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枪多弹足，炮弹像雨点般倾泻在山头，松树几乎全部被击倒在地，击落的松针达数寸厚。可是，朱德稳如泰山，始终固守阵地。

    金汉鼎不怕戴着“共先生”红帽子朱德的麻烦，也不畏朱培德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的权势，令部队列队欢迎，吹奏军号致礼，以隆重的仪式迎接昔日的同窗同事，今日落难失势的老友。

    土匪见朱德胡子拉碴、军衣破烂，信以为真，厉声问道：“你们的朱司令在哪里？”朱德从容地顺手一指：“住在那边。”土匪急于抓“朱司令”，不想和这个“伙夫头”纠缠，匆匆过去了。朱德则乘机从后窗跳出脱身。

    1909年1月，年仅22岁的朱德从家乡四川仪陇步行到省会成都，再经成都转嘉定（乐山）、叙府（宜宾），云南省昭通、会泽，艰苦跋涉70多天，于4月间抵达云南省会昆明，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考试成绩各科均很优秀，但却被拒之门外。因为他以四川原籍报名，是外省人氏，又没有当地老住户或殷实大户介绍，当然不能如愿。

    半年之后，朱德改籍贯为云南省临安府蒙自县，再度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得以顺利录取，入丙班步兵科。在这座中国近代著名的军事学府，朱德和日后叱咤风云、声名赫赫的滇籍将领朱培德、范石生、金汉鼎、王钧、杨池生、董鸿勋等，同窗受业，朝夕相处，切磋琢磨，结下了同窗情谊。其中，与朱德交情甚深、友谊甚笃者莫过于金汉鼎、范石生两位。

    川南民谣：金朱两人惹不得

    讨袁护国战争时期，在四川泸州叙府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黄拒盖，廖毛瑟，金朱两人惹不得。意思是说：黄家忠的支队用的是老式拒盖枪，廖月江的支队用的是毛瑟枪，他们都不经打；唯有金汉鼎和朱德的支队能征惯战，所向无敌，谁也惹不得。

    金汉鼎，云南江川人，字铸九，1891年生，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与朱德同班。同年冬，加入同盟会。1916年，蔡锷为声讨袁世凯复辟称帝，指挥护国军在泸州纳溪地区和北洋军激战。其时，金汉鼎为第一军第一梯团第一支队营长。

    在叙府之战中，金汉鼎指挥部队冲锋时，不幸左臂中弹，血流如注，但他取下绑腿简单包扎，继续指挥作战，士气大振，失去的几处阵地全被夺回。

    纳溪泸州之战，金汉鼎不待伤势痊愈即出院，指挥两个营猛打猛冲，捣毁敌张敬尧部一旅司令部，缴枪60支，子弹1.9万发，战马3匹，俘敌80余人。

    战后，金汉鼎受到护国军总司令蔡锷嘉将，称他是员勇将，亲自任命他为第一支队支队长。

    朱德，此役前已是支队长。纳泸之战，更是战绩不凡、独领风骚。

    棉花坡阵地上，护国军与北洋军拼命反复争夺。朱德率三支队的三个连，顶住了北洋军整整一个旅的轮番进攻。敌人枪多弹足，炮弹像雨点般倾泻在山头，松树几乎全部被击倒在地，击落的松针达数寸厚。可是，朱德稳如泰山，始终固守阵地。

    朱德让士兵们在战壕前摆上一排排石头，每块石头上都扣上护国军的大檐帽。北洋军果然上当，对着战壕猛烈炮轰、扫射，白白耗费了大量弹药。朱德部以逸待劳，然后猛烈反击。结果，把北洋军张敬尧的第七旅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

    朱德不仅守住了阵地，还采取了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猛攻急追、速战速决的战术，从此，他愈加威名远扬。

