现与孙吴合击中原的钳形态势。
五
建兴九年（231）春，沉寂了整整三年的汉中至祁山的小路又热闹起来。
呼呼拉拉的战旗声，嘀嘀哒哒的马蹄声，叮叮哨哨的兵甲碰击声，吱吱呀呀的木牛移动声，吵醒了梦中的大山、沉睡的河流，似乎在告诉它们：我们又来了！
这是诸葛亮组织的第四次北伐。
路，还是第一次北伐所走之路。
目标，还是第一次北伐所指向的目标。
然而，这次北伐与第一次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经过三年的战争实践，诸葛亮已经总结了不少对敌斗争的经验，这次北伐，他就改变了往日围城攻坚的战术。
这次北伐，诸葛亮还动用了木牛，这是他新研制发明的运粮工具。使用木牛，可以节省运粮的人力，意味着可以在与魏军战斗中投入更多的兵力。
敌人方面也有了变化。与诸葛亮对抗了三年的曹魏大司马曹真，体力不支，重病在卧。曹真是一位久经战阵，经验丰富的指挥将领，曹魏智囊人物桓范曾称赞说：“曹子丹（曹真字）佳人。”可见他并非无能将领。曹真的重病不起，对诸葛亮北伐倒不是一件坏事，如果曹魏政权派来接替曹真的是个平庸之辈，对诸葛亮的取胜倒多了一分把握。
但是魏明帝也不傻，他任命接替曹真位置的是比曹真更厉害的司马懿。司马懿军事上运筹帷幄，机谋应变的才干，有两件事可以说明。
一件事是前面所说的攻杀新城太守孟达之事。孟达按照常规预料，司马懿发觉其造反后，要一个月内才可赶到。但司马懿却不循常规，仅用八天便赶到新城，杀孟达一个措手不及。
还有一件事是他征伐辽东割据者公孙渊。公孙渊祖孙三代割据辽东，到公孙渊这一辈，又和孙吴勾结，严重威胁着曹魏北部的安全。所以，魏明帝于景初二年（238）春正月，诏令司马懿率众讨辽东。临行前，魏明帝问司马懿：
“你认为公孙渊对于大军征讨将采取何种对策？”
司马懿说：“不外乎上、中、下三策。”
魏明帝问：“哪三策呢？”
司马懿答：“上策是弃城北走，中策是据辽水御我大军，下策是守襄平（今辽宁辽阳）坐以待擒。”
“那你再估计一下，公孙渊于此三策会取哪种呢？”
司马懿分析说：“只有明智之人才能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预先有所舍弃，公孙渊不是这种人。他一定认为我军远征辽东，不能持久，必先据辽水，固守襄平。”
魏明帝听了司马懿的分析，觉得他知己知彼，分析精到，一定会得胜而归，便说：“愿卿早日凯旋，朕当设宴为你洗尘。”
司马懿十分有把握地说：“我往辽东需要百日，攻克辽东需要百日，返回需要百日，中间休养士卒需用六十日，请陛下一年之后准备好宴席，我将准时赴宴。”
果然不出司马懿所料，当曹魏大军到辽东之后，公孙渊遣其将军卑衍、杨祚等率步骑数万屯于辽河畔，在军营外围挖出二十多里长的堑壕。见曹兵到，卑衍立即迎战。司马懿派将军胡遵将卑衍击退，然后采用釜底抽薪的战术，突破敌人的堑壕，先挥军向东南挺进。绕过敌人的防线后，突然转弯指向东北，直扑公孙渊老巢襄平。卑衍等将领担心襄平失守，连夜缩回襄平，与公孙渊合势固守。经过近两个月的围城攻坚，司马懿便攻破襄平，杀死公孙渊，平定了辽东。
这两件事表明：司马懿料敌如神，用兵如神。
诸葛亮这次北伐，遇到了更强硬的对手。
司马懿到达祁山之前，诸葛亮已经率大军将祁山守军围困起来，同时，派将领王平另守南围。司马懿一到长安，即令大将费曜、戴陵率精兵四千守护上邦，其余人马全部随他西救祁山。大将张邰建议不要全部出动，最好分出一部分兵力驻守雍县（今陕西凤翔南）、郿县，以掩护大军侧后方。
对于张邰的建议，司马懿甚不以为然。他认为诸葛亮善于用兵，不可轻视，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大错。他给张邰讲了汉初淮南王黥布攻破楚三军的故事：那是汉高祖十一年（前196）的事，韩信、彭越相继被刘邦诛杀后，黥布据地造反。他发兵进攻汉朝的荆楚之地，楚军为御黥布，将兵力一分为三，打算互相配合、救援。有人劝楚将说：“黥布善于用兵，民素畏之。如今我们将兵力分散为三处，黥布如果打败我一处，那两处就会散走，怎能相救？”楚将不听。后黥布击破楚一军，其余两军果然散走。讲完这个故事，司马懿对张邰说：“我们想一想分兵之后，前军能否对付得了蜀军？如果能，则将军之计可行；如果不能而将军队分为前后，这就会走楚之三军为黥布所破的老路。”
张邰对司马懿的用兵之道是佩服的，便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司马懿率领大军奔祁山杀来。
然而，一向足智多谋的司马懿这次却失算了。
诸葛亮围攻祁山，不是要攻坚，而是要把司马懿主力调出来，将其歼灭。这次诸葛亮采用的是先野战，后攻城，先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后夺取敌人地盘的战略。司马懿大军出来，正合诸葛亮的愿望。他留一部分兵力围攻祁山，亲率大军至上邦迎战。魏将郭淮、费曜等率军进击诸葛亮，被诸葛亮打败。上邦城外，成片的小麦长势甚好，诸葛亮一面乘胜大收小麦以充军粮，一面继续进军，在上邽之东与司马懿主力相遇。
司马懿见到蜀军主力，方知诸葛亮来者不善。他忽然感到，诸葛亮围攻祁山是虚，寻找自己决战是实。否则，他为什么不攻打祁山，而东进上邦，迎着自己而来呢？经验丰富的司马懿果然难以对付，当他发现自己上了诸葛亮的当时，立即改变了战略。他没有与诸葛亮军决战，而是敛兵结寨，依险固守。
诸葛亮求战不得，便引兵撤退。他企图用这种办法调动司马懿，在运动中寻机将其歼灭。不料司马懿并不上当，蜀军退，他就进，蜀军停，他也停，只是远远地尾随蜀军，并不与之交战。
司马懿用这种不离不战的僵持战术自有他的道理。他认为蜀军远道而来，远离后方，粮食运输困难，利在速战，经不起长时间的消耗。只要这样与蜀军僵持，时间一长，蜀军便会不战自垮。
众将对司马懿的举动很不理解。张邰也感到奇怪，他不明一向用兵诡谲的司马懿为什么忽然一下子谨慎起来了。他不否认司马懿的战术是正确的，敌人利在速战，我军利在相持，避害求利，扬长避短是兵法原则。但不循常规的出奇，往往却能制胜，主帅怎么忘了呢？于是，他向司马懿建议说：“敌人远来击我，求战不得，知道了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的战略意图。敌人以为我不敢战，必定懈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出击便可取胜。况且，祁山方面知道我大军已迫近，坚守之心自固。我们应当分出奇兵，作出包抄其后的样子，让敌人首尾不能相顾。不应该前进而不敢近逼，以使民心失望。”
