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衣着朴素，举止端庄，态度严肃，从不开玩笑。他为人正直、富有革命理想，办起事来很认真，学习也很刻苦。

    在审问时，领事馆的人问少奇是干什么的。少奇沉着地回答说：是做裁缝的。

    记得有一次谈到恋爱、婚姻问题的时候，少奇说：“外国人‘暴露’，中国人‘隐蔽’，实际上，中国人的感情并不是没有外国人深。”

    1920年夏天，我和任弼时、任岳、周昭秋、胡士廉、陈启沃6人经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到上海学俄文，准备赴俄勤工俭学。到上海后，我们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学习。在这里，我们认识了刘少奇，他比我们先到上海，也和我们一起学俄文。我和弼时到俄文班不久，就加入了工读辅助团。少奇是我们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衣着朴素，举止端庄，态度严肃，从不开玩笑。他为人正直、富有革命理想，办起事来很认真，学习也很刻苦。从此，我们相处在一起，从上海到苏联，又先后回国，到达安源，共同经历了两年多的风风雨雨。

    我们在上海学了8个月的俄文和一些马列书籍。1921年年初，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介绍，通过杨明斋介绍到俄国去。我和少奇、弼时等10多个青年当时都很兴奋。我们收拾了一下简单的行装，一起从上海乘船经日本长崎去海参崴。到了海参崴，少奇等几个负责人与海参崴大学教授伊凡诺夫接上了头，并安排了去伯力的行程。我们在一个小旅店里住了几天。天很冷，少奇和我们都挤着睡在一起。中国军阀政府驻海参崴的总领事馆对我们很注意。他们知道我们的姓名，从哪儿来的，误以为我们是孙中山派到俄国去的代表，抓了我们几个人去审问。被抓的有少奇、吴芳等同志。这几个人都是我们的负责人，年纪也都比较大一些。在审问时，领事馆的人问少奇是干什么的。少奇沉着地回答说：是做裁缝的。因为当时南方人跑到北方来大多是做苦工或者是做裁缝、理发等手工艺活的。少奇是湖南人，讲湖南话，他们也听不大懂。不管怎么问，少奇始终讲是学手艺的。审问没有结果，威胁一顿，就把少奇等同志放了。回来以后，少奇讲了审问的情景，讲时神态自若。他那勇敢机智、临危不惧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海参崴到伯力是分散成若干个小组走的，我和弼时一路。由伯力到黑河，分为两路，一路乘船，一路乘火车。我和少奇乘船，弼时、罗觉等坐火车。一路上，少奇和平时一样很少讲话，遇事非常冷静沉着。我感到，在他的身上蕴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

    1921年，我们一行到莫斯科，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有一次过年，学校组织晚会，在校学习的苏俄东方民族和外国学生都要演出一个节目。少奇和我们几个人一起自编自演了一出反映中国的军阀、资本家如何镇压工人罢工的戏。少奇扮演工人，我和其他几个同学扮演军阀、资本家和群众。大家一边排练，一边热烈讨论。当时对如何表现中国工人，大家各抒己见，少奇和大家一起讨论、争辩。他的演技虽然不怎么高明，可是态度十分认真，对每个动作都反复排练，尽力把人物形象刻画好。在日常相处的时候，少奇虽然看上去比较严肃，但有时讲起话来也很风趣。记得有一次谈到恋爱、婚姻问题的时候，少奇说：“外国人‘暴露’，中国人‘隐蔽’，实际上，中国人的感情并不是没有外国人深。”

    随着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些同志回国参加工作，所以共产国际就陆续从东方大学调一些同志回国。少奇是最早调离东方大学回国的。少奇回国后搞工人运动，不久就到江西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工作。我在1924年夏天回国后也到了安源，又和少奇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在安源工人俱乐部宣传游艺股工作，少奇是俱乐部主任。他工作很忙，经常下矿井到工人中去搞调查研究，代表工人与资本家进行谈判；有时找安源矿务局商讨如何改进工人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等同题，维护工人的利益，深得工人的信任和爱戴，威信越来越高。

    （肖劲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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