    朱德钦佩金汉鼎的勇冠三军；金汉鼎仰慕朱德的多谋善断。作为同窗好友，金汉鼎更折服朱德的政治头脑和政治远见。

    1917年8月，为响应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运动，滇军改称靖国军。朱德所部改编为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任旅长。金汉鼎部改为靖国军第二军第十四旅，任旅长。此后，川、滇、黔各军首领之间以及川军内部各首领间，为争权夺利连续发生混战。

    朱德非常反对并厌恶军阀混战。

    1918年初春，在自流井召开的第二军军官会上，朱德提出“撤回部队，还政于民，川滇和解”的主张。这一主张立即得到包括金汉鼎在内第二军大多数军官的支持。朱德即领衔和金汉鼎等联名致电联军总司令唐继尧。后来，他又和金汉鼎及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四川督军熊克武等多次联名致电唐继尧，要求停止战争。但唐继尧一意孤行，置之不理。

    此期间，朱德共写有18首诗词，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感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气节。

    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汹汹天下尽为烽，八载衅开百二重。

    沧海桑田变焦土，名山秀野战云封。

    中央老朽能谁主，各省英雄岂自供。

    举国人人作政客，何人注意在商农。

    另一首，表示了绝不向邪恶势力屈服的决心：

    博得勋名万古重，轰轰烈烈不逶迤。

    雄飞志在五洲外，烈战功存四海陂。

    信有霜寒堪寄傲，肯因苦雨便离枝。

    岁寒劲节竹松柏，正直撑天永不移。

    这种“正直撑天永不移”的情怀，却为唐继尧不容。当唐继尧入滇倒顾品珍时，尚未占领昆明，朱德（时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和金汉鼎（时任云南省代省长）便被迫逃离昆明，越滇北高原，渡滔滔金沙江，流亡四川。

    朱德和金汉鼎真可谓生死相依、患难与共。

    正是这种患难之交，朱金之间的友谊牢不可破，亲密无间，超出常人之交。在后来形势异常严酷、环境非常凶险的情况下，金汉鼎仍能无所顾忌地款待、帮助老朋友朱德，朱德也一如既往地从政治上指点、挽救老朋友金汉鼎，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传颂一时的佳话。

    南昌起义前夕，朱德被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礼送”出境，离南昌赴武汉，途经九江。

    金汉鼎不怕戴着“共先生”红帽子朱德的麻烦，也不畏朱培德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的权势，令部队列队欢迎，吹奏军号致礼，以隆重的仪式迎接昔日的同窗同事，今日落难失势的老友。第二天，一番盛情款待后，金汉鼎亲自派车送朱德到庐山莲花洞、牯岭等处游玩观光散心。

    半年前，朱德自海外归来，奉周恩来之命，入川争取军阀杨森参加北伐不成，辗转抵达南昌。正是由于金汉鼎等竭力保荐，朱德才被朱培德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和第九军副军长。

    对这位不以势取人的知心朋友，朱德表示由衷感谢，同时也对他政治上的短视和浅见深深地惋惜和遗憾。朱德和金汉鼎谈了一整夜。

    朱德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高瞻远瞩地展望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一针见血地向老友指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大小小反动军阀的丑恶面目已经暴露，他们不顾人民死活，挂羊头，卖狗肉，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各打各的算盘，都想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依靠他们救国，只是空想罢了！”

    身为九江警备司令兼第九军军长的金汉鼎，兵权在握，对此不以为然。

    针对老友的执迷不悟，朱德继续开导说：“现在，他们表面上对你还过得去，日后一旦不如他们的愿你就会被一脚踢开呀！”

    金汉鼎沉默不语。

    朱德耐心而诚恳地说：“革命，现在是遭到了暂时的挫折，但革命却是大有希望的，必然要成功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全国解放后，金汉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参事、北京市政协常委等职。他念念不忘朱德在最困难时期对他的教诲，对自己的政治短视追悔莫及。1963年，他还对云南同乡、跟随朱德上井冈山的赵镕中将说：“在革命前途十分渺茫、当时环境极端险恶的情况下，朱德总司令就看到了人民的力量，看到中国革命必胜的前景，这就是革命领导人所独具的胆识和远见，他真不愧是当代的一个伟人。”