司马懿何尝不明白出奇制胜的道理！只是他觉得“出奇”要看对象。对孟达他敢出奇，但对诸葛亮他不敢轻举妄动。他知道，出奇违反常规，违反常规必有不周之处，有不周之处便有懈可击。只不过由于对手拙劣，往往看不出漏洞，所以能够制胜，但对诸葛亮这样精明的人，轻易出奇会弄巧成拙。所以他没有听从张邰的意见，还是远远地跟着诸葛亮，当到一定距离时，又登山掘营，不肯与战。
魏军将领都感到很窝囊，贾栩、魏平等人多次请战，不被司马懿批准。他们在私下议论说：“司马公畏蜀如虎，天下人将会怎么看他呢？”这话传到司马懿耳朵里，他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他统兵打仗以来，还从未听到过这样刺耳的评论，他感到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时至五月，诸将的请战呼声越来越高，司马懿觉得众意难违，便决心与诸葛亮打一仗。他命令张邰率一支人马攻打蜀军南围（蜀军攻祁山之南屯）将领王平，自己率主力进攻诸葛亮。
张邰与王平是老对手，建兴六年（228）的街亭之役，二人就有过较量。那次战役，王平不是主将，整个战役结果，张邰是胜者。但由于王平的军事才干，蜀军败中有胜。今天，南围之战，王平已作为蜀军主将，他对魏军的进攻，早已是严阵以待。张邰久攻不下，忽然又接到司马懿兵败的消息。原来，司马懿与诸葛亮交战以后，诸葛亮派魏延、高翔、吴班等将猛攻魏军，取得大胜，“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张邰知司马懿兵败，急忙退军，与司马懿合军一处，还保旧营，不敢再出战。
转眼间到了六月，诸葛亮率领的蜀军已经同魏军相持了三四个月了。蜀军的粮食吃完了。但诸葛亮知道，魏军司马懿的粮食也不会很多了。当然，他的后方补给要比蜀军方便得多，但这时只要派一支兵马绕到敌人后方，切断其补给线，魏军立即就会陷入一片恐慌之中。然而要作到这一点，自己的军粮必须充裕，否则，以无粮之兵去劫敌人后方，无疑是以肉畀虎。
诸葛亮现在真是急需粮食，他现在有三个计划：一个是切断司马懿后道；一个是就这样与魏军相持下去；一个是退还黄土（今甘肃甘谷东南）。总的看来，首计为上，次计为中，末计为下。但无论实行哪个计划，获得充足的粮食都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只有退回汉中了。
诸葛亮给在后方负责运粮的李严写信，告诉他自己的计划，意思是让他尽快把军粮运上来。但信已送出很长时间，既不见军粮上来，也不见李严回音，诸葛亮不禁心焦起来。
李严不是没有看到诸葛亮给他信，也明白诸葛亮现在急需粮食。但是他也遇到了难处。
六月季夏，大雨不断，山洪暴发，河水猛涨，给漕运增加了不少困难，更使崎岖的山路无法行走。在这种情况下，李严显然无法如期把粮食运到前线。
望着屋外的白茫茫雨水，李严开始怨天尤人。他怨恨这鬼天气，耽误了他运粮，让他负起军粮不继的责任。自从他投奔蜀汉以来，所做的都是立功露脸的事：与诸葛亮一起制定《蜀科》，平定马素、高胜叛乱，击退高定叛军，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佐后主。自从诸葛亮北伐以后，李严就觉得自己似乎不像以前那样重要了，先是从永安被调到江州，接着建立巴州做巴州刺史的要求又遭拒绝，不久又被调往汉中负责运粮工作。运粮算什么重要差事？运不到要承担军粮不继的责任，运到了让人家吃饱肚子在前方立功露脸。李严觉得受了莫大的委屈，他开始怨恨诸葛亮给了他这个倒霉的差事。
李严也不简单，他脑筋一转，想出一个既可开脱自己，又可加罪他人的主意。他假称接到了后主刘禅的旨意，要诸葛亮从陇右祁山退兵，并派参军马忠、督军成藩前去“传旨”。接着，又上表后主，称诸葛亮退军是一种战术，是为了将魏军引诱出来好与之战。
诸葛亮接到要他退兵的旨意，又见粮草已尽，后运不继，不退兵也不行了，便挥军向汉中撤退。
听到诸葛亮退军的消息，司马懿忽然胆大起来。也许是为了向众人表明他不是畏蜀如虎，也许是为了出出多日被逼不敢出战这口恶气，他竟然下令，让张合率军追击。张邰劝道：“军法，围城必开出路，归军勿追。”但司马懿仍固执己见。张邰无法，只得遵命追击。诸葛亮见魏军追来，便在木门（今甘肃天水西南）这个地方乘高布伏，张邰一到，埋伏的士兵弓弩乱发，张邰中箭身亡。魏军不敢再追，蜀军安然退回。
见到撤退回来的诸葛亮，李严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当他听到诸葛亮是因粮食用尽，后运不继而退兵时，还说：“军粮很丰饶，怎么就退兵了呢？”并装模作样下令追查，并想把督运粮食的将领岑述治罪。李严的安排不可谓不周：对上称退兵是为了诱敌深入，可免去后主对退兵行为的追查；对诸葛亮称军粮丰饶，从而免去自己军粮不办之责；欲杀督粮官岑述，以防万一运粮误期泄露，也与自己无关。
只要诸葛亮不追究，一切都可以蒙得严严实实。
但是，诸葛亮并不是李严那种人，他对李严这种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嫁祸于人的行为深恶痛绝。本来，霖雨不止，道路难行，如果李严尽了最大努力仍未能完成任务，诸葛亮或许能够给予谅解，但李严不是这样。诸葛亮对李严的行为决不会宽容，在弄清事实真相后，将他罢官流放。
诸葛亮虽率军退入汉中，曹魏政权中一些人心中总感到惴惴不安。他们预料，诸葛亮还会再来。大将军军师杜袭、督军薛悌说得更加具体，他们说明年麦熟时节，诸葛亮必再寇陇右，那里的军粮在与诸葛亮相持时已经不多了，应趁着冬天赶快预备。
司马懿则不以为然，他认为：诸葛亮两出祁山，一攻陈仓，都未能得逞，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军粮不足。这次他退回汉中，必定聚积粮谷，庄稼没有成熟不可能行动。即使诸葛亮再次出兵，也不会攻城，而是寻求野战，必攻陇东，不会攻陇西。
根据司马懿这个判断，魏国制定了自己的备战方针，迁徙冀州农民向上邦，耕种那里的农田；兴建京兆（治今陕西西安西北）、天水、南安三郡的冶铁场所，发展关陇的冶铸业；在关中修建成国渠，建临晋陂塘，灌溉农田千顷。
司马懿真猜着了。一年过去了，陇右相安无事。又一年过去了，蜀汉方面仍无动静。
然而，诸葛亮并没有闲着。自从第四次北伐退兵后，他在汉中黄沙（今陕西勉县东）休整军队，训练士兵，倡导农耕，屯粮备战。
为了适应北伐与魏兵陆地作战的特点，他刻苦钻研战阵之事；
为了在陆战中有效地杀伤敌人，他研制改进了作战兵器；
为了更好地解决粮食运输问题，他在木牛的基础上又研制了流马；
为了缩短战时运输，他在建兴十一年（233），在斜谷口修建粮仓，把大批粮食运往那里屯储。
除了积极准备北伐外，诸葛亮还要为蜀汉的军国大事操劳费祎。
在准备第五次北伐的三年中，诸葛亮没有一刻清闲。他所付出的辛苦，不亚于刀兵相见的战场。
建兴十二年（234）二月，经过三年的准备以后，诸葛亮再次兴兵北伐。
此次北伐，规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
集中在汉中的十万大军全部出动。
木牛流马，运粮不停。
相约孙吴，东西并举。
此次北伐，志在必得！
诸葛亮这样做，自有他的想法。他已经是五十四岁的人了，长年为国事操劳，他感到身体精力一年不如一年，他要趁自己身体条件还可支撑的时候，尽快实现北伐战略，为后人打下钳形夹攻中原的基础。
此次北伐，诸葛亮没有直攻陇右，而是沿褒斜道出斜谷进入关中，目标直指郿县。诸葛亮这样做有两个目的。
第一，寻找曹魏关陇主力司马懿作战。诸葛亮清楚，不打垮司马懿的关陇主力，要想占领陇右，进占关中是不可能的。上次进攻陇右，虽然也把司马懿主力调出来，但由于没有戳到曹魏的要害处，司马懿只是与自己僵持，并不与己决战。此次出兵，直指在长安西二百多华里的郦县，做出一副欲攻长安的姿态，司马懿肯定不会置之不理。
第二，如果司马懿不出来决战，就在郿县一带屯驻，切断陇右与关中的联系。陇右与关中联系中断，必定难以长久支持，夺取陇右就有可能成功。
魏明帝听说诸葛亮出兵斜谷，令征蜀护军秦朗督步骑两万，到长安受司马懿节度。并给司马懿下了一道诏旨说：“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魏明帝的诏旨，确定了与蜀军作战的原则：坚守疲敌。上一次对付蜀军就是用的此种战略。
怎样守呢？很多人都要求在渭水北岸坚守，因为郿县在渭水北岸，此外，在渭水北岸拒守还能以渭水为屏障。司马懿却认为，渭水南岸是百姓聚集的地方，不可放弃。便率军渡过渭水，在渭南背水为营。他对诸将说：“诸葛亮如果是个勇者，就会向东出武功（治今陕西武功西），如果他往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
诸葛亮出了斜谷，没有东趋武功，而是向西登上了五丈原。这倒不是诸葛亮不是个勇者，而是由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所决定的。
诸葛亮此次出兵，目的不是攻取长安，而是调动司马懿主力与己决战。要进行大规模战斗，诸葛亮早已根据古人的阵法创建了“八阵”之法，而要使八阵充分发挥作用，必须选择适于列阵的有利地形。五丈原在今陕西岐山县城南二十公里处，是一高约一百五十米，宽约一公里，长约五公里的平坝。它北临渭水，南近太白山，东面皆深沟。在五丈原北面，隔渭水与北原遥遥相对，占据五丈原和北原，就控制了渭水，切断了陇右与关中的水上通道。五丈原地理位置如此重要，难怪《地理通志》说：“五丈原高平广远，乃行军者必争之地。”
诸葛亮占据五丈原，最先看出其战略意图的是曹魏雍州刺史郭淮。当司马懿还认为诸葛亮登五丈原，诸军无忧时，郭淮就指出，诸葛亮必争北原。众将不以为然。郭淮便对司马懿说：“如果诸葛亮渡过渭河登上北原，连兵北山，切断陇道，那么，陇右民、夷就会动荡不安，那将对我魏国非常不利。”郭淮的话提醒了司马懿，他急忙派郭淮屯驻北原。果然，郭淮到了北原，堑垒还未修好，蜀军就来进攻了。因为郭淮先到一步，抢占了有利地形，所以将蜀军击退。
为了实现切断关陇的目的，诸葛亮又做了一次争夺北原的努力。他指挥大军先向西去，使曹魏诸将都误以为蜀军要进攻西围。郭淮认为：这一定是诸葛亮声西击东之计，他作出一副向西的姿态，企图调我大军向西，然后击我东部阳遂（今陕西眉县西）。当夜，果有蜀军袭击阳遂，因魏军有准备，又未成功。
切断关陇的意图未能实现，司马懿又据守不出，战争又进入了相持状态。然而，这次诸葛亮早已做好了持久准备，除了木牛流马运来的大批军粮外，诸葛亮又在渭南地区分兵屯田。成千上万的蜀军士兵在渭水南岸开垦出一片片的耕地，蜀军纪律严明，与渭滨的民田杂错相交，互不犯扰。
五月，东线传来了好消息：孙吴如约对曹魏出兵了！
诸葛亮对此兴奋不已。他曾搞过许多发明：连弩、百造刀、铁蒺藜、木牛流马……。差不多每项发明都不是一次成功，都经历了许多次失败。因此，每次成功，都能使诸葛亮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喜悦和兴奋。每当这个时刻来临，诸葛亮都不去克制、压抑这种兴奋，他觉得这是上苍在他经受无数次挫折煎熬后给他的报偿，他曾直面承受挫折的打击，他也有资格享受这种成功的喜悦。况且，每次喜悦和兴奋过后，都会激发他更强烈的发明创造的欲望。
今天，诸葛亮又一次沉浸在这种兴奋和喜悦中。东西两路夹击曹魏，这是他为之倾注一生心血的大发明。早在隆中隐居时，他就开始设计，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挫折、失败，今天他总算看到了这种局面的出现。他知道，这只是初步试验的成功，离他所期待的成功尚有非常遥远的距离，然而他毕竟看到了茫茫大海中成功之船的桅杆，他坚信总有一天能够登上成功之船。
面对东西夹攻，魏明帝决定采取东攻西守的方针。他一面命令司马懿坚守长安，一面领兵亲赴东线迎击孙吴。这年七月，孙吴退兵，群臣都认为西线大将军司马懿与诸葛亮相持未解，劝魏明帝西幸长安。魏明帝说：“孙权退兵，诸葛亮必吓破胆，大将军必能制之，吾无忧矣。”他没有西赴长安，而是在东线封赏士兵功臣，阅兵犒军，大逞了一番胜利者的威风以后，又到了许昌行宫。
魏明帝实在是低估了诸葛亮。东线退兵的消息传来，诸葛亮不仅没有被吓破胆，甚至连退兵的意思也没有。司马懿不但不能制住诸葛亮，反而在诸葛亮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显得畏首畏尾。
诸葛亮多次挑战，派人给司马懿送去战书，司马懿就是不理。有一次，诸葛亮又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一封挑战书，奇怪的是，它不是装在口袋里，而是放在一个盒子中。司马懿好奇地打开一看，里面放的竟是一身女人穿的衣服和一套女人戴的首饰。
这分明是在嘲笑他胆怯软弱，没有男人气。
司马懿尴尬地扫了一下四周，他发现人们已经看到了这身女人装。他觉得所有的人都在讥笑他，仿佛他在众人眼中不再是号令全军的大将军，而是一个忍气吞声的小媳妇。