    朱德说：“找范石生去！”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利后，朱德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将几近溃散的南昌起义余部千余人经“赣南三整”带往崇义境内上堡、文英、古亭一带。这时，隆冬季节将要来临，官兵们穿的还是“八一”起义时那身单衣短裤，粮食、薪饷更是没有着落，尤其严重的是枪支弹药和被服等给养问题无法得到补充。刚刚稳定的军心，又开始动摇起来，又有许多官兵吵着要开小差、离队了。

    朱德坐卧不安、寝食不安，原本非常疲惫的身体更加憔悴了。陈毅、王尔琢、蔡协民等人也苦思冥想，多次商议，但都找不到解决办法。历经劫难的队伍，又一次笼罩着垮掉溃散的阴影。

    在一次会上，当讨论到这些令人挠头的问题时，朱德充满信心地说：“找到办法啦。我们可以找朋友来帮助解决。”

    陈毅、王尔琢、蔡协民惊奇地问：“哪位朋友可以为我们解决这样大的困难？”

    朱德胸有成竹地对陈毅、王尔琢、蔡协民说：“找范石生去！”

    范石生，云南河西小街乡人。1887年生，字筱泉。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靖国战争和北伐战争。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时，经朱德介绍加入同盟会。范石生和朱德在同一小组，经常秘密传阅、摘抄《民报》和其他进步书刊并商谈军事起义问题。

    唐继尧回滇倒顾品珍后，朱德出国寻找革命道路，范石生便随顾品珍手下的滇军将领杨希闵、蒋光亮等，率部流亡广东，投奔孙中山大元帅。孙中山将滇军改为建国军滇军，任命杨希闵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范石生为第二军军长，蒋光亮为第三军军长。

    因范石生的父亲被唐继尧所杀，为报杀父之仇，范石生擅自率部回滇倒唐。行至广西，蒋介石调东征军回师广州，消灭了杨希闵和蒋光亮的部队。范石生见势不妙，便归顺了蒋介石，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作为国民革命军总预备队进驻湘粤交界的广东韶关、湖南资兴、汝城一带。范石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加之过去范石生在东征途中主持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与蒋介石发生过摩擦，所以，蒋介石对范石生早已心怀恶意，常常给他小鞋穿。再则，南面的桂系军阀和北面的湘系军阀都在挤他，企图夺走他仅有的一小块地盘。范石生寄人篱下，无可奈何，左右为难，孤立无援，但他又急于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或找到可靠的盟友，借以捞取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资本。

    中共对范石生的处境明察秋毫。南昌起义前，中共就在范部建立了组织，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周恩来又给朱德写了组织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部发生联系时用。闻知朱德率部进至上堡，范石生也主动派其部共产党人韦伯萃来找朱德联系，希望合作。

    11月2日，朱德给范石生写了一封长信。时过半月，朱德接到了范石生的回函。大意是：“春城一别，匆匆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立国兴邦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诚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提各点，愚意可行，弟当勉为助，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程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希即枉驾汝城到曰唯处一唔。专此恭候。”

    信中所说曰唯乃曾曰唯，范石生部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师长，是朱德当年在云南讲武堂任队长兼教官时的学生。

    接到范石生来信后，朱德立即召开了党的会议，决定亲赴湘南汝城谈判。陈毅、王尔琢等担心朱德的安全，纷纷劝阻。朱德为了保存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为了部队的生存和发展，置生死于度外，毅然决定前往汝城四十七师师部。

    在去汝城的路上，朱德受到土匪何其朗部的袭击，险遭不测。

    夜半时分，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一天的朱德和随员们都进入了沉沉的梦乡。突然，枪声大作，土匪包围了他们休息的祠堂。

    朱德明白，土匪马上就要冲进来了，躲藏已来不及了。他灵机一动，转身向厨房走去，随手抓起一条围裙围在身上。刚系好，便听到土匪“咚咚咚”的砸门声。

    朱德泰然自若地打开门，一个土匪头目问：“你是什么人？”