司马懿真的被激怒了，他也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啊！
他环视了一下众将，看看派谁去和蜀军打一仗合适。就在他环视众人的瞬间，他突然意识到在他所熟悉的众人中间少了大将张邰。他想起了张邰之死，想起了上次自己的失误，满腔怒火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他对众人说：“我真想立即与诸葛亮决一雌雄，无奈皇上令吾等坚守。待我奏明皇上，请求皇上准我出战。”司马懿还真给魏明帝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请战书。
其实，与其说司马懿向魏明帝请战，倒不如说他是想搬出皇上帮他压压众人请战的情绪。他根本不想出战，但在诸葛亮的嘲笑面前他若说出不战，岂不在众人面前威风扫地，面子丢尽！聪明的魏明帝立即明白了司马懿的意思，他下令不许出战，并派卫尉辛毗亲持符节来制止魏军。
司马懿的用意不但魏明帝心领神会，诸葛亮也看得一针见血。辛毗持节到长安后，蜀将姜维对诸葛亮说：“辛毗持节到来，魏兵恐怕不会出来和我们打仗了。”诸葛亮轻蔑地笑笑，说：“司马懿本来就无意与我们交锋，他之所以上表请战，只是作作样子给众人看罢了。俗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真有把握战胜我们，岂能到千里之外的首都请战！”
僵持，对司马懿来说，只不过是日日消耗军粮而已。
然而，僵持对诸葛亮来说，不仅是日日消耗军粮，而且也日夜消耗着他自己的心血。有一次，诸葛亮又派人给司马懿下战书，司马懿接见了蜀军使者，问诸葛亮的饮食、休息及工作状况。使者说：“诸葛公每天早起晚睡，责罚二十板子的事都要亲自过问。吃东西不多，一天连几升粮食都吃不了。”
这的确是实情。诸葛亮所要操劳的事太多了。
他要想尽一切办法引魏军主力决战，以图歼灭其主力，以便下一步完成占领关陇的计划；
他要抓好军粮运输和屯田工作，以保证与魏军相持不再因粮食问题而功亏一篑；
他要处理好军队内部的人事关系，因为内部确实有些将领互不服气，闹不团结；
他要关注、处理成都所发生的大事，因为朝中的军政大事还要时时请示于他；
他要考虑自己所培养的接班人的成长问题，因为近年来他明显感到体力有些不支，他不得不考虑一些身后之事。
难怪司马懿听说诸葛亮的起居和工作情况后断定说：“亮将死矣。”
这一点，诸葛亮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了。
他要努力工作，争取在有生之时为蜀国、为后继者多作一些工作。
然而这种拚命地工作，又反过来缩短着他的生命。越是感到来日无多，就越拚命地做事；越是拚命做事，就越是把这不多的来日无情地缩减。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这种恶性循环结束之日，也就是诸葛亮心血耗尽之时。
建兴十二年（234）八月，诸葛亮终于病倒了。
早些时候，当诸葛亮感到自己不适时，曾给后主刘禅上过一道密表，表中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刘禅见到密表，也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他知道诸葛亮一直豁达乐观，写出这样的表章说明事情已经很严重了。他赶忙派了尚书仆射李福到前线去探望。
李福见到的诸葛亮已经与以前判若两人了。他比以前瘦多了，也老多了，坐卧都需要人扶持。李福明白，不到万不得已时，诸葛亮是不会卧于病榻的。诸葛亮见到李福，心中很高兴，他要李福回去，替他转达三点希望：第一，感谢后主的关心；第二，希望朝中众臣全力辅佐后主，完成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大业；第三，自己死后，不要将尸体运回成都，就葬在汉中定军山。他要在山上看着蜀军北出汉中，平定中原。
李福眼里噙着泪水，听着诸葛亮的每一句话，不住地点头。面对这位为蜀汉政权操劳一生的丞相，李福心里明白，这些话很可能就是他的遗嘱了，因为李福马上就要回去复命，恐怕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最后一次谈话了。
李福要回成都复命了，他没有和诸葛亮道别，一来他怕打搅了诸葛亮的休息，二来这种情况下的告别与生死诀别没什么不同，他怕万一忍不住失态，对诸葛亮养病没有益处。在回成都的路上，李福的心情非常沉重。蜀国的发展正处在关键时刻，正是需要诸葛亮这样的人才的时刻，但他却要离众人而去了。谁能接替他完成他这未竟的事业呢？想到这里，李福猛地意识到，自己此次来汉中见诸葛亮，还有一件顶顶重要的事情没办。他立刻掉转马头，朝汉中方向驰去。
李福不辞而别，诸葛亮是理解的。但他觉得李福还得回来，因为关于自己身后的继承人的重要问题还没有谈。果然，几天以后，下人报告说，李福又回来了。诸葛亮强打精神，一面让人快请，一面吩咐人扶自己坐起来。
见到李福，诸葛亮就说：“我知道先主为什么要回来。我们近几天虽然谈了许多，但有关谁来继承我的问题还没有谈。”
李福说：“对！这个问题我是忘了向您咨请了，请您明示。”
诸葛亮说：“蒋琬是个很合适的人。”
李福又问：“蒋琬之后，谁可继任？”
诸葛亮说：“费祎。”
“费祎以后呢？”
诸葛亮双目一闭，不再说话了。
李福不再问了。他想，也许是丞相太累了，不该让他对这个问题太劳神了；也许是自己问得太多了，谁能预料到几代人以后的事呢？
李福告别诸葛亮出去了，但最终还是尝到了诀别的痛苦。李福前脚返回成都，噩耗后脚也跟到了成都：丞相诸葛亮在五丈原前线病逝了，享年五十四岁。
消息传来，蜀汉君臣同悲，各族百姓同悲。
后主悲痛，因为他失去了严父和良辅；
蒋琬等人悲痛，因为他们失去了帮助他们成长的良师益友；
李严、廖立等人悲痛，他们虽受到了诸葛亮的处罚，但他们仍希望诸葛亮活着看到他们改过后，能得到重新起用；
蜀国的百姓悲痛，南中的少数民族悲痛，他们认为诸葛亮办事公道，诚信不欺，公忠体国，爱抚子民。
当时人们有一种观念，人死了灵魂不灭，而为之建立的祠庙就是灵魂栖息的场所。诸葛亮逝世整整二十九年以后，他的祠庙才在沔阳建立起来。
然而，在这二十九年中，每到诸葛亮的祭日，蜀国的百姓都自动在街巷中祭祀他，南中等地的少数民族都在野外祭祀他。
诸葛亮借以栖息灵魂的庙宇，早已建在了人民的心中了。民心，就是祭祀诸葛亮灵魂千年不毁的庙宇。
诸葛亮去了，他是在壮志未酬的征途中去的。我们应该怎样从整体上评价诸葛亮的北伐呢？
纵观诸葛亮的七年北伐，除街亭失利损失少量兵卒，拔西城千余家还汉中外，在以后长期征战中，不仅没有损兵折将，而且第三、第四两次北伐均打了胜仗，还夺得了魏国的土地人民，仅武都郡所领即有二万余户、八万余口。在两次因粮尽退军途中，又击杀魏名将二人。其所得武都、阴平二郡，地处蜀汉西北边陲，既可北上陇右，又为汉中左臂，有利于蜀汉北部边境的防守。建兴八年（230），诸葛亮在防御战中，派魏延外线作战，就是从武都北上在阳溪（今甘肃武山西南）大败郭淮魏军的。后来，姜维“数率偏军西人”，也是从武都、阴平北上的。延熙十年（247），蜀军出陇西（治今甘肃陇西）、南安（治今甘肃陇西西南）、金城（治今甘肃兰州东），胡王治无戴降，徙其部落以还。延熙十二年复出西平（治今青海西宁），延熙十六年围南安，延熙十七年复出陇西，魏狄道县（今甘肃临洮）长举城降。姜维大败魏军，拔河关（今甘肃临夏西）、狄道、临洮（今甘肃岷县）三县民居于绵竹、繁县。延熙十八年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干洮西（指洮水以西，即今甘肃兰州西南），杀敌数万人。最后魏军战蜀，姜维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现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倾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由于黄皓专权，置姜维表于不顾，致使邓艾偷渡阴平，蜀汉灭亡。由此可见，阴平、武都二郡对蜀汉北部边防的重要战略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诸葛亮率兵十万，对抗魏国名将司马懿二十万大军，以弱小的蜀汉抗衡强大的魏国，且屡次主动进攻，接连取胜，把主战场推向魏境。强大的对手司马懿不敢与之决战，连魏国臣僚皆说：“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通鉴·魏纪·明帝太和五年》胡注称：“懿实畏亮……及进而不敢战，情见势屈，为诸将所笑。”这就大大地宣扬了蜀汉国威，鼓舞了蜀汉君臣和军民振兴蜀汉的壮志。因而诸葛亮北伐的预期战略目标虽没能实现，但对蜀汉国力的增强，对敌国曹魏的防御，都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
诸葛亮在北伐中所表现的为远大理想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以及他其“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
六
当死神一步步向诸葛亮逼近之时，诸葛亮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蜀国军队的存亡。
如果健康情况允许，诸葛亮是无论如何也不打算退兵的。他已经让士兵们在渭南屯田，作好了持久战的准备。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作为一军的主帅，诸葛亮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失去主帅的军心会产生极大的惶恐动荡，而用军心不稳的军队去打仗是兵家的大忌。
作为军中的主要将领，前军师、征西大将军魏延的战略战术与诸葛亮一直存在分歧。他每次随同诸葛亮出兵时，总是要求诸葛亮给他兵马万人，他会像韩信当年东征那样，配合诸葛亮拿下关中。对魏延的要求，诸葛亮常制而不许，为此，“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如果诸葛亮去世，魏延可能会自以为申志展才之时已到，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丞相府长史杨仪能制止得了魏延吗？魏延最不服的人就是杨仪，让杨仪制止魏延简直如同火上浇油。
军司马费祎能制止得了魏延吗？费祎雅性谦素，服人以礼不以威。每当魏延与杨仪的矛盾闹得不可开交时，费祎也只能“人其坐间，谏喻分别”。显然，在诸葛亮身后，一旦魏延坚持自己主张，费祎也不能进行强有力的制止。
姜维能制止得了魏延吗？且不说他人蜀时间不长，资格不如魏延，就说这职务吧，一个是征西将军，一个是征西大将军，仅差一个“大”字，级别却差多了。
谁都管不了魏延，蜀军的前途不外有两个：一个是由着魏延拿着蜀汉与曹魏抗衡的最后本钱去孤注一掷；一个是众人四分五裂，各行其是。无论哪种前途，都是对蜀汉军队的毁灭。
诸葛亮以生命的最后精力，做出了保存蜀汉军队的明智选择：撤军。但诸葛亮却没有料到，在他去世后，蜀军在撤军过程中却出现了一场轩然大波。
据《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蜀军撤军的过程是这样的：
诸葛亮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便将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召集在自己身边，部署撤军的行动。此次撤军，诸葛亮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如果魏延不从命，就让杨仪、费祎等率军撤退，姜维断后。
诸葛亮去世，蜀军严守秘密，不公开诸葛亮的死讯，而是遵照诸葛亮的布置立刻撤军。杨仪派费祎去见魏延，试探他对撤军的态度。
果然，魏延听见蜀军欲撤的消息，勃然大怒，说：“丞相虽亡，还有我在。丞相府中的亲近官属便可护送丞相灵柩还葬，我仍可留下率大军攻贼，怎能因一人之死而废天下大事呢？况且我魏延是何人，怎能让杨仪调遣，替他断后！”
费祎听了魏延一席话，心中暗暗佩服诸葛亮预料的准确。他刚要对魏延劝解几句，只听魏延又说：“杨仪为丞相府官员，让他回去。君为军中司马，当留下与我一起杀贼。你我二人联名发个文书，将此事布告诸将。”
费祎一听，心中暗暗叫苦：这不是要把我硬留下，和他一起违抗丞相遗令吗？想到这里，他灵机一动，骗魏延说：“将军留我，我无异议。只不过我得回去说服杨长史。杨长史是个文吏，不懂军事，我告诉他后，他一定不会违背将军之命。”
费祎这番话，魏延听着还算舒服，便放他回去了。
费祎走后不久，魏延又觉得不对劲。他觉得费祎此次前来，目的是劝自己与之一起退兵，怎会这么快就改变态度，帮助自己说服杨仪！他急忙派人去追，但已经来不及了。魏延又派人打探杨仪的动静，得知他已经布置诸军拔营而归了。