    朱德机智地回答：“我是伙夫头。”

    土匪见朱德胡子拉碴、军衣破烂，信以为真，厉声问道：“你们的朱司令在哪里？”

    朱德从容地顺手一指：“住在那边。”

    土匪急于抓“朱司令”，不想和这个“伙夫头”纠缠，匆匆过去了。朱德则乘机从后窗跳出脱身。

    在汝城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司令部，朱德和师长曾曰唯经过两天反复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朱德部是共产党的部队，一切行动听从共产党的调动；补充物资完全由朱德支配；部队内部如何组织，训练工作如何行动，完全由朱德决定，别人不得干涉。在此前提下，朱德所部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〇团。朱德化名王楷任第十六军总参议、第四十七师副师长兼第一四〇团团长。

    谈判结束后，范石生也从韶关亲赴汝城与朱德会面。故友重逢，万分激动。范石生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朱德笑逐颜开、喜不自禁。从讲武堂的操练谈到挑灯夜战抄阅《民报》，从老上司蔡锷将军谈到讲武堂督理李根源先生，从护国讨袁并肩作战谈到被迫出走天各一方的情形。相见时难，言不尽意。

    朱德所部迅速解了燃眉之急。范石生发给了两个月的薪饷，军官每人另发了20元，士兵每人另发5元零用钱；每支步枪配200发子弹，机枪配1000发；每人发冬装一套及毯子、背包带、绑腿、干粮袋及洋镐、十字锹、行军锅、水桶等；损坏的枪支，由十六军军部军械所尽先修理。喜讯传回，陈毅、王尔琢、蔡协民及广大士兵欢天喜地，群情振奋。

    朱德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巧妙结合起来，利用敌人的矛盾，建立了反蒋统一战线，使衣食无着、濒临溃散的革命队伍，克服了难以解决的困难，又一次获得了生存、壮大、发展的条件。

    11月间，朱德还把秋收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张子清、伍中豪部和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何举成部改编为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一团和军部特务营，与湘南各县委举行联席会议，准备发动湘南暴动，与广东北江特委取得联系，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独立第四团，准备率部南下支援广州起义。

    正值此时，范石生部教导团团长丁熙向蒋介石告了密。蒋介石电令广东省政府领导人转告范石生，应立即将朱德部就地解决，并逮捕朱德。范石生很讲义气，不忘旧谊，立即派人持密信通知朱德撤离。密信的大意是：一、孰能一之，不能嗜杀人者能一之；二、为了避免部队受损失，你们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三、最后胜利是属于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随之还送来几万银元和十箱子弹，以示诚意。

    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朱德不顾大雨滂沱，以打野外为名，率部撤出犁铺头北上脱离险境，经仁化，转乐昌，智取宜章，领导湘南暴动，带队伍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实现了伟大的会师。

    朱德也永远没有忘记范石生这位真挚的友人。他在后来回忆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艰苦征程的几次重要谈话时，多次谈到范石生，对范石生充满了感激之情。1944年，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战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时说，由于我与范石生个人同学关系，“我们的兵员、枪弹、被服、医药等都得到补充，部队也得到很好的休整。这些，对我们以后的斗争，都起了很大作用。”1957年11月，朱德和政治学院副院长莫文骅中将谈话，也谈到范石生给了好些“枪炮子弹和物资”。1962年6月，朱德和陈奇涵、杨至诚两上将谈话也称“当时同范石生合作，对我们说来是有好处的”。

    然而，范石生这位大好人的命运却令人扼腕叹息：先是被蒋介石降为师长，后又改为纵队司令。1934年，被迫辞去军职，挂了个军事参议院参议的虚衔。1936年间，蒋介石又指使广东省主席余汉谋缴了范石生从云南带出来的部队第五十一师的枪械。抗战爆发后，范石生携家眷返回云南昆明，以行医谋生。1939年3月17日，不幸被人刺杀。政治谋杀？图财害命？宿怨？新仇？我们尚无从查考。

    （汤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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