魏延听说后大怒，杨仪竟敢丢下自己率大军径自撤回，分明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更使魏延生气的是，杨仪已在众军中广为散布说，魏延不愿撤军，欲率大军北降曹魏。当时魏延的前锋部队离诸葛亮大营仅十里，离褒斜谷北口很近，魏延便抢先退人斜谷南归，边走边烧毁栈道。
魏延这个举动，主观上或许是为了阻止蜀军后退，或许是为了难为杨仪，争取自己的主动地位，但在客观上却几乎帮了曹魏的大忙。当杨仪等人整军而还时，司马懿也得到了蜀军撤退的消息，他亲自率兵来追蜀军。多亏诸葛亮事先布置了姜维断后。足智多谋的姜维见司马懿追来，让军队反旗鸣鼓，作出一副要反击的架式。司马懿不知诸葛亮已死，又想起张邰的话：归军勿追。他急忙下令停止追击，全军返回。于是，杨仪结阵而去，从容退进斜谷。事后百姓知道了这件事，都传着一句谚语：“死诸葛走生仲达（司马懿字仲达）。”司马懿听到这个谚语后，自我解嘲说：“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也多亏司马懿不便料死，否则，蜀军撤时，后有追兵不舍，前有断道阻拦，那真是太危险了。
魏延抢先退到斜谷南口，一面布置军队阻击杨仪，一面派人去成都向后主上表，说杨仪率兵反叛。
杨仪一面伐树修道，昼夜兼行，一面也派出信使从小路回成都，向后主告急，说魏延举兵叛变。
魏延、杨仪，各自指责对方，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刘禅闹不清谁是真叛，便问侍中董允和留府长史蒋琬。董允、蒋琬都保杨仪而疑魏延，刘禅下令让蒋琬率宿卫宫省的诸营士兵北上救难。
蒋琬还没到，在南谷口杨、魏二人却已经打起来了。
魏延向杨仪军发动进攻，杨仪命大将王平率军抵御。王平面对魏延怒斥道：“丞相亡故，身尚未寒，你们怎么就干出这种事？”魏延理亏，语塞无话。魏延兵众见此，知道曲在魏延，纷纷离他而去。魏延众叛亲离，只带其子与数人向汉中逃去。杨仪派将军马岱紧追不舍，终于将他追杀。魏延的首级被送到杨仪面前，杨仪将其人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着，恶狠狠地说：“奴才，你还能作恶吗？”
这就是被称为“南谷口火拼”的历史事件。
在史书所记载的这个事件中，给人印象最坏的是魏延。小说家说他生有反骨，天生就是一个造反的人，甚至在一些学者眼里，魏延也是一个危险人物。清代王夫之就认为“魏延雄猜难御，权亚于公，先人而挟孱主，实持蜀于掌腕。成者攘臂以夺汉，不成者举三巴以附魏，故亮病困，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这样可以使“大军退延不得孤立于外，杨仪先人而延又不得主于中，足见诸葛亮之计周矣”。
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人将“南谷口火拼”事件的责任，完全推到诸葛亮身上，如《诸葛亮与魏延、杨仪之死》一文，便系统地阐明了上述看法。现将其主要观点部分摘录如下：
诸葛亮在调解臣僚间矛盾时无能和缺乏原则。
处理群僚关系上的无原则和无能，使诸葛亮对魏、杨矛盾听之任之。
由于诸葛亮的这种听之任之的态度，魏、杨矛盾日趋恶化，最后达到拔刀相见的程度。这一文一武，并非同行，由于恃才自傲而相互诋毁，终于成为生冤家、死对头。诸葛亮身为主帅，当然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
诸葛亮在处理群僚关系上缺乏原则和有力措施，用人又求全责备。因此，他在内心深处反感魏延、杨仪；对二人矛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矛盾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临终时又没有妥当处理，反而加深二人沟壑，造成两员干将相互残杀，不能不说，这是诸葛亮一生中的一个失误。
诸葛亮逝世后出现的这场退兵风波，不仅关系到魏延、杨仪本身的问题，还关系到了人们对诸葛亮的是非功过的评价问题。因此，作为反映诸葛亮一生业绩与过失的着作，不可能避开对退兵风波的认识。
我们认为，首先要辨别“南谷口火拼”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事件？
从表面看，“南谷口火拼”的冲突只有两方，魏延为一方，杨仪、费祎、姜维等为另一方。杨仪等人主张遵照诸葛亮的遗令撤军，魏延反对撤军，并预先撤到南谷口阻击蜀军，颇有造反嫌疑。士兵们不愿随魏延造反，纷纷离他而去，最后魏延被斩杀，又被杨仪诛夷三族。
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魏延在“南谷口火拼”中的表现，是他由与诸葛亮战略思想的分歧发展到行为上的抗命的结果。魏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由此可见，魏延战略攻击的重点在关中长安，这和诸葛亮先占陇右，再进关中的战略是不同的。诸葛亮认为魏延的战略方针太过冒险，没有同意。魏延虽心里认为诸葛亮过于胆小谨慎，对自己的战略方针不被采纳耿耿于怀，但在行动上还是按照诸葛亮的战略方针行事的。建兴八年（230），魏延奉命西人羌中，于阳溪大破曹魏雍州刺史郭淮、后将军费曜，说明他对自己的战略方针仅作为保留，而在行动上是执行诸葛亮的战略方针的。至于说因为魏延说过诸葛亮胆怯，诸葛亮就对他怀恨在心，这种判断是缺乏根据的。诸葛亮并非心胸狭窄之人，他曾下教让将士勤攻己缺，绝不会因为魏延这句话而怀恨在心，况且魏延只是与诸葛亮意见不同，在行动上还是一致的。诸葛亮也不是专横跋扈，不允许不同意见存在之人。想当初，他和法正在好多方面是那样的不同，在对荆州问题上与庞统、法正也有分歧，但都能与他们以公义相处得很好，有什么理由认为诸葛亮会对魏延怀恨在心呢？在诸葛亮攻打陇右时，曹魏统帅司马懿不敢出战，手下将领说他“畏蜀如虎”。司马懿并未对他们怀恨在心，难道司马懿的胸襟比诸葛亮宽吗？史书上明确记载司马懿”内忌而外宽”，这恰好说明在当时部将批评主帅胆小不是什么令其难堪的事。既然如此，诸葛亮更不会对魏延的批评忌恨在心。
但是，诸葛亮去世后，魏延与诸葛亮北伐战略的分歧就发展为军事行动的分歧了，其具体表现就是执行撤军命令还是反对撤军。
魏延反对撤军，其心态是很复杂的。这种复杂心态至少有三个内容。第一，魏延想继续完成北伐大业。“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这句话就表现这种心态。第二，想表现自己。诸葛亮生前多次北伐都没取得预期的效果，在魏延看来，是他的战略方针不行。诸葛亮的逝世，正是他实施自己的战略方针，施展自己才华的好机会。史书记载“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即是说，许多人平时都不赞同他的战略主张，但魏延想通过继续留在前线实施自己的战略，来证明他比诸葛亮高明，进而使舆论推选他代替诸葛亮。因此，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撤军。第三，不服杨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这句话正充分反映出魏延的这种心态。
魏延的上述三种心态，第一种还可以说有为国的味道，后两种完全是出于个人目的。
不论魏延为公为私，违抗诸葛亮撤军的命令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是一种不顾全大局从而损害蜀汉利益的行为，因此，理所当然地引起杨仪、费祎、姜维等人的共同反对。
然而，当我们深入考察反对魏延这一派的力量时，就会发现他们的动机也是复杂的。
费祎、姜维是反对魏延抗命不遵的行为的。当费祎被魏延羁留时，费祎采用欺骗手段脱身，不与魏延为伍，反映出他反对魏延的坚定态度。费祎、姜维是诸葛亮一手培养的接班人，他们忠于蜀汉事业，执行诸葛亮的战略方针。他们反对魏延，完全是出以公心，出于维护军令的尊严，出于维护蜀国的根本利益。在南谷口火拼中，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支持杨仪而不信任魏延，也是由于费祎、姜维态度的影响。
问题出在杨仪身上。
杨仪原来在曹魏荆州刺史傅群手下任主簿，后来背叛曹魏投奔关羽。此人有心计，办事能力很强，又善论军国计策、政治得失，因此深得刘备赏识。但杨仪有个很严重的缺点，就是“性狷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心胸狭窄，性情急躁。早在刘备在世时，他就和尚书令刘巴不和，为此还遭到刘备的贬斥。可见与刘巴的不和，主要责任在杨仪。
但刘巴死得很早，杨仪和刘巴的矛盾没发展到十分激烈的程度便结束了。
继刘巴之后，杨仪又与魏延发生了矛盾。公正地说，杨、魏矛盾，双方都有责任。魏延高傲自大，看不起别人，很多人都对他避让三分，但杨仪却偏偏与他针锋相对，寸步不让。魏延是个武人，脾气暴烈，二人常常碰撞，吵架，像水与火一样不相容。魏、杨二人都长期在一起共事，而且都在诸葛亮身边担任要职。时间越长，积怨越深。有时两人吵起来，魏拔刀对着杨仪比比划划，杨仪又气又怕又委屈，竞哭得像个泪人一样。
杨仪与魏延宿怨积得这样深，他在退兵风波中反对魏延的动机与费祎、姜维是不同的。他千方百计想把魏延置于死地，目的就是借公事之名，行泄私愤之实。他在退兵中口口声声宣扬魏延欲北降曹魏，在魏延众散逃往汉中时派马岱将其追杀，把魏延的人头踩在脚下恶狠狠地咒骂，并诛夷魏延三族。这一切过分的行为，哪像在维护军令的尊严，分明是在公报私仇。
杨仪说魏延欲北降曹魏，实在是血口喷人。二人比较起来，有投降曹魏动机的倒是杨仪。史载杨仪“既领军还，又诛讨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不料，诸葛亮早就选中了蒋琬。这下可把杨仪气坏了。想当初，杨仪任尚书时，蒋琬还不过是个小小的尚书郎，无论是资格还是才干，杨仪都认为自己要比蒋琬强许多，“于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他甚至对费祎说：“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这番话，使杨仪的叛逆嘴脸暴露无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南谷口火拼”是一个公事私怨互相混杂纠缠的事件，魏、杨二人的私人恩怨使南谷口事件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应该说，南谷口火拼的发生，主要应由魏延、杨仪二人负责。只要是二人私怨不除，只要是二人在蜀汉军中担任重职，南谷口火拼是迟早要发生的。
于是，便引发了第二个问题：诸葛亮该不该用魏延、杨仪二人？
夷陵失败后，蜀汉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刘备新亡，新主平庸，南中叛乱，外有联盟破裂之不利，内临兵折将亡之危局。从这种形势去认识问题，我们不该对诸葛亮任用魏延、杨仪二人持否定态度。
魏延、杨仪二人也有其各自的长处。
魏延是荆州义阳（治今湖北枣阳东南）人，最初加入刘备集团时，不过是个部曲士卒。在随刘备入蜀的过程中，魏延表现出了英勇善战的作风，“数有战功”，被提升为牙门将军。
刘备占领益州后，又和曹操争夺汉中。争夺汉中之后，又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此时，人们都以为此任一定会交给张飞，得知交给魏延时，“一军尽惊”。可见，在刘备眼中，魏延已成为与张飞等一样的重要将领了。
自从魏延于建安二十四年（219）被任为汉中太守后，几十年中一直坚守在汉中抗曹前线。在此期间，刘备东征，诸葛亮南征，而北部边境始终相安无事，这实在是与魏延坐镇汉中有很大关系。魏延在汉中，常以“实兵结围”的战术，在益州北部结成一道坚固的防线，挡住了曹兵南下，配合了刘备的东征与诸葛亮的南征，显示了突出的军事才干。
正因为如此，诸葛亮于建兴五年（227）进驻汉中后，以魏延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
杨仪也是一个相当能干的人。他是荆州襄阳（治今湖北襄樊）人，原为曹魏荆州吏，后投降关羽，任郡功曹。杨仪的才干最初表现在谈论军国计策及政治得失上，刘备听他一番议论，立即把他提拔为左将军兵曹掾。后来，刘备汉中称王，杨仪又被提拔为尚书。刘备死后，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杨仪任诸葛亮参军，随诸葛亮一起南下，为南征胜利立下不少功劳。史载杨仪在诸葛亮军中，“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用今天的话说，杨仪岂止是个人才，简直是个天才，他在进行人马的规划部署、筹集计算军粮时，都不需要时间进行考虑，一会儿就能处理好。难怪诸葛亮把军戎节度之事交给杨仪办理。
诸葛亮对魏延、杨仪各自的长处和毛病了解得很清楚，他“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这个记载，恰恰说明了诸葛亮用人是“用其所长”，而不是求全责备。杨仪的才干，魏延的骁勇，正是他们各自的长处，这一“惜”一“凭”表明诸葛亮对他们才干的重视。
所谓“不忍偏废”，有两层含义：一个是诸葛亮对两个人都很看重，决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诸葛亮偏袒一方，压制一方。另一个是不忍因他们各自的缺点和毛病而对他们弃之不用，这正说明他对待人才允许其有缺点有毛病，而不是求全责备。
诸葛亮用人有没有原则？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在《纳言任贤》一节中，我们曾详细地论述过诸葛亮用人“德才兼备”的原则。其中“德”的最主要的标准，是拥护蜀汉政权，以己之才为蜀汉政权服务。在这个原则下，诸葛亮对一些人的缺点持宽容态度，如法正心胸不宽，刘巴高傲不群，何祗不持节俭，李严腹有鳞甲等，但诸葛亮都没有因他们的缺点不予重用。对待魏延、杨仪二人，诸葛亮也是坚持原则的。
诸葛亮在世时，魏延、杨仪二人的表现说明他们是拥护蜀汉政权的，他们为蜀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是尽心尽力尽才的。至于魏延、杨仪二人因各自的毛病而产生的矛盾，在诸葛亮在世时始终停留在个人意气的范围内，没有对蜀汉政权产生威胁，有一件事能说明这个问题。
有一次，费祎出使孙吴，在宴会上，孙权对费祎说：“杨仪、魏延，都是牧竖小人，他们都因鸡鸣狗盗之才被蜀汉所用。眼看他们的职权越来越重，如果诸葛丞相一旦过世，他们两个必酿大乱。你们对此不知忧虑，不加防范，是不是要让你们的后代去解决呢？”费祎当即回答说：“魏延、杨仪之间不和，是由于他们的私忿所致。他们二人绝无西汉时黥布、韩信那样的反叛之心。如今，我们正从事扫除强贼、统一中原的伟大事业，功以人才而成，业由人才而广，如果因为魏、杨二人的缺点毛病而废其才，这和为了防备遇到风浪而停止使用舟船的做法有什么两样呢？”
费祎这番话，显然代表了诸葛亮对魏延、杨仪闹矛盾的看法。
当然诸葛亮没把魏、杨二人的矛盾估计得十分严重，并不意味着对此听之任之，视而不见。诸葛亮对自己阵营内部的不团结现象，一向是十分重视，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的。张裔和杨洪闹不团结，诸葛亮在中间做了不少工作，以使二人重归于好，这件事在《纳言任贤》一节中已经叙述。就是对魏、杨矛盾，诸葛亮也是做了许多工作的。他曾为二人写《甘戚论》，以劝说二人放弃私怨。可惜此论没有流传下来，否则，我们有可能详细地知道诸葛亮为解决魏、杨矛盾所费的苦心。
总之，诸葛亮任用魏延、杨仪是正确的。他对魏、杨二人的任用，既坚持了德才兼备的原则，又体现了用其所长的特点，同时又对他们的毛病给予耐心的帮助。指责诸葛亮用人不讲原则，求全责备，对下属矛盾听之任之都是缺乏根据的。
第三，如何认识诸葛亮临终前的退军安排？
关于诸葛亮临终前的退军安排，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
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
据此，有论者认为，诸葛亮考虑到魏延骄矜难制，害怕将来他威胁蜀汉安全，因此背着魏延召开秘密会议，把全军指挥权交给杨仪，借杨仪之手除掉魏延。
这种看法恐怕是很难成立的。
诸葛亮与魏延在北伐战略方针上确有分歧，但在诸葛亮在世时，这种分歧主要存在于认识上，在整个军事行动上，魏延始终按诸葛亮的部署行事。因此，在整个北伐过程中，诸葛亮对魏延始终是信任的。就是在最后一次北伐时，还任魏延为大将军、先锋，督前部。在退军之际，还考虑要魏延断后，这充分表现了诸葛亮对魏延的信任。
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想问题。如果诸葛亮想除掉魏延，也不必用这种互相火拼的方式。因为那是在退军这个特殊时刻，曹魏大军很可能乘机掩杀。在这种危急时刻，还要制造自己内部的仇杀，岂不是自寻死路？诸葛亮要杀魏延，用几个武士之力完全可以做到，当时魏延为前锋，离诸葛亮大营仅十里，诸葛亮完全可以请他前来参加会议，然后埋伏几个武士将其擒拿。这种做法岂不更加保险？
诸葛亮的撤军安排决不是对魏延藏有杀机。
那么，为什么诸葛亮不让魏延参加撤军会议呢？
我们认为，诸葛亮不让魏延参加撤军会议，恰恰是为了避免在内部发生激烈冲突。他知道魏延的性格，也清楚魏延对北伐曹魏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此时诸葛亮已经危在旦夕，他只有挣扎着安排撤军的最后一点精力了。如果把魏延叫来，一旦他与杨仪发生争执和冲突，诸葛亮不可能再有多余的精力为之调解，到那时将会严重影响撤军计划的顺利实施。
诸葛亮对魏延的撤军态度是做了两手准备的。好的可能是魏延服从撤军命令，为蜀军后撤断后。坏的准备是魏延反对撤军，到那时就改由姜维断后，大军径自撤回。
魏延独木难撑，最后也只能撤回。值得注意的是“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句话，是嘱咐杨仪的。诸葛亮的本意是让杨仪在魏延不从撤军之命时也不要与他发生冲突，要以将军队平安撤回汉中为最高原则。
如果杨仪是出以公心，为蜀汉的利益着想，他就会理解诸葛亮的这番苦心。魏延抢先撤回，断道阻击，的确过分，但他毕竟是南还而未北降，说他叛逆显然是诬陷之词。王平怒斥魏延，军士们纷纷离魏延而去，魏延成了孤家寡人。在这种情况下，杨仪如果有战国时期赵国蔺相如的胸襟和气度，以自己一心为国的思想境界使魏延反思，很可能会重演将相和那感人的一幕。
然而，杨仪辜负了诸葛亮的苦心。
魏延关键时刻不以国事为重，为杨仪公报私仇提供了条件。杨仪心术不正，因失意暴露了叛逆嘴脸。还是陈寿评论得好：魏延、杨仪，“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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